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辑得到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资助 ,特此致谢 !

北 大 史 学Clio at Beida

11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编

(Histor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执行主编 :彭小瑜 郭润涛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北大史学 .11/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5 .8

ISBN 7-301-09337-3

Ⅰ . 北⋯ Ⅱ . 北⋯ Ⅲ .①史学-世界-文集②史评-世界-文集

Ⅳ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第 074512 号

书 名 : 北大史学 11

著作责任者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编

责 任 编 辑 : 刘 方

标 准 书 号 : ISBN 7-301-09337-3/ K·0387

出 版 发 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 http :/ / cbs .pku .edu .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 .com .cn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9 印张 380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北大史学》编委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

马克篧 王小甫 王天有 王 希 王奇生

邓小南 牛大勇 叶文心 (Wen-hsin Ye ) 刘浦江

李剑鸣 李孝聪 何芳川 何顺果 辛德勇

罗志田 罗梅君 (Mechthild Leutner ) 杨天石

茅海建 荣新江 胡宝国 郭润涛 谷川道雄

高 毅 阎步克 钱乘旦 彭小瑜 董正华

桥本秀美

执行主编

彭小瑜 郭润涛

努力提高世界史研究的水平

———代改版发刊词

马 克 篧

【内容提要】 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整体水平 , 和世界史坛上的

先进水平相比 ,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应该采取确实措施 ,急起

直追。1 . 要在掌握有关语言等基本训练上下功夫; 2. 要大力推进

原始资料建设 ,从原始资料入手进行研究 ; 3. 要努力建立我们自

己的学科理论体系 ,不能老是在外人的体系后面爬行。北京大学

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正在这一方向上奋勇前进。

近几年来 ,北京大学历史系 ,为了提高世界史研究的水平 ,在研究

生毕业论文 ,特别是博士生毕业论文的写作上 , 采取了一些措施 ,例如

应该阅读所研究的国家的语言的有关文献 , 不能只用翻译过来的文献

(一般英文居多) ;应该阅读有关原始史料 ,不能只以二手的研究著作为

依据;论文应该有所创新 ,不能只是重复别人早已得出的结论 , 这就要

求必须熟悉前人在这一领域做出的成果 , 站在研究的前沿。虽然这些

措施对论文的写作增加了难度 ,但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正在稳步推

行。我认为 ,这些措施 ,是提高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水平十分必需的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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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提出来也是恰当的。为了使大家对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一定

了解 ,追述一下历史还是有好处的。

我国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 ,到现在大概可以说是经过了三代学人。

第一代学人是我的老师那一辈人 ,他们对中国的学问都有深厚的修养 ,

以后留学欧美或日本 ,也受到现代的正规教育 ,所以都是饱学之士。但

是归国之后 ,他们大都没有去研究世界史 ,而去研究中国史。他们一般

只在大学里教教世界史 (那时名西洋史) ,用几本西方的教材作为参考。

因为他们知道 ,在旧中国 ,根本缺乏研究世界史的条件 ,没有基本的图

书资料 ,谈何研究呢。

我们这一代学人 ,可以说是第二代 ,基本上是解放以后成长起来

的。有一些是留学苏联、东欧等国的留学生 ,还是受到了正规的教育 ,

不过当时的留学政策主要是培养大学生 ,很少培养研究生 ,所以他们的

研究训练是不够的。更多的第二代学人是像我这样的情况 , 学习时没

有出过国门 ,而且也大都是大学生 , 很少研究生 , 基本训练比较差。我

们这一代人成长的年代 ,大部分是在下厂下乡 , 斗私批修 , 不断的政治

运动中度过的 ,教学与研究反而成了副业。而且当时基本上是闭关锁

国 ,和外国没有接触 ,得不到有用的图书资料 ,所以总的说来水平比较

差 ,没有达到研究的水平 (也许个别的特出贡献者例外)。当然 ,我们也

有我们的贡献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 ,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 , 开始有

了断代史 (上古、中古、近代、现代 )和国别、地区史的分工 , 有了自己编

写的教科书和若干史料集 , 也初步进行过探索性的研究。

现在活跃在我国世界史教学与研究领域的是第三代学人 , 是中青

年学者。他们中有一批人在国外受过严格的训练 , 在国内成长起来的

学者也受过正规的研究训练。这一批人 ,语言功底好 ,不但能通晓当代

外语 , 而且我们也有了一些掌握古埃及文字、楔形文字、赫梯文、梵文、

古希腊文、拉丁文的专家;他们也了解外国历史的研究情况、学术理路、

学科动态 ,和国际学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同时 ,现在的研究条件已经大

有改善 ,图书资料的建设比过去大有改进 , 到国外去收集资料、进行研

究 , 请外国学者前来讲学、开会讨论都不是难事。所以世界史的教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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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 ,可说成就最大。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 , 也出

现了一些真正从原始资料出发写成的著作。通史、各种断代史、专门史

著作 ,更是层出不穷。可以说 ,我国的世界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发

展时期。

但是 ,如果把我们的世界史研究 , 放在世界史坛上考量 ,则实在没

有多少分量。我们既缺乏一流的学者可以和所在国的学者进行对话 ,

也没有发生世界影响、广为外人征引的一流研究著作 ,在世界史坛上听

不到我国世界史学者的多少声音。这样的状况 ,如何能使我们这些世

界史工作者安心呢。我们不是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吗 ? 一流的大学 , 应

该有一流的历史系 ,一流的世界史 ,但我们世界史的现状 , 则确实与之

相距甚远。当然 ,这种落后状况 ,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 ,我们的落后 ,

应该从清朝算起 ,少说也有二百多年了。道光帝连英国在那里都不知

道 , 那里还谈得上研究外国的历史。如果再不急起直追 ,则这样的差距

将会越来越大 ,因为你研究外国 , 本来就隔了一层 , 文化的沟通是相当

困难的。再加上图书资料的缺乏 ,研究手段的落后 ,困难将会更大 , 如

何追赶呢。

更有甚者 ,虽然世界史在我国是一个小学科 ,不为领导所重 , 亦为

流俗所轻 ,易于保持一片学术净土。但在整个学术界浮夸盛行、急功近

利的情况下 ,也难以独善其身。只求数量 ,不问质量; 改头换面 ,重复制

作;甚至抄袭作伪者 ,也不是没有。我感到比较重要的问题是 ,有不少

世界史工作者 ,已经习惯于在别人的二手材料中打圈子。阅读几篇外

文文献 ,甚至是老掉牙的文献 ,即可敷衍成文 , 既无新材料 , 也无新观

点 , 一样也是研究成果;还有 ,就是近来外国历史的著作翻译了不少 ,方

便检阅。其中一些翻译确是上乘之作 , 但也有不少是“雇佣”研究生的

急就章 ,难以卒读。奇怪的是 ,譬如 ,古典作品的翻译 ,应该是一项难度

很大的工作 ,也不是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作为一种文化建设 ,大可以

从容进行 ,选择通晓古典希腊拉丁人士 ,精雕细刻。可是现在却大有一

哄而上之势 ,竞相从现代外语的译本转译 , 这是为了提高文化 , 还是为

了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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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我国的世界史学科 , 确实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究竟是

知难而上 ,勇攀高峰 ,向世界一流挺进呢 ? 还是就搞“中国的”世界史 ,

轻车熟路 ,一直当外国人的二传手呢 ?

从我们北大历史系这几年的举措看 ,我们的世界史同人 (包括教员

和学生) ,选择了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 ,奋力前行 ,正努力在为我国世界

史学科的基本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令人高兴的。虽然这也

是十分困难的。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给予特别的重视。

第一 ,一定要把语言文字的基本功搞好。要通晓所研究国家的语

言 ,还要通晓国际上学术界通用的语言 , 所以现代语言就得掌握两三

门。如果是研究上古、中古史 ,花费在语言文字上的工夫还要多。如以

我知道的英国中古史说 ,盎格鲁撒克森时期的文献 ,用的是古英语 , 和

现代英语可说完全不同。诺曼征服后 , 用的是中古拉丁和古法语。十

四五世纪 ,用的是一种中古的英语 , 也还要重新学习。如果你要阅读手

稿 , 那还有一些当时的书法规则要学习。所以真是使人望而生畏。不

过 , 话又说回来 ,现在的中、青年学者和学生 ,语言的训练比我们这一代

人要好多了。出国以后 ,有的已经基本完成了这方面的训练。在本国

成长起来的教师 ,这方面的训练也相当不错。有的学生 ,在中学里一门

外语已经学的很好 , 有了前进的基础。把一门外语学好 , 自可触类旁

通 ,多学几门。就是要横下一条心 ,趁年轻时努力就可以了。我系近几

年来已经开设古埃及语、古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拉丁语多种课程 , 学

习希腊、拉丁的学生已经有相当一批人 , 有的已经学的不错 , 当然还要

继续努力。至于学习现代日语、朝鲜语、土耳其语、法语、德语等的学生

就更多了。

第二 ,就是要从原始资料入手进行研究 ,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起码

要求。但从我国世界史的图书资料建设来看 ,这也是一个相当困难的

事。我们在这方面的欠账太多 , 是从清朝起欠下的 , 19 世纪西方逐渐

建立起科学的历史学 ,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和出版史料 ,但那时我们连饭

都吃不饱 ,哪有余钱买书呢。后来的国民党时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

代 ,都没有买过大批的外国历史图书。我时常说 , 就如同我们连《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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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都没有 ,如何研究中国史呢。所以 ,首先的要求是教育部、学校 ,

舍得为文科花钱买书 ,要像为理科买仪器设备那样 ,百万、千万美元地

花 ,一年图书馆只有十几、二十万美元买书 , 分到历史学门下还能有几

个钱呢 ? 可说是杯水车薪 ,无济于事。固然现在网上资源很多 ,但是像

历史 , 尤其是上古、中古史这样冷僻的学科 , 其原始史料上网的是十分

少的。买书还是主要的。

上面的买书要求有点像“天方夜谭”,是将来的事。在现有的条件

下 , 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多买些书。北京大学图书馆买书的渠道 ,还是

比较多的。这几年来 ,拿我们中世纪史来说 ,我们还是买了大部头的一

些史料书 ,如希腊、拉丁的《教会文献大全》,《德国文献集成》,《基督教

作者文集 (希腊编 )》和《基督教作者文集 (拉丁编 )》。还有英国的大型

文献如《维多利亚郡志》,《英国传记全集》,并且比较成规模地购买了西

方古代和中世纪作品的英文翻译版本 ,其中有些文献还购买了或准备

购买带有搜索引擎的光盘版或电子数据库。我们还准备购买的有《英

国中古编年史全集》和《英国财政署档案》等。至于近、现代史的史料 ,

亚洲国家的史料 ,我想还是可以找到不少的。问题是现在的图书馆 ,很

难照顾到我们这些学科的图书 ,所以你需要时常给他们开书单 ,请他们

购买。我发现我们世界史的老师对这项工作积极性不是很高。必须把

它当作一项大事来进行 ,天长日久 , 自然有成。当然也是要花不少时间

的。

阅读原始资料 ,从中寻找有用的材料 ,确实很费工夫。许多东西念

下来可能一无所得 , 不如念别人的研究著作来的快。可是如果你老是

在别人的著作中兜圈子 ,最多也只是重复别人的一些看法 ,介绍别人的

一些观点 ,不可能有创新性的成绩。我们的世界史也只能是别人的附

庸。

当然 ,写论文也要积极吸收人家的研究成果 ,利用二手资料。西方

对自己的历史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已有几百年历史 ,成果很丰富 ,我们大

有可以利用的东西。例如 ,坎贝尔最近写的一本《英国领主农业》,用了

六千多个庄园的账目 ,做成数据库 , 计算出英国中古的农业生产率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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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 ) , 亩产量 , 牧业生产率 ,农、牧业比重等一系列

数字 ,我们当然可以采用作为资料。利用二手资料 , 注意的是要引用权

威性著作 ,而且是新成果。不要把已经过时的东西还拿来当自己的发

明。这就要求对有关的史学史知识有系统的了解。

总的说来 ,无论是基本功的训练 , 还是原始资料的收集 ,在我国国

内是不会完成的很好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积极开展对外交流 , 到相关

国家的学术机构、学校去访问、学习、进修。这在今天也不是太难的事 ,

问题是你必须在国内做好准备 ,语言和学术的准备要十分充分 ,否则事

倍功半 ,劳而少功。

第三 ,有了基本的语言训练和学术素养 , 也有了充足的图书资料 ,

这是研究世界史的前提条件。但是 ,要把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搞上去 ,真

正成一家之言 ,成一个流派 ,到世界史坛上和权威学派一争雄长 ,一较

短长 ,那还有更艰苦的路要走。因为 , 近代以来 , 欧美的发展在世界上

一直走在前面 ,所谓近代的社会科学 , 是从西欧发源的 ,用科学的方法

研究历史 ,也是从西欧开始的。他们结合社会学、经济学、法学诸学科

的成就 ,研究历史的规律性现象 ,使历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

以 , 迄今为止 , 史学上可称之为规律性的东西 , 包括各种概念、定义、范

畴、社会分期以及发展规律 ,都是来自西欧的。是根据西欧的历史实际

得出的。我们要研究外国的历史 ,第一步当然是要向人家学习。可是

不要忘记 ,学习的结果之一 ,往往就是你被人家的话语霸权控制住了 ,

只能鹦鹉学舌 ,说着人家的语言 ,重复人家的理论。就如同我们现在的

一些合资企业一样 ,你只是别人品牌的廉价加工厂 ,没有自己的品牌。

要知道 ,欧美的史学理论当然有合乎规律的真理 ,但是也有不正确

的、对历史真实的误解和曲解。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强调西方的独

特性 ,这种独特性是西方之外所没有的 , 因而你就是一个另类 , 你就是

不发展 ,最多你只能是发展中的。而这种发展也是西方赐予的。任何

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当然都是独特的 ,问题是如何认识这种独特性在

西方历史上的表现。我希望我们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们 ,能够了解到有

这么一个问题存在 ,带着这个问题去研究世界史 , 去研究欧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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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批判的眼光 ,审查他们的理论体系与观点 ,不要认为外国人说的都

是对的。目前是“西风劲吹”的潮流时常阻挡我们的视线 , 容易让我们

在别人后面爬行。但搞研究就是要有标新立异的精神 ,所以我希望同

志们要“标自己之新 ,立外人之异”。过去有的同学问我 ,说我们连学还

学不过来 ,如何能标新立异呢。我想有一个简便的办法 ,就是用我们东

方的历史作为参照系 ,看看究竟它为什么不同于我们 ,是真不同还是假

不同 ,自然会有启发性。从这个意义上 ,我曾经试图使用比较研究的方

法来看待西欧史 ,试图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不过我们这一辈人基本功

不好 ,难说有什么建树。

我希望我们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志们、同学们 , 和全国的进行世界

史教学、研究、学习的同志们 ,从基本功锻炼做起 ,努力拼搏 ,奋发向上 ,

经过一段时间的 (当然要相当长 )工作 ,建立起我国的世界史的学派 ,在

国际史坛上树立起我们自己的旗帜 ,在解释、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和规律上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本文是我在纪念北京大学历史学科建立 105 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

言的前半部分 ,是针对我们历史系的情况说的 ,现略加修改 ,予以发表 ,

也许对其他研究世界史的同志有点参考价值。

(马克�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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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努力提高世界史研究的水平

———代改版发刊词 马克篧 (1)⋯⋯⋯⋯⋯⋯⋯⋯⋯⋯⋯⋯⋯⋯⋯

论 文

释“异乡的旅人”

———晚年克洛维对王国的处置 李隆国 (8)⋯⋯⋯⋯⋯⋯⋯⋯⋯⋯

六七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

及其历史见证 张绪山(27)⋯⋯⋯⋯⋯⋯⋯⋯⋯⋯⋯⋯⋯⋯⋯⋯

美国革命在英国的反响 〔英〕H . T . 迪金森(46)⋯⋯⋯⋯⋯⋯⋯⋯⋯

法国启蒙运动公民教育思想析论 刘大明(67)⋯⋯⋯⋯⋯⋯⋯⋯⋯⋯

冉森派与 18 世纪法国的政治 庞冠群(81)⋯⋯⋯⋯⋯⋯⋯⋯⋯⋯⋯⋯

“行政自由”和“宪政自由”

———19 世纪上半叶普鲁士自由派官僚的政治思想

及其实践 徐 健 (104)⋯⋯⋯⋯⋯⋯⋯⋯⋯⋯⋯⋯⋯⋯⋯⋯

核武器与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 徐天新 (119)⋯⋯⋯⋯⋯⋯⋯⋯⋯⋯⋯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类型 何顺果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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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

《史记》校点误例辨正 (之四 ) 张衍田 (157)⋯⋯⋯⋯⋯⋯⋯⋯⋯⋯⋯⋯

汉魏时期的都亭与城市交通 张继海 (163)⋯⋯⋯⋯⋯⋯⋯⋯⋯⋯⋯⋯

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 罗 新 (177)⋯⋯⋯⋯⋯⋯⋯⋯⋯⋯⋯⋯⋯⋯⋯

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 〔日〕洼添庆文 (187)⋯⋯⋯⋯⋯⋯⋯⋯

隋国号小考 叶 炜 (210)⋯⋯⋯⋯⋯⋯⋯⋯⋯⋯⋯⋯⋯⋯⋯⋯⋯⋯⋯

北宋前期“官与品轻重不相准”含义试释 赵冬梅 (219)⋯⋯⋯⋯⋯⋯⋯

“头段”考 康 鹏 (232)⋯⋯⋯⋯⋯⋯⋯⋯⋯⋯⋯⋯⋯⋯⋯⋯⋯⋯⋯⋯

明代前期的京营 李新峰 (237)⋯⋯⋯⋯⋯⋯⋯⋯⋯⋯⋯⋯⋯⋯⋯⋯⋯

明代的县级地方公共工程建设 何朝晖 (256)⋯⋯⋯⋯⋯⋯⋯⋯⋯⋯⋯

从田赋地丁看晚清奏销制度 土居智典 (274)⋯⋯⋯⋯⋯⋯⋯⋯⋯⋯⋯

晚清吕海寰出使荷兰及保护华侨二三事 刘超 王晓秋 (300)⋯⋯⋯⋯

孙中山与我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创立 房列曙 (312)⋯⋯⋯⋯⋯⋯⋯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认识扭曲

——— ,“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标志性事件的

个案研究 刘一皋 (332)⋯⋯⋯⋯⋯⋯⋯⋯⋯⋯⋯⋯⋯⋯⋯⋯

读书札记

深入浅出 ,引导路径

———读断代史《宋史》书后 邓小南 (365)⋯⋯⋯⋯⋯⋯⋯⋯⋯⋯⋯

历史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读书笔记二则 董正华 (375)⋯⋯⋯⋯⋯⋯⋯⋯⋯⋯⋯⋯⋯⋯

“查士丁尼瘟疫”考辨 陈志强 (389)⋯⋯⋯⋯⋯⋯⋯⋯⋯⋯⋯⋯⋯⋯

桑巴特命题的联想 :读《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刘 军 (410)⋯⋯

系友追忆

怀念我们的老师王先恒教授

薄洁萍 赵秀荣 蔺志强 郭灵凤 (420)⋯⋯⋯⋯⋯⋯⋯⋯⋯⋯

2

学术交流信息

阿尔托赫教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演讲 (428)⋯⋯⋯⋯⋯⋯⋯⋯⋯⋯

历史学的尊严

——— ,纪念北京大学历史学科建立 105 周年大会暨

学术讨论会 (433)⋯⋯⋯⋯⋯⋯⋯⋯⋯⋯⋯⋯⋯⋯⋯⋯⋯⋯

Abstracts (435)⋯⋯⋯⋯⋯⋯⋯⋯⋯⋯⋯⋯⋯⋯⋯⋯⋯⋯⋯⋯⋯⋯⋯

稿约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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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3

Contents

Improving the Academic Quality of the World

History Studies Ma Keyao(1)⋯⋯⋯⋯⋯⋯⋯⋯⋯⋯⋯⋯⋯⋯⋯⋯

Articles

Comments on Peregrinus Inter Extraneus Remansi Li Longguo(8)⋯⋯⋯⋯

The Byzantine Empire and Chinese Silk Trade during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y Zhang Xushan(27)⋯⋯⋯⋯⋯⋯⋯⋯⋯⋯⋯⋯⋯

British Reactions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H . T . Dickinson(46)⋯⋯⋯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French Civic Education Liu Daming(67)⋯⋯⋯

Jansenists and the French Politics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ng guanqun(81)⋯⋯⋯⋯⋯⋯⋯⋯⋯⋯⋯⋯⋯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Prussia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Xu Jian(104)⋯⋯

Nuclear Weapons and Khrushchev’s Policy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Xu Tianxin(119)⋯⋯⋯⋯⋯⋯⋯⋯⋯⋯⋯⋯⋯⋯⋯

On the Typology of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He Shunguo(137)⋯⋯⋯⋯⋯

4

Correcting Textual Editing Errors in Shi Ji Zhang Yantian(157)⋯⋯⋯⋯⋯

Duting and City Traffic in the Han-Wei Period Zhang Jihai(163)⋯⋯⋯⋯

Notes on the Eastward Visitation Monument of Taiwu Emperor of

Northern Wei Luo Xin(177)⋯⋯⋯⋯⋯⋯⋯⋯⋯⋯⋯⋯⋯⋯⋯⋯

Researches on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of Weijinnanbei Dynasties

in Japan Kubozoe Yoshifumi(187)⋯⋯⋯⋯⋯⋯⋯⋯⋯⋯⋯⋯⋯⋯

On the Name of Sui Dynasty Ye Wei(210)⋯⋯⋯⋯⋯⋯⋯⋯⋯⋯⋯⋯⋯

Titles of Higher Rank Graded Under Those of Lower Rank in Early Northern

Song: the Phenomenon and an Analysis Zhao Dongmei(219)⋯⋯⋯⋯⋯⋯

Understanding Touduan Kang Peng(232)⋯⋯⋯⋯⋯⋯⋯⋯⋯⋯⋯⋯⋯

Jingying in Early Ming Dyansty Li Xinfeng(237)⋯⋯⋯⋯⋯⋯⋯⋯⋯⋯

Local Public Works during Ming Dynasty He Chaohui(256)⋯⋯⋯⋯⋯⋯⋯

The Zouxiao System during Late Qing Period Doi Tomonoli(274)⋯⋯⋯⋯⋯

LüHaihuan’s Anecdotes When He Was Sent to Holand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in Late Qing Liu Chao and Wang Xiaoqiu(300)⋯⋯⋯⋯⋯⋯

Sun Zhongshan and the Founding of Modern China’s System of Examinations for

Civil Servants Fang Lieshu(312)⋯⋯⋯⋯⋯⋯⋯⋯⋯⋯⋯⋯⋯⋯⋯⋯⋯

Twisted Mind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Liu Yigao(332)⋯⋯⋯

Book Reviews

Comments on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Deng Xiaonan(365)⋯⋯⋯⋯⋯⋯⋯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Regarding Capitalism and

Modernization Dong Zhenghua(375)⋯⋯⋯⋯⋯⋯⋯⋯⋯⋯⋯⋯⋯

Textual Evaluations on the Justinian Plague Chen Zhiqiang(389)⋯⋯⋯⋯

Comments on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W . Sombart Liu Jun(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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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5

Alumni Memoirs

Professor Wang Xianheng Bo Jieping et al .(420)⋯⋯⋯⋯⋯⋯⋯⋯⋯⋯

Brief Notices

Professor Fran�ois Hartog Lectures at Peking University on Time

and History (428)⋯⋯⋯⋯⋯⋯⋯⋯⋯⋯⋯⋯⋯⋯⋯⋯⋯⋯⋯⋯

Academic Conference Celebrates the 10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Peking University (433)⋯⋯⋯⋯⋯⋯⋯

Abstracts (435)⋯⋯⋯⋯⋯⋯⋯⋯⋯⋯⋯⋯⋯⋯⋯⋯⋯⋯⋯⋯⋯⋯⋯

6

论 文

释“异乡的旅人”

———晚年克洛维对王国的处置

李 隆 国

] 【内容提要】 墨洛温王朝的奠基人克洛维无疑是个具有巨大

历史意义的研究对象 ,但是 ,如何超越当年都尔的格雷戈里的叙述

约束 ,对于研究者来说 , 自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也是学术界目前

最为热门和前沿的研究难题。本文试图围绕克洛维的一段话 , 以

克洛维晚年所面临的艰难时局为重点 , 结合文献学与新政治史的

研究方法 ,来分析克洛维对于自己“王权”的想像和建设。

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所著《法兰克人史》是关于 6 世纪高卢社会最为

系统完整的 , 也是最大宗的叙述性史料 ,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长期以

来 ,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 ,格雷戈里虽然语言能力较差 ,却非常真实地

记录了那个野蛮的时代。但是 ,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多伦多大学教授郭

法特发表他那革命性的论著 ,雄辩地说明格雷戈里不像传统史学史家

所想像的那样“简单”、“天真”, 相反 ,“毫无疑问 ,格雷戈里是机敏的艺

8

术家 ,运用文学效果并解释手中掌握的史事”。①此后 , 这种看法成为英

美史学界的主流看法 ,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在 1994 年格雷戈里去世

1500周年盛大的纪念会前后 , 达到高潮。在许多史学家眼中 , 格雷戈

里甚至被评价为“多么活跃的历史塑造者”。② 虽然 ,有些研究可能翻

案太过 ,但是 , 他们确实在有益地提醒研究者 ,不应该从字面上轻易地

相信格雷戈里 ,他提供给我们的历史印象需要经过审慎的再分析。本

文试图结合相关史事 ,对格雷戈里的一段记载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来

说明克洛维对于自身权力的想像与建设 , 以及面对特定历史局势所采

取的策略。这段记载记叙的是克洛维诛灭同宗诸王的经历 , 而以克洛

维在族人大会上的讲话而告结束。在讲话中 ,克洛维称自己是“异乡的

旅人”,那么这个胜利者所发表的不同寻常的说法暗示了怎样的含意 ,

以及政治形势呢 ? 这是本文的分析重点。在这些分析之后 , 对于格雷

戈里的克洛维观略加补正 , 以结束全文。

一、克洛维统一高卢

克洛维的父亲希尔德里克 ,是我们能够知道其具体信息的第一位墨

洛温国王。虽然如此 ,由于史料方面的原因 ,过去的研究者对他的成就

普遍估计不足 ,而现在有些学者又偏向于另一个极端 , 过分强调他的历

①

② Kathleen Mitchell , “Marking the Bounds: the Distant Past in Gregory’s History ,” in K .

Mitchell and Ian Wood ( eds .) The World of Gregory of Tours ( 参见 K .米歇尔的文章《划定

界限 :格雷戈里的〈历史〉中的遥远过去》, 载米歇尔、杨武德编辑的诸会议论文合集 :

《格雷戈里的世界》) , Koninklijke Brill NV , Leiden . 2002 , p . 295。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彼得·布朗在为该书作序时总结道 :“这些作者没有去褒奖格雷戈里 , 他们是来埋葬

———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彻底地———一个被牢固地轻信的传统 , 这个传统鼓励我们认

为 ,关于格雷戈里和他那个时代的‘蛮族’高卢 ,我们不可能知道得更多了。”pp . 1-2。

Walter Goffart , The Narrators of Barbarian ( A .D . 550 - 800 ) : Jordanes , Gregory of

Tours , Bede, and Paul the Deacon (《蛮族国家的叙事者们》) , Princeton Uinversity Press ,

Princeton , N . J . 1988 , p . 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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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 异 乡 的 旅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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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功绩 ,以为克洛维不过是继承了乃父的家业 , 加以扩展而已。① 传说

希尔德里克治下的人民曾经将他撵下台 ,改请驻在苏瓦松城的罗马人的

王埃吉迪乌斯统治 ,直到人民息怒了 , 希尔德里克才得以回来与埃吉迪

乌斯共治。虽然希尔德里克文治武功很盛 ,但是一旦驾崩 ,年仅 15 岁的

克洛维登基的时候 ,王国似乎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根据 60 年后

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记载 ,登基五年之后 ,克洛维发动了第一场大规模

的战争 ,灭掉了埃吉迪乌斯的儿子、他的接班人、西阿格里乌斯 ,占有了

他的国家。就在这次战斗之后 ,发生了有名的故事———苏瓦松广口瓶事

件。据说 ,克洛维想在自己抽签应得份额之外多占物品 ,但是被人加以

阻止 ,转过年来 ,他利用阅兵校阅武器的机会 ,除掉了这个阻挠者。接下

来的一件大事 ,就是异教徒克洛维娶了天主教徒勃艮第公主克洛提尔德

为妻 ,并出兵迫使迫害她的叔叔勃艮第王称臣纳贡。王后虽然时时向丈

夫灌输“正统教义”的好处 ,但是 , 克洛维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 不仅如

此 ,今天的研究者根据当时维也纳主教阿维图斯的一封残信推断 , 克洛

维甚至曾经亲近过天主教会最为痛恨的异端阿里乌斯派。②

克洛维改宗的关键时刻来了。在对日尔曼部族阿勒曼尼人的战斗

中 ,据格雷戈里讲 ,他经历了神秘的宗教体验 ,他感到是上帝帮助他取

得了胜利。阿拉曼尼人显然是个厉害的对手 ,这个部族如此影响卓著

以致在法语中转化为对德国人的称呼。在这场战争中 ,一位法兰克人

国王还负伤成为了跛子。胜利之后 ,克洛维决定受洗皈依天主教。③

①

②

③ 对于这次改宗 , 现代研究者对于传统的日期 496 年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 , 认为应该

是 506 年 , 至少是在 498—506 年之间。而这次神秘的宗教体验是否真实也在怀疑之

列 , 因为这么一个时刻在所有关于统治者改宗的故事中都会出现。参见山泽尔前引

文 , 另可参见 Ian Wood ,‘ Gregory of Tours and Clovis’, in Lester Little & Babara Rosenwein

Debating the Middle Ages (杨武德的《都尔的格雷戈里和克洛维》, 载里图尔、罗森文主

编之《中世纪论争集》) , Blackwell , Malden , Mass . 1998 , pp . 73-91。

Danuta Shanzer ,‘ Dating the Bapt ism of Clovis’, Early medieval Europe (山泽尔《克洛维受

洗时间考》,载《中世纪早期欧洲》) , 1998 ,7/ (1 ) , pp . 29-57。

R . E . Sullivan ,‘Clovis I ,’New Catholic Encycleopedia (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苏立文教

授为《新天主教百科全书》第二版所撰写的条目 ) , Gale, Washington , D .C . 2003 .比较之

下很有意思 , 第一版还是传统观点。

10

改宗之后的克洛维决定消灭南部高卢的异端信奉者西哥特人 , 在

战争之前 ,他派人去请示圣徒的恩赐 ,并约束自己的部下 ,“除了水和干

草之外 ,谁也不许从那个地区拿走任何东西”。战争进行得极其惨烈 ,

克洛维虽然取胜了 ,但是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他本人深受重伤 ,决定

了五年之后的死亡。战争结束之后 , 他给新“解放区”的主教们写了一

封信 ,讨论如何处理在战争中被俘虏的寡妇之子以及主教仆从。这封

信按照行文的先后包括如下两个信息:第一 ,克洛维尊重寡妇、主教 ,他

们没有参与战争的儿子和奴仆分别可以获得释放; 第二 , 为了防止冒

认 , 必须有主教亲自签署的证明函 , 这些人才能被释放。书信最后以引

用经文“真假混行”而结束。有现代学者认为 ,这封信表明克洛维熟悉

罗马行政管理程式 , 亲近天主教文化。① 但是 , 这只是钱币的一个面 ,

这封信确实可以反映出克洛维对于罗马制度、对于《圣经》的熟悉 , 但

是 , 信件本身的用意还是在于先扬后抑、防止假冒 ,看来 ,克洛维要优先

保障手下武士的利益 ,保障他们拥有自己用鲜血换来的战利品。

收拾完高卢境内的异族敌人之后,克洛维向同族诸王(以下称“同宗王”)

