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死刑的社會意義台灣漸進廢死政策下的法律與實踐

Social Significance of Death Penalty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of Taper off

Death Penalty in Taiwan

指導教授陳介玄博士

研究生許易銓

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摘要

死刑研究長期都與社會改革的進程有關台灣在人權觀念的影響下自 2001

年到 2012 年間進行了逐漸廢除死刑的改革刑事政策的制度環境已有所改變

但 2012 年的調查發現仍有 8 成左右的民眾反對廢除死刑興起本文探討在這一

段過程中與之後死刑在台灣的意義

由於改革的結果意味著自由刑和教育刑的擴展並且沒有犯奪取人命的罪一

定不會被判死刑故其意味著對製造死亡之犯罪者的懲罰因而本文從生命政治

的概念以及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研究

關鍵詞死刑人權生命政治死亡史

目次

第一章 漸進廢死的問題化 1

一現象與提問 1

二研究識框生命政治與死亡史 9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15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17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30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39

第五章 結論 46

參考書目 49

索引

圖一 高地院判處死刑人數 資料來源司法院 6

圖二 我國執行死刑之人數 整理自報紙及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

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 6

圖三 台灣地區暴力犯罪發生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8

1

第一章 漸進廢死的問題化

一現象與提問

「死刑研究」是一個長期將死刑作為一個關乎人權問題的刑罰而進行探討的

研究主題這與西方文明進程中現代國家和法律系統的出現有關11764 年義

大利人 Cesare Beccaria 在《犯罪與刑罰》一書中以社會契約的理論論證死刑剝奪

人的生命與自然法和公意志不合缺乏正當性因而必須廢除2這是死刑作

為一個關乎人權問題（同時也是法治問題3）的刑罰的開始自此死刑便與人

權現代主權國家等概念連在一起成為一個有違現代國家或文明進程的刑罰

因此死刑的研究者們常是懷著刑罰改革（或廢除死刑）的關懷從違反人權的基

本命題展開出違憲4不符比例原則誤判和冤獄等各種議題同時也在刑罰改

1 死刑被認為是長久以來即存在的刑罰其歷史遠於近代國家和法律體系出現之時在那在之前

即有不少思想家對死刑進行過討論但在那之前死刑並不作為一個人權問題而被討論例如在

Plato（2001）在《法律篇》中對死刑的討論是將死刑視作對無可救藥之人的懲罰因為那些人

無法從其他懲罰中獲得教義將其處以死刑能成為其他作惡之人的借鏡其所討論的即是死刑的

原則和對象這與他對法律與懲罰之間所強調的正當尺度的論證有關從這個角度來看死刑某

種意義上是一個特別的刑罰難以適用其他刑罰的原則但無論如何對 Plato 而言死刑不關

乎人權只有到了 1718 世紀死刑才開始與人權有關並且成為一個人權的問題而一直影響

到現在對死刑的研究 2 社會契約論意味著新的主權型態的出現它不再像是神權國家一樣君權來自於神授其主權

權力來自於人們彼此簽訂的契約在這樣的理論論證中人們彼此同意讓渡出自己原有的權利交

付給一個主權者由主權者行使權力保障人們的生活因而主權的權力是建立在契約或說是人

民國民公民的合意之上的這也成了主權權力的界限但不是所有的契約論者皆會推出死刑

應該廢止的結論例如主張現代國家形成於人們對死亡的恐懼的 Hobbes（2002）便從維持公共

和平與效益的角度論證死刑存在的必要性因為即便國家源於大家對死亡的恐懼但維持國家狀

態使之不回到人人相互為戰無秩序的自然狀態是更為重要的Rousseau（2003）與 Hobbes 不

同他強調刑罰對犯罪者改造的可能性並以此反駁從殺一儆百的角度證明死刑的論證但他卻

用優美的語言強調簽訂契約的人都不願意自己被他人殺死因而在簽訂契約時大家都同意如果

自己殺人就願意接受死刑Beccaria（1993）則認為不能假定社會契約已包含個人欣然允許自己

被處以死刑他認為生命權不在讓渡給主權者的權利之中因而死刑沒有存在的正當性 3 Beccaria 論證了主權缺乏行使死刑的權力基礎因而必須從法律上廢止死刑這樣的論證可以

放入法治國（Rechtsstaat）的思想傳統中所謂的法治國簡而言之即是由法律規範社會秩序

或者放入政治思想史的傳統中即是由法律限制國家權力尤其是對國家對個人的侵犯在現代

國家理論與現代法體系中整個法秩序的規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因此死刑若是一個人

權問題同時也會是法治問題 4 研究者們論證憲法價值體系的核心目標在於實踐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雖遇特殊情況得以限制

之但基本權利僅能被限制而不能被剝奪因而死刑應該廢止

2

革的關懷下也有從刑罰理論開展出的議題例如論證或進行死刑對犯罪沒有

嚇阻效果的研究5以及主張死刑違反教育刑的刑罰理念等簡而言之即以政

治行動先於一切

台灣近 20 年來的死刑研究同樣也與當代的社會現實與長期的社會改革運動

相關解嚴之初台灣關於死刑的研究除了繼承了西方的人權視角之外最主要

的主題與目標是呼籲廢除 40 年代以後所制定的許多特別法例如「妨害軍機治

罪條例」「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懲治盜匪條例」「肅清煙毒條例」與「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這些特別法在其立法理由上皆載有「為維護社會秩序

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特制定本條例」且含有大量唯一死刑（即其法律效果

為死刑）的規定黃東熊於 1993 年所撰寫的短文〈處死刑衡之再三〉是典型

的代表他在該文中明確表示

從人道主義6之觀點言之無論如何廢止死刑應係吾人努力之目標

如基於某種考慮而不能全面廢止死刑亦應儘量縮小可科加死刑之罪

種始為妥當helliphellip關於不帶有殺人行為之政治犯（含內亂罪7）如不

從極強之國家主義觀點言之殊難肯定對此種犯罪保存死刑（黃東熊

199315）

簡言之台灣 90 年代的死刑研究主要是在解嚴的社會情境下以法治國

和人權的觀念與論述對抗國家主義的法律與懲罰所謂的法治國簡而言之即是

由法律規範社會秩序或者以政治思想史的傳統的理解方式即是由法律限制國家

權力尤其是對國家對個人的侵犯在現代國家理論與現代法體系中整個法秩

5 Beccaria（1993）在公開反對死刑時主張從人們心裡感受的角度論證死刑對犯罪的嚇阻效果

不如長期的自由刑我們可以視其為這個議題的開創者除此之外他還論證由國家施行死刑

是國家公開地殺人不但無法對犯罪有嚇阻效果反倒會引起反效果徒增社會暴戾之氣 6 就我所閱讀的死刑文獻中絕大多數論者所提及的「人道」或「人道主義」皆與人權有關或

者可以直接說所謂的「人道」是在人權的意義下被提出的 7 此與 1991 年發生的「廢除刑法第 100 條」運動有關

3

序的規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因此死刑若是一個人權問題同時也會是

法治問題

1999 年律師蔡兆誠發現「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可以視為台灣死刑政

策與死刑研究的關鍵轉折點本文認為這一事件放入台灣的法律與死刑史來看

其意義類似於 Foucault 所舉的達米安的例子Foucault（1995b）在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下文簡稱為 Discipline）一書中舉達米安的例子表

示在此之後歐洲的刑罰體系不再是著重展現死亡景觀和製造痛苦的屬於君王的

死亡權力而是著重於控制最低度生命與勞動這對應著新的權力型態和社會型

態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作為展現君王死亡權力的死刑對於 Foucault 是前現代

社會的制度8

1999 年「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的發現除了在某種意義下證實了西方「死

刑不能降低犯罪率」的實證研究之外也讓許多人思考在正常憲政秩序下的法律

與刑罰系統的問題懲治盜匪條例的爭議除了近年來因律師界發現「可能早已

失效」的疑義外條文中充斥「唯一死刑」之罪且相關罪名的法律構成要件不

合時宜又不明確向來被視為嚴刑峻罰的典型9這個發現引發了法界的爭議

最後在司法機關及朝野立委一致支持下廢止「懲治盜匪條例」的提案無異議通

過並同步完成刑法相關條文2002 年正式廢除10

換言之「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反映了幾個問題(1)治安刑法或國家主

義下以死刑作為控制社會與維持治安之手段是否還有效用和必要(2)與前列的

一點有關唯一死刑是否需要廢止(3)是否需要重新思考死刑存在的必要性或

其功能還是該廢除死刑以上三個問題皆與台灣社會發展和解嚴的進程有關

8 台灣的死刑研究者多是法學家和犯罪學家他們多以人權法理或法律技術以及犯罪理論的角

度對死刑進行研究少有論及死刑與社會型態之關係法學家李茂生是其中的少數（可以說是唯

一一個）會在關於死刑的論文中論及這一點的研究者他受了 Foucault 的影響將死刑視作君主

或個人化的權力明確地指出死刑與非近代化社會間存有某種程度的親密關係（李茂生 1993

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9 林河名2002-1-10〈罪有「應」「得」〉《聯合報》15 版

10 張學海2002-1-10〈懲治盜匪條例廢止之省思〉《中央日報》11 版

4

因為正是因為現代治安機制的發展使得犯罪率與死刑沒有直接關係大量死刑的

存在其實是因為政治理由但在解嚴回歸正常憲政秩序之後在現代法保障人

權的基本架構下如何安置死刑於現代社會（講求對人口的安排與對行動之控制

的生命政治）現代法律（保障人權）和現代刑罰系統（以教育刑為主要刑罰結

構講求對犯罪者的改造以使之正常化）之中就成了不得不面對的困難此時已

出現社會進程與法律的落差恰巧隔年 2000 年時恰逢政黨輪替由長期反對死

刑的民進黨執政在區別於國民黨威權統治和打造新台灣的政治意識下開始了關

於死刑的法律改革

陳水扁於 2000 年就職時宣示願意將《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公

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等國際人權體系之重要文件（合稱「國際

人權公約」11）國內法化意味著國家開始採取人權論述在國家主義基礎上而

制定的法律與刑罰開始被修正或廢止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

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但因當時有約 8 成的民眾反對廢除死刑故改採逐漸廢

止死刑的策略從修法逐漸廢止〈懲治盜匪條例〉開始並且持續逐步縮小死刑

範圍自 2001 年 5 月 1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我國規定可處死刑的法條

已從 153 條（包含 65 種絕對死刑[唯一死刑]與 88 種相對死刑）降至 50 條（2010

年為 52 條）且都改為相對死刑12意即法律效果為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最高可

處死刑除此之外法務部關於死刑的各式公告也都強調法律在於保障基本人

權台灣關於死刑的各項制度仍須進行修正和廢除顯示這段時期關於死刑的法

律改革可以視作對人權（生命權）的保障的進程

在這十年間亦即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死刑研究已不再是呼籲限縮死刑或者

11

一般將《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等三

份文件合稱為「國際人權公約」「國際人權公約」可以指一系列以保障人權為目標的國際公约與

宣言包括上列三者但並不僅限於此 12

2002 年 1 月 30 日公布廢止多數唯一死刑之〈懲治盜匪條例〉修正刑法擄人勒贖罪為相對死

刑2006 年 5 月 17 日修正刑法之海盜罪為相對死刑2007 年 1 月 10 日修正〈妨害國幣懲治條

例〉第 3 條《陸海空軍刑法》第 27 條及第 6 條等 3 條為相對死刑至此中華民國已無絕對死

刑之罪

5

剔除國家主義性質的死刑規定而是站在人權的基本命題上從生命權不可剝

奪死刑合憲性比例原則誤判與冤獄等各種面向呼籲廢止死刑13或者以死

刑無法嚇阻犯罪或是站在這一基礎上捨棄死刑的治安性思考主張加強廢止死

刑的諸項配套制度14明示或暗示政府應以政治意志廢止死刑不該因大多數國

人支持死刑而採取折衷的漸進廢死路線大體而言這十年間關於死刑論文的產

出其基本命題和議題都與西方在廢除死刑的改革脈絡下所開展出的命題與主題

差不多但面對台灣特殊的漸進廢死進程亦開展出了探討這一進程在犯罪率上

和民眾對死刑的心態上等主題的研究15在漸進廢死政策推動的這幾年中被處

以死刑的人數（見下頁圖一）16與死刑執行數（見下頁圖二）大幅縮減便有黃

沄清（2005）和楊書晴（2007）等人研究死刑與重大犯罪率之間的關係並發現

無法證明死刑人數可以嚇阻殺人強盜強制性交或擄人勒贖的發生反而是刑

案破獲率與犯罪率之間呈現負相關另外在陳正和（2004）瞿海源（2006）

和李永然（2007）楊文山張喻婷（2007）等五人四篇文章中皆有提到雖然

仍有 8 成左右的國人支持死刑且半數左右主張殺人者死但隨著社會的進展

尤其是人權觀念的進展有更多比例的民眾願意接受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替代死

刑（但仍有半數民眾不支持以終身監禁代替死刑）

13

大多數的死刑研究都會涉及到上述諸面向難以區分哪位論者的哪篇文章是特別從哪個面向

出發提出死刑應該廢止但大致上可以將陳怡如（2003）廖福特（2006）朱楠（2011）等人

的文章歸在從生命權不可剝奪的角度論證或提出死刑應予以廢止邱文津（2004）則特別從人性

尊嚴這一人權的重要價值出發提出死刑應該廢止的主張而李念祖（2000）與謝孟儒（2005）

的文章則可歸類在探討死刑合憲性的議題中在〈從憲法的比例原則思考死刑問題〉一文中張

娟芬從比例原則論證死刑為過度之刑罰是國家暴力的展現而應該廢止（張娟芬 2011） 14

盧映潔是在這一議題上多有著墨的論者可參見盧映潔（2004）與盧映潔（2009） 15

除此之外亦有將「漸進廢死」作為死刑廢止的策略進行的研究如吳志光林永頌（2004）

以及陳志祥陳荔彤（2010）等雖然不是直接將漸進廢死作為廢止死刑的過程或策略所進行的

研究但從 2006 年 7 月 29 日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的「死刑廢止政策之展望」座談

會的紀錄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漸進廢死被普遍認為是作為廢止死刑的重要過程該文明確提到台灣

已確定人權立國廢除死刑並且有實際的政策出現到了該時已進入了暫停執行死刑的階

段而這是廢除死刑的重要階段（李念祖主持 2006） 16

在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上地院一審的數據與高院二審的數據有若干差異原因在於高

院二審的判決包含了更審的判決前文已經提到死刑判決經常發回更審往往一件死刑案件都

會發回更審好幾次在纏訟之下高院二審的死刑判決數便遠高於地院一審

6

圖一 高地院判處死刑人數（單位 件人） 資料來源司法院

圖二 我國執行死刑之人數 整理自報紙及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

台灣自 90 年開始進行民眾死刑存廢態度調查至今歷年統計的結果皆顯示

約有 8 成的民眾支持死刑這樣的結果再加上台灣採取漸進廢死而非直接廢止死

刑的最大原因就在於國人對死刑的高支持率使得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死刑研究

或多或少都在與國人對死刑的支持或依賴心態進行對話和反駁面對如此之高的

死刑支持率大多數的論者都將之歸因於「我國素有殺人者死的文化傳統」並

7

強調需要再多加宣導人權觀念和研擬廢除死刑的進程與相關制度17這暗示了人

權觀念和廢止死刑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死刑廢止運動和國家採取人權論述可以

視作西方逐漸改變世界的過程18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以人權式的論述公開發表任內絕

不執行死刑時當時各家的民調仍指出約有 8 成左右的民眾支持死刑繼續存在

王清峰首度以部長身分明確表示「任內不執行死刑」死刑議題再掀波

調查發現有七成四民眾反對廢除死刑制度僅一成二贊成和本報於

九十年的調查結果相比反對廢除死刑的比率九年來僅略減五個百分

點贊成比率維持一成左右九年來沒有明顯變化19

這一調查令人感到好奇自 2001 年起推動漸進廢死後台灣判處死刑判

處死刑確定以及執行死刑的數量都明顯降低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

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

20原先「殺人者死」的心態去進行解釋似乎已不再能對此進行充分的解釋畢

竟在許多殺人犯被處以無期徒刑確定或更低年限的刑罰時絕大多數的民眾並未

對此大加撻伐表達殺人犯非死不可的主張此外自 2005 年 12 月 26 日之後

台灣有四年多的時間沒有執行死刑並且暴力犯罪數量21不但沒有上升而且還有

17

除了殺人償命的文化傳統之外亦有不少論者指出許多民眾反對廢除死刑的原因在於認為死

刑能嚇阻犯罪 18

現代人權觀念和法律系統源於 1718 世紀但一直到 20 世紀時世界上廢止死刑的國家仍為

少數大多數的論者如王玉葉（2004）認為廢止死刑與歐洲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有關但

這顯示廢止死刑是人類歷史上的異例David Garland（2010）便以此為問題意識寫了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一書 19

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電話調查2010-3-11〈本報民調 74反廢死刑 42認王清峰應下

台〉《聯合報》A8 版附註根據報導指出這次調查於 3 月 10 日晚間進行成功訪問了

792 位成年人另 287 人拒訪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 35 個百分點以內調查

是以台灣地區住宅電話為母體作尾數兩位隨機抽樣 20

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

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暴力犯罪的指標定義為民國七十九年以前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等四類民

國七十九年起增列恐嚇取財及強姦（含輪姦）民國八十九年定義範圍改變增加重傷害一項

8

些微下降（見下頁圖三）起訴涉及殺害生命的案件減少約三成22並且在這些

年之中並未聽到以維持治安和社會秩序為由而集體要求執行死刑的聲音這或許

意味著當前台灣的死刑之於社會的意義主要不在於治安

圖三 台灣地區暴力犯罪發生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若將漸進廢死政策視為人權觀念的影響則 2010 年仍有 8 成民眾反對廢除

死刑意味著人權觀念的邊界僅止於大幅縮小可處死刑的主體而無法如大多數人

權運動或廢死運動者所希望的從減少死刑到停止死刑23於是「死刑的存在以及

對被處以死刑確定的犯罪者執行死刑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中具有何種意義」就

成了一個可探討的問題了

另恐嚇取財僅指重大恐嚇取財者（即行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炸等手段恐嚇勒索財物

者）強姦（含輪姦）改為強制性交（含共同強制性交及對幼性交） 22

蕭白雪2010-3-11〈王清峰 堅持不執行死刑〉《Upaper》2 版 23

其實中華民國的憲法對於死刑的解釋大法官釋字第一九四號第二六三號和第四七六號皆指

出死刑的殘忍性但卻從未將死刑解釋成違憲的刑罰惟三次申請解釋的主題和社會環境不同

雖皆做出並無違憲的解釋但其理由有所不同可參閱李念祖（2000）陳志祥（2000）和陳怡

如（2003）關於死刑釋憲與違憲審查的論文

9

二研究識框生命政治與死亡史

上面的觀察是我將台灣的死刑研究與社會進程結合起來所看到的事實上死

刑問題一直是作為一個講求社會效果（及實際影響）的制度問題而被討論因而

其研究主題與議題基本上是緊密扣合著某一特定社會的狀況經過上述的梳理

本文也認同 David Garland（2006）的主張即不能將死刑視做一個專門制度的

技術問題而必須將其意義置入特定的社會型態去進行解釋李茂生是特別懷有

這層意識的死刑研究者他懷著 Foucault 的問題意識將死刑視作君主或個人化

的權力君王藉著公開執行死刑展示其權力以使社會維持穩定與現代社會的生

命政治型態有所衝突（李茂生 1993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生命政治當然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但我們從整體社會型態的層次降

到刑事司法的層次亦能見到生命政治之概念對現行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在多年

來的死刑存廢的爭論中死刑有違教育刑的理念一直是廢死論者以及 2001 年推

動漸進廢死政策當時與之後的政府論述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台灣的刑事司法政策

中的生命政治意涵

教育刑的理論受到心理學的影響其預設是人的心理有客觀的成分因而有

明確規律可遵循並能夠具體描述為行為人外在行為的動力因此個別不同人的

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或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如偏常便表示是由於特殊個體的心理

差異所導致的因此只需要將這個主觀的差異進行改變和調整偏常者的行為就

能夠「正常化」

Franz Von Liszt 是教育刑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一個人犯罪的原因同時具

備個人性的與社會性的並且是這兩種交互作用的結果並非完全的個人責任

論但真正的重點是從這兩條犯罪原因的路徑可以瞭解一個人犯罪的真正原

因因而可以對症下藥將其矯治再教育於是就形成了專業化和個人化的

刑罰目的是預防已受到懲罰的人再次犯罪專業化和個人化的刑罰含有理性計

10

算的成分它估計著怎樣分量的刑罰可以剛好消除犯罪者的危險性使之重返社

會因而在李斯特的理論構架中傳統的刑罰已不合時宜為了獲得行刑中的教

育效果就應該依照教育的規律區別對待受刑人並運用多樣的教育手段達到使

受刑人棄惡從善不致再犯的目的

至於教育刑出現的社會背景我們基本上可以整理出三種原因(1)憲政化

運動的影響1819 世紀憲政化運動席捲了整個歐洲民主自由人權平

等正義等憲法精神也進入了刑罰思想中影響了教育刑的理念例如教育刑的

立足點就是要關注具體犯罪行為人強調個別正義通過影響和改造具體行為人

的思想來最終實現行為人個體的自主和自律(2)刑罰人道化運動的推動自然

法的個人本位價值觀在 18 世紀西方各國的法律實踐中得到體認在獄政法治中

的體現就是重視人權和人道精神強調對罪犯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3)市場經

濟價值理念的影響在商品交換的邏輯影響下罪與刑也被視做是可以交換的

刑罰的形式已被認為不重要重要的是同質的交換因而倘若刑罰的目的是在減

少和預防犯罪則也可採用教育刑而非身體刑或報復刑的方式

我們從刑事制度中充斥著各式的矯治處遇或觀護機構與制度即可知道生命

政治這一現代性的特徵已影響了台灣的刑事司法制度故本文將會以生命政治作

為研究識框之一並且將台灣漸進廢死的進程視做逐步剔除死刑將生命刑改為

自由刑的進程亦即是在刑事司法政策中生命政治擴展的歷史

另外一個研究識框來自死亡史原因在於來自漸進廢死政策推行後可處死

刑的法規基本上限於殺人犯罪而且多年來只要是未犯下奪取人命的罪一定不會

被處以死刑我認為與其用「殺人者死」這一「文化傳統」作為理解框架不如

與生命政治一樣置於現代性的過程來理解將當前台灣的死刑制度與實踐視作

對他殺而亡的處理識框會較為一致因此在生命政治之外本文再加上死亡的

現代性經驗這一識框進行死刑的社會意義之探討

11

（一）生命政治

Foucault（1995b）認為現代社會的刑罰形式主要是控制最低度的生命與強

制勞動的自由刑並非死刑這種控制死亡的刑罰他認為後者屬於前現代社會

或者是王權的時代在刑罰的演變中從公開展示和酷刑轉變為秘刑與痛苦的消

失轉變雖與刑罰人道化有關但 Foucault 認為這並非得益於人道的理念而是

在於這樣更符合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益刑罰不再是彰顯權力製造痛苦和恐懼

也不再是控制死亡而是強制勞動與控制最低限度的生命這構成了現代司法與

懲罰系統的基本型態就這個意義而言Discipline 一書所揭示的更大的論題是

監獄是現代社會的原型監獄自由刑取代死刑意味著現代社會關注的是對生命

的控制人口的干預和治理而非死亡或對死亡的控制那是前現代社會所關

注的在這一點上他不同於 Hobbes

對於 Hobbes（2002）而言對死亡的控制是一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事他

在《利維坦》中指出國家的形成源於共同體成員對死亡的恐懼他預設未進入國

家狀態的自然狀態中是人人相互為戰的那是一種隨時都有可能被殺害的狀態

人們出於恐懼死亡和自我保全的人性彼此簽訂契約讓渡權利給主權者形成

國家並生活在有秩序的狀態中Hobbes 訴說著一個重要的命題國家的目的在

於對死亡的控制在他的理論中包括除了主權者之外沒有任何人擁有殺人的權

利而主權擁有殺人的權利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Foucault（1995a）考察

了現代醫學發現 18 世紀以後醫學上普遍認為死亡無法避免因而轉向對生

命進行控制這個轉變是受近代科學的影響那時的科學知識將人比喻為機器的

機械論逐漸取代原先的有機論生命變成了某種機械和可控制的東西有機體

科學與醫學的結合對於 Foucault 而言是一個人的科學的誕生人的身體成為知

識介入的對象

12

Foucault 認為 17 世紀以來透過對身體的規訓發展出了身體的政治解剖

學通過對人口的調節控制出現了人口的生命政治學這兩者構成了生命權力

機制的兩極原本以主權權力為代表的死亡權力現在被對身體的管理和對生命

有步驟的支配給小心翼翼地取代了開始了生命權力的時代對他而言現代社

會的基本特徵是生命調節與育成的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最大的特點在於人類

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領域並且其特色

在於生物學的意義他認為政治技術的領域與法律主體不再有關（Foucault

1980139-143）

可以說 Foucault 看到的是西方自 17 世紀以來不只有如 Hobbes 所看到的以

主權決斷來決定生殺大權的政治權利理論並且人的生物性生命也走進入了歷

史他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的領域這

種政治技術對生物性的人命的安排使生命成為政治的對象其完全不同於生

殺的主權決斷作用它並非一種殺與不殺的權力而是一種對人的生物性生命進

行認識育成與調節的權力它的邏輯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若我們回顧 Foucault 的著作將可以發現他一直關注著西方在古典時期以後

的改變就結果來論他認為西方從 17 世紀開始對人口的控制形成一套對社

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治理的技術（Foucault 1980Foucault 2005）也因為這

一套對社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技術因此在 Foucault 看來現代社會的誕生

可以被視為一個不斷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過程對瘋狂的排除對人的規

訓對罪犯和不正常的人的矯治對性意識的控制

（二）死亡的現代性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在前現代社會中死亡對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例如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裡所提到的連帶的瓦解和死亡儀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死亡代

13

表著連帶的衰退失序需要藉著儀式（如喪禮）修復社會連帶恢復秩序

（Durkheim 1992）但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因醫療文明化的歷程或資本主義的制

度與機構建置被許多的機制排除隔離與隱藏已慢慢地與社會秩序與失序無

關

Elias（1985）在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下文簡稱為 Loneliness）中處理

現代社會中臨終者所面臨的孤獨問題簡單地說他不認為臨終者的孤獨是一個

超歷史的本質現象而是人們的死亡意象隨著歷史演變有所改變的結果這與現

代醫學現代國家和個人化的社會的發展有關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死亡不再

被蒙上神祕的色彩意味著連帶的衰退和失序而開始理性化同時人的壽命和

死亡率可以被預期死亡變成可安排的東西

Elias 指出了死亡被視作生物性時間序列的一環這與 Foucault 所提到的臨

床醫學在知識論上的斷裂可以一併思考死亡變成生命序列的終點是因病而起

或老死因而可以藉由控制生命來控制死亡死亡或疾病與生命變成了對抗的關

係或者說死亡的問題性可以隱藏在對生命的干預背後（Foucault 1995a）這些

種種在 Elias 的討論中是與死亡因醫療發展而例常化的現象有關而例常化則

將能將許多會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的事情隔絕於人們的生活之外24

現代國家壟斷暴力因暴力而亡逐漸地脫離人的生活也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

認識與處理個人化的社會也使得人與人之間隔了一道牆隔絕了情感與衝動的

相互影響亦影響了對死亡的情感表述方式（Elias 198545-58）總之隨著死

亡的理性化或例常化死亡的退隱以及情感表達的壓抑與控制會讓人聯想到死

亡的臨終者成了在生物性死亡之前即被社會排除與隔離的社會性死亡之人因而

更加地孤獨25

24

Giddens（2002）延續了 Elias 的研究指出在現代性經驗中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隔絕了許多會

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的事情死亡犯罪和瘋狂皆是其中之一 25

Foucault 在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也指出了死亡儀式的衰退以及死亡被

14

可以從中看出隨著歷史的演進死亡慢慢地遠離日常生活Elias 認為文

明化過程是現代對死亡意識成因的來源因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死亡被蒙上強

烈的羞恥感因而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26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例

行化隔離了死亡（或是藉著醫療與社會的各種機制將死亡例行化）並以專家來

管理死亡死亡遠離了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不只 Elias許多死亡史家死亡理論家在討論到死亡的現代性經驗時也

都將現代醫學的發展視作死亡的現代性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影響機制例如

Editions Gallimard（2004）就將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視作影響現在人們將死亡視

作「禁忌」的一個重要來源而 Elias 帶著很強的現代性批判認為醫療機構逐

漸掌管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事情將疾病與死亡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醫療機構

以一套既定的程序將死亡進程例常化於生物性的與理性的管理中但醫療機構

只關心人的生理死亡因此其結果是在現代死亡被收攏在醫療機構且隔絕於

日常生活成為應自我約束的禮儀後臨終者只能在生物性死亡前先行社會性死

亡孤獨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而原本可由家庭或宗教處理的死亡的心理與社

會面向也成了現代社會的死亡問題

雖然 Elias 不是在討論死亡但我們從 Loneliness 中可以了解到在現代

人們失去了面對死亡的經驗並且認為死亡是可被例常化和理性管理的在這樣

的進程中現代性會中的死亡不像前現代社會的死亡那樣影響著社會秩序死亡

被隔離在特定機構中即便死亡發生了它也無礙於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類似的

討論法國死亡史家 Aries 也有提到Aries（197488-89）認為現代醫學使得

原本可能很快就結束的死亡過程被延長死亡過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細節的步驟

不再像傳統死亡是戲劇性的一個動作

現代人迴避的現象（Foucault 1980138） 26

我們也可以在 Aries（1974）對西方死亡史的考察中發現19 世紀開始死亡漸漸地遠離日常

生活的情況例如墳塚遷移到郊區屍體在家中只停留幾天死亡的場所大多發生在醫院等

皆是

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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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死刑研究長期都與社會改革的進程有關台灣在人權觀念的影響下自 2001

年到 2012 年間進行了逐漸廢除死刑的改革刑事政策的制度環境已有所改變

但 2012 年的調查發現仍有 8 成左右的民眾反對廢除死刑興起本文探討在這一

段過程中與之後死刑在台灣的意義

由於改革的結果意味著自由刑和教育刑的擴展並且沒有犯奪取人命的罪一

定不會被判死刑故其意味著對製造死亡之犯罪者的懲罰因而本文從生命政治

的概念以及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研究

關鍵詞死刑人權生命政治死亡史

目次

第一章 漸進廢死的問題化 1

一現象與提問 1

二研究識框生命政治與死亡史 9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15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17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30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39

第五章 結論 46

參考書目 49

索引

圖一 高地院判處死刑人數 資料來源司法院 6

圖二 我國執行死刑之人數 整理自報紙及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

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 6

圖三 台灣地區暴力犯罪發生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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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漸進廢死的問題化

一現象與提問

「死刑研究」是一個長期將死刑作為一個關乎人權問題的刑罰而進行探討的

研究主題這與西方文明進程中現代國家和法律系統的出現有關11764 年義

大利人 Cesare Beccaria 在《犯罪與刑罰》一書中以社會契約的理論論證死刑剝奪

人的生命與自然法和公意志不合缺乏正當性因而必須廢除2這是死刑作

為一個關乎人權問題（同時也是法治問題3）的刑罰的開始自此死刑便與人

權現代主權國家等概念連在一起成為一個有違現代國家或文明進程的刑罰

因此死刑的研究者們常是懷著刑罰改革（或廢除死刑）的關懷從違反人權的基

本命題展開出違憲4不符比例原則誤判和冤獄等各種議題同時也在刑罰改

1 死刑被認為是長久以來即存在的刑罰其歷史遠於近代國家和法律體系出現之時在那在之前

即有不少思想家對死刑進行過討論但在那之前死刑並不作為一個人權問題而被討論例如在

Plato（2001）在《法律篇》中對死刑的討論是將死刑視作對無可救藥之人的懲罰因為那些人

無法從其他懲罰中獲得教義將其處以死刑能成為其他作惡之人的借鏡其所討論的即是死刑的

原則和對象這與他對法律與懲罰之間所強調的正當尺度的論證有關從這個角度來看死刑某

種意義上是一個特別的刑罰難以適用其他刑罰的原則但無論如何對 Plato 而言死刑不關

乎人權只有到了 1718 世紀死刑才開始與人權有關並且成為一個人權的問題而一直影響

到現在對死刑的研究 2 社會契約論意味著新的主權型態的出現它不再像是神權國家一樣君權來自於神授其主權

權力來自於人們彼此簽訂的契約在這樣的理論論證中人們彼此同意讓渡出自己原有的權利交

付給一個主權者由主權者行使權力保障人們的生活因而主權的權力是建立在契約或說是人

民國民公民的合意之上的這也成了主權權力的界限但不是所有的契約論者皆會推出死刑

應該廢止的結論例如主張現代國家形成於人們對死亡的恐懼的 Hobbes（2002）便從維持公共

和平與效益的角度論證死刑存在的必要性因為即便國家源於大家對死亡的恐懼但維持國家狀

態使之不回到人人相互為戰無秩序的自然狀態是更為重要的Rousseau（2003）與 Hobbes 不

同他強調刑罰對犯罪者改造的可能性並以此反駁從殺一儆百的角度證明死刑的論證但他卻

用優美的語言強調簽訂契約的人都不願意自己被他人殺死因而在簽訂契約時大家都同意如果

自己殺人就願意接受死刑Beccaria（1993）則認為不能假定社會契約已包含個人欣然允許自己

被處以死刑他認為生命權不在讓渡給主權者的權利之中因而死刑沒有存在的正當性 3 Beccaria 論證了主權缺乏行使死刑的權力基礎因而必須從法律上廢止死刑這樣的論證可以

放入法治國（Rechtsstaat）的思想傳統中所謂的法治國簡而言之即是由法律規範社會秩序

或者放入政治思想史的傳統中即是由法律限制國家權力尤其是對國家對個人的侵犯在現代

國家理論與現代法體系中整個法秩序的規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因此死刑若是一個人

權問題同時也會是法治問題 4 研究者們論證憲法價值體系的核心目標在於實踐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雖遇特殊情況得以限制

之但基本權利僅能被限制而不能被剝奪因而死刑應該廢止

2

革的關懷下也有從刑罰理論開展出的議題例如論證或進行死刑對犯罪沒有

嚇阻效果的研究5以及主張死刑違反教育刑的刑罰理念等簡而言之即以政

治行動先於一切

台灣近 20 年來的死刑研究同樣也與當代的社會現實與長期的社會改革運動

相關解嚴之初台灣關於死刑的研究除了繼承了西方的人權視角之外最主要

的主題與目標是呼籲廢除 40 年代以後所制定的許多特別法例如「妨害軍機治

罪條例」「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懲治盜匪條例」「肅清煙毒條例」與「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這些特別法在其立法理由上皆載有「為維護社會秩序

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特制定本條例」且含有大量唯一死刑（即其法律效果

為死刑）的規定黃東熊於 1993 年所撰寫的短文〈處死刑衡之再三〉是典型

的代表他在該文中明確表示

從人道主義6之觀點言之無論如何廢止死刑應係吾人努力之目標

如基於某種考慮而不能全面廢止死刑亦應儘量縮小可科加死刑之罪

種始為妥當helliphellip關於不帶有殺人行為之政治犯（含內亂罪7）如不

從極強之國家主義觀點言之殊難肯定對此種犯罪保存死刑（黃東熊

199315）

簡言之台灣 90 年代的死刑研究主要是在解嚴的社會情境下以法治國

和人權的觀念與論述對抗國家主義的法律與懲罰所謂的法治國簡而言之即是

由法律規範社會秩序或者以政治思想史的傳統的理解方式即是由法律限制國家

權力尤其是對國家對個人的侵犯在現代國家理論與現代法體系中整個法秩

5 Beccaria（1993）在公開反對死刑時主張從人們心裡感受的角度論證死刑對犯罪的嚇阻效果

不如長期的自由刑我們可以視其為這個議題的開創者除此之外他還論證由國家施行死刑

是國家公開地殺人不但無法對犯罪有嚇阻效果反倒會引起反效果徒增社會暴戾之氣 6 就我所閱讀的死刑文獻中絕大多數論者所提及的「人道」或「人道主義」皆與人權有關或

者可以直接說所謂的「人道」是在人權的意義下被提出的 7 此與 1991 年發生的「廢除刑法第 100 條」運動有關

3

序的規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因此死刑若是一個人權問題同時也會是

法治問題

1999 年律師蔡兆誠發現「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可以視為台灣死刑政

策與死刑研究的關鍵轉折點本文認為這一事件放入台灣的法律與死刑史來看

其意義類似於 Foucault 所舉的達米安的例子Foucault（1995b）在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下文簡稱為 Discipline）一書中舉達米安的例子表

示在此之後歐洲的刑罰體系不再是著重展現死亡景觀和製造痛苦的屬於君王的

死亡權力而是著重於控制最低度生命與勞動這對應著新的權力型態和社會型

態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作為展現君王死亡權力的死刑對於 Foucault 是前現代

社會的制度8

1999 年「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的發現除了在某種意義下證實了西方「死

刑不能降低犯罪率」的實證研究之外也讓許多人思考在正常憲政秩序下的法律

與刑罰系統的問題懲治盜匪條例的爭議除了近年來因律師界發現「可能早已

失效」的疑義外條文中充斥「唯一死刑」之罪且相關罪名的法律構成要件不

合時宜又不明確向來被視為嚴刑峻罰的典型9這個發現引發了法界的爭議

最後在司法機關及朝野立委一致支持下廢止「懲治盜匪條例」的提案無異議通

過並同步完成刑法相關條文2002 年正式廢除10

換言之「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反映了幾個問題(1)治安刑法或國家主

義下以死刑作為控制社會與維持治安之手段是否還有效用和必要(2)與前列的

一點有關唯一死刑是否需要廢止(3)是否需要重新思考死刑存在的必要性或

其功能還是該廢除死刑以上三個問題皆與台灣社會發展和解嚴的進程有關

8 台灣的死刑研究者多是法學家和犯罪學家他們多以人權法理或法律技術以及犯罪理論的角

度對死刑進行研究少有論及死刑與社會型態之關係法學家李茂生是其中的少數（可以說是唯

一一個）會在關於死刑的論文中論及這一點的研究者他受了 Foucault 的影響將死刑視作君主

或個人化的權力明確地指出死刑與非近代化社會間存有某種程度的親密關係（李茂生 1993

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9 林河名2002-1-10〈罪有「應」「得」〉《聯合報》15 版

10 張學海2002-1-10〈懲治盜匪條例廢止之省思〉《中央日報》11 版

4

因為正是因為現代治安機制的發展使得犯罪率與死刑沒有直接關係大量死刑的

存在其實是因為政治理由但在解嚴回歸正常憲政秩序之後在現代法保障人

權的基本架構下如何安置死刑於現代社會（講求對人口的安排與對行動之控制

的生命政治）現代法律（保障人權）和現代刑罰系統（以教育刑為主要刑罰結

構講求對犯罪者的改造以使之正常化）之中就成了不得不面對的困難此時已

出現社會進程與法律的落差恰巧隔年 2000 年時恰逢政黨輪替由長期反對死

刑的民進黨執政在區別於國民黨威權統治和打造新台灣的政治意識下開始了關

於死刑的法律改革

陳水扁於 2000 年就職時宣示願意將《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公

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等國際人權體系之重要文件（合稱「國際

人權公約」11）國內法化意味著國家開始採取人權論述在國家主義基礎上而

制定的法律與刑罰開始被修正或廢止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

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但因當時有約 8 成的民眾反對廢除死刑故改採逐漸廢

止死刑的策略從修法逐漸廢止〈懲治盜匪條例〉開始並且持續逐步縮小死刑

範圍自 2001 年 5 月 1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我國規定可處死刑的法條

已從 153 條（包含 65 種絕對死刑[唯一死刑]與 88 種相對死刑）降至 50 條（2010

年為 52 條）且都改為相對死刑12意即法律效果為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最高可

處死刑除此之外法務部關於死刑的各式公告也都強調法律在於保障基本人

權台灣關於死刑的各項制度仍須進行修正和廢除顯示這段時期關於死刑的法

律改革可以視作對人權（生命權）的保障的進程

在這十年間亦即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死刑研究已不再是呼籲限縮死刑或者

11

一般將《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等三

份文件合稱為「國際人權公約」「國際人權公約」可以指一系列以保障人權為目標的國際公约與

宣言包括上列三者但並不僅限於此 12

2002 年 1 月 30 日公布廢止多數唯一死刑之〈懲治盜匪條例〉修正刑法擄人勒贖罪為相對死

刑2006 年 5 月 17 日修正刑法之海盜罪為相對死刑2007 年 1 月 10 日修正〈妨害國幣懲治條

例〉第 3 條《陸海空軍刑法》第 27 條及第 6 條等 3 條為相對死刑至此中華民國已無絕對死

刑之罪

5

剔除國家主義性質的死刑規定而是站在人權的基本命題上從生命權不可剝

奪死刑合憲性比例原則誤判與冤獄等各種面向呼籲廢止死刑13或者以死

刑無法嚇阻犯罪或是站在這一基礎上捨棄死刑的治安性思考主張加強廢止死

刑的諸項配套制度14明示或暗示政府應以政治意志廢止死刑不該因大多數國

人支持死刑而採取折衷的漸進廢死路線大體而言這十年間關於死刑論文的產

出其基本命題和議題都與西方在廢除死刑的改革脈絡下所開展出的命題與主題

差不多但面對台灣特殊的漸進廢死進程亦開展出了探討這一進程在犯罪率上

和民眾對死刑的心態上等主題的研究15在漸進廢死政策推動的這幾年中被處

以死刑的人數（見下頁圖一）16與死刑執行數（見下頁圖二）大幅縮減便有黃

沄清（2005）和楊書晴（2007）等人研究死刑與重大犯罪率之間的關係並發現

無法證明死刑人數可以嚇阻殺人強盜強制性交或擄人勒贖的發生反而是刑

案破獲率與犯罪率之間呈現負相關另外在陳正和（2004）瞿海源（2006）

和李永然（2007）楊文山張喻婷（2007）等五人四篇文章中皆有提到雖然

仍有 8 成左右的國人支持死刑且半數左右主張殺人者死但隨著社會的進展

尤其是人權觀念的進展有更多比例的民眾願意接受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替代死

刑（但仍有半數民眾不支持以終身監禁代替死刑）

13

大多數的死刑研究都會涉及到上述諸面向難以區分哪位論者的哪篇文章是特別從哪個面向

出發提出死刑應該廢止但大致上可以將陳怡如（2003）廖福特（2006）朱楠（2011）等人

的文章歸在從生命權不可剝奪的角度論證或提出死刑應予以廢止邱文津（2004）則特別從人性

尊嚴這一人權的重要價值出發提出死刑應該廢止的主張而李念祖（2000）與謝孟儒（2005）

的文章則可歸類在探討死刑合憲性的議題中在〈從憲法的比例原則思考死刑問題〉一文中張

娟芬從比例原則論證死刑為過度之刑罰是國家暴力的展現而應該廢止（張娟芬 2011） 14

盧映潔是在這一議題上多有著墨的論者可參見盧映潔（2004）與盧映潔（2009） 15

除此之外亦有將「漸進廢死」作為死刑廢止的策略進行的研究如吳志光林永頌（2004）

以及陳志祥陳荔彤（2010）等雖然不是直接將漸進廢死作為廢止死刑的過程或策略所進行的

研究但從 2006 年 7 月 29 日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的「死刑廢止政策之展望」座談

會的紀錄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漸進廢死被普遍認為是作為廢止死刑的重要過程該文明確提到台灣

已確定人權立國廢除死刑並且有實際的政策出現到了該時已進入了暫停執行死刑的階

段而這是廢除死刑的重要階段（李念祖主持 2006） 16

在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上地院一審的數據與高院二審的數據有若干差異原因在於高

院二審的判決包含了更審的判決前文已經提到死刑判決經常發回更審往往一件死刑案件都

會發回更審好幾次在纏訟之下高院二審的死刑判決數便遠高於地院一審

6

圖一 高地院判處死刑人數（單位 件人） 資料來源司法院

圖二 我國執行死刑之人數 整理自報紙及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

台灣自 90 年開始進行民眾死刑存廢態度調查至今歷年統計的結果皆顯示

約有 8 成的民眾支持死刑這樣的結果再加上台灣採取漸進廢死而非直接廢止死

刑的最大原因就在於國人對死刑的高支持率使得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死刑研究

或多或少都在與國人對死刑的支持或依賴心態進行對話和反駁面對如此之高的

死刑支持率大多數的論者都將之歸因於「我國素有殺人者死的文化傳統」並

7

強調需要再多加宣導人權觀念和研擬廢除死刑的進程與相關制度17這暗示了人

權觀念和廢止死刑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死刑廢止運動和國家採取人權論述可以

視作西方逐漸改變世界的過程18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以人權式的論述公開發表任內絕

不執行死刑時當時各家的民調仍指出約有 8 成左右的民眾支持死刑繼續存在

王清峰首度以部長身分明確表示「任內不執行死刑」死刑議題再掀波

調查發現有七成四民眾反對廢除死刑制度僅一成二贊成和本報於

九十年的調查結果相比反對廢除死刑的比率九年來僅略減五個百分

點贊成比率維持一成左右九年來沒有明顯變化19

這一調查令人感到好奇自 2001 年起推動漸進廢死後台灣判處死刑判

處死刑確定以及執行死刑的數量都明顯降低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

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

20原先「殺人者死」的心態去進行解釋似乎已不再能對此進行充分的解釋畢

竟在許多殺人犯被處以無期徒刑確定或更低年限的刑罰時絕大多數的民眾並未

對此大加撻伐表達殺人犯非死不可的主張此外自 2005 年 12 月 26 日之後

台灣有四年多的時間沒有執行死刑並且暴力犯罪數量21不但沒有上升而且還有

17

除了殺人償命的文化傳統之外亦有不少論者指出許多民眾反對廢除死刑的原因在於認為死

刑能嚇阻犯罪 18

現代人權觀念和法律系統源於 1718 世紀但一直到 20 世紀時世界上廢止死刑的國家仍為

少數大多數的論者如王玉葉（2004）認為廢止死刑與歐洲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有關但

這顯示廢止死刑是人類歷史上的異例David Garland（2010）便以此為問題意識寫了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一書 19

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電話調查2010-3-11〈本報民調 74反廢死刑 42認王清峰應下

台〉《聯合報》A8 版附註根據報導指出這次調查於 3 月 10 日晚間進行成功訪問了

792 位成年人另 287 人拒訪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 35 個百分點以內調查

是以台灣地區住宅電話為母體作尾數兩位隨機抽樣 20

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

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暴力犯罪的指標定義為民國七十九年以前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等四類民

國七十九年起增列恐嚇取財及強姦（含輪姦）民國八十九年定義範圍改變增加重傷害一項

8

些微下降（見下頁圖三）起訴涉及殺害生命的案件減少約三成22並且在這些

年之中並未聽到以維持治安和社會秩序為由而集體要求執行死刑的聲音這或許

意味著當前台灣的死刑之於社會的意義主要不在於治安

圖三 台灣地區暴力犯罪發生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若將漸進廢死政策視為人權觀念的影響則 2010 年仍有 8 成民眾反對廢除

死刑意味著人權觀念的邊界僅止於大幅縮小可處死刑的主體而無法如大多數人

權運動或廢死運動者所希望的從減少死刑到停止死刑23於是「死刑的存在以及

對被處以死刑確定的犯罪者執行死刑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中具有何種意義」就

成了一個可探討的問題了

另恐嚇取財僅指重大恐嚇取財者（即行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炸等手段恐嚇勒索財物

者）強姦（含輪姦）改為強制性交（含共同強制性交及對幼性交） 22

蕭白雪2010-3-11〈王清峰 堅持不執行死刑〉《Upaper》2 版 23

其實中華民國的憲法對於死刑的解釋大法官釋字第一九四號第二六三號和第四七六號皆指

出死刑的殘忍性但卻從未將死刑解釋成違憲的刑罰惟三次申請解釋的主題和社會環境不同

雖皆做出並無違憲的解釋但其理由有所不同可參閱李念祖（2000）陳志祥（2000）和陳怡

如（2003）關於死刑釋憲與違憲審查的論文

9

二研究識框生命政治與死亡史

上面的觀察是我將台灣的死刑研究與社會進程結合起來所看到的事實上死

刑問題一直是作為一個講求社會效果（及實際影響）的制度問題而被討論因而

其研究主題與議題基本上是緊密扣合著某一特定社會的狀況經過上述的梳理

本文也認同 David Garland（2006）的主張即不能將死刑視做一個專門制度的

技術問題而必須將其意義置入特定的社會型態去進行解釋李茂生是特別懷有

這層意識的死刑研究者他懷著 Foucault 的問題意識將死刑視作君主或個人化

的權力君王藉著公開執行死刑展示其權力以使社會維持穩定與現代社會的生

命政治型態有所衝突（李茂生 1993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生命政治當然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但我們從整體社會型態的層次降

到刑事司法的層次亦能見到生命政治之概念對現行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在多年

來的死刑存廢的爭論中死刑有違教育刑的理念一直是廢死論者以及 2001 年推

動漸進廢死政策當時與之後的政府論述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台灣的刑事司法政策

中的生命政治意涵

教育刑的理論受到心理學的影響其預設是人的心理有客觀的成分因而有

明確規律可遵循並能夠具體描述為行為人外在行為的動力因此個別不同人的

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或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如偏常便表示是由於特殊個體的心理

差異所導致的因此只需要將這個主觀的差異進行改變和調整偏常者的行為就

能夠「正常化」

Franz Von Liszt 是教育刑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一個人犯罪的原因同時具

備個人性的與社會性的並且是這兩種交互作用的結果並非完全的個人責任

論但真正的重點是從這兩條犯罪原因的路徑可以瞭解一個人犯罪的真正原

因因而可以對症下藥將其矯治再教育於是就形成了專業化和個人化的

刑罰目的是預防已受到懲罰的人再次犯罪專業化和個人化的刑罰含有理性計

10

算的成分它估計著怎樣分量的刑罰可以剛好消除犯罪者的危險性使之重返社

會因而在李斯特的理論構架中傳統的刑罰已不合時宜為了獲得行刑中的教

育效果就應該依照教育的規律區別對待受刑人並運用多樣的教育手段達到使

受刑人棄惡從善不致再犯的目的

至於教育刑出現的社會背景我們基本上可以整理出三種原因(1)憲政化

運動的影響1819 世紀憲政化運動席捲了整個歐洲民主自由人權平

等正義等憲法精神也進入了刑罰思想中影響了教育刑的理念例如教育刑的

立足點就是要關注具體犯罪行為人強調個別正義通過影響和改造具體行為人

的思想來最終實現行為人個體的自主和自律(2)刑罰人道化運動的推動自然

法的個人本位價值觀在 18 世紀西方各國的法律實踐中得到體認在獄政法治中

的體現就是重視人權和人道精神強調對罪犯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3)市場經

濟價值理念的影響在商品交換的邏輯影響下罪與刑也被視做是可以交換的

刑罰的形式已被認為不重要重要的是同質的交換因而倘若刑罰的目的是在減

少和預防犯罪則也可採用教育刑而非身體刑或報復刑的方式

我們從刑事制度中充斥著各式的矯治處遇或觀護機構與制度即可知道生命

政治這一現代性的特徵已影響了台灣的刑事司法制度故本文將會以生命政治作

為研究識框之一並且將台灣漸進廢死的進程視做逐步剔除死刑將生命刑改為

自由刑的進程亦即是在刑事司法政策中生命政治擴展的歷史

另外一個研究識框來自死亡史原因在於來自漸進廢死政策推行後可處死

刑的法規基本上限於殺人犯罪而且多年來只要是未犯下奪取人命的罪一定不會

被處以死刑我認為與其用「殺人者死」這一「文化傳統」作為理解框架不如

與生命政治一樣置於現代性的過程來理解將當前台灣的死刑制度與實踐視作

對他殺而亡的處理識框會較為一致因此在生命政治之外本文再加上死亡的

現代性經驗這一識框進行死刑的社會意義之探討

11

（一）生命政治

Foucault（1995b）認為現代社會的刑罰形式主要是控制最低度的生命與強

制勞動的自由刑並非死刑這種控制死亡的刑罰他認為後者屬於前現代社會

或者是王權的時代在刑罰的演變中從公開展示和酷刑轉變為秘刑與痛苦的消

失轉變雖與刑罰人道化有關但 Foucault 認為這並非得益於人道的理念而是

在於這樣更符合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益刑罰不再是彰顯權力製造痛苦和恐懼

也不再是控制死亡而是強制勞動與控制最低限度的生命這構成了現代司法與

懲罰系統的基本型態就這個意義而言Discipline 一書所揭示的更大的論題是

監獄是現代社會的原型監獄自由刑取代死刑意味著現代社會關注的是對生命

的控制人口的干預和治理而非死亡或對死亡的控制那是前現代社會所關

注的在這一點上他不同於 Hobbes

對於 Hobbes（2002）而言對死亡的控制是一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事他

在《利維坦》中指出國家的形成源於共同體成員對死亡的恐懼他預設未進入國

家狀態的自然狀態中是人人相互為戰的那是一種隨時都有可能被殺害的狀態

人們出於恐懼死亡和自我保全的人性彼此簽訂契約讓渡權利給主權者形成

國家並生活在有秩序的狀態中Hobbes 訴說著一個重要的命題國家的目的在

於對死亡的控制在他的理論中包括除了主權者之外沒有任何人擁有殺人的權

利而主權擁有殺人的權利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Foucault（1995a）考察