开刀,格雷戈里报道了其中三家王族被诛灭的具体例子,在讲述完了之后还

补充道:“他还让人杀死了许多其他的国王,也杀死了一些他疑心会篡夺他的

国家的近支亲属,他以这种方式 ,将他的统治扩展到高卢全境。”②

①

② 中译文采用戚国淦、寿纪瑜 两位先生的 译法。参见 戚国淦、寿纪 瑜译 :《法兰 克人

史》,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二卷 42 节。这部中译本虽然自英译本转译而成 , 但是

非常可靠 , 这大概一方面是因为作者所采纳的底本乃是专门研究墨洛温王朝历史的

著名历史学家、已故牛津大学道尔顿教授的译本 ; 一方面是因为中译者非常严谨的

翻译态度和深厚的学术素养。在引用过程中 , 我在正文中引用译本的原文 , 而将我

根据《德意志文献集成》所收权威性拉丁文本所作的略有不同的翻译列在注释之中 ,

以备读者查考。这段叙述直译如下 :“他还杀害了许多其他的国王或 (和———另一版

本用词 ) 同宗的显贵们。这些显贵们是他 ( 他们———另一个版本 , 疑为笔误 ) 所忌妒

的 , 而且他们还不将王国让给他。以这种方式 , 他将王国扩展到整个高卢。”此后引

用时有异文 ,方出注。

W . Daly ,“Clovis : How Babaric , How Pagan”, Speculum (达利 :《克洛维 : 到底多野蛮 , 到

底多异教 ?》,载《棱镜》) , 1994 , No . 69 , pp . 619-664。信件原文见 MGH ( Momumenta

Germania Historia , Capi tularia Regum Francorum《德意志文献集成》) , Legum Sectio II ,

pp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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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 异 乡 的 旅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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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克洛维诛灭同宗王的行为 ,格雷戈里非常鄙视 ,他说:“有一天

他在大会族人的时候 ,据说他这样地谈起了他所杀害的那些亲属:‘我

真可怜啊 ! 我好像是一个留在外乡人之间的旅客似的 ,一旦有了灾难 ,

也没有一个亲人来帮助我了 !’但是他这样地谈起他们的死亡并非出于

悲伤 ,而是在诡谲地察看是否还能另外发现什么新的亲属供他杀戮。

这些事情发生以后 ,克洛维在巴黎去世。”①

二、法兰克人唯一的王

克洛维的一声叹息 ,似乎并不像发自厌恶心里的格雷戈里所想像

的那么简单。近半个世纪以来 ,学术界对于中世纪王权的研究发生了

很大的转向 ,这种转向是与整个政治史复兴的大潮相呼应的 ,新政治史

强调从符号学的角度对各种权力的象征进行全面充分的分析 , 进而揭

示出背后的权力结构和心态结构。② 中世纪政治史的复兴 , 有助于我

们从旧有史料中挖掘出更多的新信息来。本文也抱持这种动机 ,试图

通过特定的象征性符号 ,结合特定史事和局势 ,对克洛维的权力想像和

围绕权力进行的制度安排进行分析。

克洛维的这一声叹息 , 似乎包含着太多的动机和意味。这一声叹

息可以反映出克洛维在王权合法性建设上的最终成果。在这个大变动

的时代 ,从一个蛮族部落首领演变为高卢国王 ,克洛维不对自己的合法

性进行建设是不可想像的。确实 ,他也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深刻印象。

格雷戈里关于他的记载 ,其根本性写作动机就是要证明克洛维统一高

卢的合法性。格雷戈里的记叙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段话:“由于他秉着

①

② 参见勒高夫的总结和预测 , Jacques Le Goff ,“ Is Politics still the Backbone of History”, in

Stuart Clark ed . The Annales School : Critical Assessments (《政治仍然是历史的脊梁吗 ?》,

载克拉克编《年鉴派 : 评论集》) , Routledge , London, New York , 1998 , pp . 162-177。

《法兰克人史》, 我这篇文章的标题即出于此句 , 但我愿意译为“异乡的旅人”。可以

校正的文字为 :“一旦有了灾难”,直译意思为 :“一旦有敌人来”。

12

一颗正直的心在上帝面前行事 ,他的所作所为在上帝的眼里颇为可喜 ,

因而上帝每天都让他的敌人挫败在他的手下 , 让他的国土扩大。”(II·

40)为此 ,他着重讲述了两个方面的故事。第一是克洛维如何获得上帝

的恩宠 ,以改宗的故事为主线。第二是报道他如何克敌制胜 ,叙事终止

于“把他的统治扩展到高卢全境”。

至于国王克洛维谋求政治合法性的具体步骤 ,并不是很清楚 ,综合

史料来看 ,大致从两个方面同时着手进行。其一是针对新征服地区 ,力

求获得天主教会的支持和罗马皇帝的授权。为了达到第一个目的 , 克

洛维改宗受洗 ,并在统一高卢之后 , 于 510 年在奥尔良召集主教大会。

而获得罗马皇帝授权 ,是通过战胜西哥特人之后的凯旋仪式来加以宣

示的。据格雷戈里的记载 ,“克洛维接到阿纳斯塔西乌斯皇帝的敕书 ,

受任执政官职务。在圣马丁教堂里 , 他身上穿起紫色袍服 ,披上披肩 ,

头上戴起王冠 ,然后跨上坐骑 ,从圣马丁教堂的前庭入口直到城里的教

堂 , 一路上慷慨大方地把金银钱币亲手赠送给沿途的人。从那天起 ,人

们向他欢呼时称他为执政官或奥古斯都。”(II·38)。这是克洛维为自己

的权力进行合法化建设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 从此 , 在舆论上 , 他变成了

“奥古斯都”,在罗马政治体系中具有了完全的合法的统治地位和权柄。

其二是针对原法兰克人民 ,旨在使自己被认可为他们惟一的王 ,从

而确立自己王权的惟一性。在大会族人时 , 他申明自己“没有一个亲

人”,就具有证明自己权威的惟一性的意味。这句话里所包含的追求王

权唯一性的意味 ,也被格雷戈里嗅到了 , 不过与克洛维的讲法不同 , 克

洛维偏重于强调诛杀业已成功结束 , 宣布再也不存在具有资格同自己

竞逐王位的亲人了。而格雷戈里受自己反感情绪的驱动 , 强调的是血

腥诛杀亲人行为的一贯性和正在进行性 ,其最终目的 ,在他看来 ,就是

要灭绝所有的亲人 ,惟恐有一人漏网 , 也就是说 ,克洛维在追求王权的

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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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割继承

克洛维在民众大会上的自叹自怜 , 还暗示了他对于法兰克人王族

关系方面固有习俗的打破和留恋。他叹息没有亲人来帮助 , 反过来说

明存在着一条固有习俗 ,即在正常情况之下 ,他克洛维本应该有众多的

亲人 ,亲人之间互相帮助。这条习俗大概是当时法兰克人中流行的王

位传承制度的一个附属规定 ,是对分割继承制度的一个补充规定 ,因为

在战乱年代 ,王国虽然分割了 , 但是军事力量应当保持联合 , 因此虽然

实行分割继承 ,继承者却应互相帮助 ,保证国分而军事力量相对不分。

最近英国利兹大学的杨武德教授在那部被誉为“值得学术界期盼

二十年的”著作《墨洛温王朝》中推论 ,克洛维将王国分割给诸子平均继

承 ,乃是在创造一种新的习俗 , 而不是遵循固有传统。① 但是 , 我不这

么认为。在克洛维诛灭同宗王的时候 , 经常是父子、兄弟集体地被杀

害 , 被杀害者都是某一部族的王 , 这个现象似乎足以说明 , 每一族中都

有多个王 ,这些王要么是父子关系 ,要么是亲兄弟 , 都是前一代国王的

直系继承人 ,也就是说 ,他们是作为直系男性亲属实行分割继承的。

随着分割继承制度的实行 ,随之而来的问题 ,就是如何保障军事力

量不被分散 ,法兰克人采取的措施 ,就是巩固诸王之间的团结 , 亲人之

间互相帮助 ,一旦有敌人来 , 则实行联军作战。在克洛维的观念里面 ,

这个原则是存在着的。在扫除外族政治势力之后 , 克洛维第一个设计

加以消灭的王族就是那个跛子国王西吉伯尔特的支系。他的计策是诱

惑儿子打老子 ,他对克洛德里克说 :“他要是死了 , 他的国家 ,连同我们

的友谊 ,按照权利所归 ,就要落到你的手里。”( II·40)在这里 , 友谊是可

① 但是 ,他也只是推测 ,并没有提供直接的、有力的证据 , 因此 , 这里不深论。有兴趣者

可参见 Ian Wood , Merovingian Kingdoms : 450-751 (《墨洛温王朝 : 450—751》) , Long-

man , London , New York . 1994 , p . 58。不唯法兰克人 , 他们的邻居图林根人和勃艮第

人都在采用分割继承制度。

14

以被继承的 ,继承了王位 ,就得自然而然地继承“友谊”。这种被继承的

“友谊”,就是同宗王之间的互相帮助和联军作战。克洛维第二个要诛

灭的同宗王乃是卡拉里克 , 而之所以要诛杀他 , 克洛维宣布的理由是:

“在同西阿格里乌斯作战的时候 , 他曾经召请这个卡拉里克前来援助 ,

可是卡拉里克站在一旁 ,哪边也不参加 , 只是坐观成败 ,以便同胜利者

结盟。”由于这个缘故 ,克洛维满腔怒火 ,发兵去攻打他 ( II·41)。看来克

洛维认为 ,卡拉里克干了不符合法兰克人王族关系习俗和行为习惯的

不义之举 ,因此自己师出有名。

不唯如此 ,克洛维本人也恪守并履行亲人互相帮助的原则。在几

次大战中 ,他都曾经召集亲族来帮忙。例如 ,在对西哥特人的战斗中 ,

他召集了后来被他诛杀的西吉贝尔特的儿子克洛德里克来帮忙。反过

来 ,克洛维也曾应同宗王之邀出兵助战 , 那场著名的阿拉曼尼人之战 ,

克洛维是应东部法兰克部族的邀请参战的。

为了对付异族敌人 ,克洛维以及法兰克诸王需要亲族们的帮助 ,这

是一条旧有的 ,当时还基本上为法兰克人 (包括克洛维自己 )所尊重的

习俗。但是现在 ,克洛维荡平了高卢境内的所有异族对手① , 这样 , 便

在法兰克人的历史上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局面 , 即没有了异族敌

人。如果说保有众多亲族 ,是为了在对付异族敌人时“有用”, 那么现在

似乎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另外一个结论 :一旦没有了异族敌人 ,那

么这些亲族都将“无用”,甚至可以说 , 不仅无用 ,而且还转变成了潜在

的敌人。政治形势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的 , 随着形势的改变 ,原有的利

益联合集团内部 ,出现政治战略选择上的歧异 ,导致原来的势力格局发

生改变 ,维持诸势力之间关系的准则也随之而变。卡拉里克不肯帮助

克洛维的例子 ,也从侧面反映出 ,当时有些同宗王也不是一味地恪守习

俗 ,随时互相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而是开始贯彻自己的利益和战略选

① 克洛维曾经试图灭掉勃艮第王国 , 但是没有成功 , 他与这个王国的关系非同一般 , 需

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 暂不置论。需要指出的是 , 尽管没有灭掉这个王国 , 但是 , 格雷

戈里还是认为克洛维在诛灭同宗王之后 , 控制了“高卢全境”。或者是格雷戈里在概

而言之 , 或者当时的高卢就不包括勃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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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从这个角度来看 ,克洛维剪除同宗王的行为 ,只不过是属于这种新

型战略选择中的一种。与卡拉里克不同 , 克洛维在高卢境内外敌尚存

之时 ,恪守旧俗 ,而一旦外敌被消灭 ,他果断地将矛头对准了众多亲族 ,

将他们分别加以诛灭 ,以便实现统一 ,巩固统一。

虽然如此 ,克洛维诛灭同宗王的行为并不必然就意味着克洛维最

终抛弃了亲族互相援助的原则 ,这是因为他没有抛弃分割继承的原则。

在临终前 ,他还是将国土平分给四个儿子。在第三卷的开头 ,格雷戈里

说 ,“克洛维国王薨后 ,他的四个儿子提乌德里克、克洛多梅尔、希尔德

里克和洛塔尔继承了他的王国 ,公平地分割了王国。”( III·1)。采纳分

割继承方案 ,克洛维必然得采纳保证王族关系顺畅的固有原则:亲人间

互相帮助。如果从这一现象略加推论 ,克洛维在族人大会上的叹息似

乎也或多或少是发乎内心真情的。①

但是 ,无论克洛维的主观愿望如何 ,他本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树立了

另外一条处理王族关系的原则:一旦没有外敌威胁 ,诛灭同宗王。他的

后人们似乎也在以实际行动证明这一政策的实际有效性。下面试将

《法兰克人史》记录的克洛维诸子进行的战争加以分析 ,以便印证这一

结论是否正确。

1. 丹麦人入侵高卢。( III·3)

2. 战胜图林根人。 (4)

3. 胜利后 ,提乌德里克打算谋杀与他一同出征的弟弟洛塔尔。(7)

4. 谣传提乌德里克战死在与图林根人的战斗中 ,希尔德贝尔特进

攻他的领地克莱蒙。(9)

5. 得知是谣传 ,希尔德贝尔特撤军 ,进军西班牙。 (10)

6. 当两兄弟召提乌德里克共同入侵勃艮第 ,提乌德里克不愿意 ,

他想进军 (收复———引者注 ) 克莱蒙 , 但是他手下的法兰克战士们说:

① 克洛维非常重视亲情 , 当他的妹妹去世的时候 , 他过于悲伤 , 使得兰斯主教雷米专门

为此写信加以劝慰。这封信的全文刊载于 MGH (《德意志文献集成》) 之 Epistolae

Austrasiacae, 2 , p . 113。格雷戈里在他的著作中有部分摘录 , 参见 II·31 节。

16

“如果你拒绝你的两个弟弟一同进入勃艮第 ,我们就抛弃你。”( III·11)

7. 提乌德里克成功地劝诱了手下的庸从 ,进军克莱蒙。 (12)

8. 提乌德里克诛杀僭称国王的蒙德里克。 (14)

9. 提乌德里克和希尔德贝尔特订立条约。 (15)

10 . 希尔德贝尔特与洛塔尔一起诛杀已故兄弟克洛多梅尔的幼

子。 (18)

11 . 克洛维死后 , 哥特人进犯 , 提乌德里克派遣儿子提乌德贝尔

特、洛塔尔派遣儿子贡塔尔进攻之。 (21)

12 . 提乌德里克去世 ,两位叔叔试图阻止侄子提乌德贝尔特继承

王位。在提乌德贝尔特成功继承王位之后 , 希尔德贝尔特与继承王位

的提乌德贝尔特结盟。(24)

13 . 希尔德贝尔特和提乌德贝尔特进攻洛塔尔。(28)

14 . 内战以订立和约而结束 ,此后 ,希尔德贝尔特和洛塔尔进攻西

班牙。(29)

15 . 希尔德贝尔特、提乌德贝尔特和洛塔尔进攻意大利。(30)

此 37 年间 ,共发生大的战事 15 起。从表面上看 ,这些战事似乎非

常偶然 ,但是实际上却呈现出一种规律性 , 那就是 , 内战或内部阴谋与

联合对外战争几乎交叉进行 ,二者互相调节 ,甚至可以说二者互为结束

对方的缘由。这是这 37 年间的战事规律。

因此 ,从表面上看 ,克洛维的儿子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很混乱 , 但是

透过表象 ,可以发现在背后起作用的规则 ,即克洛维所创立的调整王族

关系的双重机制:分割继承并互相帮助、与诛灭同宗王。这种奇怪的双

重原则 ,在墨洛温王朝历史上起着非常奇特的作用———维持王朝的统

一性。在没有外敌之时 , 或者说不发动对外战争的时候 , 国内似乎内

战、阴谋谋杀不断 ,诸王互相残杀 ,直至最后一位王被保留下来 ,国家统

一; 而当有外敌之时 ,或者想结束内战的时候 ,同宗王又会联合起来 ,互

相帮助 , 联军作战 , 国家保持军事力量的统一。因此这两个方面的现

象 , 其实都在指向唯一的一个目的 :统一 , 或者是在某位国王治下的一

统 ,或者是同宗王联合的一统。都尔的格雷戈里不能窥探到他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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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朝的王族关系的内在奥秘 ,因此 ,在笔下对墨洛温王室的这种王族

互相残杀的现象非常鄙视 , 通过各种方式加以严厉谴责。

无论这一双重机制的最终作用如何 ,当克洛维统一了高卢 ,站在前

无古人的历史位置的时候 ,面对未来 ,他竟然再次采取了分割继承的原

则 ,而这又意味着法兰克人最终可能会恢复同宗王被消灭之前的局面。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 史料的稀缺虽然使得我们难以得出证据确凿的

结论 ,但是各种线索还是可以提供一种最为可能的答案 ,即他对于当时

政治局势与自己的军事实力的估计 ,这种估计使得他对于自己是否能够

独力统治如此广阔的土地和如此多样的人民 ,存有疑虑。他说:“我真可

怜啊 ! 我好像是一个留在外乡人之间的旅客似的 ,一旦有敌人来 , 也没

有一个亲人来帮助我了 !”为什么克洛维在广有土地、财富和人民之后 ,

他还会对于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统治这么不自信以至于心生忧虑呢 ?

四、局势与克洛维的力量

虽然克洛维加紧进行舆论建设 ,以确立自己统治高卢的唯一合法

性 ,但是 ,造舆论并不等于既成事实 ,不等于事实上就巩固了统治。要

巩固统治 ,作为“著名的战士”的克洛维 , 自然深知民心向背 , 以及自身

军事实力的重要性。① 民心向背是稳定政治局势的根本保障 , 而军事

实力则是稳定局势的武力保障 , 恰恰在这两个方面 , 克洛维都没有自

信。一方面他没有深得民心 ,并保持边境的宁靖② ;一方面又缺乏足够

的实力。

克洛维控制下的人口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高卢罗马人、西哥特高

卢人以及法兰克人。现在许多历史学家倾向于淡化墨洛温王朝统治时

①

② 我以为 , 这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这一点。

在出征西哥特人高卢之前 , 格雷戈里记录下来了克洛维做出的两个重要举措 , 其中

一个获得神的支持 , 另外一个就是严肃军队纪律 , 严令军队秋毫无犯 , 以便获得被征

服地区人民的民心 , 参见第 37 节。

18

期的种族差别和文化隔阂的程度 ,但是 , 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 在格雷戈

里的祖辈和父辈的时代 ,也就是克洛维和他的儿子们统治的时候 ,种族

意识还是比较强烈的。① 不同种族之间的隔阂还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

加深 , 克洛维可能对此深有体会 , 因为他对改宗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

在改宗之前 ,尽管后妻克洛提尔德不断地向他灌输天主教会的正统教

义 ,但是 ,据格雷戈里讲 ,他丝毫不受影响。在克洛维的家庭里面 ,当时

复杂的信仰格局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本人信仰民族宗教 , 一个妹妹

信仰阿里乌斯教派 , 后妻及其诸子信仰天主教 ,前妻以及其子则信仰不

详。在他最终决定皈依天主教之前 ,克洛维接触过阿里乌斯派 ,在受洗

之前 ,要先征求其“所统率的人民”的意见。② 其慎重考虑可见一斑。

这是一种顾虑 ,对于不同部族和文化冲突的顾虑。

改宗之后 ,克洛维治下的各族人民似乎有了一个共同的宗教基础 ,

但是 ,各部族之间的关系如何 , 还是不大清楚 ,更为可能的情况是不可

能一下子就融合起来。有一份赠地令状 , 是为了王后克洛提尔德和他

的三个儿子的宗教幸福而签发的 ,这里 ,却没有提到他的大儿子提乌德

里克。③ 似乎暗示家庭内部尚未完全统一 ,而是继续保持着一定的“分

裂”因素 ,而家庭的分裂 ,大概就是对于实际治下各种势力分裂、地区差

异的一个反映。

在三类臣民之中 ,克洛维与法兰克人的关系应该最为融洽 , 但是 ,

由于最近的诛灭同宗王的行为 , 这些新的臣民并不是那么心悦诚服。

格雷戈里记载了克洛维死后 ,原法兰克人地区一次叛乱的故事。“蒙德

里克自称自己系出王族血统 , 骄傲自大 ,趾高气扬 , 他说 :‘我和提乌德

里克国王有什么相干呢 ? 我继承王位的权利与他相等。我要前去把我

①

②

③ MGH (《德意志文献集成》)之 Epistolae Merowingian et Carolini Aevi I , p . 3。

参见 II·31 ,勃艮第人的国王贡多巴德也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皈依天主教 , 他所担心的

也正是人民的反抗。参见 II·34。

Edward James ,“Gregory of Tours and the Franks ,”in Alexander Murray ed . After Rome’s

Fall (《都尔的格雷戈里和法兰克人》, 载默雷主编《罗马陷落之后》) , Toronto , Univer-

sity of Toronto Press , 1998 , pp . 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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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集中一起 ,要他们对我宣誓效忠 ,好让提乌德里克知道我是个同

他一样的国王。”(III·14)这个自称“不亚于提乌德里克的国王”据守在

维特里 ,进行抵抗。提乌德里克承认“这个叛徒的顽抗是多么成功”,在

并不能凭借武力消灭蒙德里克的情况下 ,只好学父亲的榜样 ,通过诡计

将这个人杀害了。

至于西哥特高卢人 ,新近被征服 ,民心不稳 ,效忠程度最低。虽然

没有反映民心的具体史料 , 但是 , 透过蛛丝马迹 ,还是可以印证上述推

论。格雷戈里说 :“克洛维死后 , 哥特人串犯他所征服的许多地方。”

(III·21)在极短的时间里 ,包括罗德兹在内的大部分原哥特人统治区再

次陷落。看来 ,这次“侵犯”得到了民众的广泛响应。

因为改宗 ,克洛维与高卢罗马人的关系应该突然变好了 ,但是实际

情况如何呢 ? 由于史料留存方面的欠缺 , 这里姑且将二者的关系简化

为克洛维与天主教会的关系。在都尔主教格雷戈里心目中 , 克洛维是

一个“著名的战士”,由此 ,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 II·12)。但是与自己的

子孙相比 ,克洛维的这种形象是不高大的。我们试比较一下克洛维与

他的长孙提乌德贝尔特的形象。在格雷戈里看来 , 提乌德贝尔特的国

王地位确立之后 ,“他表现为一位伟大的国王 ,以各种优点著称。他治

国公正 ,尊敬主教 ,对教堂慷慨施赠 ,救济贫困 ,并且以虔诚和非常友好

的情意广施恩泽于所有人。他宽宏大量地豁免了奥弗涅各教堂过去向

王室领地一向交纳的贡赋。”(III·25)似乎可以这样说 ,在都尔主教的眼

中 , 克洛维属于有特长的人物 ,而提乌德贝尔特则是完美人物。不惟如

此 ,格雷戈里在描写克洛维的时候 ,虽然赞颂克洛维在上帝的帮助下统

一高卢 ,但是对他的具体行径颇不以为然 ,行文中直陈这些不光明的行

为 , 有些地方干脆就用了贬义词 ,例如狡猾、谲诈等等。①

① 历史学家们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 即克洛维并没有被描述成基督教国王的经典形象。但

是 ,有些历史学家以为克洛维仍是经典的国王形象 ,甚至据此得出新观点 :当时经典的

国王形象乃是诛灭异端者———各种反对教会的人。参见 Martin Henzelmann ,“ Heresy in

Books I And II of Gregory of Tours’Historiae”, in Murray ed . op .cit ., (法国历史学家亨茨

曼恩的《都尔的格雷戈里的〈历史〉前两卷中的异端》,载默雷前引书 ) , pp . 67-82。

20

从这个对比可以看出 ,克洛维并不被格雷戈里当作完美的国王。

反过来 ,克洛维对于教会的态度也比较微妙 ,其中固然有友好的一面 ,

但是 ,也有让教会不痛快的一面。克洛维迟迟不改宗 ,还与阿里乌斯教

派拉拉扯扯 ,关系暧昧 , 即便是改宗 , 也是“因为迫于需要”。① 改宗之

后的克洛维对于教会也没有变得特别虔诚起来 ,而是经常表现出自己

不过是在将教会作为工具来使用。例如 , 当他俘虏了卡拉里克国王父

子之后 ,“把他们捆绑起来 ,剃去头发 , 下令授任卡拉里克为神父 ,他的

儿子为副主祭。”( II·41)在这里 ,他将教会视为自己诛灭同宗王的一个

便利的工具。而且更为严重的是 ,当这两位国王教士诅咒他的时候 ,他

“命令将两人斩首”。由此可见 , 他并不真正重视教士、教会的神圣性 ,

对于教会没有任何敬畏感。

不论教会对克洛维的态度如何 ,克洛维对于教会的态度肯定是实

用主义式的 ,他这种利用教会的心态 ,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内心里真正重

视教会 ,建立起对于教会的完全信任和依赖 ,并将巩固统治的希望托付

给教会。

内忧因为外患的存在而显得严重而紧迫。在克洛维的时代 , 欧洲

各个部族还没有最终定居下来 ,还处在迁徙、变动之中 ,也相互挤压着。

克洛维先后与图林根人、勃艮第人、东罗马帝国皇帝保持友好关系 , 试

图维持一条相对稳定的东部边界线。但是 , 这条外交边界很不稳定 ,为

了换取图林根人的友好 ,克洛维曾交纳了人质 , 但是 , 图林根人却并没

有严格遵守和约 ,他们“却对这些人质施加种种酷刑 ,把他们折磨致死。

然后他们打过来 ,进攻我们的人民 ,夺走他们的全部财产 , 把男孩子用

他们自己大腿上的筋腱吊挂在树上 ,他们残忍地弄死了二百个女孩子”

(III·7)。即便如此 ,克洛维也没敢应战 ,大概是因为无暇东顾吧。克洛

维曾经进攻勃艮第王国 ,战争的结果是勃艮第人的国王贡多巴德同意

① 克洛维改宗主要出自实用的目的 , 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 , 其中以 H .M . Gwatkin

& J .P . Whitney ed . The Cambrige Medieval History (《剑桥中世纪史》) 的表述最为权威 ,

参见 Vol . II , Cambri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13 , p .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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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贡 ,双方友好。但是 ,“后来 , 当贡多巴德的势力恢复的时候 ,他不屑

于向克洛维国王交纳所应承的贡赋”( II·33)。对此 ,克洛维也没有什么

明显的反应动作。

虽然内外局势如此严重 ,如果克洛维拥有强大的军队 ,那么他本来

没有必要这么当心的 ,但是 , 恰恰是在这一点上 , 他竟然无法做到。在

传统的军事体制之下 ,一旦要同外敌作战 ,克洛维会邀请同宗王实施战

役协同 ,进行联军作战。但是现在同宗王不存在了 , 一个重大的兵力提

供源消失了。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 如何依靠自己原有的军队力量 ,控

制数倍于原有统治区域的广大新征服区 ,这不能不是个问题。

在消灭了同宗王之后 ,克洛维本来应该创造出新的军事组织机制 ,

来动员并组织军事力量 ,取代传统的法兰克人诸王互助的联军作战模

式。但是 ,他没有。个中原因不难推测。克洛维的军队是胜利之师 ,充

分证明了其威力 ,因此 ,他没有任何必要和理由对军队制度进行大规模

的改革。而且在当时 ,也没有别的更为优越和新兴的军事组织制度可

以作为替代品。罗马军队是常备军 , 但是乃手下败将 ,不惟如此 , 当时

罗马军队在探讨提高作战能力方面 , 要么仿效蛮族军队 , 要么强调训

练 , 也没有提供什么新的替代组织方案来。①

从现存史料来看 ,克洛维在进行征服战争的过程中 ,兵源主要依靠

同宗王协助 ,提高战斗力的主要措施 , 则集中于强化服从 , 以及相应的

纪律约束。我们不知道著名的苏瓦松广口瓶事件的真实性 , 那里反映

的是克洛维在军事场合树立自己权威的尝试。这里姑且不论。值得一

提的是 ,在同西哥特人进行关键性的决战之前 ,克洛维进行了两方面的

准备 , 第一是严肃军纪 ,将胆敢破坏军纪的手下就地正法 , 第二就是为

战争涂抹神圣的色彩 ,通过圣马丁教堂的宗教仪式获得“胜利的吉兆”,

从而得到上帝的支持。在那个短兵相接、以冷兵器为武器的战场上 ,勇

气无疑是第一重要的制胜因素 ,获得上帝的直接支持无疑对于提高士

气大有帮助 ,对于战争的胜利确立了有力的精神保证。

① 参阅雷纳图斯著 ,袁坚译《兵法简述》, 解放军出版社 1998 年版。

22

由于没有采取新的军事力量动员机制 , 在“将统治扩展到高卢全

境”之后 ,克洛维要仅仅依靠自己原有的军队 ,独力面对如此恶劣的内

外局势 ,他只好慨叹 :“我真可怜 !”“一旦有敌人来 , 也没有一个亲人来

帮助我了 !”面对这种局势 ,为了摆脱困境 ,他选择了在自己家庭内部复

制出同宗王互相协助、提供兵力的军事组织机制 ,这便是分割继承制度

的现实原因了。

五、余 论

统一高卢之后的克洛维竟然会有身处异乡的孤独感 , 并且没有自

信 ,向广大族人申明自己是“异乡的旅人”, 这似乎是难以想像的 ,留存

下来的主要文献 ,从表面上看 ,似乎都在给读者提供相反的“印象”。克

洛维去世六十多年之后开始记载历史的格雷戈里显然受到当时动荡时

局的影响 ,因此 ,有意无意之间将克洛维时期的统一与和平来对照当时

的混乱 ,从而通过自己的笔塑造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克洛维形象 ,而他的

儿子们似乎就不那么强大了。①到了下一个世纪 , 编年史家弗里德伽更

加公开表明了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王朝历史观 ,他是通过一个神奇的

故事来进行表达的。故事发生在克洛维的父亲希尔德里克迎娶王后巴

西娜的新婚之夜 ,“当盖上被单之后 , 女人对希尔德里克说 :‘今夜我们

要保持贞洁 ,悄悄地起床 ,将你在王宫之前看见的一切告诉你的内助。’

他起来了 ,看见狮子、独角兽和豹子在漫步。回来向女人讲述了所见 ,

女人说:‘我的主人 ,看清楚些 ,并向你的内助讲述所见。’他再次来到广

场 ,看见熊和豺狼在漫步 ,他返回去告诉女人 ,然后第三次被指使出来

观看。第三次他看见像狗一样的小动物 , 它们与其他小动物在一起翻

① 在第 V 卷序言 ,格雷戈里痛心疾首 , 他说 :“当我叙述哪些使法兰克人的种族及其统

治如此令人痛心地逐渐衰萎下去的种种内战时 , 我的内心是悲伤的。”接着 , 他语重

心长地说 :“国王们啊 ! 要把你们胜利的肇始者克洛维的一切事迹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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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退缩着。他向巴西娜讲述了这一切 ,他们守贞洁直到天明 ,从被单里

起来 ,巴西娜对希尔德里克说:‘你所见的这些幻象代表着人 ,它们可以

这样被解释 :我们所生之子具有狮子般的力量和形象 ,而他的儿子们具

有独角兽和豹子的力量和形象。至于他们所生的 , 具有熊和豺狼的力

量 ,而且也像它们一样贪婪。第三次所见的是具有狗和小动物们形象

和力量的统治者们统治之下的王国景象 , 那些退缩的家伙将伙同小动

物们糟践对王侯不再怀有敬意的民众。”①

留存文献所提供的这种观点 ,强大地影响着后来的历史学家 ,法国

著名历史学家洛特在高度赞颂克洛维的历史功绩之后 ,简单地叙述了

克洛维诸子的统治 ,在行将结束的时候 ,他说:“在继续之前 ,最好暂时

评述一下克洛维的儿子们。基督教对他们没有任何道德教化作用 , 诡

计、残忍、贪婪是他们统治的特征 , 在这方面甚至远甚于东罗马皇帝。

他们的历史不过是一系列谋杀和恐怖景象 , 由格雷戈里冷冰冰地加以

复述出来。”②

但是 ,他们都多少忽略了克洛维的自身感受。如果重视克洛维的

这一声叹息 ,循此思路 ,确实可以发现不少历史事实 , 它们反映出克洛

维统治末年的微妙时局。一方面统治区域之内并没有真正臣服 ,另一

方面 , 边境也不宁靖 ,而自己熟悉和依赖的传统的联军作战方式 ,由于

新近进行的诛灭同宗王行动 ,丧失了存在的基础 ,致使自己能够动员的

有效兵力大为削弱 , 在这种背景之下 ,如何保障对于“天下”的牢固控

制 ? 克洛维大概不那么有信心。反过来 , 克洛维在临终时实施分割继

承 ,使得他的儿子们得以恢复昔日同宗王联军作战的方式 ,军事实力随

之大为增强。我们在《历史十书》第三卷的开篇 ,第一次读到了强调法

①

② Ferdinand Lot , The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 , trans . by Philip Leon & Mariette Leon . (《古

代世界的终结》) , Routledge, London 1996 , p . 28。更多的历史学家在评价克洛维的

儿子们的时候 , 更为积极一些。他们充分肯定他们的开疆拓土之功 , 如《剑桥中世纪

史》第二卷第四章的撰写者普菲斯特说 :“克洛维的儿子们有一个共同的任务 , 即进

行克洛维的未竟事业 , 完成 对高卢的 统一 , 在这一方 面 , 他们没有 失败。” Ibid , p .

117。

载《德意志文献集成》之 SMR 之 III 之第三卷第 12 节。

24

兰克人国王军力强大的句子 :“克洛维国王去世后 , 他的四个儿子提乌

德里克、克洛多梅尔、希尔德里克和洛塔尔继承了他的王国 , 把国土平

分了。当时提乌德里克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提乌德贝尔特 , 他是一个仪

表堂堂 ,才能卓越的男孩子。这些君主本身就很勇猛 ,因此他们都很强

大 , 而他们的军队又给他们提供了雄厚的力量。”①

在克洛维诸子统治时期 , 虽然存在手足相残的丑恶现象 ,但是 , 对

内 , 他们在各自的王国之内巩固了臣民的效忠和自己的统治 ,对外 , 东

征图林根人、灭掉勃艮第王国 ,向南远征西班牙、意大利 ,不仅消灭了在

克洛维晚年为患边境的对手 , 而且还大大地拓展了疆土。从这个角度

来看 , 可以校正传统的历史对比: 一方面克洛维没有想像的那么强大 ,

另一方面 ,他的儿子们似乎也并非那么软弱。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实际上“分”要优于“统”的历史局面 , 大概要归

因于当时高卢的资源特性 , 这是一个“人口”资源要优先于其他资源的

时代 ,也就是说 ,对于统治者而言 ,要想力量强大 ,关键在于获得足够多

的“人口”,在保证这些人口的足够的忠诚度的前提之下 ,可以将他们轻

易地转化为军事力量 ,从而力量强大。在当时 ,交通落后、种族分离 ,克

洛维家族又缺乏长期的武力积累 ,在这种背景之下 ,分而治之 , 比大一

统要强。实际上 ,从短期效果来看 ,克洛维临终的这种安排也是富有成

效的。

与此同时 ,也应该看到 , 从历史的长期效果来讲 ,克洛维虽然可以

通过自己最终确立的处理王族关系的双重原则来保障王国的统一 , 保

障军事力量在诸王互相帮助时强大 , 然而 , 经过克洛维诸子的经营 , 法

兰克人王国的边界达到相当稳定的状态 ,此后 ,处理王族关系的双重原

① 这段话从字面上可以译为 :“克洛维国王薨后 , 他的四个儿子提乌德里克、克洛多梅

尔、希尔德里克和洛塔尔继承了他的王国 , 公平地分割了王国。大儿子有子曰提乌

德贝尔特 , 宽和而富有能力 , 这些君主因德行高超而强大 , 而且从军队那里 , 强大属

于他们。”( III·1 )这里需要加以讨论的是“ aequa”的译法 , 从下文作者经常使用“ iniqu-

us”来形容人物的德行丑恶来看 , 这个词似乎译为“公平、公正”为妥 , 这样的话 ,“把国

土平分了”似乎就应该译为“公平地分割了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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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中 ,主要在起作用的就只能是互相诛杀的那一方面了。这种争斗和

互相诛杀 ,自然会带来地域化 ,军事力量最终因为内耗而消耗 ,或许 ,一

代不如一代的王朝史观的形成 , 就是基于这种机制及其运作耶 ? 更进

一步 ,当年克洛维为了克服“异乡”之感 ,将国家分割 , 实现地域化 ,就是

封建的开始耶 ? 格雷戈里没有能够看出 ,也不可能想到 ,当年克洛维出

于形势的逼迫 ,而采取的分割继承方式 , 最终导致了后来的内战和纷

争。也就是说 ,这些现状的出现 , 其根源在于克洛维临终时的制度安

排。“异乡的旅人”控制天下的历程 , 竟然会如此曲折 ?!

(李隆国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

26

六七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及其历史见证

�

张 绪 山

\ 【内容提要】 六七世纪是拜占庭帝国的强盛时期 , 帝国内部

存在着对丝绸的强烈需求。为了获取丝织业所必需的中国生丝 ,

打破波斯在生丝供应上的垄断 ,拜占庭帝国在传统丝绸之路、南海

之路和欧亚大陆南俄草原之路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拜占庭商人

的商贸活动促进了中国丝绸的西传 , 同时也使大量拜占庭金币流

入中国境内;拜占庭民间传说随商贸活动播向东方 ,在中国典籍中

留下了斑斑陈迹。

公元 3 世纪以后 ,以罗马为政治中心的帝国西部逐渐衰落 , 地中海

东部沿岸地区则日显重要。公元 330 年 , 君士坦丁皇帝将帝国首都迁

移到希腊旧城拜占庭 ,改名为君士坦丁堡 ,从此一个不同于原罗马帝国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 , 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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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及其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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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帝国逐渐形成。这个东部帝国借助于其固有的地理、社会优势 ,经

过数代皇帝的励精图治 , 从 6 世纪初期进入了文治武功的鼎盛时期。

查士丁尼(527—565)皇帝发动一系列的征服战争 , 建立了一个庞大的

环地中海帝国 ;就其东部领土规模而言 , 并不亚于极盛时期的罗马帝

国。为其政治和商业利益 , 它同东部的强大邻国波斯萨珊王朝展开了

激烈的角逐 ;试图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 ,成

为这种角逐的一个组成部分。7 世纪中叶阿拉伯伊斯兰教势力兴起并

夺取其地中海东部和北非的领土 , 此后拜占庭帝国为获取丝绸所做的

努力受阻而逐渐减弱。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 ,罗马帝国 ,特别是它统治下的东部地区即地中

海东岸 ,被称为“大秦”;由罗马帝国东部疆域演化而来的拜占庭帝国则

更多地被称为“拂蘂”, 但在许多情况下仍继续沿用旧称“大秦”, 或“大

秦”“拂蘂”并用。“拂蘂”用指拜占庭帝国 ,在隋唐时期的典籍中最为明

确 ,也最为频繁。这个名称可能源自“罗马”一词 ,经波斯和中亚语言进

入汉语。330 年以后兴起的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部帝国在对外关系中

仍以“罗马”( Róm, Rüm)相称。Róm 一词进入亚美尼亚语演变为 Hróm

(Hórum) ,进入波斯语系后 h 转为 f,故中亚的呼拉子密语和粟特语中又

转为 Fróm( Furum) , Fróm在汉语中转读为“拂蘂”。① 从拜占庭史料和汉

文典籍中有关“大秦”“拂蘂”的记载以及相关考古资料 ,我们大致可以

看清楚六七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的轮廓。

① P . Pelliot , Sur l’origine du nom de Fu-lin , Journal Asiatique, XIII ( 1912 ) , pp . 497-500;

K . Shiratori , A New Attempt at Solution of the Fu- lin Problem ,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 15 , Tokyo , 1956 , pp . 186-195。劳费尔认为 , 其转化

过程应为 : Rum 或 Rom 先转为 Rim , 进入中亚语言后转为 Frim 或 Frīm , 转为汉语即

“拂�”。见劳费尔《中国伊朗编》, 商务印书馆 , 2001 年 , 第 262—263 页。关于其他学

说 , 见张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 中华书局 1977 年 , 第 79—82 页。

28

一

4世纪以后兴起的拜占庭帝国同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一样 , 随着

国力的逐渐壮大 ,特别是疆域上与东方的接近 , 追求东方奢侈品 ,尤其

是中国丝绸的兴趣愈益浓厚。据 4 世纪后期罗马作家马赛利努斯

(330— ?)记载 ,曾经仅限于贵族阶级使用的丝绸 ,在他生活的时代已经

“毫无差别的遍及所有阶级 , 甚至社会最下层”。这自然是夸张的描述。

下层社会不可能购买丝绸这样的价格极为昂贵的奢侈品。拜占庭帝国

是一个等级意识很强的社会 ,作为身份地位象征的丝绸的大量消费主

要限于王公贵族等上流社会。但社会各阶层对东方奢侈品怀有浓厚而

强烈的兴趣 ,确为无可争议的事实。与此同时 ,基督教会在成为罗马帝

国国教以后 ,经济势力逐渐强大。教会盛行以丝绸装饰教堂、制作教士

法衣 ,以丝绸裹尸体下葬 ,成为丝绸、香料等东方奢侈品的重要消费者。

各蛮族涌入罗马帝国以后 ,为罗马贵族的豪奢之风所熏染 ,也开始追求

东方奢侈品。408 年 ,阿拉里克率领西哥特军队围攻罗马 ,向帝国政府

勒索大量财物 ,除金、银财宝外 , 还有丝绸外衣 4000 件 ,皮革 3000 皮和

胡椒 3000 磅; ①448 年拜占庭帝国与匈奴首领阿提拉的谈判中 , 为羁縻

严重威胁帝国边境的匈奴人 ,向阿提拉赠送了包括丝绸在内的大量东

方奢侈品。②拜占庭帝国将大量奢侈品送与蛮族首领 , 满足了他们的贪

欲 , 阻止了蛮族的入侵 ,但拜占庭帝国的丝绸消耗量也大为增加。作为

拜占庭政府的主要收入渠道之一 ,丝织业的发展使社会各阶层受益 ,丝

①

② J . B . Bury ,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Irene ( 395-800 A .D .) ,

Amsterdam 1966 , p . 213 .

G .F . Hudson , Europe and China : 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 ,

London 1931 , p .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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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及其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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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业在拜占庭社会经济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① 拥有 50 万—100

万人口的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 ,以其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的商业地理

位置 ,推动着拜占庭帝国的东方贸易活动 ,将商业利益扩展到东方的中

国和印度。6 世纪地中海沿岸居民对远东奢侈品所形成的嗜好 , 远甚

于罗马时代流行的风尚 ,这成为拜占庭社会内部进行东方贸易的强大

动力。②

波斯萨珊王朝如同先前的安息王朝一样 , 在贯穿其境的丝绸之路

上对生丝贸易享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公元前 2 世纪末张骞两通西域以

后 ,西传的中国丝绸成为欧亚大陆商贸活动中利润最为丰厚的商品之

一。作为西方最大的消费者 , 罗马帝国“常欲通使于汉 ,而安息欲以汉

缯彩与之交市 ,故遮阂不得自达。”(《后汉书·西域传》)为了从波斯得到

中国丝绸 ,罗马帝国于 298 年与波斯达成协议 , 将尼西比 (Nisibis)开辟

为两国丝绸贸易口岸。拜占庭帝国的东方贸易尤其是丝绸贸易 ,也像

罗马帝国一样受制于波斯。408—409 年 ,为扩大贸易规模 ,拜占庭帝国

又与波斯商定 , 增加幼发拉底河左岸的拜占庭城市卡里尼库姆

(Kallinicum)和波斯-亚美尼亚地区的波斯城市阿尔达沙特 (Artashat )作

为通商口岸。此后两大帝国在这三个通商口岸的丝绸贸易进行了大约

两个世纪。③5世纪末 6 世纪初 ,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科斯马斯

(Cosmas Indicopleustes) ,曾在印度洋游历、经商 , 到过锡兰 (今斯里兰卡 )

和印度 ,他在晚年 (6 世纪四五十年代 )所写的《基督教世界风土志》(U-

niversal Christian Topography)中 ,记载当年在锡兰所做的观察 :“产丝之国

位于印度诸邦中最遥远的地方 ,当人们进入印度洋时 ,它位于左侧⋯⋯

①

②

③ A . Jones ,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 Oxford , 1964 , vol . II , p .827; L . Boulnois , The

Si lk Road , trans . by D . Chamberlin , London , 1966 , p .119; I . D . Frank & D . M . Brown-

stone , The Silk Road : A History , New York-Oxford , 1986 , p .153 .

汤普逊 :《中世纪经济社会 史》, 上册 , 耿淡如译 , 商务印书馆 , 1984 年 , 第 197—198 ,

207 页。

R . Lopez, Silk Industry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Speculum 20 ( 1945 ) , p . 2 ; R . Lopez,

Byzantine and the World around it : Economic and Inst itut ional Relations , Variorum

Reprints , London 1978 , III .

30

这个国家叫秦尼扎 (Tzinitza , 即中国———笔者 ) , ① 其左侧为海洋所环

绕 ,正如同巴巴利的右侧被同一海洋所环绕一样。被称为婆罗门的印

度哲学家们说 ,如果从秦尼扎扯一条绳子 , 经波斯到罗马领土 , 那么大

地恰好被分成两半。他们也许是对的。秦尼扎国向左方偏斜相当严

重 ,所以丝绸商队从陆地上经过各国辗转到达波斯 , 所需要的时间比较

短 , 而由海路到达波斯 ,其距离却大得多。⋯⋯这可以解释波斯何以总

是积储大量丝绸。”②6世纪上半叶 ,波斯-亚美尼亚地区的第温 (Dvin)成

为两国通商的重要地点。③这一时期的拜占庭作家普罗可比 (500—565

年 )写道:“人们习惯上用来制作衣服的衣料是丝绸 , 先前希腊人称之为

‘米底布’(μηδικ’ηνεσθ’ητα) ,现时称之为赛里斯布 (σηρικ’ην)。”④可见波斯

西北境的米底亚 (Media)地区曾长期向拜占庭帝国供应丝绸。

6世纪上半叶 ,锡兰 (今斯里兰卡 )成为印度洋商贸活动的重要中

介站和丝绸市场。科斯马斯当年观察到的以锡兰为中心的贸易形势

是:“该岛(锡兰岛)地处中心位置 ,从印度、波斯和埃塞俄比亚各地很多

船只经常访问该岛 , 同样它自己的很多船只也远航他方。从遥远的地

区———我指的是秦尼斯达 ( Tzinista) 和其他输出地———它接受的是丝

绸、沉香、丁香、檀香和其他产品。这些产品又从该岛运往这一边的其

他市场 ,如没来、卡利安那、信德 ( Sindu, 即印度河口的 Diul Sindh)、波

斯、希米雅提 (即也门 )和阿杜里 (红海非洲之滨的 Zula )。⋯⋯该岛也

输入上述各地的物产 ,转而输往更遥远的港市;同时该岛向两个方面输

出自己的物产。”⑤就中国典籍记载而论 , 锡兰在印度洋贸易中的地位

的提高 ,更在此前时期。411 年我国高僧法显游历印度和锡兰 ( 师子

国 )后乘“商人大船”回国 ,至耶婆提 (今爪哇 )后再换乘商船赴广州 , 这

①

②

③

④

⑤ Cosmas Indicopleustes , The Christ ian Topography, pp . 365-366 .

普罗可比 :《战争史》(Пροκóπιοs , Ιστορ’ιατ’ωνπολ’εμων, Αθ’ηνα, 1996 ) , I , xx , 9-12。

A . Vasiliev , Justin the First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mbridge Mass ., 1950 , p . 358 .

Cosmas Indicopleustes , The Christian Topograph y of Cosmas , an Egyptian Monk , trans . by

J .W . McCrindle , New York 1897 , pp .47-50 .

科斯马斯书中的 Tzinitza 和稍后提到的 Tzinista 均指中国。有关其起源考证 , 见张绪

山 :《拜占庭作家科斯马斯中国闻纪释证》,《中国学术》, 2002 年第 1 期 ,第 68—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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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及其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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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商人已经熟知“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5 世纪中叶以后 ,

中国南部已与印度、锡兰乃至更远的波斯建立起固定的商贸联系。《宋

书》卷九七记载当时中国南部与西方交流的情况:“若夫大秦、天竺 , 迥

出西溟 ,二汉衔役 ,特艰斯路。而商货所资 , 或出交部 , 泛海陵波 , 因风

远至。又重峻参差 , 氏众非一 ,殊名诡号 ,种别类殊。山琛水宝 ,由兹自

出 , 通犀翠玉之珍 , 蛇珠火布之异 , 千名万品 ,并世主之虚心 , 故舟船继

路 ,商使交属。”作为商品交换 , 南朝各代通过东南亚人 (中国古代文献

称之为“昆仑”)接受西方物产的同时 , 也向南海和印度、锡兰乃至更远

地区输出丝绸等中国特产。《南齐书》卷三一《荀伯玉传》:“世祖 (萧赜 )

在东宫 ,专断用事 ,颇不如法 ,任左右张景真 , ⋯⋯ (张景真 )又度丝锦与

昆仑舶营货 ,辄使传令防送过南州津。”南州津是建康南朱雀门外秦淮

河的大港 ,可见南齐时东南亚的商船已进至长江下游进行贸易。“昆仑

舶”是中国丝绸进入锡兰、印度市场的主要媒介。

锡兰丝绸市场的出现 ,似乎向长期受制于波斯生丝供应的拜占庭

帝国展现出一缕希望之光 ,使之萌生了从海上通达东方丝源 ,打破波斯

垄断的念头。528 年两国爆发战争 , 波斯中断丝绸贸易 ,拜占庭丝织业

陷于危机。531 年前后 , 查士丁尼皇帝利用控制红海北部的有利条件 ,

劝诱其在红海地区的盟友埃塞俄比亚人前往锡兰购买丝绸 , 他向后者

指出合作的大好前景 :“ (你们 )这样做可以赚取很多钱 ,而罗马人也可

以在一个方面受益 ,即不再把钱送给它的敌人波斯。”埃塞俄比亚人接

受了请求 ,却未能实现诺言。当时的拜占庭史家普罗可比解释失败的

原因是 :“波斯人总是占据印度 ( 锡兰 ) 船开进的每一个港口 (因为他们

是邻国 ) ,通常收购了所有货物 , 埃塞俄比亚人不能进港购得丝绸。”①

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 ,埃塞俄比亚人已与波斯人在东方贸易上达成默

契 , 即埃塞俄比亚人垄断香料贸易 ,而由波斯垄断丝绸贸易 , 双方都不

愿为拜占庭帝国的利益卷入两败俱伤的竞争;锡兰人可能也不愿损坏

① 普罗可比 :《战争史》, I , xx , 11-12。

32

已与波斯建立起来的商业关系①。

查士丁尼皇帝计划的失败 , 使拜占庭在叙利亚 (提尔和贝鲁特 )的

丝织业受到严重影响。为了防止波斯丝商提高丝价 , 查士丁尼命令加

强对生丝的垄断 ,由政府商务官 (commerkiarioi)在固定边界交易点上从

波斯人手中购买生丝 ,以保证政府优先得到生丝 ,同时避免丝商争购造

成波斯人抬价;他还禁止私人丝织者以每磅 8 个金币以上的价格出售

丝织品。这个价格低于私商从波斯人手中的购买价 , 大量私商因这一

规定而破产。540 年 , 第二次波斯战争爆发 , 生丝贸易停止 , 政府所存

生丝又不敷用 ,为了保证政府作坊的供应 ,查士丁尼宣布接受私人丝织

场为国有 ,将生丝和丝织品的买卖全部变为国家垄断。拜占庭丝织业

陷于萧条。

十余年之后 (552年左右 ) ,由于一个偶然事件 , 拜占庭丝织业出现

转机。拜占庭史料中 ,以普罗可比对这个事件的记载最为详细: ^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 ,几位来自印度人 ( 居住区 )的教士到达这

里 ,获悉查士丁尼皇帝心中很渴望使罗马人此后不再从波斯人手

中购买丝绸 ,便前来拜见皇帝 ,许诺说他们可设法弄到丝绸 , 使罗

马人不再受制于波斯人或其他民族 ,被迫从他们那里购买丝货 ;他

们自称曾长期居住在一个有很多印度人、名叫赛林达 ( Serinda )的

地区。在此期间他们完全弄懂了用何种方法可使罗马国土上生产

出丝绸。查士丁尼皇帝细加追寻 ,问他们如何保证办成此事。教

士们告诉皇帝 , 产丝者是一种虫子 , 天性教它们工作 , 不断地促使

它们产丝。从那个国家 (赛林达 )将活虫带来是不可能的 ,但可以

很容易很迅捷地设法孵化出活虫 , 因为一个丝蚕一次可产下无数

蚕卵;蚕卵产出后很长时期 , 以厩粪覆盖 , 使之孵化———厩粪产生

足够热量 ,促成孵化。教士们做如是解释后 ,皇帝向他们承诺 , 如

① G . F . Hudson , Europe and China , p .157; G . F . Hourani ,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 Princeton 1951 , p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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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及其历史见证

33

果他们以行动证明其言不妄 ,必将酬以重赏。于是 ,教士们返回印

度 ,将蚕卵带回了拜占庭。他们以上述方法培植蚕卵 ,成功地孵化

出蚕虫 ,并以桑叶加以饲养。从此以后 ,养蚕制丝业在罗马领土上

建立起来。①

另一位拜占庭作家赛奥凡尼斯 (Theophanes )在 6 世纪末也记载同一事

件 , 但内容稍有差异。在他的记载中 ,将蚕种带到拜占庭的是一位生活

在塞里斯 (Seres)的波斯人。②学者们对赛林达 (或塞里斯 )地望的考订

虽还存在分歧 , 但大多数人认为可能是新疆地区 , 更具体一点 , 即和

阗; ③ 记载中的印度教士 (或波斯人 )则是中亚的景教徒。④ 不管带给

拜占庭人蚕子的教士是何方人士 ,也不管他们从何处得到了蚕子 ,育蚕

业在拜占庭帝国安家落户毕竟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 是欧洲丝织业发展

史上的重大事件。就拜占庭帝国而言 ,养蚕法的获得为丝织业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波斯的影响力;但基业初创的拜占庭

养蚕业 ,在数量和质量上还不能满足丝织业的需求 , 生丝供应仍需要从

波斯进口。562 年 ,拜占庭与波斯达成五十年和平协议 ,内容之一就是

双方在既定的通商地点进行包括丝绸在内的商品贸易。⑤拜占庭帝国

①

②

③

④

⑤ J . Bury ,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Death of Theodosius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 vol . II , pp .121 , 332 ; N . Oikonomides , Silk Trade and Production in Byzantium

from the Sixth to Ninth Century , Dumbarton Oaks Papers , no . 40 ( 1986 ) , p .34 .

G .F . Hudson , Europe and China , p .121; L . Boulnois , The Si lk Road , p .146; Frank &

Brownstone , The Silk Road p .121; 汤普逊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上册 , 第 210 页 ; 安田

朴 :《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耿癉译 ,商务印书馆 , 2000 年 ,第 65 页。

H . 裕尔 -考迪埃 :《东域纪程录丛》, 张绪山译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2002 年 , 第 14 页 ; 戈

岱司 :《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癉译 , 中华书局 1987 年 , 第 30 页 ; 季羡林 :

《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5 年第 4 期 , 见《中印文化关系

史论文集》(三联书店 , 1982 年 ) 第 68—69 页。又有学者考其为柬埔寨或交趾支那 ,

见 G . F . Hudson , Europe and China , pp .120-121; J . Bury ,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Death of Theodosius to the Death of Justin ian , New York : Dover Publication ,

1966 vol . II , p . 332 n .2。

Theophanes Byzantios , Fragmenta , in Müller , Fragmenta Histor . Graec , IV , Paris 1868 , p .

270 .

普罗可比 :《战争史》, VII , xviii , 1-7。

34

仍然无法彻底打破波斯在丝绸贸易上的统治地位。

不过 , 这一时期突厥在中亚的崛起使欧亚大陆的形势发生了有利

于拜占庭帝国的变化。突厥最初居于准噶尔盆地之北 ,叶尼塞河上游 ,

后迁至高昌的北山 (今博格多山 )。6 世纪中叶 , 突厥击灭奴役它的柔

然 ,建立了自己的国家① , 随后又与波斯联合消灭伊犁河 (即所谓乌孙

故地 )以西部的�哒 (Ephthalites) ,将其领土扩展到阿母河以北 , 以阿母

河为界与波斯为邻② , 完全控制了传统丝绸之路中亚段的贸易权。同

时 ,在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中突厥也处于有利地位。《周书·突厥传》记

载:“自俟斤以来 ,其 (突厥 )国渐强 , 有凌轹中夏志。朝廷既与之和亲 ,

岁给缯锦彩十万段。⋯⋯ 齐人惧其寇掠 ,亦倾其府库以给之。”突厥在

长安的人数常在千人以上 , 衣锦食肉 , 俨然上流特权人物。佗钵可汗

(572—581)更加骄横 , 谓其下曰:“但使我在南两儿 ( 指北齐、北周 ) 常

孝 , 何忧于贫 !”隋朝初年这种状况仍未改变。《隋书·突厥传》记载 , 隋

文帝开皇八年 (588 ) :“突厥部落大人 , 相率遣使贡马万皮 , 羊二万口 ,

驼、牛五百头 , 寻遣使请缘边置市 , 与中国贸易。诏许之。”所谓“贡献”

实即以贡品换取中原王朝的回赠 , 进行传统的“朝贡贸易”。突厥利用

南北朝末期和隋初中国北部的政治不稳定 , 干预中原事务 ,攫取大量丝

绢财宝。

从�哒人转归突厥统治的河中地区的古老民族粟特人具有悠久的

经商传统 ,以善于经商而闻名遐迩。早在公元前 4—前 3 世纪 ,粟特人就

已开始向中国内地迁入。③公元前 2世纪末张骞西域探险、丝绸之路开通

后 ,粟特人沿丝绸之路东进 ,建立许多侨居地和商业据点。至南北朝时

期 ,粟特人在中国内地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长江流域。《高僧传》二集 ,

卷三四:“释道仙一名僧仙 ,本康居人。以游贾为业 ,梁周之际往来吴蜀、

江海上下 ,集积珠宝 ,故其所获赀货 ,乃满两船⋯⋯直钱数十万贯。”在突

①

②

③ W . B . Henning ,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 rs , Bul 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 tal

and African Studies , XII(1948) , p .608 .

余太山 :《�哒史研究》, 齐鲁书社 1986 年 ,第 103—113 页。

《周书》卷五�《突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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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及其历史见证

35

厥人的支持下 ,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中原人看到

的粟特人是“善商贾 ,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傍国 , 来适中夏。

利之所在 ,无所不到”(《旧唐书·西域传》)。粟特人通过在中亚和中国腹

地间建立起来的广泛的商业网 ,源源不断地将大量丝绸运往西域。

积聚了大量丝绢的突厥-粟特人清楚地认识到 ,敲开波斯丝绸市场

后就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巨大的利益诱惑使突厥-粟特人迅速采取行

动。根据拜占庭史家弥南德 (Menander)的记述 , ①作为职业商贾的粟特

人首先采取了行动 , 他们先是请求突厥可汗遣使至波斯 ,要求波斯王准

许粟特人在其境内贩卖丝货。突厥可汗室点密答应其请求 , 派遣马尼

亚赫 (Maniakh)为首的粟特使团前往波斯。但波斯王对于突厥-粟特人

的如意算盘 ,从一开始波斯就给予坚决抵制。为了显示不需要来自突

厥的生丝 ,波斯王收购突厥使团带来的全部生丝 ,当其面全部焚毁。突

厥-粟特使者扫兴而归 , 毫无所获。突厥可汗并不甘心 , 派出第二个使

团。这次波斯将突厥-粟特使团成员大部鸠杀。两次行动未果后 ,粟特

人建议突厥可汗直接与拜占庭进行交易。568年末突厥-粟特人派遣使

团通过沿南俄草原和高加索山区到达了君士坦丁堡 , 受到查士丁二世

(565—578)的接见。查士丁二世特意向突厥使团展示了拜占庭已获知

的育蚕法和新生产的丝绸 , 突厥-粟特人吃惊不小 , 他们未曾料到拜占

庭已有如此巨大成就。②查士丁二世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对丝绸贸易的

兴趣 , 不过他巧妙地实施了娴熟的欲擒故纵的外交手腕: 表面上向突

厥-粟特人显示拜占庭可以不依靠突厥传送的丝绢 ,从而为拜占庭在双

方关系中争取更有利的条件。③二者经过谈判后结成反波斯的联盟。

为了回应西突厥的通使 , 拜占庭皇帝派遣西里西亚人蔡马库斯于 569

年 8 月随马尼亚赫回访西突厥。突厥可汗在丝绸装饰的气派非凡的汗

①

②

③ D . Sinor ,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Turk Empire ,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 Paris 1953 , vol .

I , no .2 , p .431 .

Theophanes Byzantios , Fragmenta , in Müller , Fragmenta Histor . Graec , IV , p . 270 .

R .C . Blockley ,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 Liverpool 1985 , pp .111-127 , 171-

179 .

36

帐内接见拜占庭使者 ,盛情款待。拜占庭使团于 571 年秋返回君士坦

丁堡 ,与之同行的还有另一突厥使团。此后拜占庭和突厥间又互派过

多次使节。576 年拜占庭的最后一次使节受到突厥极不友好的对待 ,

随后突厥人进攻拜占庭在克里米亚东部的重要据点博斯普鲁斯城 , 两

国友好关系中断。568—576 年联盟期间 ,突厥-粟特商人的身影经常出

现在君士坦丁堡的街头 ,而在长安到中亚的商路上忙碌的是粟特人的

骆驼商队。① 拜占庭帝国与突厥的联盟取得了重要成果: 经济上得到

了所需求的丝绢 ,政治上利用突厥攻击波斯 ,减轻了波斯对拜占庭帝国

边境的军事压力。

6世纪末 7 世纪初 , 锡尔河以西至黑海沿岸的南俄草原走廊均处

于西突厥控制之下。《隋书》卷八四《铁勒传》:“铁勒之先 , 匈奴之苗裔

也。种类最多 ,自西海之东 , 依据山谷 ,往往不绝。⋯⋯拂蘂 (拜占庭帝

国 )东则有恩屈(Ugurs) , 阿兰 (Alans ) , 北褥九离 ( Baskirs ) , 伏�%昏 ( Bul-

gars)等 , ② 近二万人。⋯⋯并无君长 , 分属东西两突厥⋯⋯。”《旧唐

书》卷二二一《西域传·天竺国》:“隋炀帝 (605—617 )时 , 遣裴矩通西域

诸国 ,独天竺拂蘂不至 ,为恨。”《隋书》对拜占庭帝国以东各民族相对

位置的了解和隋炀帝欲与拂蘂通聘的企图 , 显然与当时拜占庭借助于

西突厥进行的东方贸易有关。626—628 年拜占庭帝国皇帝希拉可略

(Heraclius , 610 - 641) 对波斯的战争得到西突厥可萨部 (Khasars ) 的援

助 , ③ 说明在 576年以后仍然与西突厥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 ,拜占

庭从它与西突厥联盟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并未完全丧失。④

①

②

③

④ D . Oblensky , The Empire and its Northern Neighbors , 565-1018 , in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vol . IV , p .487 .