了現代醫學發現 18 世紀以後醫學上普遍認為死亡無法避免因而轉向對生

命進行控制這個轉變是受近代科學的影響那時的科學知識將人比喻為機器的

機械論逐漸取代原先的有機論生命變成了某種機械和可控制的東西有機體

科學與醫學的結合對於 Foucault 而言是一個人的科學的誕生人的身體成為知

識介入的對象

12

Foucault 認為 17 世紀以來透過對身體的規訓發展出了身體的政治解剖

學通過對人口的調節控制出現了人口的生命政治學這兩者構成了生命權力

機制的兩極原本以主權權力為代表的死亡權力現在被對身體的管理和對生命

有步驟的支配給小心翼翼地取代了開始了生命權力的時代對他而言現代社

會的基本特徵是生命調節與育成的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最大的特點在於人類

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領域並且其特色

在於生物學的意義他認為政治技術的領域與法律主體不再有關（Foucault

1980139-143）

可以說 Foucault 看到的是西方自 17 世紀以來不只有如 Hobbes 所看到的以

主權決斷來決定生殺大權的政治權利理論並且人的生物性生命也走進入了歷

史他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的領域這

種政治技術對生物性的人命的安排使生命成為政治的對象其完全不同於生

殺的主權決斷作用它並非一種殺與不殺的權力而是一種對人的生物性生命進

行認識育成與調節的權力它的邏輯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若我們回顧 Foucault 的著作將可以發現他一直關注著西方在古典時期以後

的改變就結果來論他認為西方從 17 世紀開始對人口的控制形成一套對社

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治理的技術（Foucault 1980Foucault 2005）也因為這

一套對社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技術因此在 Foucault 看來現代社會的誕生

可以被視為一個不斷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過程對瘋狂的排除對人的規

訓對罪犯和不正常的人的矯治對性意識的控制

（二）死亡的現代性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在前現代社會中死亡對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例如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裡所提到的連帶的瓦解和死亡儀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死亡代

13

表著連帶的衰退失序需要藉著儀式（如喪禮）修復社會連帶恢復秩序

（Durkheim 1992）但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因醫療文明化的歷程或資本主義的制

度與機構建置被許多的機制排除隔離與隱藏已慢慢地與社會秩序與失序無

關

Elias（1985）在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下文簡稱為 Loneliness）中處理

現代社會中臨終者所面臨的孤獨問題簡單地說他不認為臨終者的孤獨是一個

超歷史的本質現象而是人們的死亡意象隨著歷史演變有所改變的結果這與現

代醫學現代國家和個人化的社會的發展有關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死亡不再

被蒙上神祕的色彩意味著連帶的衰退和失序而開始理性化同時人的壽命和

死亡率可以被預期死亡變成可安排的東西

Elias 指出了死亡被視作生物性時間序列的一環這與 Foucault 所提到的臨

床醫學在知識論上的斷裂可以一併思考死亡變成生命序列的終點是因病而起

或老死因而可以藉由控制生命來控制死亡死亡或疾病與生命變成了對抗的關

係或者說死亡的問題性可以隱藏在對生命的干預背後（Foucault 1995a）這些

種種在 Elias 的討論中是與死亡因醫療發展而例常化的現象有關而例常化則

將能將許多會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的事情隔絕於人們的生活之外24

現代國家壟斷暴力因暴力而亡逐漸地脫離人的生活也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

認識與處理個人化的社會也使得人與人之間隔了一道牆隔絕了情感與衝動的

相互影響亦影響了對死亡的情感表述方式（Elias 198545-58）總之隨著死

亡的理性化或例常化死亡的退隱以及情感表達的壓抑與控制會讓人聯想到死

亡的臨終者成了在生物性死亡之前即被社會排除與隔離的社會性死亡之人因而

更加地孤獨25

24

Giddens（2002）延續了 Elias 的研究指出在現代性經驗中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隔絕了許多會

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的事情死亡犯罪和瘋狂皆是其中之一 25

Foucault 在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也指出了死亡儀式的衰退以及死亡被

14

可以從中看出隨著歷史的演進死亡慢慢地遠離日常生活Elias 認為文

明化過程是現代對死亡意識成因的來源因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死亡被蒙上強

烈的羞恥感因而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26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例

行化隔離了死亡（或是藉著醫療與社會的各種機制將死亡例行化）並以專家來

管理死亡死亡遠離了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不只 Elias許多死亡史家死亡理論家在討論到死亡的現代性經驗時也

都將現代醫學的發展視作死亡的現代性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影響機制例如

Editions Gallimard（2004）就將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視作影響現在人們將死亡視

作「禁忌」的一個重要來源而 Elias 帶著很強的現代性批判認為醫療機構逐

漸掌管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事情將疾病與死亡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醫療機構

以一套既定的程序將死亡進程例常化於生物性的與理性的管理中但醫療機構

只關心人的生理死亡因此其結果是在現代死亡被收攏在醫療機構且隔絕於

日常生活成為應自我約束的禮儀後臨終者只能在生物性死亡前先行社會性死

亡孤獨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而原本可由家庭或宗教處理的死亡的心理與社

會面向也成了現代社會的死亡問題

雖然 Elias 不是在討論死亡但我們從 Loneliness 中可以了解到在現代

人們失去了面對死亡的經驗並且認為死亡是可被例常化和理性管理的在這樣

的進程中現代性會中的死亡不像前現代社會的死亡那樣影響著社會秩序死亡

被隔離在特定機構中即便死亡發生了它也無礙於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類似的

討論法國死亡史家 Aries 也有提到Aries（197488-89）認為現代醫學使得

原本可能很快就結束的死亡過程被延長死亡過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細節的步驟

不再像傳統死亡是戲劇性的一個動作

現代人迴避的現象（Foucault 1980138） 26

我們也可以在 Aries（1974）對西方死亡史的考察中發現19 世紀開始死亡漸漸地遠離日常

生活的情況例如墳塚遷移到郊區屍體在家中只停留幾天死亡的場所大多發生在醫院等

皆是

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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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第一章 漸進廢死的問題化 1

一現象與提問 1

二研究識框生命政治與死亡史 9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15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17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30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39

第五章 結論 46

參考書目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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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我國執行死刑之人數 整理自報紙及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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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漸進廢死的問題化

一現象與提問

「死刑研究」是一個長期將死刑作為一個關乎人權問題的刑罰而進行探討的

研究主題這與西方文明進程中現代國家和法律系統的出現有關11764 年義

大利人 Cesare Beccaria 在《犯罪與刑罰》一書中以社會契約的理論論證死刑剝奪

人的生命與自然法和公意志不合缺乏正當性因而必須廢除2這是死刑作

為一個關乎人權問題（同時也是法治問題3）的刑罰的開始自此死刑便與人

權現代主權國家等概念連在一起成為一個有違現代國家或文明進程的刑罰

因此死刑的研究者們常是懷著刑罰改革（或廢除死刑）的關懷從違反人權的基

本命題展開出違憲4不符比例原則誤判和冤獄等各種議題同時也在刑罰改

1 死刑被認為是長久以來即存在的刑罰其歷史遠於近代國家和法律體系出現之時在那在之前

即有不少思想家對死刑進行過討論但在那之前死刑並不作為一個人權問題而被討論例如在

Plato（2001）在《法律篇》中對死刑的討論是將死刑視作對無可救藥之人的懲罰因為那些人

無法從其他懲罰中獲得教義將其處以死刑能成為其他作惡之人的借鏡其所討論的即是死刑的

原則和對象這與他對法律與懲罰之間所強調的正當尺度的論證有關從這個角度來看死刑某

種意義上是一個特別的刑罰難以適用其他刑罰的原則但無論如何對 Plato 而言死刑不關

乎人權只有到了 1718 世紀死刑才開始與人權有關並且成為一個人權的問題而一直影響

到現在對死刑的研究 2 社會契約論意味著新的主權型態的出現它不再像是神權國家一樣君權來自於神授其主權

權力來自於人們彼此簽訂的契約在這樣的理論論證中人們彼此同意讓渡出自己原有的權利交

付給一個主權者由主權者行使權力保障人們的生活因而主權的權力是建立在契約或說是人

民國民公民的合意之上的這也成了主權權力的界限但不是所有的契約論者皆會推出死刑

應該廢止的結論例如主張現代國家形成於人們對死亡的恐懼的 Hobbes（2002）便從維持公共

和平與效益的角度論證死刑存在的必要性因為即便國家源於大家對死亡的恐懼但維持國家狀

態使之不回到人人相互為戰無秩序的自然狀態是更為重要的Rousseau（2003）與 Hobbes 不

同他強調刑罰對犯罪者改造的可能性並以此反駁從殺一儆百的角度證明死刑的論證但他卻

用優美的語言強調簽訂契約的人都不願意自己被他人殺死因而在簽訂契約時大家都同意如果

自己殺人就願意接受死刑Beccaria（1993）則認為不能假定社會契約已包含個人欣然允許自己

被處以死刑他認為生命權不在讓渡給主權者的權利之中因而死刑沒有存在的正當性 3 Beccaria 論證了主權缺乏行使死刑的權力基礎因而必須從法律上廢止死刑這樣的論證可以

放入法治國（Rechtsstaat）的思想傳統中所謂的法治國簡而言之即是由法律規範社會秩序

或者放入政治思想史的傳統中即是由法律限制國家權力尤其是對國家對個人的侵犯在現代

國家理論與現代法體系中整個法秩序的規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因此死刑若是一個人

權問題同時也會是法治問題 4 研究者們論證憲法價值體系的核心目標在於實踐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雖遇特殊情況得以限制

之但基本權利僅能被限制而不能被剝奪因而死刑應該廢止

2

革的關懷下也有從刑罰理論開展出的議題例如論證或進行死刑對犯罪沒有

嚇阻效果的研究5以及主張死刑違反教育刑的刑罰理念等簡而言之即以政

治行動先於一切

台灣近 20 年來的死刑研究同樣也與當代的社會現實與長期的社會改革運動

相關解嚴之初台灣關於死刑的研究除了繼承了西方的人權視角之外最主要

的主題與目標是呼籲廢除 40 年代以後所制定的許多特別法例如「妨害軍機治

罪條例」「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懲治盜匪條例」「肅清煙毒條例」與「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這些特別法在其立法理由上皆載有「為維護社會秩序

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特制定本條例」且含有大量唯一死刑（即其法律效果

為死刑）的規定黃東熊於 1993 年所撰寫的短文〈處死刑衡之再三〉是典型

的代表他在該文中明確表示

從人道主義6之觀點言之無論如何廢止死刑應係吾人努力之目標

如基於某種考慮而不能全面廢止死刑亦應儘量縮小可科加死刑之罪

種始為妥當helliphellip關於不帶有殺人行為之政治犯（含內亂罪7）如不

從極強之國家主義觀點言之殊難肯定對此種犯罪保存死刑（黃東熊

199315）

簡言之台灣 90 年代的死刑研究主要是在解嚴的社會情境下以法治國

和人權的觀念與論述對抗國家主義的法律與懲罰所謂的法治國簡而言之即是

由法律規範社會秩序或者以政治思想史的傳統的理解方式即是由法律限制國家

權力尤其是對國家對個人的侵犯在現代國家理論與現代法體系中整個法秩

5 Beccaria（1993）在公開反對死刑時主張從人們心裡感受的角度論證死刑對犯罪的嚇阻效果

不如長期的自由刑我們可以視其為這個議題的開創者除此之外他還論證由國家施行死刑

是國家公開地殺人不但無法對犯罪有嚇阻效果反倒會引起反效果徒增社會暴戾之氣 6 就我所閱讀的死刑文獻中絕大多數論者所提及的「人道」或「人道主義」皆與人權有關或

者可以直接說所謂的「人道」是在人權的意義下被提出的 7 此與 1991 年發生的「廢除刑法第 100 條」運動有關

3

序的規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因此死刑若是一個人權問題同時也會是

法治問題

1999 年律師蔡兆誠發現「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可以視為台灣死刑政

策與死刑研究的關鍵轉折點本文認為這一事件放入台灣的法律與死刑史來看

其意義類似於 Foucault 所舉的達米安的例子Foucault（1995b）在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下文簡稱為 Discipline）一書中舉達米安的例子表

示在此之後歐洲的刑罰體系不再是著重展現死亡景觀和製造痛苦的屬於君王的

死亡權力而是著重於控制最低度生命與勞動這對應著新的權力型態和社會型

態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作為展現君王死亡權力的死刑對於 Foucault 是前現代

社會的制度8

1999 年「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的發現除了在某種意義下證實了西方「死

刑不能降低犯罪率」的實證研究之外也讓許多人思考在正常憲政秩序下的法律

與刑罰系統的問題懲治盜匪條例的爭議除了近年來因律師界發現「可能早已

失效」的疑義外條文中充斥「唯一死刑」之罪且相關罪名的法律構成要件不

合時宜又不明確向來被視為嚴刑峻罰的典型9這個發現引發了法界的爭議

最後在司法機關及朝野立委一致支持下廢止「懲治盜匪條例」的提案無異議通

過並同步完成刑法相關條文2002 年正式廢除10

換言之「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反映了幾個問題(1)治安刑法或國家主

義下以死刑作為控制社會與維持治安之手段是否還有效用和必要(2)與前列的

一點有關唯一死刑是否需要廢止(3)是否需要重新思考死刑存在的必要性或

其功能還是該廢除死刑以上三個問題皆與台灣社會發展和解嚴的進程有關

8 台灣的死刑研究者多是法學家和犯罪學家他們多以人權法理或法律技術以及犯罪理論的角

度對死刑進行研究少有論及死刑與社會型態之關係法學家李茂生是其中的少數（可以說是唯

一一個）會在關於死刑的論文中論及這一點的研究者他受了 Foucault 的影響將死刑視作君主

或個人化的權力明確地指出死刑與非近代化社會間存有某種程度的親密關係（李茂生 1993

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9 林河名2002-1-10〈罪有「應」「得」〉《聯合報》15 版

10 張學海2002-1-10〈懲治盜匪條例廢止之省思〉《中央日報》11 版

4

因為正是因為現代治安機制的發展使得犯罪率與死刑沒有直接關係大量死刑的

存在其實是因為政治理由但在解嚴回歸正常憲政秩序之後在現代法保障人

權的基本架構下如何安置死刑於現代社會（講求對人口的安排與對行動之控制

的生命政治）現代法律（保障人權）和現代刑罰系統（以教育刑為主要刑罰結

構講求對犯罪者的改造以使之正常化）之中就成了不得不面對的困難此時已

出現社會進程與法律的落差恰巧隔年 2000 年時恰逢政黨輪替由長期反對死

刑的民進黨執政在區別於國民黨威權統治和打造新台灣的政治意識下開始了關

於死刑的法律改革

陳水扁於 2000 年就職時宣示願意將《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公

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等國際人權體系之重要文件（合稱「國際

人權公約」11）國內法化意味著國家開始採取人權論述在國家主義基礎上而

制定的法律與刑罰開始被修正或廢止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

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但因當時有約 8 成的民眾反對廢除死刑故改採逐漸廢

止死刑的策略從修法逐漸廢止〈懲治盜匪條例〉開始並且持續逐步縮小死刑

範圍自 2001 年 5 月 1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我國規定可處死刑的法條

已從 153 條（包含 65 種絕對死刑[唯一死刑]與 88 種相對死刑）降至 50 條（2010

年為 52 條）且都改為相對死刑12意即法律效果為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最高可

處死刑除此之外法務部關於死刑的各式公告也都強調法律在於保障基本人

權台灣關於死刑的各項制度仍須進行修正和廢除顯示這段時期關於死刑的法

律改革可以視作對人權（生命權）的保障的進程

在這十年間亦即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死刑研究已不再是呼籲限縮死刑或者

11

一般將《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等三

份文件合稱為「國際人權公約」「國際人權公約」可以指一系列以保障人權為目標的國際公约與

宣言包括上列三者但並不僅限於此 12

2002 年 1 月 30 日公布廢止多數唯一死刑之〈懲治盜匪條例〉修正刑法擄人勒贖罪為相對死

刑2006 年 5 月 17 日修正刑法之海盜罪為相對死刑2007 年 1 月 10 日修正〈妨害國幣懲治條

例〉第 3 條《陸海空軍刑法》第 27 條及第 6 條等 3 條為相對死刑至此中華民國已無絕對死

刑之罪

5

剔除國家主義性質的死刑規定而是站在人權的基本命題上從生命權不可剝

奪死刑合憲性比例原則誤判與冤獄等各種面向呼籲廢止死刑13或者以死

刑無法嚇阻犯罪或是站在這一基礎上捨棄死刑的治安性思考主張加強廢止死

刑的諸項配套制度14明示或暗示政府應以政治意志廢止死刑不該因大多數國

人支持死刑而採取折衷的漸進廢死路線大體而言這十年間關於死刑論文的產

出其基本命題和議題都與西方在廢除死刑的改革脈絡下所開展出的命題與主題

差不多但面對台灣特殊的漸進廢死進程亦開展出了探討這一進程在犯罪率上

和民眾對死刑的心態上等主題的研究15在漸進廢死政策推動的這幾年中被處

以死刑的人數（見下頁圖一）16與死刑執行數（見下頁圖二）大幅縮減便有黃

沄清（2005）和楊書晴（2007）等人研究死刑與重大犯罪率之間的關係並發現

無法證明死刑人數可以嚇阻殺人強盜強制性交或擄人勒贖的發生反而是刑

案破獲率與犯罪率之間呈現負相關另外在陳正和（2004）瞿海源（2006）

和李永然（2007）楊文山張喻婷（2007）等五人四篇文章中皆有提到雖然

仍有 8 成左右的國人支持死刑且半數左右主張殺人者死但隨著社會的進展

尤其是人權觀念的進展有更多比例的民眾願意接受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替代死

刑（但仍有半數民眾不支持以終身監禁代替死刑）

13

大多數的死刑研究都會涉及到上述諸面向難以區分哪位論者的哪篇文章是特別從哪個面向

出發提出死刑應該廢止但大致上可以將陳怡如（2003）廖福特（2006）朱楠（2011）等人

的文章歸在從生命權不可剝奪的角度論證或提出死刑應予以廢止邱文津（2004）則特別從人性

尊嚴這一人權的重要價值出發提出死刑應該廢止的主張而李念祖（2000）與謝孟儒（2005）

的文章則可歸類在探討死刑合憲性的議題中在〈從憲法的比例原則思考死刑問題〉一文中張

娟芬從比例原則論證死刑為過度之刑罰是國家暴力的展現而應該廢止（張娟芬 2011） 14

盧映潔是在這一議題上多有著墨的論者可參見盧映潔（2004）與盧映潔（2009） 15

除此之外亦有將「漸進廢死」作為死刑廢止的策略進行的研究如吳志光林永頌（2004）

以及陳志祥陳荔彤（2010）等雖然不是直接將漸進廢死作為廢止死刑的過程或策略所進行的

研究但從 2006 年 7 月 29 日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的「死刑廢止政策之展望」座談

會的紀錄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漸進廢死被普遍認為是作為廢止死刑的重要過程該文明確提到台灣

已確定人權立國廢除死刑並且有實際的政策出現到了該時已進入了暫停執行死刑的階

段而這是廢除死刑的重要階段（李念祖主持 2006） 16

在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上地院一審的數據與高院二審的數據有若干差異原因在於高

院二審的判決包含了更審的判決前文已經提到死刑判決經常發回更審往往一件死刑案件都

會發回更審好幾次在纏訟之下高院二審的死刑判決數便遠高於地院一審

6

圖一 高地院判處死刑人數（單位 件人） 資料來源司法院

圖二 我國執行死刑之人數 整理自報紙及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

台灣自 90 年開始進行民眾死刑存廢態度調查至今歷年統計的結果皆顯示

約有 8 成的民眾支持死刑這樣的結果再加上台灣採取漸進廢死而非直接廢止死

刑的最大原因就在於國人對死刑的高支持率使得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死刑研究

或多或少都在與國人對死刑的支持或依賴心態進行對話和反駁面對如此之高的

死刑支持率大多數的論者都將之歸因於「我國素有殺人者死的文化傳統」並

7

強調需要再多加宣導人權觀念和研擬廢除死刑的進程與相關制度17這暗示了人

權觀念和廢止死刑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死刑廢止運動和國家採取人權論述可以

視作西方逐漸改變世界的過程18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以人權式的論述公開發表任內絕

不執行死刑時當時各家的民調仍指出約有 8 成左右的民眾支持死刑繼續存在

王清峰首度以部長身分明確表示「任內不執行死刑」死刑議題再掀波

調查發現有七成四民眾反對廢除死刑制度僅一成二贊成和本報於

九十年的調查結果相比反對廢除死刑的比率九年來僅略減五個百分

點贊成比率維持一成左右九年來沒有明顯變化19

這一調查令人感到好奇自 2001 年起推動漸進廢死後台灣判處死刑判

處死刑確定以及執行死刑的數量都明顯降低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

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

20原先「殺人者死」的心態去進行解釋似乎已不再能對此進行充分的解釋畢

竟在許多殺人犯被處以無期徒刑確定或更低年限的刑罰時絕大多數的民眾並未

對此大加撻伐表達殺人犯非死不可的主張此外自 2005 年 12 月 26 日之後

台灣有四年多的時間沒有執行死刑並且暴力犯罪數量21不但沒有上升而且還有

17

除了殺人償命的文化傳統之外亦有不少論者指出許多民眾反對廢除死刑的原因在於認為死

刑能嚇阻犯罪 18

現代人權觀念和法律系統源於 1718 世紀但一直到 20 世紀時世界上廢止死刑的國家仍為

少數大多數的論者如王玉葉（2004）認為廢止死刑與歐洲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有關但

這顯示廢止死刑是人類歷史上的異例David Garland（2010）便以此為問題意識寫了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一書 19

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電話調查2010-3-11〈本報民調 74反廢死刑 42認王清峰應下

台〉《聯合報》A8 版附註根據報導指出這次調查於 3 月 10 日晚間進行成功訪問了

792 位成年人另 287 人拒訪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 35 個百分點以內調查

是以台灣地區住宅電話為母體作尾數兩位隨機抽樣 20

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

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暴力犯罪的指標定義為民國七十九年以前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等四類民

國七十九年起增列恐嚇取財及強姦（含輪姦）民國八十九年定義範圍改變增加重傷害一項

8

些微下降（見下頁圖三）起訴涉及殺害生命的案件減少約三成22並且在這些

年之中並未聽到以維持治安和社會秩序為由而集體要求執行死刑的聲音這或許

意味著當前台灣的死刑之於社會的意義主要不在於治安

圖三 台灣地區暴力犯罪發生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若將漸進廢死政策視為人權觀念的影響則 2010 年仍有 8 成民眾反對廢除

死刑意味著人權觀念的邊界僅止於大幅縮小可處死刑的主體而無法如大多數人

權運動或廢死運動者所希望的從減少死刑到停止死刑23於是「死刑的存在以及

對被處以死刑確定的犯罪者執行死刑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中具有何種意義」就

成了一個可探討的問題了

另恐嚇取財僅指重大恐嚇取財者（即行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炸等手段恐嚇勒索財物

者）強姦（含輪姦）改為強制性交（含共同強制性交及對幼性交） 22

蕭白雪2010-3-11〈王清峰 堅持不執行死刑〉《Upaper》2 版 23

其實中華民國的憲法對於死刑的解釋大法官釋字第一九四號第二六三號和第四七六號皆指

出死刑的殘忍性但卻從未將死刑解釋成違憲的刑罰惟三次申請解釋的主題和社會環境不同

雖皆做出並無違憲的解釋但其理由有所不同可參閱李念祖（2000）陳志祥（2000）和陳怡

如（2003）關於死刑釋憲與違憲審查的論文

9

二研究識框生命政治與死亡史

上面的觀察是我將台灣的死刑研究與社會進程結合起來所看到的事實上死

刑問題一直是作為一個講求社會效果（及實際影響）的制度問題而被討論因而

其研究主題與議題基本上是緊密扣合著某一特定社會的狀況經過上述的梳理

本文也認同 David Garland（2006）的主張即不能將死刑視做一個專門制度的

技術問題而必須將其意義置入特定的社會型態去進行解釋李茂生是特別懷有

這層意識的死刑研究者他懷著 Foucault 的問題意識將死刑視作君主或個人化

的權力君王藉著公開執行死刑展示其權力以使社會維持穩定與現代社會的生

命政治型態有所衝突（李茂生 1993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生命政治當然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但我們從整體社會型態的層次降

到刑事司法的層次亦能見到生命政治之概念對現行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在多年

來的死刑存廢的爭論中死刑有違教育刑的理念一直是廢死論者以及 2001 年推

動漸進廢死政策當時與之後的政府論述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台灣的刑事司法政策

中的生命政治意涵

教育刑的理論受到心理學的影響其預設是人的心理有客觀的成分因而有

明確規律可遵循並能夠具體描述為行為人外在行為的動力因此個別不同人的

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或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如偏常便表示是由於特殊個體的心理

差異所導致的因此只需要將這個主觀的差異進行改變和調整偏常者的行為就

能夠「正常化」

Franz Von Liszt 是教育刑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一個人犯罪的原因同時具

備個人性的與社會性的並且是這兩種交互作用的結果並非完全的個人責任

論但真正的重點是從這兩條犯罪原因的路徑可以瞭解一個人犯罪的真正原

因因而可以對症下藥將其矯治再教育於是就形成了專業化和個人化的

刑罰目的是預防已受到懲罰的人再次犯罪專業化和個人化的刑罰含有理性計

10

算的成分它估計著怎樣分量的刑罰可以剛好消除犯罪者的危險性使之重返社

會因而在李斯特的理論構架中傳統的刑罰已不合時宜為了獲得行刑中的教

育效果就應該依照教育的規律區別對待受刑人並運用多樣的教育手段達到使

受刑人棄惡從善不致再犯的目的

至於教育刑出現的社會背景我們基本上可以整理出三種原因(1)憲政化

運動的影響1819 世紀憲政化運動席捲了整個歐洲民主自由人權平

等正義等憲法精神也進入了刑罰思想中影響了教育刑的理念例如教育刑的

立足點就是要關注具體犯罪行為人強調個別正義通過影響和改造具體行為人

的思想來最終實現行為人個體的自主和自律(2)刑罰人道化運動的推動自然

法的個人本位價值觀在 18 世紀西方各國的法律實踐中得到體認在獄政法治中

的體現就是重視人權和人道精神強調對罪犯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3)市場經

濟價值理念的影響在商品交換的邏輯影響下罪與刑也被視做是可以交換的

刑罰的形式已被認為不重要重要的是同質的交換因而倘若刑罰的目的是在減

少和預防犯罪則也可採用教育刑而非身體刑或報復刑的方式

我們從刑事制度中充斥著各式的矯治處遇或觀護機構與制度即可知道生命

政治這一現代性的特徵已影響了台灣的刑事司法制度故本文將會以生命政治作

為研究識框之一並且將台灣漸進廢死的進程視做逐步剔除死刑將生命刑改為

自由刑的進程亦即是在刑事司法政策中生命政治擴展的歷史

另外一個研究識框來自死亡史原因在於來自漸進廢死政策推行後可處死

刑的法規基本上限於殺人犯罪而且多年來只要是未犯下奪取人命的罪一定不會

被處以死刑我認為與其用「殺人者死」這一「文化傳統」作為理解框架不如

與生命政治一樣置於現代性的過程來理解將當前台灣的死刑制度與實踐視作

對他殺而亡的處理識框會較為一致因此在生命政治之外本文再加上死亡的

現代性經驗這一識框進行死刑的社會意義之探討

11

（一）生命政治

Foucault（1995b）認為現代社會的刑罰形式主要是控制最低度的生命與強

制勞動的自由刑並非死刑這種控制死亡的刑罰他認為後者屬於前現代社會

或者是王權的時代在刑罰的演變中從公開展示和酷刑轉變為秘刑與痛苦的消

失轉變雖與刑罰人道化有關但 Foucault 認為這並非得益於人道的理念而是

在於這樣更符合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益刑罰不再是彰顯權力製造痛苦和恐懼

也不再是控制死亡而是強制勞動與控制最低限度的生命這構成了現代司法與

懲罰系統的基本型態就這個意義而言Discipline 一書所揭示的更大的論題是

監獄是現代社會的原型監獄自由刑取代死刑意味著現代社會關注的是對生命

的控制人口的干預和治理而非死亡或對死亡的控制那是前現代社會所關

注的在這一點上他不同於 Hobbes

對於 Hobbes（2002）而言對死亡的控制是一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事他

在《利維坦》中指出國家的形成源於共同體成員對死亡的恐懼他預設未進入國

家狀態的自然狀態中是人人相互為戰的那是一種隨時都有可能被殺害的狀態

人們出於恐懼死亡和自我保全的人性彼此簽訂契約讓渡權利給主權者形成

國家並生活在有秩序的狀態中Hobbes 訴說著一個重要的命題國家的目的在

於對死亡的控制在他的理論中包括除了主權者之外沒有任何人擁有殺人的權

利而主權擁有殺人的權利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Foucault（1995a）考察

了現代醫學發現 18 世紀以後醫學上普遍認為死亡無法避免因而轉向對生

命進行控制這個轉變是受近代科學的影響那時的科學知識將人比喻為機器的

機械論逐漸取代原先的有機論生命變成了某種機械和可控制的東西有機體

科學與醫學的結合對於 Foucault 而言是一個人的科學的誕生人的身體成為知

識介入的對象

12

Foucault 認為 17 世紀以來透過對身體的規訓發展出了身體的政治解剖

學通過對人口的調節控制出現了人口的生命政治學這兩者構成了生命權力

機制的兩極原本以主權權力為代表的死亡權力現在被對身體的管理和對生命

有步驟的支配給小心翼翼地取代了開始了生命權力的時代對他而言現代社

會的基本特徵是生命調節與育成的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最大的特點在於人類

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領域並且其特色

在於生物學的意義他認為政治技術的領域與法律主體不再有關（Foucault

1980139-143）

可以說 Foucault 看到的是西方自 17 世紀以來不只有如 Hobbes 所看到的以

主權決斷來決定生殺大權的政治權利理論並且人的生物性生命也走進入了歷

史他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的領域這

種政治技術對生物性的人命的安排使生命成為政治的對象其完全不同於生

殺的主權決斷作用它並非一種殺與不殺的權力而是一種對人的生物性生命進

行認識育成與調節的權力它的邏輯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若我們回顧 Foucault 的著作將可以發現他一直關注著西方在古典時期以後

的改變就結果來論他認為西方從 17 世紀開始對人口的控制形成一套對社

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治理的技術（Foucault 1980Foucault 2005）也因為這

一套對社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技術因此在 Foucault 看來現代社會的誕生

可以被視為一個不斷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過程對瘋狂的排除對人的規

訓對罪犯和不正常的人的矯治對性意識的控制

（二）死亡的現代性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在前現代社會中死亡對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例如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裡所提到的連帶的瓦解和死亡儀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死亡代

13

表著連帶的衰退失序需要藉著儀式（如喪禮）修復社會連帶恢復秩序

（Durkheim 1992）但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因醫療文明化的歷程或資本主義的制

度與機構建置被許多的機制排除隔離與隱藏已慢慢地與社會秩序與失序無

關

Elias（1985）在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下文簡稱為 Loneliness）中處理

現代社會中臨終者所面臨的孤獨問題簡單地說他不認為臨終者的孤獨是一個

超歷史的本質現象而是人們的死亡意象隨著歷史演變有所改變的結果這與現

代醫學現代國家和個人化的社會的發展有關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死亡不再

被蒙上神祕的色彩意味著連帶的衰退和失序而開始理性化同時人的壽命和

死亡率可以被預期死亡變成可安排的東西

Elias 指出了死亡被視作生物性時間序列的一環這與 Foucault 所提到的臨

床醫學在知識論上的斷裂可以一併思考死亡變成生命序列的終點是因病而起

或老死因而可以藉由控制生命來控制死亡死亡或疾病與生命變成了對抗的關

係或者說死亡的問題性可以隱藏在對生命的干預背後（Foucault 1995a）這些

種種在 Elias 的討論中是與死亡因醫療發展而例常化的現象有關而例常化則

將能將許多會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的事情隔絕於人們的生活之外24

現代國家壟斷暴力因暴力而亡逐漸地脫離人的生活也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

認識與處理個人化的社會也使得人與人之間隔了一道牆隔絕了情感與衝動的

相互影響亦影響了對死亡的情感表述方式（Elias 198545-58）總之隨著死

亡的理性化或例常化死亡的退隱以及情感表達的壓抑與控制會讓人聯想到死

亡的臨終者成了在生物性死亡之前即被社會排除與隔離的社會性死亡之人因而

更加地孤獨25

24

Giddens（2002）延續了 Elias 的研究指出在現代性經驗中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隔絕了許多會

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的事情死亡犯罪和瘋狂皆是其中之一 25

Foucault 在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也指出了死亡儀式的衰退以及死亡被

14

可以從中看出隨著歷史的演進死亡慢慢地遠離日常生活Elias 認為文

明化過程是現代對死亡意識成因的來源因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死亡被蒙上強

烈的羞恥感因而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26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例

行化隔離了死亡（或是藉著醫療與社會的各種機制將死亡例行化）並以專家來

管理死亡死亡遠離了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不只 Elias許多死亡史家死亡理論家在討論到死亡的現代性經驗時也

都將現代醫學的發展視作死亡的現代性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影響機制例如

Editions Gallimard（2004）就將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視作影響現在人們將死亡視

作「禁忌」的一個重要來源而 Elias 帶著很強的現代性批判認為醫療機構逐

漸掌管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事情將疾病與死亡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醫療機構

以一套既定的程序將死亡進程例常化於生物性的與理性的管理中但醫療機構

只關心人的生理死亡因此其結果是在現代死亡被收攏在醫療機構且隔絕於

日常生活成為應自我約束的禮儀後臨終者只能在生物性死亡前先行社會性死

亡孤獨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而原本可由家庭或宗教處理的死亡的心理與社

會面向也成了現代社會的死亡問題

雖然 Elias 不是在討論死亡但我們從 Loneliness 中可以了解到在現代

人們失去了面對死亡的經驗並且認為死亡是可被例常化和理性管理的在這樣

的進程中現代性會中的死亡不像前現代社會的死亡那樣影響著社會秩序死亡

被隔離在特定機構中即便死亡發生了它也無礙於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類似的

討論法國死亡史家 Aries 也有提到Aries（197488-89）認為現代醫學使得

原本可能很快就結束的死亡過程被延長死亡過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細節的步驟

不再像傳統死亡是戲劇性的一個動作

現代人迴避的現象（Foucault 1980138） 26

我們也可以在 Aries（1974）對西方死亡史的考察中發現19 世紀開始死亡漸漸地遠離日常

生活的情況例如墳塚遷移到郊區屍體在家中只停留幾天死亡的場所大多發生在醫院等

皆是

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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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漸進廢死的問題化

一現象與提問

「死刑研究」是一個長期將死刑作為一個關乎人權問題的刑罰而進行探討的

研究主題這與西方文明進程中現代國家和法律系統的出現有關11764 年義

大利人 Cesare Beccaria 在《犯罪與刑罰》一書中以社會契約的理論論證死刑剝奪

人的生命與自然法和公意志不合缺乏正當性因而必須廢除2這是死刑作

為一個關乎人權問題（同時也是法治問題3）的刑罰的開始自此死刑便與人

權現代主權國家等概念連在一起成為一個有違現代國家或文明進程的刑罰

因此死刑的研究者們常是懷著刑罰改革（或廢除死刑）的關懷從違反人權的基

本命題展開出違憲4不符比例原則誤判和冤獄等各種議題同時也在刑罰改

1 死刑被認為是長久以來即存在的刑罰其歷史遠於近代國家和法律體系出現之時在那在之前

即有不少思想家對死刑進行過討論但在那之前死刑並不作為一個人權問題而被討論例如在

Plato（2001）在《法律篇》中對死刑的討論是將死刑視作對無可救藥之人的懲罰因為那些人

無法從其他懲罰中獲得教義將其處以死刑能成為其他作惡之人的借鏡其所討論的即是死刑的

原則和對象這與他對法律與懲罰之間所強調的正當尺度的論證有關從這個角度來看死刑某

種意義上是一個特別的刑罰難以適用其他刑罰的原則但無論如何對 Plato 而言死刑不關

乎人權只有到了 1718 世紀死刑才開始與人權有關並且成為一個人權的問題而一直影響

到現在對死刑的研究 2 社會契約論意味著新的主權型態的出現它不再像是神權國家一樣君權來自於神授其主權

權力來自於人們彼此簽訂的契約在這樣的理論論證中人們彼此同意讓渡出自己原有的權利交

付給一個主權者由主權者行使權力保障人們的生活因而主權的權力是建立在契約或說是人

民國民公民的合意之上的這也成了主權權力的界限但不是所有的契約論者皆會推出死刑

應該廢止的結論例如主張現代國家形成於人們對死亡的恐懼的 Hobbes（2002）便從維持公共

和平與效益的角度論證死刑存在的必要性因為即便國家源於大家對死亡的恐懼但維持國家狀

態使之不回到人人相互為戰無秩序的自然狀態是更為重要的Rousseau（2003）與 Hobbes 不

同他強調刑罰對犯罪者改造的可能性並以此反駁從殺一儆百的角度證明死刑的論證但他卻

用優美的語言強調簽訂契約的人都不願意自己被他人殺死因而在簽訂契約時大家都同意如果

自己殺人就願意接受死刑Beccaria（1993）則認為不能假定社會契約已包含個人欣然允許自己

被處以死刑他認為生命權不在讓渡給主權者的權利之中因而死刑沒有存在的正當性 3 Beccaria 論證了主權缺乏行使死刑的權力基礎因而必須從法律上廢止死刑這樣的論證可以

放入法治國（Rechtsstaat）的思想傳統中所謂的法治國簡而言之即是由法律規範社會秩序

或者放入政治思想史的傳統中即是由法律限制國家權力尤其是對國家對個人的侵犯在現代

國家理論與現代法體系中整個法秩序的規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因此死刑若是一個人

權問題同時也會是法治問題 4 研究者們論證憲法價值體系的核心目標在於實踐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雖遇特殊情況得以限制

之但基本權利僅能被限制而不能被剝奪因而死刑應該廢止

2

革的關懷下也有從刑罰理論開展出的議題例如論證或進行死刑對犯罪沒有

嚇阻效果的研究5以及主張死刑違反教育刑的刑罰理念等簡而言之即以政

治行動先於一切

台灣近 20 年來的死刑研究同樣也與當代的社會現實與長期的社會改革運動

相關解嚴之初台灣關於死刑的研究除了繼承了西方的人權視角之外最主要

的主題與目標是呼籲廢除 40 年代以後所制定的許多特別法例如「妨害軍機治

罪條例」「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懲治盜匪條例」「肅清煙毒條例」與「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這些特別法在其立法理由上皆載有「為維護社會秩序

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特制定本條例」且含有大量唯一死刑（即其法律效果

為死刑）的規定黃東熊於 1993 年所撰寫的短文〈處死刑衡之再三〉是典型

的代表他在該文中明確表示

從人道主義6之觀點言之無論如何廢止死刑應係吾人努力之目標

如基於某種考慮而不能全面廢止死刑亦應儘量縮小可科加死刑之罪

種始為妥當helliphellip關於不帶有殺人行為之政治犯（含內亂罪7）如不

從極強之國家主義觀點言之殊難肯定對此種犯罪保存死刑（黃東熊

199315）

簡言之台灣 90 年代的死刑研究主要是在解嚴的社會情境下以法治國

和人權的觀念與論述對抗國家主義的法律與懲罰所謂的法治國簡而言之即是

由法律規範社會秩序或者以政治思想史的傳統的理解方式即是由法律限制國家

權力尤其是對國家對個人的侵犯在現代國家理論與現代法體系中整個法秩

5 Beccaria（1993）在公開反對死刑時主張從人們心裡感受的角度論證死刑對犯罪的嚇阻效果

不如長期的自由刑我們可以視其為這個議題的開創者除此之外他還論證由國家施行死刑

是國家公開地殺人不但無法對犯罪有嚇阻效果反倒會引起反效果徒增社會暴戾之氣 6 就我所閱讀的死刑文獻中絕大多數論者所提及的「人道」或「人道主義」皆與人權有關或

者可以直接說所謂的「人道」是在人權的意義下被提出的 7 此與 1991 年發生的「廢除刑法第 100 條」運動有關

3

序的規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因此死刑若是一個人權問題同時也會是

法治問題

1999 年律師蔡兆誠發現「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可以視為台灣死刑政

策與死刑研究的關鍵轉折點本文認為這一事件放入台灣的法律與死刑史來看

其意義類似於 Foucault 所舉的達米安的例子Foucault（1995b）在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下文簡稱為 Discipline）一書中舉達米安的例子表

示在此之後歐洲的刑罰體系不再是著重展現死亡景觀和製造痛苦的屬於君王的

死亡權力而是著重於控制最低度生命與勞動這對應著新的權力型態和社會型

態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作為展現君王死亡權力的死刑對於 Foucault 是前現代

社會的制度8

1999 年「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的發現除了在某種意義下證實了西方「死

刑不能降低犯罪率」的實證研究之外也讓許多人思考在正常憲政秩序下的法律

與刑罰系統的問題懲治盜匪條例的爭議除了近年來因律師界發現「可能早已

失效」的疑義外條文中充斥「唯一死刑」之罪且相關罪名的法律構成要件不

合時宜又不明確向來被視為嚴刑峻罰的典型9這個發現引發了法界的爭議

最後在司法機關及朝野立委一致支持下廢止「懲治盜匪條例」的提案無異議通

過並同步完成刑法相關條文2002 年正式廢除10

換言之「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反映了幾個問題(1)治安刑法或國家主

義下以死刑作為控制社會與維持治安之手段是否還有效用和必要(2)與前列的

一點有關唯一死刑是否需要廢止(3)是否需要重新思考死刑存在的必要性或

其功能還是該廢除死刑以上三個問題皆與台灣社會發展和解嚴的進程有關

8 台灣的死刑研究者多是法學家和犯罪學家他們多以人權法理或法律技術以及犯罪理論的角

度對死刑進行研究少有論及死刑與社會型態之關係法學家李茂生是其中的少數（可以說是唯

一一個）會在關於死刑的論文中論及這一點的研究者他受了 Foucault 的影響將死刑視作君主

或個人化的權力明確地指出死刑與非近代化社會間存有某種程度的親密關係（李茂生 1993

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9 林河名2002-1-10〈罪有「應」「得」〉《聯合報》15 版

10 張學海2002-1-10〈懲治盜匪條例廢止之省思〉《中央日報》11 版

4

因為正是因為現代治安機制的發展使得犯罪率與死刑沒有直接關係大量死刑的

存在其實是因為政治理由但在解嚴回歸正常憲政秩序之後在現代法保障人

權的基本架構下如何安置死刑於現代社會（講求對人口的安排與對行動之控制

的生命政治）現代法律（保障人權）和現代刑罰系統（以教育刑為主要刑罰結

構講求對犯罪者的改造以使之正常化）之中就成了不得不面對的困難此時已

出現社會進程與法律的落差恰巧隔年 2000 年時恰逢政黨輪替由長期反對死

刑的民進黨執政在區別於國民黨威權統治和打造新台灣的政治意識下開始了關

於死刑的法律改革

陳水扁於 2000 年就職時宣示願意將《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公

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等國際人權體系之重要文件（合稱「國際

人權公約」11）國內法化意味著國家開始採取人權論述在國家主義基礎上而

制定的法律與刑罰開始被修正或廢止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

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但因當時有約 8 成的民眾反對廢除死刑故改採逐漸廢

止死刑的策略從修法逐漸廢止〈懲治盜匪條例〉開始並且持續逐步縮小死刑

範圍自 2001 年 5 月 1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我國規定可處死刑的法條

已從 153 條（包含 65 種絕對死刑[唯一死刑]與 88 種相對死刑）降至 50 條（2010

年為 52 條）且都改為相對死刑12意即法律效果為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最高可

處死刑除此之外法務部關於死刑的各式公告也都強調法律在於保障基本人

權台灣關於死刑的各項制度仍須進行修正和廢除顯示這段時期關於死刑的法

律改革可以視作對人權（生命權）的保障的進程

在這十年間亦即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死刑研究已不再是呼籲限縮死刑或者

11

一般將《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等三

份文件合稱為「國際人權公約」「國際人權公約」可以指一系列以保障人權為目標的國際公约與

宣言包括上列三者但並不僅限於此 12

2002 年 1 月 30 日公布廢止多數唯一死刑之〈懲治盜匪條例〉修正刑法擄人勒贖罪為相對死

刑2006 年 5 月 17 日修正刑法之海盜罪為相對死刑2007 年 1 月 10 日修正〈妨害國幣懲治條

例〉第 3 條《陸海空軍刑法》第 27 條及第 6 條等 3 條為相對死刑至此中華民國已無絕對死

刑之罪

5

剔除國家主義性質的死刑規定而是站在人權的基本命題上從生命權不可剝

奪死刑合憲性比例原則誤判與冤獄等各種面向呼籲廢止死刑13或者以死

刑無法嚇阻犯罪或是站在這一基礎上捨棄死刑的治安性思考主張加強廢止死

刑的諸項配套制度14明示或暗示政府應以政治意志廢止死刑不該因大多數國

人支持死刑而採取折衷的漸進廢死路線大體而言這十年間關於死刑論文的產

出其基本命題和議題都與西方在廢除死刑的改革脈絡下所開展出的命題與主題

差不多但面對台灣特殊的漸進廢死進程亦開展出了探討這一進程在犯罪率上

和民眾對死刑的心態上等主題的研究15在漸進廢死政策推動的這幾年中被處

以死刑的人數（見下頁圖一）16與死刑執行數（見下頁圖二）大幅縮減便有黃

沄清（2005）和楊書晴（2007）等人研究死刑與重大犯罪率之間的關係並發現

無法證明死刑人數可以嚇阻殺人強盜強制性交或擄人勒贖的發生反而是刑

案破獲率與犯罪率之間呈現負相關另外在陳正和（2004）瞿海源（2006）

和李永然（2007）楊文山張喻婷（2007）等五人四篇文章中皆有提到雖然

仍有 8 成左右的國人支持死刑且半數左右主張殺人者死但隨著社會的進展

尤其是人權觀念的進展有更多比例的民眾願意接受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替代死

刑（但仍有半數民眾不支持以終身監禁代替死刑）

13

大多數的死刑研究都會涉及到上述諸面向難以區分哪位論者的哪篇文章是特別從哪個面向

出發提出死刑應該廢止但大致上可以將陳怡如（2003）廖福特（2006）朱楠（2011）等人

的文章歸在從生命權不可剝奪的角度論證或提出死刑應予以廢止邱文津（2004）則特別從人性

尊嚴這一人權的重要價值出發提出死刑應該廢止的主張而李念祖（2000）與謝孟儒（2005）

的文章則可歸類在探討死刑合憲性的議題中在〈從憲法的比例原則思考死刑問題〉一文中張

娟芬從比例原則論證死刑為過度之刑罰是國家暴力的展現而應該廢止（張娟芬 2011） 14

盧映潔是在這一議題上多有著墨的論者可參見盧映潔（2004）與盧映潔（2009） 15

除此之外亦有將「漸進廢死」作為死刑廢止的策略進行的研究如吳志光林永頌（2004）

以及陳志祥陳荔彤（2010）等雖然不是直接將漸進廢死作為廢止死刑的過程或策略所進行的

研究但從 2006 年 7 月 29 日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的「死刑廢止政策之展望」座談

會的紀錄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漸進廢死被普遍認為是作為廢止死刑的重要過程該文明確提到台灣

已確定人權立國廢除死刑並且有實際的政策出現到了該時已進入了暫停執行死刑的階

段而這是廢除死刑的重要階段（李念祖主持 2006） 16

在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上地院一審的數據與高院二審的數據有若干差異原因在於高

院二審的判決包含了更審的判決前文已經提到死刑判決經常發回更審往往一件死刑案件都

會發回更審好幾次在纏訟之下高院二審的死刑判決數便遠高於地院一審

6

圖一 高地院判處死刑人數（單位 件人） 資料來源司法院

圖二 我國執行死刑之人數 整理自報紙及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

台灣自 90 年開始進行民眾死刑存廢態度調查至今歷年統計的結果皆顯示

約有 8 成的民眾支持死刑這樣的結果再加上台灣採取漸進廢死而非直接廢止死

刑的最大原因就在於國人對死刑的高支持率使得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死刑研究

或多或少都在與國人對死刑的支持或依賴心態進行對話和反駁面對如此之高的

死刑支持率大多數的論者都將之歸因於「我國素有殺人者死的文化傳統」並

7

強調需要再多加宣導人權觀念和研擬廢除死刑的進程與相關制度17這暗示了人

權觀念和廢止死刑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死刑廢止運動和國家採取人權論述可以

視作西方逐漸改變世界的過程18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以人權式的論述公開發表任內絕

不執行死刑時當時各家的民調仍指出約有 8 成左右的民眾支持死刑繼續存在

王清峰首度以部長身分明確表示「任內不執行死刑」死刑議題再掀波

調查發現有七成四民眾反對廢除死刑制度僅一成二贊成和本報於

九十年的調查結果相比反對廢除死刑的比率九年來僅略減五個百分

點贊成比率維持一成左右九年來沒有明顯變化19

這一調查令人感到好奇自 2001 年起推動漸進廢死後台灣判處死刑判

處死刑確定以及執行死刑的數量都明顯降低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

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

20原先「殺人者死」的心態去進行解釋似乎已不再能對此進行充分的解釋畢

竟在許多殺人犯被處以無期徒刑確定或更低年限的刑罰時絕大多數的民眾並未

對此大加撻伐表達殺人犯非死不可的主張此外自 2005 年 12 月 26 日之後

台灣有四年多的時間沒有執行死刑並且暴力犯罪數量21不但沒有上升而且還有

17

除了殺人償命的文化傳統之外亦有不少論者指出許多民眾反對廢除死刑的原因在於認為死

刑能嚇阻犯罪 18

現代人權觀念和法律系統源於 1718 世紀但一直到 20 世紀時世界上廢止死刑的國家仍為

少數大多數的論者如王玉葉（2004）認為廢止死刑與歐洲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有關但

這顯示廢止死刑是人類歷史上的異例David Garland（2010）便以此為問題意識寫了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一書 19

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電話調查2010-3-11〈本報民調 74反廢死刑 42認王清峰應下

台〉《聯合報》A8 版附註根據報導指出這次調查於 3 月 10 日晚間進行成功訪問了

792 位成年人另 287 人拒訪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 35 個百分點以內調查

是以台灣地區住宅電話為母體作尾數兩位隨機抽樣 20

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

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暴力犯罪的指標定義為民國七十九年以前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等四類民

國七十九年起增列恐嚇取財及強姦（含輪姦）民國八十九年定義範圍改變增加重傷害一項

8

些微下降（見下頁圖三）起訴涉及殺害生命的案件減少約三成22並且在這些

年之中並未聽到以維持治安和社會秩序為由而集體要求執行死刑的聲音這或許

意味著當前台灣的死刑之於社會的意義主要不在於治安

圖三 台灣地區暴力犯罪發生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若將漸進廢死政策視為人權觀念的影響則 2010 年仍有 8 成民眾反對廢除

死刑意味著人權觀念的邊界僅止於大幅縮小可處死刑的主體而無法如大多數人

權運動或廢死運動者所希望的從減少死刑到停止死刑23於是「死刑的存在以及

對被處以死刑確定的犯罪者執行死刑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中具有何種意義」就

成了一個可探討的問題了

另恐嚇取財僅指重大恐嚇取財者（即行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炸等手段恐嚇勒索財物

者）強姦（含輪姦）改為強制性交（含共同強制性交及對幼性交） 22

蕭白雪2010-3-11〈王清峰 堅持不執行死刑〉《Upaper》2 版 23

其實中華民國的憲法對於死刑的解釋大法官釋字第一九四號第二六三號和第四七六號皆指

出死刑的殘忍性但卻從未將死刑解釋成違憲的刑罰惟三次申請解釋的主題和社會環境不同

雖皆做出並無違憲的解釋但其理由有所不同可參閱李念祖（2000）陳志祥（2000）和陳怡

如（2003）關於死刑釋憲與違憲審查的論文

9

二研究識框生命政治與死亡史

上面的觀察是我將台灣的死刑研究與社會進程結合起來所看到的事實上死

刑問題一直是作為一個講求社會效果（及實際影響）的制度問題而被討論因而

其研究主題與議題基本上是緊密扣合著某一特定社會的狀況經過上述的梳理

本文也認同 David Garland（2006）的主張即不能將死刑視做一個專門制度的

技術問題而必須將其意義置入特定的社會型態去進行解釋李茂生是特別懷有

這層意識的死刑研究者他懷著 Foucault 的問題意識將死刑視作君主或個人化

的權力君王藉著公開執行死刑展示其權力以使社會維持穩定與現代社會的生

命政治型態有所衝突（李茂生 1993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生命政治當然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但我們從整體社會型態的層次降

到刑事司法的層次亦能見到生命政治之概念對現行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在多年

來的死刑存廢的爭論中死刑有違教育刑的理念一直是廢死論者以及 2001 年推

動漸進廢死政策當時與之後的政府論述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台灣的刑事司法政策

中的生命政治意涵

教育刑的理論受到心理學的影響其預設是人的心理有客觀的成分因而有

明確規律可遵循並能夠具體描述為行為人外在行為的動力因此個別不同人的

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或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如偏常便表示是由於特殊個體的心理

差異所導致的因此只需要將這個主觀的差異進行改變和調整偏常者的行為就

能夠「正常化」

Franz Von Liszt 是教育刑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一個人犯罪的原因同時具