沙畹 :《西突厥史料》,第 228—229 页。

K . Shiratori , A New Attempt at Solution of the Fu- lin Problem , pp . 210-246; 张星� , 前引

书 , 第一册 , 第 67—79 页。

沙畹 :《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 , 中华书局 1958 年 , 第 208—216 页 ; 汤普逊 :《中世纪

经济社会史》,上册 , 第 210 页 ; J . B . Bury ,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 vol . II ,

p . 63 ; S . N . C . Lieu , 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 pp .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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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及其历史见证

37

二

7 世纪初 ,裴矩秉承炀帝旨意经营西域 ,诱使到张掖经商的西域商

人 , 述说其国山川地理及通达路线 , 写成《西域图记》三卷上奏 ,称: ^

发自敦煌 , 至于西海 ,凡为三道 ,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 ,经蒲

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 ,度北流河水 , 至拂�国 , 达于西海。其

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 ,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

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 , 至波斯 , 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

善 ,于阗 ,�俱波、喝�陀 , 度葱岭 , 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延 ,

漕国 ,至北婆罗门 , 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 , 亦各自有路 , 南北交

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 , 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 ,是其

咽喉之地。 (《隋书》卷六七《裴矩传》)

《西域图记》所记三道大致上即拜占庭对中国的商贸活动所遵循的道

路。从中国方面 ,北道的行程大致是 :到达中亚后 ,度过锡尔河 (北流河

水 ) ,下行阿姆河到达里海北岸 ,由里海北岸进至黑海北岸和地中海 (西

海 )。这段路程也是拜占庭与突厥使节所经过的道路。中道则是经过

伊朗高原通达波斯湾头并进至地中海的道路 ,即狭义的“丝绸之路”;南

道则是经印度北部、沿印度河而下进至印度西海岸的道路。三道所通

达的“西海”并非同一地点 ,但它们都可以到达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经济

中心君士坦丁堡。

科斯马斯晚年曾嘲笑“有些人为可鄙之利不惮千难万险到大地的

尽头去寻找丝绸”。这种情况是他本人早年从商经历的自况 ,更是当时

拜占庭帝国繁荣的商贸活动的写真。与之相应的记载也见于中国史

籍。北魏末年(6 世纪初) ,杨苩之《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西域人到达

洛阳经商的情况:“西夷来附者 , 处之崦嵫馆 , 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

38

西 , 至于大秦 ,百国千城 , 莫不款附。商胡贩客 ,日奔塞下 , 所谓尽天地

之区矣。乐中国土风 , 因而宅者 , 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 , 万有余

家。⋯⋯天下难得之货 ,咸悉在焉。”这里的“大秦”指拜占庭帝国统治

下地中海东部地区。此外 ,裴矩经略西域时 ,“访采胡人或有所疑 ,即译

众口 ,依其本国服饰仪形 , 王及庶人 ,各显容止 , 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

记》,共三卷合四十四国 ,仍别造地图 ,穷其要害。”可知《西域图记》配有

图像。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载 ,隋大臣杨素藏有拂蘂人物器样两卷。

这些拂蘂人物器样像很可能就是裴矩所存拜占庭人物器样图像 ,或是

当时丹青妙手根据到达中国的拜占庭人物器样所作。杨素乃隋文帝创

基功臣 ,并于文帝死后拥立杨广践祚 , 权势遮天 , 有可能得此宝物。8

世纪活跃在唐朝画坛上的周窻与张萱都曾画过《拂蘂图》, 周窻作品收

藏目录上有“《拂蘂图》二”,张萱有“《拂蘂图》一”。由此推断 ,在这一时

期拜占庭对中国的商贸活动中 ,可能有拜占庭人到达中国境内。

拜占庭帝国与东方贸易所使用的金制货币 ,在其东方贸易中具有

明显的流通优势。科斯马斯不无自豪地指出:“罗马帝国 (这里指拜占

庭帝国—笔者 )还有许多安全保障:它是最强大的国家 ,它最早皈依基

督教 ,在各个方面都为基督教各国的经济提供服务。上帝赋予罗马人

特权的另一标志是 , 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 ,所有国家都用他们的货币

进行商贸交易 ,所有人都以羡慕之情接受这一事实 , 因为他们国家没有

类似的货币。”①科斯马斯的说法并非虚言 , 但长期并未引起学者们足

够的重视。与此相对应的是 ,《隋书·食货志》提到 , 后周 (557—580 )之

初“河西诸郡 ,或用金银之钱 ,而官不禁。”对于这里的“金银之钱”,人们

也长期不知其为何所指。夏鼐先生以其卓越的考古家的敏锐和洞察

力 ,在四十年前我国境内仅仅发现少量拜占庭金币的时候就已然指出 ,

西域所用金钱即拜占庭金币 , 银钱则是波斯萨珊朝银币。② 20 世纪我

①

② 夏鼐 :《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考古学报》1959 年 第 3 期 , 第 67—74

页 ; 见《夏鼐文集》下卷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0 年 ) , 第 82—91 页。

Cosmas Indicopleustes ,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 pp .72-73; A . Jones ,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 p . 8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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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及其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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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内发现的大量波斯银币① 和拜占庭金币 ,已经完全证实了他的见

解。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 , 自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末的一个世纪内中

国境内至少发现拜占庭金币 30 起 ,数量逾 42 枚 , ② 是迄今为止我国境

内发现的数量上仅次于波斯银币的外国货币。这些金币从发现的地点

看 ,均分布于中国北部 ,毫无例外地集中于丝绸之路沿线各省 , 以新疆

地区为最多 (13 枚 , 其中和田 4 枚、阿斯塔那 6 枚、雅尔和屯 1 枚、叶城

县 2 枚 ) ,宁夏次之 (9 枚 , 全部位于固原附近 )、然后是陕西 (8 枚 , 其中

咸阳底张湾 2 枚、西安附近地区 6 枚 )、河北 (6 枚 ,其中赞皇县 3 枚、磁

县 3 枚)、甘肃(2 枚 ,其中武威 1 枚、天水 1 枚 )、河南 (2 枚 ,全部位于洛

阳附近 )和内蒙古 (2 枚 ,其中毕克齐镇 1 枚、武川县 1 枚 )。长江以南地

区迄今尚未有发现。③ 这种分布状况形成的原因可能是 , 拜占庭商人

在海路上的活动范围大致以印度和锡兰为限 ,不太可能将金币带到远

东。拜占庭金币到达印度和锡兰后 ,会加入当地通货流通 ,因其数量较

当地钱币为少 ,且价值高于其他钱币 , 可能在流通一段时间后 , 被当地

上流社会的一些人收藏 ,退出流通领域 ,用于与“昆仑人”交易的拜占庭

钱币会更少;而且 ,印支半岛和南海地区为金产量丰富的地区 , 东流的

拜占庭金币也可能被熔铸于当地金货中。此外 ,还有一种可能:唐中叶

以前中国经济中心位于长江以北 , 此前中国和印度的交流主要以西域

交通线为主 ,流入印度的拜占庭金币也有可能通过印度北部流入中国

北部 ,即经大夏 ,越葱岭 ,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中国内地 , 换言之 , 即

沿裴矩《西域图志》中的南道作逆向流动。4 世纪末叶以后中印关系的

繁荣 ,可能使拜占庭金币不经海路东传 ,而是经新疆流入中国北部。

从铸币年代看 ,中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最早的铸造于君士坦

①

②

③ 上海博物馆收有希拉克略钱币一枚 ,铜制 , 重 5 .2 克。发现地点和时间均未有报道 ,

估计并非出自江南。见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 :《上海博物馆 藏钱币 : 外国钱

币》( 上海书画出版 , 1995 年 ) , 第 628 页。

张绪山 :“我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相关问题”,《西学研究》第一辑 , 商务印书

馆 2003 年 ,第 54—69 页。

夏鼐 :《综合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 1974 年第 1 期。

40

丁二世(337—340)和君士坦斯二世 (337—350)时代 ,即 4 世纪上半叶 ,

最晚的铸造于君士坦丁五世 (741—775 )时期 , 即 8 世纪中叶。从可辨

认出的金币看 , 4 世纪中叶至 7 世纪中叶铸造的钱币表现出很大的连

续性 ,即:君士坦丁二世(337—340)1 枚、君士坦斯 (337—350) 1 枚、狄奥

多西二世 (408—450)1 枚、列奥一世 (457—474)3 枚、阿那斯塔修斯一世

(491—518)5 枚、查士丁一世 (518—527)5 枚、查士丁尼 (527—565)4 枚

(其中仿制品 3 枚 )、查士丁二世 (565—578)2 枚、毛利斯 (582—602) 1 枚

(仿制品)、福卡斯(602—610) 2 枚、希拉克略一世 (610—641 )2 枚 (其中

仿制品 1 枚 )。7 世纪中叶以后的金币只有君士坦丁五世 (741—775)时

期所铸造的 1 枚 , 与其他金币没有时间上的连续性。① 1964 年 1 月西

安西窑头村一座唐墓中出土 3 枚阿拉伯文金币 ,均在铭文中标明“第纳

尔”,分别为 702、718—719、746—747 年所铸②。拜占庭金币在中国境内

的消失和阿拉伯金币在中国的出现在时间次序上大致吻合 ,说明 7 世

纪中叶以后随着伊斯兰阿拉伯势力的兴起 , 对拜占庭帝国地中海东岸

和北非领土的占领及其对波斯的征服 ,拜占庭帝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被阻断了。不过 ,北方的欧亚草原交通线在唐朝击败西突厥 ,将势力范

围扩张到中亚咸海一带以后仍然是畅通的 , 这种形势在高仙芝塔拉斯

之战 (751)失败 ,中国势力退出西域时仍未改变。拜占庭输入中国优质

丝绸一直到元代仍在进行。③君士坦丁五世时期的铸币流入中国 ,可能

是通过欧亚草原之路。

在古代世界 , 包括各种传说在内的民间文化的传播与商贸活动息

息相关;商旅贩客不仅是不同地区货流的媒介 ,而且也是民间文化的主

要传播者。因此 ,作为商贸活动的伴随物的拜占庭民间传说在中国典

籍中留下的斑斑陈迹 ,是拜占庭帝国对中国商贸活动的有力佐证。此

①

②

③ R . Lopez , China Silk in Europe in the Yuan Period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 tal

Society , VXXII ( 1952) , pp . 72-76 .

夏鼐 :《西安唐墓出土的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 年第 8 期 ; 见《夏鼐文集》下册 , 第

102—107 页。

见张绪山 , 上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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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及其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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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试举两例。其一是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九转录陈霆《两山墨谈》

的记载: ^

拂�国当日没之处 ,地有水银海 ,周围四五十里 ,国人取之 ,近

海十里许 ,掘坑井数十。乃使健夫骏马皆贴金箔 ,行近海边。日照

金光晃耀 ,则水银滚沸如潮而来。其势若粘裹 , 其人即回马疾驰 ,

水银随赶。若行缓 , 则人马俱扑灭也。人马行速 , 则水银势远力

微。遇坑堑而溜积于中。

陈霆是明代浙江人 , 弘治 ( 1488—1505) 进士 , 除《两山墨谈》外还著有

《水南稿》、《山堂琐语》等。他生活的时代 , 拜占庭帝国早已灭亡 ,所记

故事显非取自同代人。明代人如李时珍等辈所记域外事物多取唐代人

记载 ,所以这个故事传入中土 ,无疑应在唐代之前。有记载证明 , 这个

故事的原形见于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叙利亚 ,其文曰: ① ^

西方遥远处有一地产锡 ,其地有一泉 ,水银喷涌。当地人见水

银喷出 ,达其极点 ,乃择一绝美少女 ,使之裸体于水银泉前 ,水银泉

迷少女美色 ,乃趋前欲拥女;少女急走 , 彼时数少男执斧近少女 ,待

水银趋近少女 ,乃挥斧击水银 , 水银流入坑堑而溜积自固。

两处记载框架相同 (水银;引出水银; 掘坑取之 ) ,其渊源关系 (或共同之

渊源 )至为明显。可以断言 , 这个故事是由叙利亚经伊朗高原沿丝绸之

路传入中国。所不同的是 ,拜占庭文献中产水银的地方是西方某地 ,而

中国文献中则转成了拂蘂国。这显然是将故事的传诵地当成了水银产

地。另外 ,水银泉变为水银海 ,取水银的方法则由裸体少女诱使水银走

出 ,转为健夫骏马以金箔将水银引出。这些变化是商贾在讲述过程中

的改动 ,还是中国士大夫记载时所做的变动 ,则已难以断定。

① Boulnois , The Silk Road , pp .162-163 .

42

其二是唐张说《梁四公记》中的记载: 梁武帝萧衍大同年间 ( 535—

545) ,四川名士万杰与梁武帝的儒士谈论四方奇闻时提到 : ^

西至西海 ,海中有岛 ,方二百里。岛上有大林 , 林皆宝树。中

有万余家。其人皆巧 , 能造宝器 , 所谓拂林国也。岛西北有坑 , 盘

拗深千余尺。以肉投之 ,鸟衔宝出。大者重五斤 ,彼云是色界天王

之宝藏。(《太平广记》卷八一 )

“拂林”即拂蘂 ,乃一名异译。张说 ( 667—730 ) ,字道济、说之 , 洛阳人。

唐睿宗至玄宗时三度为相 ,封燕国公 ,诗文皆显名。《梁四公记》为小说

体裁 ,但涉及中外交往的内容并非面壁虚构。有关拂蘂的内容不见于

《梁书》,可能是取自民间笔记。张说所记拂蘂传说见于拜占庭帝国文

献。塞浦路斯岛康斯坦提亚 ( Constantia ) 地方的主教艾比法纽斯

(Epiphanius,约生活于 315—403 年之间 )记载一个故事 : ① ^

在大斯基泰(Great Scythia )沙漠中 ,有一高山环绕的幽谷 ,幽谷

中烟雾弥漫 ,深不可测。寻宝之人为得到谷中宝石 ,杀羊剥皮 , 自

山岩投诸谷中。宝石粘附在羊肉上。空中飞行的雄鹰闻到羊肉

味 ,潜翔于谷中 ,将羊肉衔出吃掉 ,宝石留在雄鹰驻留处。寻宝者

在雄鹰落地处寻得宝石。这些宝石色彩各异 ,均为价值连城之宝 ,

并具有特殊效能 :投诸烈火中 ,烈火自灭而宝石无损; 还能助女人

分娩 ,驱除妖魔。

艾比法纽斯记载的内容只是当时流行的故事形式 ,不是故事最初

的形态。类似的传说在希腊罗马世界的流传已相当悠久。据认为 , 它

与希罗多德 (约前 484—前 425 )的记载多有相似之处。希罗多德 ( III,

111)记载 ,在阿拉伯沙漠 ,一些大鸟将肉桂枝以泥土固定在人们无法企

① B . Laufer : The Diamond , A Study in Chinese and Hel lenist ic Fol k-lore, Chicago 1915 , p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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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及其历史见证

43

及的山岩上 ,搭造巢穴。阿拉伯人为了得到肉桂 ,杀死驮兽将肉放置在

鸟穴下面 ,大鸟飞下将肉块衔入巢窝 ,因肉块大 ,巢穴被弄破落到地上 ,

于是阿拉伯人得到这些肉桂。① 希罗多德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 , 加入

了有关宝石的故事。如 ,希腊罗马世界相信鹰巢中的石头具有助产的

功能。普林尼 (23—79)记载 ,这种石头保持怀孕状态 ,当摇动一块石头

时 , 就会听到其内部另一块石头响动的声音 ,好似包裹在子宫中。人们

发现 ,鹰巢中总是有阴阳两块石头 , 没有石头 , 鹰子就不能蕃息。② 不

过 , 这个传说的更具体的演化过程似已很难说清。白鸟库吉认为 ,这个

故事传说并非起源于希腊世界 , 而是起源于印度 , 然后传播到西方。③

但中国和拜占庭双方记载中故事的大同点 (深谷; 投肉作饵; 鸟将宝石

衔出 )和时间顺序 ,使人无法怀疑其联系性。④

如同水银传说一样 ,在中国典籍中 ,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发生了相

似的变化:在早期艾比法纽斯的记载中是大斯基泰沙漠 , 即中亚沙漠 ,

而在《梁四公记》中则演化为拂蘂国的西北某地。可见此类神秘故事总

是与遥远而具有神秘色彩的地区相联系。对早期的艾比法纽斯和他的

同胞来说 ,大斯基泰沙漠即中亚沙漠无疑具有神秘色彩;当这个故事传

至中国时 ,则不能不与故事流行的那个遥远的神秘国度 (拂蘂 ) 发生联

系。这种变化在文化传播中屡见不鲜 , 几乎是一个定则。中国典籍将

这个传说与拂蘂联系起来 ,一方面表明了它与拜占庭帝国的密切联系 ,

同时也表明了当时拂蘂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梁四公记》所记故事中增加的所谓“宝树”、“色界天王”诸语均为

佛教术语 ,表明这个故事经由印度东传而来。《梁四公记》还记载 ,扶南

大船自西天竺国来 ,携碧玻璃镜在梁朝境内出售 ,镜“广一尺五寸 ,重四

十斤。内外皎洁 ,置五色物于其上 , 向明视之 , 不见其质。⋯⋯其商人

①

②

③

④ Laufer , Ibid , p .10 ; 张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第一册 , 第 59 页。

K . Shiratori , The Mu-na-chu 木难珠 of Ta-chin and the Cintāmani of India ,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oyo Bun ko , 11 (1939) , pp .15-24 .

Laufer , Ibid , pp .9 , 15 .

希罗多德 :《历史》, 王嘉隽译 , 商务印书馆 1962 年 ,第 409 页。

44

言:‘此色界天王 ,有福乐事 , 天澍大雨 ,众宝如山 ,纳之山藏 ,取之难得。

以大兽肉投之藏中。肉烂粘宝 ,一鸟衔出 ,而即此宝焉。’”(《太平广记》

卷八一 )扶南商人所述拂蘂故事与万杰所说几乎完全相同。扶南商人

所兜售的碧玻璃镜并非山中宝石 , 可能是在铜镜的背面嵌入玻璃 (颇

黎 )作为装饰的一面大镜子。① 罗马所产玻璃在中原各朝久负盛名 , 中

土视之为宝货。5 世纪初 , 罗马帝国的玻璃制造技术已传入中国北

方 , ② 但南方尚未掌握。扶南商人既在印度西部获知拂蘂传说 , 在与

南梁朝廷打交道时自然乐于以玻璃器皿与此传说相比附 , 将其说成宝

石 , 以谋高利 ,此乃商贾之惯用伎俩。

由拜占庭民间传说的向东传播及其被载入中国典籍的过程 ,我们

可以看出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大帝国间所存在的密切的商贸关系;反之 ,

两帝国间所存在的密切的商贸关系 , 也可由中国典籍中有关拜占庭民

间传说的记载得到充分的证明。

(张绪山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

①

② 《魏书》卷一�二《大月氏传》记载 , 北魏太武帝 (424—452 )时 ,大月氏“商贩至京师 , 自

云能铸热石为五色玻璃 ,于是采矿山中 ,于京师 (平城 ) 铸之。既成 , 光泽乃美于西方

来者。诏为行殿 , 容百余人 , 光色映彻 , 观者莫不惊骇 , 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玻

璃遂贱 , 人不复珍之”。

宫崎市定 :《中国南洋关系史概说》,《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翻译组编译 , 商务印书馆 , 1965 年 , 第 191 页。

北

大

史

学张绪山

六七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及其历史见证

45

美国革命在英国的反响

〔英〕H . T . 迪金森

^ 【内容提要】 美国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长

期以来 , 美国革命被解释为英属北美殖民地居民反抗英国暴政并

争取独立的斗争。本文作者发现这种解释不但在逻辑与事实方面

存有缺陷 ,而且忽视了英国在美国革命中的作用。作者认为 ,美国

革命是英帝国内部的一场内战 ,是殖民地与宗主国围绕宪政问题

展开的斗争。在本文中 ,作者从帝国统治权、臣民的权利与义务、

议会主权等三个宪政问题入手 ,分析了殖民地与宗主国的不同立

场。最后 ,作者对美国革命在英国的反响进行了总结 ,分析了英国

从中吸取的教训。

美国革命是世界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革命 ,时至今日人们仍能

感受到它的影响。它产生出了世界上最早并沿用至今的成文宪法;在近

现代世界 ,缔造了最大的共和制国家 , 创建了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政治

体制;产生了地球上最强大同时也是最有活力的民族国家。美国革命对

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的诞生具有深远的意义 ,正因如

此 ,学者们对其颇为关注。毫不奇怪 ,他们多将这一事件视为英属北美

46

殖民地爱国者反抗大英帝国的控制并最终摆脱母国的统治赢得独立的

运动 ,因而多集中于研究那些殖民地的政治事件和殖民地内部的意识形

态方面的辩论。学者们十分专注于那些殖民地发生的事件 ,结果自然而

然地将美国革命描绘成殖民地居民先是与专制的英帝国当局论争进而

采取武力手段来保全他们自由权利的活动。这种观点在革命期间被那

些起义者广为宣传 ,后来革命成功 ,他们创建的新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

该观点遂成为绝大部分美国人的主流意见 ,直至今日。现在人们依然听

见美国人宣扬他们的祖国是在自由反抗暴政的斗争中诞生的。

然而 ,这种简单化的解释存在着硬伤。第一 , 它的前提是认为英国

破坏了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和谐关系 ,因而导致了美国革命的爆发。但

是 ,我们有可能从其他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可以这么说 ,正是 18 世纪

六七十年代英帝国的虚弱和美洲殖民地精英力量的增长迫使双方关系

做出重新调整。①令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是不存在的 , 而北美殖民地

的精英力量抓住了历史机遇从英国分离出来 ,从而保护了他们的利益。

第二 ,对美国革命的主流解释一般是认为 ,它是美洲殖民地居民为反抗

英国的奴役和维护他们的自由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但是这却无法说明为

什么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为数众多的殖民地居民一直效忠于英国而且

更多的人保持了中立。②它同样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众多黑人和印第安人

宁愿受英国统治而不愿受当地殖民地精英的统治。第三 ,关于美国革命

的主流解释让人感觉英国是专制的帝国 , 处心积虑地要将北美殖民地

①

② 在众多研究北美殖民地效忠派的著作中 ,可特别参阅 Robert M . Calhoun , The Loyal ists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1760-1781 (《北 美 革 命 中 的 效 忠 分 子 , 1760—1781》) , New

York , 1973; 以及 Mary Beth Norton , The Bri tish Americans: the Loyal ist exi les in England

1774-1789 (《来自英属美洲殖民地的人 : 1774—1789 年间流亡在英格兰的北美效忠分

子》) , London , 1974 .

可参 Robert W . Tucker and David C . Hendrickson , The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Orig ins of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第一英帝国的衰落 : 北美独立战争的起

源》) , Maryland : Baltimore , 1982; Jack P . Greene , Peripheries and Center : Constitu tional

Developments in the Extended Politics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607 - 1788

(《边缘与中心 : 英帝国与合众国大政治圈的宪政发展 , 1607—1788》) , Georgia : Athens ,

1986 , chapters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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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H .T .迪金森

美 国 革 命 在 英 国 的 反 响

47

居民置于其奴役之下。但是 ,我们看到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力量是多么

弱小 ,当他们向繁荣的殖民地征收按英国标准来说已是非常低的赋税时

竟引发了危机 ,这种现象是主流解释所无法说明的。①同样 ,当我们看到

英帝国的统治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维护法治原则以及保卫他们自认为

是世界上最富自由主义色彩的宪法的时候 , 这种解释就更站不住脚

了。②而且 ,当我们发现许多英国人其实是同情北美殖民地居民并反对

英国政府的政策时 ,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革命绝不仅仅是

一场殖民地为维护其自由权利而同英国的暴政进行的斗争。

美国革命可以看作是大西洋两侧的英国人进行的内战。在这场内

战中 , 他们对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景从宪政角度上的诠释不同而进

行论争。③宪政问题对理解 18 世纪大西洋地区的英裔社会来说至关重

要 ,因此不能将美国革命简单地视为英属北美殖民地一方和英国本土

一方的矛盾冲突。美洲的和本土的英国人内部在美洲的爱国者和英国

朝野提出的政治观点上分歧加大。在殖民地 ,忠于英帝国和英国宪法

的人不在少数。在英国本土 ,对殖民地爱国者持同情态度并对当局 18

世纪 60 和 70 年代的殖民地政策持反对意见的人也有不少。在美国革

命期间 ,英国历届政府都确保了相对多数的民众对其殖民地政策的支

持。多年来 ,历史学家们根据这一史实认为英国人民在本国政府与殖

民地的争论之中是站在当局一方的。然而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考察发

现当时反对本国当局美洲政策的英国人数量也很多。我们能够找出英

国当时同情美洲一方的人及其言论 , 他们中有殖民地驻英代理以及居

住在英国的殖民者 , 有议会中的反对派团体 (他们以威廉·皮特和爱德

①

②

③ 关于宪政之争 , 可参 John Philip Reid , Constitu tion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 tion

(《美国革命的宪政历程》) , Wisconsin : Madison , 1986-1993 .

H . T . Dickinson ,“Britain’s Imperial Sovereignty : The Ideological Case against the American

Colonies”(“帝国统治权 : 英国与殖民地居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 , in H . T . Dickin-

son , 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 tion (《英国与美国革命》) , London , 1998 , pp . 64-

96 .

可参 Peter D . G . Thomas , Bri tish Pol itics and the Stamp Act Crisis (《英国政治与印花税

法危机》) , Oxford , 1975 .

48

蒙·伯克为首来批判政府 ) ,有从事大西洋贸易的英国商人 ,有支持政治

改革的约翰·威尔克斯和中等阶级激进分子 ,还有那些宣扬保护被统治

者权益的不信国教的新教激进分子。①

在下面的这篇文章中 ,笔者试图考察一下英国那些支持本国政府

的保守分子以及同情美洲殖民地的自由派人士在宪政方面对美国革命

的看法。在这一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中 , 笔者将考察四个方面的问题:

(1)帝国统治权与征税问题 ; (2)18 世纪宪政框架内英国臣民的权利和

义务问题; (3)议会主权的论争问题; (4)英国从失败中吸取的宪政方面

的教训问题。通过论述这些问题 ,笔者将说明 ,在任何阶段英国从未存

心危害其美洲殖民地居民的自由权益 ,英帝国当局的政策是基于法治

的原则并力图在英属大西洋区域保障英国人的自由 , 而且英国体制的

自由程度足以允许本国内部围绕当局的美洲政策展开大量的政治辩

论。

一、帝国统治权与征税问题

为了保护其美洲殖民地免受来自法属和西属北美殖民地的威胁 ,

① 可参 Colin Bonwick , Brit ish Radical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 tion (《英国激进分子与美国

革命》) , North Carolina : Chapel Hill , 1977; James E . Bradley , Popular Poli tic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England (《英国民间政治与美国革命》) , Georgia : Macon , 1986;

Jerome R . Reich , Bri tish Friend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 tion (《美国革命的英国友人》)

New York , 1998; John Sainsbury, Disaffected Patriots: London Supporters of Revolu tionary

America (《不忠的爱国者 : 支持美国革命的伦敦人》) , Kinston and Montreal , 1987; H .

T . Dickinson ,“‘ The Friends of America’: British Sympathy with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利坚之 友’: 英 国对 美 国革 命的 同 情”) , in Michael T . Davis , Radicalism and

Revolu tion in Britain 1775-1782 (《英国的激进主义与革命 1775—1848》) , Basingstoke,

2000 , pp . 1-29; Frank O’Gorman ,“ The Parliamentary Opposition to the Government’s

American Policy 1760-1782”(“英国议会对政府美洲政策的反对 , 1775—1782”) , in H .

T . Dickinson , Brita i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 ion , pp . 97-123;以及 James E . Bradley,“

The British Public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英国公众与美国革命 : 意识形态、利益

关联与舆论倾向”) , in ibid ., pp . 124-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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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H .T .迪金森

美 国 革 命 在 英 国 的 反 响

49

英国在七年战争 (1756—1763 )期间组建了庞大的陆军和海军 , 并为此

大举借债和收税。战争结束后 ,英国控制了从哈德逊湾到佛罗里达、从

大西洋到密西西比河的广大北美地区。它担负起了统治这一广袤区域

的责任 ,却缺少一个可以有效实施自己权威的帝国机器。就是在那些

已建立很久的英属北美殖民地中 ,英国的权力也是很有限的。它在那

里驻防的军队不过几千 , 精明强干的皇家官员就更少了。国王可以任

命一些殖民地的总督 ,但不是全部。这些总督与其他皇家官员的薪水

是由当地精英力量控制的殖民地大会提供的。就是在 1763 年 , 如果没

有当地精英力量的支持 , 英国也很难在殖民地行使权力。美洲殖民地

在当地已经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殖民地的主要负担是按照英国当局

的规定承担一些该地进口产品的关税义务。但是负责海关税收工作的

官员只有几十个 ,而美洲海岸线很长 ,走私活动非常普遍。①

1763 年之后 ,由于美洲殖民地的疆土急速扩展 , 而且国债和赋税

的负担沉重 ,英国当局开始考虑要整顿帝国机器。它试图削减帝国的

各项开支 ,同时争取让殖民地居民承担更多———但也只是一部分帝国

的北美防务费用。当局下令限制殖民者向西部的扩张 ,以缓解他们与

阿勒干尼山脉以西印第安人的矛盾冲突。它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减少

殖民地的走私活动。当局还要求殖民者支付驻防英军的部分宿营费

用 ,就像英国的臣民在本土被要求的那样。1765 年 , 为筹集帝国的防

务资金 ,当局在殖民地引入一种新的赋税 , 即对出版物、财政和法律公

函征收印花税。在英国本土 ,印花税早就被征收了。在殖民地 , 当局计

划每年仅仅征收 10 万英镑的印花税 , 而且只用于殖民地 , 虽然它仅能

满足英军在美洲的一部分驻防开支。②

政府的这些举措并非某项宏大战略的一部分 , 它们不过是在几年

①

② John L . Bullion , A Great and Necessary Measure: George Grenvi ll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Stamp Act 1763-1765 (《伟大而必要的措施 : 乔治·格伦维尔与印花税法的出台 1763—

1765》) , Missouri : Columbia, 1982 .

参 Keith Mason ,“ Britai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英国对美洲殖

民地的管理”) , in H . T . Dickinson , 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 tion , pp .21-43 .

50

内零散出台的几项政策而已。它们也绝非某种旨在剥夺殖民地自由和

权利的阴谋。从英国的角度看 ,它们只是议会和政府通过的一些法律

决议 ,旨在使美洲殖民地居民支付他们自身防务的部分开支。它们是

为解决英国在美洲殖民地面临的严重的帝国管理和财政问题而采取的

应对措施。对英国而言 , 决定对美洲殖民地征收赋税显然合情合理。

七年战争是在美洲率先开战的 ,为击败法国和西班牙在北美的力量 ,英

国承担绝大部分陆军和海军兵力和财务的费用。在这场战争中 ,英国

耗费了绝大部分的人力和财力 ,美洲殖民地居民则得到了战后的绝大

部分好处。英国政府在战后为缓解财政困难而出台了几项政策 ,却在

无意间激起了殖民地居民的反抗。殖民者对母国所面临的问题丝毫不

感兴趣。他们认为法国的威胁业已解除 , 因此无意提供任何帝国防务

方面的费用。他们对英国政府在 1762—1765 年间实施的大部分美洲

政策表示不满 ,尤其对《印花税法》充满敌意 ,因为他们认为该项法令在

宪法中是没有先例的。它是英国议会在殖民地征收的第一种境内税 ,

而且要求所有的法律公函都必须缴纳。殖民地居民如若不想给自己的

合法权益与财产惹麻烦的话 ,就休想逃脱这项税收。相对而言 ,英国当

局在殖民地征收的所有其他赋税都是境外税 ,只对殖民地的进口商品

征收。殖民地可以通过走私活动或决定不购买进口商品而避免缴纳。

印花税对殖民地而言则是前所未有的 , 因而受到攻击。在大部分美洲

殖民地中居民都有效地组织了抗议印花税的活动 ,而且为了宣泄民愤、

促进联合 ,以及警告会失去对殖民地出口贸易的英国商人和制造业主 ,

他们开始奋力抵制英国对殖民地的出口活动。①

美洲殖民地对 1765 年《印花税法》抵制活动的力度和联合程度着

① Peter D . G . Thomas ,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Stamp Act Crisis , pp . 145-149, 216-221; Paul Lang-

ford, The First Rockingham Administration 1765-1766 (《第 一 届罗 金厄 姆 行政 史 1765—

1766》) , Oxford , 1973, pp . 109-124; Edmund S . Morgan and Helen M . Morgan , The Stamp Act

Crisis: Prologue to Revolution (《印花税法危机 :革命的序曲》) , North Carolina : Chapel Hill ,

1953; 以及 A . J . Johnson,“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Repeal of the Stamp Act”(“英国政治与印花

税法的废除”) ,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 (《南大西洋季刊》) , 62 (1983) , pp . 169-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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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H .T .迪金森

美 国 革 命 在 英 国 的 反 响

51

实警示了那些从事对殖民地出口活动的英国商人和制造业主。它也令

一些当政的政治家相信对美洲殖民地征收这样的新赋税是不明智的。

在他们看来 ,英国通过控制美洲绝大部分的进出口贸易而获得大量关

税收入 ,并且总是可以提高美洲进口货物关税来增收这些境外税。

1766年 ,英国商人以及新上台的政府官员劝说议会废除《印花税法》。

来自伦敦和许多地方城镇的请愿、英国商人以及像富兰克林等殖民地

驻伦敦代表向议会递交的证词、新闻出版物发表的大量评论、还有那些

当红政治家的演说结合在一起迫使当局废除了《印花税法》。这一决定

表明英国政府注意到了美洲殖民地的抗议活动以及本土的公众舆论。

《印花税法》被废除之时 ,伦敦和全国各地城乡的群众奔走相庆。

既然美洲殖民者主要是因为印花税乃境内税而反对它 ,那么英国

政府向殖民地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等境外税时他们就不能反对了。英国

政府在 1767 年决定提高一系列关税的税额 , 仅在殖民地每年征收 4 万

英镑。①这一小笔款项将被用于殖民地 , 但不是用于殖民地的防务开

支 ,而是用来支付那些在殖民地任职的皇家总督和其他皇家官员的薪

水。这将使得那些官员较少地依赖殖民地立法机构以及当地的精英力

量。由于殖民地居民通常能够接受母国对于大西洋贸易的控制权 , 所

以英国政府官员并没有料到这些关税会受到敌视。然而 , 殖民者之所

以反对这些新增的税乃是由于它们的政治意义。他们意识到英国已不

再对增收税款以支付防御费用感兴趣 ,当局在殖民地筹集金钱是为了

让皇家总督不再依赖殖民地大会。殖民者组织了抗议活动 , 英国商人

对殖民地的出口贸易再次遭到抵制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议会于 1770 年

废除了那些新增的税项 , 唯独保留对殖民地进口茶叶进行课税。英国

政府处心积虑地保留了茶税 ,每年只征收大约 1.2 万英镑 , 旨在证明议

会依照宪法有权向美洲殖民地征税。由于这项税收数额不大 , 而且殖

① Peter D . G . Thomas , The Townshend Duties Crisis (《唐森德条例危机》) , Oxford , 1987;

以及 Robert J . Chaffin ,“The Townshend Acts of 1767”(“1767 年唐森德条例”) ,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威廉玛丽季刊》) , 3rd series , 27 ( 1983) , pp . 90-121 .

52

民地可以通过走私荷兰茶叶轻易地逃避它 , 所以茶税在美洲殖民地居

民中间并未引起较大的问题。殖民地对英国当局的反对态度开始缓

和 , 看起来征税问题已不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

1773 年 ,茶税这一仅存的关税却引发了帝国的重大危机。当时英

国政府决定帮助英属东印度公司出售其过剩的茶叶 , 它准许该公司无

须首先将茶叶运抵伦敦缴纳茶税 ,而是直接将茶叶出口到美洲殖民地。

这就意味着美洲殖民地的进口茶叶要比以前便宜了 , 因为美洲的茶税

要比英国本土的茶税低。但是一些殖民地领袖宁愿走私茶叶 , 因为他

们认识到如果殖民地接受这些廉价茶叶的话 ,就意味着他们承认了英

国当局有权为类似的政治目的而征收类似的赋税。殖民地领袖组织民

众攻击了英国的运茶船 , 波士顿的活动尤为突出。这一活动给英国商

人造成的损失达几千英镑 ,而且肇事者身份不明 ,英国当局无法惩罚他

们。面对这种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有辱当局权威的攻击行为 ,英国政

府和议会的多数表决通过了高压法令 ,旨在限制殖民地大会 (主要是马

萨诸塞殖民地)的权利。那些毁坏英国财产的人一日得不到惩处 ,那些

财产损失一日得不到赔偿 ,这些高压措施就一日不会停止。当然英国

当局并不希望这些法令永久存在。一旦殖民地弃绝对英国商人财产的

攻击并赔偿其损失 ,这些高压法令自然会被废除。①

这些法令尽管遭到殖民地的痛恨 , 但是如果英国政府和议会要维

持其在殖民地的帝国统治权 , 他们也不可能做什么改动。英国政府及

其支持者现在相信对美洲殖民地的任何让步都将被当作软弱的象征 ,

他们相信美洲的暴力抵抗活动只是居住在波士顿的一小撮不具代表性

的少数人所为。他们得出结论 ,认为没有一个政府或政治体制能够在

对暴力作出让步和公开放弃统治权的情况下长久地维持下去。殖民地

的挑衅不容忽视 ,法律必须被服从 , 否则将会陷入无政府状态。英国要

么放弃它在美洲殖民地的统治权 ,要么通过惩罚违法者来强化其统治。

英国政府并不急于采取武力手段 , 而是寻求法律途径来惩罚殖民地。

① Peter D . G . Thomas , Tea Party to Independence (《从茶党到独立》) , Oxford : 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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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H .T .迪金森

美 国 革 命 在 英 国 的 反 响

53

英国必须施加自己的权威 , 否则殖民地将早已取得实际的独立。

然而 , 当英国政府于 1775 年面临殖民地的武装抵抗时 , 它也试图

通过对殖民地做出让步来避免战争。要么殖民地的暴力行动取得胜

利 , 要么英国实施其统治权 ,两者之间很难达成妥协。在走向战争的同

时 , 英国政府也力图避免双方最终的分裂。它做出承诺 ,如果殖民地居

民承认母国的最高统治权 , 殖民地大会同意自己征税以供应英国的殖

民地政府机构开支的话 ,它将废除自 1763 年以来英国议会通过的所有

相关法律。这些承诺遭到了殖民地爱国领袖的拒绝。英国政府看到如

果不舍弃它以重大代价得来的帝国的话 , 自己是不可能在保全颜面的

情况下退出美洲的。在这种情况下 ,战争就不可避免了。①

当时在英国议会内外也有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 ,他们警告说 ,对

马萨诸塞实施的高压措施会疏远所有的美洲殖民地 , 而且战争将会给

所有的英国利益带来灾难。议会中有人谴责政府大臣们 , 认为开战将

会导致致命的损失。威廉·皮特和爱德蒙·伯克都发表了重要演说以敦

促政府与美洲殖民地居民进行和解。②议会之外 , 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和乔赛亚·塔克论证了在跨越大西洋的贸易中殖民地对英国

而言是如何地有利。③这一贸易就是在英国不能实施对美洲殖民地的

政治控制时也会持续下去 ,并会继续给英国带来好处。因为原来的殖

民地将会作为独立的邦国希望继续将它们的原材料出售给英国并从英

国购买制成品。因此 ,双方最好不开战 ,只管让美洲殖民地自行走向政

治上的独立。伦敦和许许多多地方城市的众多中等阶级人士也相信英

①

②

③ George Shelton , Dean Tucker and Eighteenth-Centu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hought (《塔克与

十八世纪的经济与政治思想》) , London , 1981 , pp . 182-213; 以及 Andrew S .Skinner ,“Adam

Smith and America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flict”(“亚当·斯密与美洲 : 冲突的政治经济

学”) , in Richard B . Sher and Jeffrey R . Smitten , Scotland and America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时期的苏格兰与美利坚》) , Edinburgh, 1990 , pp . 148-162 .

John W . Derry , English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英国政治与美国革命》) ,

London : 1976 .

Weldon A Brown , Empire or Independence : A Stud y in the Failure of Reconcilia tion 1774-83

(《帝国或独立 : 1774—1783 年间英美和解失败研究》) , Louisiana , 1941 .

54

美之间的贸易联系要比任何对殖民地内部事务的政治控制更为重要。

这些人组织了请愿活动 , 反对那些高压法令 , 呼吁政府与美洲居民妥

协。成千上万的伦敦居民在这些请愿书上签字 ,反对政府的政策并敦

促双方进行和解。1776 年 3 月 ,伦敦城市公共委员会谴责了政府对美

洲的战争行为 ,还试图阻止政府招募国人加入陆军和海军。①

二、权利和义务问题

美洲殖民地居民之所以反对英国政府于 18 世纪 60 和 70 年代所

做的规定 ,不仅是因为那些政策涉及到诸如他们要缴纳多大数额的税

等这样的经济问题 ,更多地是由于他们质疑英国政府和议会是否有通

过此类法令的权利。他们打出了英国历史上议会反对王权时所惯用的

“不经同意不得征税”这一口号 ,辩称由于殖民地在威斯敏斯特议会没

有代表 ,所以他们并未同意议会的这些法令。殖民地居民在“无代表则

不纳税”的口号下联合了起来。他们宣称 ,既然他们在各殖民地有由自

己的代表组成的立法机构 , 那么只有这些殖民地大会而不是英国议会

可以向殖民地征税。英国政府和议会迅速对这一挑战做出了回应。虽

然他们在 1766 年废除了《印花税法》, 但同时他们执意通过了《公告

令》。该法令宣布英国议会拥有英帝国的统治权 ,它代表着英帝国范围

内的全体人民;在议会中多数议员的支持之下 ,它有权通过任何对殖民

地有约束力的法令或征税条款。

美洲殖民地居民宣称 ,他们是作为自由人移居到殖民地的 ,因而有

权享受英国人所具有的自由权利。而且 ,他们自己建立起的立法机构 ,

拥有在殖民地制定法律和征税条款的所有权力。对于这些言论 ,英国

① James E . Bradley,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 ion in England ; John

Sainsbury , Disaffected Patriots , pp . 74-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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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革 命 在 英 国 的 反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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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予以完全否定。①他们指出 ,殖民地居民在当时或者是自愿离开英

国而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或者是经过法律的许可而移民到殖民地 ,在享

受英国人权利的同时也承担着英国人的义务。英国臣民的主要义务之

一就是遵守议会通过的法律并照章纳税。如果殖民地居民要求享受诸

如陪审裁判权、自由出版权、选举地方议会的权利、依法行事权等等这

些作为英国人所具有的权利 ,那么 ,他们就必须同时承担保障这些权利

的权威所规定的义务并服从这一权威。

殖民地居民宣称他们在建立自己的殖民地时已经得到了国王的特

许状 ,对此英国当局则称那些特许状主要是关于贸易和财产权利的 ,而

不是准许在殖民地建立独立政府的宪法性文件。更何况那些特许状是

由英国颁发的 ,并且在过去时常发生变更。因此 ,它们恰恰说明他们只

能建立臣属于英国的殖民地 ,从而要服从颁发和修正过这些特许状的

上级英国权威。殖民地居民也不断地证明他们业已接受英国当局作为

帝国主宰的事实。数十年来 ,殖民地居民都把自己制定的地方法律提

交给英国以获得批准 ,也把地方争端报送回国以求得解决。他们已把

议会先前通过的有关殖民地商业活动的法案当作法律来接受 , 也接受

了议会做出的诸如 1689 年王权变更以及 1714 年汉诺威王室入主英国

等重大的宪法性决议。殖民地还经常请求英国援助他们以对付来自当

地印第安人以及法国和西班牙在北美的定居者的威胁。在接受英国作

为殖民地保护者的同时 ,他们也就接受了英国的权威要高于任何殖民

地的地方权威这一事实。②

英国那些支持议会拥有整个帝国统治权的人坚持认为殖民地的立

①

② John Philip Reid , Constitu tion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Vol I , pp .163-165 , Vol

II , pp .99-101; Thomas Whatley , The Regulations Latel y Made Concerning the Colonies , and

the Taxes Imposed upon Them Considered (《新近制定的有关殖民地法规及相关征税条

款》) , London , 1765 , pp .109-111; 以及 [Anonymous ] , An Appeal to Reason and Justice in

Behalf of the British Constitu tion (《以英国 宪法和英帝 国臣民的 名义呼吁 理智与 正

义》) , London , 1778 , p .58 .

H . T . Dickinson ,“Britain’s Imperial Sovereignty : The Ideological Case against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H . T . Dickinson , Bri tai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pp .72-76 .

56

法机构是下级立法机构 ,就像英国的市镇大会那样 , 必须服从英国议会

的权威。他们还指出 ,因为英国议会代表着全体的英国臣民 ,所以法治

原则以及根据被统治者的许可来组建政府的原则早已在殖民地存在

了。英国的代表体制在原则上从未准许过每一个英国人都享有选举

权。美洲殖民地居民自己也承认一个合法的立法机构并不需要所有的

人都参加选举才能产生 , 就是所有的男性居民也不可能都参加选举。

在殖民地 ,穷人、黑人以及印第安人都没有选举权 , 但他们都要服从殖

民地立法机构所做的决议。在英国 , 代表制的原则是议会代表本国教

会、地产阶级、商人和金融家、农业地区和重要城镇等等那些强力集团

的利益。只要这些利益集团在议会中有代表 ,那么是否准许其集团内

部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投票就无关宏旨了。所以 ,英国那些地主、商人

和金融家将会像代表本国同业人员的利益那样在议会中代表殖民地同

业人员的利益。而且 ,议会成员一旦当选 ,他就不单是某一个别地区的

代表 ,而成为无论居住何地或参加选举与否的全体英国人民的代表。

因此 ,议会成员是英帝国范围内全体人民的代表 ,他们不仅要为那些选

举他们的人谋福利 , 也要为所有的英国人谋福利。议员们不必听从他

们各自选区那些投票人的旨意 ,但是 ,他们必须关注英国所有臣民的利

益和福祉。①

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英国人都接受上面的这些观点。在英国 ,也有

人对政府持批评态度而对美洲殖民地居民怀有同情之心 , 他们声称殖

民地居民受到了英国议会通过的那些法律和征税条款的压迫。议会中

也有一些持反对态度的政治家认为殖民地不是由政府创建的 , 殖民地

事业的兴旺发达靠的是那些逃避 17 世纪斯图亚特王室暴政的英国臣

民自己的辛勤奋斗。英国的一些政治家提醒议会称美洲殖民地居民享

① 关于英国的代表制理论 ,可参 H . T . Dickinson , Liberty and Property : 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自 由和财产 : 十 八世纪英国 的政治 思想》) , London ,

1977 , pp . 217-218 , 281-283; 以及 H . T . Dickinson ,“Britain’s Imperial Sovereignty : The

Ideological Case against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H . T . Dickinson , Brita i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pp . 76-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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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革 命 在 英 国 的 反 响

57

有英国臣民所应具有的全部权利 , 包括只有在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

才能对他们征税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他们只能由自己的殖民地立法机

构征税。激进的宣传分子如理查德·普赖斯、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约

翰·卡特莱特和詹姆斯·巴勒等经常辩称若要统治殖民地就必须经得殖

民地的同意 ,他们对“无代表则不纳税”的原则也抱支持态度。他们对

政府试图向殖民地征收境内税的做法持批评态度 , 并且谴责那些高压

措施 ,反对和殖民地开战。①但这些人仍然希望保全帝国的形态并继续

维持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可是他们发现 ,如果既要保全帝国又

要维护各部分的自由而且不让殖民地完全独立出去 , 这样一个政治体

制是很难制定的。他们提出几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准许殖民地选举

议员参加英国的下院 ,这样殖民地就可以在帝国的立法机构中享有代

表权了。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个方案不切实际 ,因为殖民地距离英国太

遥远了。它们的议员不能便利地与殖民地沟通信息 , 从殖民地到英国

的旅行非常缓慢 ,每年在伦敦居住几个月的费用又很高。而且 ,最为紧

要的问题是 ,应该给美洲殖民地多少个议员名额呢 ? 如果殖民地只有

少数议席 ,那么英国的议会多数仍将完全控制美洲的事务;如果殖民地

的议席与英国本土议席旗鼓相当 ,则有可能出现长久的僵持状态;如果

殖民地的议席占据多数 , 英国则将可能在实际上受到殖民地的统治。

第二个建议是可以准许殖民地向威斯敏斯特议会派遣临时代表来决定

殖民地应该承担的帝国防务中的合理份额。第三个建议是从魁北克到

佛罗里达的所有殖民地可以在其内部事务上享有自决权 , 但在外交政

策上仍由伦敦做决断 ,美洲殖民地之间的任何争端也将由英国议会来

处理。第四个建议是英帝国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实行自治 , 然后由它们

① Colin Bonwick , British Radical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Isaac Kramnick ,

Republicanism and Bourgeois Radica lism (《共和主义与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 London ,

1990 , chapters 2 and 7; Bernard Peach , Richard Price and the Ethica l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理查德·普赖斯与美国革命的伦理基础》) , North Carolina , 1979;

Richard Price ,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 (《论公民自由的本质》) , Lon-

don , 1776; 以 及 John Cartwright , American Independence the Interest and Glory of Great

Bri tain (《美利坚的独立乃是大不列颠的利益与荣耀》) , London , 1774 .

58

选派代表组成议事会处理公共事务。然而这一方案和第一个建议存在

着类似的弊端。这些建议最终都不能令美洲人满意 , 因为他们的利益

总不能由他们自己占多数的立法机构或议事会来保护。①英国的激进

分子于 1778 年得出结论 , 与其强迫美洲殖民地留在帝国 , 不如结束战

争 ,英国应慷慨地让它们独立。这些人希望恢复原来英国与殖民地之

间良好的人道和商业联系 , 这样对双方有利 ,比单方取胜强得多。尽管

直到 1778 年他们还不能说服英国政府和议会中的多数接受美洲的独

立 ,但英国当局最终认识到战争已不值得继续打下去了。虽然它仍然

控制着查尔斯顿、纽约等这些美洲殖民地的重要城镇 ,英国当局决定求

和了。

三、议会主权问题

作为最后一招 ,英国与美洲殖民地不再为征税问题甚至代表权问

题争论了 ,他们此时争论的是主权问题。美洲殖民地居民不能接受英

国那种视英国议会为整个帝国的主权机构的观点。相反 , 英国多数的

政治精英则深信议会不但对英国而且对英帝国的所有臣民都具有绝对

的、无限的、不受拘束的、不可抗拒的和专断的权威。在他们看来 ,只要

议会中的多数支持 , 它就可以通过任何法律。这就是说它可以为殖民

地通过任何法律 ,就像 1766 年《公告令》所明确规定的那样。对美洲殖

民地居民而言 ,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针对议会威权的宪政保证。他们

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掌握在居住在 3000 英里之外的那些主要关心英国

① John Philip Reid , Constitu tion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Vol Ⅳ , pp . 99-107;

Thomas Pownall ,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lonies (《殖民地 行政问 题》) , 4th edition ,

London, 1768 , pp . Ⅹ Ⅴ , 130; Jerome R . Reich , British Friend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 tion , pp . 15-19; 以 及 Robert E . Toohey, Liberty and Empire: British Radical

Solutions to the American Problem 1774-1776 (《自由与帝国 : 1774—1776 年间英国解决美

洲问题的激进方案》) , Kentucky , Lexington , 1978 , pp . 36-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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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革 命 在 英 国 的 反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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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人手里。相反 ,英国也是永远不会把统治英帝国的议会主权拱

手相让的。英国十分珍视自己的议会主权 , 因为它确保了英国作为一

个大国所不可或缺的那些好处———国内稳定、经济繁荣、国家安全和帝

国的权威。①

自从 1688 年“光荣革命”以来 , 英国建立起一条宪政原则 , 即把最

终的绝对权力赋予一个由王室、贵族院和平民院组成的最高立法机构。

17世纪时 ,王室声称自己拥有绝对的权力 ,而议会则要控制所有的税

收并使议会的法律高于其他一切法律 ,从而达到限制王权的目的 ,双方

为此围绕宪政问题展开了持久的争论。17 世纪的这些争论导致了内

战、短命的共和统治以及剧烈的社会动荡 ,危及英国的法律和秩序。多

数的政治精英相信只有在国家中设立一个拥有绝对的、专断的、不可抗

拒性权威的机构 ,才能确保可以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和自由的法治原则。

他们强烈反对只将这一主权归属于国王的想法。相反 ,他们认为这一

主权应该由国王、贵族和平民组成的立法机构来掌握。在 17 世纪 , 经

过几十年的政治冲突之后 ,英国人才通过 1688—1689 年的“光荣革命”

解决了这一宪政问题。美洲殖民地竟然在 18 世纪 60 和 70 年代挑战

议会的权威 ,已然危及英国的宪政。在英国看来 ,殖民地对宪政的挑战

行为必须被予以回击 ,如有必要则不惜动用武力。当英国政府准备废

除像 1765 年《印花税法》等一些特定的议会法令时 ,它并不准备抛弃议

会主权这一宪政原则。1766 年的《公告令》没有颁布任何影响殖民地

的法律条款 ,也没有对殖民地颁布任何征税条款 ,它唯一要阐明的是议

会主权的无限性和不可抗拒性原则。在 1775 年和 1778 年英国政府在

准备对美洲的起义者提出和解条件时 ,它准备废除美洲人所反对的自

1763 年以来当局通过的任何法令 , 但决不废除《公告令》或放弃议会主

权的基本宪政原则。为了维护这一原则 , 英国政府已准备打一场长期

的、代价高昂的战争。美洲人从自身的角度考虑 ,不愿意接受英国提出

① H . T . Dickinson ,“Britain’s Imperial Sovereignty : The Ideological Case against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H . T . Dickinson , Bri tai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pp . 81-94 .

60

的和解条件 ,因为议会主权原则将意味着和平是无法得到保障的。英

国议会的决议不可能永远约束它将来要通过的法令。因此 , 英国政府

能够在 1778 年废除一些法令 ,但议会可以在将来的任何时候重新通过

它们。美洲殖民地居民不能接受这样的承诺 ,因为他们知道议会可以

在法律上又取消承诺。①

有一件事需要我们弄明白 ,那就是为什么英国政府和多数的英国

政治精英要殚精竭虑地捍卫议会主权这一宪政原则。答案在于他们对

英国宪法的尊崇 ,而且他们深信该宪法在 18 世纪给整个帝国的英国人

带来了诸多实惠。英国宪法被盛赞为世界上最好的宪法 , 甚至是英国

历史上最好的宪法。人们称赞它把英国从绝对王权和教会专制统治的

罪恶下解救出来 ,确立了法治的原则以及在臣民的许可下进行统治的

原则 ,维护了上流阶层的财产以及所有臣民的自由权利 ,促进了英国历

史上空前的经济繁荣、军事胜利和帝国扩张。在该宪法之下 ,英国成为

一个世界强国 ,它平定了内乱 ,战胜了外敌。最为重要的是 , 英国的宪

法实现了所有良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在法治原则下实现自由与稳定 ,

以及通过代议制实现依照民意进行统治的原则。

人们广泛地认为 , 英国的宪政之所以产生了这么多好处是因为它

既是一种混合制政体又是一种平衡宪政。②它是一种混合制政体 ,因为

它的三个组成部分 (国王、贵族和平民 )结合了三种单一政体 (君主制、

贵族统治和民主制 ) ,吸取了这三种政体的长处而免除了它们的弊端。

它也是一种平衡宪政 ,因为它的各组成部分各自拥有独立的职能 (国王

是行政首脑、贵族院是最高法院、平民院负责所有的税收 ) ,但是若要通

过任何一部法令就必须经得三方的一致同意。在它们的默契配合下 ,

这三个机构行事果断、领导得力 ,捍卫了人民的自由权利。正是由于英

国宪政混合了不同的政体并实现了三方的制衡 ,所以它有能力维护稳

①

② 关于混合制 政体和平 衡宪政 , 可参 H . T . Dickinson ,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 y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 tain , pp . 143-159 , 272-280 .

John Philip Reid , Constitu tion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 ion , Vol Ⅳ , pp . 129-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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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革 命 在 英 国 的 反 响

61

定、保障自由。

英国宪政被广泛称赞为人类智慧所能设计出的最好的政治体系。

然而在 18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美洲殖民地居民的两种做法对它的

权威造成了威胁:一是主张王权的强化 ,一是鼓动民间的骚乱。他们希

望抛弃议会主权原则 ,同时又不想完全独立。因此 , 他们想继续做英国

国王的臣民 ,同时则把他们自己的殖民地大会升级为殖民地的立法机

构。①他们愿意缴纳殖民地大会征收的直接上缴国王的赋税。这种做

法威胁到了英国的宪政 ,因为国王虽然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

他在税收等财政问题上却要受到平民院的限制。如果国王能够从美洲

殖民地大会获得资金 ,他将冲破英国议会在他所依赖的税收问题上施

加给他的限制。美洲人维护自身自由权利的做法将威胁到英国人民的

自由权利。不过 ,让英国人感到幸运的是国王无意接受美洲的条件 ,也

无意削弱英国议会的权威。②

美洲人对英国宪政的第二个威胁是他们宣称英国的主权不在议

会 , 而在人民。下议院不是全体人民选举产生的 ,因为那些强力的有产

阶级上层人物害怕那样的政治体制会使穷人享有太多的政治权力。法

律和征税条款是由议会代表投票决定的 , 但它们并不必取得所有臣民

的认可。现在 ,美洲人宣称英国议会不能向他们征税 ,因为议会中的任

何一个成员都不是他们选举的。由此 ,殖民地居民也暗示了这样的可

能性 :英国的那些没有投票权的臣民 ,也不必缴纳税款。美洲殖民地居

民最后的做法更为过火 ,他们开始宣扬人人生而平等 ,所以每个人都应

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拥有自己的声音。这种宣扬人人生而平等并且应

该在政治上拥有其声音的做法在英国的政治精英们看来是通向无政府

状态和暴民统治的第一步。如果人人都有选举权的话 ,那就离穷人操

控议会夺取富人财产的时候不远了。民间的煽风点火者将误导那些无

①

② John Philip Reid , Constitu tion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 ion , Vol Ⅳ , pp . 153-156 .

Jack P . Greene ,“Competing Authorities: The Debate over Parliamentary Jurisdiction , 1763-

1776”(“主权之争 : 关于议会权限的争论 , 1763-1776”) , Parliamentary History (《议会

史》) , 14 ( 1995 ) , pp . 47-63 .

62

知群众 ,鼓动他们要求危险的变革。政治变革将导致社会革命 ,进而险

恶地去努力实现人人在经济上的平等。①

在不列颠 ,并不是所有的开明人士都赞同这种维护议会主权原则

的保守做法。那些比较拥护自由主义的英国人同意美洲殖民地居民的

看法 ,也认为议会中的多数派议员会专断行事 ,利用绝对权力破坏国民

的自由。他们以腐败的手段在议会中形成多数 ,而不是真正代表国家

的多数最重要的利益或国家的多数居民。国王拥有广泛的庇护权 (他

可以册封贵族和主教 ,指派高级法官和地方法官 ,任命陆军或海军军官

以及为数众多的税收官员 )。行政系统与最富有的地主、金融家和商人

紧密相连。与国王关系最为密切的政治联盟有能力通过在许多选区以

少数选民影响选举结果的做法在下议院中赢得多数。这就意味着在议

会中取得多数的议员并未代表整个有产阶级的利益 , 更不用说广大人

民的利益了。如果议会发生腐败 ,那么 ,把国家的绝对专断权力交付给

它就会非常危险。对议会权力的这种恐惧引发了人们对议会主权的批

评 ,他们主张议会的权力应该是有限的。有些人认为议会的权力实际

上要受到更高级别的道德法则———上帝的法则或自然法则———的限

制。另外一些人认为英国所拥有的历史悠久的不成文宪法是由可以限

制议会行为的众多习俗、惯例和准则构成的。比如 , 有些人指出诸如

1215 年的《大宪章》、1672 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 年的《权利法案》和

1707 年的《苏格兰合并法案》等这些宪法的基本准则是议会永远都不

能更改的。在英国 ,最为激进的观点是那些受到美洲激进的爱国者启

发的人所阐发的主权在民说。他们宣称国家的终极主权在于人民大

众。人民有权创建政府而且自然会创建一个能够保障所有人的生命、

① Josiah Tucker , Four Letters on Important National Subjects (《关于国家重大问 题的四封

信》) , London , 1783 , p . 98 ; 及 其 The Respective Pleas and Arguments of the Mother

Country , and the Colonies , Distinctly Set Forth (《母国与殖民地特别提出的各项呼吁和

讨论》) , 2nd edition , London , 1776 , p . 33 ; 以及 H . V . S . Ogden ,“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the Lockean Political Theory in England 1760-1800”(“自然状态论与洛克主义在英国的衰

落 , 1760—1800”) , American Historica l Review (《美国历史评论》) 46 (1940 ) , pp . 2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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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H .T .迪金森

美 国 革 命 在 英 国 的 反 响

63

自由和财产的政府。①

四、美国革命的教训

北美独立战争的失利以及美洲殖民地的损失对英国来说是一个重

大打击。在欧洲 ,许多人认为英国将迅速沦为一个二等国家。然而这

些预言并未应验。战争的失利所带来的最坏影响是短暂的。政府的动

荡持续了一两年 ,但在 1784—1801 年间威廉·皮特领导下的政府却成

为英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政府之一。战争使英国在欧洲受到孤立 , 其

公共财政也被严重削弱。但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 英国就开始组织

起反对法国的一系列国际同盟 , 而且其国家财政在 18 世纪 80 年代得

到很好的恢复 ,为后来英国在 1793—1815 年间对法国发动长达二十余

年战争奠定了财政基础。人们广泛认为美洲殖民地的独立会摧毁整个

英国的大西洋贸易从而严重削弱其经济。但实际上到了 18 世纪 90 年

代 ,英国重新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购买了美国大多数的出口产品

并为美国提供了大多数的进口产品。英国经济在战后迅速得到了恢

复 ,产业技术的革新使英国迅速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制造业国家 ,也是最

富裕的国家。英国在 1783 年失掉了它在美洲的最好的殖民地 , 但它仍

保留了加拿大以及西印度群岛的许多岛屿 , 在此基础上它迅速创建起

跨越印度、澳大利亚和远东的地域广袤的第二英帝国。②

美国革命对那些在 18 世纪六七十年代同情美洲革命分子言论的

英国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分子的影响最为重大。美洲的危机向他们揭

示了国王靠政治庇护控制的官员数量以及国王在议会中的影响程度给

①

② John Cannon ,“The Lost of America”(“失掉美利坚”) , in H . T . Dickinson , 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pp . 233-257 .