備個人性的與社會性的並且是這兩種交互作用的結果並非完全的個人責任

論但真正的重點是從這兩條犯罪原因的路徑可以瞭解一個人犯罪的真正原

因因而可以對症下藥將其矯治再教育於是就形成了專業化和個人化的

刑罰目的是預防已受到懲罰的人再次犯罪專業化和個人化的刑罰含有理性計

10

算的成分它估計著怎樣分量的刑罰可以剛好消除犯罪者的危險性使之重返社

會因而在李斯特的理論構架中傳統的刑罰已不合時宜為了獲得行刑中的教

育效果就應該依照教育的規律區別對待受刑人並運用多樣的教育手段達到使

受刑人棄惡從善不致再犯的目的

至於教育刑出現的社會背景我們基本上可以整理出三種原因(1)憲政化

運動的影響1819 世紀憲政化運動席捲了整個歐洲民主自由人權平

等正義等憲法精神也進入了刑罰思想中影響了教育刑的理念例如教育刑的

立足點就是要關注具體犯罪行為人強調個別正義通過影響和改造具體行為人

的思想來最終實現行為人個體的自主和自律(2)刑罰人道化運動的推動自然

法的個人本位價值觀在 18 世紀西方各國的法律實踐中得到體認在獄政法治中

的體現就是重視人權和人道精神強調對罪犯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3)市場經

濟價值理念的影響在商品交換的邏輯影響下罪與刑也被視做是可以交換的

刑罰的形式已被認為不重要重要的是同質的交換因而倘若刑罰的目的是在減

少和預防犯罪則也可採用教育刑而非身體刑或報復刑的方式

我們從刑事制度中充斥著各式的矯治處遇或觀護機構與制度即可知道生命

政治這一現代性的特徵已影響了台灣的刑事司法制度故本文將會以生命政治作

為研究識框之一並且將台灣漸進廢死的進程視做逐步剔除死刑將生命刑改為

自由刑的進程亦即是在刑事司法政策中生命政治擴展的歷史

另外一個研究識框來自死亡史原因在於來自漸進廢死政策推行後可處死

刑的法規基本上限於殺人犯罪而且多年來只要是未犯下奪取人命的罪一定不會

被處以死刑我認為與其用「殺人者死」這一「文化傳統」作為理解框架不如

與生命政治一樣置於現代性的過程來理解將當前台灣的死刑制度與實踐視作

對他殺而亡的處理識框會較為一致因此在生命政治之外本文再加上死亡的

現代性經驗這一識框進行死刑的社會意義之探討

11

（一）生命政治

Foucault（1995b）認為現代社會的刑罰形式主要是控制最低度的生命與強

制勞動的自由刑並非死刑這種控制死亡的刑罰他認為後者屬於前現代社會

或者是王權的時代在刑罰的演變中從公開展示和酷刑轉變為秘刑與痛苦的消

失轉變雖與刑罰人道化有關但 Foucault 認為這並非得益於人道的理念而是

在於這樣更符合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益刑罰不再是彰顯權力製造痛苦和恐懼

也不再是控制死亡而是強制勞動與控制最低限度的生命這構成了現代司法與

懲罰系統的基本型態就這個意義而言Discipline 一書所揭示的更大的論題是

監獄是現代社會的原型監獄自由刑取代死刑意味著現代社會關注的是對生命

的控制人口的干預和治理而非死亡或對死亡的控制那是前現代社會所關

注的在這一點上他不同於 Hobbes

對於 Hobbes（2002）而言對死亡的控制是一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事他

在《利維坦》中指出國家的形成源於共同體成員對死亡的恐懼他預設未進入國

家狀態的自然狀態中是人人相互為戰的那是一種隨時都有可能被殺害的狀態

人們出於恐懼死亡和自我保全的人性彼此簽訂契約讓渡權利給主權者形成

國家並生活在有秩序的狀態中Hobbes 訴說著一個重要的命題國家的目的在

於對死亡的控制在他的理論中包括除了主權者之外沒有任何人擁有殺人的權

利而主權擁有殺人的權利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Foucault（1995a）考察

了現代醫學發現 18 世紀以後醫學上普遍認為死亡無法避免因而轉向對生

命進行控制這個轉變是受近代科學的影響那時的科學知識將人比喻為機器的

機械論逐漸取代原先的有機論生命變成了某種機械和可控制的東西有機體

科學與醫學的結合對於 Foucault 而言是一個人的科學的誕生人的身體成為知

識介入的對象

12

Foucault 認為 17 世紀以來透過對身體的規訓發展出了身體的政治解剖

學通過對人口的調節控制出現了人口的生命政治學這兩者構成了生命權力

機制的兩極原本以主權權力為代表的死亡權力現在被對身體的管理和對生命

有步驟的支配給小心翼翼地取代了開始了生命權力的時代對他而言現代社

會的基本特徵是生命調節與育成的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最大的特點在於人類

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領域並且其特色

在於生物學的意義他認為政治技術的領域與法律主體不再有關（Foucault

1980139-143）

可以說 Foucault 看到的是西方自 17 世紀以來不只有如 Hobbes 所看到的以

主權決斷來決定生殺大權的政治權利理論並且人的生物性生命也走進入了歷

史他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的領域這

種政治技術對生物性的人命的安排使生命成為政治的對象其完全不同於生

殺的主權決斷作用它並非一種殺與不殺的權力而是一種對人的生物性生命進

行認識育成與調節的權力它的邏輯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若我們回顧 Foucault 的著作將可以發現他一直關注著西方在古典時期以後

的改變就結果來論他認為西方從 17 世紀開始對人口的控制形成一套對社

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治理的技術（Foucault 1980Foucault 2005）也因為這

一套對社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技術因此在 Foucault 看來現代社會的誕生

可以被視為一個不斷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過程對瘋狂的排除對人的規

訓對罪犯和不正常的人的矯治對性意識的控制

（二）死亡的現代性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在前現代社會中死亡對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例如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裡所提到的連帶的瓦解和死亡儀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死亡代

13

表著連帶的衰退失序需要藉著儀式（如喪禮）修復社會連帶恢復秩序

（Durkheim 1992）但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因醫療文明化的歷程或資本主義的制

度與機構建置被許多的機制排除隔離與隱藏已慢慢地與社會秩序與失序無

關

Elias（1985）在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下文簡稱為 Loneliness）中處理

現代社會中臨終者所面臨的孤獨問題簡單地說他不認為臨終者的孤獨是一個

超歷史的本質現象而是人們的死亡意象隨著歷史演變有所改變的結果這與現

代醫學現代國家和個人化的社會的發展有關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死亡不再

被蒙上神祕的色彩意味著連帶的衰退和失序而開始理性化同時人的壽命和

死亡率可以被預期死亡變成可安排的東西

Elias 指出了死亡被視作生物性時間序列的一環這與 Foucault 所提到的臨

床醫學在知識論上的斷裂可以一併思考死亡變成生命序列的終點是因病而起

或老死因而可以藉由控制生命來控制死亡死亡或疾病與生命變成了對抗的關

係或者說死亡的問題性可以隱藏在對生命的干預背後（Foucault 1995a）這些

種種在 Elias 的討論中是與死亡因醫療發展而例常化的現象有關而例常化則

將能將許多會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的事情隔絕於人們的生活之外24

現代國家壟斷暴力因暴力而亡逐漸地脫離人的生活也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

認識與處理個人化的社會也使得人與人之間隔了一道牆隔絕了情感與衝動的

相互影響亦影響了對死亡的情感表述方式（Elias 198545-58）總之隨著死

亡的理性化或例常化死亡的退隱以及情感表達的壓抑與控制會讓人聯想到死

亡的臨終者成了在生物性死亡之前即被社會排除與隔離的社會性死亡之人因而

更加地孤獨25

24

Giddens（2002）延續了 Elias 的研究指出在現代性經驗中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隔絕了許多會

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的事情死亡犯罪和瘋狂皆是其中之一 25

Foucault 在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也指出了死亡儀式的衰退以及死亡被

14

可以從中看出隨著歷史的演進死亡慢慢地遠離日常生活Elias 認為文

明化過程是現代對死亡意識成因的來源因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死亡被蒙上強

烈的羞恥感因而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26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例

行化隔離了死亡（或是藉著醫療與社會的各種機制將死亡例行化）並以專家來

管理死亡死亡遠離了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不只 Elias許多死亡史家死亡理論家在討論到死亡的現代性經驗時也

都將現代醫學的發展視作死亡的現代性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影響機制例如

Editions Gallimard（2004）就將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視作影響現在人們將死亡視

作「禁忌」的一個重要來源而 Elias 帶著很強的現代性批判認為醫療機構逐

漸掌管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事情將疾病與死亡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醫療機構

以一套既定的程序將死亡進程例常化於生物性的與理性的管理中但醫療機構

只關心人的生理死亡因此其結果是在現代死亡被收攏在醫療機構且隔絕於

日常生活成為應自我約束的禮儀後臨終者只能在生物性死亡前先行社會性死

亡孤獨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而原本可由家庭或宗教處理的死亡的心理與社

會面向也成了現代社會的死亡問題

雖然 Elias 不是在討論死亡但我們從 Loneliness 中可以了解到在現代

人們失去了面對死亡的經驗並且認為死亡是可被例常化和理性管理的在這樣

的進程中現代性會中的死亡不像前現代社會的死亡那樣影響著社會秩序死亡

被隔離在特定機構中即便死亡發生了它也無礙於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類似的

討論法國死亡史家 Aries 也有提到Aries（197488-89）認為現代醫學使得

原本可能很快就結束的死亡過程被延長死亡過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細節的步驟

不再像傳統死亡是戲劇性的一個動作

現代人迴避的現象（Foucault 1980138） 26

我們也可以在 Aries（1974）對西方死亡史的考察中發現19 世紀開始死亡漸漸地遠離日常

生活的情況例如墳塚遷移到郊區屍體在家中只停留幾天死亡的場所大多發生在醫院等

皆是

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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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漸進廢死的問題化

一現象與提問

「死刑研究」是一個長期將死刑作為一個關乎人權問題的刑罰而進行探討的

研究主題這與西方文明進程中現代國家和法律系統的出現有關11764 年義

大利人 Cesare Beccaria 在《犯罪與刑罰》一書中以社會契約的理論論證死刑剝奪

人的生命與自然法和公意志不合缺乏正當性因而必須廢除2這是死刑作

為一個關乎人權問題（同時也是法治問題3）的刑罰的開始自此死刑便與人

權現代主權國家等概念連在一起成為一個有違現代國家或文明進程的刑罰

因此死刑的研究者們常是懷著刑罰改革（或廢除死刑）的關懷從違反人權的基

本命題展開出違憲4不符比例原則誤判和冤獄等各種議題同時也在刑罰改

1 死刑被認為是長久以來即存在的刑罰其歷史遠於近代國家和法律體系出現之時在那在之前

即有不少思想家對死刑進行過討論但在那之前死刑並不作為一個人權問題而被討論例如在

Plato（2001）在《法律篇》中對死刑的討論是將死刑視作對無可救藥之人的懲罰因為那些人

無法從其他懲罰中獲得教義將其處以死刑能成為其他作惡之人的借鏡其所討論的即是死刑的

原則和對象這與他對法律與懲罰之間所強調的正當尺度的論證有關從這個角度來看死刑某

種意義上是一個特別的刑罰難以適用其他刑罰的原則但無論如何對 Plato 而言死刑不關

乎人權只有到了 1718 世紀死刑才開始與人權有關並且成為一個人權的問題而一直影響

到現在對死刑的研究 2 社會契約論意味著新的主權型態的出現它不再像是神權國家一樣君權來自於神授其主權

權力來自於人們彼此簽訂的契約在這樣的理論論證中人們彼此同意讓渡出自己原有的權利交

付給一個主權者由主權者行使權力保障人們的生活因而主權的權力是建立在契約或說是人

民國民公民的合意之上的這也成了主權權力的界限但不是所有的契約論者皆會推出死刑

應該廢止的結論例如主張現代國家形成於人們對死亡的恐懼的 Hobbes（2002）便從維持公共

和平與效益的角度論證死刑存在的必要性因為即便國家源於大家對死亡的恐懼但維持國家狀

態使之不回到人人相互為戰無秩序的自然狀態是更為重要的Rousseau（2003）與 Hobbes 不

同他強調刑罰對犯罪者改造的可能性並以此反駁從殺一儆百的角度證明死刑的論證但他卻

用優美的語言強調簽訂契約的人都不願意自己被他人殺死因而在簽訂契約時大家都同意如果

自己殺人就願意接受死刑Beccaria（1993）則認為不能假定社會契約已包含個人欣然允許自己

被處以死刑他認為生命權不在讓渡給主權者的權利之中因而死刑沒有存在的正當性 3 Beccaria 論證了主權缺乏行使死刑的權力基礎因而必須從法律上廢止死刑這樣的論證可以

放入法治國（Rechtsstaat）的思想傳統中所謂的法治國簡而言之即是由法律規範社會秩序

或者放入政治思想史的傳統中即是由法律限制國家權力尤其是對國家對個人的侵犯在現代

國家理論與現代法體系中整個法秩序的規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因此死刑若是一個人

權問題同時也會是法治問題 4 研究者們論證憲法價值體系的核心目標在於實踐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雖遇特殊情況得以限制

之但基本權利僅能被限制而不能被剝奪因而死刑應該廢止

2

革的關懷下也有從刑罰理論開展出的議題例如論證或進行死刑對犯罪沒有

嚇阻效果的研究5以及主張死刑違反教育刑的刑罰理念等簡而言之即以政

治行動先於一切

台灣近 20 年來的死刑研究同樣也與當代的社會現實與長期的社會改革運動

相關解嚴之初台灣關於死刑的研究除了繼承了西方的人權視角之外最主要

的主題與目標是呼籲廢除 40 年代以後所制定的許多特別法例如「妨害軍機治

罪條例」「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懲治盜匪條例」「肅清煙毒條例」與「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這些特別法在其立法理由上皆載有「為維護社會秩序

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特制定本條例」且含有大量唯一死刑（即其法律效果

為死刑）的規定黃東熊於 1993 年所撰寫的短文〈處死刑衡之再三〉是典型

的代表他在該文中明確表示

從人道主義6之觀點言之無論如何廢止死刑應係吾人努力之目標

如基於某種考慮而不能全面廢止死刑亦應儘量縮小可科加死刑之罪

種始為妥當helliphellip關於不帶有殺人行為之政治犯（含內亂罪7）如不

從極強之國家主義觀點言之殊難肯定對此種犯罪保存死刑（黃東熊

199315）

簡言之台灣 90 年代的死刑研究主要是在解嚴的社會情境下以法治國

和人權的觀念與論述對抗國家主義的法律與懲罰所謂的法治國簡而言之即是

由法律規範社會秩序或者以政治思想史的傳統的理解方式即是由法律限制國家

權力尤其是對國家對個人的侵犯在現代國家理論與現代法體系中整個法秩

5 Beccaria（1993）在公開反對死刑時主張從人們心裡感受的角度論證死刑對犯罪的嚇阻效果

不如長期的自由刑我們可以視其為這個議題的開創者除此之外他還論證由國家施行死刑

是國家公開地殺人不但無法對犯罪有嚇阻效果反倒會引起反效果徒增社會暴戾之氣 6 就我所閱讀的死刑文獻中絕大多數論者所提及的「人道」或「人道主義」皆與人權有關或

者可以直接說所謂的「人道」是在人權的意義下被提出的 7 此與 1991 年發生的「廢除刑法第 100 條」運動有關

3

序的規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因此死刑若是一個人權問題同時也會是

法治問題

1999 年律師蔡兆誠發現「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可以視為台灣死刑政

策與死刑研究的關鍵轉折點本文認為這一事件放入台灣的法律與死刑史來看

其意義類似於 Foucault 所舉的達米安的例子Foucault（1995b）在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下文簡稱為 Discipline）一書中舉達米安的例子表

示在此之後歐洲的刑罰體系不再是著重展現死亡景觀和製造痛苦的屬於君王的

死亡權力而是著重於控制最低度生命與勞動這對應著新的權力型態和社會型

態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作為展現君王死亡權力的死刑對於 Foucault 是前現代

社會的制度8

1999 年「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的發現除了在某種意義下證實了西方「死

刑不能降低犯罪率」的實證研究之外也讓許多人思考在正常憲政秩序下的法律

與刑罰系統的問題懲治盜匪條例的爭議除了近年來因律師界發現「可能早已

失效」的疑義外條文中充斥「唯一死刑」之罪且相關罪名的法律構成要件不

合時宜又不明確向來被視為嚴刑峻罰的典型9這個發現引發了法界的爭議

最後在司法機關及朝野立委一致支持下廢止「懲治盜匪條例」的提案無異議通

過並同步完成刑法相關條文2002 年正式廢除10

換言之「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反映了幾個問題(1)治安刑法或國家主

義下以死刑作為控制社會與維持治安之手段是否還有效用和必要(2)與前列的

一點有關唯一死刑是否需要廢止(3)是否需要重新思考死刑存在的必要性或

其功能還是該廢除死刑以上三個問題皆與台灣社會發展和解嚴的進程有關

8 台灣的死刑研究者多是法學家和犯罪學家他們多以人權法理或法律技術以及犯罪理論的角

度對死刑進行研究少有論及死刑與社會型態之關係法學家李茂生是其中的少數（可以說是唯

一一個）會在關於死刑的論文中論及這一點的研究者他受了 Foucault 的影響將死刑視作君主

或個人化的權力明確地指出死刑與非近代化社會間存有某種程度的親密關係（李茂生 1993

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9 林河名2002-1-10〈罪有「應」「得」〉《聯合報》15 版

10 張學海2002-1-10〈懲治盜匪條例廢止之省思〉《中央日報》11 版

4

因為正是因為現代治安機制的發展使得犯罪率與死刑沒有直接關係大量死刑的

存在其實是因為政治理由但在解嚴回歸正常憲政秩序之後在現代法保障人

權的基本架構下如何安置死刑於現代社會（講求對人口的安排與對行動之控制

的生命政治）現代法律（保障人權）和現代刑罰系統（以教育刑為主要刑罰結

構講求對犯罪者的改造以使之正常化）之中就成了不得不面對的困難此時已

出現社會進程與法律的落差恰巧隔年 2000 年時恰逢政黨輪替由長期反對死

刑的民進黨執政在區別於國民黨威權統治和打造新台灣的政治意識下開始了關

於死刑的法律改革

陳水扁於 2000 年就職時宣示願意將《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公

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等國際人權體系之重要文件（合稱「國際

人權公約」11）國內法化意味著國家開始採取人權論述在國家主義基礎上而

制定的法律與刑罰開始被修正或廢止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

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但因當時有約 8 成的民眾反對廢除死刑故改採逐漸廢

止死刑的策略從修法逐漸廢止〈懲治盜匪條例〉開始並且持續逐步縮小死刑

範圍自 2001 年 5 月 1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我國規定可處死刑的法條

已從 153 條（包含 65 種絕對死刑[唯一死刑]與 88 種相對死刑）降至 50 條（2010

年為 52 條）且都改為相對死刑12意即法律效果為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最高可

處死刑除此之外法務部關於死刑的各式公告也都強調法律在於保障基本人

權台灣關於死刑的各項制度仍須進行修正和廢除顯示這段時期關於死刑的法

律改革可以視作對人權（生命權）的保障的進程

在這十年間亦即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死刑研究已不再是呼籲限縮死刑或者

11

一般將《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等三

份文件合稱為「國際人權公約」「國際人權公約」可以指一系列以保障人權為目標的國際公约與

宣言包括上列三者但並不僅限於此 12

2002 年 1 月 30 日公布廢止多數唯一死刑之〈懲治盜匪條例〉修正刑法擄人勒贖罪為相對死

刑2006 年 5 月 17 日修正刑法之海盜罪為相對死刑2007 年 1 月 10 日修正〈妨害國幣懲治條

例〉第 3 條《陸海空軍刑法》第 27 條及第 6 條等 3 條為相對死刑至此中華民國已無絕對死

刑之罪

5

剔除國家主義性質的死刑規定而是站在人權的基本命題上從生命權不可剝

奪死刑合憲性比例原則誤判與冤獄等各種面向呼籲廢止死刑13或者以死

刑無法嚇阻犯罪或是站在這一基礎上捨棄死刑的治安性思考主張加強廢止死

刑的諸項配套制度14明示或暗示政府應以政治意志廢止死刑不該因大多數國

人支持死刑而採取折衷的漸進廢死路線大體而言這十年間關於死刑論文的產

出其基本命題和議題都與西方在廢除死刑的改革脈絡下所開展出的命題與主題

差不多但面對台灣特殊的漸進廢死進程亦開展出了探討這一進程在犯罪率上

和民眾對死刑的心態上等主題的研究15在漸進廢死政策推動的這幾年中被處

以死刑的人數（見下頁圖一）16與死刑執行數（見下頁圖二）大幅縮減便有黃

沄清（2005）和楊書晴（2007）等人研究死刑與重大犯罪率之間的關係並發現

無法證明死刑人數可以嚇阻殺人強盜強制性交或擄人勒贖的發生反而是刑

案破獲率與犯罪率之間呈現負相關另外在陳正和（2004）瞿海源（2006）

和李永然（2007）楊文山張喻婷（2007）等五人四篇文章中皆有提到雖然

仍有 8 成左右的國人支持死刑且半數左右主張殺人者死但隨著社會的進展

尤其是人權觀念的進展有更多比例的民眾願意接受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替代死

刑（但仍有半數民眾不支持以終身監禁代替死刑）

13

大多數的死刑研究都會涉及到上述諸面向難以區分哪位論者的哪篇文章是特別從哪個面向

出發提出死刑應該廢止但大致上可以將陳怡如（2003）廖福特（2006）朱楠（2011）等人

的文章歸在從生命權不可剝奪的角度論證或提出死刑應予以廢止邱文津（2004）則特別從人性

尊嚴這一人權的重要價值出發提出死刑應該廢止的主張而李念祖（2000）與謝孟儒（2005）

的文章則可歸類在探討死刑合憲性的議題中在〈從憲法的比例原則思考死刑問題〉一文中張

娟芬從比例原則論證死刑為過度之刑罰是國家暴力的展現而應該廢止（張娟芬 2011） 14

盧映潔是在這一議題上多有著墨的論者可參見盧映潔（2004）與盧映潔（2009） 15

除此之外亦有將「漸進廢死」作為死刑廢止的策略進行的研究如吳志光林永頌（2004）

以及陳志祥陳荔彤（2010）等雖然不是直接將漸進廢死作為廢止死刑的過程或策略所進行的

研究但從 2006 年 7 月 29 日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的「死刑廢止政策之展望」座談

會的紀錄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漸進廢死被普遍認為是作為廢止死刑的重要過程該文明確提到台灣

已確定人權立國廢除死刑並且有實際的政策出現到了該時已進入了暫停執行死刑的階

段而這是廢除死刑的重要階段（李念祖主持 2006） 16

在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上地院一審的數據與高院二審的數據有若干差異原因在於高

院二審的判決包含了更審的判決前文已經提到死刑判決經常發回更審往往一件死刑案件都

會發回更審好幾次在纏訟之下高院二審的死刑判決數便遠高於地院一審

6

圖一 高地院判處死刑人數（單位 件人） 資料來源司法院

圖二 我國執行死刑之人數 整理自報紙及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

台灣自 90 年開始進行民眾死刑存廢態度調查至今歷年統計的結果皆顯示

約有 8 成的民眾支持死刑這樣的結果再加上台灣採取漸進廢死而非直接廢止死

刑的最大原因就在於國人對死刑的高支持率使得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死刑研究

或多或少都在與國人對死刑的支持或依賴心態進行對話和反駁面對如此之高的

死刑支持率大多數的論者都將之歸因於「我國素有殺人者死的文化傳統」並

7

強調需要再多加宣導人權觀念和研擬廢除死刑的進程與相關制度17這暗示了人

權觀念和廢止死刑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死刑廢止運動和國家採取人權論述可以

視作西方逐漸改變世界的過程18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以人權式的論述公開發表任內絕

不執行死刑時當時各家的民調仍指出約有 8 成左右的民眾支持死刑繼續存在

王清峰首度以部長身分明確表示「任內不執行死刑」死刑議題再掀波

調查發現有七成四民眾反對廢除死刑制度僅一成二贊成和本報於

九十年的調查結果相比反對廢除死刑的比率九年來僅略減五個百分

點贊成比率維持一成左右九年來沒有明顯變化19

這一調查令人感到好奇自 2001 年起推動漸進廢死後台灣判處死刑判

處死刑確定以及執行死刑的數量都明顯降低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

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

20原先「殺人者死」的心態去進行解釋似乎已不再能對此進行充分的解釋畢

竟在許多殺人犯被處以無期徒刑確定或更低年限的刑罰時絕大多數的民眾並未

對此大加撻伐表達殺人犯非死不可的主張此外自 2005 年 12 月 26 日之後

台灣有四年多的時間沒有執行死刑並且暴力犯罪數量21不但沒有上升而且還有

17

除了殺人償命的文化傳統之外亦有不少論者指出許多民眾反對廢除死刑的原因在於認為死

刑能嚇阻犯罪 18

現代人權觀念和法律系統源於 1718 世紀但一直到 20 世紀時世界上廢止死刑的國家仍為

少數大多數的論者如王玉葉（2004）認為廢止死刑與歐洲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有關但

這顯示廢止死刑是人類歷史上的異例David Garland（2010）便以此為問題意識寫了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一書 19

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電話調查2010-3-11〈本報民調 74反廢死刑 42認王清峰應下

台〉《聯合報》A8 版附註根據報導指出這次調查於 3 月 10 日晚間進行成功訪問了

792 位成年人另 287 人拒訪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 35 個百分點以內調查

是以台灣地區住宅電話為母體作尾數兩位隨機抽樣 20

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

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暴力犯罪的指標定義為民國七十九年以前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等四類民

國七十九年起增列恐嚇取財及強姦（含輪姦）民國八十九年定義範圍改變增加重傷害一項

8

些微下降（見下頁圖三）起訴涉及殺害生命的案件減少約三成22並且在這些

年之中並未聽到以維持治安和社會秩序為由而集體要求執行死刑的聲音這或許

意味著當前台灣的死刑之於社會的意義主要不在於治安

圖三 台灣地區暴力犯罪發生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若將漸進廢死政策視為人權觀念的影響則 2010 年仍有 8 成民眾反對廢除

死刑意味著人權觀念的邊界僅止於大幅縮小可處死刑的主體而無法如大多數人

權運動或廢死運動者所希望的從減少死刑到停止死刑23於是「死刑的存在以及

對被處以死刑確定的犯罪者執行死刑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中具有何種意義」就

成了一個可探討的問題了

另恐嚇取財僅指重大恐嚇取財者（即行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炸等手段恐嚇勒索財物

者）強姦（含輪姦）改為強制性交（含共同強制性交及對幼性交） 22

蕭白雪2010-3-11〈王清峰 堅持不執行死刑〉《Upaper》2 版 23

其實中華民國的憲法對於死刑的解釋大法官釋字第一九四號第二六三號和第四七六號皆指

出死刑的殘忍性但卻從未將死刑解釋成違憲的刑罰惟三次申請解釋的主題和社會環境不同

雖皆做出並無違憲的解釋但其理由有所不同可參閱李念祖（2000）陳志祥（2000）和陳怡

如（2003）關於死刑釋憲與違憲審查的論文

9

二研究識框生命政治與死亡史

上面的觀察是我將台灣的死刑研究與社會進程結合起來所看到的事實上死

刑問題一直是作為一個講求社會效果（及實際影響）的制度問題而被討論因而

其研究主題與議題基本上是緊密扣合著某一特定社會的狀況經過上述的梳理

本文也認同 David Garland（2006）的主張即不能將死刑視做一個專門制度的

技術問題而必須將其意義置入特定的社會型態去進行解釋李茂生是特別懷有

這層意識的死刑研究者他懷著 Foucault 的問題意識將死刑視作君主或個人化

的權力君王藉著公開執行死刑展示其權力以使社會維持穩定與現代社會的生

命政治型態有所衝突（李茂生 1993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生命政治當然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但我們從整體社會型態的層次降

到刑事司法的層次亦能見到生命政治之概念對現行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在多年

來的死刑存廢的爭論中死刑有違教育刑的理念一直是廢死論者以及 2001 年推

動漸進廢死政策當時與之後的政府論述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台灣的刑事司法政策

中的生命政治意涵

教育刑的理論受到心理學的影響其預設是人的心理有客觀的成分因而有

明確規律可遵循並能夠具體描述為行為人外在行為的動力因此個別不同人的

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或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如偏常便表示是由於特殊個體的心理

差異所導致的因此只需要將這個主觀的差異進行改變和調整偏常者的行為就

能夠「正常化」

Franz Von Liszt 是教育刑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一個人犯罪的原因同時具

備個人性的與社會性的並且是這兩種交互作用的結果並非完全的個人責任

論但真正的重點是從這兩條犯罪原因的路徑可以瞭解一個人犯罪的真正原

因因而可以對症下藥將其矯治再教育於是就形成了專業化和個人化的

刑罰目的是預防已受到懲罰的人再次犯罪專業化和個人化的刑罰含有理性計

10

算的成分它估計著怎樣分量的刑罰可以剛好消除犯罪者的危險性使之重返社

會因而在李斯特的理論構架中傳統的刑罰已不合時宜為了獲得行刑中的教

育效果就應該依照教育的規律區別對待受刑人並運用多樣的教育手段達到使

受刑人棄惡從善不致再犯的目的

至於教育刑出現的社會背景我們基本上可以整理出三種原因(1)憲政化

運動的影響1819 世紀憲政化運動席捲了整個歐洲民主自由人權平

等正義等憲法精神也進入了刑罰思想中影響了教育刑的理念例如教育刑的

立足點就是要關注具體犯罪行為人強調個別正義通過影響和改造具體行為人

的思想來最終實現行為人個體的自主和自律(2)刑罰人道化運動的推動自然

法的個人本位價值觀在 18 世紀西方各國的法律實踐中得到體認在獄政法治中

的體現就是重視人權和人道精神強調對罪犯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3)市場經

濟價值理念的影響在商品交換的邏輯影響下罪與刑也被視做是可以交換的

刑罰的形式已被認為不重要重要的是同質的交換因而倘若刑罰的目的是在減

少和預防犯罪則也可採用教育刑而非身體刑或報復刑的方式

我們從刑事制度中充斥著各式的矯治處遇或觀護機構與制度即可知道生命

政治這一現代性的特徵已影響了台灣的刑事司法制度故本文將會以生命政治作

為研究識框之一並且將台灣漸進廢死的進程視做逐步剔除死刑將生命刑改為

自由刑的進程亦即是在刑事司法政策中生命政治擴展的歷史

另外一個研究識框來自死亡史原因在於來自漸進廢死政策推行後可處死

刑的法規基本上限於殺人犯罪而且多年來只要是未犯下奪取人命的罪一定不會

被處以死刑我認為與其用「殺人者死」這一「文化傳統」作為理解框架不如

與生命政治一樣置於現代性的過程來理解將當前台灣的死刑制度與實踐視作

對他殺而亡的處理識框會較為一致因此在生命政治之外本文再加上死亡的

現代性經驗這一識框進行死刑的社會意義之探討

11

（一）生命政治

Foucault（1995b）認為現代社會的刑罰形式主要是控制最低度的生命與強

制勞動的自由刑並非死刑這種控制死亡的刑罰他認為後者屬於前現代社會

或者是王權的時代在刑罰的演變中從公開展示和酷刑轉變為秘刑與痛苦的消

失轉變雖與刑罰人道化有關但 Foucault 認為這並非得益於人道的理念而是

在於這樣更符合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益刑罰不再是彰顯權力製造痛苦和恐懼

也不再是控制死亡而是強制勞動與控制最低限度的生命這構成了現代司法與

懲罰系統的基本型態就這個意義而言Discipline 一書所揭示的更大的論題是

監獄是現代社會的原型監獄自由刑取代死刑意味著現代社會關注的是對生命

的控制人口的干預和治理而非死亡或對死亡的控制那是前現代社會所關

注的在這一點上他不同於 Hobbes

對於 Hobbes（2002）而言對死亡的控制是一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事他

在《利維坦》中指出國家的形成源於共同體成員對死亡的恐懼他預設未進入國

家狀態的自然狀態中是人人相互為戰的那是一種隨時都有可能被殺害的狀態

人們出於恐懼死亡和自我保全的人性彼此簽訂契約讓渡權利給主權者形成

國家並生活在有秩序的狀態中Hobbes 訴說著一個重要的命題國家的目的在

於對死亡的控制在他的理論中包括除了主權者之外沒有任何人擁有殺人的權

利而主權擁有殺人的權利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Foucault（1995a）考察

了現代醫學發現 18 世紀以後醫學上普遍認為死亡無法避免因而轉向對生

命進行控制這個轉變是受近代科學的影響那時的科學知識將人比喻為機器的

機械論逐漸取代原先的有機論生命變成了某種機械和可控制的東西有機體

科學與醫學的結合對於 Foucault 而言是一個人的科學的誕生人的身體成為知

識介入的對象

12

Foucault 認為 17 世紀以來透過對身體的規訓發展出了身體的政治解剖

學通過對人口的調節控制出現了人口的生命政治學這兩者構成了生命權力

機制的兩極原本以主權權力為代表的死亡權力現在被對身體的管理和對生命

有步驟的支配給小心翼翼地取代了開始了生命權力的時代對他而言現代社

會的基本特徵是生命調節與育成的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最大的特點在於人類

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領域並且其特色

在於生物學的意義他認為政治技術的領域與法律主體不再有關（Foucault

1980139-143）

可以說 Foucault 看到的是西方自 17 世紀以來不只有如 Hobbes 所看到的以

主權決斷來決定生殺大權的政治權利理論並且人的生物性生命也走進入了歷

史他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的領域這

種政治技術對生物性的人命的安排使生命成為政治的對象其完全不同於生

殺的主權決斷作用它並非一種殺與不殺的權力而是一種對人的生物性生命進

行認識育成與調節的權力它的邏輯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若我們回顧 Foucault 的著作將可以發現他一直關注著西方在古典時期以後

的改變就結果來論他認為西方從 17 世紀開始對人口的控制形成一套對社

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治理的技術（Foucault 1980Foucault 2005）也因為這

一套對社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技術因此在 Foucault 看來現代社會的誕生

可以被視為一個不斷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過程對瘋狂的排除對人的規

訓對罪犯和不正常的人的矯治對性意識的控制

（二）死亡的現代性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在前現代社會中死亡對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例如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裡所提到的連帶的瓦解和死亡儀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死亡代

13

表著連帶的衰退失序需要藉著儀式（如喪禮）修復社會連帶恢復秩序

（Durkheim 1992）但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因醫療文明化的歷程或資本主義的制

度與機構建置被許多的機制排除隔離與隱藏已慢慢地與社會秩序與失序無

關

Elias（1985）在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下文簡稱為 Loneliness）中處理

現代社會中臨終者所面臨的孤獨問題簡單地說他不認為臨終者的孤獨是一個

超歷史的本質現象而是人們的死亡意象隨著歷史演變有所改變的結果這與現

代醫學現代國家和個人化的社會的發展有關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死亡不再

被蒙上神祕的色彩意味著連帶的衰退和失序而開始理性化同時人的壽命和

死亡率可以被預期死亡變成可安排的東西

Elias 指出了死亡被視作生物性時間序列的一環這與 Foucault 所提到的臨

床醫學在知識論上的斷裂可以一併思考死亡變成生命序列的終點是因病而起

或老死因而可以藉由控制生命來控制死亡死亡或疾病與生命變成了對抗的關

係或者說死亡的問題性可以隱藏在對生命的干預背後（Foucault 1995a）這些

種種在 Elias 的討論中是與死亡因醫療發展而例常化的現象有關而例常化則

將能將許多會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的事情隔絕於人們的生活之外24

現代國家壟斷暴力因暴力而亡逐漸地脫離人的生活也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

認識與處理個人化的社會也使得人與人之間隔了一道牆隔絕了情感與衝動的

相互影響亦影響了對死亡的情感表述方式（Elias 198545-58）總之隨著死

亡的理性化或例常化死亡的退隱以及情感表達的壓抑與控制會讓人聯想到死

亡的臨終者成了在生物性死亡之前即被社會排除與隔離的社會性死亡之人因而

更加地孤獨25

24

Giddens（2002）延續了 Elias 的研究指出在現代性經驗中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隔絕了許多會

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的事情死亡犯罪和瘋狂皆是其中之一 25

Foucault 在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也指出了死亡儀式的衰退以及死亡被

14

可以從中看出隨著歷史的演進死亡慢慢地遠離日常生活Elias 認為文

明化過程是現代對死亡意識成因的來源因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死亡被蒙上強

烈的羞恥感因而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26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例

行化隔離了死亡（或是藉著醫療與社會的各種機制將死亡例行化）並以專家來

管理死亡死亡遠離了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不只 Elias許多死亡史家死亡理論家在討論到死亡的現代性經驗時也

都將現代醫學的發展視作死亡的現代性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影響機制例如

Editions Gallimard（2004）就將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視作影響現在人們將死亡視

作「禁忌」的一個重要來源而 Elias 帶著很強的現代性批判認為醫療機構逐

漸掌管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事情將疾病與死亡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醫療機構

以一套既定的程序將死亡進程例常化於生物性的與理性的管理中但醫療機構

只關心人的生理死亡因此其結果是在現代死亡被收攏在醫療機構且隔絕於

日常生活成為應自我約束的禮儀後臨終者只能在生物性死亡前先行社會性死

亡孤獨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而原本可由家庭或宗教處理的死亡的心理與社

會面向也成了現代社會的死亡問題

雖然 Elias 不是在討論死亡但我們從 Loneliness 中可以了解到在現代

人們失去了面對死亡的經驗並且認為死亡是可被例常化和理性管理的在這樣

的進程中現代性會中的死亡不像前現代社會的死亡那樣影響著社會秩序死亡

被隔離在特定機構中即便死亡發生了它也無礙於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類似的

討論法國死亡史家 Aries 也有提到Aries（197488-89）認為現代醫學使得

原本可能很快就結束的死亡過程被延長死亡過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細節的步驟

不再像傳統死亡是戲劇性的一個動作

現代人迴避的現象（Foucault 1980138） 26

我們也可以在 Aries（1974）對西方死亡史的考察中發現19 世紀開始死亡漸漸地遠離日常

生活的情況例如墳塚遷移到郊區屍體在家中只停留幾天死亡的場所大多發生在醫院等

皆是

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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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關懷下也有從刑罰理論開展出的議題例如論證或進行死刑對犯罪沒有

嚇阻效果的研究5以及主張死刑違反教育刑的刑罰理念等簡而言之即以政

治行動先於一切

台灣近 20 年來的死刑研究同樣也與當代的社會現實與長期的社會改革運動

相關解嚴之初台灣關於死刑的研究除了繼承了西方的人權視角之外最主要

的主題與目標是呼籲廢除 40 年代以後所制定的許多特別法例如「妨害軍機治

罪條例」「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懲治盜匪條例」「肅清煙毒條例」與「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這些特別法在其立法理由上皆載有「為維護社會秩序

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特制定本條例」且含有大量唯一死刑（即其法律效果

為死刑）的規定黃東熊於 1993 年所撰寫的短文〈處死刑衡之再三〉是典型

的代表他在該文中明確表示

從人道主義6之觀點言之無論如何廢止死刑應係吾人努力之目標

如基於某種考慮而不能全面廢止死刑亦應儘量縮小可科加死刑之罪

種始為妥當helliphellip關於不帶有殺人行為之政治犯（含內亂罪7）如不

從極強之國家主義觀點言之殊難肯定對此種犯罪保存死刑（黃東熊

199315）

簡言之台灣 90 年代的死刑研究主要是在解嚴的社會情境下以法治國

和人權的觀念與論述對抗國家主義的法律與懲罰所謂的法治國簡而言之即是

由法律規範社會秩序或者以政治思想史的傳統的理解方式即是由法律限制國家

權力尤其是對國家對個人的侵犯在現代國家理論與現代法體系中整個法秩

5 Beccaria（1993）在公開反對死刑時主張從人們心裡感受的角度論證死刑對犯罪的嚇阻效果

不如長期的自由刑我們可以視其為這個議題的開創者除此之外他還論證由國家施行死刑

是國家公開地殺人不但無法對犯罪有嚇阻效果反倒會引起反效果徒增社會暴戾之氣 6 就我所閱讀的死刑文獻中絕大多數論者所提及的「人道」或「人道主義」皆與人權有關或

者可以直接說所謂的「人道」是在人權的意義下被提出的 7 此與 1991 年發生的「廢除刑法第 100 條」運動有關

3

序的規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因此死刑若是一個人權問題同時也會是

法治問題

1999 年律師蔡兆誠發現「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可以視為台灣死刑政

策與死刑研究的關鍵轉折點本文認為這一事件放入台灣的法律與死刑史來看

其意義類似於 Foucault 所舉的達米安的例子Foucault（1995b）在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下文簡稱為 Discipline）一書中舉達米安的例子表

示在此之後歐洲的刑罰體系不再是著重展現死亡景觀和製造痛苦的屬於君王的

死亡權力而是著重於控制最低度生命與勞動這對應著新的權力型態和社會型

態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作為展現君王死亡權力的死刑對於 Foucault 是前現代

社會的制度8

1999 年「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的發現除了在某種意義下證實了西方「死

刑不能降低犯罪率」的實證研究之外也讓許多人思考在正常憲政秩序下的法律

與刑罰系統的問題懲治盜匪條例的爭議除了近年來因律師界發現「可能早已

失效」的疑義外條文中充斥「唯一死刑」之罪且相關罪名的法律構成要件不

合時宜又不明確向來被視為嚴刑峻罰的典型9這個發現引發了法界的爭議

最後在司法機關及朝野立委一致支持下廢止「懲治盜匪條例」的提案無異議通

過並同步完成刑法相關條文2002 年正式廢除10

換言之「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反映了幾個問題(1)治安刑法或國家主

義下以死刑作為控制社會與維持治安之手段是否還有效用和必要(2)與前列的

一點有關唯一死刑是否需要廢止(3)是否需要重新思考死刑存在的必要性或

其功能還是該廢除死刑以上三個問題皆與台灣社會發展和解嚴的進程有關

8 台灣的死刑研究者多是法學家和犯罪學家他們多以人權法理或法律技術以及犯罪理論的角

度對死刑進行研究少有論及死刑與社會型態之關係法學家李茂生是其中的少數（可以說是唯

一一個）會在關於死刑的論文中論及這一點的研究者他受了 Foucault 的影響將死刑視作君主

或個人化的權力明確地指出死刑與非近代化社會間存有某種程度的親密關係（李茂生 1993

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9 林河名2002-1-10〈罪有「應」「得」〉《聯合報》15 版

10 張學海2002-1-10〈懲治盜匪條例廢止之省思〉《中央日報》11 版

4

因為正是因為現代治安機制的發展使得犯罪率與死刑沒有直接關係大量死刑的

存在其實是因為政治理由但在解嚴回歸正常憲政秩序之後在現代法保障人

權的基本架構下如何安置死刑於現代社會（講求對人口的安排與對行動之控制

的生命政治）現代法律（保障人權）和現代刑罰系統（以教育刑為主要刑罰結

構講求對犯罪者的改造以使之正常化）之中就成了不得不面對的困難此時已

出現社會進程與法律的落差恰巧隔年 2000 年時恰逢政黨輪替由長期反對死

刑的民進黨執政在區別於國民黨威權統治和打造新台灣的政治意識下開始了關

於死刑的法律改革

陳水扁於 2000 年就職時宣示願意將《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公

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等國際人權體系之重要文件（合稱「國際

人權公約」11）國內法化意味著國家開始採取人權論述在國家主義基礎上而

制定的法律與刑罰開始被修正或廢止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

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但因當時有約 8 成的民眾反對廢除死刑故改採逐漸廢

止死刑的策略從修法逐漸廢止〈懲治盜匪條例〉開始並且持續逐步縮小死刑

範圍自 2001 年 5 月 1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我國規定可處死刑的法條

已從 153 條（包含 65 種絕對死刑[唯一死刑]與 88 種相對死刑）降至 50 條（2010

年為 52 條）且都改為相對死刑12意即法律效果為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最高可

處死刑除此之外法務部關於死刑的各式公告也都強調法律在於保障基本人

權台灣關於死刑的各項制度仍須進行修正和廢除顯示這段時期關於死刑的法

律改革可以視作對人權（生命權）的保障的進程

在這十年間亦即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死刑研究已不再是呼籲限縮死刑或者

11

一般將《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等三

份文件合稱為「國際人權公約」「國際人權公約」可以指一系列以保障人權為目標的國際公约與

宣言包括上列三者但並不僅限於此 12

2002 年 1 月 30 日公布廢止多數唯一死刑之〈懲治盜匪條例〉修正刑法擄人勒贖罪為相對死

刑2006 年 5 月 17 日修正刑法之海盜罪為相對死刑2007 年 1 月 10 日修正〈妨害國幣懲治條

例〉第 3 條《陸海空軍刑法》第 27 條及第 6 條等 3 條為相對死刑至此中華民國已無絕對死

刑之罪

5

剔除國家主義性質的死刑規定而是站在人權的基本命題上從生命權不可剝

奪死刑合憲性比例原則誤判與冤獄等各種面向呼籲廢止死刑13或者以死

刑無法嚇阻犯罪或是站在這一基礎上捨棄死刑的治安性思考主張加強廢止死

刑的諸項配套制度14明示或暗示政府應以政治意志廢止死刑不該因大多數國

人支持死刑而採取折衷的漸進廢死路線大體而言這十年間關於死刑論文的產

出其基本命題和議題都與西方在廢除死刑的改革脈絡下所開展出的命題與主題

差不多但面對台灣特殊的漸進廢死進程亦開展出了探討這一進程在犯罪率上

和民眾對死刑的心態上等主題的研究15在漸進廢死政策推動的這幾年中被處

以死刑的人數（見下頁圖一）16與死刑執行數（見下頁圖二）大幅縮減便有黃

沄清（2005）和楊書晴（2007）等人研究死刑與重大犯罪率之間的關係並發現

無法證明死刑人數可以嚇阻殺人強盜強制性交或擄人勒贖的發生反而是刑

案破獲率與犯罪率之間呈現負相關另外在陳正和（2004）瞿海源（2006）

和李永然（2007）楊文山張喻婷（2007）等五人四篇文章中皆有提到雖然

仍有 8 成左右的國人支持死刑且半數左右主張殺人者死但隨著社會的進展

尤其是人權觀念的進展有更多比例的民眾願意接受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替代死

刑（但仍有半數民眾不支持以終身監禁代替死刑）

13

大多數的死刑研究都會涉及到上述諸面向難以區分哪位論者的哪篇文章是特別從哪個面向

出發提出死刑應該廢止但大致上可以將陳怡如（2003）廖福特（2006）朱楠（2011）等人

的文章歸在從生命權不可剝奪的角度論證或提出死刑應予以廢止邱文津（2004）則特別從人性

尊嚴這一人權的重要價值出發提出死刑應該廢止的主張而李念祖（2000）與謝孟儒（2005）

的文章則可歸類在探討死刑合憲性的議題中在〈從憲法的比例原則思考死刑問題〉一文中張

娟芬從比例原則論證死刑為過度之刑罰是國家暴力的展現而應該廢止（張娟芬 2011） 14

盧映潔是在這一議題上多有著墨的論者可參見盧映潔（2004）與盧映潔（2009） 15

除此之外亦有將「漸進廢死」作為死刑廢止的策略進行的研究如吳志光林永頌（2004）

以及陳志祥陳荔彤（2010）等雖然不是直接將漸進廢死作為廢止死刑的過程或策略所進行的

研究但從 2006 年 7 月 29 日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的「死刑廢止政策之展望」座談

會的紀錄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漸進廢死被普遍認為是作為廢止死刑的重要過程該文明確提到台灣

已確定人權立國廢除死刑並且有實際的政策出現到了該時已進入了暫停執行死刑的階

段而這是廢除死刑的重要階段（李念祖主持 2006） 16

在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上地院一審的數據與高院二審的數據有若干差異原因在於高

院二審的判決包含了更審的判決前文已經提到死刑判決經常發回更審往往一件死刑案件都

會發回更審好幾次在纏訟之下高院二審的死刑判決數便遠高於地院一審

6

圖一 高地院判處死刑人數（單位 件人） 資料來源司法院

圖二 我國執行死刑之人數 整理自報紙及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

台灣自 90 年開始進行民眾死刑存廢態度調查至今歷年統計的結果皆顯示

約有 8 成的民眾支持死刑這樣的結果再加上台灣採取漸進廢死而非直接廢止死

刑的最大原因就在於國人對死刑的高支持率使得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死刑研究

或多或少都在與國人對死刑的支持或依賴心態進行對話和反駁面對如此之高的

死刑支持率大多數的論者都將之歸因於「我國素有殺人者死的文化傳統」並

7

強調需要再多加宣導人權觀念和研擬廢除死刑的進程與相關制度17這暗示了人

權觀念和廢止死刑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死刑廢止運動和國家採取人權論述可以

視作西方逐漸改變世界的過程18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以人權式的論述公開發表任內絕

不執行死刑時當時各家的民調仍指出約有 8 成左右的民眾支持死刑繼續存在

王清峰首度以部長身分明確表示「任內不執行死刑」死刑議題再掀波

調查發現有七成四民眾反對廢除死刑制度僅一成二贊成和本報於

九十年的調查結果相比反對廢除死刑的比率九年來僅略減五個百分

點贊成比率維持一成左右九年來沒有明顯變化19

這一調查令人感到好奇自 2001 年起推動漸進廢死後台灣判處死刑判

處死刑確定以及執行死刑的數量都明顯降低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

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

20原先「殺人者死」的心態去進行解釋似乎已不再能對此進行充分的解釋畢

竟在許多殺人犯被處以無期徒刑確定或更低年限的刑罰時絕大多數的民眾並未

對此大加撻伐表達殺人犯非死不可的主張此外自 2005 年 12 月 26 日之後

台灣有四年多的時間沒有執行死刑並且暴力犯罪數量21不但沒有上升而且還有

17

除了殺人償命的文化傳統之外亦有不少論者指出許多民眾反對廢除死刑的原因在於認為死

刑能嚇阻犯罪 18

現代人權觀念和法律系統源於 1718 世紀但一直到 20 世紀時世界上廢止死刑的國家仍為

少數大多數的論者如王玉葉（2004）認為廢止死刑與歐洲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有關但

這顯示廢止死刑是人類歷史上的異例David Garland（2010）便以此為問題意識寫了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一書 19

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電話調查2010-3-11〈本報民調 74反廢死刑 42認王清峰應下

台〉《聯合報》A8 版附註根據報導指出這次調查於 3 月 10 日晚間進行成功訪問了

792 位成年人另 287 人拒訪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 35 個百分點以內調查

是以台灣地區住宅電話為母體作尾數兩位隨機抽樣 20

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

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暴力犯罪的指標定義為民國七十九年以前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等四類民

國七十九年起增列恐嚇取財及強姦（含輪姦）民國八十九年定義範圍改變增加重傷害一項

8

些微下降（見下頁圖三）起訴涉及殺害生命的案件減少約三成22並且在這些

年之中並未聽到以維持治安和社會秩序為由而集體要求執行死刑的聲音這或許

意味著當前台灣的死刑之於社會的意義主要不在於治安

圖三 台灣地區暴力犯罪發生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若將漸進廢死政策視為人權觀念的影響則 2010 年仍有 8 成民眾反對廢除

死刑意味著人權觀念的邊界僅止於大幅縮小可處死刑的主體而無法如大多數人

權運動或廢死運動者所希望的從減少死刑到停止死刑23於是「死刑的存在以及

對被處以死刑確定的犯罪者執行死刑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中具有何種意義」就

成了一個可探討的問題了

另恐嚇取財僅指重大恐嚇取財者（即行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炸等手段恐嚇勒索財物

者）強姦（含輪姦）改為強制性交（含共同強制性交及對幼性交） 22

蕭白雪2010-3-11〈王清峰 堅持不執行死刑〉《Upaper》2 版 23

其實中華民國的憲法對於死刑的解釋大法官釋字第一九四號第二六三號和第四七六號皆指

出死刑的殘忍性但卻從未將死刑解釋成違憲的刑罰惟三次申請解釋的主題和社會環境不同

雖皆做出並無違憲的解釋但其理由有所不同可參閱李念祖（2000）陳志祥（2000）和陳怡

如（2003）關於死刑釋憲與違憲審查的論文

9

二研究識框生命政治與死亡史

上面的觀察是我將台灣的死刑研究與社會進程結合起來所看到的事實上死

刑問題一直是作為一個講求社會效果（及實際影響）的制度問題而被討論因而

其研究主題與議題基本上是緊密扣合著某一特定社會的狀況經過上述的梳理

本文也認同 David Garland（2006）的主張即不能將死刑視做一個專門制度的

技術問題而必須將其意義置入特定的社會型態去進行解釋李茂生是特別懷有

這層意識的死刑研究者他懷著 Foucault 的問題意識將死刑視作君主或個人化

的權力君王藉著公開執行死刑展示其權力以使社會維持穩定與現代社會的生

命政治型態有所衝突（李茂生 1993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生命政治當然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但我們從整體社會型態的層次降

到刑事司法的層次亦能見到生命政治之概念對現行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在多年

來的死刑存廢的爭論中死刑有違教育刑的理念一直是廢死論者以及 2001 年推

動漸進廢死政策當時與之後的政府論述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台灣的刑事司法政策

中的生命政治意涵

教育刑的理論受到心理學的影響其預設是人的心理有客觀的成分因而有

明確規律可遵循並能夠具體描述為行為人外在行為的動力因此個別不同人的

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或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如偏常便表示是由於特殊個體的心理

差異所導致的因此只需要將這個主觀的差異進行改變和調整偏常者的行為就

能夠「正常化」

Franz Von Liszt 是教育刑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一個人犯罪的原因同時具