H . T . Dickinson ,“ The Eighteenth-Century Debate on 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十八

世纪关于议会主权问题的争论”) ,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皇家历

史学会会报》) , 5th series , 26 (1976) , pp . 189-210 .

64

英国自由带来的危险。慢慢地 ,但却是稳步地 ,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

初 ,王室庇护权被削弱了 , 国王在下院议员中的影响也受到了严格限

制。王权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开始弱化。英国在美洲的失利还促动了

激进主义的大复苏。到 1780 年 ,英国的激进分子已提出一系列下院民

主化改革方案 ,包括在所有男性公民中普及选举权。这些改革目标在

许多年之后才被实现 ,但美国革命在当时确实感染了英国的激进分子 ,

启发了他们要作何种议会改革 , 议会不仅要为有产者上流人物负责 ,

更要为人民负责。①正是美国的爱国者促进了英国的激进分子去提出

了更为民主的选举权口号 , 激励他们为提高英国普通臣民的政治影响

而奋斗。他们还为英国的改革分子展示了组织政治运动的方式以及如

何在不引起太多内乱的前提下达到改革的目标。

英国从美国革命中所未吸取的教训是它没有摆脱议会主权所带来

的危险 ,也没有利用经人民批准的成文宪法以及涉及广泛权利的《权利

法案》所带来的好处。在 19 和 20 世纪 , 英国宪法把议会主权奉若神

明 , 英国获益匪浅。在那两个世纪中 ,英国取得了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

令人满意也更持久的国内自由和稳定局势。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 , 是

因为英国的下院已成为由王室、贵族和平民组成的混合立法机构中最

重要的部分 ,是因为它控制了税收 , 并逐渐成为全体人民的真正代表。

由自由派人士和激进主义分子发起的一系列选举制度改革已在下院实

现了民主。这一民主化历程与美利坚合众国的经历有所不同。②它没

有产生一部成文宪法 ,也没有广泛的《权利法案》来规定人民的自由权

利。确实 ,英国是世界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这在英

国本身看来却不是一个问题。今天也有一些人认为英国应该有一部成

①

② H . T . Dickinson ,“Sovereignty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美国革命中的主权问题”) ,

in H . T . Dickinson and Michael Lynch , The Challenge to Westminster: Sovereignty,

Devolution and Independence (《挑战英国议会 : 主权、权力下放与独立》) , East Linton ,

2000 , pp . 50-60 .

Carl B . Cone ,“Richard Price and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理查德·普赖斯与美国宪

法”) , American Historica l Review (《美国历史评论》) , 53 (1948) , pp . 726-747; 以及 D .

O . Thomas , Richard Price and America (《理查德·普赖斯与美洲》) , Aberystwyth , 19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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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H .T .迪金森

美 国 革 命 在 英 国 的 反 响

65

文的《权利法案》。英国关于议会主权的宪政原则令美国人以及其他民

主国家的公民感到吃惊。英国议会的主权至少在理论上仍然是绝对

的、专断的和不可抗拒的。当然 , 议会也非常明智 , 它竭力使自己的行

为不致疏远广大的人民。但在宪政理论上 , 英国的主权仍在议会 ,而不

在人民 ,也不在成文的宪法。正是拥有这一主权的议会在 19 世纪没能

处理好爱尔兰问题 , 最终导致南爱尔兰从联合王国中分离出去。近年

来 ,有怨言称议会主权的做法阻止了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进一步

取得自治的要求 ,而这有可能导致苏格兰的独立。而且 ,最为严重的问

题也许是议会主权的原则总是给英国人试图成功融入欧盟增添困难。

由于长期以来坚决行使议会主权的宪政原则 ,英国在欧盟成员国中对

现代欧洲的超国家思想最为排斥。尽管议会主权的原则导致了美利坚

合众国的成立 ,但是它的众多支持者也许能够阻止一个欧罗巴合众国

的出现。

(张善鹏 译 傅国英 校 )

(H . T . 迪金森 ,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系教授 )

(译者张善鹏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04 级博士生 )

(校对傅国英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03 级博士生 )

66

法国启蒙运动公民教育思想析论

刘 大 明

^ 【内容提要】 法国是现代公民教育的发源地。启蒙思想家提

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公民教育理论 , 试图探求培养新型的公民来

改造社会。但是 ,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人们文化理念的差异 ,导致对

公民教育的方式乃至公民教育观念本身的认识 ,都存在着明显的

分歧 ,具体表现为知识传授和道德教化这两种教育内涵的对立。

启蒙思想是导致法国旧制度解构的主要的破坏力量。但是在对旧

制度的批判中 ,也同时产生出了伟大的建设性思想 , 这就是用新制度取

代正在崩溃着的旧制度的设想和希望。在这些设想和希望中 , 包含着

对教育问题的极度关注。启蒙思想家希望从国民教育中找到拯救社会

的道路 ,他们都明白应该为未来社会准备和造就“新人”:这些“新人”的

身份不再是臣民和附庸 ,而是公民。然而 ,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思想家们

文化理念的差异 ,导致了对公民教育的方式乃至公民教育观念本身的

认识 ,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对立 ,并对大革命时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北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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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刘大明

法 国 启 蒙 运 动 公 民 教 育 思 想 析 论

67

一

旧制度下法国的教育给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力。在培养目标

的“宗教使命论”原则指导下 ,学校都以向受教育者灌输宗教信仰为自

己的首要使命 ,教育的社会功能不是传播知识和文化 ,而是被作为巩固

宗教信仰的重要的、有效的手段。这种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不仅与时代

进步的要求不相吻合 ,与未来社会的需要也大相径庭。在这样的教育

制度下 ,臣民是法国人惟一的社会身份。

启蒙思想家对教育问题关注的主题 ,首先是教育的世俗化。教育

世俗化被哲学家们视为消弭宗教的观念、培养未来的公民的基础。教

育世俗化是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人文主义思潮;随着宗教改革、

民族国家的兴起、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进步 ,它的内涵也逐步充实

和完善。教育的世俗化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教育管理的世

俗化 ,即结束天主教会对教育的垄断 , 由国家掌握教育的管理权 ,教师

不再是僧侣而是国家的公职人员。二是教育功能的世俗化 , 即不再是

为了培养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完美的绅士或朝臣; 而是服从社会的需

要 , 为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服务 , 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服

务。三是教学内容的世俗化 ,即摒弃教学中宗教神学为主的内容 ,改为

世俗的艺术和科学。

启蒙思想教育世俗化的要求 ,几乎涉及到教育学的各个方面:

在教育举办权的问题上 , 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提出和阐明了

建立国家教育制度的主张和设想。1763 年 , 拉·夏洛泰出版的《论国民

教育》,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国家主义教育宣传的热潮 ,爱尔维修的《论人

的理智能力与教育》(1772) ,杜尔哥的《回忆录》(1775) ,狄德罗的《俄罗

斯大学计划》(1776)以及罗兰·德塞维尔提出《教育计划报告》(1768)等

著作 ,不仅全面的阐述了关于国民教育的理论 ,还对国民教育制度的建

立提出设想。

68

在教育对象的研究方面 , 卢梭提出了教育应当注重和适应教育对

象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自然教育”的理论。卢梭的“自然教育”包含着

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内容 :在消极的方面 ,卢梭要求使受教育者无所

作为 ,顺其自然发展 ;甚至认为受教育者到了 12 岁仍不能分辨自己的

左右手都没有关系。在积极方面 , 卢梭鉴于旧教育残害人性 , 违反自

然 ,主张一切教育都应该顺应自然 , 反对无理的约束。他认为“自然所

希望的 ,是要在把儿童变成为人之前 , 先变成儿童 , 所以不应该把儿童

当作成人看待”。卢梭认为 ,人所受到的教育来源有三 ,分别受之于人、

自然和事物。这三个方面中 ,自然的教育是完全不能由人决定的 ,事物

的教育是能够完全由人所决定的 , 而人的教育是不能完全由人所决定

的。只有三种教育配合一致 , 学生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卢梭要求遵

照儿童天性的发展 ,让儿童充分地享有自由以“顺应自然”的教育理论 ,

引起了后世历代教育家的重视。

在人的道德培养方面 ,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以世俗的道德教育替代

宗教的道德教育。但是 ,他们所涉及的“道德”教育的动机和概念是不

同的。伏尔泰认为社会的罪恶根源就在于愚昧和缺乏教育 , 全部的教

会史都充满着迫害、谋杀、诡计、抢劫和胡作非为。爱尔维修将宗教道

德讽刺为“严重的误会和矛盾的交错”,要求以“社会的幸福是最高的法

则”作为道德的基础。拉·夏洛泰号召加强“道德和政治品行教育”, 使

青年人“学习那些对于所有的人共同的职责”,“掌握鉴别行为、罪恶、意

见和习俗的原则”,并能将美德付诸实践。杜尔哥更明确地主张在学校

开设公民课程 ,以取代宗教教育。卢梭也多次论证了道德培养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 ;但是他将道德分为两类 :他反对宗教道德的灌输和牧师的

欺骗 ,尤其对因科学和艺术的进步而败坏和沦丧的世俗道德深恶痛绝 ,

他主张培养博爱的道德和对劳动的尊敬。

在教学的内容上 , 强调以实用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授取代宗教神学

灌输的重要性。《百科全书》的编纂和出版 , 尤其为社会对世俗技艺和

科学的认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卢梭对艺术与科学的进步嗤之以

鼻 ,但即使在与百科全书派分道扬镳后独树一帜的时候 ,他也仍承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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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国 启 蒙 运 动 公 民 教 育 思 想 析 论

69

业能力的教育对理想的培养对象———“自然人”在社会生存中具有重要

性。在《爱弥儿》中 ,他主张对主人公进行世俗的、实用的职业能力的训

练和教育。这种注重实用技艺传授的教育思想 ,不仅为手工劳动地位

的恢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而且为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提供了理论的

支持。

社会对技术和手工劳动所持有的偏见可以追溯到古代 ,与奴隶的

低下的社会身份相联系的蔑视 ,被转移到对奴隶所从事的体力劳动和

奴隶所使用的劳动工具上。这种蔑视又被哲学理论所建立的自然和技

艺之间的对立得到加强 , 以致人对任何形式的劳作都产生厌恶感。①

在法国 ,直到 1743 年 ,医生仍蔑视与剃须匠混杂在一起的外科医生。

随着历史的发展 ,社会生活中大量的现象: 如技术进步、劳动者等

级的组成、因战争或流行病引起的劳动力的危机等等 ,都产生出有利于

恢复技术和手工劳动地位的趋势。首先是由于实用技艺的有用性; 其

次是实践在科学研究进程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 18 世纪初

开始 ,莱布尼茨和洛克就极力为恢复技艺的地位而辩护。洛克写道:

“手艺尽管被蔑视为愚笨 ,我则认为正是由于没有文化的人所从事的手

艺 ,才给我们带来对生活如此有用的技艺”。②百科全书派则为他们的

辩护增添了决定性的贡献 ,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的引言中 , 以“精神

对体力的胜利”的嘲讽 , 揭露了历史上赋予自由七艺的崇高地位的实

质。他将对技艺的蔑视斥之为“人最高贵的部分被最卑劣的部分所窃

取的最初的优势以某种方式来进行报复 , 因而精神的才能通常被认为

高于体力的才能”。③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职业”一章中赋予手工技

艺以极高的地位:“在最粗俗的技艺中 ,有一种如此正确、复杂 , 然而又

是如此明晰的推理。当如此多的科学只用于向我们表明人类精神的荒

谬的时候 ,人们能够赞赏的 , 只有人的理性和才能的生产者”。他在“农

①

②

③ Diderot et d’alembert , Encycropédie (《百科全书》) Vol .1 , Stuttgart 1986 .p .ⅩⅢ .

Antoine léon ,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l’éducation technique (《法国革命和技术教育》) ,

Armand Colin , Paris 1968 , p .22 .

诺贝特·埃利亚斯 :《文明的进程》第一卷 , 王佩莉译 ,三联书店 , 1998 年 , 第 60 页。

70

业”和“技艺”两章中赞扬生产的实践 :“没有思辨 ,实践要推进很远是困

难的 ;反之亦然 ,没有实践 ,拥有思辨也是不可能的”。“在一个治理得

好的国家里 ,没有任何职业应该被置于受欺压的地位”。①

在教育方法上 ,启蒙思想家提出了教育要适应人的天性的发展以

及教育方式的计划性。卢梭根据儿童不断成熟 ,将心理上逐渐由被动

到主动的发展过程 ,分为婴儿时期、儿童时期、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等

四个阶段。在《爱弥儿》中 , 卢梭为主人公在不同的年龄段设计了农业

和木工、应用几何、文学、科学等不同层次的课程。拉·夏洛泰也把教育

历程按年龄规划为三个阶段 , 他与卢梭一样 , 为儿童设计了读、写、绘

图、历史、地理、自然史、体育和数学适应年龄段理解力的课程。

启蒙思想家们都充分认识到了教师和教材在教育中的重要性。旧

制度下初等教育的特征之一 , 是对教师作用的忽视以及教材的缺乏。

卢梭主张“自然教育”,他赋予了教师以极高的社会地位 ,对教育的职业

发出了内心的赞美:“一个教师 ! 啊 ,是多么高尚的人 !”② 他不仅多次

论及教师在教育实践中的作用 ,还精心地为爱弥儿的教育设计了一位

家庭导师 ,这位导师应尽其最大的能力来完成培养爱弥儿的任务。他

对这个男孩负完全的责任 , 他的任务是全面控制可能决定儿童心理和

性格的整个环境。拉·夏洛泰更清醒地认识到 ,教师和教材可以指导教

育。“创立一个教育体系 ,就必须要有教师和书籍。”教师和教材是教育

中的两大难题。教师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培养起来 ;实施教育除了

需要良好的计划之外 ,还需要按照新的教学目的编写供不同年龄层次

的学生使用的教学用书。他希望国王指派一个由政治家和文人组成的

机构来组织编写初级课本。“这些书籍可以使教师教给学生最有用的

①

② Jean- Jacques Rousseau , �*mile ou de l’éducation (《爱弥儿或论教育》) , Flammrion , Paris

1966 , p .53 .此句 中 文版 译 文尚 未 译足 原意。“ 教师”一词 卢 梭用 的 原文 是“gou-

verneur”, 意为“家庭教师”, 卢梭在《爱弥儿或论教育》中所谈及的教育都是特指家庭

的教育。

Antoine léon ,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l’éducation technique (《法国革命和技术教育》) ,

Armand Colin , Paris 1968 , p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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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国 启 蒙 运 动 公 民 教 育 思 想 析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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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可以取代其他一切方法。教师用书一旦编成 , 就会弥补教师的不

足 ,也就不再需要讨论教师应该是教士、或已婚男人或独身者等问题

了。”①

在教育功能世俗化的问题上 , 启蒙思想家给个人的利益和作用的

观念赋予新的力量。狄德罗指出 ,由于教育机会的不均等 ,贫穷的孩子

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 , 从而使许多才智之士因此而被埋没。他提出

了免费和义务的初等教育的观点 , 主张教育的大门应该对每一个人敞

开 ,使从宫廷大臣到乡村农民的子弟都能具备读、写、计算的能力。爱

尔维修更从智力平等说出发 ,论证了每个人都有享受中等和高等教育

的权利。卢梭也在《关于波兰政治的筹议》中写道:“宪法赋予平等的所

有的人应该受到共同的和同样方式的教育。如果人们不能建立起一种

完全免费的公共教育 ,至少应该建立起一种穷人有能力支付学费的公

共教育。”②

由此看来 ,启蒙思想家们通过国家教育来培养新型公民的构思 ,从

形式到内容都是全方位的 ,它具有公民道德的培养、文化科学知识的传

授和实用职业技术训练等广博的内涵。这些公民教育的新思想是启蒙

哲学家们改造社会的思想精华 ,对 18 世纪下半期法国职业技术教育的

兴起和未来的大革命公民教育实践 ,都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二

在启蒙思想家对教育问题的极度关注中 , 教育的功能和目的被他

们视为取代正在崩溃着的旧制度的新世界的基础 , 因而是他们考虑得

①

② Jean- Jacques Rousseau , Considé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de Pologne (《关于波兰政治的筹

议》) , Voir Jean-Jacques Rousseau , Contrat social , nouvelleédition , (《社会契约论》新版 ) ,

Garnier Frères , Paris , 无出版日期 , p .357 .

博伊德、金 :《西方教育 史》, 任宝祥、吴元训 译 , 人民教育 出版社 , 1985 年 版 , 第 301

页。

72

最多的问题。但是 , 启蒙思想家们的学说自身就不是整齐划一的 ,正如

他们对社会文明的态度方面的分歧一样 , 在关于教育的功能和目的的

认识上也很不一致 ,从而在启蒙教育思想中产生并形成了相互对立的

两种倾向 ,即“自然人”的教育和公民教育的尖锐对立。

对立双方的哲学出发点都是来自于洛克关于“心的本性”的观点。

洛克的学说传播到法国后 , 由于对洛克学说在解释上的分歧和对教育

功能认识上的差异 , 遵崇洛克学说的各种哲学派别中 ,很快地就产生出

哲学基本观点的对立。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家强调心灵对经验的被动方

面 ,从而推导出所有知识的获得绝对依靠感觉的唯物主义观点。卢梭

则强调心灵的主动并给心灵活动以价值 , 从而推导出所有知识的获取

都依赖于心灵活动的唯心主义观点。这两种哲学观点在教育的目的上

也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前者强调心灵决定于感官所得 ,个人的知识和素

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所受的教育 ,这种观点规定教育的主要目标

是培养完善的公民。而后者则强调心灵对感觉经验的反省的重要性 ,

将重点放在受教育个人的本性方面 , 规定教育的首要目的不是培养完

善的公民 ,而是培养完善的“自然人”。

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将教育目标定位为公民的培养。拉·夏洛泰旗

帜鲜明地指出 :“每个国家的教育目的都应该是激发公民精神 , 而对我

国来说 ,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法国人 , 是为了形成法国人 , 努力将他

们造就成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为国家培养公民”。①他深刻地认识

到了科学和技术对公民培养的重要性 ,提倡以科学文化知识作为学校

教育的中心。

其他的启蒙思想家 ,如伏尔泰、百科全书派和重农学派也都持有国

家主义教育的观点 ,对以实用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授取代宗教神学都形

成了共识。他们认为 :人类理性的完善与进步 ,一方面得力于各门科学

的发展 ,另一方面有赖于教育 ( instruction)的普及。科学的进步和发展

① La Chalotais , Essai d’éducat ion nationale et plan d’étude pour la jeunesse (《论 国民 教

育》) , Renard , Paris 1825 , p .15 .http :/ / perso .wanadoo .fr , 2003 .1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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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和文化生活进步的决定性的推动力; 而教育在传授科学文化知

识、推进文化和道德的进步方面都具有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伏尔泰要求通过教育来培养对自由、平等的热爱; 通过发展教育 ,普及

科学 ,消灭宗教狂热和愚昧无知 ,把人民培养成具有“健全理性的自由

人”。狄德罗指出:“人们应该在大学中给公民传授从立法到技艺的所

有的必要的知识”。①重农学派不仅主张政府举办教育来提高公民的文

化素养 ,还将公民文化素养的提高视为制约政府权力的唯一保障:“如

果国民有教养 ,专制制度就不可能存在。”②

与国家主义教育理论相反 ,卢梭却提出了反对公民教育的培养“自

然人”的学说。卢梭崇尚价值理性 ,他的教育理论中存在着十分矛盾的

两种倾向 ,一方面说教育和一切社会计划都是违反自然的 ,即反对国民

教育的思想 ;另一方面又承认只有社会本身能够改造好的前提下 ,才可

能有良好的教育 ,即国民教育的思想。这两种倾向在卢梭的著作中一

直交替出现。

卢梭的第一种教育观点被称为“主观自然主义”的“个人本位论”。

卢梭认为 ,个人的天赋是绝对自由的。人的天性和社会只有在理想的

社会中才能和谐起来的观点 ,一直是他的学说的主流。在《爱弥儿》中 ,

他将反对国民教育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他从反对现存制度的立场出

发 , 认定理想国家在任何地方既不能找到 , 也不能被创造出来 , 因而公

共教育就不存在了 ,只存在着反抗天性或反抗社会的教育。因此 ,教育

目的不是根据社会需要确定 , 而是根据儿童发展需要确定。卢梭坚持

个人的价值高于社会价值 , 认为社会的价值只在于它有助于个人的发

展; 应当由个人来决定社会 ,而不是由社会来决定个人。他认为教育的

目的在于培养完善的“人”, 而不是培养“公民”。他劝告教师必须将教

①

② A·Tocqueville ,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 tion (《旧 制度与 大革 命》) , Calmann-Lévy,

Paris 1928 , p .236 .

Antoine léon , 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l’éducation technique (《法国革命和技术教育》) ,

Armand Colin , Paris 1968 , p .39 .

74

育目标在“自然人”和“公民”这二者之间选择其一 ,而不可能兼得。①

但是在第二种教育观点方面 , 卢梭却在许多言论中提出国民教育

是培养良好公民的必要手段。例如在《论政治经济学》的条目中 ,他肯

定教育是“国家的最重要的事业”。在 1772 年 , 他应波兰贵族威尔豪斯

基伯爵的请求写下《关于波兰政治的筹议》时 ,他也极力推崇国民教育 ,

强调国民教育的必要性:“国民教育只属于自由的民族 ;波兰所有从事

社会活动的人不应有其他的身份 ,而只应该有公民的身份。”②

在教育的内容方面 ,卢梭的学说也于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形成了对立。

他认为 ,教育的任务不是以增长人的知识为目标 ,因此不能以科学艺术作

为教育的内容;科学对道义、对艺术情趣都起到破坏作用 ,给人类造成的结

果是不幸和灾难,是道德的堕落和沦丧。他将人类的一切文明都视为人类

自身的罪恶的产物:“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如果说它们

是出于我们的美德 ,我们至少应该对它们的好处表示怀疑。”③

因此 ,在卢梭的教育观念中 ,最为关注的是培养为社会服务的观念

和义务。他认为 ,在人类一切事情中 ,需要根本考虑的是“道德”的问

题。教育的目的无论是培养“自然人”,还是培养“公民”,道德的教育都

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 :因为道德问题既关系到个人的成长 ,也关系到对

人们社会行为的支配。他写道:“没有自由就不会有爱国思想; 没有道

德就没有自由;没有公民 ,也就无所谓道德; 培养公民 ,你们就能拥有所

需要的一切; ⋯⋯培养公民非一日之功 ,打算培养公民 , 就一定要从儿

童时代开始教育。”④

①

②

③

④ Claude Nicole , L’espri t de 1789 et des droi ts de l’homme (《1789 年的精神 和人权》) ,

Larousse , Paris 1989 , p .25 .

Jean- Jacques Rousseau , 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 Discours sur l’origine de l’

inégalité(《论科学和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 Flammrion , Paris 1992 , p .41 .

Jean- Jacques Rousseau , Considérations sur le gouvernement de Pologne (《关于波兰政治的筹

议》) , Voir Jean-Jacques Rousseau , Contrat socia l, nouvel leédition , (《社会契约论》新版 ) ,

Garnier Frères , Paris , 无出版日期 , pp .356-357 .

Jean- Jacques Rousseau , �*mile ou de l’éducation (《爱弥儿或论教育》) , Flammrion , Paris

1966 , p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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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卢梭教育思想的两个方面来看 , 卢梭所强调的似乎不是说教

育方法改革就足以导致国家改革 , 也不是说培养良好公民的教育必须

是一种自然的教育 ,而是坚持认为最好的教育只有在个人的爱好与责

任不会发生冲突的理想国家中才有可能 , 而当时的法国几乎不可能提

供这样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 就必须从改造社会开始 ,才

能使教育得以进行。而改造社会 , 首要的就是要排除致使人类的道德

沦丧的文化科学教育 ,加强对青年进行完备的社会的和道德的训练 ,以

使他们既能适应这个尚未完善的社会 , 又可以避免腐败。如果全体公

民都具有正确的教育所培养起来的集体目标 ,去实现他们的共同意志 ,

就一定能使公民在社会中达到至善的境界。卢梭的教育理论对教育应

该传授的内容作出了严格地界定 ,正是在卢梭的教育观念里 ,开始了道

德教化的教育(�*ducation)和文化科学知识传授的教育 ( instruction)之间

的对立 ,进而开始了道德与文化科学自身之间的对立。卢梭教育理论

和观点的二重性 ,使大革命时期的教育改革理论和实践都陷入了痛苦

的二难选择。

三

在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中产生两种教育观点绝非偶然 , 他们在哲学

认识论方面的分歧 , 以及对文明态度的分歧 ,决定了他们对古代教育理

论继承方面的取舍。

教育的作用和目的自古以来就是人们一直关注的问题 ,古希腊时

代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论证了教育目的的两重性。亚里士多

德认为 ,教育艺术是政治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 , 国家的目的就是

教育的目的 ,或者说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有道德的公民和政治家 ,以实

现国家的幸福。但是 ,这并不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从一个方面看 ,自由

人的生活与他的灵魂一样 , 是具有多样性的、多方面的 ,而并不仅仅局

限于政治生活。从另一个方面看 , 虽然人的天性决定了人是政治的动

76

物 ,但是人之所以为人 ,人之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的最根本特性 ,就在

于人是具有理性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认为: 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也是

最神圣的部分; 人只有运用和发展其理性 , 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因

此 ,人的教育也应当以充分发展人的理性为最高目的 ;教育的最高目的

能够使人超越具体的存在 , 走向神圣和不朽。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人的教育理论 ,实际上确立了教育的终极

目的这样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但是 ,这又是每一位教育理论家在论

证自己的教育理论时都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如此看来 , 启蒙思想家

主张的两种教育观点 ,似乎都只是强调了教育目的的一个方面。从另

一方面来看 ,这两种貌似分道扬镳的教育观点却又都包含着重要的共

同点和一致性 ,这就是都赋予教育以巨大的使命。国家主义教育论者

要求的培养公民也好 ,卢梭要求的培养自然人也好 , 二者都是注重了对

人的培养 ,都试图探求以培养新型的人来改造社会 , 无论这种探求是积

极的还是消极的 ,都是对旧的学校教育培养神职人员和臣民的一种否

定。国家、社会是由人组成的 , 从启蒙思想家所处的时代来看 ,正是民

族国家诞生、成长、壮大之际 ,对人的培养已成为时代要求通过教育来

解决的新课题。因此 ,不仅拉·夏洛泰为代表的国家教育理论的鼓吹者

积极地面向未来社会 ,高呼国民教育 , 期待培养出健全的公民; 极力主

张自然主义教育的卢梭虽消极的面对现实社会 ,也强调健全的人的培

养。总之 ,无论是给他们所期待的这些人冠以“公民”也好 , 冠以“自然

人”也好 ,他们都不再是旧教育培养出来的“臣民”。如果我们摒弃爱弥

儿“自然人”的外表 ,他实质上不是具有德、智、勇、能的全面素养和健康

体魄的优秀公民吗 ?

法国启蒙思想家在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中 , 领先于其他国家提出了

公民、公民意识和公民教育等一系列政治、法学和教育学的概念 ,阐明

了培养和造就新型的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 , 展示了他们对未

来公民社会的期待。这些概念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初的源泉 , 同

时也是对旧制度下的臣民、臣民意识和臣民教育的全面的否定和批判。

这些概念和理论必然在未来反封建专制的大革命中起到原则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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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但是 ,在旧制度下法国“政界仿佛始终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

此分割的区域。⋯⋯在这边 ,人们采取日常事务所要求的具体措施 ;在

那边 ,人们宣扬普遍法则 ,从不考虑用何种手段加以实施: 有些人负责

领导事务 ,另一些人则负责指导思想”①的社会环境中 ,启蒙公民教育

思想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特征和局限。例如 ,关于

公民教育的具体操作问题 ,在启蒙思想家的教育理论中 ,两种理论体系

除了表现出的极大的分歧和矛盾外 , 还存在着二者都注重公民道德培

养的一致性 ,并且由此产生了两个没有解决的、其形式和内容可以相互

混淆甚至相互替代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道德内容来培

养公民 ? 第二个问题是道德教育的方式或手段是什么 ? 国家主义教育

观点崇尚公民教育 , 在他们的理论中提出了、或者说至少是涉及到了这

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但他们却始终没有给出这两个问题明确的、

具体的答案。相反 ,反对在法国进行公民教育而又对社会成员抱以道

德救赎心理的卢梭的理论 , 似乎正好填补了国家主义教育理论没有给

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所形成的理论真空。

一方面 ,卢梭鉴于宗教道德对人的束缚 ,尤其是他反社会进步的历

史观认定了文明的进步造成了人类道德的堕落 ,他最关注的是对人的

道德教育。另一方面 ,卢梭的自由论认定人是生来自由的 ,自由是人性

的、也是人作为人的首要法则 ,是人性的产物。卢梭指出: 人的自由在

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度 ,此行为的本身也是为了自由 , 也就是让度出个人

的自由 ,以换取社会契约的建立。契约一旦约定 ,社会与国家就可以产

生;国家的一切均掌握在公民自己手中 ,国家的命运就是与公民的个人

命运息息相关 ,国家事务就是公民自己的事务。因此 ,公民的道德就表

现为有责任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事务。如是 ,在公民的整体中就会产

生出“公共意志”来制衡国家、社会与自身的行为。卢梭非常强调对“公

① A·Tocqueville ,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 tion (《旧 制度与 大革 命》) , Calmann-Lévy,

Paris 1928 , p .214 .

78

共意志”的遵从和贯彻 ,力求使“一切个别意志与公共意志相协调”。①

卢梭也一再强调在“公共意志”的产生和贯彻中“道德”的作用 , 因为

“唯有道德的自由才能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②

卢梭反社会进步史观的理论虽然受到启蒙运动时期的史学家、哲

学家和艺术家的批判 ,但是按照卢梭的这些理论 ,似乎也能对国家教育

理论提出的问题给出具体的答案。第一 ,鉴于文明进步所造成的“道德

堕落”,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随之被颠倒甚至被对立 , 文化科学知识的传

授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列于次要地位 ,甚至排斥在教育的内容之外 ,公民

教育的主要内容和使命就变成了灌输“自然道德”———“公共意志”, 也

就是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

指导之下”。③第二 ,如果公民还没有具备积极主动参与国家事务的责

任感 ,道德教育的目标就必然要求“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④

运用一切手段去排斥个人的空间 ,使公民服从于“公共意志”。

这样一来 ,公民教育这个内容广博的命题就立即被偷换了内涵 ,变

成了一个在人民将自己的权利让度给抽象的“公意”以后 , 自己则处

于一种完全空无的状态之中 ;握有政权并且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

“创制”的政治家 ,就可以运用人民整体的“公共意志”的名义任意进行

一种纯道德的教化的简单命题。不仅公民教育的精髓被抽空、精华被

阉割 , 而且这一内涵的偷换和转化还预示着一种以新的面目出现的专

制。

就这样 ,在未来的大革命所继承的启蒙理论的遗产之内 ,出现了一

幢在国家主义公民教育的房间里摆设了卢梭主义道德教育家具的大

厦。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建造了这幢大厦 , 卢梭却对这幢大厦饰以道德

教育 (éducation)的风格。

①

②

③

④ 同上书 , p .265 .