備個人性的與社會性的並且是這兩種交互作用的結果並非完全的個人責任

論但真正的重點是從這兩條犯罪原因的路徑可以瞭解一個人犯罪的真正原

因因而可以對症下藥將其矯治再教育於是就形成了專業化和個人化的

刑罰目的是預防已受到懲罰的人再次犯罪專業化和個人化的刑罰含有理性計

10

算的成分它估計著怎樣分量的刑罰可以剛好消除犯罪者的危險性使之重返社

會因而在李斯特的理論構架中傳統的刑罰已不合時宜為了獲得行刑中的教

育效果就應該依照教育的規律區別對待受刑人並運用多樣的教育手段達到使

受刑人棄惡從善不致再犯的目的

至於教育刑出現的社會背景我們基本上可以整理出三種原因(1)憲政化

運動的影響1819 世紀憲政化運動席捲了整個歐洲民主自由人權平

等正義等憲法精神也進入了刑罰思想中影響了教育刑的理念例如教育刑的

立足點就是要關注具體犯罪行為人強調個別正義通過影響和改造具體行為人

的思想來最終實現行為人個體的自主和自律(2)刑罰人道化運動的推動自然

法的個人本位價值觀在 18 世紀西方各國的法律實踐中得到體認在獄政法治中

的體現就是重視人權和人道精神強調對罪犯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3)市場經

濟價值理念的影響在商品交換的邏輯影響下罪與刑也被視做是可以交換的

刑罰的形式已被認為不重要重要的是同質的交換因而倘若刑罰的目的是在減

少和預防犯罪則也可採用教育刑而非身體刑或報復刑的方式

我們從刑事制度中充斥著各式的矯治處遇或觀護機構與制度即可知道生命

政治這一現代性的特徵已影響了台灣的刑事司法制度故本文將會以生命政治作

為研究識框之一並且將台灣漸進廢死的進程視做逐步剔除死刑將生命刑改為

自由刑的進程亦即是在刑事司法政策中生命政治擴展的歷史

另外一個研究識框來自死亡史原因在於來自漸進廢死政策推行後可處死

刑的法規基本上限於殺人犯罪而且多年來只要是未犯下奪取人命的罪一定不會

被處以死刑我認為與其用「殺人者死」這一「文化傳統」作為理解框架不如

與生命政治一樣置於現代性的過程來理解將當前台灣的死刑制度與實踐視作

對他殺而亡的處理識框會較為一致因此在生命政治之外本文再加上死亡的

現代性經驗這一識框進行死刑的社會意義之探討

11

（一）生命政治

Foucault（1995b）認為現代社會的刑罰形式主要是控制最低度的生命與強

制勞動的自由刑並非死刑這種控制死亡的刑罰他認為後者屬於前現代社會

或者是王權的時代在刑罰的演變中從公開展示和酷刑轉變為秘刑與痛苦的消

失轉變雖與刑罰人道化有關但 Foucault 認為這並非得益於人道的理念而是

在於這樣更符合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益刑罰不再是彰顯權力製造痛苦和恐懼

也不再是控制死亡而是強制勞動與控制最低限度的生命這構成了現代司法與

懲罰系統的基本型態就這個意義而言Discipline 一書所揭示的更大的論題是

監獄是現代社會的原型監獄自由刑取代死刑意味著現代社會關注的是對生命

的控制人口的干預和治理而非死亡或對死亡的控制那是前現代社會所關

注的在這一點上他不同於 Hobbes

對於 Hobbes（2002）而言對死亡的控制是一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事他

在《利維坦》中指出國家的形成源於共同體成員對死亡的恐懼他預設未進入國

家狀態的自然狀態中是人人相互為戰的那是一種隨時都有可能被殺害的狀態

人們出於恐懼死亡和自我保全的人性彼此簽訂契約讓渡權利給主權者形成

國家並生活在有秩序的狀態中Hobbes 訴說著一個重要的命題國家的目的在

於對死亡的控制在他的理論中包括除了主權者之外沒有任何人擁有殺人的權

利而主權擁有殺人的權利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Foucault（1995a）考察

了現代醫學發現 18 世紀以後醫學上普遍認為死亡無法避免因而轉向對生

命進行控制這個轉變是受近代科學的影響那時的科學知識將人比喻為機器的

機械論逐漸取代原先的有機論生命變成了某種機械和可控制的東西有機體

科學與醫學的結合對於 Foucault 而言是一個人的科學的誕生人的身體成為知

識介入的對象

12

Foucault 認為 17 世紀以來透過對身體的規訓發展出了身體的政治解剖

學通過對人口的調節控制出現了人口的生命政治學這兩者構成了生命權力

機制的兩極原本以主權權力為代表的死亡權力現在被對身體的管理和對生命

有步驟的支配給小心翼翼地取代了開始了生命權力的時代對他而言現代社

會的基本特徵是生命調節與育成的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最大的特點在於人類

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領域並且其特色

在於生物學的意義他認為政治技術的領域與法律主體不再有關（Foucault

1980139-143）

可以說 Foucault 看到的是西方自 17 世紀以來不只有如 Hobbes 所看到的以

主權決斷來決定生殺大權的政治權利理論並且人的生物性生命也走進入了歷

史他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的領域這

種政治技術對生物性的人命的安排使生命成為政治的對象其完全不同於生

殺的主權決斷作用它並非一種殺與不殺的權力而是一種對人的生物性生命進

行認識育成與調節的權力它的邏輯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若我們回顧 Foucault 的著作將可以發現他一直關注著西方在古典時期以後

的改變就結果來論他認為西方從 17 世紀開始對人口的控制形成一套對社

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治理的技術（Foucault 1980Foucault 2005）也因為這

一套對社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技術因此在 Foucault 看來現代社會的誕生

可以被視為一個不斷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過程對瘋狂的排除對人的規

訓對罪犯和不正常的人的矯治對性意識的控制

（二）死亡的現代性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在前現代社會中死亡對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例如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裡所提到的連帶的瓦解和死亡儀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死亡代

13

表著連帶的衰退失序需要藉著儀式（如喪禮）修復社會連帶恢復秩序

（Durkheim 1992）但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因醫療文明化的歷程或資本主義的制

度與機構建置被許多的機制排除隔離與隱藏已慢慢地與社會秩序與失序無

關

Elias（1985）在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下文簡稱為 Loneliness）中處理

現代社會中臨終者所面臨的孤獨問題簡單地說他不認為臨終者的孤獨是一個

超歷史的本質現象而是人們的死亡意象隨著歷史演變有所改變的結果這與現

代醫學現代國家和個人化的社會的發展有關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死亡不再

被蒙上神祕的色彩意味著連帶的衰退和失序而開始理性化同時人的壽命和

死亡率可以被預期死亡變成可安排的東西

Elias 指出了死亡被視作生物性時間序列的一環這與 Foucault 所提到的臨

床醫學在知識論上的斷裂可以一併思考死亡變成生命序列的終點是因病而起

或老死因而可以藉由控制生命來控制死亡死亡或疾病與生命變成了對抗的關

係或者說死亡的問題性可以隱藏在對生命的干預背後（Foucault 1995a）這些

種種在 Elias 的討論中是與死亡因醫療發展而例常化的現象有關而例常化則

將能將許多會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的事情隔絕於人們的生活之外24

現代國家壟斷暴力因暴力而亡逐漸地脫離人的生活也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

認識與處理個人化的社會也使得人與人之間隔了一道牆隔絕了情感與衝動的

相互影響亦影響了對死亡的情感表述方式（Elias 198545-58）總之隨著死

亡的理性化或例常化死亡的退隱以及情感表達的壓抑與控制會讓人聯想到死

亡的臨終者成了在生物性死亡之前即被社會排除與隔離的社會性死亡之人因而

更加地孤獨25

24

Giddens（2002）延續了 Elias 的研究指出在現代性經驗中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隔絕了許多會

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的事情死亡犯罪和瘋狂皆是其中之一 25

Foucault 在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也指出了死亡儀式的衰退以及死亡被

14

可以從中看出隨著歷史的演進死亡慢慢地遠離日常生活Elias 認為文

明化過程是現代對死亡意識成因的來源因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死亡被蒙上強

烈的羞恥感因而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26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例

行化隔離了死亡（或是藉著醫療與社會的各種機制將死亡例行化）並以專家來

管理死亡死亡遠離了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不只 Elias許多死亡史家死亡理論家在討論到死亡的現代性經驗時也

都將現代醫學的發展視作死亡的現代性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影響機制例如

Editions Gallimard（2004）就將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視作影響現在人們將死亡視

作「禁忌」的一個重要來源而 Elias 帶著很強的現代性批判認為醫療機構逐

漸掌管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事情將疾病與死亡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醫療機構

以一套既定的程序將死亡進程例常化於生物性的與理性的管理中但醫療機構

只關心人的生理死亡因此其結果是在現代死亡被收攏在醫療機構且隔絕於

日常生活成為應自我約束的禮儀後臨終者只能在生物性死亡前先行社會性死

亡孤獨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而原本可由家庭或宗教處理的死亡的心理與社

會面向也成了現代社會的死亡問題

雖然 Elias 不是在討論死亡但我們從 Loneliness 中可以了解到在現代

人們失去了面對死亡的經驗並且認為死亡是可被例常化和理性管理的在這樣

的進程中現代性會中的死亡不像前現代社會的死亡那樣影響著社會秩序死亡

被隔離在特定機構中即便死亡發生了它也無礙於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類似的

討論法國死亡史家 Aries 也有提到Aries（197488-89）認為現代醫學使得

原本可能很快就結束的死亡過程被延長死亡過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細節的步驟

不再像傳統死亡是戲劇性的一個動作

現代人迴避的現象（Foucault 1980138） 26

我們也可以在 Aries（1974）對西方死亡史的考察中發現19 世紀開始死亡漸漸地遠離日常

生活的情況例如墳塚遷移到郊區屍體在家中只停留幾天死亡的場所大多發生在醫院等

皆是

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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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問題

1999 年律師蔡兆誠發現「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可以視為台灣死刑政

策與死刑研究的關鍵轉折點本文認為這一事件放入台灣的法律與死刑史來看

其意義類似於 Foucault 所舉的達米安的例子Foucault（1995b）在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下文簡稱為 Discipline）一書中舉達米安的例子表

示在此之後歐洲的刑罰體系不再是著重展現死亡景觀和製造痛苦的屬於君王的

死亡權力而是著重於控制最低度生命與勞動這對應著新的權力型態和社會型

態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作為展現君王死亡權力的死刑對於 Foucault 是前現代

社會的制度8

1999 年「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的發現除了在某種意義下證實了西方「死

刑不能降低犯罪率」的實證研究之外也讓許多人思考在正常憲政秩序下的法律

與刑罰系統的問題懲治盜匪條例的爭議除了近年來因律師界發現「可能早已

失效」的疑義外條文中充斥「唯一死刑」之罪且相關罪名的法律構成要件不

合時宜又不明確向來被視為嚴刑峻罰的典型9這個發現引發了法界的爭議

最後在司法機關及朝野立委一致支持下廢止「懲治盜匪條例」的提案無異議通

過並同步完成刑法相關條文2002 年正式廢除10

換言之「懲治盜匪條例已經失效」反映了幾個問題(1)治安刑法或國家主

義下以死刑作為控制社會與維持治安之手段是否還有效用和必要(2)與前列的

一點有關唯一死刑是否需要廢止(3)是否需要重新思考死刑存在的必要性或

其功能還是該廢除死刑以上三個問題皆與台灣社會發展和解嚴的進程有關

8 台灣的死刑研究者多是法學家和犯罪學家他們多以人權法理或法律技術以及犯罪理論的角

度對死刑進行研究少有論及死刑與社會型態之關係法學家李茂生是其中的少數（可以說是唯

一一個）會在關於死刑的論文中論及這一點的研究者他受了 Foucault 的影響將死刑視作君主

或個人化的權力明確地指出死刑與非近代化社會間存有某種程度的親密關係（李茂生 1993

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9 林河名2002-1-10〈罪有「應」「得」〉《聯合報》15 版

10 張學海2002-1-10〈懲治盜匪條例廢止之省思〉《中央日報》11 版

4

因為正是因為現代治安機制的發展使得犯罪率與死刑沒有直接關係大量死刑的

存在其實是因為政治理由但在解嚴回歸正常憲政秩序之後在現代法保障人

權的基本架構下如何安置死刑於現代社會（講求對人口的安排與對行動之控制

的生命政治）現代法律（保障人權）和現代刑罰系統（以教育刑為主要刑罰結

構講求對犯罪者的改造以使之正常化）之中就成了不得不面對的困難此時已

出現社會進程與法律的落差恰巧隔年 2000 年時恰逢政黨輪替由長期反對死

刑的民進黨執政在區別於國民黨威權統治和打造新台灣的政治意識下開始了關

於死刑的法律改革

陳水扁於 2000 年就職時宣示願意將《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公

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等國際人權體系之重要文件（合稱「國際

人權公約」11）國內法化意味著國家開始採取人權論述在國家主義基礎上而

制定的法律與刑罰開始被修正或廢止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

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但因當時有約 8 成的民眾反對廢除死刑故改採逐漸廢

止死刑的策略從修法逐漸廢止〈懲治盜匪條例〉開始並且持續逐步縮小死刑

範圍自 2001 年 5 月 1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我國規定可處死刑的法條

已從 153 條（包含 65 種絕對死刑[唯一死刑]與 88 種相對死刑）降至 50 條（2010

年為 52 條）且都改為相對死刑12意即法律效果為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最高可

處死刑除此之外法務部關於死刑的各式公告也都強調法律在於保障基本人

權台灣關於死刑的各項制度仍須進行修正和廢除顯示這段時期關於死刑的法

律改革可以視作對人權（生命權）的保障的進程

在這十年間亦即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死刑研究已不再是呼籲限縮死刑或者

11

一般將《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等三

份文件合稱為「國際人權公約」「國際人權公約」可以指一系列以保障人權為目標的國際公约與

宣言包括上列三者但並不僅限於此 12

2002 年 1 月 30 日公布廢止多數唯一死刑之〈懲治盜匪條例〉修正刑法擄人勒贖罪為相對死

刑2006 年 5 月 17 日修正刑法之海盜罪為相對死刑2007 年 1 月 10 日修正〈妨害國幣懲治條

例〉第 3 條《陸海空軍刑法》第 27 條及第 6 條等 3 條為相對死刑至此中華民國已無絕對死

刑之罪

5

剔除國家主義性質的死刑規定而是站在人權的基本命題上從生命權不可剝

奪死刑合憲性比例原則誤判與冤獄等各種面向呼籲廢止死刑13或者以死

刑無法嚇阻犯罪或是站在這一基礎上捨棄死刑的治安性思考主張加強廢止死

刑的諸項配套制度14明示或暗示政府應以政治意志廢止死刑不該因大多數國

人支持死刑而採取折衷的漸進廢死路線大體而言這十年間關於死刑論文的產

出其基本命題和議題都與西方在廢除死刑的改革脈絡下所開展出的命題與主題

差不多但面對台灣特殊的漸進廢死進程亦開展出了探討這一進程在犯罪率上

和民眾對死刑的心態上等主題的研究15在漸進廢死政策推動的這幾年中被處

以死刑的人數（見下頁圖一）16與死刑執行數（見下頁圖二）大幅縮減便有黃

沄清（2005）和楊書晴（2007）等人研究死刑與重大犯罪率之間的關係並發現

無法證明死刑人數可以嚇阻殺人強盜強制性交或擄人勒贖的發生反而是刑

案破獲率與犯罪率之間呈現負相關另外在陳正和（2004）瞿海源（2006）

和李永然（2007）楊文山張喻婷（2007）等五人四篇文章中皆有提到雖然

仍有 8 成左右的國人支持死刑且半數左右主張殺人者死但隨著社會的進展

尤其是人權觀念的進展有更多比例的民眾願意接受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替代死

刑（但仍有半數民眾不支持以終身監禁代替死刑）

13

大多數的死刑研究都會涉及到上述諸面向難以區分哪位論者的哪篇文章是特別從哪個面向

出發提出死刑應該廢止但大致上可以將陳怡如（2003）廖福特（2006）朱楠（2011）等人

的文章歸在從生命權不可剝奪的角度論證或提出死刑應予以廢止邱文津（2004）則特別從人性

尊嚴這一人權的重要價值出發提出死刑應該廢止的主張而李念祖（2000）與謝孟儒（2005）

的文章則可歸類在探討死刑合憲性的議題中在〈從憲法的比例原則思考死刑問題〉一文中張

娟芬從比例原則論證死刑為過度之刑罰是國家暴力的展現而應該廢止（張娟芬 2011） 14

盧映潔是在這一議題上多有著墨的論者可參見盧映潔（2004）與盧映潔（2009） 15

除此之外亦有將「漸進廢死」作為死刑廢止的策略進行的研究如吳志光林永頌（2004）

以及陳志祥陳荔彤（2010）等雖然不是直接將漸進廢死作為廢止死刑的過程或策略所進行的

研究但從 2006 年 7 月 29 日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的「死刑廢止政策之展望」座談

會的紀錄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漸進廢死被普遍認為是作為廢止死刑的重要過程該文明確提到台灣

已確定人權立國廢除死刑並且有實際的政策出現到了該時已進入了暫停執行死刑的階

段而這是廢除死刑的重要階段（李念祖主持 2006） 16

在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上地院一審的數據與高院二審的數據有若干差異原因在於高

院二審的判決包含了更審的判決前文已經提到死刑判決經常發回更審往往一件死刑案件都

會發回更審好幾次在纏訟之下高院二審的死刑判決數便遠高於地院一審

6

圖一 高地院判處死刑人數（單位 件人） 資料來源司法院

圖二 我國執行死刑之人數 整理自報紙及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

台灣自 90 年開始進行民眾死刑存廢態度調查至今歷年統計的結果皆顯示

約有 8 成的民眾支持死刑這樣的結果再加上台灣採取漸進廢死而非直接廢止死

刑的最大原因就在於國人對死刑的高支持率使得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死刑研究

或多或少都在與國人對死刑的支持或依賴心態進行對話和反駁面對如此之高的

死刑支持率大多數的論者都將之歸因於「我國素有殺人者死的文化傳統」並

7

強調需要再多加宣導人權觀念和研擬廢除死刑的進程與相關制度17這暗示了人

權觀念和廢止死刑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死刑廢止運動和國家採取人權論述可以

視作西方逐漸改變世界的過程18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以人權式的論述公開發表任內絕

不執行死刑時當時各家的民調仍指出約有 8 成左右的民眾支持死刑繼續存在

王清峰首度以部長身分明確表示「任內不執行死刑」死刑議題再掀波

調查發現有七成四民眾反對廢除死刑制度僅一成二贊成和本報於

九十年的調查結果相比反對廢除死刑的比率九年來僅略減五個百分

點贊成比率維持一成左右九年來沒有明顯變化19

這一調查令人感到好奇自 2001 年起推動漸進廢死後台灣判處死刑判

處死刑確定以及執行死刑的數量都明顯降低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

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

20原先「殺人者死」的心態去進行解釋似乎已不再能對此進行充分的解釋畢

竟在許多殺人犯被處以無期徒刑確定或更低年限的刑罰時絕大多數的民眾並未

對此大加撻伐表達殺人犯非死不可的主張此外自 2005 年 12 月 26 日之後

台灣有四年多的時間沒有執行死刑並且暴力犯罪數量21不但沒有上升而且還有

17

除了殺人償命的文化傳統之外亦有不少論者指出許多民眾反對廢除死刑的原因在於認為死

刑能嚇阻犯罪 18

現代人權觀念和法律系統源於 1718 世紀但一直到 20 世紀時世界上廢止死刑的國家仍為

少數大多數的論者如王玉葉（2004）認為廢止死刑與歐洲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有關但

這顯示廢止死刑是人類歷史上的異例David Garland（2010）便以此為問題意識寫了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一書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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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聯合報》A8 版附註根據報導指出這次調查於 3 月 10 日晚間進行成功訪問了

792 位成年人另 287 人拒訪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 35 個百分點以內調查

是以台灣地區住宅電話為母體作尾數兩位隨機抽樣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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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暴力犯罪的指標定義為民國七十九年以前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等四類民

國七十九年起增列恐嚇取財及強姦（含輪姦）民國八十九年定義範圍改變增加重傷害一項

8

些微下降（見下頁圖三）起訴涉及殺害生命的案件減少約三成22並且在這些

年之中並未聽到以維持治安和社會秩序為由而集體要求執行死刑的聲音這或許

意味著當前台灣的死刑之於社會的意義主要不在於治安

圖三 台灣地區暴力犯罪發生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若將漸進廢死政策視為人權觀念的影響則 2010 年仍有 8 成民眾反對廢除

死刑意味著人權觀念的邊界僅止於大幅縮小可處死刑的主體而無法如大多數人

權運動或廢死運動者所希望的從減少死刑到停止死刑23於是「死刑的存在以及

對被處以死刑確定的犯罪者執行死刑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中具有何種意義」就

成了一個可探討的問題了

另恐嚇取財僅指重大恐嚇取財者（即行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炸等手段恐嚇勒索財物

者）強姦（含輪姦）改為強制性交（含共同強制性交及對幼性交） 22

蕭白雪2010-3-11〈王清峰 堅持不執行死刑〉《Upaper》2 版 23

其實中華民國的憲法對於死刑的解釋大法官釋字第一九四號第二六三號和第四七六號皆指

出死刑的殘忍性但卻從未將死刑解釋成違憲的刑罰惟三次申請解釋的主題和社會環境不同

雖皆做出並無違憲的解釋但其理由有所不同可參閱李念祖（2000）陳志祥（2000）和陳怡

如（2003）關於死刑釋憲與違憲審查的論文

9

二研究識框生命政治與死亡史

上面的觀察是我將台灣的死刑研究與社會進程結合起來所看到的事實上死

刑問題一直是作為一個講求社會效果（及實際影響）的制度問題而被討論因而

其研究主題與議題基本上是緊密扣合著某一特定社會的狀況經過上述的梳理

本文也認同 David Garland（2006）的主張即不能將死刑視做一個專門制度的

技術問題而必須將其意義置入特定的社會型態去進行解釋李茂生是特別懷有

這層意識的死刑研究者他懷著 Foucault 的問題意識將死刑視作君主或個人化

的權力君王藉著公開執行死刑展示其權力以使社會維持穩定與現代社會的生

命政治型態有所衝突（李茂生 1993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生命政治當然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但我們從整體社會型態的層次降

到刑事司法的層次亦能見到生命政治之概念對現行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在多年

來的死刑存廢的爭論中死刑有違教育刑的理念一直是廢死論者以及 2001 年推

動漸進廢死政策當時與之後的政府論述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台灣的刑事司法政策

中的生命政治意涵

教育刑的理論受到心理學的影響其預設是人的心理有客觀的成分因而有

明確規律可遵循並能夠具體描述為行為人外在行為的動力因此個別不同人的

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或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如偏常便表示是由於特殊個體的心理

差異所導致的因此只需要將這個主觀的差異進行改變和調整偏常者的行為就

能夠「正常化」

Franz Von Liszt 是教育刑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一個人犯罪的原因同時具

備個人性的與社會性的並且是這兩種交互作用的結果並非完全的個人責任

論但真正的重點是從這兩條犯罪原因的路徑可以瞭解一個人犯罪的真正原

因因而可以對症下藥將其矯治再教育於是就形成了專業化和個人化的

刑罰目的是預防已受到懲罰的人再次犯罪專業化和個人化的刑罰含有理性計

10

算的成分它估計著怎樣分量的刑罰可以剛好消除犯罪者的危險性使之重返社

會因而在李斯特的理論構架中傳統的刑罰已不合時宜為了獲得行刑中的教

育效果就應該依照教育的規律區別對待受刑人並運用多樣的教育手段達到使

受刑人棄惡從善不致再犯的目的

至於教育刑出現的社會背景我們基本上可以整理出三種原因(1)憲政化

運動的影響1819 世紀憲政化運動席捲了整個歐洲民主自由人權平

等正義等憲法精神也進入了刑罰思想中影響了教育刑的理念例如教育刑的

立足點就是要關注具體犯罪行為人強調個別正義通過影響和改造具體行為人

的思想來最終實現行為人個體的自主和自律(2)刑罰人道化運動的推動自然

法的個人本位價值觀在 18 世紀西方各國的法律實踐中得到體認在獄政法治中

的體現就是重視人權和人道精神強調對罪犯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3)市場經

濟價值理念的影響在商品交換的邏輯影響下罪與刑也被視做是可以交換的

刑罰的形式已被認為不重要重要的是同質的交換因而倘若刑罰的目的是在減

少和預防犯罪則也可採用教育刑而非身體刑或報復刑的方式

我們從刑事制度中充斥著各式的矯治處遇或觀護機構與制度即可知道生命

政治這一現代性的特徵已影響了台灣的刑事司法制度故本文將會以生命政治作

為研究識框之一並且將台灣漸進廢死的進程視做逐步剔除死刑將生命刑改為

自由刑的進程亦即是在刑事司法政策中生命政治擴展的歷史

另外一個研究識框來自死亡史原因在於來自漸進廢死政策推行後可處死

刑的法規基本上限於殺人犯罪而且多年來只要是未犯下奪取人命的罪一定不會

被處以死刑我認為與其用「殺人者死」這一「文化傳統」作為理解框架不如

與生命政治一樣置於現代性的過程來理解將當前台灣的死刑制度與實踐視作

對他殺而亡的處理識框會較為一致因此在生命政治之外本文再加上死亡的

現代性經驗這一識框進行死刑的社會意義之探討

11

（一）生命政治

Foucault（1995b）認為現代社會的刑罰形式主要是控制最低度的生命與強

制勞動的自由刑並非死刑這種控制死亡的刑罰他認為後者屬於前現代社會

或者是王權的時代在刑罰的演變中從公開展示和酷刑轉變為秘刑與痛苦的消

失轉變雖與刑罰人道化有關但 Foucault 認為這並非得益於人道的理念而是

在於這樣更符合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益刑罰不再是彰顯權力製造痛苦和恐懼

也不再是控制死亡而是強制勞動與控制最低限度的生命這構成了現代司法與

懲罰系統的基本型態就這個意義而言Discipline 一書所揭示的更大的論題是

監獄是現代社會的原型監獄自由刑取代死刑意味著現代社會關注的是對生命

的控制人口的干預和治理而非死亡或對死亡的控制那是前現代社會所關

注的在這一點上他不同於 Hobbes

對於 Hobbes（2002）而言對死亡的控制是一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事他

在《利維坦》中指出國家的形成源於共同體成員對死亡的恐懼他預設未進入國

家狀態的自然狀態中是人人相互為戰的那是一種隨時都有可能被殺害的狀態

人們出於恐懼死亡和自我保全的人性彼此簽訂契約讓渡權利給主權者形成

國家並生活在有秩序的狀態中Hobbes 訴說著一個重要的命題國家的目的在

於對死亡的控制在他的理論中包括除了主權者之外沒有任何人擁有殺人的權

利而主權擁有殺人的權利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Foucault（1995a）考察

了現代醫學發現 18 世紀以後醫學上普遍認為死亡無法避免因而轉向對生

命進行控制這個轉變是受近代科學的影響那時的科學知識將人比喻為機器的

機械論逐漸取代原先的有機論生命變成了某種機械和可控制的東西有機體

科學與醫學的結合對於 Foucault 而言是一個人的科學的誕生人的身體成為知

識介入的對象

12

Foucault 認為 17 世紀以來透過對身體的規訓發展出了身體的政治解剖

學通過對人口的調節控制出現了人口的生命政治學這兩者構成了生命權力

機制的兩極原本以主權權力為代表的死亡權力現在被對身體的管理和對生命

有步驟的支配給小心翼翼地取代了開始了生命權力的時代對他而言現代社

會的基本特徵是生命調節與育成的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最大的特點在於人類

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領域並且其特色

在於生物學的意義他認為政治技術的領域與法律主體不再有關（Foucault

1980139-143）

可以說 Foucault 看到的是西方自 17 世紀以來不只有如 Hobbes 所看到的以

主權決斷來決定生殺大權的政治權利理論並且人的生物性生命也走進入了歷

史他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的領域這

種政治技術對生物性的人命的安排使生命成為政治的對象其完全不同於生

殺的主權決斷作用它並非一種殺與不殺的權力而是一種對人的生物性生命進

行認識育成與調節的權力它的邏輯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若我們回顧 Foucault 的著作將可以發現他一直關注著西方在古典時期以後

的改變就結果來論他認為西方從 17 世紀開始對人口的控制形成一套對社

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治理的技術（Foucault 1980Foucault 2005）也因為這

一套對社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技術因此在 Foucault 看來現代社會的誕生

可以被視為一個不斷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過程對瘋狂的排除對人的規

訓對罪犯和不正常的人的矯治對性意識的控制

（二）死亡的現代性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在前現代社會中死亡對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例如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裡所提到的連帶的瓦解和死亡儀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死亡代

13

表著連帶的衰退失序需要藉著儀式（如喪禮）修復社會連帶恢復秩序

（Durkheim 1992）但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因醫療文明化的歷程或資本主義的制

度與機構建置被許多的機制排除隔離與隱藏已慢慢地與社會秩序與失序無

關

Elias（1985）在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下文簡稱為 Loneliness）中處理

現代社會中臨終者所面臨的孤獨問題簡單地說他不認為臨終者的孤獨是一個

超歷史的本質現象而是人們的死亡意象隨著歷史演變有所改變的結果這與現

代醫學現代國家和個人化的社會的發展有關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死亡不再

被蒙上神祕的色彩意味著連帶的衰退和失序而開始理性化同時人的壽命和

死亡率可以被預期死亡變成可安排的東西

Elias 指出了死亡被視作生物性時間序列的一環這與 Foucault 所提到的臨

床醫學在知識論上的斷裂可以一併思考死亡變成生命序列的終點是因病而起

或老死因而可以藉由控制生命來控制死亡死亡或疾病與生命變成了對抗的關

係或者說死亡的問題性可以隱藏在對生命的干預背後（Foucault 1995a）這些

種種在 Elias 的討論中是與死亡因醫療發展而例常化的現象有關而例常化則

將能將許多會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的事情隔絕於人們的生活之外24

現代國家壟斷暴力因暴力而亡逐漸地脫離人的生活也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

認識與處理個人化的社會也使得人與人之間隔了一道牆隔絕了情感與衝動的

相互影響亦影響了對死亡的情感表述方式（Elias 198545-58）總之隨著死

亡的理性化或例常化死亡的退隱以及情感表達的壓抑與控制會讓人聯想到死

亡的臨終者成了在生物性死亡之前即被社會排除與隔離的社會性死亡之人因而

更加地孤獨25

24

Giddens（2002）延續了 Elias 的研究指出在現代性經驗中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隔絕了許多會

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的事情死亡犯罪和瘋狂皆是其中之一 25

Foucault 在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也指出了死亡儀式的衰退以及死亡被

14

可以從中看出隨著歷史的演進死亡慢慢地遠離日常生活Elias 認為文

明化過程是現代對死亡意識成因的來源因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死亡被蒙上強

烈的羞恥感因而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26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例

行化隔離了死亡（或是藉著醫療與社會的各種機制將死亡例行化）並以專家來

管理死亡死亡遠離了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不只 Elias許多死亡史家死亡理論家在討論到死亡的現代性經驗時也

都將現代醫學的發展視作死亡的現代性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影響機制例如

Editions Gallimard（2004）就將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視作影響現在人們將死亡視

作「禁忌」的一個重要來源而 Elias 帶著很強的現代性批判認為醫療機構逐

漸掌管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事情將疾病與死亡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醫療機構

以一套既定的程序將死亡進程例常化於生物性的與理性的管理中但醫療機構

只關心人的生理死亡因此其結果是在現代死亡被收攏在醫療機構且隔絕於

日常生活成為應自我約束的禮儀後臨終者只能在生物性死亡前先行社會性死

亡孤獨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而原本可由家庭或宗教處理的死亡的心理與社

會面向也成了現代社會的死亡問題

雖然 Elias 不是在討論死亡但我們從 Loneliness 中可以了解到在現代

人們失去了面對死亡的經驗並且認為死亡是可被例常化和理性管理的在這樣

的進程中現代性會中的死亡不像前現代社會的死亡那樣影響著社會秩序死亡

被隔離在特定機構中即便死亡發生了它也無礙於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類似的

討論法國死亡史家 Aries 也有提到Aries（197488-89）認為現代醫學使得

原本可能很快就結束的死亡過程被延長死亡過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細節的步驟

不再像傳統死亡是戲劇性的一個動作

現代人迴避的現象（Foucault 1980138） 26

我們也可以在 Aries（1974）對西方死亡史的考察中發現19 世紀開始死亡漸漸地遠離日常

生活的情況例如墳塚遷移到郊區屍體在家中只停留幾天死亡的場所大多發生在醫院等

皆是

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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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為正是因為現代治安機制的發展使得犯罪率與死刑沒有直接關係大量死刑的

存在其實是因為政治理由但在解嚴回歸正常憲政秩序之後在現代法保障人

權的基本架構下如何安置死刑於現代社會（講求對人口的安排與對行動之控制

的生命政治）現代法律（保障人權）和現代刑罰系統（以教育刑為主要刑罰結

構講求對犯罪者的改造以使之正常化）之中就成了不得不面對的困難此時已

出現社會進程與法律的落差恰巧隔年 2000 年時恰逢政黨輪替由長期反對死

刑的民進黨執政在區別於國民黨威權統治和打造新台灣的政治意識下開始了關

於死刑的法律改革

陳水扁於 2000 年就職時宣示願意將《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公

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等國際人權體系之重要文件（合稱「國際

人權公約」11）國內法化意味著國家開始採取人權論述在國家主義基礎上而

制定的法律與刑罰開始被修正或廢止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

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但因當時有約 8 成的民眾反對廢除死刑故改採逐漸廢

止死刑的策略從修法逐漸廢止〈懲治盜匪條例〉開始並且持續逐步縮小死刑

範圍自 2001 年 5 月 18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7 日止我國規定可處死刑的法條

已從 153 條（包含 65 種絕對死刑[唯一死刑]與 88 種相對死刑）降至 50 條（2010

年為 52 條）且都改為相對死刑12意即法律效果為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最高可

處死刑除此之外法務部關於死刑的各式公告也都強調法律在於保障基本人

權台灣關於死刑的各項制度仍須進行修正和廢除顯示這段時期關於死刑的法

律改革可以視作對人權（生命權）的保障的進程

在這十年間亦即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死刑研究已不再是呼籲限縮死刑或者

11

一般將《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等三

份文件合稱為「國際人權公約」「國際人權公約」可以指一系列以保障人權為目標的國際公约與

宣言包括上列三者但並不僅限於此 12

2002 年 1 月 30 日公布廢止多數唯一死刑之〈懲治盜匪條例〉修正刑法擄人勒贖罪為相對死

刑2006 年 5 月 17 日修正刑法之海盜罪為相對死刑2007 年 1 月 10 日修正〈妨害國幣懲治條

例〉第 3 條《陸海空軍刑法》第 27 條及第 6 條等 3 條為相對死刑至此中華民國已無絕對死

刑之罪

5

剔除國家主義性質的死刑規定而是站在人權的基本命題上從生命權不可剝

奪死刑合憲性比例原則誤判與冤獄等各種面向呼籲廢止死刑13或者以死

刑無法嚇阻犯罪或是站在這一基礎上捨棄死刑的治安性思考主張加強廢止死

刑的諸項配套制度14明示或暗示政府應以政治意志廢止死刑不該因大多數國

人支持死刑而採取折衷的漸進廢死路線大體而言這十年間關於死刑論文的產

出其基本命題和議題都與西方在廢除死刑的改革脈絡下所開展出的命題與主題

差不多但面對台灣特殊的漸進廢死進程亦開展出了探討這一進程在犯罪率上

和民眾對死刑的心態上等主題的研究15在漸進廢死政策推動的這幾年中被處

以死刑的人數（見下頁圖一）16與死刑執行數（見下頁圖二）大幅縮減便有黃

沄清（2005）和楊書晴（2007）等人研究死刑與重大犯罪率之間的關係並發現

無法證明死刑人數可以嚇阻殺人強盜強制性交或擄人勒贖的發生反而是刑

案破獲率與犯罪率之間呈現負相關另外在陳正和（2004）瞿海源（2006）

和李永然（2007）楊文山張喻婷（2007）等五人四篇文章中皆有提到雖然

仍有 8 成左右的國人支持死刑且半數左右主張殺人者死但隨著社會的進展

尤其是人權觀念的進展有更多比例的民眾願意接受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替代死

刑（但仍有半數民眾不支持以終身監禁代替死刑）

13

大多數的死刑研究都會涉及到上述諸面向難以區分哪位論者的哪篇文章是特別從哪個面向

出發提出死刑應該廢止但大致上可以將陳怡如（2003）廖福特（2006）朱楠（2011）等人

的文章歸在從生命權不可剝奪的角度論證或提出死刑應予以廢止邱文津（2004）則特別從人性

尊嚴這一人權的重要價值出發提出死刑應該廢止的主張而李念祖（2000）與謝孟儒（2005）

的文章則可歸類在探討死刑合憲性的議題中在〈從憲法的比例原則思考死刑問題〉一文中張

娟芬從比例原則論證死刑為過度之刑罰是國家暴力的展現而應該廢止（張娟芬 2011） 14

盧映潔是在這一議題上多有著墨的論者可參見盧映潔（2004）與盧映潔（2009） 15

除此之外亦有將「漸進廢死」作為死刑廢止的策略進行的研究如吳志光林永頌（2004）

以及陳志祥陳荔彤（2010）等雖然不是直接將漸進廢死作為廢止死刑的過程或策略所進行的

研究但從 2006 年 7 月 29 日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的「死刑廢止政策之展望」座談

會的紀錄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漸進廢死被普遍認為是作為廢止死刑的重要過程該文明確提到台灣

已確定人權立國廢除死刑並且有實際的政策出現到了該時已進入了暫停執行死刑的階

段而這是廢除死刑的重要階段（李念祖主持 2006） 16

在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上地院一審的數據與高院二審的數據有若干差異原因在於高

院二審的判決包含了更審的判決前文已經提到死刑判決經常發回更審往往一件死刑案件都

會發回更審好幾次在纏訟之下高院二審的死刑判決數便遠高於地院一審

6

圖一 高地院判處死刑人數（單位 件人） 資料來源司法院

圖二 我國執行死刑之人數 整理自報紙及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

台灣自 90 年開始進行民眾死刑存廢態度調查至今歷年統計的結果皆顯示

約有 8 成的民眾支持死刑這樣的結果再加上台灣採取漸進廢死而非直接廢止死

刑的最大原因就在於國人對死刑的高支持率使得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死刑研究

或多或少都在與國人對死刑的支持或依賴心態進行對話和反駁面對如此之高的

死刑支持率大多數的論者都將之歸因於「我國素有殺人者死的文化傳統」並

7

強調需要再多加宣導人權觀念和研擬廢除死刑的進程與相關制度17這暗示了人

權觀念和廢止死刑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死刑廢止運動和國家採取人權論述可以

視作西方逐漸改變世界的過程18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以人權式的論述公開發表任內絕

不執行死刑時當時各家的民調仍指出約有 8 成左右的民眾支持死刑繼續存在

王清峰首度以部長身分明確表示「任內不執行死刑」死刑議題再掀波

調查發現有七成四民眾反對廢除死刑制度僅一成二贊成和本報於

九十年的調查結果相比反對廢除死刑的比率九年來僅略減五個百分

點贊成比率維持一成左右九年來沒有明顯變化19

這一調查令人感到好奇自 2001 年起推動漸進廢死後台灣判處死刑判

處死刑確定以及執行死刑的數量都明顯降低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

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

20原先「殺人者死」的心態去進行解釋似乎已不再能對此進行充分的解釋畢

竟在許多殺人犯被處以無期徒刑確定或更低年限的刑罰時絕大多數的民眾並未

對此大加撻伐表達殺人犯非死不可的主張此外自 2005 年 12 月 26 日之後

台灣有四年多的時間沒有執行死刑並且暴力犯罪數量21不但沒有上升而且還有

17

除了殺人償命的文化傳統之外亦有不少論者指出許多民眾反對廢除死刑的原因在於認為死

刑能嚇阻犯罪 18

現代人權觀念和法律系統源於 1718 世紀但一直到 20 世紀時世界上廢止死刑的國家仍為

少數大多數的論者如王玉葉（2004）認為廢止死刑與歐洲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有關但

這顯示廢止死刑是人類歷史上的異例David Garland（2010）便以此為問題意識寫了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一書 19

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電話調查2010-3-11〈本報民調 74反廢死刑 42認王清峰應下

台〉《聯合報》A8 版附註根據報導指出這次調查於 3 月 10 日晚間進行成功訪問了

792 位成年人另 287 人拒訪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 35 個百分點以內調查

是以台灣地區住宅電話為母體作尾數兩位隨機抽樣 20

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

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暴力犯罪的指標定義為民國七十九年以前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等四類民

國七十九年起增列恐嚇取財及強姦（含輪姦）民國八十九年定義範圍改變增加重傷害一項

8

些微下降（見下頁圖三）起訴涉及殺害生命的案件減少約三成22並且在這些

年之中並未聽到以維持治安和社會秩序為由而集體要求執行死刑的聲音這或許

意味著當前台灣的死刑之於社會的意義主要不在於治安

圖三 台灣地區暴力犯罪發生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若將漸進廢死政策視為人權觀念的影響則 2010 年仍有 8 成民眾反對廢除

死刑意味著人權觀念的邊界僅止於大幅縮小可處死刑的主體而無法如大多數人

權運動或廢死運動者所希望的從減少死刑到停止死刑23於是「死刑的存在以及

對被處以死刑確定的犯罪者執行死刑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中具有何種意義」就

成了一個可探討的問題了

另恐嚇取財僅指重大恐嚇取財者（即行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炸等手段恐嚇勒索財物

者）強姦（含輪姦）改為強制性交（含共同強制性交及對幼性交） 22

蕭白雪2010-3-11〈王清峰 堅持不執行死刑〉《Upaper》2 版 23

其實中華民國的憲法對於死刑的解釋大法官釋字第一九四號第二六三號和第四七六號皆指

出死刑的殘忍性但卻從未將死刑解釋成違憲的刑罰惟三次申請解釋的主題和社會環境不同

雖皆做出並無違憲的解釋但其理由有所不同可參閱李念祖（2000）陳志祥（2000）和陳怡

如（2003）關於死刑釋憲與違憲審查的論文

9

二研究識框生命政治與死亡史

上面的觀察是我將台灣的死刑研究與社會進程結合起來所看到的事實上死

刑問題一直是作為一個講求社會效果（及實際影響）的制度問題而被討論因而

其研究主題與議題基本上是緊密扣合著某一特定社會的狀況經過上述的梳理

本文也認同 David Garland（2006）的主張即不能將死刑視做一個專門制度的

技術問題而必須將其意義置入特定的社會型態去進行解釋李茂生是特別懷有

這層意識的死刑研究者他懷著 Foucault 的問題意識將死刑視作君主或個人化

的權力君王藉著公開執行死刑展示其權力以使社會維持穩定與現代社會的生

命政治型態有所衝突（李茂生 1993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生命政治當然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但我們從整體社會型態的層次降

到刑事司法的層次亦能見到生命政治之概念對現行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在多年

來的死刑存廢的爭論中死刑有違教育刑的理念一直是廢死論者以及 2001 年推

動漸進廢死政策當時與之後的政府論述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台灣的刑事司法政策

中的生命政治意涵

教育刑的理論受到心理學的影響其預設是人的心理有客觀的成分因而有

明確規律可遵循並能夠具體描述為行為人外在行為的動力因此個別不同人的

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或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如偏常便表示是由於特殊個體的心理

差異所導致的因此只需要將這個主觀的差異進行改變和調整偏常者的行為就

能夠「正常化」

Franz Von Liszt 是教育刑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一個人犯罪的原因同時具

備個人性的與社會性的並且是這兩種交互作用的結果並非完全的個人責任

論但真正的重點是從這兩條犯罪原因的路徑可以瞭解一個人犯罪的真正原

因因而可以對症下藥將其矯治再教育於是就形成了專業化和個人化的

刑罰目的是預防已受到懲罰的人再次犯罪專業化和個人化的刑罰含有理性計

10

算的成分它估計著怎樣分量的刑罰可以剛好消除犯罪者的危險性使之重返社

會因而在李斯特的理論構架中傳統的刑罰已不合時宜為了獲得行刑中的教

育效果就應該依照教育的規律區別對待受刑人並運用多樣的教育手段達到使

受刑人棄惡從善不致再犯的目的

至於教育刑出現的社會背景我們基本上可以整理出三種原因(1)憲政化

運動的影響1819 世紀憲政化運動席捲了整個歐洲民主自由人權平

等正義等憲法精神也進入了刑罰思想中影響了教育刑的理念例如教育刑的

立足點就是要關注具體犯罪行為人強調個別正義通過影響和改造具體行為人

的思想來最終實現行為人個體的自主和自律(2)刑罰人道化運動的推動自然

法的個人本位價值觀在 18 世紀西方各國的法律實踐中得到體認在獄政法治中

的體現就是重視人權和人道精神強調對罪犯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3)市場經

濟價值理念的影響在商品交換的邏輯影響下罪與刑也被視做是可以交換的

刑罰的形式已被認為不重要重要的是同質的交換因而倘若刑罰的目的是在減

少和預防犯罪則也可採用教育刑而非身體刑或報復刑的方式

我們從刑事制度中充斥著各式的矯治處遇或觀護機構與制度即可知道生命

政治這一現代性的特徵已影響了台灣的刑事司法制度故本文將會以生命政治作

為研究識框之一並且將台灣漸進廢死的進程視做逐步剔除死刑將生命刑改為

自由刑的進程亦即是在刑事司法政策中生命政治擴展的歷史

另外一個研究識框來自死亡史原因在於來自漸進廢死政策推行後可處死

刑的法規基本上限於殺人犯罪而且多年來只要是未犯下奪取人命的罪一定不會

被處以死刑我認為與其用「殺人者死」這一「文化傳統」作為理解框架不如

與生命政治一樣置於現代性的過程來理解將當前台灣的死刑制度與實踐視作

對他殺而亡的處理識框會較為一致因此在生命政治之外本文再加上死亡的

現代性經驗這一識框進行死刑的社會意義之探討

11

（一）生命政治

Foucault（1995b）認為現代社會的刑罰形式主要是控制最低度的生命與強

制勞動的自由刑並非死刑這種控制死亡的刑罰他認為後者屬於前現代社會

或者是王權的時代在刑罰的演變中從公開展示和酷刑轉變為秘刑與痛苦的消

失轉變雖與刑罰人道化有關但 Foucault 認為這並非得益於人道的理念而是

在於這樣更符合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益刑罰不再是彰顯權力製造痛苦和恐懼

也不再是控制死亡而是強制勞動與控制最低限度的生命這構成了現代司法與

懲罰系統的基本型態就這個意義而言Discipline 一書所揭示的更大的論題是

監獄是現代社會的原型監獄自由刑取代死刑意味著現代社會關注的是對生命

的控制人口的干預和治理而非死亡或對死亡的控制那是前現代社會所關

注的在這一點上他不同於 Hobbes

對於 Hobbes（2002）而言對死亡的控制是一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事他

在《利維坦》中指出國家的形成源於共同體成員對死亡的恐懼他預設未進入國

家狀態的自然狀態中是人人相互為戰的那是一種隨時都有可能被殺害的狀態

人們出於恐懼死亡和自我保全的人性彼此簽訂契約讓渡權利給主權者形成

國家並生活在有秩序的狀態中Hobbes 訴說著一個重要的命題國家的目的在

於對死亡的控制在他的理論中包括除了主權者之外沒有任何人擁有殺人的權

利而主權擁有殺人的權利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Foucault（1995a）考察

了現代醫學發現 18 世紀以後醫學上普遍認為死亡無法避免因而轉向對生

命進行控制這個轉變是受近代科學的影響那時的科學知識將人比喻為機器的

機械論逐漸取代原先的有機論生命變成了某種機械和可控制的東西有機體

科學與醫學的結合對於 Foucault 而言是一個人的科學的誕生人的身體成為知

識介入的對象

12

Foucault 認為 17 世紀以來透過對身體的規訓發展出了身體的政治解剖

學通過對人口的調節控制出現了人口的生命政治學這兩者構成了生命權力

機制的兩極原本以主權權力為代表的死亡權力現在被對身體的管理和對生命

有步驟的支配給小心翼翼地取代了開始了生命權力的時代對他而言現代社

會的基本特徵是生命調節與育成的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最大的特點在於人類

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領域並且其特色

在於生物學的意義他認為政治技術的領域與法律主體不再有關（Foucault

1980139-143）

可以說 Foucault 看到的是西方自 17 世紀以來不只有如 Hobbes 所看到的以

主權決斷來決定生殺大權的政治權利理論並且人的生物性生命也走進入了歷

史他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的領域這

種政治技術對生物性的人命的安排使生命成為政治的對象其完全不同於生

殺的主權決斷作用它並非一種殺與不殺的權力而是一種對人的生物性生命進

行認識育成與調節的權力它的邏輯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若我們回顧 Foucault 的著作將可以發現他一直關注著西方在古典時期以後

的改變就結果來論他認為西方從 17 世紀開始對人口的控制形成一套對社

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治理的技術（Foucault 1980Foucault 2005）也因為這

一套對社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技術因此在 Foucault 看來現代社會的誕生

可以被視為一個不斷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過程對瘋狂的排除對人的規

訓對罪犯和不正常的人的矯治對性意識的控制

（二）死亡的現代性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在前現代社會中死亡對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例如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裡所提到的連帶的瓦解和死亡儀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死亡代

13

表著連帶的衰退失序需要藉著儀式（如喪禮）修復社會連帶恢復秩序

（Durkheim 1992）但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因醫療文明化的歷程或資本主義的制

度與機構建置被許多的機制排除隔離與隱藏已慢慢地與社會秩序與失序無

關

Elias（1985）在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下文簡稱為 Loneliness）中處理

現代社會中臨終者所面臨的孤獨問題簡單地說他不認為臨終者的孤獨是一個

超歷史的本質現象而是人們的死亡意象隨著歷史演變有所改變的結果這與現

代醫學現代國家和個人化的社會的發展有關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死亡不再

被蒙上神祕的色彩意味著連帶的衰退和失序而開始理性化同時人的壽命和

死亡率可以被預期死亡變成可安排的東西

Elias 指出了死亡被視作生物性時間序列的一環這與 Foucault 所提到的臨

床醫學在知識論上的斷裂可以一併思考死亡變成生命序列的終點是因病而起

或老死因而可以藉由控制生命來控制死亡死亡或疾病與生命變成了對抗的關

係或者說死亡的問題性可以隱藏在對生命的干預背後（Foucault 1995a）這些

種種在 Elias 的討論中是與死亡因醫療發展而例常化的現象有關而例常化則

將能將許多會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的事情隔絕於人們的生活之外24

現代國家壟斷暴力因暴力而亡逐漸地脫離人的生活也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

認識與處理個人化的社會也使得人與人之間隔了一道牆隔絕了情感與衝動的

相互影響亦影響了對死亡的情感表述方式（Elias 198545-58）總之隨著死

亡的理性化或例常化死亡的退隱以及情感表達的壓抑與控制會讓人聯想到死

亡的臨終者成了在生物性死亡之前即被社會排除與隔離的社會性死亡之人因而

更加地孤獨25

24

Giddens（2002）延續了 Elias 的研究指出在現代性經驗中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隔絕了許多會

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的事情死亡犯罪和瘋狂皆是其中之一 25

Foucault 在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也指出了死亡儀式的衰退以及死亡被

14

可以從中看出隨著歷史的演進死亡慢慢地遠離日常生活Elias 認為文

明化過程是現代對死亡意識成因的來源因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死亡被蒙上強

烈的羞恥感因而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26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例

行化隔離了死亡（或是藉著醫療與社會的各種機制將死亡例行化）並以專家來

管理死亡死亡遠離了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不只 Elias許多死亡史家死亡理論家在討論到死亡的現代性經驗時也

都將現代醫學的發展視作死亡的現代性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影響機制例如

Editions Gallimard（2004）就將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視作影響現在人們將死亡視

作「禁忌」的一個重要來源而 Elias 帶著很強的現代性批判認為醫療機構逐

漸掌管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事情將疾病與死亡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醫療機構

以一套既定的程序將死亡進程例常化於生物性的與理性的管理中但醫療機構

只關心人的生理死亡因此其結果是在現代死亡被收攏在醫療機構且隔絕於

日常生活成為應自我約束的禮儀後臨終者只能在生物性死亡前先行社會性死

亡孤獨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而原本可由家庭或宗教處理的死亡的心理與社

會面向也成了現代社會的死亡問題

雖然 Elias 不是在討論死亡但我們從 Loneliness 中可以了解到在現代

人們失去了面對死亡的經驗並且認為死亡是可被例常化和理性管理的在這樣

的進程中現代性會中的死亡不像前現代社會的死亡那樣影響著社會秩序死亡

被隔離在特定機構中即便死亡發生了它也無礙於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類似的

討論法國死亡史家 Aries 也有提到Aries（197488-89）認為現代醫學使得

原本可能很快就結束的死亡過程被延長死亡過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細節的步驟

不再像傳統死亡是戲劇性的一個動作

現代人迴避的現象（Foucault 1980138） 26

我們也可以在 Aries（1974）對西方死亡史的考察中發現19 世紀開始死亡漸漸地遠離日常

生活的情況例如墳塚遷移到郊區屍體在家中只停留幾天死亡的場所大多發生在醫院等

皆是

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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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國家主義性質的死刑規定而是站在人權的基本命題上從生命權不可剝

奪死刑合憲性比例原則誤判與冤獄等各種面向呼籲廢止死刑13或者以死

刑無法嚇阻犯罪或是站在這一基礎上捨棄死刑的治安性思考主張加強廢止死

刑的諸項配套制度14明示或暗示政府應以政治意志廢止死刑不該因大多數國

人支持死刑而採取折衷的漸進廢死路線大體而言這十年間關於死刑論文的產

出其基本命題和議題都與西方在廢除死刑的改革脈絡下所開展出的命題與主題

差不多但面對台灣特殊的漸進廢死進程亦開展出了探討這一進程在犯罪率上

和民眾對死刑的心態上等主題的研究15在漸進廢死政策推動的這幾年中被處

以死刑的人數（見下頁圖一）16與死刑執行數（見下頁圖二）大幅縮減便有黃

沄清（2005）和楊書晴（2007）等人研究死刑與重大犯罪率之間的關係並發現

無法證明死刑人數可以嚇阻殺人強盜強制性交或擄人勒贖的發生反而是刑

案破獲率與犯罪率之間呈現負相關另外在陳正和（2004）瞿海源（2006）

和李永然（2007）楊文山張喻婷（2007）等五人四篇文章中皆有提到雖然

仍有 8 成左右的國人支持死刑且半數左右主張殺人者死但隨著社會的進展

尤其是人權觀念的進展有更多比例的民眾願意接受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替代死

刑（但仍有半數民眾不支持以終身監禁代替死刑）

13

大多數的死刑研究都會涉及到上述諸面向難以區分哪位論者的哪篇文章是特別從哪個面向

出發提出死刑應該廢止但大致上可以將陳怡如（2003）廖福特（2006）朱楠（2011）等人

的文章歸在從生命權不可剝奪的角度論證或提出死刑應予以廢止邱文津（2004）則特別從人性

尊嚴這一人權的重要價值出發提出死刑應該廢止的主張而李念祖（2000）與謝孟儒（2005）

的文章則可歸類在探討死刑合憲性的議題中在〈從憲法的比例原則思考死刑問題〉一文中張

娟芬從比例原則論證死刑為過度之刑罰是國家暴力的展現而應該廢止（張娟芬 2011） 14

盧映潔是在這一議題上多有著墨的論者可參見盧映潔（2004）與盧映潔（2009） 15

除此之外亦有將「漸進廢死」作為死刑廢止的策略進行的研究如吳志光林永頌（2004）

以及陳志祥陳荔彤（2010）等雖然不是直接將漸進廢死作為廢止死刑的過程或策略所進行的

研究但從 2006 年 7 月 29 日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舉辦的「死刑廢止政策之展望」座談