同上书 , p .248 .

Jean-Jacques Rousseau , Contrat social , nouvelleédition , (《社会契约论》新版 ) , 无出版日

期 , p .251 .

让-雅克·卢梭 :《论政治经济学》,王运成译 , 商务印书馆 , 1962 年 , 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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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卢梭的学说 ,虽然卢梭本人对革命并无好感 ,也绝非试图以自

己的理论为未来的大革命的公民教育煽风点火 ,但是他将教育活动框

定在道德教育范围内的教育理论、尤其是那种“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

意”的强制性 ,在客观上符合了大革命与旧的一切“决裂”后灌输新的伦

理道德的需要 ;而这种需要又势必会将旨在奠定民主基础的公民教育

事业导向以强制甚至暴力的方式来进行。大革命时期的激进言论和行

动 , 几乎都是师出道德之名。从这个意义而言 ,卢梭的教育理论推动了

未来的公民教育 ,乃至大革命进程的一步步走向激进。

启蒙思想中两种教育理论的对立不仅是教育观念的对立 , 更深层

次的是文化理念的对立。他们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所持的两种对立

的态度所引发的这两种教育观点 ,实际上是难于调和的。在大革命前

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 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和卢梭的教育理论在产生后 ,没

有经历过正面的交锋 ,没有学说的深入论证 ,没有思想的相互碰撞 , 没

有内容的继续深化 , 更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 , 双方都存在着缺陷和不

足。但是 ,这些观点都在人们的意识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到了大革

命时期 ,在革命家们形成的教育理论和制定的教育改革计划中 ,尽管他

们试图把启蒙思想家的两种教育观念结合在一起 , 但两种观念在形式

和内容上仍旧表现出了直接的冲突和碰撞。尤其是在王政倒台、共和

国建立后 ,启蒙思想中唯一对共和制加以描述和赞颂的卢梭的学说 ,顺

理成章地逐渐占据了大革命指导思想的统治地位。因而在排斥其他启

蒙思想家的理论、唯卢梭的学说独尊的雅各宾共和国时期 ,道德教化的

公民教育模式 ,也排斥了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的教育内容而居于公民教

育实践的首要地位。

(刘大明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

80

冉森派与 18 世纪法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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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 冠 群

\ 【内容提要】 冉森派在 18 世纪法国的宗教事务与政治生活

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 ,它逐渐演变为一支撼动绝对君主制之合法

基础的政治力量。本文分析了旨在谴责冉森派的《乌尼詹尼图斯

谕旨》(1713 年 )何以反而导致了冉森主义的发展壮大;探讨了以勒

佩日为代表的冉森派律师如何与高等法院的法官结成冉森党并形

成冉森派-高等法院立宪主义;揭示出以冉森派为核心力量的爱国

党在莫普革命 (1771—1774 年 )期间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结为了反

对专制主义的同盟军 ,塑造出一种带有冉森主义特色的革命政治

文化。

18 世纪法国的政治生活与宗教事务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1713

年教皇克莱芒十一世颁布的谴责冉森派的《乌尼詹尼图斯谕旨》( la

bulle Unigenitus, 又译为克莱芒通谕 )成为此后近一个世纪内法国宗教、

� 张芝联先生对本文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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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反抗这一谕旨的斗争中 ,冉森教派不断

发展壮大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 , 使之从一个几乎已处于沉寂状态

的宗教派别转变成了一支极为活跃的政治反抗力量。伴随着关于谕旨

的争吵声成长起来的一批冉森派律师逐渐控制了巴黎高等法院 ,他们

与法官们相联合结成了冉森党 ( parti janséniste )。在 1771 至 1774 年的

莫普革命 ( la Révolution Maupeou)期间 ,冉森党又演变为反抗司法大臣莫

普的主要力量———爱国党 (parti patriote)。冉森派在积极进行政治抗争

的同时 ,也在不断推进冉森主义的理论思索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形成了

冉森派-高等法院立宪主义 ,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革命意识形

态的起源之一。在笔者看来 , 18 世纪的冉森主义一方面引发冲突、分

裂 ,另一方面 ,它又在旧制度末年纷乱复杂的法国社会中充当了一种黏

合剂。在莫普革命期间 ,冉森派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把各种资源、因素

整合到了一起 ,它连接着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食不果腹的穷人 , 将这些

存在深刻阶级差别的人结为了反对专制主义的同盟军。

国外学术界对冉森主义的历史研究始于 19 世纪的法国学者圣伯

夫 ,他在 1840—1859年间出版了多卷本的《波罗亚尔修道院》。①圣伯夫

为 17 世纪冉森主义的传奇与悲壮色彩所感动 , 但他对 18 世纪的冉森

主义并无兴趣 ,他认为此时的冉森主义已经枯萎、干涸。这一观点对后

世的学者产生了一定影响 , 因此 ,到 20 世纪中叶以后 ,人们才开始关心

《乌尼詹尼图斯谕旨》后的冉森主义。总的来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冉

森派的历史只为少数学者所研究 , 近十几年来历史学家们才越来越重

视这一问题 ,研究取向也较以往不同。如果说早期的研究者较关注作

为宗教思潮的冉森主义 ,那么近年来历史学家们更倾向于将重点放到

政治层面 ,尤其力图将冉森主义解释为反绝对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重

要起源之一。开创这一研究领域的是美国历史学家范克雷 , 他于 1996

① C . A . Sainte-Beuve, Port-Royal (《波罗亚尔修道院》) , Paris , 1840-18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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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推出了其力作《法国革命的宗教起源》。①法国女历史学家卡特琳·迈

赫紧随其后 , 出版了《从上帝的事业到民族的事业: 18 世纪的冉森主

义》。②2000 年英国著名的法国史专家多伊尔又撰写了一本关于冉森主

义的导论性的小册子③ ,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冉森主义不再仅为少数学

者所关注 ,而是所有现代早期欧洲、尤其是法国旧制度的研究者们都有

必要关注的主题”。④ 虽然近年来国际史学界对于冉森派这样一种撼

动了绝对君主制之合法基础的宗教—政治力量越来越重视 ,但是国内

史学界却并未给予它充分的关注⑤ , 尚无专门的文章对之进行介绍。

因此 ,本文试图做一番初步的探讨与分析 , 以揭示冉森派和 18 世纪法

国政治发展的关系。

一、从冉森主义的诞生到

《乌尼詹尼图斯谕旨》之争

冉森主义最初形成于 17 世纪初 ,几乎是在法国北部和尼德兰南部

同时发展起来的。冉森主义一词得名于佛兰德斯的神学家科内利乌

斯·冉森 [或冉森尼乌斯] (Cornelius Jansen [Jansenius] , 1585—1638 年 )。⑥

在冉森生活的年代 ,神学家们就上帝的恩典与人的自由意志之关系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耶稣会士于 17 世纪 40 年代创造了冉森主义一词 , 而冉森派自身并不接受这一称谓 ,

参见 William Doyle , Jansenism , p .1。

国内法国史学界对于冉森主义的分析 , 就笔者所见 , 仅限于高毅先生的《法兰西风

格 : 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91 年 ) , 第 47—55 页。

语出法国史专家 David Hudson , 参见他对此书的简评 , 刊于 History ( Washington : Spring

2000 .Vol .28 , Iss . 3 ) , p . 125。

William Doyle , Jansenism : Catholic Resistance to Authority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 (《冉森主义 : 天主教徒对权威的抵抗 , 从宗教改革到 法国革命》)

New York : St . Martin’s Press , 2000 .

Catherine Maire, De la cause de Dieu à la cause de la Nation , Le jansénisme au XVIIIe

siècle . (《从上帝的事业到民族的事业 : 18 世纪的冉森主义》) Paris : Gallimard , 1998 .

Dale Van Kley , The Relig ious Orig ins of the French Revolu tion . (《法国革命的宗教起源》)

New Haven and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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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种背景下 , 冉森提出回归奥古斯丁神学思想中

的原则 ,其论著《奥古斯丁论》在他死后发表 ( 1640 年 ) , 书中阐释了他

关于恩典、自由意志、预定的学说。①冉森生前曾在巴黎钻研神学 , 与法

国教士让·迪韦吉耶·德·奥拉内 ( Jean Duvergier de Hauranne , 1581—1643

年 ,圣西朗 [Saint-Cyran]修道院长 , 人们通常称之为圣西朗 )志同道合。

后者从冉森的学说出发 ,阐述了其神学思想及相关的修行方式。圣西朗

于 1634 年左右成为巴黎郊外波罗亚尔 (Port-Royal)女修道院的精神导师

和忏悔神甫 ,他凭借这一身份向修女和有关人士传播冉森主义的思想 ,

自此后波罗亚尔就逐渐发展成了冉森教派的大本营。1643 年圣西朗的

弟子安托万·阿尔诺 (Antoine Arnauld, 1612—1694 年 )发表了《论频繁的

圣餐仪式》, 此书被视为冉森主义真正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②

冉森教派一经形成便屡屡遭到教会的谴责 ,后者指责他们歪曲了

奥古斯丁之教义、重复了加尔文派的错误学说。③ 自 1641 年起冉森主

义先后受到了乌尔班八世、英诺森十世、亚历山大七世的谴责。直到

1669 年教皇克莱芒九世折衷解决了长期争论引发的危机 ,带来了所谓

的克莱芒九世的和平。④虽然冉森派被指责在宗教教义上过于接近加

①

②

③

④ New Cathol ic Encyclopedia , (《新天主教 百科全书》)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67 , pp .820-823 .

其实冉森派很强调他们与加尔文派的差异。冉森派的辩护者指出 , 在预定论的教义

上他们认为人要对其堕落的本质负责 , 而在加尔文派那里 , 上帝似乎要对原罪负责。

参见 Alexander Sedgwick , The Travai ls of Conscience: the Arnauld Family and the Ancien

régime . (《阿尔诺家族与旧制度》)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8 , p .131。另外 , 与新教

的非神圣化 ( desacralization )的倾向不同 , 冉森重新肯定了圣事 , 这是与反宗教改革的

精神一致的。参见 Catherine Maire ,“Port-Royal : The Jansenist Schism”(“波罗亚尔 :冉森

派的 分裂”) , in Pierre Nora ( ed .) , Realms of Memory (《记忆的场所》) , Vol .I ,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92 , p .304。

Catherine Maire, De la Cause de Dieuà la Cause de La Nation , p . 26 .

《奥古斯丁论》认为 ,人得救只能靠上帝的恩典 , 不是凭借自己的善行。人是否蒙受

救恩完全是上帝预先决定的。另外 , 需要指出的是 , 冉森的思想是对耶稣会士莫利

纳 ( Molina , 1535—1600) 之神学理论的回应 , 莫利纳主义认为 , 在上帝的恩惠起作用

的情况下人的意志仍是自由的 , 这样 , 他就在上帝恩惠与人的意 志之间求得调和。

关于《奥古斯 丁论》的教义思 想可参 见 Nigel Abercrombie , The Origins of Jansenism .

(《冉森主义的起源》)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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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文派 ,但与加尔文派不同 ,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天主教会 , 也不攻击

教会 ,甚至“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分裂教会更可憎的罪行了”。①在某

种意义上 ,冉森派是他们自己所认为的真正的天主教派 ,他们甚至拒绝

接受冉森派这个名字。如果要给其性质进行准确的定位 , 那么诚如卡

特琳·迈赫所分析的 ,“它既是宗教改革派 , 又是反宗教改革的 , 或者确

切的说 ,它是反宗教改革派中的改革派”;其实“冉森主义确切地表达了

教会内部的这种紧张 ,即 ,允许教会改革的原则和维持它区别于改革派

身份的意愿之间的紧张”。②

就冉森派的教义而言 ,其中并没有多少离经叛道之处 ,他们所遭遇

的迫害在很大程度上与耶稣会士的煽风点火有关。比如冉森的著作一

经出版 ,耶稣会士就要求罗马教廷加以谴责并于 1641 年达到目的③ ;又

如 , 后来曾任路易十四忏悔神甫的耶稣会士阿纳 (F . Annat)是冉森派的

著名敌手 ,他于 1645 年出版了题为《冉森派的无聊议论》的拉丁文小册

子 ,在克莱芒九世带来和平之时他甚至向教皇发出了愤怒的抗议。④耶

稣会士与冉森教派之间为何结下了如此深刻的仇恨 ? 首先 , 如前文所

述 , 冉森撰写《奥古斯丁论》的本意就是要回应耶稣会的莫利纳主义 ,可

以说冉森派创立之初就是作为耶稣会的敌手而出现的。其次 , 冉森派

的阵地波罗亚尔修道院为阿尔诺家族所庇护 ,而这个家族早在亨利四

世统治时期就非常敌视耶稣会士 ,甚至提出将其驱逐。在阿尔诺家族

变成冉森教徒之后 , 耶稣会士对其在波罗亚尔扮演的角色相当警觉 ,这

无疑加重了二者间的仇恨。⑤ 此外 ,还应注意到 , 17 世纪最著名的冉森

①

②

③

④

⑤ 阿尔诺家族是因其忠于法国王权而于 16 世纪末兴起的显赫家族。17 世 纪初安托

万·阿尔诺的姐姐雅克莉娜 ( Jacqueline ) 担任了修道院的女主持 , 从此这个家族便一

直资助、庇护该修道院 ,到 17 世纪中叶阿尔诺家族变成了冉森派 , 站到了与国王和

教皇相左的立场上。参见 Sedgwick , The Travai ls of Conscience。关于他们对耶稣会的

仇恨 ,参见该书第 21—25 页。

Doyle , Jansenism , pp .29 ,33 .

参见伏尔泰 :《路易十四时代》( 吴模信等译 ) , 商务印书馆 , 1997 年 ,第 550 页。

Catherine Maire, De la cause de Dieuà la cause de la Nation , pp .14 , 16 .

Van Kley , 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p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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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帕斯卡所撰写的《外省信札》以雄辩、戏谑的笔法讽刺了耶稣会士 ,

在法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而耶稣会并没有如此出众的作家进行反

击 , 这无疑也促使耶稣会力图铲除冉森派。与此同时 ,法国王室及其大

臣也对冉森派深感不满。早在 1638 年时黎世留就把圣西朗囚禁在文

森监狱 ,称他“比六支军队还危险”; ① 马扎然曾以年幼的路易十四之

名要求教皇英诺森十世颁布谴责冉森派的谕旨; ②路易十四曾嘲弄冉

森主义者是“教会与国家中的共和派”③ , 并于 1709 年下令解散了波罗

亚尔女修道院。总之 ,他们都将冉森派视为王国之稳定的潜在威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 1713 年的《乌尼詹尼图斯谕旨》, 它体现

了国王欲根除冉森主义这一危险因素的决心 ,也反映了耶稣会士要彻

底打败其敌手的意图。因为 ,此谕旨本是教皇应路易十四的要求颁布

的 ,其内容是依照国王的耶稣会忏悔神甫勒泰利耶 (Le Tellier)之意起

草的。谕旨批驳了帕斯基·凯斯内尔 ( Pasquier Quesnel , 1643—1719 年 )④

撰写的一部祈祷书《法文版新约道德反思》(1692 年 ) , 指责书中的 101

个命题是冉森主义的。此书在法国广为流传 ,还得到过巴黎大主教的

公开推荐 ,因此谕旨激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据统计仅 1714 年就出版

了 200 本左右抨击教皇谕旨的著作。⑤法国的教士也因此分裂成“反谕

派”和“拥谕派”, 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宗教与政治上的痉挛。就此卡特

琳·迈赫评价道:“《乌尼詹尼图斯谕旨》所引发的波动与冲突贯穿了整

个世纪。在某种程度上 , 18 世纪的法国历史和基督教史都是围绕着它

转变的”。⑥这一判断并非夸张 ,在日后所发生的事件中 ,从拒绝圣事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Catherine Maire, De la Cause de Dieuà la Cause de la Nation , p .9 .

Doyle , Jansenism , p .46 .

凯斯内尔是阿尔诺的朋友 , 他是一位大学者 , 崇尚奥古斯丁主义 , 也受到高卢主义思

想的影响 , 但并不欣赏冉森的思想。不过 , 他热衷于将冉森派团体组织成一个团结、

有凝聚力的派别。参见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 p .823。

Catherine Maire,“Port-Royal : The Jansenist Schism”, p .305 .

New Cathol ic Encyclopedia , p .821 .

Van Kley, 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 tion , p .64 ; David A . Bell , Lawyers

and Citizens: the Making of a Poli tica l Eli te in Old Regime France . (《律师与公民 : 法国

旧制度下政治精英的形成》)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4 , 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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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到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事件①、从驱逐耶稣会士到莫普革命 , 都能看

到这一谕旨所带来的影响。

《乌尼詹尼图斯谕旨》的诞生标志着关于冉森主义的争论进入到了

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冉森主义所引发的危机之强度远非 17 世

纪有关冉森派的争论所能比拟 ,究其原因在于 18 世纪的冉森主义呈现

出了越来越浓的政治色彩。圣伯夫甚至认为 , 18 世纪的冉森主义已不

再是波罗亚尔修道院的冉森主义了。②迈赫等研究者称之为“18 世纪的

政治冉森主义”。③但是范克雷却不这样认为 , 依据他的划分 , 冉森主义

存在三个层次:宗教、教会与政治。冉森主义最初兴起时主要是一种宗

教现象 ,而屡次的谴责与争论为它增加了教会和政治层面的意义 ,这就

像一个滚动的雪球 , 新增的意义遮蔽但并未削减其原初的宗教内核。④

那么 18 世纪的冉森主义究竟是一种不同于 17 世纪宗教冉森主义的政

治冉森主义 ,还是一个始终保持其宗教内核的政治意识形态 ? 笔者更

倾向于后者。因为 18 世纪的冉森主义一直保留着“奥古斯丁真理之

友”的特性 , 始终遵从 17 世纪冉森主义所坚持的美德 ( 比如 ,听从良知

[conscience]、诚实正直 [honnêteté] ) ,也正是这种宗教性质使其在与其他

意识形态相混杂时仍不失其凝聚性。另外 , 笔者以为 ,冉森主义自诞生

之时起就和政治牵扯到了一起 ,并非纯粹的宗教思潮。比如 ,冉森派最

初就和阿尔诺这一显赫的政治家族关系密切 ,这难免不使法国王室感

到紧张。又如 ,黎世留视冉森派为不忠诚的臣民 ,因其曾批评三十年战

①

②

③

④ Van Kley ,“The Jansenist Constitutional Legacy in the French Prerevolution”, (“法国革命前

冉森派的立宪遗产”)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 ion of Modern Poli tica l Culture .

Vol .I , Oxford , 1987 , p .174 .

Maire ,“Port-Royal”, p .303 .

Sainte-Beuve , Port-Royal , ( Documentélectronique 1 , BNF) , p .17 .

1757 年 , 曾经担任高等法院法官仆人的达米安 ( Damiens ) 行刺路易十五 , 正是当时关

于冉森主义的新一轮争吵促使他做出了这一疯狂的举动 , 达米安事件对整个政治体

系产生了深刻的震动。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参见 Van Kley , The Damiens Affair and

the Unraveling of the Ancien Régime, 1750-1770 .(《达米安事件与旧制度的解体》) Prince -

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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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期间的法国外交政策;马扎然则怀疑他们与投石党勾结。①可以说 ,在

国王政府看来冉森派一直是政治上的危险因素 ,但当路易十四力图一劳

永逸地根除这一危险因素时却使其得到了大大的发展。正是克莱芒谕

旨的颁布促成了冉森主义和里歇主义 (richérisme)、教会会议至上论以及

高等法院立宪主义的结合 ,从而加深了其教会、政治层面的内涵。

《乌尼詹尼图斯谕旨》所谴责的帕斯基·凯斯内尔的《法文版新约道

德反思》, 其实是从里歇主义中汲取了养料。里歇 ( Edmond Richer

[1560—1631 年 ] )在 1611 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宣扬教会不应是专制主

义的 ,应该确保下层教士在教会的统治集团中分享管理权。里歇认为

教士中的全体成员都是独自被上帝任命为教士的 , 并非从信徒的大多

数或教会选出的团体中获得了他们的权威。②与里歇相同 ,凯斯内尔也

认为普通基督徒、牧师应和教皇、主教们一样都是教义学说的评判者 ,

只有在全体基督徒一致接受的情况下 , 有关教理上的判定才能实行。③

由于带有里歇主义的色彩 ,“《道德反思》承载了一种教会制度的民主模

式 , 它赋予下层教士实质的精神权威以及管辖权”。④《乌尼詹尼图斯谕

旨》在批驳《道德反思》为冉森主义的异端时 ,也指责了里歇主义的教会

学 ,这无疑是促成了冉森主义与里歇主义的结合。既然克莱芒的谕旨

部分针对教区牧师的民主要求 ,那么教皇的谴责最终加强了冉森派和

下级教士之间的联系纽带。

1715 年路易十四去世 ,奥尔良公爵摄政。摄政王在一定程度上扭

转了宗教政策 ,甚至对冉森派摆出了宽容的姿态:他罢免了宫廷忏悔神

甫勒泰利耶 ,释放了入狱的冉森派 , 并允许被流放者回归。⑤这些举措

①

②

③

④

⑤ Doyle , Jansenism , p .50 .

Joynes ,“ Jansenists and Ideologues”, pp . 37-38 .

New Cathol ic Encyclopedia , p .823 .

Daniel Carroll Joynes ,“Jansenists and Ideologues: Opposition Theory in the Parlement of Paris ,

1750-1775”, (“冉森派与理论家 : 巴黎高等法院中的反抗理论 , 1750—1775 年”) the U-

niversity of Chicago , 1981 , unpublished Ph .D . dissertation , p .75 .

Jeffrey W . Merrick , The Desacralizat ion of the French Monarc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18 世纪法国君主制的非神圣化》)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90 , p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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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冉森派看到了希望 ,使其行为更加大胆。1717 年 3 月 ,四名冉森派主

教向一个将要召开的宗教大会提出了一份正式的呼吁书 , 反对教皇的

《乌尼詹尼图斯谕旨》。四分之三的巴黎教士、包括巴黎大主教本人公

开支持这一行动。神学院成员以及高等法院的法官和律师也都赞

同。①这一事件体现了这样一种原则 , 即宗教会议代表了信徒的大多

数 ,它高于教皇就信仰问题所做的决议。这其实体现了中世纪的教会

会议至上论的原则。范克雷对此做出如下论断:“冉森派发现并接受了

16 世纪教会会议至上论者的原则 ( conciliarist maxim) , 即教会和政治团

体是最高统治权的拥有者 , 他们现在只是将这种最高统治权的使用权

托付给了其首领。”②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 , 冉森派将这种教会会议至

上的传统用作了 18 世纪攻击教皇甚至王权绝对主义的武器之一。

但随着路易十五的亲政 , 王权和教会对冉森派镇压的手段也越来

越强硬。1726 年国王任用坚决拥护谕旨的红衣主教弗勒里 ( Fleury)接

替同情“反谕派”的波旁公爵担任首相。1729 年他对巴黎的神学院进

行了“清洗”,赶走了所有的“反谕派”。不久 ,弗勒里又以国王的名义宣

布承认《乌尼詹尼图斯谕旨》为王国的法律 ,并于 1730 年 4 月 , 不顾法

官们的强烈谴责与抗议 , 以御临高等法院 ( lit de justice) 的形式强行将

法令注册。③

在弗勒里的压制下 ,主教的职位几乎都被拥谕派占据了 ,冉森派的

反抗似乎得到了遏制。但实际上 ,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冉森派创办了他

们的秘密周刊《教会新闻》( Nouvelles Ecclésiastiques, 1728—1803 年 ) , 专

门刊登关于谕旨的争论情况、冉森派的思想、当时的政治事件等内容。

这份秘密报刊价格低廉 (只有 6 苏左右 ) , 且发行量很大 ,有 6000 份之

多。更为惊人的是 ,警方一直未能将它的秘密印刷、传播系统破除。这

是因为该报有一套精密的传播体系 , 即使警方偶尔破获其中的一个小

①

②

③ J .H . Shennan , The Parlement of Paris . (《巴黎高等法院》) Sutton Publishing, 1998 , pp .

298-302 .

Van kley ,“The Jansenist Constitutional Legacy”, p .170 .

Joynes ,“ Jansenists and Ideologues”, p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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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 ,其他部分也能继续不受影响的良好运作。《教会新闻》的持续出

版对传播冉森主义思想、加强冉森派之间的联络、赢得公众的同情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①

二、冉森党及其灵魂人物勒佩日

冉森派在法国教会与政府的双重重压之下依然持续存在 , 甚至成

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将自身的势力充分渗透到

了司法界 ,并从中获取了支持与保护。根据大卫·贝尔的研究 , 到 1700

年律师的领袖们已经接受了热忱、严肃的冉森主义。②冉森派何以会在

律师界有如此大的影响呢 ? 现在这仍是个较难回答的问题 , 我们只能

做出一些推测。首先 ,冉森派的领袖阿尔诺的先人几代都是大律师 ,其

家族在司法界很受尊重。凭借阿尔诺家族在司法界的人际关系 ,冉森

派在创始之初就有可能在律师中传播。其次 ,据一位冉森派法官在大

革命之后的解释:自 1650 年以降很多人都拒绝进入神学院 ,因为这要

求他们在一份反冉森派的文件上签字。因此这些因同情冉森派进入不

了教会的人便步入了巴黎的律师界。③这种解释也具有一定道理。再

次 ,许多律师都受过奥拉托利会(Oratoire)的教育 ,而它正是耶稣会在教

育方面的对手 ,当时许多奥拉托利会会员都表示同情冉森主义。④ 律

师们所受的这种教育无疑也会促使他们支持冉森派。

①

②

③

④ 《新编剑桥世界 近代史》, 第 7 卷 , 中 国社会 科学出 版社 , 1999 年 , 第 150 页 ; Michel

Mourre , Dict 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Histoire . (《历史百科辞典》) Paris , 1978 , p .3263。

另外 ,《道德反思》的作者凯斯内尔也属于奥拉托利会。

David A . Bell , Lawyers and Citizen , p .73 .

David A . Bell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of the Accused”(“保 护被告 的权利”) , in The

French Idea of Freedom . (《法 国的 自由观 念》) Edited by Van Kley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4 , p .243 .

关于《教会新闻》的出版、传播参见 : Van Kley , The Rel igious Origins , pp .94-96; Maire,

“Port-Royal”, p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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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界真正能为冉森派提供保护的是巴黎高等法院。早在 1714

年高等法院就声称《乌尼詹尼图斯谕旨》以及接受这一谕旨的方式都与

高卢派的特权相抵触 ,法官们的这一立场几乎一直没有改变① , 以至于

他们在 1730 年前后与首相弗勒里发生过较为激烈的冲突。在高等法

院坚持高卢主义立场的同时 ,冉森派也主动利用高等法院干预宗教裁

判的权利为自身寻求保护。1716 年 6 名来自兰斯的牧师因受到教会的

迫害而向巴黎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② 此时冉森派与高等法院的结合

已经出现了苗头 ,但真正形成冉森党还要等到新一代杰出的冉森派律

师登上历史舞台。三四十年代 ,一批出生于谕旨颁布前后、成长在反抗

谕旨的争辩声中的年轻冉森派步入了巴黎律师界。在 1749—1757 年

的拒绝圣事事件 (refus de sacrements)的纠纷中③ ,巴黎高等法院反对派

法官的利益与冉森派真正联系到了一起 , 他们遂与一批优秀的冉森派

律师结成了冉森党。④ 这批律师以勒佩日 (Louis-Adrien Le Paige , 1713-

①

②

③

④ 冉森党的核心力量是巴黎及其他高等法院的法官与律师 , 其同盟军还有下级教士和

政论家。关于冉森党形成的时间存在争议 :范克雷等认为冉森党形成于 1717 年之前

(参见 : The French Idea of Freedom , p .352) , 而迈赫认为 1753 年之前并不存在高等法

院之内的冉森党 (Maire , De la Cause de Dieu , p .414) 。笔者也认为冉森党的形成时间

不可能太早 ,因为并没有明确的资料证明这一点 , 而且 1717 年前后尚无该党的领军

人物出现。到 1750 年时这些条件方才成熟 , 有突出的代表人物 , 也有新的理论推出。

1749 新任命的巴黎主教德·博蒙 ( Christophe de Beaumont)运用其主教权威发动了一场

在其主教辖区内根除所谓的冉森派异端的运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 他恢复了行将

灭亡的教会策略 :“忏悔证 ( billet de confession)”。据此 , 一个将死的教徒如果想要最

后的圣事 (临终圣餐和临终涂油 ) , 必须先得到一个由拥谕的法定神甫签署的忏悔

证 , 证明有拥谕的神甫曾听过该教徒的忏悔。此外 ,为得到忏悔证 , 该教徒还必须向

法定神甫保证他服从谕旨。总之 , 这就是要拒绝给予反谕派临终圣事。当几个濒死

的冉森主义教徒没能得到圣事时激起了轩然大波。高等法院法官甚至因为反对拒

绝圣事事件而遭到了国王的流放。关于高等法院如何在这一事件中保护冉森派、如

何与国王政府相抗争 , 可参 见拙文 :“巴黎 高等法院 与 18 世纪法国 政治文化 的演

变”,《西学研究》第一辑 ,商务印书馆 , 2003 年 ,第 211—212 页。

1715 年这 6 名牧师因拒绝拥护谕旨而激怒了兰斯主教 , 其中三人被送上教会法庭 ,

法庭暂停了他们作为牧师和大学教师的职务。参见 David A . Bell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of the Accused”, p .242。

Shennan , The Parlement of Paris , p .294 .所谓高卢派的特权或高卢主义 (Gallicanism) 指

的是一种形成于中世纪后期的传统 ,它强调法国君主制的世俗权威与高卢教会的精

神权威都相对独立于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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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 年 )、莫尔 特罗 ( Gabriel-Nicolas Maultrot , 1714—1803 年 )、梅 伊

(Claude Mey, 1712—1796 年 )等人为代表 , 他们著书立说将冉森主义的

思想和高等法院传统的立宪主义结合起来 ,形成了冉森派-高等法院立

宪主义。下面 ,我们就以冉森党的灵魂人物勒佩日为个案分析这种新

意识形态的形成。

路易-阿德里安·勒佩日恰好生于《乌尼詹尼图斯谕旨》颁布的那一

年。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 , 其叔父们是索邦的神学博士 ,他们都是冉森

派。勒佩日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在关于谕旨的争辩中度过的 ,他大量

阅读相关书籍 ,尤其喜欢冉森派的秘密报纸《教会新闻》。1733 年 , 勒佩

日正式成为一名律师 ,并很快因其司法实践而赢得了声誉。①从 1749 年

开始 ,巴黎新主教因忏悔证问题与巴黎高等法院发生冲突 ,勒佩日逐渐

成为法官们的主要顾问。②1750—1752 年间他潜心研究高等法院的历史 ,

写成了《关于高等法院基本职能的史学信札》(1753—1754 年出版 )。在

五六十年代 ,此书无疑是影响冉森派和高等法院关于法国政治立宪思想

的重要书籍 ,它奠定了勒佩日在高等法院中的权威。同时 ,此书还为作

者赢得了孔蒂亲王 ( Prince de Conti)的赏识。勒佩日在书中论述了作为

高等法院成员的亲王和贵族在历史上的立法权 ,这令怀有政治抱负的孔

蒂感觉发现了一个理想的理论家。③ 1756—1757 年冬 , 当勒佩日卷入拒

绝圣事事件时 , 他被孔蒂任命为其私人图书馆的管理员和圣殿长官

(bailli du Temple )④。这些职位为他提供了政治保护 ,同时为他提供了一

个赢得亲王、贵族支持的机会。在反抗莫普革命的抗议中 ,勒佩日也扮

①

②

③

④ Van Kley , The Rel igious Origins , p .255; Catherine Maire,“Port-Royal”, p .328 .孔蒂亲王

是马耳他骑士团的世俗领袖 , 骑士团在巴黎有一块地盘被称作圣殿 , 勒佩日就是在

这里做长官。

Van Kley , The Damiens Af fair , pp .146-147 . 孔蒂亲王长期在外交事务以及高等法院和

教士的争端中充当国王非正式的顾问 , 并调解过国王政府与高等法院之间的矛盾 ,

但在 1756 年孔蒂与国王的关系却走向了破裂 , 这既因为两者在外交政策上产生分

歧 , 也因为国王明显采取了反对高等法院的政策。

Maire , De la Cause de Dieu , p .413 .