會的紀錄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漸進廢死被普遍認為是作為廢止死刑的重要過程該文明確提到台灣

已確定人權立國廢除死刑並且有實際的政策出現到了該時已進入了暫停執行死刑的階

段而這是廢除死刑的重要階段（李念祖主持 2006） 16

在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上地院一審的數據與高院二審的數據有若干差異原因在於高

院二審的判決包含了更審的判決前文已經提到死刑判決經常發回更審往往一件死刑案件都

會發回更審好幾次在纏訟之下高院二審的死刑判決數便遠高於地院一審

6

圖一 高地院判處死刑人數（單位 件人） 資料來源司法院

圖二 我國執行死刑之人數 整理自報紙及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

台灣自 90 年開始進行民眾死刑存廢態度調查至今歷年統計的結果皆顯示

約有 8 成的民眾支持死刑這樣的結果再加上台灣採取漸進廢死而非直接廢止死

刑的最大原因就在於國人對死刑的高支持率使得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死刑研究

或多或少都在與國人對死刑的支持或依賴心態進行對話和反駁面對如此之高的

死刑支持率大多數的論者都將之歸因於「我國素有殺人者死的文化傳統」並

7

強調需要再多加宣導人權觀念和研擬廢除死刑的進程與相關制度17這暗示了人

權觀念和廢止死刑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死刑廢止運動和國家採取人權論述可以

視作西方逐漸改變世界的過程18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以人權式的論述公開發表任內絕

不執行死刑時當時各家的民調仍指出約有 8 成左右的民眾支持死刑繼續存在

王清峰首度以部長身分明確表示「任內不執行死刑」死刑議題再掀波

調查發現有七成四民眾反對廢除死刑制度僅一成二贊成和本報於

九十年的調查結果相比反對廢除死刑的比率九年來僅略減五個百分

點贊成比率維持一成左右九年來沒有明顯變化19

這一調查令人感到好奇自 2001 年起推動漸進廢死後台灣判處死刑判

處死刑確定以及執行死刑的數量都明顯降低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

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

20原先「殺人者死」的心態去進行解釋似乎已不再能對此進行充分的解釋畢

竟在許多殺人犯被處以無期徒刑確定或更低年限的刑罰時絕大多數的民眾並未

對此大加撻伐表達殺人犯非死不可的主張此外自 2005 年 12 月 26 日之後

台灣有四年多的時間沒有執行死刑並且暴力犯罪數量21不但沒有上升而且還有

17

除了殺人償命的文化傳統之外亦有不少論者指出許多民眾反對廢除死刑的原因在於認為死

刑能嚇阻犯罪 18

現代人權觀念和法律系統源於 1718 世紀但一直到 20 世紀時世界上廢止死刑的國家仍為

少數大多數的論者如王玉葉（2004）認為廢止死刑與歐洲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有關但

這顯示廢止死刑是人類歷史上的異例David Garland（2010）便以此為問題意識寫了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一書 19

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電話調查2010-3-11〈本報民調 74反廢死刑 42認王清峰應下

台〉《聯合報》A8 版附註根據報導指出這次調查於 3 月 10 日晚間進行成功訪問了

792 位成年人另 287 人拒訪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 35 個百分點以內調查

是以台灣地區住宅電話為母體作尾數兩位隨機抽樣 20

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

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暴力犯罪的指標定義為民國七十九年以前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等四類民

國七十九年起增列恐嚇取財及強姦（含輪姦）民國八十九年定義範圍改變增加重傷害一項

8

些微下降（見下頁圖三）起訴涉及殺害生命的案件減少約三成22並且在這些

年之中並未聽到以維持治安和社會秩序為由而集體要求執行死刑的聲音這或許

意味著當前台灣的死刑之於社會的意義主要不在於治安

圖三 台灣地區暴力犯罪發生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若將漸進廢死政策視為人權觀念的影響則 2010 年仍有 8 成民眾反對廢除

死刑意味著人權觀念的邊界僅止於大幅縮小可處死刑的主體而無法如大多數人

權運動或廢死運動者所希望的從減少死刑到停止死刑23於是「死刑的存在以及

對被處以死刑確定的犯罪者執行死刑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中具有何種意義」就

成了一個可探討的問題了

另恐嚇取財僅指重大恐嚇取財者（即行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炸等手段恐嚇勒索財物

者）強姦（含輪姦）改為強制性交（含共同強制性交及對幼性交） 22

蕭白雪2010-3-11〈王清峰 堅持不執行死刑〉《Upaper》2 版 23

其實中華民國的憲法對於死刑的解釋大法官釋字第一九四號第二六三號和第四七六號皆指

出死刑的殘忍性但卻從未將死刑解釋成違憲的刑罰惟三次申請解釋的主題和社會環境不同

雖皆做出並無違憲的解釋但其理由有所不同可參閱李念祖（2000）陳志祥（2000）和陳怡

如（2003）關於死刑釋憲與違憲審查的論文

9

二研究識框生命政治與死亡史

上面的觀察是我將台灣的死刑研究與社會進程結合起來所看到的事實上死

刑問題一直是作為一個講求社會效果（及實際影響）的制度問題而被討論因而

其研究主題與議題基本上是緊密扣合著某一特定社會的狀況經過上述的梳理

本文也認同 David Garland（2006）的主張即不能將死刑視做一個專門制度的

技術問題而必須將其意義置入特定的社會型態去進行解釋李茂生是特別懷有

這層意識的死刑研究者他懷著 Foucault 的問題意識將死刑視作君主或個人化

的權力君王藉著公開執行死刑展示其權力以使社會維持穩定與現代社會的生

命政治型態有所衝突（李茂生 1993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生命政治當然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但我們從整體社會型態的層次降

到刑事司法的層次亦能見到生命政治之概念對現行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在多年

來的死刑存廢的爭論中死刑有違教育刑的理念一直是廢死論者以及 2001 年推

動漸進廢死政策當時與之後的政府論述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台灣的刑事司法政策

中的生命政治意涵

教育刑的理論受到心理學的影響其預設是人的心理有客觀的成分因而有

明確規律可遵循並能夠具體描述為行為人外在行為的動力因此個別不同人的

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或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如偏常便表示是由於特殊個體的心理

差異所導致的因此只需要將這個主觀的差異進行改變和調整偏常者的行為就

能夠「正常化」

Franz Von Liszt 是教育刑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一個人犯罪的原因同時具

備個人性的與社會性的並且是這兩種交互作用的結果並非完全的個人責任

論但真正的重點是從這兩條犯罪原因的路徑可以瞭解一個人犯罪的真正原

因因而可以對症下藥將其矯治再教育於是就形成了專業化和個人化的

刑罰目的是預防已受到懲罰的人再次犯罪專業化和個人化的刑罰含有理性計

10

算的成分它估計著怎樣分量的刑罰可以剛好消除犯罪者的危險性使之重返社

會因而在李斯特的理論構架中傳統的刑罰已不合時宜為了獲得行刑中的教

育效果就應該依照教育的規律區別對待受刑人並運用多樣的教育手段達到使

受刑人棄惡從善不致再犯的目的

至於教育刑出現的社會背景我們基本上可以整理出三種原因(1)憲政化

運動的影響1819 世紀憲政化運動席捲了整個歐洲民主自由人權平

等正義等憲法精神也進入了刑罰思想中影響了教育刑的理念例如教育刑的

立足點就是要關注具體犯罪行為人強調個別正義通過影響和改造具體行為人

的思想來最終實現行為人個體的自主和自律(2)刑罰人道化運動的推動自然

法的個人本位價值觀在 18 世紀西方各國的法律實踐中得到體認在獄政法治中

的體現就是重視人權和人道精神強調對罪犯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3)市場經

濟價值理念的影響在商品交換的邏輯影響下罪與刑也被視做是可以交換的

刑罰的形式已被認為不重要重要的是同質的交換因而倘若刑罰的目的是在減

少和預防犯罪則也可採用教育刑而非身體刑或報復刑的方式

我們從刑事制度中充斥著各式的矯治處遇或觀護機構與制度即可知道生命

政治這一現代性的特徵已影響了台灣的刑事司法制度故本文將會以生命政治作

為研究識框之一並且將台灣漸進廢死的進程視做逐步剔除死刑將生命刑改為

自由刑的進程亦即是在刑事司法政策中生命政治擴展的歷史

另外一個研究識框來自死亡史原因在於來自漸進廢死政策推行後可處死

刑的法規基本上限於殺人犯罪而且多年來只要是未犯下奪取人命的罪一定不會

被處以死刑我認為與其用「殺人者死」這一「文化傳統」作為理解框架不如

與生命政治一樣置於現代性的過程來理解將當前台灣的死刑制度與實踐視作

對他殺而亡的處理識框會較為一致因此在生命政治之外本文再加上死亡的

現代性經驗這一識框進行死刑的社會意義之探討

11

（一）生命政治

Foucault（1995b）認為現代社會的刑罰形式主要是控制最低度的生命與強

制勞動的自由刑並非死刑這種控制死亡的刑罰他認為後者屬於前現代社會

或者是王權的時代在刑罰的演變中從公開展示和酷刑轉變為秘刑與痛苦的消

失轉變雖與刑罰人道化有關但 Foucault 認為這並非得益於人道的理念而是

在於這樣更符合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益刑罰不再是彰顯權力製造痛苦和恐懼

也不再是控制死亡而是強制勞動與控制最低限度的生命這構成了現代司法與

懲罰系統的基本型態就這個意義而言Discipline 一書所揭示的更大的論題是

監獄是現代社會的原型監獄自由刑取代死刑意味著現代社會關注的是對生命

的控制人口的干預和治理而非死亡或對死亡的控制那是前現代社會所關

注的在這一點上他不同於 Hobbes

對於 Hobbes（2002）而言對死亡的控制是一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事他

在《利維坦》中指出國家的形成源於共同體成員對死亡的恐懼他預設未進入國

家狀態的自然狀態中是人人相互為戰的那是一種隨時都有可能被殺害的狀態

人們出於恐懼死亡和自我保全的人性彼此簽訂契約讓渡權利給主權者形成

國家並生活在有秩序的狀態中Hobbes 訴說著一個重要的命題國家的目的在

於對死亡的控制在他的理論中包括除了主權者之外沒有任何人擁有殺人的權

利而主權擁有殺人的權利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Foucault（1995a）考察

了現代醫學發現 18 世紀以後醫學上普遍認為死亡無法避免因而轉向對生

命進行控制這個轉變是受近代科學的影響那時的科學知識將人比喻為機器的

機械論逐漸取代原先的有機論生命變成了某種機械和可控制的東西有機體

科學與醫學的結合對於 Foucault 而言是一個人的科學的誕生人的身體成為知

識介入的對象

12

Foucault 認為 17 世紀以來透過對身體的規訓發展出了身體的政治解剖

學通過對人口的調節控制出現了人口的生命政治學這兩者構成了生命權力

機制的兩極原本以主權權力為代表的死亡權力現在被對身體的管理和對生命

有步驟的支配給小心翼翼地取代了開始了生命權力的時代對他而言現代社

會的基本特徵是生命調節與育成的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最大的特點在於人類

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領域並且其特色

在於生物學的意義他認為政治技術的領域與法律主體不再有關（Foucault

1980139-143）

可以說 Foucault 看到的是西方自 17 世紀以來不只有如 Hobbes 所看到的以

主權決斷來決定生殺大權的政治權利理論並且人的生物性生命也走進入了歷

史他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的領域這

種政治技術對生物性的人命的安排使生命成為政治的對象其完全不同於生

殺的主權決斷作用它並非一種殺與不殺的權力而是一種對人的生物性生命進

行認識育成與調節的權力它的邏輯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若我們回顧 Foucault 的著作將可以發現他一直關注著西方在古典時期以後

的改變就結果來論他認為西方從 17 世紀開始對人口的控制形成一套對社

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治理的技術（Foucault 1980Foucault 2005）也因為這

一套對社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技術因此在 Foucault 看來現代社會的誕生

可以被視為一個不斷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過程對瘋狂的排除對人的規

訓對罪犯和不正常的人的矯治對性意識的控制

（二）死亡的現代性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在前現代社會中死亡對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例如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裡所提到的連帶的瓦解和死亡儀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死亡代

13

表著連帶的衰退失序需要藉著儀式（如喪禮）修復社會連帶恢復秩序

（Durkheim 1992）但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因醫療文明化的歷程或資本主義的制

度與機構建置被許多的機制排除隔離與隱藏已慢慢地與社會秩序與失序無

關

Elias（1985）在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下文簡稱為 Loneliness）中處理

現代社會中臨終者所面臨的孤獨問題簡單地說他不認為臨終者的孤獨是一個

超歷史的本質現象而是人們的死亡意象隨著歷史演變有所改變的結果這與現

代醫學現代國家和個人化的社會的發展有關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死亡不再

被蒙上神祕的色彩意味著連帶的衰退和失序而開始理性化同時人的壽命和

死亡率可以被預期死亡變成可安排的東西

Elias 指出了死亡被視作生物性時間序列的一環這與 Foucault 所提到的臨

床醫學在知識論上的斷裂可以一併思考死亡變成生命序列的終點是因病而起

或老死因而可以藉由控制生命來控制死亡死亡或疾病與生命變成了對抗的關

係或者說死亡的問題性可以隱藏在對生命的干預背後（Foucault 1995a）這些

種種在 Elias 的討論中是與死亡因醫療發展而例常化的現象有關而例常化則

將能將許多會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的事情隔絕於人們的生活之外24

現代國家壟斷暴力因暴力而亡逐漸地脫離人的生活也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

認識與處理個人化的社會也使得人與人之間隔了一道牆隔絕了情感與衝動的

相互影響亦影響了對死亡的情感表述方式（Elias 198545-58）總之隨著死

亡的理性化或例常化死亡的退隱以及情感表達的壓抑與控制會讓人聯想到死

亡的臨終者成了在生物性死亡之前即被社會排除與隔離的社會性死亡之人因而

更加地孤獨25

24

Giddens（2002）延續了 Elias 的研究指出在現代性經驗中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隔絕了許多會

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的事情死亡犯罪和瘋狂皆是其中之一 25

Foucault 在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也指出了死亡儀式的衰退以及死亡被

14

可以從中看出隨著歷史的演進死亡慢慢地遠離日常生活Elias 認為文

明化過程是現代對死亡意識成因的來源因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死亡被蒙上強

烈的羞恥感因而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26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例

行化隔離了死亡（或是藉著醫療與社會的各種機制將死亡例行化）並以專家來

管理死亡死亡遠離了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不只 Elias許多死亡史家死亡理論家在討論到死亡的現代性經驗時也

都將現代醫學的發展視作死亡的現代性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影響機制例如

Editions Gallimard（2004）就將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視作影響現在人們將死亡視

作「禁忌」的一個重要來源而 Elias 帶著很強的現代性批判認為醫療機構逐

漸掌管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事情將疾病與死亡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醫療機構

以一套既定的程序將死亡進程例常化於生物性的與理性的管理中但醫療機構

只關心人的生理死亡因此其結果是在現代死亡被收攏在醫療機構且隔絕於

日常生活成為應自我約束的禮儀後臨終者只能在生物性死亡前先行社會性死

亡孤獨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而原本可由家庭或宗教處理的死亡的心理與社

會面向也成了現代社會的死亡問題

雖然 Elias 不是在討論死亡但我們從 Loneliness 中可以了解到在現代

人們失去了面對死亡的經驗並且認為死亡是可被例常化和理性管理的在這樣

的進程中現代性會中的死亡不像前現代社會的死亡那樣影響著社會秩序死亡

被隔離在特定機構中即便死亡發生了它也無礙於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類似的

討論法國死亡史家 Aries 也有提到Aries（197488-89）認為現代醫學使得

原本可能很快就結束的死亡過程被延長死亡過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細節的步驟

不再像傳統死亡是戲劇性的一個動作

現代人迴避的現象（Foucault 1980138） 26

我們也可以在 Aries（1974）對西方死亡史的考察中發現19 世紀開始死亡漸漸地遠離日常

生活的情況例如墳塚遷移到郊區屍體在家中只停留幾天死亡的場所大多發生在醫院等

皆是

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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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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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caria Cesare李茂生譯1993《犯罪與刑罰》台北巿協志工業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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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高地院判處死刑人數（單位 件人） 資料來源司法院

圖二 我國執行死刑之人數 整理自報紙及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

台灣自 90 年開始進行民眾死刑存廢態度調查至今歷年統計的結果皆顯示

約有 8 成的民眾支持死刑這樣的結果再加上台灣採取漸進廢死而非直接廢止死

刑的最大原因就在於國人對死刑的高支持率使得 2000 年以後台灣的死刑研究

或多或少都在與國人對死刑的支持或依賴心態進行對話和反駁面對如此之高的

死刑支持率大多數的論者都將之歸因於「我國素有殺人者死的文化傳統」並

7

強調需要再多加宣導人權觀念和研擬廢除死刑的進程與相關制度17這暗示了人

權觀念和廢止死刑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死刑廢止運動和國家採取人權論述可以

視作西方逐漸改變世界的過程18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以人權式的論述公開發表任內絕

不執行死刑時當時各家的民調仍指出約有 8 成左右的民眾支持死刑繼續存在

王清峰首度以部長身分明確表示「任內不執行死刑」死刑議題再掀波

調查發現有七成四民眾反對廢除死刑制度僅一成二贊成和本報於

九十年的調查結果相比反對廢除死刑的比率九年來僅略減五個百分

點贊成比率維持一成左右九年來沒有明顯變化19

這一調查令人感到好奇自 2001 年起推動漸進廢死後台灣判處死刑判

處死刑確定以及執行死刑的數量都明顯降低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

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

20原先「殺人者死」的心態去進行解釋似乎已不再能對此進行充分的解釋畢

竟在許多殺人犯被處以無期徒刑確定或更低年限的刑罰時絕大多數的民眾並未

對此大加撻伐表達殺人犯非死不可的主張此外自 2005 年 12 月 26 日之後

台灣有四年多的時間沒有執行死刑並且暴力犯罪數量21不但沒有上升而且還有

17

除了殺人償命的文化傳統之外亦有不少論者指出許多民眾反對廢除死刑的原因在於認為死

刑能嚇阻犯罪 18

現代人權觀念和法律系統源於 1718 世紀但一直到 20 世紀時世界上廢止死刑的國家仍為

少數大多數的論者如王玉葉（2004）認為廢止死刑與歐洲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有關但

這顯示廢止死刑是人類歷史上的異例David Garland（2010）便以此為問題意識寫了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一書 19

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電話調查2010-3-11〈本報民調 74反廢死刑 42認王清峰應下

台〉《聯合報》A8 版附註根據報導指出這次調查於 3 月 10 日晚間進行成功訪問了

792 位成年人另 287 人拒訪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 35 個百分點以內調查

是以台灣地區住宅電話為母體作尾數兩位隨機抽樣 20

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

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暴力犯罪的指標定義為民國七十九年以前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等四類民

國七十九年起增列恐嚇取財及強姦（含輪姦）民國八十九年定義範圍改變增加重傷害一項

8

些微下降（見下頁圖三）起訴涉及殺害生命的案件減少約三成22並且在這些

年之中並未聽到以維持治安和社會秩序為由而集體要求執行死刑的聲音這或許

意味著當前台灣的死刑之於社會的意義主要不在於治安

圖三 台灣地區暴力犯罪發生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若將漸進廢死政策視為人權觀念的影響則 2010 年仍有 8 成民眾反對廢除

死刑意味著人權觀念的邊界僅止於大幅縮小可處死刑的主體而無法如大多數人

權運動或廢死運動者所希望的從減少死刑到停止死刑23於是「死刑的存在以及

對被處以死刑確定的犯罪者執行死刑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中具有何種意義」就

成了一個可探討的問題了

另恐嚇取財僅指重大恐嚇取財者（即行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炸等手段恐嚇勒索財物

者）強姦（含輪姦）改為強制性交（含共同強制性交及對幼性交） 22

蕭白雪2010-3-11〈王清峰 堅持不執行死刑〉《Upaper》2 版 23

其實中華民國的憲法對於死刑的解釋大法官釋字第一九四號第二六三號和第四七六號皆指

出死刑的殘忍性但卻從未將死刑解釋成違憲的刑罰惟三次申請解釋的主題和社會環境不同

雖皆做出並無違憲的解釋但其理由有所不同可參閱李念祖（2000）陳志祥（2000）和陳怡

如（2003）關於死刑釋憲與違憲審查的論文

9

二研究識框生命政治與死亡史

上面的觀察是我將台灣的死刑研究與社會進程結合起來所看到的事實上死

刑問題一直是作為一個講求社會效果（及實際影響）的制度問題而被討論因而

其研究主題與議題基本上是緊密扣合著某一特定社會的狀況經過上述的梳理

本文也認同 David Garland（2006）的主張即不能將死刑視做一個專門制度的

技術問題而必須將其意義置入特定的社會型態去進行解釋李茂生是特別懷有

這層意識的死刑研究者他懷著 Foucault 的問題意識將死刑視作君主或個人化

的權力君王藉著公開執行死刑展示其權力以使社會維持穩定與現代社會的生

命政治型態有所衝突（李茂生 1993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生命政治當然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但我們從整體社會型態的層次降

到刑事司法的層次亦能見到生命政治之概念對現行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在多年

來的死刑存廢的爭論中死刑有違教育刑的理念一直是廢死論者以及 2001 年推

動漸進廢死政策當時與之後的政府論述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台灣的刑事司法政策

中的生命政治意涵

教育刑的理論受到心理學的影響其預設是人的心理有客觀的成分因而有

明確規律可遵循並能夠具體描述為行為人外在行為的動力因此個別不同人的

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或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如偏常便表示是由於特殊個體的心理

差異所導致的因此只需要將這個主觀的差異進行改變和調整偏常者的行為就

能夠「正常化」

Franz Von Liszt 是教育刑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一個人犯罪的原因同時具

備個人性的與社會性的並且是這兩種交互作用的結果並非完全的個人責任

論但真正的重點是從這兩條犯罪原因的路徑可以瞭解一個人犯罪的真正原

因因而可以對症下藥將其矯治再教育於是就形成了專業化和個人化的

刑罰目的是預防已受到懲罰的人再次犯罪專業化和個人化的刑罰含有理性計

10

算的成分它估計著怎樣分量的刑罰可以剛好消除犯罪者的危險性使之重返社

會因而在李斯特的理論構架中傳統的刑罰已不合時宜為了獲得行刑中的教

育效果就應該依照教育的規律區別對待受刑人並運用多樣的教育手段達到使

受刑人棄惡從善不致再犯的目的

至於教育刑出現的社會背景我們基本上可以整理出三種原因(1)憲政化

運動的影響1819 世紀憲政化運動席捲了整個歐洲民主自由人權平

等正義等憲法精神也進入了刑罰思想中影響了教育刑的理念例如教育刑的

立足點就是要關注具體犯罪行為人強調個別正義通過影響和改造具體行為人

的思想來最終實現行為人個體的自主和自律(2)刑罰人道化運動的推動自然

法的個人本位價值觀在 18 世紀西方各國的法律實踐中得到體認在獄政法治中

的體現就是重視人權和人道精神強調對罪犯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3)市場經

濟價值理念的影響在商品交換的邏輯影響下罪與刑也被視做是可以交換的

刑罰的形式已被認為不重要重要的是同質的交換因而倘若刑罰的目的是在減

少和預防犯罪則也可採用教育刑而非身體刑或報復刑的方式

我們從刑事制度中充斥著各式的矯治處遇或觀護機構與制度即可知道生命

政治這一現代性的特徵已影響了台灣的刑事司法制度故本文將會以生命政治作

為研究識框之一並且將台灣漸進廢死的進程視做逐步剔除死刑將生命刑改為

自由刑的進程亦即是在刑事司法政策中生命政治擴展的歷史

另外一個研究識框來自死亡史原因在於來自漸進廢死政策推行後可處死

刑的法規基本上限於殺人犯罪而且多年來只要是未犯下奪取人命的罪一定不會

被處以死刑我認為與其用「殺人者死」這一「文化傳統」作為理解框架不如

與生命政治一樣置於現代性的過程來理解將當前台灣的死刑制度與實踐視作

對他殺而亡的處理識框會較為一致因此在生命政治之外本文再加上死亡的

現代性經驗這一識框進行死刑的社會意義之探討

11

（一）生命政治

Foucault（1995b）認為現代社會的刑罰形式主要是控制最低度的生命與強

制勞動的自由刑並非死刑這種控制死亡的刑罰他認為後者屬於前現代社會

或者是王權的時代在刑罰的演變中從公開展示和酷刑轉變為秘刑與痛苦的消

失轉變雖與刑罰人道化有關但 Foucault 認為這並非得益於人道的理念而是

在於這樣更符合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益刑罰不再是彰顯權力製造痛苦和恐懼

也不再是控制死亡而是強制勞動與控制最低限度的生命這構成了現代司法與

懲罰系統的基本型態就這個意義而言Discipline 一書所揭示的更大的論題是

監獄是現代社會的原型監獄自由刑取代死刑意味著現代社會關注的是對生命

的控制人口的干預和治理而非死亡或對死亡的控制那是前現代社會所關

注的在這一點上他不同於 Hobbes

對於 Hobbes（2002）而言對死亡的控制是一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事他

在《利維坦》中指出國家的形成源於共同體成員對死亡的恐懼他預設未進入國

家狀態的自然狀態中是人人相互為戰的那是一種隨時都有可能被殺害的狀態

人們出於恐懼死亡和自我保全的人性彼此簽訂契約讓渡權利給主權者形成

國家並生活在有秩序的狀態中Hobbes 訴說著一個重要的命題國家的目的在

於對死亡的控制在他的理論中包括除了主權者之外沒有任何人擁有殺人的權

利而主權擁有殺人的權利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Foucault（1995a）考察

了現代醫學發現 18 世紀以後醫學上普遍認為死亡無法避免因而轉向對生

命進行控制這個轉變是受近代科學的影響那時的科學知識將人比喻為機器的

機械論逐漸取代原先的有機論生命變成了某種機械和可控制的東西有機體

科學與醫學的結合對於 Foucault 而言是一個人的科學的誕生人的身體成為知

識介入的對象

12

Foucault 認為 17 世紀以來透過對身體的規訓發展出了身體的政治解剖

學通過對人口的調節控制出現了人口的生命政治學這兩者構成了生命權力

機制的兩極原本以主權權力為代表的死亡權力現在被對身體的管理和對生命

有步驟的支配給小心翼翼地取代了開始了生命權力的時代對他而言現代社

會的基本特徵是生命調節與育成的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最大的特點在於人類

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領域並且其特色

在於生物學的意義他認為政治技術的領域與法律主體不再有關（Foucault

1980139-143）

可以說 Foucault 看到的是西方自 17 世紀以來不只有如 Hobbes 所看到的以

主權決斷來決定生殺大權的政治權利理論並且人的生物性生命也走進入了歷

史他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的領域這

種政治技術對生物性的人命的安排使生命成為政治的對象其完全不同於生

殺的主權決斷作用它並非一種殺與不殺的權力而是一種對人的生物性生命進

行認識育成與調節的權力它的邏輯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若我們回顧 Foucault 的著作將可以發現他一直關注著西方在古典時期以後

的改變就結果來論他認為西方從 17 世紀開始對人口的控制形成一套對社

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治理的技術（Foucault 1980Foucault 2005）也因為這

一套對社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技術因此在 Foucault 看來現代社會的誕生

可以被視為一個不斷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過程對瘋狂的排除對人的規

訓對罪犯和不正常的人的矯治對性意識的控制

（二）死亡的現代性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在前現代社會中死亡對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例如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裡所提到的連帶的瓦解和死亡儀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死亡代

13

表著連帶的衰退失序需要藉著儀式（如喪禮）修復社會連帶恢復秩序

（Durkheim 1992）但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因醫療文明化的歷程或資本主義的制

度與機構建置被許多的機制排除隔離與隱藏已慢慢地與社會秩序與失序無

關

Elias（1985）在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下文簡稱為 Loneliness）中處理

現代社會中臨終者所面臨的孤獨問題簡單地說他不認為臨終者的孤獨是一個

超歷史的本質現象而是人們的死亡意象隨著歷史演變有所改變的結果這與現

代醫學現代國家和個人化的社會的發展有關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死亡不再

被蒙上神祕的色彩意味著連帶的衰退和失序而開始理性化同時人的壽命和

死亡率可以被預期死亡變成可安排的東西

Elias 指出了死亡被視作生物性時間序列的一環這與 Foucault 所提到的臨

床醫學在知識論上的斷裂可以一併思考死亡變成生命序列的終點是因病而起

或老死因而可以藉由控制生命來控制死亡死亡或疾病與生命變成了對抗的關

係或者說死亡的問題性可以隱藏在對生命的干預背後（Foucault 1995a）這些

種種在 Elias 的討論中是與死亡因醫療發展而例常化的現象有關而例常化則

將能將許多會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的事情隔絕於人們的生活之外24

現代國家壟斷暴力因暴力而亡逐漸地脫離人的生活也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

認識與處理個人化的社會也使得人與人之間隔了一道牆隔絕了情感與衝動的

相互影響亦影響了對死亡的情感表述方式（Elias 198545-58）總之隨著死

亡的理性化或例常化死亡的退隱以及情感表達的壓抑與控制會讓人聯想到死

亡的臨終者成了在生物性死亡之前即被社會排除與隔離的社會性死亡之人因而

更加地孤獨25

24

Giddens（2002）延續了 Elias 的研究指出在現代性經驗中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隔絕了許多會

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的事情死亡犯罪和瘋狂皆是其中之一 25

Foucault 在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也指出了死亡儀式的衰退以及死亡被

14

可以從中看出隨著歷史的演進死亡慢慢地遠離日常生活Elias 認為文

明化過程是現代對死亡意識成因的來源因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死亡被蒙上強

烈的羞恥感因而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26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例

行化隔離了死亡（或是藉著醫療與社會的各種機制將死亡例行化）並以專家來

管理死亡死亡遠離了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不只 Elias許多死亡史家死亡理論家在討論到死亡的現代性經驗時也

都將現代醫學的發展視作死亡的現代性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影響機制例如

Editions Gallimard（2004）就將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視作影響現在人們將死亡視

作「禁忌」的一個重要來源而 Elias 帶著很強的現代性批判認為醫療機構逐

漸掌管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事情將疾病與死亡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醫療機構

以一套既定的程序將死亡進程例常化於生物性的與理性的管理中但醫療機構

只關心人的生理死亡因此其結果是在現代死亡被收攏在醫療機構且隔絕於

日常生活成為應自我約束的禮儀後臨終者只能在生物性死亡前先行社會性死

亡孤獨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而原本可由家庭或宗教處理的死亡的心理與社

會面向也成了現代社會的死亡問題

雖然 Elias 不是在討論死亡但我們從 Loneliness 中可以了解到在現代

人們失去了面對死亡的經驗並且認為死亡是可被例常化和理性管理的在這樣

的進程中現代性會中的死亡不像前現代社會的死亡那樣影響著社會秩序死亡

被隔離在特定機構中即便死亡發生了它也無礙於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類似的

討論法國死亡史家 Aries 也有提到Aries（197488-89）認為現代醫學使得

原本可能很快就結束的死亡過程被延長死亡過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細節的步驟

不再像傳統死亡是戲劇性的一個動作

現代人迴避的現象（Foucault 1980138） 26

我們也可以在 Aries（1974）對西方死亡史的考察中發現19 世紀開始死亡漸漸地遠離日常

生活的情況例如墳塚遷移到郊區屍體在家中只停留幾天死亡的場所大多發生在醫院等

皆是

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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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強調需要再多加宣導人權觀念和研擬廢除死刑的進程與相關制度17這暗示了人

權觀念和廢止死刑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死刑廢止運動和國家採取人權論述可以

視作西方逐漸改變世界的過程18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以人權式的論述公開發表任內絕

不執行死刑時當時各家的民調仍指出約有 8 成左右的民眾支持死刑繼續存在

王清峰首度以部長身分明確表示「任內不執行死刑」死刑議題再掀波

調查發現有七成四民眾反對廢除死刑制度僅一成二贊成和本報於

九十年的調查結果相比反對廢除死刑的比率九年來僅略減五個百分

點贊成比率維持一成左右九年來沒有明顯變化19

這一調查令人感到好奇自 2001 年起推動漸進廢死後台灣判處死刑判

處死刑確定以及執行死刑的數量都明顯降低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

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

20原先「殺人者死」的心態去進行解釋似乎已不再能對此進行充分的解釋畢

竟在許多殺人犯被處以無期徒刑確定或更低年限的刑罰時絕大多數的民眾並未

對此大加撻伐表達殺人犯非死不可的主張此外自 2005 年 12 月 26 日之後

台灣有四年多的時間沒有執行死刑並且暴力犯罪數量21不但沒有上升而且還有

17

除了殺人償命的文化傳統之外亦有不少論者指出許多民眾反對廢除死刑的原因在於認為死

刑能嚇阻犯罪 18

現代人權觀念和法律系統源於 1718 世紀但一直到 20 世紀時世界上廢止死刑的國家仍為

少數大多數的論者如王玉葉（2004）認為廢止死刑與歐洲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有關但

這顯示廢止死刑是人類歷史上的異例David Garland（2010）便以此為問題意識寫了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一書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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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聯合報》A8 版附註根據報導指出這次調查於 3 月 10 日晚間進行成功訪問了

792 位成年人另 287 人拒訪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 35 個百分點以內調查

是以台灣地區住宅電話為母體作尾數兩位隨機抽樣 20

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

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暴力犯罪的指標定義為民國七十九年以前為強盜搶奪擄人勒贖故意殺人等四類民

國七十九年起增列恐嚇取財及強姦（含輪姦）民國八十九年定義範圍改變增加重傷害一項

8

些微下降（見下頁圖三）起訴涉及殺害生命的案件減少約三成22並且在這些

年之中並未聽到以維持治安和社會秩序為由而集體要求執行死刑的聲音這或許

意味著當前台灣的死刑之於社會的意義主要不在於治安

圖三 台灣地區暴力犯罪發生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若將漸進廢死政策視為人權觀念的影響則 2010 年仍有 8 成民眾反對廢除

死刑意味著人權觀念的邊界僅止於大幅縮小可處死刑的主體而無法如大多數人

權運動或廢死運動者所希望的從減少死刑到停止死刑23於是「死刑的存在以及

對被處以死刑確定的犯罪者執行死刑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中具有何種意義」就

成了一個可探討的問題了

另恐嚇取財僅指重大恐嚇取財者（即行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炸等手段恐嚇勒索財物

者）強姦（含輪姦）改為強制性交（含共同強制性交及對幼性交） 22

蕭白雪2010-3-11〈王清峰 堅持不執行死刑〉《Upaper》2 版 23

其實中華民國的憲法對於死刑的解釋大法官釋字第一九四號第二六三號和第四七六號皆指

出死刑的殘忍性但卻從未將死刑解釋成違憲的刑罰惟三次申請解釋的主題和社會環境不同

雖皆做出並無違憲的解釋但其理由有所不同可參閱李念祖（2000）陳志祥（2000）和陳怡

如（2003）關於死刑釋憲與違憲審查的論文

9

二研究識框生命政治與死亡史

上面的觀察是我將台灣的死刑研究與社會進程結合起來所看到的事實上死

刑問題一直是作為一個講求社會效果（及實際影響）的制度問題而被討論因而

其研究主題與議題基本上是緊密扣合著某一特定社會的狀況經過上述的梳理

本文也認同 David Garland（2006）的主張即不能將死刑視做一個專門制度的

技術問題而必須將其意義置入特定的社會型態去進行解釋李茂生是特別懷有

這層意識的死刑研究者他懷著 Foucault 的問題意識將死刑視作君主或個人化

的權力君王藉著公開執行死刑展示其權力以使社會維持穩定與現代社會的生

命政治型態有所衝突（李茂生 1993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生命政治當然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但我們從整體社會型態的層次降

到刑事司法的層次亦能見到生命政治之概念對現行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在多年

來的死刑存廢的爭論中死刑有違教育刑的理念一直是廢死論者以及 2001 年推

動漸進廢死政策當時與之後的政府論述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台灣的刑事司法政策

中的生命政治意涵

教育刑的理論受到心理學的影響其預設是人的心理有客觀的成分因而有

明確規律可遵循並能夠具體描述為行為人外在行為的動力因此個別不同人的

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或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如偏常便表示是由於特殊個體的心理

差異所導致的因此只需要將這個主觀的差異進行改變和調整偏常者的行為就

能夠「正常化」

Franz Von Liszt 是教育刑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一個人犯罪的原因同時具

備個人性的與社會性的並且是這兩種交互作用的結果並非完全的個人責任

論但真正的重點是從這兩條犯罪原因的路徑可以瞭解一個人犯罪的真正原

因因而可以對症下藥將其矯治再教育於是就形成了專業化和個人化的

刑罰目的是預防已受到懲罰的人再次犯罪專業化和個人化的刑罰含有理性計

10

算的成分它估計著怎樣分量的刑罰可以剛好消除犯罪者的危險性使之重返社

會因而在李斯特的理論構架中傳統的刑罰已不合時宜為了獲得行刑中的教

育效果就應該依照教育的規律區別對待受刑人並運用多樣的教育手段達到使

受刑人棄惡從善不致再犯的目的

至於教育刑出現的社會背景我們基本上可以整理出三種原因(1)憲政化

運動的影響1819 世紀憲政化運動席捲了整個歐洲民主自由人權平

等正義等憲法精神也進入了刑罰思想中影響了教育刑的理念例如教育刑的

立足點就是要關注具體犯罪行為人強調個別正義通過影響和改造具體行為人

的思想來最終實現行為人個體的自主和自律(2)刑罰人道化運動的推動自然

法的個人本位價值觀在 18 世紀西方各國的法律實踐中得到體認在獄政法治中

的體現就是重視人權和人道精神強調對罪犯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3)市場經

濟價值理念的影響在商品交換的邏輯影響下罪與刑也被視做是可以交換的

刑罰的形式已被認為不重要重要的是同質的交換因而倘若刑罰的目的是在減

少和預防犯罪則也可採用教育刑而非身體刑或報復刑的方式

我們從刑事制度中充斥著各式的矯治處遇或觀護機構與制度即可知道生命

政治這一現代性的特徵已影響了台灣的刑事司法制度故本文將會以生命政治作

為研究識框之一並且將台灣漸進廢死的進程視做逐步剔除死刑將生命刑改為

自由刑的進程亦即是在刑事司法政策中生命政治擴展的歷史

另外一個研究識框來自死亡史原因在於來自漸進廢死政策推行後可處死

刑的法規基本上限於殺人犯罪而且多年來只要是未犯下奪取人命的罪一定不會

被處以死刑我認為與其用「殺人者死」這一「文化傳統」作為理解框架不如

與生命政治一樣置於現代性的過程來理解將當前台灣的死刑制度與實踐視作

對他殺而亡的處理識框會較為一致因此在生命政治之外本文再加上死亡的

現代性經驗這一識框進行死刑的社會意義之探討

11

（一）生命政治

Foucault（1995b）認為現代社會的刑罰形式主要是控制最低度的生命與強

制勞動的自由刑並非死刑這種控制死亡的刑罰他認為後者屬於前現代社會

或者是王權的時代在刑罰的演變中從公開展示和酷刑轉變為秘刑與痛苦的消

失轉變雖與刑罰人道化有關但 Foucault 認為這並非得益於人道的理念而是

在於這樣更符合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益刑罰不再是彰顯權力製造痛苦和恐懼

也不再是控制死亡而是強制勞動與控制最低限度的生命這構成了現代司法與

懲罰系統的基本型態就這個意義而言Discipline 一書所揭示的更大的論題是

監獄是現代社會的原型監獄自由刑取代死刑意味著現代社會關注的是對生命

的控制人口的干預和治理而非死亡或對死亡的控制那是前現代社會所關

注的在這一點上他不同於 Hobbes

對於 Hobbes（2002）而言對死亡的控制是一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事他

在《利維坦》中指出國家的形成源於共同體成員對死亡的恐懼他預設未進入國

家狀態的自然狀態中是人人相互為戰的那是一種隨時都有可能被殺害的狀態

人們出於恐懼死亡和自我保全的人性彼此簽訂契約讓渡權利給主權者形成

國家並生活在有秩序的狀態中Hobbes 訴說著一個重要的命題國家的目的在

於對死亡的控制在他的理論中包括除了主權者之外沒有任何人擁有殺人的權

利而主權擁有殺人的權利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Foucault（1995a）考察

了現代醫學發現 18 世紀以後醫學上普遍認為死亡無法避免因而轉向對生

命進行控制這個轉變是受近代科學的影響那時的科學知識將人比喻為機器的

機械論逐漸取代原先的有機論生命變成了某種機械和可控制的東西有機體

科學與醫學的結合對於 Foucault 而言是一個人的科學的誕生人的身體成為知

識介入的對象

12

Foucault 認為 17 世紀以來透過對身體的規訓發展出了身體的政治解剖

學通過對人口的調節控制出現了人口的生命政治學這兩者構成了生命權力

機制的兩極原本以主權權力為代表的死亡權力現在被對身體的管理和對生命

有步驟的支配給小心翼翼地取代了開始了生命權力的時代對他而言現代社

會的基本特徵是生命調節與育成的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最大的特點在於人類

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領域並且其特色

在於生物學的意義他認為政治技術的領域與法律主體不再有關（Foucault

1980139-143）

可以說 Foucault 看到的是西方自 17 世紀以來不只有如 Hobbes 所看到的以

主權決斷來決定生殺大權的政治權利理論並且人的生物性生命也走進入了歷

史他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的領域這

種政治技術對生物性的人命的安排使生命成為政治的對象其完全不同於生

殺的主權決斷作用它並非一種殺與不殺的權力而是一種對人的生物性生命進

行認識育成與調節的權力它的邏輯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若我們回顧 Foucault 的著作將可以發現他一直關注著西方在古典時期以後

的改變就結果來論他認為西方從 17 世紀開始對人口的控制形成一套對社

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治理的技術（Foucault 1980Foucault 2005）也因為這

一套對社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技術因此在 Foucault 看來現代社會的誕生

可以被視為一個不斷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過程對瘋狂的排除對人的規

訓對罪犯和不正常的人的矯治對性意識的控制

（二）死亡的現代性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在前現代社會中死亡對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例如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裡所提到的連帶的瓦解和死亡儀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死亡代

13

表著連帶的衰退失序需要藉著儀式（如喪禮）修復社會連帶恢復秩序

（Durkheim 1992）但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因醫療文明化的歷程或資本主義的制

度與機構建置被許多的機制排除隔離與隱藏已慢慢地與社會秩序與失序無

關

Elias（1985）在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下文簡稱為 Loneliness）中處理

現代社會中臨終者所面臨的孤獨問題簡單地說他不認為臨終者的孤獨是一個

超歷史的本質現象而是人們的死亡意象隨著歷史演變有所改變的結果這與現

代醫學現代國家和個人化的社會的發展有關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死亡不再

被蒙上神祕的色彩意味著連帶的衰退和失序而開始理性化同時人的壽命和

死亡率可以被預期死亡變成可安排的東西

Elias 指出了死亡被視作生物性時間序列的一環這與 Foucault 所提到的臨

床醫學在知識論上的斷裂可以一併思考死亡變成生命序列的終點是因病而起

或老死因而可以藉由控制生命來控制死亡死亡或疾病與生命變成了對抗的關

係或者說死亡的問題性可以隱藏在對生命的干預背後（Foucault 1995a）這些

種種在 Elias 的討論中是與死亡因醫療發展而例常化的現象有關而例常化則

將能將許多會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的事情隔絕於人們的生活之外24

現代國家壟斷暴力因暴力而亡逐漸地脫離人的生活也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

認識與處理個人化的社會也使得人與人之間隔了一道牆隔絕了情感與衝動的

相互影響亦影響了對死亡的情感表述方式（Elias 198545-58）總之隨著死

亡的理性化或例常化死亡的退隱以及情感表達的壓抑與控制會讓人聯想到死

亡的臨終者成了在生物性死亡之前即被社會排除與隔離的社會性死亡之人因而

更加地孤獨25

24

Giddens（2002）延續了 Elias 的研究指出在現代性經驗中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隔絕了許多會

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的事情死亡犯罪和瘋狂皆是其中之一 25

Foucault 在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也指出了死亡儀式的衰退以及死亡被

14

可以從中看出隨著歷史的演進死亡慢慢地遠離日常生活Elias 認為文

明化過程是現代對死亡意識成因的來源因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死亡被蒙上強

烈的羞恥感因而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26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例

行化隔離了死亡（或是藉著醫療與社會的各種機制將死亡例行化）並以專家來

管理死亡死亡遠離了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不只 Elias許多死亡史家死亡理論家在討論到死亡的現代性經驗時也

都將現代醫學的發展視作死亡的現代性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影響機制例如

Editions Gallimard（2004）就將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視作影響現在人們將死亡視

作「禁忌」的一個重要來源而 Elias 帶著很強的現代性批判認為醫療機構逐

漸掌管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事情將疾病與死亡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醫療機構

以一套既定的程序將死亡進程例常化於生物性的與理性的管理中但醫療機構

只關心人的生理死亡因此其結果是在現代死亡被收攏在醫療機構且隔絕於

日常生活成為應自我約束的禮儀後臨終者只能在生物性死亡前先行社會性死

亡孤獨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而原本可由家庭或宗教處理的死亡的心理與社

會面向也成了現代社會的死亡問題

雖然 Elias 不是在討論死亡但我們從 Loneliness 中可以了解到在現代

人們失去了面對死亡的經驗並且認為死亡是可被例常化和理性管理的在這樣

的進程中現代性會中的死亡不像前現代社會的死亡那樣影響著社會秩序死亡

被隔離在特定機構中即便死亡發生了它也無礙於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類似的

討論法國死亡史家 Aries 也有提到Aries（197488-89）認為現代醫學使得

原本可能很快就結束的死亡過程被延長死亡過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細節的步驟

不再像傳統死亡是戲劇性的一個動作

現代人迴避的現象（Foucault 1980138） 26

我們也可以在 Aries（1974）對西方死亡史的考察中發現19 世紀開始死亡漸漸地遠離日常

生活的情況例如墳塚遷移到郊區屍體在家中只停留幾天死亡的場所大多發生在醫院等

皆是

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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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社會學刊》37 133-167

英文書目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Aries Philippe 1974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Baudrillard Jean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enjamin Walter 1996 ldquoCritique of Violencerdquo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edited by M Bullock and M W Jennin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4

Derrida Jacques 2002 ldquoForce of law The Myth Foundation of Authorityrdquo in Acts of

Religions edited by Gil Anidjar New York Routledge

Douglas Mary 2002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Elias Norbert 1985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80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95b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Garland David 2010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Kennedy M 1976 ldquoBeyond Incrimination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rdquo in Whose Law What Order edited by W J Chambliss and M

Mankoff New York

8

些微下降（見下頁圖三）起訴涉及殺害生命的案件減少約三成22並且在這些

年之中並未聽到以維持治安和社會秩序為由而集體要求執行死刑的聲音這或許

意味著當前台灣的死刑之於社會的意義主要不在於治安

圖三 台灣地區暴力犯罪發生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若將漸進廢死政策視為人權觀念的影響則 2010 年仍有 8 成民眾反對廢除

死刑意味著人權觀念的邊界僅止於大幅縮小可處死刑的主體而無法如大多數人

權運動或廢死運動者所希望的從減少死刑到停止死刑23於是「死刑的存在以及

對被處以死刑確定的犯罪者執行死刑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中具有何種意義」就

成了一個可探討的問題了

另恐嚇取財僅指重大恐嚇取財者（即行為人已著手槍擊下毒縱火爆炸等手段恐嚇勒索財物

者）強姦（含輪姦）改為強制性交（含共同強制性交及對幼性交） 22

蕭白雪2010-3-11〈王清峰 堅持不執行死刑〉《Upaper》2 版 23

其實中華民國的憲法對於死刑的解釋大法官釋字第一九四號第二六三號和第四七六號皆指

出死刑的殘忍性但卻從未將死刑解釋成違憲的刑罰惟三次申請解釋的主題和社會環境不同

雖皆做出並無違憲的解釋但其理由有所不同可參閱李念祖（2000）陳志祥（2000）和陳怡

如（2003）關於死刑釋憲與違憲審查的論文

9

二研究識框生命政治與死亡史

上面的觀察是我將台灣的死刑研究與社會進程結合起來所看到的事實上死

刑問題一直是作為一個講求社會效果（及實際影響）的制度問題而被討論因而

其研究主題與議題基本上是緊密扣合著某一特定社會的狀況經過上述的梳理

本文也認同 David Garland（2006）的主張即不能將死刑視做一個專門制度的

技術問題而必須將其意義置入特定的社會型態去進行解釋李茂生是特別懷有

這層意識的死刑研究者他懷著 Foucault 的問題意識將死刑視作君主或個人化

的權力君王藉著公開執行死刑展示其權力以使社會維持穩定與現代社會的生

命政治型態有所衝突（李茂生 1993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生命政治當然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但我們從整體社會型態的層次降

到刑事司法的層次亦能見到生命政治之概念對現行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在多年

來的死刑存廢的爭論中死刑有違教育刑的理念一直是廢死論者以及 2001 年推

動漸進廢死政策當時與之後的政府論述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台灣的刑事司法政策

中的生命政治意涵

教育刑的理論受到心理學的影響其預設是人的心理有客觀的成分因而有

明確規律可遵循並能夠具體描述為行為人外在行為的動力因此個別不同人的

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或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如偏常便表示是由於特殊個體的心理

差異所導致的因此只需要將這個主觀的差異進行改變和調整偏常者的行為就

能夠「正常化」

Franz Von Liszt 是教育刑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一個人犯罪的原因同時具

備個人性的與社會性的並且是這兩種交互作用的結果並非完全的個人責任

論但真正的重點是從這兩條犯罪原因的路徑可以瞭解一個人犯罪的真正原

因因而可以對症下藥將其矯治再教育於是就形成了專業化和個人化的

刑罰目的是預防已受到懲罰的人再次犯罪專業化和個人化的刑罰含有理性計

10

算的成分它估計著怎樣分量的刑罰可以剛好消除犯罪者的危險性使之重返社

會因而在李斯特的理論構架中傳統的刑罰已不合時宜為了獲得行刑中的教

育效果就應該依照教育的規律區別對待受刑人並運用多樣的教育手段達到使

受刑人棄惡從善不致再犯的目的

至於教育刑出現的社會背景我們基本上可以整理出三種原因(1)憲政化

運動的影響1819 世紀憲政化運動席捲了整個歐洲民主自由人權平

等正義等憲法精神也進入了刑罰思想中影響了教育刑的理念例如教育刑的

立足點就是要關注具體犯罪行為人強調個別正義通過影響和改造具體行為人

的思想來最終實現行為人個體的自主和自律(2)刑罰人道化運動的推動自然

法的個人本位價值觀在 18 世紀西方各國的法律實踐中得到體認在獄政法治中

的體現就是重視人權和人道精神強調對罪犯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3)市場經

濟價值理念的影響在商品交換的邏輯影響下罪與刑也被視做是可以交換的

刑罰的形式已被認為不重要重要的是同質的交換因而倘若刑罰的目的是在減

少和預防犯罪則也可採用教育刑而非身體刑或報復刑的方式

我們從刑事制度中充斥著各式的矯治處遇或觀護機構與制度即可知道生命

政治這一現代性的特徵已影響了台灣的刑事司法制度故本文將會以生命政治作

為研究識框之一並且將台灣漸進廢死的進程視做逐步剔除死刑將生命刑改為

自由刑的進程亦即是在刑事司法政策中生命政治擴展的歷史

另外一個研究識框來自死亡史原因在於來自漸進廢死政策推行後可處死

刑的法規基本上限於殺人犯罪而且多年來只要是未犯下奪取人命的罪一定不會

被處以死刑我認為與其用「殺人者死」這一「文化傳統」作為理解框架不如

與生命政治一樣置於現代性的過程來理解將當前台灣的死刑制度與實踐視作

對他殺而亡的處理識框會較為一致因此在生命政治之外本文再加上死亡的

現代性經驗這一識框進行死刑的社會意義之探討

11

（一）生命政治

Foucault（1995b）認為現代社會的刑罰形式主要是控制最低度的生命與強

制勞動的自由刑並非死刑這種控制死亡的刑罰他認為後者屬於前現代社會

或者是王權的時代在刑罰的演變中從公開展示和酷刑轉變為秘刑與痛苦的消

失轉變雖與刑罰人道化有關但 Foucault 認為這並非得益於人道的理念而是

在於這樣更符合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益刑罰不再是彰顯權力製造痛苦和恐懼

也不再是控制死亡而是強制勞動與控制最低限度的生命這構成了現代司法與

懲罰系統的基本型態就這個意義而言Discipline 一書所揭示的更大的論題是

監獄是現代社會的原型監獄自由刑取代死刑意味著現代社會關注的是對生命

的控制人口的干預和治理而非死亡或對死亡的控制那是前現代社會所關

注的在這一點上他不同於 Hobbes

對於 Hobbes（2002）而言對死亡的控制是一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事他

在《利維坦》中指出國家的形成源於共同體成員對死亡的恐懼他預設未進入國

家狀態的自然狀態中是人人相互為戰的那是一種隨時都有可能被殺害的狀態

人們出於恐懼死亡和自我保全的人性彼此簽訂契約讓渡權利給主權者形成

國家並生活在有秩序的狀態中Hobbes 訴說著一個重要的命題國家的目的在

於對死亡的控制在他的理論中包括除了主權者之外沒有任何人擁有殺人的權

利而主權擁有殺人的權利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Foucault（1995a）考察

了現代醫學發現 18 世紀以後醫學上普遍認為死亡無法避免因而轉向對生

命進行控制這個轉變是受近代科學的影響那時的科學知識將人比喻為機器的

機械論逐漸取代原先的有機論生命變成了某種機械和可控制的東西有機體

科學與醫學的結合對於 Foucault 而言是一個人的科學的誕生人的身體成為知

識介入的對象

12

Foucault 認為 17 世紀以來透過對身體的規訓發展出了身體的政治解剖

學通過對人口的調節控制出現了人口的生命政治學這兩者構成了生命權力

機制的兩極原本以主權權力為代表的死亡權力現在被對身體的管理和對生命

有步驟的支配給小心翼翼地取代了開始了生命權力的時代對他而言現代社

會的基本特徵是生命調節與育成的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最大的特點在於人類

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領域並且其特色

在於生物學的意義他認為政治技術的領域與法律主體不再有關（Foucault

1980139-143）

可以說 Foucault 看到的是西方自 17 世紀以來不只有如 Hobbes 所看到的以

主權決斷來決定生殺大權的政治權利理論並且人的生物性生命也走進入了歷

史他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的領域這

種政治技術對生物性的人命的安排使生命成為政治的對象其完全不同於生

殺的主權決斷作用它並非一種殺與不殺的權力而是一種對人的生物性生命進

行認識育成與調節的權力它的邏輯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若我們回顧 Foucault 的著作將可以發現他一直關注著西方在古典時期以後

的改變就結果來論他認為西方從 17 世紀開始對人口的控制形成一套對社

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治理的技術（Foucault 1980Foucault 2005）也因為這

一套對社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技術因此在 Foucault 看來現代社會的誕生

可以被視為一個不斷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過程對瘋狂的排除對人的規

訓對罪犯和不正常的人的矯治對性意識的控制

（二）死亡的現代性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在前現代社會中死亡對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例如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裡所提到的連帶的瓦解和死亡儀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死亡代

13

表著連帶的衰退失序需要藉著儀式（如喪禮）修復社會連帶恢復秩序

（Durkheim 1992）但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因醫療文明化的歷程或資本主義的制

度與機構建置被許多的機制排除隔離與隱藏已慢慢地與社會秩序與失序無

關

Elias（1985）在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下文簡稱為 Loneliness）中處理

現代社會中臨終者所面臨的孤獨問題簡單地說他不認為臨終者的孤獨是一個

超歷史的本質現象而是人們的死亡意象隨著歷史演變有所改變的結果這與現

代醫學現代國家和個人化的社會的發展有關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死亡不再

被蒙上神祕的色彩意味著連帶的衰退和失序而開始理性化同時人的壽命和

死亡率可以被預期死亡變成可安排的東西

Elias 指出了死亡被視作生物性時間序列的一環這與 Foucault 所提到的臨

床醫學在知識論上的斷裂可以一併思考死亡變成生命序列的終點是因病而起

或老死因而可以藉由控制生命來控制死亡死亡或疾病與生命變成了對抗的關

係或者說死亡的問題性可以隱藏在對生命的干預背後（Foucault 1995a）這些

種種在 Elias 的討論中是與死亡因醫療發展而例常化的現象有關而例常化則

將能將許多會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的事情隔絕於人們的生活之外24

現代國家壟斷暴力因暴力而亡逐漸地脫離人的生活也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

認識與處理個人化的社會也使得人與人之間隔了一道牆隔絕了情感與衝動的

相互影響亦影響了對死亡的情感表述方式（Elias 198545-58）總之隨著死

亡的理性化或例常化死亡的退隱以及情感表達的壓抑與控制會讓人聯想到死

亡的臨終者成了在生物性死亡之前即被社會排除與隔離的社會性死亡之人因而

更加地孤獨25

24

Giddens（2002）延續了 Elias 的研究指出在現代性經驗中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隔絕了許多會

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的事情死亡犯罪和瘋狂皆是其中之一 25

Foucault 在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也指出了死亡儀式的衰退以及死亡被

14

可以從中看出隨著歷史的演進死亡慢慢地遠離日常生活Elias 認為文

明化過程是現代對死亡意識成因的來源因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死亡被蒙上強

烈的羞恥感因而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26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例

行化隔離了死亡（或是藉著醫療與社會的各種機制將死亡例行化）並以專家來

管理死亡死亡遠離了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不只 Elias許多死亡史家死亡理論家在討論到死亡的現代性經驗時也

都將現代醫學的發展視作死亡的現代性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影響機制例如

Editions Gallimard（2004）就將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視作影響現在人們將死亡視

作「禁忌」的一個重要來源而 Elias 帶著很強的現代性批判認為醫療機構逐

漸掌管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事情將疾病與死亡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醫療機構

以一套既定的程序將死亡進程例常化於生物性的與理性的管理中但醫療機構

只關心人的生理死亡因此其結果是在現代死亡被收攏在醫療機構且隔絕於

日常生活成為應自我約束的禮儀後臨終者只能在生物性死亡前先行社會性死

亡孤獨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而原本可由家庭或宗教處理的死亡的心理與社

會面向也成了現代社會的死亡問題

雖然 Elias 不是在討論死亡但我們從 Loneliness 中可以了解到在現代

人們失去了面對死亡的經驗並且認為死亡是可被例常化和理性管理的在這樣

的進程中現代性會中的死亡不像前現代社會的死亡那樣影響著社會秩序死亡

被隔離在特定機構中即便死亡發生了它也無礙於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類似的

討論法國死亡史家 Aries 也有提到Aries（197488-89）認為現代醫學使得

原本可能很快就結束的死亡過程被延長死亡過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細節的步驟

不再像傳統死亡是戲劇性的一個動作

現代人迴避的現象（Foucault 1980138） 26

我們也可以在 Aries（1974）對西方死亡史的考察中發現19 世紀開始死亡漸漸地遠離日常

生活的情況例如墳塚遷移到郊區屍體在家中只停留幾天死亡的場所大多發生在醫院等

皆是

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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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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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caria Cesare李茂生譯1993《犯罪與刑罰》台北巿協志工業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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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kheim Emile渠東譯2002《社會分工論》新店市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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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二研究識框生命政治與死亡史

上面的觀察是我將台灣的死刑研究與社會進程結合起來所看到的事實上死

刑問題一直是作為一個講求社會效果（及實際影響）的制度問題而被討論因而

其研究主題與議題基本上是緊密扣合著某一特定社會的狀況經過上述的梳理

本文也認同 David Garland（2006）的主張即不能將死刑視做一個專門制度的

技術問題而必須將其意義置入特定的社會型態去進行解釋李茂生是特別懷有

這層意識的死刑研究者他懷著 Foucault 的問題意識將死刑視作君主或個人化

的權力君王藉著公開執行死刑展示其權力以使社會維持穩定與現代社會的生

命政治型態有所衝突（李茂生 199312-13李茂生 2000李茂生 2011）

生命政治當然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但我們從整體社會型態的層次降

到刑事司法的層次亦能見到生命政治之概念對現行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在多年

來的死刑存廢的爭論中死刑有違教育刑的理念一直是廢死論者以及 2001 年推

動漸進廢死政策當時與之後的政府論述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台灣的刑事司法政策

中的生命政治意涵

教育刑的理論受到心理學的影響其預設是人的心理有客觀的成分因而有

明確規律可遵循並能夠具體描述為行為人外在行為的動力因此個別不同人的

採取了不同的行動或表現出不同的行為如偏常便表示是由於特殊個體的心理

差異所導致的因此只需要將這個主觀的差異進行改變和調整偏常者的行為就

能夠「正常化」

Franz Von Liszt 是教育刑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一個人犯罪的原因同時具

備個人性的與社會性的並且是這兩種交互作用的結果並非完全的個人責任

論但真正的重點是從這兩條犯罪原因的路徑可以瞭解一個人犯罪的真正原

因因而可以對症下藥將其矯治再教育於是就形成了專業化和個人化的

刑罰目的是預防已受到懲罰的人再次犯罪專業化和個人化的刑罰含有理性計

10

算的成分它估計著怎樣分量的刑罰可以剛好消除犯罪者的危險性使之重返社

會因而在李斯特的理論構架中傳統的刑罰已不合時宜為了獲得行刑中的教

育效果就應該依照教育的規律區別對待受刑人並運用多樣的教育手段達到使

受刑人棄惡從善不致再犯的目的

至於教育刑出現的社會背景我們基本上可以整理出三種原因(1)憲政化

運動的影響1819 世紀憲政化運動席捲了整個歐洲民主自由人權平

等正義等憲法精神也進入了刑罰思想中影響了教育刑的理念例如教育刑的

立足點就是要關注具體犯罪行為人強調個別正義通過影響和改造具體行為人

的思想來最終實現行為人個體的自主和自律(2)刑罰人道化運動的推動自然

法的個人本位價值觀在 18 世紀西方各國的法律實踐中得到體認在獄政法治中

的體現就是重視人權和人道精神強調對罪犯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3)市場經

濟價值理念的影響在商品交換的邏輯影響下罪與刑也被視做是可以交換的

刑罰的形式已被認為不重要重要的是同質的交換因而倘若刑罰的目的是在減

少和預防犯罪則也可採用教育刑而非身體刑或報復刑的方式

我們從刑事制度中充斥著各式的矯治處遇或觀護機構與制度即可知道生命

政治這一現代性的特徵已影響了台灣的刑事司法制度故本文將會以生命政治作

為研究識框之一並且將台灣漸進廢死的進程視做逐步剔除死刑將生命刑改為

自由刑的進程亦即是在刑事司法政策中生命政治擴展的歷史

另外一個研究識框來自死亡史原因在於來自漸進廢死政策推行後可處死

刑的法規基本上限於殺人犯罪而且多年來只要是未犯下奪取人命的罪一定不會

被處以死刑我認為與其用「殺人者死」這一「文化傳統」作為理解框架不如

與生命政治一樣置於現代性的過程來理解將當前台灣的死刑制度與實踐視作

對他殺而亡的處理識框會較為一致因此在生命政治之外本文再加上死亡的

現代性經驗這一識框進行死刑的社會意義之探討

11

（一）生命政治

Foucault（1995b）認為現代社會的刑罰形式主要是控制最低度的生命與強

制勞動的自由刑並非死刑這種控制死亡的刑罰他認為後者屬於前現代社會

或者是王權的時代在刑罰的演變中從公開展示和酷刑轉變為秘刑與痛苦的消

失轉變雖與刑罰人道化有關但 Foucault 認為這並非得益於人道的理念而是

在於這樣更符合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益刑罰不再是彰顯權力製造痛苦和恐懼

也不再是控制死亡而是強制勞動與控制最低限度的生命這構成了現代司法與

懲罰系統的基本型態就這個意義而言Discipline 一書所揭示的更大的論題是

監獄是現代社會的原型監獄自由刑取代死刑意味著現代社會關注的是對生命

的控制人口的干預和治理而非死亡或對死亡的控制那是前現代社會所關

注的在這一點上他不同於 Hobbes

對於 Hobbes（2002）而言對死亡的控制是一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事他

在《利維坦》中指出國家的形成源於共同體成員對死亡的恐懼他預設未進入國

家狀態的自然狀態中是人人相互為戰的那是一種隨時都有可能被殺害的狀態

人們出於恐懼死亡和自我保全的人性彼此簽訂契約讓渡權利給主權者形成

國家並生活在有秩序的狀態中Hobbes 訴說著一個重要的命題國家的目的在

於對死亡的控制在他的理論中包括除了主權者之外沒有任何人擁有殺人的權

利而主權擁有殺人的權利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Foucault（1995a）考察

了現代醫學發現 18 世紀以後醫學上普遍認為死亡無法避免因而轉向對生

命進行控制這個轉變是受近代科學的影響那時的科學知識將人比喻為機器的

機械論逐漸取代原先的有機論生命變成了某種機械和可控制的東西有機體

科學與醫學的結合對於 Foucault 而言是一個人的科學的誕生人的身體成為知

識介入的對象

12

Foucault 認為 17 世紀以來透過對身體的規訓發展出了身體的政治解剖

學通過對人口的調節控制出現了人口的生命政治學這兩者構成了生命權力

機制的兩極原本以主權權力為代表的死亡權力現在被對身體的管理和對生命

有步驟的支配給小心翼翼地取代了開始了生命權力的時代對他而言現代社

會的基本特徵是生命調節與育成的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最大的特點在於人類

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領域並且其特色

在於生物學的意義他認為政治技術的領域與法律主體不再有關（Foucault

1980139-143）

可以說 Foucault 看到的是西方自 17 世紀以來不只有如 Hobbes 所看到的以

主權決斷來決定生殺大權的政治權利理論並且人的生物性生命也走進入了歷

史他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的領域這

種政治技術對生物性的人命的安排使生命成為政治的對象其完全不同於生

殺的主權決斷作用它並非一種殺與不殺的權力而是一種對人的生物性生命進

行認識育成與調節的權力它的邏輯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若我們回顧 Foucault 的著作將可以發現他一直關注著西方在古典時期以後

的改變就結果來論他認為西方從 17 世紀開始對人口的控制形成一套對社

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治理的技術（Foucault 1980Foucault 2005）也因為這

一套對社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技術因此在 Foucault 看來現代社會的誕生

可以被視為一個不斷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過程對瘋狂的排除對人的規

訓對罪犯和不正常的人的矯治對性意識的控制

（二）死亡的現代性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在前現代社會中死亡對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例如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裡所提到的連帶的瓦解和死亡儀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死亡代

13

表著連帶的衰退失序需要藉著儀式（如喪禮）修復社會連帶恢復秩序

（Durkheim 1992）但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因醫療文明化的歷程或資本主義的制

度與機構建置被許多的機制排除隔離與隱藏已慢慢地與社會秩序與失序無

關

Elias（1985）在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下文簡稱為 Loneliness）中處理

現代社會中臨終者所面臨的孤獨問題簡單地說他不認為臨終者的孤獨是一個

超歷史的本質現象而是人們的死亡意象隨著歷史演變有所改變的結果這與現

代醫學現代國家和個人化的社會的發展有關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死亡不再

被蒙上神祕的色彩意味著連帶的衰退和失序而開始理性化同時人的壽命和

死亡率可以被預期死亡變成可安排的東西

Elias 指出了死亡被視作生物性時間序列的一環這與 Foucault 所提到的臨

床醫學在知識論上的斷裂可以一併思考死亡變成生命序列的終點是因病而起

或老死因而可以藉由控制生命來控制死亡死亡或疾病與生命變成了對抗的關

係或者說死亡的問題性可以隱藏在對生命的干預背後（Foucault 1995a）這些

種種在 Elias 的討論中是與死亡因醫療發展而例常化的現象有關而例常化則

將能將許多會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的事情隔絕於人們的生活之外24

現代國家壟斷暴力因暴力而亡逐漸地脫離人的生活也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

認識與處理個人化的社會也使得人與人之間隔了一道牆隔絕了情感與衝動的

相互影響亦影響了對死亡的情感表述方式（Elias 198545-58）總之隨著死

亡的理性化或例常化死亡的退隱以及情感表達的壓抑與控制會讓人聯想到死

亡的臨終者成了在生物性死亡之前即被社會排除與隔離的社會性死亡之人因而

更加地孤獨25

24

Giddens（2002）延續了 Elias 的研究指出在現代性經驗中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隔絕了許多會

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的事情死亡犯罪和瘋狂皆是其中之一 25

Foucault 在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也指出了死亡儀式的衰退以及死亡被

14

可以從中看出隨著歷史的演進死亡慢慢地遠離日常生活Elias 認為文

明化過程是現代對死亡意識成因的來源因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死亡被蒙上強

烈的羞恥感因而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26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例

行化隔離了死亡（或是藉著醫療與社會的各種機制將死亡例行化）並以專家來

管理死亡死亡遠離了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不只 Elias許多死亡史家死亡理論家在討論到死亡的現代性經驗時也

都將現代醫學的發展視作死亡的現代性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影響機制例如

Editions Gallimard（2004）就將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視作影響現在人們將死亡視

作「禁忌」的一個重要來源而 Elias 帶著很強的現代性批判認為醫療機構逐

漸掌管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事情將疾病與死亡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醫療機構

以一套既定的程序將死亡進程例常化於生物性的與理性的管理中但醫療機構

只關心人的生理死亡因此其結果是在現代死亡被收攏在醫療機構且隔絕於

日常生活成為應自我約束的禮儀後臨終者只能在生物性死亡前先行社會性死

亡孤獨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而原本可由家庭或宗教處理的死亡的心理與社

會面向也成了現代社會的死亡問題

雖然 Elias 不是在討論死亡但我們從 Loneliness 中可以了解到在現代

人們失去了面對死亡的經驗並且認為死亡是可被例常化和理性管理的在這樣

的進程中現代性會中的死亡不像前現代社會的死亡那樣影響著社會秩序死亡

被隔離在特定機構中即便死亡發生了它也無礙於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類似的

討論法國死亡史家 Aries 也有提到Aries（197488-89）認為現代醫學使得

原本可能很快就結束的死亡過程被延長死亡過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細節的步驟

不再像傳統死亡是戲劇性的一個動作

現代人迴避的現象（Foucault 1980138） 26

我們也可以在 Aries（1974）對西方死亡史的考察中發現19 世紀開始死亡漸漸地遠離日常

生活的情況例如墳塚遷移到郊區屍體在家中只停留幾天死亡的場所大多發生在醫院等

皆是

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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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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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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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成分它估計著怎樣分量的刑罰可以剛好消除犯罪者的危險性使之重返社

會因而在李斯特的理論構架中傳統的刑罰已不合時宜為了獲得行刑中的教

育效果就應該依照教育的規律區別對待受刑人並運用多樣的教育手段達到使

受刑人棄惡從善不致再犯的目的

至於教育刑出現的社會背景我們基本上可以整理出三種原因(1)憲政化

運動的影響1819 世紀憲政化運動席捲了整個歐洲民主自由人權平

等正義等憲法精神也進入了刑罰思想中影響了教育刑的理念例如教育刑的

立足點就是要關注具體犯罪行為人強調個別正義通過影響和改造具體行為人

的思想來最終實現行為人個體的自主和自律(2)刑罰人道化運動的推動自然

法的個人本位價值觀在 18 世紀西方各國的法律實踐中得到體認在獄政法治中

的體現就是重視人權和人道精神強調對罪犯合法權益的法律保護(3)市場經

濟價值理念的影響在商品交換的邏輯影響下罪與刑也被視做是可以交換的

刑罰的形式已被認為不重要重要的是同質的交換因而倘若刑罰的目的是在減

少和預防犯罪則也可採用教育刑而非身體刑或報復刑的方式

我們從刑事制度中充斥著各式的矯治處遇或觀護機構與制度即可知道生命

政治這一現代性的特徵已影響了台灣的刑事司法制度故本文將會以生命政治作

為研究識框之一並且將台灣漸進廢死的進程視做逐步剔除死刑將生命刑改為

自由刑的進程亦即是在刑事司法政策中生命政治擴展的歷史

另外一個研究識框來自死亡史原因在於來自漸進廢死政策推行後可處死

刑的法規基本上限於殺人犯罪而且多年來只要是未犯下奪取人命的罪一定不會

被處以死刑我認為與其用「殺人者死」這一「文化傳統」作為理解框架不如

與生命政治一樣置於現代性的過程來理解將當前台灣的死刑制度與實踐視作

對他殺而亡的處理識框會較為一致因此在生命政治之外本文再加上死亡的

現代性經驗這一識框進行死刑的社會意義之探討

11

（一）生命政治

Foucault（1995b）認為現代社會的刑罰形式主要是控制最低度的生命與強

制勞動的自由刑並非死刑這種控制死亡的刑罰他認為後者屬於前現代社會

或者是王權的時代在刑罰的演變中從公開展示和酷刑轉變為秘刑與痛苦的消

失轉變雖與刑罰人道化有關但 Foucault 認為這並非得益於人道的理念而是

在於這樣更符合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益刑罰不再是彰顯權力製造痛苦和恐懼

也不再是控制死亡而是強制勞動與控制最低限度的生命這構成了現代司法與

懲罰系統的基本型態就這個意義而言Discipline 一書所揭示的更大的論題是

監獄是現代社會的原型監獄自由刑取代死刑意味著現代社會關注的是對生命

的控制人口的干預和治理而非死亡或對死亡的控制那是前現代社會所關

注的在這一點上他不同於 Hobbes

對於 Hobbes（2002）而言對死亡的控制是一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事他

在《利維坦》中指出國家的形成源於共同體成員對死亡的恐懼他預設未進入國

家狀態的自然狀態中是人人相互為戰的那是一種隨時都有可能被殺害的狀態

人們出於恐懼死亡和自我保全的人性彼此簽訂契約讓渡權利給主權者形成

國家並生活在有秩序的狀態中Hobbes 訴說著一個重要的命題國家的目的在

於對死亡的控制在他的理論中包括除了主權者之外沒有任何人擁有殺人的權

利而主權擁有殺人的權利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Foucault（1995a）考察

了現代醫學發現 18 世紀以後醫學上普遍認為死亡無法避免因而轉向對生

命進行控制這個轉變是受近代科學的影響那時的科學知識將人比喻為機器的

機械論逐漸取代原先的有機論生命變成了某種機械和可控制的東西有機體

科學與醫學的結合對於 Foucault 而言是一個人的科學的誕生人的身體成為知

識介入的對象

12

Foucault 認為 17 世紀以來透過對身體的規訓發展出了身體的政治解剖

學通過對人口的調節控制出現了人口的生命政治學這兩者構成了生命權力

機制的兩極原本以主權權力為代表的死亡權力現在被對身體的管理和對生命

有步驟的支配給小心翼翼地取代了開始了生命權力的時代對他而言現代社

會的基本特徵是生命調節與育成的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最大的特點在於人類

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領域並且其特色

在於生物學的意義他認為政治技術的領域與法律主體不再有關（Foucault

1980139-143）

可以說 Foucault 看到的是西方自 17 世紀以來不只有如 Hobbes 所看到的以

主權決斷來決定生殺大權的政治權利理論並且人的生物性生命也走進入了歷

史他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的領域這

種政治技術對生物性的人命的安排使生命成為政治的對象其完全不同於生

殺的主權決斷作用它並非一種殺與不殺的權力而是一種對人的生物性生命進

行認識育成與調節的權力它的邏輯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若我們回顧 Foucault 的著作將可以發現他一直關注著西方在古典時期以後

的改變就結果來論他認為西方從 17 世紀開始對人口的控制形成一套對社

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治理的技術（Foucault 1980Foucault 2005）也因為這

一套對社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技術因此在 Foucault 看來現代社會的誕生

可以被視為一個不斷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過程對瘋狂的排除對人的規

訓對罪犯和不正常的人的矯治對性意識的控制

（二）死亡的現代性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在前現代社會中死亡對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例如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裡所提到的連帶的瓦解和死亡儀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死亡代

13

表著連帶的衰退失序需要藉著儀式（如喪禮）修復社會連帶恢復秩序

（Durkheim 1992）但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因醫療文明化的歷程或資本主義的制

度與機構建置被許多的機制排除隔離與隱藏已慢慢地與社會秩序與失序無

關

Elias（1985）在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下文簡稱為 Loneliness）中處理

現代社會中臨終者所面臨的孤獨問題簡單地說他不認為臨終者的孤獨是一個

超歷史的本質現象而是人們的死亡意象隨著歷史演變有所改變的結果這與現

代醫學現代國家和個人化的社會的發展有關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死亡不再

被蒙上神祕的色彩意味著連帶的衰退和失序而開始理性化同時人的壽命和

死亡率可以被預期死亡變成可安排的東西

Elias 指出了死亡被視作生物性時間序列的一環這與 Foucault 所提到的臨

床醫學在知識論上的斷裂可以一併思考死亡變成生命序列的終點是因病而起

或老死因而可以藉由控制生命來控制死亡死亡或疾病與生命變成了對抗的關

係或者說死亡的問題性可以隱藏在對生命的干預背後（Foucault 1995a）這些

種種在 Elias 的討論中是與死亡因醫療發展而例常化的現象有關而例常化則

將能將許多會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的事情隔絕於人們的生活之外24

現代國家壟斷暴力因暴力而亡逐漸地脫離人的生活也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

認識與處理個人化的社會也使得人與人之間隔了一道牆隔絕了情感與衝動的

相互影響亦影響了對死亡的情感表述方式（Elias 198545-58）總之隨著死

亡的理性化或例常化死亡的退隱以及情感表達的壓抑與控制會讓人聯想到死

亡的臨終者成了在生物性死亡之前即被社會排除與隔離的社會性死亡之人因而

更加地孤獨25

24

Giddens（2002）延續了 Elias 的研究指出在現代性經驗中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隔絕了許多會

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的事情死亡犯罪和瘋狂皆是其中之一 25

Foucault 在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也指出了死亡儀式的衰退以及死亡被

14

可以從中看出隨著歷史的演進死亡慢慢地遠離日常生活Elias 認為文

明化過程是現代對死亡意識成因的來源因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死亡被蒙上強

烈的羞恥感因而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26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例

行化隔離了死亡（或是藉著醫療與社會的各種機制將死亡例行化）並以專家來

管理死亡死亡遠離了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不只 Elias許多死亡史家死亡理論家在討論到死亡的現代性經驗時也

都將現代醫學的發展視作死亡的現代性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影響機制例如

Editions Gallimard（2004）就將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視作影響現在人們將死亡視

作「禁忌」的一個重要來源而 Elias 帶著很強的現代性批判認為醫療機構逐

漸掌管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事情將疾病與死亡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醫療機構

以一套既定的程序將死亡進程例常化於生物性的與理性的管理中但醫療機構

只關心人的生理死亡因此其結果是在現代死亡被收攏在醫療機構且隔絕於

日常生活成為應自我約束的禮儀後臨終者只能在生物性死亡前先行社會性死

亡孤獨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而原本可由家庭或宗教處理的死亡的心理與社

會面向也成了現代社會的死亡問題

雖然 Elias 不是在討論死亡但我們從 Loneliness 中可以了解到在現代

人們失去了面對死亡的經驗並且認為死亡是可被例常化和理性管理的在這樣

的進程中現代性會中的死亡不像前現代社會的死亡那樣影響著社會秩序死亡

被隔離在特定機構中即便死亡發生了它也無礙於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類似的

討論法國死亡史家 Aries 也有提到Aries（197488-89）認為現代醫學使得

原本可能很快就結束的死亡過程被延長死亡過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細節的步驟

不再像傳統死亡是戲劇性的一個動作

現代人迴避的現象（Foucault 1980138） 26

我們也可以在 Aries（1974）對西方死亡史的考察中發現19 世紀開始死亡漸漸地遠離日常

生活的情況例如墳塚遷移到郊區屍體在家中只停留幾天死亡的場所大多發生在醫院等

皆是

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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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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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生命政治

Foucault（1995b）認為現代社會的刑罰形式主要是控制最低度的生命與強

制勞動的自由刑並非死刑這種控制死亡的刑罰他認為後者屬於前現代社會

或者是王權的時代在刑罰的演變中從公開展示和酷刑轉變為秘刑與痛苦的消

失轉變雖與刑罰人道化有關但 Foucault 認為這並非得益於人道的理念而是

在於這樣更符合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益刑罰不再是彰顯權力製造痛苦和恐懼

也不再是控制死亡而是強制勞動與控制最低限度的生命這構成了現代司法與

懲罰系統的基本型態就這個意義而言Discipline 一書所揭示的更大的論題是

監獄是現代社會的原型監獄自由刑取代死刑意味著現代社會關注的是對生命

的控制人口的干預和治理而非死亡或對死亡的控制那是前現代社會所關

注的在這一點上他不同於 Hobbes

對於 Hobbes（2002）而言對死亡的控制是一個現代國家最重要的事他

在《利維坦》中指出國家的形成源於共同體成員對死亡的恐懼他預設未進入國

家狀態的自然狀態中是人人相互為戰的那是一種隨時都有可能被殺害的狀態

人們出於恐懼死亡和自我保全的人性彼此簽訂契約讓渡權利給主權者形成

國家並生活在有秩序的狀態中Hobbes 訴說著一個重要的命題國家的目的在

於對死亡的控制在他的理論中包括除了主權者之外沒有任何人擁有殺人的權

利而主權擁有殺人的權利是為了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Foucault（1995a）考察

了現代醫學發現 18 世紀以後醫學上普遍認為死亡無法避免因而轉向對生

命進行控制這個轉變是受近代科學的影響那時的科學知識將人比喻為機器的

機械論逐漸取代原先的有機論生命變成了某種機械和可控制的東西有機體

科學與醫學的結合對於 Foucault 而言是一個人的科學的誕生人的身體成為知

識介入的對象

12

Foucault 認為 17 世紀以來透過對身體的規訓發展出了身體的政治解剖

學通過對人口的調節控制出現了人口的生命政治學這兩者構成了生命權力

機制的兩極原本以主權權力為代表的死亡權力現在被對身體的管理和對生命

有步驟的支配給小心翼翼地取代了開始了生命權力的時代對他而言現代社

會的基本特徵是生命調節與育成的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最大的特點在於人類

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領域並且其特色

在於生物學的意義他認為政治技術的領域與法律主體不再有關（Foucault

1980139-143）

可以說 Foucault 看到的是西方自 17 世紀以來不只有如 Hobbes 所看到的以

主權決斷來決定生殺大權的政治權利理論並且人的生物性生命也走進入了歷

史他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的領域這

種政治技術對生物性的人命的安排使生命成為政治的對象其完全不同於生

殺的主權決斷作用它並非一種殺與不殺的權力而是一種對人的生物性生命進

行認識育成與調節的權力它的邏輯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若我們回顧 Foucault 的著作將可以發現他一直關注著西方在古典時期以後

的改變就結果來論他認為西方從 17 世紀開始對人口的控制形成一套對社

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治理的技術（Foucault 1980Foucault 2005）也因為這

一套對社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技術因此在 Foucault 看來現代社會的誕生

可以被視為一個不斷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過程對瘋狂的排除對人的規

訓對罪犯和不正常的人的矯治對性意識的控制

（二）死亡的現代性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在前現代社會中死亡對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例如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裡所提到的連帶的瓦解和死亡儀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死亡代

13

表著連帶的衰退失序需要藉著儀式（如喪禮）修復社會連帶恢復秩序

（Durkheim 1992）但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因醫療文明化的歷程或資本主義的制

度與機構建置被許多的機制排除隔離與隱藏已慢慢地與社會秩序與失序無

關

Elias（1985）在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下文簡稱為 Loneliness）中處理

現代社會中臨終者所面臨的孤獨問題簡單地說他不認為臨終者的孤獨是一個

超歷史的本質現象而是人們的死亡意象隨著歷史演變有所改變的結果這與現

代醫學現代國家和個人化的社會的發展有關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死亡不再

被蒙上神祕的色彩意味著連帶的衰退和失序而開始理性化同時人的壽命和

死亡率可以被預期死亡變成可安排的東西

Elias 指出了死亡被視作生物性時間序列的一環這與 Foucault 所提到的臨

床醫學在知識論上的斷裂可以一併思考死亡變成生命序列的終點是因病而起

或老死因而可以藉由控制生命來控制死亡死亡或疾病與生命變成了對抗的關

係或者說死亡的問題性可以隱藏在對生命的干預背後（Foucault 1995a）這些

種種在 Elias 的討論中是與死亡因醫療發展而例常化的現象有關而例常化則

將能將許多會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的事情隔絕於人們的生活之外24

現代國家壟斷暴力因暴力而亡逐漸地脫離人的生活也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

認識與處理個人化的社會也使得人與人之間隔了一道牆隔絕了情感與衝動的

相互影響亦影響了對死亡的情感表述方式（Elias 198545-58）總之隨著死

亡的理性化或例常化死亡的退隱以及情感表達的壓抑與控制會讓人聯想到死

亡的臨終者成了在生物性死亡之前即被社會排除與隔離的社會性死亡之人因而

更加地孤獨25

24

Giddens（2002）延續了 Elias 的研究指出在現代性經驗中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隔絕了許多會

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的事情死亡犯罪和瘋狂皆是其中之一 25

Foucault 在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也指出了死亡儀式的衰退以及死亡被

14

可以從中看出隨著歷史的演進死亡慢慢地遠離日常生活Elias 認為文

明化過程是現代對死亡意識成因的來源因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死亡被蒙上強

烈的羞恥感因而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26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例

行化隔離了死亡（或是藉著醫療與社會的各種機制將死亡例行化）並以專家來

管理死亡死亡遠離了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不只 Elias許多死亡史家死亡理論家在討論到死亡的現代性經驗時也

都將現代醫學的發展視作死亡的現代性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影響機制例如

Editions Gallimard（2004）就將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視作影響現在人們將死亡視

作「禁忌」的一個重要來源而 Elias 帶著很強的現代性批判認為醫療機構逐

漸掌管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事情將疾病與死亡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醫療機構

以一套既定的程序將死亡進程例常化於生物性的與理性的管理中但醫療機構

只關心人的生理死亡因此其結果是在現代死亡被收攏在醫療機構且隔絕於

日常生活成為應自我約束的禮儀後臨終者只能在生物性死亡前先行社會性死

亡孤獨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而原本可由家庭或宗教處理的死亡的心理與社

會面向也成了現代社會的死亡問題

雖然 Elias 不是在討論死亡但我們從 Loneliness 中可以了解到在現代

人們失去了面對死亡的經驗並且認為死亡是可被例常化和理性管理的在這樣

的進程中現代性會中的死亡不像前現代社會的死亡那樣影響著社會秩序死亡

被隔離在特定機構中即便死亡發生了它也無礙於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類似的

討論法國死亡史家 Aries 也有提到Aries（197488-89）認為現代醫學使得

原本可能很快就結束的死亡過程被延長死亡過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細節的步驟

不再像傳統死亡是戲劇性的一個動作

現代人迴避的現象（Foucault 1980138） 26

我們也可以在 Aries（1974）對西方死亡史的考察中發現19 世紀開始死亡漸漸地遠離日常

生活的情況例如墳塚遷移到郊區屍體在家中只停留幾天死亡的場所大多發生在醫院等

皆是

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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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 認為 17 世紀以來透過對身體的規訓發展出了身體的政治解剖

學通過對人口的調節控制出現了人口的生命政治學這兩者構成了生命權力

機制的兩極原本以主權權力為代表的死亡權力現在被對身體的管理和對生命

有步驟的支配給小心翼翼地取代了開始了生命權力的時代對他而言現代社

會的基本特徵是生命調節與育成的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最大的特點在於人類

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領域並且其特色

在於生物學的意義他認為政治技術的領域與法律主體不再有關（Foucault

1980139-143）

可以說 Foucault 看到的是西方自 17 世紀以來不只有如 Hobbes 所看到的以

主權決斷來決定生殺大權的政治權利理論並且人的生物性生命也走進入了歷

史他的生命現象進入了知識與權力秩序之中生命進入了政治技術的領域這

種政治技術對生物性的人命的安排使生命成為政治的對象其完全不同於生

殺的主權決斷作用它並非一種殺與不殺的權力而是一種對人的生物性生命進

行認識育成與調節的權力它的邏輯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若我們回顧 Foucault 的著作將可以發現他一直關注著西方在古典時期以後

的改變就結果來論他認為西方從 17 世紀開始對人口的控制形成一套對社

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治理的技術（Foucault 1980Foucault 2005）也因為這

一套對社會人口進行干預和調解的技術因此在 Foucault 看來現代社會的誕生

可以被視為一個不斷正常化（normalization）的過程對瘋狂的排除對人的規

訓對罪犯和不正常的人的矯治對性意識的控制

（二）死亡的現代性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在前現代社會中死亡對社會有著重大的影響例如在《宗教

生活的基本形式》裡所提到的連帶的瓦解和死亡儀式與社會秩序的關係死亡代

13

表著連帶的衰退失序需要藉著儀式（如喪禮）修復社會連帶恢復秩序

（Durkheim 1992）但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因醫療文明化的歷程或資本主義的制

度與機構建置被許多的機制排除隔離與隱藏已慢慢地與社會秩序與失序無

關

Elias（1985）在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下文簡稱為 Loneliness）中處理

現代社會中臨終者所面臨的孤獨問題簡單地說他不認為臨終者的孤獨是一個

超歷史的本質現象而是人們的死亡意象隨著歷史演變有所改變的結果這與現

代醫學現代國家和個人化的社會的發展有關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死亡不再

被蒙上神祕的色彩意味著連帶的衰退和失序而開始理性化同時人的壽命和

死亡率可以被預期死亡變成可安排的東西

Elias 指出了死亡被視作生物性時間序列的一環這與 Foucault 所提到的臨

床醫學在知識論上的斷裂可以一併思考死亡變成生命序列的終點是因病而起

或老死因而可以藉由控制生命來控制死亡死亡或疾病與生命變成了對抗的關

係或者說死亡的問題性可以隱藏在對生命的干預背後（Foucault 1995a）這些

種種在 Elias 的討論中是與死亡因醫療發展而例常化的現象有關而例常化則

將能將許多會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的事情隔絕於人們的生活之外24

現代國家壟斷暴力因暴力而亡逐漸地脫離人的生活也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

認識與處理個人化的社會也使得人與人之間隔了一道牆隔絕了情感與衝動的

相互影響亦影響了對死亡的情感表述方式（Elias 198545-58）總之隨著死

亡的理性化或例常化死亡的退隱以及情感表達的壓抑與控制會讓人聯想到死

亡的臨終者成了在生物性死亡之前即被社會排除與隔離的社會性死亡之人因而

更加地孤獨25

24

Giddens（2002）延續了 Elias 的研究指出在現代性經驗中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隔絕了許多會

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的事情死亡犯罪和瘋狂皆是其中之一 25

Foucault 在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也指出了死亡儀式的衰退以及死亡被

14

可以從中看出隨著歷史的演進死亡慢慢地遠離日常生活Elias 認為文

明化過程是現代對死亡意識成因的來源因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死亡被蒙上強

烈的羞恥感因而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26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例

行化隔離了死亡（或是藉著醫療與社會的各種機制將死亡例行化）並以專家來

管理死亡死亡遠離了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不只 Elias許多死亡史家死亡理論家在討論到死亡的現代性經驗時也

都將現代醫學的發展視作死亡的現代性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影響機制例如

Editions Gallimard（2004）就將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視作影響現在人們將死亡視

作「禁忌」的一個重要來源而 Elias 帶著很強的現代性批判認為醫療機構逐

漸掌管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事情將疾病與死亡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醫療機構

以一套既定的程序將死亡進程例常化於生物性的與理性的管理中但醫療機構

只關心人的生理死亡因此其結果是在現代死亡被收攏在醫療機構且隔絕於

日常生活成為應自我約束的禮儀後臨終者只能在生物性死亡前先行社會性死

亡孤獨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而原本可由家庭或宗教處理的死亡的心理與社

會面向也成了現代社會的死亡問題

雖然 Elias 不是在討論死亡但我們從 Loneliness 中可以了解到在現代

人們失去了面對死亡的經驗並且認為死亡是可被例常化和理性管理的在這樣

的進程中現代性會中的死亡不像前現代社會的死亡那樣影響著社會秩序死亡

被隔離在特定機構中即便死亡發生了它也無礙於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類似的

討論法國死亡史家 Aries 也有提到Aries（197488-89）認為現代醫學使得

原本可能很快就結束的死亡過程被延長死亡過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細節的步驟

不再像傳統死亡是戲劇性的一個動作

現代人迴避的現象（Foucault 1980138） 26

我們也可以在 Aries（1974）對西方死亡史的考察中發現19 世紀開始死亡漸漸地遠離日常

生活的情況例如墳塚遷移到郊區屍體在家中只停留幾天死亡的場所大多發生在醫院等

皆是

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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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著連帶的衰退失序需要藉著儀式（如喪禮）修復社會連帶恢復秩序

（Durkheim 1992）但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因醫療文明化的歷程或資本主義的制

度與機構建置被許多的機制排除隔離與隱藏已慢慢地與社會秩序與失序無

關

Elias（1985）在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下文簡稱為 Loneliness）中處理

現代社會中臨終者所面臨的孤獨問題簡單地說他不認為臨終者的孤獨是一個

超歷史的本質現象而是人們的死亡意象隨著歷史演變有所改變的結果這與現

代醫學現代國家和個人化的社會的發展有關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死亡不再

被蒙上神祕的色彩意味著連帶的衰退和失序而開始理性化同時人的壽命和

死亡率可以被預期死亡變成可安排的東西

Elias 指出了死亡被視作生物性時間序列的一環這與 Foucault 所提到的臨

床醫學在知識論上的斷裂可以一併思考死亡變成生命序列的終點是因病而起

或老死因而可以藉由控制生命來控制死亡死亡或疾病與生命變成了對抗的關

係或者說死亡的問題性可以隱藏在對生命的干預背後（Foucault 1995a）這些

種種在 Elias 的討論中是與死亡因醫療發展而例常化的現象有關而例常化則

將能將許多會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的事情隔絕於人們的生活之外24

現代國家壟斷暴力因暴力而亡逐漸地脫離人的生活也影響了人們對死亡的

認識與處理個人化的社會也使得人與人之間隔了一道牆隔絕了情感與衝動的

相互影響亦影響了對死亡的情感表述方式（Elias 198545-58）總之隨著死

亡的理性化或例常化死亡的退隱以及情感表達的壓抑與控制會讓人聯想到死

亡的臨終者成了在生物性死亡之前即被社會排除與隔離的社會性死亡之人因而

更加地孤獨25

24

Giddens（2002）延續了 Elias 的研究指出在現代性經驗中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隔絕了許多會

引發潛藏的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的事情死亡犯罪和瘋狂皆是其中之一 25

Foucault 在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也指出了死亡儀式的衰退以及死亡被

14

可以從中看出隨著歷史的演進死亡慢慢地遠離日常生活Elias 認為文

明化過程是現代對死亡意識成因的來源因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死亡被蒙上強

烈的羞恥感因而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26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例

行化隔離了死亡（或是藉著醫療與社會的各種機制將死亡例行化）並以專家來

管理死亡死亡遠離了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不只 Elias許多死亡史家死亡理論家在討論到死亡的現代性經驗時也

都將現代醫學的發展視作死亡的現代性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影響機制例如

Editions Gallimard（2004）就將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視作影響現在人們將死亡視

作「禁忌」的一個重要來源而 Elias 帶著很強的現代性批判認為醫療機構逐

漸掌管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事情將疾病與死亡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醫療機構

以一套既定的程序將死亡進程例常化於生物性的與理性的管理中但醫療機構

只關心人的生理死亡因此其結果是在現代死亡被收攏在醫療機構且隔絕於

日常生活成為應自我約束的禮儀後臨終者只能在生物性死亡前先行社會性死

亡孤獨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而原本可由家庭或宗教處理的死亡的心理與社

會面向也成了現代社會的死亡問題

雖然 Elias 不是在討論死亡但我們從 Loneliness 中可以了解到在現代

人們失去了面對死亡的經驗並且認為死亡是可被例常化和理性管理的在這樣

的進程中現代性會中的死亡不像前現代社會的死亡那樣影響著社會秩序死亡

被隔離在特定機構中即便死亡發生了它也無礙於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類似的

討論法國死亡史家 Aries 也有提到Aries（197488-89）認為現代醫學使得

原本可能很快就結束的死亡過程被延長死亡過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細節的步驟

不再像傳統死亡是戲劇性的一個動作

現代人迴避的現象（Foucault 1980138） 26

我們也可以在 Aries（1974）對西方死亡史的考察中發現19 世紀開始死亡漸漸地遠離日常

生活的情況例如墳塚遷移到郊區屍體在家中只停留幾天死亡的場所大多發生在醫院等

皆是

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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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以從中看出隨著歷史的演進死亡慢慢地遠離日常生活Elias 認為文

明化過程是現代對死亡意識成因的來源因為在文明化的過程中死亡被蒙上強

烈的羞恥感因而被排除於日常生活之外26其結果是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例

行化隔離了死亡（或是藉著醫療與社會的各種機制將死亡例行化）並以專家來

管理死亡死亡遠離了一般人的社會生活

不只 Elias許多死亡史家死亡理論家在討論到死亡的現代性經驗時也

都將現代醫學的發展視作死亡的現代性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影響機制例如

Editions Gallimard（2004）就將大型醫療機構的出現視作影響現在人們將死亡視

作「禁忌」的一個重要來源而 Elias 帶著很強的現代性批判認為醫療機構逐

漸掌管與疾病和死亡有關的事情將疾病與死亡隔離於日常生活之外醫療機構

以一套既定的程序將死亡進程例常化於生物性的與理性的管理中但醫療機構

只關心人的生理死亡因此其結果是在現代死亡被收攏在醫療機構且隔絕於

日常生活成為應自我約束的禮儀後臨終者只能在生物性死亡前先行社會性死

亡孤獨地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而原本可由家庭或宗教處理的死亡的心理與社

會面向也成了現代社會的死亡問題

雖然 Elias 不是在討論死亡但我們從 Loneliness 中可以了解到在現代

人們失去了面對死亡的經驗並且認為死亡是可被例常化和理性管理的在這樣

的進程中現代性會中的死亡不像前現代社會的死亡那樣影響著社會秩序死亡

被隔離在特定機構中即便死亡發生了它也無礙於例常化的日常生活類似的

討論法國死亡史家 Aries 也有提到Aries（197488-89）認為現代醫學使得

原本可能很快就結束的死亡過程被延長死亡過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細節的步驟

不再像傳統死亡是戲劇性的一個動作

現代人迴避的現象（Foucault 1980138） 26

我們也可以在 Aries（1974）對西方死亡史的考察中發現19 世紀開始死亡漸漸地遠離日常

生活的情況例如墳塚遷移到郊區屍體在家中只停留幾天死亡的場所大多發生在醫院等

皆是

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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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而 Foucault 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認為現代醫學透過對屍體的解剖與建

立在對身體的視覺觀看上醫療論述疾病變成可以認識的對象並且與生命和

死亡構連在一起因此死亡可以歸諸於個體的疾病歷程它被病因化了（Foucault

1995a）雖然疾病被視作不正常且要干預的對象但由於它與死亡的親近性和關

聯性因此在醫學的脈絡中老死與病死皆被視作正常死亡它是一個時間的過

程並且可以管理與正常化

總之我們可以從對於死亡的現代性經驗的簡單梳理書發現在現代社會

中死亡是被隔離於日常生活由專家或醫療機構所管理的並且是個人化的因

而一個人的死亡並不會對日常生活或社會秩序有太大的影響但這基本上僅限於

正常死亡對於突然遭受外來暴力而暴死的死亡或者不正常死亡則難以有隔

離或處理的機制例如被殺而亡它不是老死或病死是不正常死亡這在一個

人口配置和行為規訓的生命政治性質的現代社會中是一個問題因為死亡無法恢

復無法如 Foucault 所說的正常化它也不是一個可以預測的死亡無法事先規

劃與安排不能像 Elias 所指出的例常化它不是發生在醫療機構內而是在社會

生活中它不是一個時間歷程的狀態而是一個戲劇性的動作無法提前進行哀

悼與調適因此從被殺而亡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突然暴力所導致的死亡

這種死亡性質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無法在醫療系統中被處理並且意味著國家

對暴力的管理失效整體而言被殺而亡在現代社會中特別含有 Durkheim 意義

下的失序的意味也包含 Weber 的支配的合法性的危機以及無法理解的狀態

三章節安排和材料

本文在社會結構和制度變遷等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下研究 2010 年台灣社會

中死刑存續和執行的意義在第二章本文從刑事政策著手討論在漸進廢死的

改革下有權判生斷死的法官們對死刑的認知第三章與第四章圍繞著 2010 年

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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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死刑存廢中支持死刑的論述展開討論在第三章中從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與死

亡之間的關係討論了被殺而亡的死亡性質所具有的政治動員意義以及在此意

義下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權之外的其他意義第四章本文探討了在以人權的適

用範圍為爭論焦點的爭論中台灣社會對於死刑的刑罰觀以及對於法律的期待

和以人權論述在漸進廢死制度環境下的策略意義

研究材料主要是報紙並以聯合報系為主《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為

輔亦有使用法務部和司法院的資料此外在第二章中也有引述關鍵性的法

院判決書

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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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第二章 死刑意義的轉變

2001 年開始的漸進廢死進程首先從廢除「懲治盜匪條例」開始大幅剔除

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死刑規定在法規的部分其所呈現的是可處死刑的法條朝

殺人犯罪不斷地限縮到了 2010 年時台灣可處死刑的罪名已降至 52 條後除

了少數例外原則上只有犯了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得以被處以死刑並且法務

部仍表示將檢討修法剔除不涉侵害生命罪名的死刑選項包括毒品走私偽

幣等27死刑幾已成為了專為殺人犯罪而設的懲罰但如果我們看死刑實踐的部

分則會發現實際上也不是說犯了殺人罪便會被判死刑例如在可判處之刑度

最高的侵害生命權的刑法第 271 條殺人者之法律效果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即死刑與自由刑並列法官依刑法第 57 條28以下審酌後就

其中一法律效果擇一判決由此可見即便是侵害生命權的罪行也在量刑時對其

手段和各種情狀進行審酌致使殺人者未必償命

在人命關天生命不可回復等意識的影響之下死刑判決基本上相當求慎（並

且也不斷地出現「慎殺」的聲音）這不只是在心態上如此在訴訟程序上亦有

職權上訴和強制辯護等旨在保障犯罪者權益不受侵害的制度

在職權上訴部分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所載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

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職權上訴制

度係針對受宣告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無庸等待當事人之上訴即

應依職權直接將案件送予上級法院審判並視為被告已提起上訴一般認為因為

27

中央社2010-7-19〈毒品走私偽幣等罪擬修法免死〉URL

httpexaminationpixnetnetblogpost8565242取用日期2011 年 5 月 14 日 28

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所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

狀尤應注重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1)犯罪之動機目的(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3)

犯罪之手段(4)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5)犯罪行為人之品行(6)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7)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8)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9)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10)

犯罪後之態度

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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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死刑與無期徒刑一為剝奪人之生命一為使被告終身與社會隔離其對於被告

之影響甚鉅為求慎重立法者特別為職權上訴制之設計使上級法院無論如何

均須就原審判決為重覆的審酌

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強制辯護案件與指定辯護人）所載最輕本刑

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或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

之陳述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

護其他審判案件低收入戶被告未選任辯護人而聲請指定或審判長認有必要

者亦同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

此限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被告因

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檢察官應指定律師為

其辯護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定於前項之指定準用之案件若屬強制辯護者

其法律效果係刑事訴訟法第 284 條所規定「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29違

反此法律效果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7 款依本法應用

辯護人之案件或已經指定辯護人之案件辯護人未經到庭辯護而逕行審判者）

除此之外在二審事實審結束後最高法院法官為求謹慎多數死刑案件亦

不斷地發回更審死刑案件經常纏訟十餘年還不能確定30例如陸正案便更審了 11

次（含地院一審和高院二審便共審理了 13 次）方才死刑確定

尤其在 2003 年進行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採當事人進行（簡言之即訴訟之

進行由當事人主導為之）為原則檢察官應就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因此

即便被告放棄抗辯或未為任何證據調查之聲請檢察官仍應就其起訴之犯罪事

實負舉證之責在檢察官證明被告有罪之前法院仍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無

罪推定）再者法院為發見真實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關於公平正義之維

29

全文為第 31 條第 1 項所定之案件無辯護人到庭者不得審判但宣示判決不在此限 30

蕭白雪2010-4-23〈人權倒退嚕〉《聯合報》A27 版

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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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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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法院則應依職權調查從而於當事人放

棄其證據調查聲請之情況檢察官仍應盡其舉證之責而法院依法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簡言之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制度若無充足證據證明被告有罪將

無法判其有罪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若無法在舉證上證實被告有罪便無法科

刑

關於更審亦有保障被告人權之設計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7 條31載有避嫌

或更換審判人員的規定以期更審能收更加審慎之效換言之死刑犯是經過了

許多機制並且在各級各審的法官普遍認定求其生而不可得應處以死刑後方

才成為死刑犯的

原則上自 2001 年後受漸進廢死所體現的各種對生命價值進行肯認的意識

的影響所以法官很少判處犯罪者死刑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

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這樣的判例

相當多例如 2010 年 5 月 14 日聯合報便有一則新聞32

游登貴在火車上無端遭殺害他的父母昨天從宜蘭到台北聆判出發

前兩老特別上香告訴兒子「今天案子要宣判了你要跟著我們到

法院聽法官宣判」聽到判無期徒刑兩老認為太輕應該判死刑

2010 年 10 月 1 日新聞33

去年 1月發生的高雄縣雙園大橋袋屍案昨天判決定讞男子許聖哲性侵

殺害胡姓女子故意為屍體剪髮換裝後棄屍並再性侵其他女子最高

31

第 17 條所載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1)推事為

被害人者(2)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或家

長家屬者(3)推事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者(4)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

人者(5)推事曾為被告之代理人辯護人輔佐人或曾為自訴人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6)推事曾為告訴人告發人證人或鑑定人者(7)推事曾執行檢察官或司法警

察官之職務者(8)推事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 32

饒磐安2010-5-14〈苦主萬一出獄再犯hellip〉《聯合報》A3 版 33

王文玲2010-10-1〈性侵殺害女子 袋屍案判無期〉《聯合報》B2 版

20

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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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依強制性交殺人等罪判處許無期徒刑確定

上列兩則報導的情境雖不同但兩個案件中的犯罪者皆有剝奪人命但最後

都沒有被判處死刑34我們可以由此看得出目前台灣的刑罰實踐其結果是殺人

者未必償命以及要被判決死刑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5

在這樣的心態和程序的影響下被判決死刑確定人非常少2002 年之後每

年基本上死刑確定的人數皆在 10 人以內或許可以這麼說就修法而言台灣

逐漸限縮死刑改善訴訟制度36造成了只是要未剝奪人命便不會被判死刑37同

時由於傳統上人命關天的價值感和現代法理對生命權的重視使得法官在判處

死刑時都有經過一番考慮因此死刑判決的數量並不多而判處死刑確定的案件

則更少了儘管犯罪者剝奪了人命但只要仍有一點可以讓犯罪者活命的可能和

理由基本上都不致判處犯罪者死刑

司法界的人都知道法官要透過判決給一個人活路相當容易但要判

決一個人死刑是相當困難痛苦非得要審酌再三窮盡心力幫這個罪

犯找任可以不判死刑的丁點理由直到「求其生而不可得」才會痛下

34

上列兩則的新聞是我以「死刑 and 減刑」以及「死刑 and 無期徒刑」檢索 2010 年 3 月 1 日

至 2012年 3月 31日聯合報資料庫所查閱到的一堆報導中隨機選取的兩篇類似的報導還很多 35

雖然我所列的都是比較晚近的判決結果但根據司法院的統計2006年至2011年間地院一審

判處死刑的人數（件數）分別為 568777 件皆低於 10 件並且據王文玲 2008 年的

報導便已指出在那之前的幾年司法判決的刑罰實踐便已經是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

刑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否則至少要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而死刑確

定的人數為民國八十七年到去年十年間死刑定讞人數急速下降八十七年為卅四人八十

八年為廿六人八十九年為廿二人九十年劇降為十一人此後四年人數都在十人以下直

到九十五年又突破十人關卡增加為十一人去年（按民國九十七年2008 年）則驟降為五

人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

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36

不過林欣怡（2011）也有指出雖然表面上法律是變得更寬鬆了但實際在審判和執行時死

刑犯的人權仍沒受到充分的保障 37 一位資深法官分析以近幾年的死刑確定判決分析未奪人命者一定不會被判死刑不管

是運輸或販賣多少毒品軍火都一樣殺害一人除非手段十分凶殘如陳金火否則至少要

殺害兩條人命才有可能被判死刑引自王文玲2008-1-2〈死刑零執行 今年第二年 定讞 5

死刑犯 10 年新低 累積已 28 死囚 只判不處決 「不如廢死刑」〉《聯合報》A8 版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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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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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映潔2009〈德國安全管束監禁制度之介紹兼論我國死刑廢除替代方案之

思考方向〉《成大法學》17 127-187

蕭旭智2009〈「非理死」死亡政體與生命政治的現代轉換〉東海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

霍存福2005《復仇報復刑報應說－－中國人法律觀念的文化解說》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謝孟儒2005〈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觀點論死刑之存廢〉輔仁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論文

瞿同祖1967《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香港龍門書店

瞿海源2006〈遏止犯罪生命價值與死刑臺灣民眾對廢除死刑的態度〉《臺

灣社會學刊》37 133-167

英文書目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Aries Philippe 1974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Baudrillard Jean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enjamin Walter 1996 ldquoCritique of Violencerdquo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edited by M Bullock and M W Jennin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4

Derrida Jacques 2002 ldquoForce of law The Myth Foundation of Authorityrdquo in Acts of

Religions edited by Gil Anidjar New York Routledge

Douglas Mary 2002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Elias Norbert 1985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80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95b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Garland David 2010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Kennedy M 1976 ldquoBeyond Incrimination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rdquo in Whose Law What Order edited by W J Chambliss and M

Mankoff New York

21

死刑判決38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不諱言法官本來就很不喜歡判死刑死刑案上訴到

最高法院通常都要發回高院更審好幾次確定「罪無可逭應與世永

久隔絕」後才會下定決心判處死刑定讞39

經典的案例有驚世媳婦林于如案以及中山之狼徐偉展案埔里婦人林于如因

簽賭負債先後替家人投保 1600 萬元保險再設計殺害2008 年 10 月她為母

親林侯月雲買保險一個月後回台南老家將母親推下樓再布置成意外墜樓林

母送醫不治林女領到 505 萬元理賠金半年就花光食髓知味接著找婆婆鄭

惠升下手隔年 5 月趁婆婆住院將抗憂鬱藥和安眠藥注入點滴瓶等婆婆斷氣

才向護士求救林女利用丈夫劉宇航到醫院掛急診兩度把農藥毒液注射進點

滴瓶都遭護士制止同年 7 月 17 日凌晨劉宇航又掛急診林女把丈夫轉進

單人房當晚在點滴袋裡注射工業酒精護士發現時劉已無呼吸林于如為詐領

保險金先後殺害生母丈夫與婆婆一審判她一個死刑二個無期徒刑台中

高分院二審時改判她三個無期徒刑判決理由據合議庭指出乃為現代刑事政

策以矯治教化為主要目的報復報應殺人償命等觀念非量刑主要考量林女

犯案時只有 27 歲判死刑尚嫌過重改判無期徒刑希望經長期教化讓她徹底

悔悟改過自新40

「中山之狼」之稱的徐偉展以偷來的計程車搶劫一名夜歸女乘客後殺人埋

屍案經十度更審纏訟 14 年前後 12 次被判處死刑本案審理法官更易數十

位唯一不變的是「死刑」的決定直到最後才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確定

38

高源流2010-3-12〈下任部長 廢不廢死刑先講〉《聯合報》A27 版 39

同註腳 19 40

游振昇紀文禮何烱榮2012-2-8〈殺母殺婆殺夫 驚世媳二審逃一死 一審判死刑 高分

院法官認被告犯案時僅 27 歲 判死嫌太重 盼以長期教化讓她悔悟 夫家表示「不公平 要上

訴」〉《聯合報》A11 版

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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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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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41

簡單瞭解了漸進廢死在刑法上的表達與實踐後讓我們來看一個早一點的判

決實例這是一個在 2006 年 8 月 17 日的更四審判例42上訴人甲因不服 2004

年 12 月 23 日更三審判處殺人等罪（二罪）而提起上訴43

上訴人甲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並為繳納房貸購買傢具及支應生活費用等

需由其母葉黃玉秀接濟經濟情況非佳乃利用經常出入「統領香檳舞廳」跳舞

之機會藉自稱為英文家教老師可教授英文而認識在該舞廳消費之女子乃

心存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

甲於 1999 年間在前開舞廳認識王林春秋後嗣於 2000 年 9 月 7 日以將借款

新台幣十萬元予王林春秋為由將王林春秋誘往「歌城紅包場」吃飯唱歌於

同日 21 時 10 分許王林春秋友人黃雅楓撥打王林春秋的手機詢問王林春秋人

在何處王林春秋答以尚在「歌城紅包場」並有一男子將借她十萬元待拿到

錢後即與黃雅楓會合嗣王林春秋於翌日 0 時許向甲拿取十萬元甲自然不

允王林春秋即以拳頭敲打甲額頭並口氣不佳辱罵甲小氣復稱要找黑社會大

哥威脅甲家人致引起甲不悅王林春秋又持啤酒瓶丟擲甲胸部經甲搶下後

復持空酒瓶擊打甲頭部甲怒氣更盛見王林春身上攜帶有價值之財物乃本於

前述意圖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決定要強盜殺人劫財明知頸部為人體呼吸之重

要器官部位以手扼壓掐住他人頸部將造成腦血行障礙頸動脈竇反射休克致

死或呼吸不順窒息死亡之結果竟施強暴以雙手掐住王林春秋頸部達三至五分

鐘致王林春秋因窒息當場死亡甲見王林春秋已死亡惟恐路人發現決定先

處理屍體再取走財物乃以車罩將前開小客車罩住再返回其住處拿取其所有

圓鍬一支於凌晨 1 時許返回現場再開車至他處將王林春秋屍體掩埋

41

王文玲2011-3-28〈二波執行後首判 中山之狼徐偉展 死刑定讞〉《聯合報》A18 版 42

請參閱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字第 4566 號判決 43

請參閱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6747 號判決

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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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甲於殺害王林春秋後仍繼續前往前開舞廳藉同前手法結識女子嗣於

2000 年 11 月 15 日再以教導英文為由結識鄭淑慧復於同年 11 月 24 日 11 時

許約鄭淑慧在咖啡店前見面二人會面後甲即將鄭淑慧帶往居處聊天至

14 時 30 分許鄭淑慧欲離開二人便在車上繼續聊天期間鄭淑慧以言語譏諷

甲是吃軟飯的小白臉是「上班」的（意指牛郎之類）是社會的垃圾無恥下

流等語致甲心生不悅二人乃起爭執鄭淑慧復出手毆打甲甲怒不可遏又

見鄭淑慧佩戴有珠寶首飾等有價值之財物竟承繼同前強盜殺人之概括故意及手

法施強暴以雙手緊掐鄭淑慧頸部約五分鐘見鄭淑慧尚未斷氣乃以該尼龍繩

纏繞鄭淑慧頸部直至鄭淑慧因窒息死亡始鬆手俟夜深無人之際掩埋屍體

一年半之後的更四審其判決結果為原判決關於殺人（二罪）部分均撤銷

發回更審其理由為

就上訴人甲先後殺害王林春秋鄭淑慧部分分別各論以殺人之罪各

量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依法定其應執行之刑固非無見惟按死

刑之存在就現階段之刑事政策而言與其說是一種報應主義之產物

毋寧說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

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由於死刑之諭知為生命之剝奪具有不可回

復性基於對生命價值生命權及人道之基本尊重法官在諭知死刑之

判決前除應就個案整體觀察審酌刑法第 57條所列舉科刑輕重之事

項外亦應審酌其他一切情狀避免有失衡平以及是否確為罪無可逭

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實現理性正義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並應於判決內說明其理由始為適法44

我們可以發現在漸進廢死的過程中死刑在最高法院法官的認知中已有所

44

粗體為研究者所加

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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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改變原先在西方「以牙還牙以命抵命」或是在中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意義下死刑作為對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者的刑罰被認為是同態復仇的應報主

義的刑事政策現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的需求並為

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問題是要如何理解這個概念

應報主義是一種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刑罰理論與實踐是許多社會自古以

來的觀念和刑罰實踐的方式它也被稱為（刑罰理論中的）正義理論以台灣關

於死刑和應報主義的語境來看也即是所謂的「殺人償命」這一觀念長久以來

深入人心每次只要有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論時一定會被提出並且被認為是一

種正義的展現但本文認為應報主義這一概念來自於西方其脈絡和理論系統

與中國傳統的罪刑觀不同我們只是在同態復仇的表面意義將此二者等同起來討

論在西方它之所以是一種正義一般的文獻都會提到 Kant正是這位西方

大哲賦予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刑罰的正義內涵根據他的觀點懲罰在過失

者身上產生的效果無論是在那些行為已受到懲罰的人身上還是威脅要對其施

加懲罰的人身上所產生的效果都不能被考慮在內因此對 Kant 而言以效益

的方式證成刑罰的正當性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保持正義的平衡之外沒有任

何事情應當去追求而正義的平衡是通過使用相應尺度的懲罰去適當地補償每一

個過失來實現的對「到底應當用什麼來決定懲罰的方式和尺度」這一問題

用 Kant 自己的話來說即是一種平等原則任何人強加於他人身上的不合理的罪

惡將被同樣地反施於施暴者本人helliphellip這就是報復的權利（ius talionis）（Kant

1991165）在這樣的主張下應報式的懲罰似乎表達了交換活動中的正義或公

平原則因此以此做為刑罰的原則便是彰顯了正義的原則

本文認為殺人償命在台灣根本不是如同西方那樣是在一個知識體系下成為

具有正義意涵的刑罰實踐而是在傳統中國長久以來具有等價交換的刑罰制度

下成為一個第二自然的社會文化結構因為長期皆是如此亦形成了人們對於

刑罰的實踐認知這一層認知包含個人對法對正義對權利的認識與態度以

25

西方法哲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2004）的語言來說即為社會的「法感情」

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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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深究傳統中國意義下殺人者死或殺人償命的脈絡可參閱霍存福（2005）和

蔣冬梅（2011）的研究

可以提出來討論的是若要以傳統中國的文化脈絡來理解殺人償命這一報復

刑的觀念則必須將其置於罰當其罪的思想中自上古至清朝雖然典律體系有

所調整但一直不變的是刑罰與罪行皆有分等級所謂的五刑指的就是這個等級

體系或者必須要將之放入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而死刑是對最嚴重的犯罪所採

用的刑罰其中包括殺人45但殺人與死刑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對等關係因為

殺人罪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之一它是在罪行等級體系的頂端因而對應著刑罰等

級體系的頂端因而殺人者死並不全然是「同態」的義意這已與 Kant 意義下

的應報主義有所不同

讓我們回到最高法院對死刑的詮釋在漸進廢死的改革過程中確實要判處

犯罪者死刑已愈來愈難只有少數中的少數才會被科處死刑前引之最高法院撤

回原判決之理由說得很清楚死刑已轉變為「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

義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刑罰關鍵在於何謂特

別犯罪以及理性正義的正義意涵為何如果這個概念源於死刑法規與實踐的

轉變即受漸進廢死進程的影響的話或許得回到這個進程變化的原則來思考

大幅度剔除死刑和不科處死刑意味著死刑和自由刑之間的界線已經有所變

化並且是自由刑擴張而死刑限縮的變化相較於死刑是剝奪生命自由刑則意

味著剝奪自由將人限制在一定的空間內例如監獄這樣的刑事政策其理論基

礎就是教育刑的思想亦即運用各種機制使犯罪者得以改造或者正常化並且在

45

但是中國傳統的君王主權其行使刑罰的界線有限例如我們可以在瞿同祖（1967）的《中

國法律與中國社會》或者 Derk Bodde amp Clarence Morris（2010）合著的《中國帝國的法律》中知

道主權行使的界線基本上不進入家族中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句耳熟能詳的話其實便具有這層涵

義除此之外即便是罰當其罪也不是人人平等這與瞿同祖之著作中所暗示的身分社會有關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基本原則關於這個原則李明德（1999）有很精采的考據

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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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回到社會之後能表現出符合常規的行為46本章之前提及的林于如案原先一審判

一個死刑兩個無期徒刑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就是基於教育刑的理念

相信可以在長期的自由刑服刑期間利用各種矯治教化的機制已使她改過自新

Foucault 談及了現代監獄及自由刑在他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

機構權力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

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讓犯罪者以為自

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出

符合常規的行為

若教育刑的理論基礎在於理性地計算需要花費多少時間才能恰巧使一位「偏

常者」「正常化」我們似乎也可以將「死刑是對於某種特別犯罪實現理性正義

的需求並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懲罰」理解為對待這種無法矯

治教化之人的唯一手段47

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已非常普遍多數的死刑研究者在研究死刑時都將死刑

犯病理化而將死刑視作一種絕對排除的機制因而才需要剝奪犯罪者的生命

或者是將死刑犯視作無法矯治之人故而需要將它絕對地排除於共同體我們也

可以從判決書中常見的「非使與社會永久隔離實不足保障公眾生命安全」和「均

足見被告惡性之重已無教化之可能已達與社會永久隔離之地步」看到這一認知

已被制度性地行使

不過我們若從人權的角度來看則會有不同的發現前引之判決書已明確提

到對生命價值之尊重是基本原則（這也是漸進廢死政策下逐漸成為主導刑事司法

政策的觀念）但基於某些原因也可以剝奪犯罪者的生命權這意味著其所施行

46

在 Foucault 看來監獄是一個大型的監視與規訓機構透過限定犯罪者的活動空間時間表

的管理以及對身體和行動的干預使得人的身體變成一個馴順的身體並且利用空間和視覺

讓犯罪者以為自己無時無刻不被監視而漸漸地形成自我紀律與個人內在的日常監視因此表現

出符合常規的行為 47

張娟芬一直試圖打破這個觀念她認為即便是十惡不赦的死刑犯只要關久了也會後悔

因而可以教化與矯治（張娟芬 2010張娟芬 2011）

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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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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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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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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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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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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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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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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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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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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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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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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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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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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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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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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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的對象（死刑犯）不適用法治國的制度框架不適用這一套天賦且普世的價值

這種可能的解釋其將會得出的結果是死刑犯不被視為人48

這表示司法判斷是一套對人的分類與排除的機制這裡所謂的排除的機制

不只是在死刑具有「絕對排除」的功能的意義上而言的同時也是表是在判斷與

分類的過程中將死刑犯排除於人的範疇的意義上而言的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犯

罪者或許是在先於判決結果的判斷時被視作「無法稱其為人」後才有如此的

判決

雖然從結果來論這樣的推論可能會因為之前牽涉到法官心證而在解釋的效

力上受到質疑但透過現在已足夠嚴謹的司法制度自古以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

（人命關天）以及誤判後無法挽回的後果即便他還是心證但這也不是單一人

的心態與心證而是幾十位法官評估各種證據在確定不能將犯罪者與人等同後

才判處死刑確定因而就刑法謙抑的精神舉證和審判的規則對死刑判決的

求慎或者社會文化對法官的影響（例如很不願意接手死刑案件與判處死刑）來

看司法對於死刑確定的判斷結果並不能謂之為草率或無依據雖是主觀認定

但也具備了普遍性

或許有人會認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是法官在判決書上妖魔化他們所建構

的事實上他們還是人享有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但我們從司法實

做來探討這個問題可以發現在司法判斷的過程中納入了關於人的知識而這關

於人的知識既是生物學的醫學的精神病理學的心理學的也是特定文化下

的哲學的或更明確地說含有社會性的不能單以生物性與法理預設來思考這

一問題

除此之外由於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司法判斷後的結果例如判決書或媒體的

報導因此即便可以知道死刑的施行對象被限縮在一群因泯滅人性喪盡天良故

48

Derrida（2003）在〈關於死刑〉一文中指出死刑犯不被視為人而是被建構成野獸因而

在其他人眼裡他們並不享有人所具有的權利

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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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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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求其生而不可得等說詞合理化而被剝奪生命的人之上容易陷入這些說詞是否正

當的爭論例如許多死刑廢止論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建構而且那些描述都是一

種合理化的策略原因在於如果不這麼做法官實在難以痛下殺手但如若這是

一種不如此會下不了「殺手」的策略不正顯示了那些被判處死刑的人是非死不

可而在策略上要將之非人化或妖魔化常人才能忍心剝奪其生命對於一位被

認為（未必真的如此）確定犯罪無疑而又無可饒恕之人在不是親手剝奪犯罪者

生命的程序過程中仍需要透過種種修辭才能令法官忍痛判處死刑確定那些犯

下殺人罪且被認為無活命理由的死刑犯能以「常人」去理解嗎並且對照於相

同犯下殺人罪而未被判處死刑確定的犯罪者他們已是「非常人」其生命權卻

也在法治國的精神與制度下被保障那這一合理化的策略不正宣告了我不是任

意剝奪人的生命因為對於大多數「尚可稱為人」的犯罪者皆不判處死刑嗎因

此若放入歷史脈絡和司法機制的運作程序中來看各種將死刑犯妖魔化為他者

的描述就不單是修辭它還是一種判斷的結果並且也說明了司法的判斷合於現

代對於法律的期待說明了死刑犯已不適用於人所應享有的權利其原因在於他

們已不被視作人這無法以純然地修辭或社會建構去屏除其實在性

隨著漸進廢死的改革進程科處死刑的判決書中除了將犯罪者非人化之外

出現最多的描述是「求其生而不可得」而不再是「無教化之可能」「為維護社

會秩序」「為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等效益或目的性的描述原因在於大多數的犯

罪者都不會被處以死刑因此在法規和實踐上已說明了現在的死刑已不再是為

了社會秩序和保障國人生命安全的目的而存在至於犯罪者有沒有教化的可能

那是未來的事法官根本無法知道因而以此做為判決理由並不合理那到底

要如何理解求其生而不可得呢首先我們將這句話放入刑罰目的中去思考就

刑罰的目的可以分為兩種典範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

目的這種觀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

的事或者懲罰對其他東西的影響另一種是指向未來並且考量不僅侷限於施刑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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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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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存福2005《復仇報復刑報應說－－中國人法律觀念的文化解說》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謝孟儒2005〈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觀點論死刑之存廢〉輔仁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論文

瞿同祖1967《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香港龍門書店

瞿海源2006〈遏止犯罪生命價值與死刑臺灣民眾對廢除死刑的態度〉《臺

灣社會學刊》37 133-167

英文書目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Aries Philippe 1974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Baudrillard Jean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enjamin Walter 1996 ldquoCritique of Violencerdquo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edited by M Bullock and M W Jennin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4

Derrida Jacques 2002 ldquoForce of law The Myth Foundation of Authorityrdquo in Acts of

Religions edited by Gil Anidjar New York Routledge

Douglas Mary 2002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Elias Norbert 1985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80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95b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Garland David 2010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Kennedy M 1976 ldquoBeyond Incrimination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rdquo in Whose Law What Order edited by W J Chambliss and M

Mankoff New York

29

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意義例如矯治教化滿足被害人想要報復的心理或是撫平

社會恐慌等等都是這一類在這種刑罰觀念下犯罪者其實是作為一種「犧牲

者」以應報方式來看待死刑可以表述為「因為helliphellip所以你必須死」而

已效益性的思維來看待死刑則死刑就變成「為了helliphellip不好意思你得死」

求其生而不可得能放入哪一種理解方式裡面呢本文認為這句話無法被放入這

兩種理解框架中原因在於求其生而不可得意味著我找遍了任何理由但卻找

不到一個可以讓你活下去的理由其目的不是在於追求死而是追求生但卻不行

因而只能死死亡是唯一的路

死亡是唯一的選擇或者是自然的非常接近於 Agamben 從主權與決斷的

角度對死刑犯的討論照 Agamben（199871-115）的說法死刑犯因為犯罪

而被視作法律生命已經死亡僅剩生物生命留存的活死人或者說他已不再是一

個權利主體類似於被褫奪公權的狀態因而即便殺了他也並不違反法律這就

是 Agamben 所說的裸命（bare life）的概念整體看來若用 Agamben 的話來詮

釋死刑與死刑犯就是法官代替了主權行使生殺大權並且在主權的決斷下

死刑犯成為不受政治權利與法律保護因而只能死的 homo sacer因為主權收回

了它對裸命的政治及法律的保護而將裸命棄置於無法的暴力之下這是一種納

入性的排除就 Agamben 的分析來看死刑犯是法律意義的生命已死的生物性

存活者是人人皆可獵殺之而不會觸犯法律的生命就這個理論意義來看對死

刑犯施以的根本不是刑罰因為他不適用於任何刑罰讓其死只是一個自然的結

果這同時也意味著死刑犯並沒有因他殺人而成為殺人罪的被制裁者我們無法

以權利正義等概念去描繪死刑與死刑犯的關係因為它的死亡與法律根本無

關但它卻是在這樣的概念下作為一個政治醜聞的問題騷擾著任何一個法治國

家包括台灣Agamben 讓我們看到生命政治的另外一面就是死亡權力台灣

仍保有死刑在這種情況下死刑犯就是處於生命政治與主權的死亡決斷邊界的

人找出了人權適用的邊界也讓我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到了台灣在死亡政體

30

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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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命政治轉換的過程至於何種人會被歸到生命政治的邊界而被認為是權利主

體已死的人就與台灣的現代性程度與特性有關了這是一個尚未有人處理的問

題留待之後有興趣的人解決

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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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第三章 不正常死亡的政治經濟學

2010 年 3 月 10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公開發表「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的言論（下文簡稱為王清峰事件）引起社會譁然被媒

體和民眾抨擊為以私害公並且延伸為政治危機49結果是王清峰在輿論的壓力

下於 12 日辭職了這個事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除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合法性

問題立法與措施的討論之外也再次開啟了死刑存廢的爭論並且出現大量召

喚死刑讓死刑犯償命以還被害者家屬公道的報導50

女兒遭殺害的何爸爸昨日已聲淚俱下出面痛批王清峰今天又再度北上

出席記者會他說自己整晚沒睡一早七時又從新營趕上台北人生

的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沒有人能還他公道至少應讓他看到兇手已伏

法若只是把兇手關著自己會恨上加恨法務部長王清峰若不依法執

行死刑就應該下台51

看到八年前被殺害的何姓老師爸媽在電視上痛苦的樣子回想起幾年前

有位鮮少笑容的男同事熟稔以後他才說出自己的姊姊當年剛畢業不

久在台北的學校服務卻被前同事闖入租屋處殺害而且根據描述

49

王清峰的言論引起廣大的討論與撻伐涉及的面向很多我簡單列出幾則強調「以私害公」

的報導可見吳志雲董介白2010-3-10〈獨特的部長 獨特的做法〉《聯合晚報》A2 版

蔡佩芳2010-3-10〈司法怠惰 江宜樺王的做法 是不妥的 吳育昇違法違憲 王應下

台〉《聯合晚報》A2 版董介白2010-3-11〈個人信仰 豈可凌駕法律〉《聯合晚報》

A3 版王正寧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鍾沛東

2010-3-11〈反對聲浪 江宜樺強調依法執法〉《聯合晚報》A3 版聯合報社論2010-3-11

〈死刑存廢法務部長不是第四審〉《聯合報》A2 版關於王清峰此舉將造成政治危機的報

導可見陳志平林修全黃國樑2010-3-11〈馬總統無可迴避 緊急開會因應 王部長掀開

潘朵拉盒子 府滅火 不排除近日表明政府立場〉《聯合晚報》A3 版蔡佩芳2010-3-11〈部

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50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

上加恨」〉《聯合報》A3 版王文玲2010-3-12〈你的驕傲他的悲傷〉《聯合報》

A27 版 51

蔡佩芳2010-3-11〈部長的寬容 VS 家屬的眼淚 白冰冰 馬政府若不表態 全民用選票

制裁〉《聯合晚報》A3 版

32

姊姊當時還苦苦哀求過嫌犯此後大家才知道為什麼他的臉上總帶著

淡淡哀傷他說從那以後家裡剩下他和爸媽留下來的人像是苟活著

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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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女保險員施金池九十二年遭「殺人魔」陳金火殺死肢解陳也是死刑定

讞未執行的四十四人之一施母昨天邊流淚邊看著女兒照片說女兒

念到東海大學經濟系畢業原本和樂的一家人如今卻天人永隔「壞

人應該就要槍斃這種壞人不應該存在世上」53

王清峰事件所引起的反彈不小各式媒體如報紙電視和網路不斷產出和轉

載動員被害人傷痛的文本上面僅是根據我主要使用的材料《聯合報》由按照時

序挑選出最初的三則報導這種「償命」的呼聲不斷高漲王清峰和許多人權

人士不斷指出被保護與彌補害者家屬的方式不是將犯罪者處以死刑死刑無法給

受害者家屬正義王清峰說殺人償命 然而仍償不了命徒然使另一個家庭

陷入永遠無法啟口的傷痛之中54並且指出死刑是以殺止殺鼓勵報復心態以

及法律禁止人們殺人但公開地殺人是不對的等等除了再次搬出死刑正當性的問

題同時也對殺人償命的「應報觀念」進行了現代的批評

這樣的批評有其道理但難以說服人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懲罰其意義便無

法等同於報復為什麼呢 Mark Kennedy（1976）認為懲罰不同於報復因為

懲罰預設了既成的規則和權威形式而報復則不具有權威形式同時也不含有維

護既有規則的意涵在這樣的觀點下懲罰既是 Weber 所說的合法暴力也是

52

許雲2010-3-11〈那以後 一家人像苟活著hellip〉《聯合報》A17 版王冠雄2010-3-11

〈該死的不死 該活的活該〉《聯合報》A17 版 53

楊湘鈞苗君平黃福其2010-3-12〈王清峰被轟下台 白冰冰天佑良民〉《聯合報》

A2 版 54

董介白2010-3-10〈王清峰任內絕不會執行死刑 願為 44 名死囚下地獄〉《聯合晚報》

A2 版

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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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Derrida（2002）所指出的護法暴力（law-preserving violence）55

懲罰作為一種護法Durkheim（2000）在法律作為道德表徵和懲罰作為道德

表達的意義下也有類似的討論

遭到破壞的法律必須表明儘管它遭受違抗也仍然是法律並未喪失任

何力量或權威也就是說法律必須挺身面對違法行為以證明法律擁有

相應於對它進行攻擊的力量懲罰正是這種意義的展現

由此看來懲罰不等於報復或者即便它含有暴力與報復的成分但卻多了其他

的意義使之被認為與報復有別死刑作為一種懲罰亦然

倘若我們瀏覽討論懲罰與報復之關係的文章將會發現懲罰與報復似乎無法

絕對地分離例如最極端主張懲罰的正當性只能來自於懲罰內在的平等原則的

Kant 便不諱言地說懲罰就是報復社會學家 Durkheim（2002）也認為壓制性法

律它是一種報復原則美國法務人員 Gerry Spence（2002）在《正義的神話》中

也帶有 Kant 的思想指出報復是正義的核心但真正的關鍵點不在於懲罰是否

是報復而在於懲罰除了報復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意涵或者它即便含有報復的意

涵但能否等同於報復針對這個問題Kant 雖主張懲罰就是報復但他也認

為司法的或法院的懲罰不同於自然的懲罰在後者罪即是惡將受到自身的惩

罰這不在立法者考慮的範圍（Kant 1991164）此外另一位主張懲罰應當

是純粹的報復的 Hegel 也通過對特殊與一般的區分將應報主義區別於報復開

啟了懲罰與報復有別的論題（Hegel 1996）

讓我們暫且撇除應報主義在現代所受到的批評以及暴力正義及法律之間糾

55

Benjamin旨在釐清暴力法律與正義三者間關係的Critique of Violence一文也注意到了法律維

繫自身的機制並且認為這是內涵於法律之中的弔詭性法律本來是作為正義理念的工具手

段但卻愈來愈遺忘展現正義而僅以延續法律自身為目的（Benjamin 1996）

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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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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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纏不清的關係確實死刑正如王清峰所言這是法律公開殺人並且命償還不

了因為死亡無法被回復但檢視那些動員被害者家屬傷痛的文本可以發現在

復仇壞人該死等內容外還有「死刑能給予最起碼的安慰」這樣的內容

「執行死刑可以給我一點點安慰希望部長將心比心」八年前愛女

遭殺害的何姓退休教師夫婦昨天要求法務部長王清峰「拿出良心」

依法執行死刑別讓家屬「恨上加恨」helliphellip何父表示本來就應該執

行死刑至少知道凶手已伏法否則一直關著「我會恨上加恨」56

本文認為這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部分被害者家屬的悲訴其所要的只是最

起碼的安慰而不是要由死亡回復成正常或復活可以說死刑所交換的是受害

者死亡帶給其家屬的傷痛或意義但我們不能將這個傷痛的意義視作超時空的

首先若從死亡與現代社會的關係來看在現代因為文明化的關係死亡被視作

蒙上一層羞恥的事物因為個人化的關係死亡不再有集體的儀式因為死亡遠

離日常生活因而人們不知如何面對死亡這是屬於現代特有的死亡心態其次

死刑犯所造成的死亡是他殺而亡這應該是現代國家要重視這種死亡性質不僅

因為它關於國家對死亡的控制之目的有關並且因為這種死亡無法像 Baudrillard

（1993）所說的一樣在現代社會的任何機制中進行等價交換用金錢換取死亡的

非秩序性

現代社會透過了各種機制如保險醫療治安機制等將死亡隔離於日常

生活因而大多數的死亡都無法造成秩序問題因此現代國家不怕老死與病死

因為它被現代醫學所接管其背後還有國家的影子頒發死亡證明它也不怕死

於意外因為會有現代保險制度進行理賠但是被殺而亡則不一樣在現代國家

被殺而亡這種不正常死亡意味著國家對暴力的控制暫時地失效意味著建立在保

56

林河名2010-3-11〈殺女凶手不死 「恨上加恨」〉《聯合報》A3 版

35

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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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憲政司法和國家力量遭受了合法性危機

所以本文認為償命的主張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應該是為了恢復被殺而亡這

種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因而召喚主權介入進行處理從這邊我們也能看見

不正常死亡在現代社會中對秩序的騷動及其在 Baudrillard 意義下政治經濟學的

意涵並且這種死亡性在在科學之下無法解釋和處理的部分造成了 Mary

Douglas（2002）所說的咎責系統的替罪化現象出現了科學和醫學解釋外的解

釋例如無辜冤死慘死

雖然本文致力於一種歷史性的解釋但從超歷史的語言學式的角度來思考這

些替罪化的解釋也能有一點啟發例如我們也可以借用蕭旭智對冤的討論來說明

冤死中的冤的意義對於冤的概念蕭旭智（2009）有精彩的討論他從許慎《說

文解字》對冤的釋義開始進行語言學式的詮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冤有

如下解釋「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57蕭旭智的詮

釋是冤就是有話要說但是有話卻無法表達必須用其他種方式表達（Ibid

157）對他而言冤是痛恨卑屈的不可說（unavowable）的狀態（Ibid157）

或者寺田浩明（1998）將冤理解為一種不平衡狀態我覺得蕭旭智的詮釋很精彩

一般的經驗中冤就是遭受誤會卻無法自證想要說什麼卻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因而也無法以自己的力量洗刷冤屈與死亡的不潔於是必須藉由主權的力量讓不

可說變成可說和可處理於是對因遭他殺而冤死的案件處理法官的判決就等

於讓這層無法理解無法解釋帶有不潔意義而又不可說的死亡狀態便為「可說」

和「可處理」

雖然傳統中國與現代的台灣都有死亡與冤死枉死的不正常死亡但是本文

並沒有將死亡與冤建構成一個超時空的本文將被殺而亡描繪為具有冤死枉死

意義的不正常死亡時是從它無法被現代醫學或法醫學解釋時不可解釋的部分

57

說文解字全文檢索URLhttpshuowenchinese99com取用日期20120514

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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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產生了替罪化的結果而這也意味著沒有一個死亡的本質死亡是被一套知識與

權力佈署所包圍的客體

正是由於被殺而亡生產出了這些意義例如冤因而不斷地召喚主權介入

目的就是為了消除這些意義以洗淨它所具有的不潔的意涵我們可以從葉姓少

女遭性侵後殺害上萬名網友要求直接判死刑的事件看出不正常死亡的動員和要

求主權介入的潛能

雲林縣葉姓國二女生於 2011 年 3 月 13 日騎單車外出離奇失蹤後來被發現

是剛出獄 30 多天的男子林國政將她性侵勒斃棄屍彰化事情爆發後竟有

上萬名網友要求法官直接判處林國政死刑雖然這似乎驗證了李茂生（2011）年

的說法一般民眾會要求判處死刑是因為犯罪者展現了殺人的蠻勁必須將這種

冷血且暴力的人排除但本文認為在這個事件中大家所強調的不是犯罪者沒人

性的部分而是司法已網開一面希望他改過自新但他卻再次犯罪造成女童慘

死枉死女童的不正常死亡承受了這些意義轉化成極強的情感與政治動員

大家認為這是制度對不起她因而大家要求法院判處犯罪者死刑死刑的要求意

味著對治理機制的反省同時也是希望能解消女童死亡的不正常

這意味著在台灣法律與刑罰並不完全是保障人權的制度毋寧說它還有

處理社會衝突或處理社會失序的意義我們在關於死刑的部分即可明顯看出主權

被視作處理因不正常死亡而騷動的社會之秩序的問題這同時也是人權觀念進展

到僅能剔除死刑審慎判處死刑及減少死刑判決卻無法到停止執行死刑以及廢

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與台灣屬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並運行著現代法律體系但人權人道

的觀念又不如西方有關例如相較於傳統中國現代國家的發展使得暴力被合

法地壟斷在主權手上禁止私下復仇58且社會規訓的力量較大且有現代治安機

58

其實中國也早已被明令禁止復仇瞿同祖（196757）指出我們可以看出從東漢以來的法

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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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構的發展人們解決社會衝突的方式基本上只能循司法途徑而已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性質下冤或者不正常死亡成

了社會失序與社會秩序的交會點同時也是主權的合法性危機與合法性累積的交

會點因而兇殺與死亡不只是法律問題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對底層生活的治

理冤死騷動著社會的秩序並意味著國家支配的合法性危機而國家將司法與

懲罰構連在一起將理冤或處理凶殺案變成一種轉換合法性危機的管道這是傳

統中國以來的治理技術這個治理不是 Foucault 所說的建立在經濟理性的治理性

意義下的治理它建立在可能是相對於經濟理性的另外一種實踐理性因而冤

怨恨仇等都無法用經濟理性的方式去化解

但為什麼只有執行死刑才有雪冤的可能可能除了文化的歷史延續性的影

響之外還可能是因為死刑犯的死亡具有如 Reneacute Girard（2004）所說的「替罪

羊」的意義亦即它有與某種神聖性道德觀或心理感受交換的價值死刑犯的

死亡意味著報仇雪恨或報仇雪冤洗刷了冤屈了卻了一樁在文化上具備的道

德義務或者是死刑犯作為一個報的對象以命去償的結果是死亡是時間的終

結因此也是一個無法再報的狀態用 Max Scheler（1999）的價值理論來看

這是意義序列或價值序列的中斷其結果是死亡的不正常所生產的諸種意義在時

間上產生斷裂或改變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不正常死亡的意義並不單單依附於死

亡的性質它還依附著它誕生的諸種環境包括致使它誕生的人它不是獨立地

消除而是隨著它所依附的誕生環境的消除而消除

於是對於要求執行死刑那些罪大惡極的死刑犯應償命的說法並不是殺

人者死的同態復仇而已「最起碼的安慰」是很寫實的描述確實死亡不可逆

律除了元代一時期外都是禁止人民私復仇的法律上都有一共同趨勢即生殺權操於主

權人民如有冤枉須請求政府為之昭雪就他的詮釋這是因為主權認定生殺之權為主權的權

力法律機構發達以後生殺予奪之權被國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殺人的權利殺人便成

為犯罪的行為須受國法的制裁在這種情形下復仇自與國法不相容而逐漸的被禁止了

（Ibid54）但是傳統中國主權的控制基本上很低它並沒有真的壟斷暴力而且歷代皆有不

少私自復仇的事件故而官員不時便須三令五申不得私自復仇

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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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因而人死不能復生並且由不正常死亡所生產出來的諸種意義也都因為死亡

的不可逆而永遠無法消除不過透過司法判決犯罪者死刑意味著主權以其第

三者超個人和關係的身分進行裁決代表權力訴說了一個天理公道的故事這

不代表回到原點也不代表還被害者一個清白因為白不回去可是冤屈和死亡

的不潔可以被洗刷而變得愈來愈淡因為可以變得愈來愈淡因而它很重要

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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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第四章 人權之爭刑罰觀法文化觀和策略

王清峰事件爆發後再次引發的死刑存廢爭論和暫緩執行死刑之合法性的爭

論中人權成了爭論的主焦點人權成為爭論焦點的原因在於現階段暫緩執行死

刑以及廢除死刑的動力是來自於人權的理念因此人權自然成為爭論的焦點例

如我們可以從 2010 年 3 月 11 日的新聞稿「法務部暫緩執行死刑之說明」看到人

權的論述

憲法規定我國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義務聯合國大會已於 2007 年

與 2008 年作成「尚未廢除死刑國家暫停使用死刑」之決議且《兩

公約》及《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3月 31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經

總統於 2009年 4月 22日公布《兩公約施行法》5月 14日批准《兩公

約》完成國內法化之程序《兩公約施行法》已於 2009年 12月 10日

施行其實質意義是正式向國際宣示臺灣的人權保障將與世界標準接

軌憲法第 141條明文規定我國應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是以執

行死刑有無違憲有待釐清59

由此展開的議題有兩個一是犯罪者有沒有人權的爭論另一個是關於受害者家

屬的人權的理解問題

事實上人權具有將人的尊嚴與法制結合起來的特色然而在人權理論中

人權是一個普遍的原則而從來不是在個人層次因而沒有誰有人權誰沒人權

或者誰具有比較多的人權的問題至少如果是這樣子理解的話並不是西方意義

的人權概念亦非現代法治制度所要保障的但台灣關於死刑與人權的爭論卻

59

資料來源法務部原文中紀年同時兼有西元和民國為求統一本文更改為西元紀年

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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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是圍繞著這種特殊的人權觀念而進行的例如可以看到一個普遍性的言論是大

家都知道人權很重要不可以殺人但是為什麼那些死刑犯就可以殺人對於這

樣的人還要講人權嗎甚至如「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對他們施以

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經年出現的論調也可以看

見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論調中看到報復刑和刑罰的教育功能等意涵

報復刑是一種是指向過去的侷限在刑罰施用上的應報目的刑罰觀這種觀

點認為懲罰旨在消弭犯罪者過去所犯下的罪責和惡並不考慮未來的事或者懲罰

對其他東西的影響但正如 Durkheim 所說的懲罰就類似一個儀式或劇碼懲

罰的發動具有修復社會連帶的功能即便是旨是消弭犯罪者過去的罪惡或者是對

他進行報復都含有對其他人警示的功能

我們從孫嘉紅（2007）年對清朝的死刑監候所做的研究可以發現死刑的斷定

與執行都是國家的大事因而它會進入朝審秋審並且等待農閒後進行執行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公開講述道德的劇碼（刑罰具有的道德教育的功能）因此要

選在大家得閒的時候進行從魯迅等人的小說中亦可看出傳統中國執行死刑時擠

滿了圍觀的人潮因為在執行死刑前一段時間衙門就會張貼告示而大家也會

奔相走告甚至會有許多人遠道而來觀看死刑的執行這也使得魯迅訝異於那些

觀看死刑執行的民眾竟然對於剝奪人命是如此的無動於衷我們可以從這裡發現

在清末即已有人道主義的觀念從清末刑法改革家沈家本對於死刑擬改為流徙以

及秘密執行的草案中亦可發現清末時人道主義的傳入

但死刑作為一個剝奪生命而被論述成殺人的刑罰其存在便不是基於保障人

權這是自從 Beccaria 於 1764 年公開反對死刑即提出的在人權觀念進入法律

論述中之後西方對刑罰的理解也開始有所變化於是興起了教育刑的理念這

是刑事司法制度中話語系統的轉變所致在這個意義下刑罰思想中人權觀念的

擴展似乎成了文明化進程中的重要指標於是在法律思想史的脈絡中許多死刑

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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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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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論者將死刑斥為野蠻的遺跡但若從 Foucault 的觀點來看死刑被斥為殘忍的刑

罰其實是在一種認為自由刑或教育刑是較進步的單線歷史觀之下的價值判斷事

實上 Foucault 指出了歷史的斷裂以及死刑與自由刑為兩種不同典範的刑罰現

在評價死刑的方式幾乎全是將它放在自由刑的典範下去評斷的使得我們喪失了

從死刑的變化去理解死刑的眼界在人道主義的影響下死刑的歷史也發生了變

化例如在清末開始廢除凌遲凌遲作為一種延遲死亡而對犯罪者加以羞辱的

刑罰開始消失這種改變的結果是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的減少並且隨著

刑罰現代化的發展刑罰的痛苦意義和符號意義也更加地薄弱了到了現在台

灣的死刑只剩下一種即槍決在歷史的眼光上它沒有死亡的延遲也沒有追

求痛苦和刑罰的象徵而且因為台灣的死刑只有一種故在製造死亡時沒有因形

式而有程度或意義的差別死刑在現在基本上只意味著製造死亡

但製造死亡亦即剝奪人的生命權於現代刑事司法中的話語系統有所衝突

並被認為是違法法治國的精神我們會看見「殺人犯才是真正不尊重生命的人

對他們施以死刑正是在宣示每個人都必須尊重生命的原則」這樣的論調其實一

方面顯示了人權觀念尚有所不足之外同時更重要的是其中突顯了國人對於懲罰

的理解仍是現代法治和刑事司法話語外的理解框架但卻以人權作為爭論區別

和排除的用語這顯示了刑事司法制度與社會之間的落差

另外暫緩執行死刑與廢除死刑也出現了大量「尊重死刑犯的人權那受害

者家屬的人權呢」的反對聲音先撇除這其中對人權觀念的理解是否正確我

們還能從這樣的言論中發現到其中蘊含著法律正義是在犯罪者和受害者之間折

衝的本文認為這類似傳統中國對於法律和訴訟的理解雖然法制史家多認為傳

統中國的是罪刑主義亦即依照《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但滋賀秀三

（1998a1998b1998c）認為傳統中國的訴訟和斷案其所追求的是無冤無訟

因而在審理的過程中會將原告與被告雙方所面對的各種情境和期待作為考量在

一個符合寬泛的文化認知的情理的情況下做出判決這與傳統中國在訴訟時會將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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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Derrida Jacques 2002 ldquoForce of law The Myth Foundation of Authorityrdquo in Acts of

Religions edited by Gil Anidjar New York Routledge

Douglas Mary 2002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Elias Norbert 1985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80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95b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Garland David 2010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Kennedy M 1976 ldquoBeyond Incrimination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rdquo in Whose Law What Order edited by W J Chambliss and M

Mankoff New York

42

情理納入判案考量而非機械式地僅以《大清律例》的規定進行審判有關甚至

對於以滋賀秀三為首的許多日本的中國法制史家而言將情理考量進斷案是傳統

中國訴訟的重要技巧也是一位縣官能否治理好地方的重要因素和判斷一位縣官

是否為好官的依據滋賀秀三（1998b36-42）對所謂的情理有精彩的討論簡

單地說所謂的「法」指的是國法「情」主要是指具體民事案件的情節情況

或者是現實存在的人情「理」指的是天理是人們思考事物時所遵循的也是對

同類事物普遍適用的道理

這些日本法制史家從訴訟出發都強調傳統中國訴訟具有類似現在的民事協

調性質黃宗智（2007）對這樣的理論進行了驗證在其《清代的法律社會與

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中亦發現有這樣的情形但更加地細緻化他認為縣

官同時身為文人和官吏受到儒家重禮和官僚系統制度化的影響使得在訴訟和

斷案時法律的表達與實踐有所落差但主要仍是依律斷案除此之外在依律

斷案和民間協調之外他也提出了官府和民間一起進行審案的第三領域

讓我們回到滋賀秀三的討論考量情理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傳統中國的審訊

中由於口供具有絕對證據（如果不認罪亦無法定罪）而因訴訟的重點在說

與聽蕭旭智（2009158）提到

《周禮》〈小司寇〉中提到審斷獄訟的聽「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宋朝王安石和

明朝邱濬對「聽訟」均有發揮聽覺作為五感之一在政治上演申為

一種民意與輿論的接受器60

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聽訟」有其判斷的階序原因在於必須以此去判斷口供

的真偽因此其背後有著一套認識的真理關並且真正重要的是訴訟是一個民

60

原文如此

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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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意與輿論的接受器是體察民情和處理民怨的一種方式其重點在於藉此維持低

度的治理和一種秩序而不是如當前台灣的刑事訴訟其所追求的是在真相與人

權之間求取平衡並將正義與法律構聯其背後預設的是「可見的事實蘊含著真

相且絕對的真理構連上絕對的對錯」的真理－權力觀或者以類似情理法的理

解方式即原則上是就法論法不因案件主體的情感與利益不同而有不同

上面的討論亦在說明國人對於法律的實行和其義務具有非追求一個絕對正

義的認知滋賀秀三對於中國法文化的考察是作為一種理解的可能但可能更為

關鍵的是「被害者家屬的人權在哪」這樣的言論其實只是一種反緩執行死刑

和反廢死的策略

在 2001 年 5 月 17 日時任法務部長的陳定南提出三年內廢除死刑時法務部

犯罪研究中心專員謝瑤偉便表示在民國八十二年所進行的問卷調查中顯示不

論是司法官社會精英或一般民眾都有七至八成贊成維持死刑理由多為「遏

阻犯罪」「殺人償命」「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61但是檢閱王清峰事件之後關

於支持死刑的論述可以發現死刑具有嚇阻犯罪的論述已大幅消失這可能與這

幾年大幅度剔除死刑甚至是暫緩執行死刑犯罪率並未因此增加有關於是殺

人償命和對被害人家屬公平等就成了主要的論述基礎

事實上殺人償命和對被害者家屬公平這兩者往往是連在一起的李茂生

（2011）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

民眾的妒恨心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

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

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

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他在〈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一文中認為死

61

鄭智仁2001-5-18〈先縮小死刑範圍 減少反彈 人權團體支持廢死刑謝瑤偉認應先作民調

莊柏林指陳定南天真〉《民生報》A3 版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Plato張智仁何勤華譯2001《法律篇》上海市上海人民

Beccaria Cesare李茂生譯1993《犯罪與刑罰》台北巿協志工業叢書

Bodde Derk amp Morris Clarence2010《中華帝國的法律》南京市江蘇人民

出版社

Derrida Jacques杜小真等譯2003〈關於死刑〉收錄於《得里達中國演講錄》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Durkheim Emile芮傳明趙學元譯1992《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台北市

桂冠

Durkheim Emile陳光金沈杰朱諧漢譯2000《道德教育》上海市上海

人民出版

Durkheim Emile渠東譯2002《社會分工論》新店市左岸文化

Foucault Michel趙曉力譯2005〈治理術〉收錄於汪民安陳永國張云鵬

等主編《現代性基本讀本》下册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

Foucault Michel劉絮愷譯1995a《臨床醫學的誕生》台北巿時報文化

Freud Sigmund徐洋何桂全張敦福譯2000〈文明及其不滿〉《論文明》

北京市國際文化

Gallimard Editions2004《死亡文化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Garland David劉宗為黃煜文譯2006《懲罰與現代社會》台北市商周

50

Giddens Anthony趙旭東方文譯2002《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新店左岸

文化

Girard Rene馮壽農譯2004《替罪羊》臺北市臉譜

Hegel Friedrich范揚張企泰譯1996《法哲學原理》北京巿商務印書館

Hobbes Thomas朱敏章譯2002《利維坦》台北市台灣商務

Jhering Rudolf胡寶海譯2004《為權利而鬥爭》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Kant Immanuel沈叔平譯1991《法的形而上學原理》北京商务印書館

Rousseau Jean Jacques何兆武譯2003《社會契約論》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Scheler Max林克譯1999〈懊悔與重生〉收錄於劉小楓編《舍勒選》上冊

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

Spence Gerry江雅綺譯2002《正義的神話》台北商周

王玉葉2004〈美國最高法院審理死刑合憲性原則試看 Furman Gregg 與 Atkins

三案之軌跡〉《政大法學評論》82 43-90

寺田浩明1998〈權利與冤抑－－清代聽訟和民眾的民事法秩序〉收錄於滋賀

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朱楠2011〈推動「廢除死刑」之新契機－－立法院通過兩國際人權公約施行

法之實務分析〉《法學新論》19 57-69

吳志光林永頌2004〈我國停止執行死刑之策略--以現行法制及國際人權法

之精神為核心〉《月旦法學》113 82-92

李永然2007〈從民意調查探討我國社會對死刑的看法〉《刑事法雜誌》51(3)

106-113

51

李念祖2000〈理性討論死刑存廢的空間何在從大法官解釋死刑合憲與否

的司法態度談起〉《律師雜誌》251 3-7

李念祖主持2006〈「死刑廢止政策之展望」座談會〉《全國律師》10(11)

119-168

李明德1999〈ldquo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rdquo考論〉收錄於韓延龍主編《法律

史論集第二卷》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李茂生1993〈另一種的死刑存廢論〉《法律與你》67 12-14

李茂生2000〈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律師雜誌》251 15-26

李茂生2011〈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臺灣法

學雜誌》169 71-89

林欣怡2011〈台灣真的會廢除死刑嗎〉《台灣人權學刊》1(1) 189-200

邱文津2004〈論死刑犯的人權〉逢甲大學公共政策所碩士論文

孫家紅2007《清代的死刑監候》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張娟芬2010《殺戮的艱難》台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

張娟芬2011〈從憲法的比例原則思考死刑問題〉《思想》17 173-187

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刑事法雜誌》51(3) 71-105

陳正和2004〈影響民眾支持廢除死刑的相關社會因素的探討社會人口轉型

因素社會情境因素與社會條件因素的個別統合與中介作用〉《哲

學與文化》31(5) 61-102

陳志祥2010〈評大法官第四七六號解釋〉《律師雜誌》251 43-68

陳志祥陳荔彤2010〈論我國如何從停止死刑到廢除死刑之立法政策〉《軍

52

法專刊》56(6) 139-163

陳怡如2003〈從生命權的觀點論死刑制度違憲審查操作之問題兼評釋字第

一九四二六三四七六號解釋〉《軍法專刊》49(6) 20-34

滋賀秀三1998a〈中國法文化的考察以訴訟的型態為素材〉收錄於滋賀秀

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滋賀秀三1998b〈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收

錄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滋賀秀三1998c〈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作為法源的習慣〉收錄

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黃沄清2005〈死刑對重大暴力犯罪嚇阻功能之研究〉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宗智2007《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上海上海書

店出版社

黃東熊1993〈處死刑衡之再三〉《法律與你》67 14-15

楊文山張喻婷2007〈臺灣社會對死刑的態度變化長期趨勢之研究〉《刑事

法雜誌》51(3) 37-61

楊書晴2007〈死刑嚇阻效果之探討〉逢甲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福特2006〈生命權與廢除死刑歐洲理事會觀點之分析〉《政大法學評論》

92 49-119

蔣冬梅2011《ldquo殺人者死rdquo的中國法律傳統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盧映潔2004〈死刑存在=犯罪被害人之保護－－簡論德國與臺灣之被害人保

53

護措施〉《月旦法學》113 93-109

盧映潔2009〈德國安全管束監禁制度之介紹兼論我國死刑廢除替代方案之

思考方向〉《成大法學》17 127-187

蕭旭智2009〈「非理死」死亡政體與生命政治的現代轉換〉東海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

霍存福2005《復仇報復刑報應說－－中國人法律觀念的文化解說》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謝孟儒2005〈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觀點論死刑之存廢〉輔仁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論文

瞿同祖1967《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香港龍門書店

瞿海源2006〈遏止犯罪生命價值與死刑臺灣民眾對廢除死刑的態度〉《臺

灣社會學刊》37 133-167

英文書目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Aries Philippe 1974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Baudrillard Jean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enjamin Walter 1996 ldquoCritique of Violencerdquo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edited by M Bullock and M W Jennin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4

Derrida Jacques 2002 ldquoForce of law The Myth Foundation of Authorityrdquo in Acts of

Religions edited by Gil Anidjar New York Routledge

Douglas Mary 2002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Elias Norbert 1985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80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95b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Garland David 2010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Kennedy M 1976 ldquoBeyond Incrimination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rdquo in Whose Law What Order edited by W J Chambliss and M

Mankoff New York

44

刑根本與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無關所謂的殺人償命只是人們希望國家能殺了死

刑犯的藉口62為什麼呢因為台灣的人們因為人口治理與規訓的機制的原因

處在一種壓抑的情境之下因而對於能夠展現自我的終極的犯罪者懷有妒恨的心

理認為他們是異類中的異類需要使用極端的手段將其排除但在他們馴順的

身體和意識之下沒有勇氣自己進行排除的行動於是轉而利用國家之手殺死死

刑犯

規訓這個概念在 Foucault 的意義下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一個關於現代人

的描述他認為我們可以從監獄與囚犯來思考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囚犯受到嚴密

的監視和身體的控制使得身體變成權力與懲罰作用的對象目的在於讓身體變

得馴順可管理和具生產力李茂生將這種透過自我監視並對身體對行動進行

嚴密的控制的狀態與 Freud（2000）在〈文明及其不滿〉中所提到的文明人對於

力比多原欲或本能的壓抑關聯起來因為規訓不是完全的和自然的因而它意

味著人的所欲跟所展現的行為之間有所衝突

李茂生的分析是將一般人與殺人犯做對照他將殺人犯描述為做了所有人都

想做但卻不敢做的事情（展現了本能慾望死之本能）的英雄因而遭到一般人

的妒恨而這種妒恨又導致了必須絕對排除那些犯罪者的結果原因在於殺人犯

的存在會讓一般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沒勇氣滿足自己的本能慾望）但大

家又無法接受自己是弱者的事實於是轉而攻擊那些殺人犯並且如果讓那些

殺人犯繼續存活於世只會讓一般人時時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弱者而產生痛苦因

而萌生殺意不過又沒勇氣真的殺人於是便藉著國家之手殺了他們其正當化

這種具本體論意義的排除的藉口就是為了正義為了對被害人家屬的公平應

該殺了他們

62

李茂生批評主流民意的應報式論述是「偽應報」並且主張應報的說詞是源於民眾的妒恨心

理他認為現在的法系統在技術上已從等價交換式的「絕對應報」變成「相對應報」並且不只

司法系統如此社會系統亦是如此因而「殺人償命」的說法只是因為那些死刑犯做了他們想做

卻沒有勇氣去做的事情心生嫉妒而希望國家將那些人殺死而已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Plato張智仁何勤華譯2001《法律篇》上海市上海人民

Beccaria Cesare李茂生譯1993《犯罪與刑罰》台北巿協志工業叢書

Bodde Derk amp Morris Clarence2010《中華帝國的法律》南京市江蘇人民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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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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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冠

Durkheim Emile陳光金沈杰朱諧漢譯2000《道德教育》上海市上海

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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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ddens Anthony趙旭東方文譯2002《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新店左岸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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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神為核心〉《月旦法學》113 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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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3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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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念祖主持2006〈「死刑廢止政策之展望」座談會〉《全國律師》10(11)

11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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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論集第二卷》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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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茂生2000〈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律師雜誌》251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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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祥陳荔彤2010〈論我國如何從停止死刑到廢除死刑之立法政策〉《軍

52

法專刊》56(6) 13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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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六三四七六號解釋〉《軍法專刊》49(6)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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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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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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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雜誌》51(3) 37-61

楊書晴2007〈死刑嚇阻效果之探討〉逢甲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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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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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人民出版社

謝孟儒2005〈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觀點論死刑之存廢〉輔仁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論文

瞿同祖1967《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香港龍門書店

瞿海源2006〈遏止犯罪生命價值與死刑臺灣民眾對廢除死刑的態度〉《臺

灣社會學刊》37 133-167

英文書目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Aries Philippe 1974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Baudrillard Jean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enjamin Walter 1996 ldquoCritique of Violencerdquo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edited by M Bullock and M W Jennin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4

Derrida Jacques 2002 ldquoForce of law The Myth Foundation of Authorityrdquo in Acts of

Religions edited by Gil Anidjar New York Routledge

Douglas Mary 2002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Elias Norbert 1985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80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95b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Garland David 2010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Kennedy M 1976 ldquoBeyond Incrimination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rdquo in Whose Law What Order edited by W J Chambliss and M

Mankoff New York

45

平心而論李茂生的推論不是不無可能但正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在漸

進廢死的進程中死刑犯被視作一群求其生而不可得不適用權利的人或者在

第三章所提到的是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的不正常性要求主權介入

並進行死亡絕斷洗刷被殺而亡的不潔

至於以「人權」作為反廢死的理由可能來自於國家的刑事司法以保障人權

為主導原則而進行改革使得人們了解以死刑犯必須償命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不會

有太大的效用因而面對法務部和廢死聯盟以人權為由要停止死刑於是也以人

權作為支持死刑的論述但它還是構連在被害者家屬的傷痛上故策略意義可

能較大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Plato張智仁何勤華譯2001《法律篇》上海市上海人民

Beccaria Cesare李茂生譯1993《犯罪與刑罰》台北巿協志工業叢書

Bodde Derk amp Morris Clarence2010《中華帝國的法律》南京市江蘇人民

出版社

Derrida Jacques杜小真等譯2003〈關於死刑〉收錄於《得里達中國演講錄》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Durkheim Emile芮傳明趙學元譯1992《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台北市

桂冠

Durkheim Emile陳光金沈杰朱諧漢譯2000《道德教育》上海市上海

人民出版

Durkheim Emile渠東譯2002《社會分工論》新店市左岸文化

Foucault Michel趙曉力譯2005〈治理術〉收錄於汪民安陳永國張云鵬

等主編《現代性基本讀本》下册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

Foucault Michel劉絮愷譯1995a《臨床醫學的誕生》台北巿時報文化

Freud Sigmund徐洋何桂全張敦福譯2000〈文明及其不滿〉《論文明》

北京市國際文化

Gallimard Editions2004《死亡文化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Garland David劉宗為黃煜文譯2006《懲罰與現代社會》台北市商周

50

Giddens Anthony趙旭東方文譯2002《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新店左岸

文化

Girard Rene馮壽農譯2004《替罪羊》臺北市臉譜

Hegel Friedrich范揚張企泰譯1996《法哲學原理》北京巿商務印書館

Hobbes Thomas朱敏章譯2002《利維坦》台北市台灣商務

Jhering Rudolf胡寶海譯2004《為權利而鬥爭》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Kant Immanuel沈叔平譯1991《法的形而上學原理》北京商务印書館

Rousseau Jean Jacques何兆武譯2003《社會契約論》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Scheler Max林克譯1999〈懊悔與重生〉收錄於劉小楓編《舍勒選》上冊

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

Spence Gerry江雅綺譯2002《正義的神話》台北商周

王玉葉2004〈美國最高法院審理死刑合憲性原則試看 Furman Gregg 與 Atkins

三案之軌跡〉《政大法學評論》82 43-90

寺田浩明1998〈權利與冤抑－－清代聽訟和民眾的民事法秩序〉收錄於滋賀

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朱楠2011〈推動「廢除死刑」之新契機－－立法院通過兩國際人權公約施行

法之實務分析〉《法學新論》19 57-69

吳志光林永頌2004〈我國停止執行死刑之策略--以現行法制及國際人權法

之精神為核心〉《月旦法學》113 82-92

李永然2007〈從民意調查探討我國社會對死刑的看法〉《刑事法雜誌》51(3)

106-113

51

李念祖2000〈理性討論死刑存廢的空間何在從大法官解釋死刑合憲與否

的司法態度談起〉《律師雜誌》251 3-7

李念祖主持2006〈「死刑廢止政策之展望」座談會〉《全國律師》10(11)

119-168

李明德1999〈ldquo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rdquo考論〉收錄於韓延龍主編《法律

史論集第二卷》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李茂生1993〈另一種的死刑存廢論〉《法律與你》67 12-14

李茂生2000〈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律師雜誌》251 15-26

李茂生2011〈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臺灣法

學雜誌》169 71-89

林欣怡2011〈台灣真的會廢除死刑嗎〉《台灣人權學刊》1(1) 189-200

邱文津2004〈論死刑犯的人權〉逢甲大學公共政策所碩士論文

孫家紅2007《清代的死刑監候》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張娟芬2010《殺戮的艱難》台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

張娟芬2011〈從憲法的比例原則思考死刑問題〉《思想》17 173-187

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刑事法雜誌》51(3) 71-105

陳正和2004〈影響民眾支持廢除死刑的相關社會因素的探討社會人口轉型

因素社會情境因素與社會條件因素的個別統合與中介作用〉《哲

學與文化》31(5) 61-102

陳志祥2010〈評大法官第四七六號解釋〉《律師雜誌》251 43-68

陳志祥陳荔彤2010〈論我國如何從停止死刑到廢除死刑之立法政策〉《軍

52

法專刊》56(6) 139-163

陳怡如2003〈從生命權的觀點論死刑制度違憲審查操作之問題兼評釋字第

一九四二六三四七六號解釋〉《軍法專刊》49(6) 20-34

滋賀秀三1998a〈中國法文化的考察以訴訟的型態為素材〉收錄於滋賀秀

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滋賀秀三1998b〈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收

錄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滋賀秀三1998c〈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作為法源的習慣〉收錄

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黃沄清2005〈死刑對重大暴力犯罪嚇阻功能之研究〉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宗智2007《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上海上海書

店出版社

黃東熊1993〈處死刑衡之再三〉《法律與你》67 14-15

楊文山張喻婷2007〈臺灣社會對死刑的態度變化長期趨勢之研究〉《刑事

法雜誌》51(3) 37-61

楊書晴2007〈死刑嚇阻效果之探討〉逢甲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福特2006〈生命權與廢除死刑歐洲理事會觀點之分析〉《政大法學評論》

92 49-119

蔣冬梅2011《ldquo殺人者死rdquo的中國法律傳統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盧映潔2004〈死刑存在=犯罪被害人之保護－－簡論德國與臺灣之被害人保

53

護措施〉《月旦法學》113 93-109

盧映潔2009〈德國安全管束監禁制度之介紹兼論我國死刑廢除替代方案之

思考方向〉《成大法學》17 127-187

蕭旭智2009〈「非理死」死亡政體與生命政治的現代轉換〉東海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

霍存福2005《復仇報復刑報應說－－中國人法律觀念的文化解說》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謝孟儒2005〈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觀點論死刑之存廢〉輔仁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論文

瞿同祖1967《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香港龍門書店

瞿海源2006〈遏止犯罪生命價值與死刑臺灣民眾對廢除死刑的態度〉《臺

灣社會學刊》37 133-167

英文書目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Aries Philippe 1974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Baudrillard Jean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enjamin Walter 1996 ldquoCritique of Violencerdquo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edited by M Bullock and M W Jennin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4

Derrida Jacques 2002 ldquoForce of law The Myth Foundation of Authorityrdquo in Acts of

Religions edited by Gil Anidjar New York Routledge

Douglas Mary 2002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Elias Norbert 1985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80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95b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Garland David 2010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Kennedy M 1976 ldquoBeyond Incrimination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rdquo in Whose Law What Order edited by W J Chambliss and M

Mankoff New York

46

第五章 結論

2000 年李茂生有感於已經可稱為現代社會的台灣仍維持大量的死刑且

有極高比例的國人支持死刑於是寫了〈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討論了死

刑存在的理由和它與現代社會的關係在其中提為「死刑的社會意義」的一節

中李茂生以 Durkheim 的觀點來探討死刑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

他認為在功能分化的社會社會的共同體感覺已薄弱為求取社會生存所必

須的連帶於是便透過刑罰排除社會的異端對他而言死刑成為了大多數人利

益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替罪羊機制因而死刑具有儀式意義其存在與運

用最能夠彰顯出「排除異端中的異端」的機制的作用其所創造出來的性徵性

連帶（認同感）是最根本也是最殘酷的現實（李茂生 200019）

四年後李佳玟站在李茂生的問題意識上寫了〈死刑在台灣社會的象徵意涵

與社會功能〉他認為由於犯罪者侵害與刺傷了集體意識使社會連帶喪失因

而必須透過懲罰才能補償修復社會連帶和恢復道德秩序死刑就是一個對社

會集體意識的補償目的在於恢復道德秩序

她比李茂生更進一步將李茂生所說的「排除異端中的異端」進行了更細緻

和具體的討論在她看來死刑的施用對象是那些泯滅人性而被社會大眾妖魔化

的他者在這個社會中只要有一個人是應該被判死刑的那麼死刑的存在便

具有正當性helliphellip只要這個社會有陳進興這類「妖魔」的存在死刑在台灣便有

存在的必要（李佳玟 2004127）

李茂生和李佳玟都是在 Durkheim 觀點下對死刑的義意進行討論李茂生指

出了死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是作為一個藉由排除異端中的異端而修復社會連

帶的機制李佳玟也同意這一點並認為那些被排除的人不是隨便選取而是被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Plato張智仁何勤華譯2001《法律篇》上海市上海人民

Beccaria Cesare李茂生譯1993《犯罪與刑罰》台北巿協志工業叢書

Bodde Derk amp Morris Clarence2010《中華帝國的法律》南京市江蘇人民

出版社

Derrida Jacques杜小真等譯2003〈關於死刑〉收錄於《得里達中國演講錄》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Durkheim Emile芮傳明趙學元譯1992《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台北市

桂冠

Durkheim Emile陳光金沈杰朱諧漢譯2000《道德教育》上海市上海

人民出版

Durkheim Emile渠東譯2002《社會分工論》新店市左岸文化

Foucault Michel趙曉力譯2005〈治理術〉收錄於汪民安陳永國張云鵬

等主編《現代性基本讀本》下册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

Foucault Michel劉絮愷譯1995a《臨床醫學的誕生》台北巿時報文化

Freud Sigmund徐洋何桂全張敦福譯2000〈文明及其不滿〉《論文明》

北京市國際文化

Gallimard Editions2004《死亡文化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Garland David劉宗為黃煜文譯2006《懲罰與現代社會》台北市商周

50

Giddens Anthony趙旭東方文譯2002《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新店左岸

文化

Girard Rene馮壽農譯2004《替罪羊》臺北市臉譜

Hegel Friedrich范揚張企泰譯1996《法哲學原理》北京巿商務印書館

Hobbes Thomas朱敏章譯2002《利維坦》台北市台灣商務

Jhering Rudolf胡寶海譯2004《為權利而鬥爭》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Kant Immanuel沈叔平譯1991《法的形而上學原理》北京商务印書館

Rousseau Jean Jacques何兆武譯2003《社會契約論》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Scheler Max林克譯1999〈懊悔與重生〉收錄於劉小楓編《舍勒選》上冊

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

Spence Gerry江雅綺譯2002《正義的神話》台北商周

王玉葉2004〈美國最高法院審理死刑合憲性原則試看 Furman Gregg 與 Atkins

三案之軌跡〉《政大法學評論》82 43-90

寺田浩明1998〈權利與冤抑－－清代聽訟和民眾的民事法秩序〉收錄於滋賀

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朱楠2011〈推動「廢除死刑」之新契機－－立法院通過兩國際人權公約施行

法之實務分析〉《法學新論》19 57-69

吳志光林永頌2004〈我國停止執行死刑之策略--以現行法制及國際人權法

之精神為核心〉《月旦法學》113 82-92

李永然2007〈從民意調查探討我國社會對死刑的看法〉《刑事法雜誌》51(3)

106-113

51

李念祖2000〈理性討論死刑存廢的空間何在從大法官解釋死刑合憲與否

的司法態度談起〉《律師雜誌》251 3-7

李念祖主持2006〈「死刑廢止政策之展望」座談會〉《全國律師》10(11)

119-168

李明德1999〈ldquo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rdquo考論〉收錄於韓延龍主編《法律

史論集第二卷》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李茂生1993〈另一種的死刑存廢論〉《法律與你》67 12-14

李茂生2000〈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律師雜誌》251 15-26

李茂生2011〈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臺灣法

學雜誌》169 71-89

林欣怡2011〈台灣真的會廢除死刑嗎〉《台灣人權學刊》1(1) 189-200

邱文津2004〈論死刑犯的人權〉逢甲大學公共政策所碩士論文

孫家紅2007《清代的死刑監候》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張娟芬2010《殺戮的艱難》台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

張娟芬2011〈從憲法的比例原則思考死刑問題〉《思想》17 173-187

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刑事法雜誌》51(3) 71-105

陳正和2004〈影響民眾支持廢除死刑的相關社會因素的探討社會人口轉型

因素社會情境因素與社會條件因素的個別統合與中介作用〉《哲

學與文化》31(5) 61-102

陳志祥2010〈評大法官第四七六號解釋〉《律師雜誌》251 43-68

陳志祥陳荔彤2010〈論我國如何從停止死刑到廢除死刑之立法政策〉《軍

52

法專刊》56(6) 139-163

陳怡如2003〈從生命權的觀點論死刑制度違憲審查操作之問題兼評釋字第

一九四二六三四七六號解釋〉《軍法專刊》49(6) 20-34

滋賀秀三1998a〈中國法文化的考察以訴訟的型態為素材〉收錄於滋賀秀

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滋賀秀三1998b〈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收

錄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滋賀秀三1998c〈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作為法源的習慣〉收錄

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黃沄清2005〈死刑對重大暴力犯罪嚇阻功能之研究〉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宗智2007《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上海上海書

店出版社

黃東熊1993〈處死刑衡之再三〉《法律與你》67 14-15

楊文山張喻婷2007〈臺灣社會對死刑的態度變化長期趨勢之研究〉《刑事

法雜誌》51(3) 37-61

楊書晴2007〈死刑嚇阻效果之探討〉逢甲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福特2006〈生命權與廢除死刑歐洲理事會觀點之分析〉《政大法學評論》

92 49-119

蔣冬梅2011《ldquo殺人者死rdquo的中國法律傳統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盧映潔2004〈死刑存在=犯罪被害人之保護－－簡論德國與臺灣之被害人保

53

護措施〉《月旦法學》113 93-109

盧映潔2009〈德國安全管束監禁制度之介紹兼論我國死刑廢除替代方案之

思考方向〉《成大法學》17 127-187

蕭旭智2009〈「非理死」死亡政體與生命政治的現代轉換〉東海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

霍存福2005《復仇報復刑報應說－－中國人法律觀念的文化解說》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謝孟儒2005〈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觀點論死刑之存廢〉輔仁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論文

瞿同祖1967《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香港龍門書店

瞿海源2006〈遏止犯罪生命價值與死刑臺灣民眾對廢除死刑的態度〉《臺

灣社會學刊》37 133-167

英文書目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Aries Philippe 1974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Baudrillard Jean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enjamin Walter 1996 ldquoCritique of Violencerdquo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edited by M Bullock and M W Jennin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4

Derrida Jacques 2002 ldquoForce of law The Myth Foundation of Authorityrdquo in Acts of

Religions edited by Gil Anidjar New York Routledge

Douglas Mary 2002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Elias Norbert 1985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80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95b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Garland David 2010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Kennedy M 1976 ldquoBeyond Incrimination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rdquo in Whose Law What Order edited by W J Chambliss and M

Mankoff New York

47

社會大眾認為泯滅人性視作妖魔的人兩人的論述都很精彩也很有啟發只

是本文發現死刑研究一直都是與社會進程有關並且在不同的政治社會甚至

是經濟環境中死刑的意義都會有所變化例如在 90 年代死刑就與民主有關

2000 年之後死刑便主要是與人權有關因而死刑的意義應該也必須置放在

特定的時空環境之中或者說必須歷史化地去思考

本文從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和死亡史這兩個角度出發進行死刑之於台灣社

會之意義的研究並且將 2001 年至 2010 年漸進廢死是人權高漲的理解方式轉變

成是在刑事司法制度逐漸生命政治化例如教育刑在這幾年修法剔除適用死刑

的範圍廢除唯一死刑之下是自由刑逐漸擴張的歷史也是利用剝奪犯罪者自

由並對其進行改造教化的歷史自由刑的範圍也就是生命政治在刑事司法中的

範圍由此觀之死刑的存在就是生命政治所無法處理到的一個陰暗的角落法

律保障人權並且以保障人權為主導觀念的漸進廢死進程中死刑就意味著人權

保障的邊界這不再是法律公開殺它所應該保障的人而是它已不適用於法律的

保障死刑犯在法官的決斷下成為裸命在此意義下死刑是一個排除機制但

它不是「排除異端中的異端」或者「排除泯滅人性被視作妖魔之人」而是意

味著有些人被法律主權判斷為不適用法律的保障不作為一個權利主體而只剩

下生物性的生命這樣的「納入性排除」排除了死刑犯對於 Agamben 而言

這是一個自古羅馬以來就有的生殺大權的歷史景象只是在漸進廢死推行至今則

更為突顯因為被判處死刑確定的死刑犯是極為少數的犯罪者

但是除了從生命政治和人權的理解方式之外死亡史的視角也給我們一些別

的洞見從這個角度出發死刑是現代國家處理現代社會中不正常死亡之不正常

性質的制度它對現代國家而言具有秩序的意義因為現代國家對其內部進行了

暴力的壟斷因而遭受武力暴力而造成的死亡自然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並且

在現代的進程中死亡愈來愈退縮並被隔絕但被殺而亡沒有辦法被治安機制隔

絕無法被醫療機構安排也無法被保險制度交換現代社會中對死亡的處理機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Plato張智仁何勤華譯2001《法律篇》上海市上海人民

Beccaria Cesare李茂生譯1993《犯罪與刑罰》台北巿協志工業叢書

Bodde Derk amp Morris Clarence2010《中華帝國的法律》南京市江蘇人民

出版社

Derrida Jacques杜小真等譯2003〈關於死刑〉收錄於《得里達中國演講錄》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Durkheim Emile芮傳明趙學元譯1992《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台北市

桂冠

Durkheim Emile陳光金沈杰朱諧漢譯2000《道德教育》上海市上海

人民出版

Durkheim Emile渠東譯2002《社會分工論》新店市左岸文化

Foucault Michel趙曉力譯2005〈治理術〉收錄於汪民安陳永國張云鵬

等主編《現代性基本讀本》下册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

Foucault Michel劉絮愷譯1995a《臨床醫學的誕生》台北巿時報文化

Freud Sigmund徐洋何桂全張敦福譯2000〈文明及其不滿〉《論文明》

北京市國際文化

Gallimard Editions2004《死亡文化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Garland David劉宗為黃煜文譯2006《懲罰與現代社會》台北市商周

50

Giddens Anthony趙旭東方文譯2002《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新店左岸

文化

Girard Rene馮壽農譯2004《替罪羊》臺北市臉譜

Hegel Friedrich范揚張企泰譯1996《法哲學原理》北京巿商務印書館

Hobbes Thomas朱敏章譯2002《利維坦》台北市台灣商務

Jhering Rudolf胡寶海譯2004《為權利而鬥爭》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Kant Immanuel沈叔平譯1991《法的形而上學原理》北京商务印書館

Rousseau Jean Jacques何兆武譯2003《社會契約論》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Scheler Max林克譯1999〈懊悔與重生〉收錄於劉小楓編《舍勒選》上冊

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

Spence Gerry江雅綺譯2002《正義的神話》台北商周

王玉葉2004〈美國最高法院審理死刑合憲性原則試看 Furman Gregg 與 Atkins

三案之軌跡〉《政大法學評論》82 43-90

寺田浩明1998〈權利與冤抑－－清代聽訟和民眾的民事法秩序〉收錄於滋賀

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朱楠2011〈推動「廢除死刑」之新契機－－立法院通過兩國際人權公約施行

法之實務分析〉《法學新論》19 57-69

吳志光林永頌2004〈我國停止執行死刑之策略--以現行法制及國際人權法

之精神為核心〉《月旦法學》113 82-92

李永然2007〈從民意調查探討我國社會對死刑的看法〉《刑事法雜誌》51(3)

106-113

51

李念祖2000〈理性討論死刑存廢的空間何在從大法官解釋死刑合憲與否

的司法態度談起〉《律師雜誌》251 3-7

李念祖主持2006〈「死刑廢止政策之展望」座談會〉《全國律師》10(11)

119-168

李明德1999〈ldquo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rdquo考論〉收錄於韓延龍主編《法律

史論集第二卷》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李茂生1993〈另一種的死刑存廢論〉《法律與你》67 12-14

李茂生2000〈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律師雜誌》251 15-26

李茂生2011〈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臺灣法

學雜誌》169 71-89

林欣怡2011〈台灣真的會廢除死刑嗎〉《台灣人權學刊》1(1) 189-200

邱文津2004〈論死刑犯的人權〉逢甲大學公共政策所碩士論文

孫家紅2007《清代的死刑監候》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張娟芬2010《殺戮的艱難》台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

張娟芬2011〈從憲法的比例原則思考死刑問題〉《思想》17 173-187

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刑事法雜誌》51(3) 71-105

陳正和2004〈影響民眾支持廢除死刑的相關社會因素的探討社會人口轉型

因素社會情境因素與社會條件因素的個別統合與中介作用〉《哲

學與文化》31(5) 61-102

陳志祥2010〈評大法官第四七六號解釋〉《律師雜誌》251 43-68

陳志祥陳荔彤2010〈論我國如何從停止死刑到廢除死刑之立法政策〉《軍

52

法專刊》56(6) 139-163

陳怡如2003〈從生命權的觀點論死刑制度違憲審查操作之問題兼評釋字第

一九四二六三四七六號解釋〉《軍法專刊》49(6) 20-34

滋賀秀三1998a〈中國法文化的考察以訴訟的型態為素材〉收錄於滋賀秀

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滋賀秀三1998b〈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收

錄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滋賀秀三1998c〈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作為法源的習慣〉收錄

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黃沄清2005〈死刑對重大暴力犯罪嚇阻功能之研究〉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宗智2007《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上海上海書

店出版社

黃東熊1993〈處死刑衡之再三〉《法律與你》67 14-15

楊文山張喻婷2007〈臺灣社會對死刑的態度變化長期趨勢之研究〉《刑事

法雜誌》51(3) 37-61

楊書晴2007〈死刑嚇阻效果之探討〉逢甲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福特2006〈生命權與廢除死刑歐洲理事會觀點之分析〉《政大法學評論》

92 49-119

蔣冬梅2011《ldquo殺人者死rdquo的中國法律傳統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盧映潔2004〈死刑存在=犯罪被害人之保護－－簡論德國與臺灣之被害人保

53

護措施〉《月旦法學》113 93-109

盧映潔2009〈德國安全管束監禁制度之介紹兼論我國死刑廢除替代方案之

思考方向〉《成大法學》17 127-187

蕭旭智2009〈「非理死」死亡政體與生命政治的現代轉換〉東海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

霍存福2005《復仇報復刑報應說－－中國人法律觀念的文化解說》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謝孟儒2005〈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觀點論死刑之存廢〉輔仁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論文

瞿同祖1967《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香港龍門書店

瞿海源2006〈遏止犯罪生命價值與死刑臺灣民眾對廢除死刑的態度〉《臺

灣社會學刊》37 133-167

英文書目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Aries Philippe 1974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Baudrillard Jean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enjamin Walter 1996 ldquoCritique of Violencerdquo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edited by M Bullock and M W Jennin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4

Derrida Jacques 2002 ldquoForce of law The Myth Foundation of Authorityrdquo in Acts of

Religions edited by Gil Anidjar New York Routledge

Douglas Mary 2002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Elias Norbert 1985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80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95b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Garland David 2010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Kennedy M 1976 ldquoBeyond Incrimination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rdquo in Whose Law What Order edited by W J Chambliss and M

Mankoff New York

48

制都無法處理被殺而亡因而它具有不潔的意涵不斷地替罪化死刑若是對這

一替罪化現象的處理則訴說了一件事在現在的台灣雖然許多的社會機制和

刑事司法制度都在運行著生命政治的生之權力但死亡的象徵意義不是不見而

且還不斷地騷擾著國家

無論從生命政治還是死亡史的角度所發現的這些其可能基本上都是源於台

灣社會尚未接受人權的觀念我們可以從第四章中對刑罰觀和法律期待的討論看

出這個部分而這也意味著即便現在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人權為導向但是台

灣社會對於刑事司法有另外一套理解這當然不是什麼新的洞見但有趣的是

本文在第二章所提及的關於漸進廢死政策下死刑可能意味著「理性正義」或者

是對無法稱其為人不被視為權利主體的 homo sacer 的排除就是造因於人權和

非西方的刑罰與法律觀之間的折衝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將 2010 年之後死刑

在台灣社會的意義視作拒絕西方抗拒西方改變台灣的具體表現

49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Plato張智仁何勤華譯2001《法律篇》上海市上海人民

Beccaria Cesare李茂生譯1993《犯罪與刑罰》台北巿協志工業叢書

Bodde Derk amp Morris Clarence2010《中華帝國的法律》南京市江蘇人民

出版社

Derrida Jacques杜小真等譯2003〈關於死刑〉收錄於《得里達中國演講錄》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Durkheim Emile芮傳明趙學元譯1992《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台北市

桂冠

Durkheim Emile陳光金沈杰朱諧漢譯2000《道德教育》上海市上海

人民出版

Durkheim Emile渠東譯2002《社會分工論》新店市左岸文化

Foucault Michel趙曉力譯2005〈治理術〉收錄於汪民安陳永國張云鵬

等主編《現代性基本讀本》下册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

Foucault Michel劉絮愷譯1995a《臨床醫學的誕生》台北巿時報文化

Freud Sigmund徐洋何桂全張敦福譯2000〈文明及其不滿〉《論文明》

北京市國際文化

Gallimard Editions2004《死亡文化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Garland David劉宗為黃煜文譯2006《懲罰與現代社會》台北市商周

50

Giddens Anthony趙旭東方文譯2002《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新店左岸

文化

Girard Rene馮壽農譯2004《替罪羊》臺北市臉譜

Hegel Friedrich范揚張企泰譯1996《法哲學原理》北京巿商務印書館

Hobbes Thomas朱敏章譯2002《利維坦》台北市台灣商務

Jhering Rudolf胡寶海譯2004《為權利而鬥爭》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Kant Immanuel沈叔平譯1991《法的形而上學原理》北京商务印書館

Rousseau Jean Jacques何兆武譯2003《社會契約論》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Scheler Max林克譯1999〈懊悔與重生〉收錄於劉小楓編《舍勒選》上冊

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

Spence Gerry江雅綺譯2002《正義的神話》台北商周

王玉葉2004〈美國最高法院審理死刑合憲性原則試看 Furman Gregg 與 Atkins

三案之軌跡〉《政大法學評論》82 43-90

寺田浩明1998〈權利與冤抑－－清代聽訟和民眾的民事法秩序〉收錄於滋賀

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朱楠2011〈推動「廢除死刑」之新契機－－立法院通過兩國際人權公約施行

法之實務分析〉《法學新論》19 57-69

吳志光林永頌2004〈我國停止執行死刑之策略--以現行法制及國際人權法

之精神為核心〉《月旦法學》113 82-92

李永然2007〈從民意調查探討我國社會對死刑的看法〉《刑事法雜誌》51(3)

106-113

51

李念祖2000〈理性討論死刑存廢的空間何在從大法官解釋死刑合憲與否

的司法態度談起〉《律師雜誌》251 3-7

李念祖主持2006〈「死刑廢止政策之展望」座談會〉《全國律師》10(11)

119-168

李明德1999〈ldquo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rdquo考論〉收錄於韓延龍主編《法律

史論集第二卷》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李茂生1993〈另一種的死刑存廢論〉《法律與你》67 12-14

李茂生2000〈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律師雜誌》251 15-26

李茂生2011〈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臺灣法

學雜誌》169 71-89

林欣怡2011〈台灣真的會廢除死刑嗎〉《台灣人權學刊》1(1) 189-200

邱文津2004〈論死刑犯的人權〉逢甲大學公共政策所碩士論文

孫家紅2007《清代的死刑監候》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張娟芬2010《殺戮的艱難》台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

張娟芬2011〈從憲法的比例原則思考死刑問題〉《思想》17 173-187

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刑事法雜誌》51(3) 71-105

陳正和2004〈影響民眾支持廢除死刑的相關社會因素的探討社會人口轉型

因素社會情境因素與社會條件因素的個別統合與中介作用〉《哲

學與文化》31(5) 61-102

陳志祥2010〈評大法官第四七六號解釋〉《律師雜誌》251 43-68

陳志祥陳荔彤2010〈論我國如何從停止死刑到廢除死刑之立法政策〉《軍

52

法專刊》56(6) 139-163

陳怡如2003〈從生命權的觀點論死刑制度違憲審查操作之問題兼評釋字第

一九四二六三四七六號解釋〉《軍法專刊》49(6) 20-34

滋賀秀三1998a〈中國法文化的考察以訴訟的型態為素材〉收錄於滋賀秀

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滋賀秀三1998b〈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收

錄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滋賀秀三1998c〈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作為法源的習慣〉收錄

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黃沄清2005〈死刑對重大暴力犯罪嚇阻功能之研究〉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宗智2007《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上海上海書

店出版社

黃東熊1993〈處死刑衡之再三〉《法律與你》67 14-15

楊文山張喻婷2007〈臺灣社會對死刑的態度變化長期趨勢之研究〉《刑事

法雜誌》51(3) 37-61

楊書晴2007〈死刑嚇阻效果之探討〉逢甲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福特2006〈生命權與廢除死刑歐洲理事會觀點之分析〉《政大法學評論》

92 49-119

蔣冬梅2011《ldquo殺人者死rdquo的中國法律傳統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盧映潔2004〈死刑存在=犯罪被害人之保護－－簡論德國與臺灣之被害人保

53

護措施〉《月旦法學》113 93-109

盧映潔2009〈德國安全管束監禁制度之介紹兼論我國死刑廢除替代方案之

思考方向〉《成大法學》17 127-187

蕭旭智2009〈「非理死」死亡政體與生命政治的現代轉換〉東海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

霍存福2005《復仇報復刑報應說－－中國人法律觀念的文化解說》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謝孟儒2005〈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觀點論死刑之存廢〉輔仁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論文

瞿同祖1967《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香港龍門書店

瞿海源2006〈遏止犯罪生命價值與死刑臺灣民眾對廢除死刑的態度〉《臺

灣社會學刊》37 133-167

英文書目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Aries Philippe 1974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Baudrillard Jean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enjamin Walter 1996 ldquoCritique of Violencerdquo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edited by M Bullock and M W Jennin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4

Derrida Jacques 2002 ldquoForce of law The Myth Foundation of Authorityrdquo in Acts of

Religions edited by Gil Anidjar New York Routledge

Douglas Mary 2002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Elias Norbert 1985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80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95b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Garland David 2010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Kennedy M 1976 ldquoBeyond Incrimination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rdquo in Whose Law What Order edited by W J Chambliss and M

Mankoff New York

49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Plato張智仁何勤華譯2001《法律篇》上海市上海人民

Beccaria Cesare李茂生譯1993《犯罪與刑罰》台北巿協志工業叢書

Bodde Derk amp Morris Clarence2010《中華帝國的法律》南京市江蘇人民

出版社

Derrida Jacques杜小真等譯2003〈關於死刑〉收錄於《得里達中國演講錄》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Durkheim Emile芮傳明趙學元譯1992《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台北市

桂冠

Durkheim Emile陳光金沈杰朱諧漢譯2000《道德教育》上海市上海

人民出版

Durkheim Emile渠東譯2002《社會分工論》新店市左岸文化

Foucault Michel趙曉力譯2005〈治理術〉收錄於汪民安陳永國張云鵬

等主編《現代性基本讀本》下册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

Foucault Michel劉絮愷譯1995a《臨床醫學的誕生》台北巿時報文化

Freud Sigmund徐洋何桂全張敦福譯2000〈文明及其不滿〉《論文明》

北京市國際文化

Gallimard Editions2004《死亡文化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Garland David劉宗為黃煜文譯2006《懲罰與現代社會》台北市商周

50

Giddens Anthony趙旭東方文譯2002《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新店左岸

文化

Girard Rene馮壽農譯2004《替罪羊》臺北市臉譜

Hegel Friedrich范揚張企泰譯1996《法哲學原理》北京巿商務印書館

Hobbes Thomas朱敏章譯2002《利維坦》台北市台灣商務

Jhering Rudolf胡寶海譯2004《為權利而鬥爭》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Kant Immanuel沈叔平譯1991《法的形而上學原理》北京商务印書館

Rousseau Jean Jacques何兆武譯2003《社會契約論》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Scheler Max林克譯1999〈懊悔與重生〉收錄於劉小楓編《舍勒選》上冊

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

Spence Gerry江雅綺譯2002《正義的神話》台北商周

王玉葉2004〈美國最高法院審理死刑合憲性原則試看 Furman Gregg 與 Atkins

三案之軌跡〉《政大法學評論》82 43-90

寺田浩明1998〈權利與冤抑－－清代聽訟和民眾的民事法秩序〉收錄於滋賀

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朱楠2011〈推動「廢除死刑」之新契機－－立法院通過兩國際人權公約施行

法之實務分析〉《法學新論》19 57-69

吳志光林永頌2004〈我國停止執行死刑之策略--以現行法制及國際人權法

之精神為核心〉《月旦法學》113 82-92

李永然2007〈從民意調查探討我國社會對死刑的看法〉《刑事法雜誌》51(3)

106-113

51

李念祖2000〈理性討論死刑存廢的空間何在從大法官解釋死刑合憲與否

的司法態度談起〉《律師雜誌》251 3-7

李念祖主持2006〈「死刑廢止政策之展望」座談會〉《全國律師》10(11)

119-168

李明德1999〈ldquo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rdquo考論〉收錄於韓延龍主編《法律

史論集第二卷》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李茂生1993〈另一種的死刑存廢論〉《法律與你》67 12-14

李茂生2000〈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律師雜誌》251 15-26

李茂生2011〈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臺灣法

學雜誌》169 71-89

林欣怡2011〈台灣真的會廢除死刑嗎〉《台灣人權學刊》1(1) 189-200

邱文津2004〈論死刑犯的人權〉逢甲大學公共政策所碩士論文

孫家紅2007《清代的死刑監候》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張娟芬2010《殺戮的艱難》台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

張娟芬2011〈從憲法的比例原則思考死刑問題〉《思想》17 173-187

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刑事法雜誌》51(3) 71-105

陳正和2004〈影響民眾支持廢除死刑的相關社會因素的探討社會人口轉型

因素社會情境因素與社會條件因素的個別統合與中介作用〉《哲

學與文化》31(5) 61-102

陳志祥2010〈評大法官第四七六號解釋〉《律師雜誌》251 43-68

陳志祥陳荔彤2010〈論我國如何從停止死刑到廢除死刑之立法政策〉《軍

52

法專刊》56(6) 139-163

陳怡如2003〈從生命權的觀點論死刑制度違憲審查操作之問題兼評釋字第

一九四二六三四七六號解釋〉《軍法專刊》49(6) 20-34

滋賀秀三1998a〈中國法文化的考察以訴訟的型態為素材〉收錄於滋賀秀

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滋賀秀三1998b〈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收

錄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滋賀秀三1998c〈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作為法源的習慣〉收錄

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黃沄清2005〈死刑對重大暴力犯罪嚇阻功能之研究〉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宗智2007《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上海上海書

店出版社

黃東熊1993〈處死刑衡之再三〉《法律與你》67 14-15

楊文山張喻婷2007〈臺灣社會對死刑的態度變化長期趨勢之研究〉《刑事

法雜誌》51(3) 37-61

楊書晴2007〈死刑嚇阻效果之探討〉逢甲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福特2006〈生命權與廢除死刑歐洲理事會觀點之分析〉《政大法學評論》

92 49-119

蔣冬梅2011《ldquo殺人者死rdquo的中國法律傳統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盧映潔2004〈死刑存在=犯罪被害人之保護－－簡論德國與臺灣之被害人保

53

護措施〉《月旦法學》113 93-109

盧映潔2009〈德國安全管束監禁制度之介紹兼論我國死刑廢除替代方案之

思考方向〉《成大法學》17 127-187

蕭旭智2009〈「非理死」死亡政體與生命政治的現代轉換〉東海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

霍存福2005《復仇報復刑報應說－－中國人法律觀念的文化解說》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謝孟儒2005〈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觀點論死刑之存廢〉輔仁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論文

瞿同祖1967《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香港龍門書店

瞿海源2006〈遏止犯罪生命價值與死刑臺灣民眾對廢除死刑的態度〉《臺

灣社會學刊》37 133-167

英文書目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Aries Philippe 1974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Baudrillard Jean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enjamin Walter 1996 ldquoCritique of Violencerdquo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edited by M Bullock and M W Jennin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4

Derrida Jacques 2002 ldquoForce of law The Myth Foundation of Authorityrdquo in Acts of

Religions edited by Gil Anidjar New York Routledge

Douglas Mary 2002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Elias Norbert 1985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80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95b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Garland David 2010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Kennedy M 1976 ldquoBeyond Incrimination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rdquo in Whose Law What Order edited by W J Chambliss and M

Mankoff New York

50

Giddens Anthony趙旭東方文譯2002《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新店左岸

文化

Girard Rene馮壽農譯2004《替罪羊》臺北市臉譜

Hegel Friedrich范揚張企泰譯1996《法哲學原理》北京巿商務印書館

Hobbes Thomas朱敏章譯2002《利維坦》台北市台灣商務

Jhering Rudolf胡寶海譯2004《為權利而鬥爭》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Kant Immanuel沈叔平譯1991《法的形而上學原理》北京商务印書館

Rousseau Jean Jacques何兆武譯2003《社會契約論》北京市商務印書館

Scheler Max林克譯1999〈懊悔與重生〉收錄於劉小楓編《舍勒選》上冊

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

Spence Gerry江雅綺譯2002《正義的神話》台北商周

王玉葉2004〈美國最高法院審理死刑合憲性原則試看 Furman Gregg 與 Atkins

三案之軌跡〉《政大法學評論》82 43-90

寺田浩明1998〈權利與冤抑－－清代聽訟和民眾的民事法秩序〉收錄於滋賀

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朱楠2011〈推動「廢除死刑」之新契機－－立法院通過兩國際人權公約施行

法之實務分析〉《法學新論》19 57-69

吳志光林永頌2004〈我國停止執行死刑之策略--以現行法制及國際人權法

之精神為核心〉《月旦法學》113 82-92

李永然2007〈從民意調查探討我國社會對死刑的看法〉《刑事法雜誌》51(3)

106-113

51

李念祖2000〈理性討論死刑存廢的空間何在從大法官解釋死刑合憲與否

的司法態度談起〉《律師雜誌》251 3-7

李念祖主持2006〈「死刑廢止政策之展望」座談會〉《全國律師》10(11)

119-168

李明德1999〈ldquo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rdquo考論〉收錄於韓延龍主編《法律

史論集第二卷》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李茂生1993〈另一種的死刑存廢論〉《法律與你》67 12-14

李茂生2000〈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律師雜誌》251 15-26

李茂生2011〈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臺灣法

學雜誌》169 71-89

林欣怡2011〈台灣真的會廢除死刑嗎〉《台灣人權學刊》1(1) 189-200

邱文津2004〈論死刑犯的人權〉逢甲大學公共政策所碩士論文

孫家紅2007《清代的死刑監候》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張娟芬2010《殺戮的艱難》台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

張娟芬2011〈從憲法的比例原則思考死刑問題〉《思想》17 173-187

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刑事法雜誌》51(3) 71-105

陳正和2004〈影響民眾支持廢除死刑的相關社會因素的探討社會人口轉型

因素社會情境因素與社會條件因素的個別統合與中介作用〉《哲

學與文化》31(5) 61-102

陳志祥2010〈評大法官第四七六號解釋〉《律師雜誌》251 43-68

陳志祥陳荔彤2010〈論我國如何從停止死刑到廢除死刑之立法政策〉《軍

52

法專刊》56(6) 139-163

陳怡如2003〈從生命權的觀點論死刑制度違憲審查操作之問題兼評釋字第

一九四二六三四七六號解釋〉《軍法專刊》49(6) 20-34

滋賀秀三1998a〈中國法文化的考察以訴訟的型態為素材〉收錄於滋賀秀

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滋賀秀三1998b〈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收

錄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滋賀秀三1998c〈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作為法源的習慣〉收錄

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黃沄清2005〈死刑對重大暴力犯罪嚇阻功能之研究〉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宗智2007《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上海上海書

店出版社

黃東熊1993〈處死刑衡之再三〉《法律與你》67 14-15

楊文山張喻婷2007〈臺灣社會對死刑的態度變化長期趨勢之研究〉《刑事

法雜誌》51(3) 37-61

楊書晴2007〈死刑嚇阻效果之探討〉逢甲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福特2006〈生命權與廢除死刑歐洲理事會觀點之分析〉《政大法學評論》

92 49-119

蔣冬梅2011《ldquo殺人者死rdquo的中國法律傳統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盧映潔2004〈死刑存在=犯罪被害人之保護－－簡論德國與臺灣之被害人保

53

護措施〉《月旦法學》113 93-109

盧映潔2009〈德國安全管束監禁制度之介紹兼論我國死刑廢除替代方案之

思考方向〉《成大法學》17 127-187

蕭旭智2009〈「非理死」死亡政體與生命政治的現代轉換〉東海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

霍存福2005《復仇報復刑報應說－－中國人法律觀念的文化解說》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謝孟儒2005〈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觀點論死刑之存廢〉輔仁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論文

瞿同祖1967《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香港龍門書店

瞿海源2006〈遏止犯罪生命價值與死刑臺灣民眾對廢除死刑的態度〉《臺

灣社會學刊》37 133-167

英文書目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Aries Philippe 1974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Baudrillard Jean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enjamin Walter 1996 ldquoCritique of Violencerdquo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edited by M Bullock and M W Jennin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4

Derrida Jacques 2002 ldquoForce of law The Myth Foundation of Authorityrdquo in Acts of

Religions edited by Gil Anidjar New York Routledge

Douglas Mary 2002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Elias Norbert 1985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80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95b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Garland David 2010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Kennedy M 1976 ldquoBeyond Incrimination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rdquo in Whose Law What Order edited by W J Chambliss and M

Mankoff New York

51

李念祖2000〈理性討論死刑存廢的空間何在從大法官解釋死刑合憲與否

的司法態度談起〉《律師雜誌》251 3-7

李念祖主持2006〈「死刑廢止政策之展望」座談會〉《全國律師》10(11)

119-168

李明德1999〈ldquo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rdquo考論〉收錄於韓延龍主編《法律

史論集第二卷》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李茂生1993〈另一種的死刑存廢論〉《法律與你》67 12-14

李茂生2000〈死刑廢止運動的社會意義〉《律師雜誌》251 15-26

李茂生2011〈死刑存廢論再考分析反對廢除死刑者的深層心理〉《臺灣法

學雜誌》169 71-89

林欣怡2011〈台灣真的會廢除死刑嗎〉《台灣人權學刊》1(1) 189-200

邱文津2004〈論死刑犯的人權〉逢甲大學公共政策所碩士論文

孫家紅2007《清代的死刑監候》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張娟芬2010《殺戮的艱難》台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

張娟芬2011〈從憲法的比例原則思考死刑問題〉《思想》17 173-187

許福生2007〈從刑事政策觀點論死刑之存廢〉《刑事法雜誌》51(3) 71-105

陳正和2004〈影響民眾支持廢除死刑的相關社會因素的探討社會人口轉型

因素社會情境因素與社會條件因素的個別統合與中介作用〉《哲

學與文化》31(5) 61-102

陳志祥2010〈評大法官第四七六號解釋〉《律師雜誌》251 43-68

陳志祥陳荔彤2010〈論我國如何從停止死刑到廢除死刑之立法政策〉《軍

52

法專刊》56(6) 139-163

陳怡如2003〈從生命權的觀點論死刑制度違憲審查操作之問題兼評釋字第

一九四二六三四七六號解釋〉《軍法專刊》49(6) 20-34

滋賀秀三1998a〈中國法文化的考察以訴訟的型態為素材〉收錄於滋賀秀

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滋賀秀三1998b〈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收

錄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滋賀秀三1998c〈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作為法源的習慣〉收錄

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黃沄清2005〈死刑對重大暴力犯罪嚇阻功能之研究〉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宗智2007《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上海上海書

店出版社

黃東熊1993〈處死刑衡之再三〉《法律與你》67 14-15

楊文山張喻婷2007〈臺灣社會對死刑的態度變化長期趨勢之研究〉《刑事

法雜誌》51(3) 37-61

楊書晴2007〈死刑嚇阻效果之探討〉逢甲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福特2006〈生命權與廢除死刑歐洲理事會觀點之分析〉《政大法學評論》

92 49-119

蔣冬梅2011《ldquo殺人者死rdquo的中國法律傳統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盧映潔2004〈死刑存在=犯罪被害人之保護－－簡論德國與臺灣之被害人保

53

護措施〉《月旦法學》113 93-109

盧映潔2009〈德國安全管束監禁制度之介紹兼論我國死刑廢除替代方案之

思考方向〉《成大法學》17 127-187

蕭旭智2009〈「非理死」死亡政體與生命政治的現代轉換〉東海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

霍存福2005《復仇報復刑報應說－－中國人法律觀念的文化解說》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謝孟儒2005〈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觀點論死刑之存廢〉輔仁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論文

瞿同祖1967《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香港龍門書店

瞿海源2006〈遏止犯罪生命價值與死刑臺灣民眾對廢除死刑的態度〉《臺

灣社會學刊》37 133-167

英文書目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Aries Philippe 1974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Baudrillard Jean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enjamin Walter 1996 ldquoCritique of Violencerdquo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edited by M Bullock and M W Jennin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4

Derrida Jacques 2002 ldquoForce of law The Myth Foundation of Authorityrdquo in Acts of

Religions edited by Gil Anidjar New York Routledge

Douglas Mary 2002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Elias Norbert 1985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80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95b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Garland David 2010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Kennedy M 1976 ldquoBeyond Incrimination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rdquo in Whose Law What Order edited by W J Chambliss and M

Mankoff New York

52

法專刊》56(6) 139-163

陳怡如2003〈從生命權的觀點論死刑制度違憲審查操作之問題兼評釋字第

一九四二六三四七六號解釋〉《軍法專刊》49(6) 20-34

滋賀秀三1998a〈中國法文化的考察以訴訟的型態為素材〉收錄於滋賀秀

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滋賀秀三1998b〈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收

錄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滋賀秀三1998c〈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作為法源的習慣〉收錄

於滋賀秀三等《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黃沄清2005〈死刑對重大暴力犯罪嚇阻功能之研究〉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宗智2007《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上海上海書

店出版社

黃東熊1993〈處死刑衡之再三〉《法律與你》67 14-15

楊文山張喻婷2007〈臺灣社會對死刑的態度變化長期趨勢之研究〉《刑事

法雜誌》51(3) 37-61

楊書晴2007〈死刑嚇阻效果之探討〉逢甲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福特2006〈生命權與廢除死刑歐洲理事會觀點之分析〉《政大法學評論》

92 49-119

蔣冬梅2011《ldquo殺人者死rdquo的中國法律傳統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盧映潔2004〈死刑存在=犯罪被害人之保護－－簡論德國與臺灣之被害人保

53

護措施〉《月旦法學》113 93-109

盧映潔2009〈德國安全管束監禁制度之介紹兼論我國死刑廢除替代方案之

思考方向〉《成大法學》17 127-187

蕭旭智2009〈「非理死」死亡政體與生命政治的現代轉換〉東海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

霍存福2005《復仇報復刑報應說－－中國人法律觀念的文化解說》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謝孟儒2005〈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觀點論死刑之存廢〉輔仁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論文

瞿同祖1967《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香港龍門書店

瞿海源2006〈遏止犯罪生命價值與死刑臺灣民眾對廢除死刑的態度〉《臺

灣社會學刊》37 133-167

英文書目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Aries Philippe 1974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Baudrillard Jean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enjamin Walter 1996 ldquoCritique of Violencerdquo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edited by M Bullock and M W Jennin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4

Derrida Jacques 2002 ldquoForce of law The Myth Foundation of Authorityrdquo in Acts of

Religions edited by Gil Anidjar New York Routledge

Douglas Mary 2002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Elias Norbert 1985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80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95b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Garland David 2010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Kennedy M 1976 ldquoBeyond Incrimination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rdquo in Whose Law What Order edited by W J Chambliss and M

Mankoff New York

53

護措施〉《月旦法學》113 93-109

盧映潔2009〈德國安全管束監禁制度之介紹兼論我國死刑廢除替代方案之

思考方向〉《成大法學》17 127-187

蕭旭智2009〈「非理死」死亡政體與生命政治的現代轉換〉東海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

霍存福2005《復仇報復刑報應說－－中國人法律觀念的文化解說》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謝孟儒2005〈從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觀點論死刑之存廢〉輔仁大學法律

學系碩士論文

瞿同祖1967《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香港龍門書店

瞿海源2006〈遏止犯罪生命價值與死刑臺灣民眾對廢除死刑的態度〉《臺

灣社會學刊》37 133-167

英文書目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Aries Philippe 1974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s Death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Baudrillard Jean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Benjamin Walter 1996 ldquoCritique of Violencerdquo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edited by M Bullock and M W Jenning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4

Derrida Jacques 2002 ldquoForce of law The Myth Foundation of Authorityrdquo in Acts of

Religions edited by Gil Anidjar New York Routledge

Douglas Mary 2002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Elias Norbert 1985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80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95b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Garland David 2010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Kennedy M 1976 ldquoBeyond Incrimination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rdquo in Whose Law What Order edited by W J Chambliss and M

Mankoff New York

54

Derrida Jacques 2002 ldquoForce of law The Myth Foundation of Authorityrdquo in Acts of

Religions edited by Gil Anidjar New York Routledge

Douglas Mary 2002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Elias Norbert 1985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80 An Introductio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Foucault Michel 1995b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Garland David 2010 Peculiar Institution Americarsquos Death Penalty in an Age of

Abol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of Harvard Press

Kennedy M 1976 ldquoBeyond Incrimination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Punishmentrdquo in Whose Law What Order edited by W J Chambliss and M

Mankoff 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