Joynes ,“ Jansenists and Ideologues”, p .15 .

92

演了关键的角色 ,很多反抗莫普的小册子被认为出自他的笔下。①作为

冉森党的领军人物 ,勒佩日孜孜以求、笔耕不辍 ,其著述之丰硕令人惊

讶。从拒绝圣事的丑闻到反抗莫普的小册子战争 , 勒佩日编写了不下

70种应时之作 , 几乎都与 1752 至 1772 年间巴黎高等法院的斗争有

关。②比如 , 1753 年《史学信札》的写作是为了召回正在流放的法官们。

1756 年 8月出版的小册子《关于御临高等法院的信札》,则是为了抨击

一个月前路易十五通过亲临法院强迫注册三个法令的行为。③ 由于勒

佩日的作品具有针砭时事的特征 ,因此广泛流传、影响极大 ,据说《史学

信札》在当时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④

冉森派斗争的实质是在对抗教皇的绝对权威 , 当他们与高等法院

结成同盟后 ,开始把反抗教皇之绝对主义的精神原则运用到了反抗王

权绝对主义之中。勒佩日利用高等法院这一古老机构的传统 , 发掘其

历史中形成的立宪主义资源 , 做出了一番新的阐释。巴黎高等法院之

所以能够保护冉森派 ,主要依赖其为王室法令注册以及向国王谏诤的

权利。在勒佩日的代表作《史学信札》中 , 他将这两项权利的地位与价

值推向了极至 ,使其从一种多少有些程式化的东西转变成了法官们真

正制约君主制的重要手段。勒佩日将注册权的起源追溯到了克洛维时

代 ,他指出在萨利克法典中“有我们最根本的准则: 在王国中只有经过

高等法院审查并注册的敕令才具有法律效力 ,这是法国的惯例 ,正如路

易十一所说的 ,任何不是以此种方式发布的法律都没有意义。”⑤在他

①

②

③

④

⑤ Louis-Adrien Le Paige, Lettres historiques sur les fonctions essentielles du Parlement . (《关于

高等法院基本职能的史学信札》) Amsterdam , 1753 , pp .82-83 .

Julian Swann , Poli tics and the Parlement of Paris under Louis XV , 1754-1774 .(《路易十五

统治下的政治与巴黎高等法院》)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5 , p .95 .

Joynes ,“ Jansenists and Ideologues”, p .222; 关于注册法令的情况参见 Jean Egret , Louis

XV et L’oppostion Parlementaire (《路易十五与高等法院的反抗》) , Paris , 1970 , pp .76-

77。

Maire , De la Cause de Dieu , pp .407 , 404 .

Shanti Marie Singham ,“Vox Populi , Vox Dei : Les Janséniste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Mau-

peou”(“人民的声音 , 上帝的声音 : 莫普革命期间的冉森派”) , Chroniques de Port-Royal

(《波罗亚尔的历史》) , no .39 , 1990 , p .184 .; Maire ,“Port-Royal”, p .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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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 , 高等法院代表人民参与律令的制定: 国王们非常注重他们的律

令 , 以确保所有人都参与到了商议之中并达成共识 ,从而形成国王、亲

王和人民共同的决议。勒佩日所谓的国王绝非曾命令高等法院先注册

后谏诤的路易十四 ,而是古代的贤明君主 ,比如查理曼大帝。这位国王

深知得到人民普遍赞同的重要性 ,因此 ,在法律的问题上与高等法院共

同协作 ,以便获知他得到了普遍的赞同。①勒佩日强调高等法院注册的

权利“是与君主制同时产生的”,而且“这一权利对于我们的国王来说是

如此的明智、如此的适宜 ,它使他们的王权坚实稳固”。如此说来 ,高等

法院拒绝注册、向国王谏诤等行为“是以一种看似不顺从的方式服从 ,

因为在其反抗中 ,他们在执行国王本人的命令⋯⋯高等法院的义务就

是根据其良知履行职责。”②勒佩日的论断为法官们经常引用 , 并被吸

收到了高等法院的谏诤书中。1756 年 8 月的谏诤书中 ,高等法院开始

声称自身拥有极为悠久的历史 ,从未间断 ,其起源可上溯到法国君主制

的诞生之时。③由此可见 ,勒佩日的理论的确在领导巴黎高等法院反抗

王权的斗争。

作为一个冉森派律师 ,勒佩日认为教会之于教皇正如民族之于国

王 ,前者总是位于后者之上。冉森派在教会中的角色也正如高等法院

在民族中的角色。冉森派自认为在教会中他们是真理的捍卫者 ,其教

徒都听从良知的指引。勒佩日于是也将这种特性赋予了高等法院。他

指出“高等法院的义务就是根据其良知履行职责”, 其反抗也是为了王

权的利益而坚持真理。冉森派从诞生之时起就处境艰难 , 他们面临着

教会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双重迫害。为了坚持他们的真理 , 冉森教徒既

要顽强抵抗又同时保持着顺从的姿态 ,这便是冉森派长期形成的在教

会中斗争的模式。现在 ,勒佩日把这种斗争模式运用到了高等法院与

①

②

③ Jules Flammermont, Les Remontrances du Parlement de Paris au XVIIIe S iècle . (《18 世纪巴

黎高等法院的谏诤书》) Paris , 1888-1898 , II , pp .26-55 .

Ibid , pp .96-97 .

Louis-Adrien Le Paige, Lettres historiques sur les fonctions essentielles du Parlement . (《关于

高等法院基本职能的史学信札》) Amsterdam , 1753 , pp .87-93 .

94

王权的斗争中:他强调高等法院“是以一种看似不顺从的方式服从”,然

而 , 实质上却是以顺从的名义进行反抗 ,这正是冉森派的斗争策略。冉

森派一直在思考如何限制教皇的绝对权威 , 面对高等法院与王权的斗

争 ,勒佩日也在思考如何限制绝对君主的权威。他努力探索法国的政

治传统 (当然可能是一种并不真实的传统 ) , 力图在君主制内部约束绝

对君主的权威。依照勒佩日的思想 , 这种内部的限制只能来自高等法

院。因此他利用一切资源证明高等法院是一个与君主制共生的机构 ,

它自创立之时就行使着约束王权的职能。

勒佩日在高等法院的领导作用并非只限于著书立说 , 他还是一个

出色的活动家 ,身处一个复杂网络的中心 ,充当着各种力量的连接者的

角色。首先 ,勒佩日长期充当孔蒂亲王的政治顾问 , 并与孔蒂的秘书穆

拉尔 (Murard) 交情甚笃① ; 其次 , 他与冉森党中的神学家 (如古尔兰

[Gourlin] )、教会法学者 (如莫尔特罗 )、《教会新闻》的编辑们、里昂的主

教都保持联络; ②还有 ,在巴黎高等法院内部 ,勒佩日更是许多法官眼中

值得信赖的圣人 ,是他们与其外省同事联系的中心 ,比如他与格勒诺布

尔、图卢兹、贝桑松和鲁昂的高等法院都联系密切。③正因此 ,迈赫得出

了这样的结论:勒佩日是“冉森派与法官、王公贵族与高等法院成员、甚

至民族与国王之间的中间人、调解人 (médiateur)”。④勒佩日所掌握的人

际网络资源无疑有助于他在高等法院的斗争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比如

在 1760 年代巴黎高等法院借机取缔耶稣会的过程中 ,他便是幕后的重

要活动者 ,他曾利用在外省的关系网络促使其他高等法院采取行动。⑤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 , 勒佩日作为冉森党的灵魂人物的确

起到了紧密连接高等法院与冉森派的作用。不过除了冉森派律师个人

的作用 ,我们还应在更广泛的背景中来思考这一问题 :即 , 巴黎高等法

①

②

③

④

⑤ Doyle , Jansenism , pp . 72-73 .

Catherine Maire, De la Cause de Dieu , p .441 .

Swann , Politics and the Parlement of Paris , p .95 .

Maire ,“Port-Royal”, p .329 .

Swann , Politics and the Parlement of Paris , p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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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何以要和冉森派相联合 ? 经典的解释认为 ,这是因为高等法院捍卫

一种高卢派特权 ,反对教皇干预法兰西内部事务。这的确是一个方面 ,

但这并不能很好解释二者为什么能结成一个冉森党。笔者认为 ,这更

可能是因为高等法院和冉森派拥有一些较为相似的特性。首先 ,二者

都力图限制绝对的权威 ,但又都是没有完全背离正统的反叛者:高等法

院并不想真正摧毁君主制 , 正如冉森派不愿分裂教会。据马克·菲玛豪

利 (Marc Fumaroli)的研究 ,二者还拥有相似的文化特性。他指出 ,在 16、

17世纪高等法院形成了一种封闭、自足的文化 , 这种文化是与宫廷里

的绝对主义的文化相对立的。如果说宫廷文化是矫饰的、奢华的、感官

的 ,那么高等法院的文化则是朴素的、严肃的、道德上十分苛求的。以

埃蒂安·帕斯基 ( Etienne Pasquier) 为代表的杰出法学家鄙视耶稣会士、

莫利纳神学、教皇至上论还有宫廷的耽于声色。在这些方面 ,冉森派的

文化恰恰与高等法院相一致 ,并将其推向了极至。① 如果再从具体的

历史处境来看 , 当时除王室与上层教士外几乎整个巴黎都支持冉森

派② ,高等法院与冉森派结盟无疑能增加自身的影响 , 并赢得更多的支

持者。另外 ,在高等法院与王权的冲突中 ,前者越来越需要寻找更为丰

富的理论上的支持。正是这些背景为勒佩日等人提供了活动的历史舞

台 , 并使他们得以将高等法院的领域冉森主义化。

不过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冉森党的人数其实非常有

限。18 世纪中期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有 200 多人 , 而据迈赫估计其中

冉森派法官的人数在 20 到 60 人之间。③ 那么高等法院内为数不多的

冉森党何以支配如此庞大的司法机构呢 ? 18 世纪中期的红衣主教贝

①

②

③ 参见 Maire , De la Cause de Dieu , pp .401-402; 如果依据斯旺的研究 , 可明确断定的冉

森派法官仅为 15 到 20 名 ,参见 Swann , Politics and the Parlement of Paris , p .100。

当时的律师巴比耶 ( Barbier )和达让松侯爵不厌其烦地指出 ,“整个巴黎都是冉森派”。

参见 Van Kley , The Damiens Affa ir , p .60。但是耶稣会士在王室有很大的影响 , 并形

成了“虔诚党”( parti dév�t) ,其成员包括宫廷的耶稣会士忏悔神甫以及受其影响的路

易十五的王后、女儿、王太子 , 还有某些大臣。“虔诚党”的存在对高等法院和冉森派

都构成了压力 , 这大概也促使二者团结一致。

转引自 David Bell , Lawyers and Cit izens , p .71。

96

尔尼 (Bernis)曾指出:“尽管有许多法官并没有为冉森主义所感染 ,但是

在有关权威的问题上 , 他们和冉森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有某种相似

性。”①笔者以为 ,正是这种相似性使得相当多的法官虽未成为冉森党

却能够与他们团结一致 ,否则我们无法想像因何在高等法院的谏诤书

中常常出现冉森派律师的语言。另外 , 从 16 世纪起 , 买官鬻职的做法

扩展到了司法界 ,法官捐纳来的职位可终身担任 ,亦可父子相传。在这

种情况下 ,许多法官并不热心公务 , 也缺乏主见。相比之下 , 冉森派法

官有强烈的使命感 ,他们互相协作 ,在高等法院的辩论中彼此支持 , 因

而有可能成为高等法院中的一股强大的势力。还有 , 冉森党的核心成

员大都享有良好的职业声誉 ,而且他们乐于充当高等法院中新来的年

轻人的顾问和老师 , 因此 ,他们往往能使年轻人支持他们提出的激进观

点。②综合上述因素 ,我们便可以明白少数冉森党何以成为巴黎高等法

院中的主导力量。

冉森党形成后的一个直接后果是 ,法官们在宗教事务上采取了更加

不妥协的姿态 ,与上层教士的争论也更加激烈 ,双方都指责对方颠覆了

王权的最高权威 ,践踏了王国的传统。他们甚至还都对王权表示不满 ,

法官们认为国王没有尊重王国的古老法律 ,而教士们认为国王没能保护

好教会。当时的一位名叫巴比耶的律师认为 ,王国的当务之急是要有一

个绝对的、公正的权威 ,一方面禁止教士在圣事问题上再挑起争端 ,令其

全心做好礼拜;另一方面禁止高等法院再进行对教士的监督 , 令其专注

于司法事务。由此可见 ,法官与教士的冲突已经成了法国 1750 年代的

重要矛盾。而作为绝对权威的路易十五也很想平息二者的争端 ,他在

1755年给教皇的信中称 ,他自己“既是教士也是法官的保护人和父亲”,

他“不能允许其中一方做出损害另一方的事情”。③但实际上 ,国王已经

很难调解二者的矛盾。路易十五所处的这种尴尬处境正说明 ,已经变成

①

②

③ Jeffrey W . Merrick , The Desacraliza tion of the French Monarchy , p .93 .

Maire , De la Cause de Dieu , p .382 .

Swann , Politics and the Parlement of Paris , p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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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森党的法官和拥谕派高级教士的争吵深深损害了绝对君主的权威。

三、莫普革命期间的爱国党

1764 年耶稣会士被驱逐出了法国① , 法国冉森教派和耶稣会士之

间一个多世纪的恩怨似乎已经结束 , 但高等法院与王权的冲突却依然

愈演愈烈。1771 年司法大臣莫普进行了一次司法改革 ,他废除了原巴

黎高等法院 ,以密札流放了 155 名法官 ,并任命新的法官取而代之 , 建

立了莫普法院。与此同时 ,他在外省或是建立新的上诉法院 ,或是对原

高等法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一大胆的举动 , 远远超出了一场改

革 ,因此往往被时人及历史学家称为“莫普革命”。莫普革命导致了声

势浩大的政治上的反对力量 , 它由多种成分组成: 亲王、律师、法官、哲

人、文人和冉森主义者。其中 ,冉森派又一次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不

过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次的政治反抗中昔日的冉森党转变成了“爱国

党”。1772 年 1 月 ,一位名为德·麦豪伯 ( Pidansat de Mairobert )的观察家

注意到: ^

当耶稣会士在法国消失之后 , 冉森主义失去了其最大的价值

及其真正的兴趣 ,它转变成了爱国党⋯⋯它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

独立 ,以无可匹敌的勇气与教皇的专制主义斗争 ;政治专制主义并

① 在 1757 和 1759 年 , 耶稣会士先后被驱逐出西班牙宫廷和葡萄牙 , 法国的冉森派受到

了这些消息的鼓舞 , 也力图伺机攻击法国的耶稣会士。1761 年耶稣会士自身正提供

了这样的机会 , 当时他们向巴黎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 反对马赛商业法院的判决。事

件的缘起是 ,在法属马提尼克岛从事商业活动的高级耶稣会士拉瓦莱特 ( Lavalette )因

受七年战争的影响而破产 , 其债权人在马赛得到了反对耶稣会的判决。巴黎高等法

院趁机处罚耶稣会为拉瓦莱特偿还债务 , 随后又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核查耶稣会的

规章 , 最后终于在 1762 年颁布法令在法国取缔耶稣会。到 1764 年 , 作为一个实体的

耶稣会在法国的大多数地区都不再 存在。参见 Doyle , Jansenism , pp .71-73; Alfred

Cobban , A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现代法国史》) , London , 1957 , Vol .1 , p .85。

98

非一个可以让人不太讨厌的祸害; 现在这个党要用它在其他类型

的斗争中已派不上用场的能量全力以赴地朝这个敌人进攻。①

从冉森党到爱国党的转变意味着这个宗教性的党具有了更强的意

识形态色彩。爱国党超越了各个特殊群体、阶级、派别的利益 ,导致了

法国社会各界的联合。②冉森派正是这个党的核心 ,其他人士与他们并

肩战斗。当然 ,这里所谓的党 ( Parti) 其实更像是一种自发形成的公共

舆论 ,它支持被废除的高等法院 , 反对莫普的专制主义 ,批评莫普并非

真心致力于改革 ,而是为了消灭其政敌等等。

冉森派为什么要冒险投入到针对莫普革命的政治反抗中去 ? 既然

拒绝圣事事件早已成为过去 ,冉森派的头号敌人也已经在法国消失 ,那

么冉森派为何依然在政治运动中冲锋陷阵呢 ? 其实 , 冉森派的重重顾

虑并没有随耶稣会士的消失而消失 , 莫普对于耶稣会士的同情一直令

他们深感不安。③ 比如 ,高等法院的一位冉森派法官德·圣文森 ( Robert

de Saint Vincent)怀疑是耶稣会士操纵了激起法官们罢工抗议并引发了

莫普革命的 1770 年 12 月的法令 , 并指责莫普是他们的代理人。还有

爱国党人声称莫普要建立“国家莫利纳主义 ( State Molinism)”④ , 甚至怀

疑莫普打算召回耶稣会士。⑤莫普的新高等法院中的牧师顾问多数由

反冉森派的巴黎主教所推荐⑥ ,他们都是同情耶稣会士的 ,因此冉森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Van Kley , The Religious Origins , p .275 .

Singham ,“Vox Populi , Vox Dei”, p .185 .

Durand Echeverria , The Maupeou Revolution (《莫 普 革 命》) ,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85 , pp .45-46 .

Jacques Maupeou , Le Chancelier Maupeou (《司法大臣莫普》) , Paris , 1942 , p . 54 . 他喜

欢耶稣会士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是高等法院的敌人 , 参见此书第 71 页。

Shanti Marie Singham ,“A conspiracy of twenty million Frenchmen : Public opinion , patriotism ,

and the assault on absolutism during the Maupeou years , 1770-1775”(“公共舆论 , 爱国主义

和莫普时期对绝对主义的攻击”) , Ph . D . dissertati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 1991 , pp .

13-14 .

Van Kley ,“Du Parti Janséniste au Parti Patriote”(“从冉森派到爱国党”) , Chroniques de

Port-Royal , no .39 , 1990 , p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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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亲耶稣会分子在新体制下扮演的角色十分不满 , 这也更加重了他们

的疑虑。其次 ,冉森派承担着支持高等法院的义务。正是高等法院一

直在保护冉森派并驱逐了耶稣会士。现在惟一能保护他们的法官们遭

受流放 ,他们理应挺身而出。还有 , 1771 年 4 月五位亲王共同提出了反

对莫普改革的抗议书① ,并很快广为流传 ,普通的冉森派支持者看到有

亲王率先抗议便不再害怕参与到斗争中去。最后 , 或许也是最深层的

原因 , 如果不存在一个强大的敌人的话 , 如果不加入到斗争中去的话 ,

冉森派可能就失去了相互维系的纽带。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1764 年驱

逐了耶稣会士后 ,冉森派在高等法院的权力便在衰落② ,它似乎失去了

宗教上存在的基础。但是 , 反抗莫普所建立的新体制的斗争重新赋予

了冉森派宗教与政治上的使命感 ,使他们能够团结一致、共同斗争。然

而 ,当 1774 年莫普倒台、原高等法院得以重建时 ,“作为一支积极力量

的冉森主义已经消失了”。③因为 ,成功挫败莫普革命后 ,冉森派也就失

去了其政治上存在的理由。④

在反抗莫普的斗争中 ,这个爱国党懂得利用律师团体的组织与纪

律规范 ,还善于组织秘密出版匿名的小册子 ,他们印刷并散发的小册子

多达 500 种。⑤其中有些小册子就是高等法院的谏诤书和决议。在莫普

政府的严密监控下 ,这些小册子竟在巴黎及周围的郊区完成了印刷和

分散。根据辛根姆 ( Singham) 的研究 , 警察们想要抓住这些印刷、散发

者从而消灭他们的出版、传播网络 , 却往往徒劳无功。其实那些散发者

也常被抓获 ,“在莫普革命期间被捕者中至少三分之一是冉森派 ,正是

①

②

③

④

⑤ Van Kley ,“Du Parti Janseniste au Parti Patriote”, p .117 .

除了因为丧失了敌手 , 冉森派势力的消退还在于重建后的高等法院与冉森派产生了

距离。这是因为高等法院对冉森派在莫普革命期间所释放出的激进主义感到恐慌 ,

如今 ,法官们转而与主教们形成了空前的联合。参见 Doyle , Jansenism , p .82。

Maire ,“port-royal”, p .331; De la cause de Dieu , p .375 .

Swann , Politics and the Parlement of Paris , p .70 .

“Les Protestations des Princes du Sang”(“亲王的抗议”) , Pidansat de Mairobert , Les ef forts

de la libertédu patriot isme contre le despot isme du sieur Maupeou , Chancelier de France .

Tome 1 , Londre , 1785 ( Documentélectron ique, BNF) , pp .1-15 .

100

他们负责巴黎几乎所有的散发小网络”, 但这些人被捕后总是三缄其

口 , 不招出他们所属的网络。①

大量反对莫普的作品中 ,有的讽刺莫普高等法院的平庸无能 ,有的

则讨论法律的权威、君主制的限度及自由的问题。比如在爱国党出版

的一个“普通人”的通信中 ,作者批评法国人只有团体精神、没有真正的

公民 ,号召大家关心公共事业。面对莫普的改革 ,他质问道:“法国是否

还有基本法 ? 它们在哪里 ?”并追问君主是不是一切事务的主宰 ? 甚至

提出形成一个有关自由的计划并以各种手段捍卫之。②这位作者以一

位公民自居 ,其讨论的问题已经触及了旧制度下的一些敏感问题。不

过 ,当时最具影响力、最大胆的一部作品是《法国公法原理》, 这部 700

页的著作是梅伊神甫在布隆德 (Blonde) 和莫尔特罗的帮助下完成的。

在某种程度上此书是对莫普危机的一个回应 ,它旨在劝说公众支持召

回原高等法院。它汇集了所有人为法、自然法、历史、哲学方面能够驳

斥专制主义的论断 , 书中举出了一长串的引自权威著作的例子 ,这些事

例都是颂扬人民、贬低国王的 , 难怪历史学家卡卡松称“《原理》构成了

一部真正的革命精神的百科全书”。③为了论证民族享有最高统治权 ,

书中时常运用出自教会会议至上论、里歇主义、冉森主义、高等法院立

宪主义以及自然法中的原则。为了切断绝对君主神权的神学基础 ,《公

法原理》的作者将 15 年前勒佩日的《史学信札》中的立宪观点极端化

了。

《公法原理》中蕴涵着革命精神 , 其论调已和启蒙思想十分接近。

这正反映了莫普革命期间的一个重要现象: 即 ,支持启蒙的和支持高等

法院的两股力量产生了融合的趋势。一方面爱国党吸收了启蒙思想 ,

①

②

③ Elie Carcassonne , Montesquieu et le Problème de la Const itut ion Fran�aise au XVIIIe Siècle .

(《孟德斯鸠和 18 世纪法国的宪法问题》) Paris , 1927 , p .436 .

“ lettres d’un homme�un autre homme sur les affaires du temps”(“就时下问题致一个人另

一个人的信”) , Pidansat de Mairobert , Les efforts de la libertédu patriotisme , Tome 1 , pp .

130 , 154 , 156 .

Singham ,“A conspiracy of twenty million Frenchmen”, p .2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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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某些启蒙的阵地———沙龙也在支持着爱国党人的事业。埃切

维里亚( Echeverria)指出 ,“一部分爱国党染上了哲学病”。比如 , 杜布莱

夫人 (Mme Doublet)著名沙龙中的客人都是冉森派 ,或者是高等法院的

人 ,“他们并不炫耀其哲学上的自由思想 ,但他们却默默地实践之”。①

另一个例子是 , 1771 年 ,在德·拉·费尔泰-安博 ( de La Ferté-Imbault)夫人

(若芙兰[Mme Geoffrin]夫人之女)周围成立了诙谐文学协会 ( l’ordre des

Lanturelus) ,其首要任务就是嘲笑、挖苦刚刚取代了旧法院的莫普高等

法院。②不过 ,也应注意到爱国党与启蒙哲人在哲学、政治原则中的矛

盾依然存在 ,但他们的精神被融会到了一起 ,暂时形成了一种难得的和

谐。这意味着新形成的爱国党本身不仅超越了阶层的隔阂 , 同时也超

越了原来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的分野。

发生在 1771—1774 年间的爱国党运动 , 正处于旧制度末年的历史

过渡环节 ,它连接着 1750—1760 年代的冉森派-高等法院的政治抗议和

法国革命前夜的“爱国主义”。爱国党的运动虽然短暂 ,但是这一抗议

运动却造就了具有冉森主义特色的革命政治文化 , 它对即将来临的法

国革命有着深刻的影响。此种革命政治文化首先表现出冉森派严肃、

苦行的行为准则。如前所述 ,冉森主义与高等法院都推崇一种素朴、严

肃、克己的精神 ,反对耶稣会士在道德上的松弛。这种精神在 70 年代

的反抗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几乎成了一种新型的革命伦理学。冉森派

的小册子作者和活动分子揭露法国人肤浅、无聊的特征 ,并要求人们重

视爱国主义的新态度。③在冉森派的伦理学中没有下流的幽默、玩笑和

感官快乐的位置 ,他们珍视的是严肃、苦行甚至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

给政治辩论带来了严肃性 , 其苦行的态度鼓励人们以爱国事业的名义

忍受贫穷、流放及种种悲惨的境遇。与这种精神相关联的是在斗争中

不妥协的原则。冉森派一向声称他们是听从良知的指引 , 他们为之奋

①

②

③ Singham ,“Vox Populi , Vox Dei”, p .187 .

Didier Masseau , Les ennemis des philosophes , L’ant iphilosophie au temps des Lumières (《启

蒙哲人的敌人》) . Paris , Editions Albin Michel , 2000 , pp .84 ,87 .

Durand Echeverria , The Maupeou Revolut ion , pp .54-55 .

102

斗的事业是正当的、合法的 ,因此在这样的事业中是不允许妥协的。在

莫普革命期间 ,许多律师都以罢工的形式表示反抗 , 但他们中的一些人

由于生计所迫不得不向莫普体制妥协而重操旧业 , 这些人受到了其他

爱国党人的羞辱与嘲笑。与之相反 , 一些虔诚的冉森派将坐牢视为殉

道 ,在他们因传播秘密文学而被捕时拒绝向警察透露任何消息 ,令警察

局无法摧毁在巴黎生产及传播秘密文学的网络。在冉森派不妥协的原

则背后有他们的宗教精神作为依托 , 这种宗教精神在爱国党的政治中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们可以说 , 在冉森主义运动的政治性不断加深

的同时 ,冉森派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当时的政治运动具有了神圣化的色

彩。

结 语

冉森主义不仅在一个多世纪内深深折磨着天主教会 , 更对法国王

权的世俗权威构成了挑战。如果说冉森派对大革命的来临起到一定作

用的话 ,这是因为它首先阻止了绝对君主制有限改良的可能 (莫普的改

革本属于这一改良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将绝对主义封锁在了自身的矛

盾之中 ,并加剧了这些内部矛盾的发展。其次 ,在因为各种冲突而四分

五裂的法国社会中 ,冉森主义充当了一种黏合剂 , 它将不同阶层、拥有

不同利益的群体连接到了一起 , 使社会产生了新的整合。而且反对派

力量的多样性并没有削弱这场抵抗运动 ,反倒加强了它的声势 ,真正撼

动了旧制度的基础。冉森主义运动在 1774 后虽然消退 ,但其思想文化

直接影响了大革命 , 为革命心态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冉森派通过其持

久的抵抗行为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人 ,尤其是律师 , 而这批律师在法国

革命的舞台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庞冠群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2001 级博士生 )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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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庞冠群

冉 森 派 与 18

z

世 纪 法 国 的 政 治

103

“行政自由”和“宪政自由”———19 世纪上半叶普鲁士自由派官僚的

政治思想及其实践

徐 健

\ 【内容提要】 普鲁士政治制度发展的独特模式源于 19 世纪

初的改革。自由派官僚普遍赞同这样一个看法 , 即“自由主要是建

立在行政制度而不是宪法上的”。行政制度的合理化是政治改革

的关键 ,宪法政治则是行政改革的辅助。当行政自治方案、宪政计

划遭遇普鲁士社会和历史的现状而流产之后 , 改革时期留下的合

理的行政制度却代替“宪政自由”发挥了职能。

一直以来西方史学界都流行着这样一个观点 , 即德国在历史结构

和历史进程、历史环境和历史经验等方面区别于一般性的所谓“西方

式”道路 ,构成了其“特殊道路”( Sonderweg) , 而这个“特殊道路”形成的

关键就在于它的政治制度 , 要而言之即德国没有建立起西方式的议会

民主和内阁政治 ,而是采取了以非议会制为特征的君主立宪制 ,保留了

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传统。那么 , 这样的一种政治发展模式究竟因何

而生呢 ? 这个问题值得探讨。过去 ,人们把视点聚焦在德国民族统一

104

道路的选择上 ,认为是俾斯麦和王朝战争以及第二帝国时期的政治制

度为此确定了方向。然而仅此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 , 对德意志

“特殊道路”的认识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 , 对德国究竟

应该建立何种政治制度的思考也是由此事、此时而引发的 ,并且进一步

地从思想走向实践。

受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 , 同时也是作为领土直接被占领和控制的

结果 ,德意志各邦在 19 世纪初着手对旧制度进行改造。普鲁士的改革

最具典型性 ,它对后来德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

德国政治发展的道路与西方国家确实存在着“差异”的话 , ① 那么 , 这

个“差异”便是从这个阶段形成的。

基于这样的考虑 ,本文将对 19 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运动进行重新

研究 ,但撇开其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层面 ,着眼于史学界向来忽略的政治

制度领域 ,考察自由派官僚的政治设想、实际操作及最终效果 , 希望能

够从中窥探到德国政治发展“独特性”产生的原因。

一

1807 年开始的普鲁士改革是在大敌当前、国土沦丧的危急局势下

进行的。旧的政治制度显然是国家崩溃的罪魁。建立在君主专制统治

基础上的行政制度职责不明 ,更由于国家事务的骤然增多和复杂程度

的提高以及君主的软弱无能而日趋僵化。因此 ,政治制度的改革迫在

眉睫。然而 ,改革是需要指导思想的 ,如何改 ? 无疑 , 由英法等国启蒙

思想家传播的自由、民主精神是改革的宗旨。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

犯的 ,要保护它必须依靠建立合理的政治制度。力主改革的普鲁士自

① 关于德国特殊道路的问题历来是有争议的。笔者认为德国文化归属于西方文化的

范畴 , 但又具有自身的某些特点 , 或许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所谓的“特殊道路”。了

解这些特点是十分有意义的 , 因为它可以丰富德国历史的研究 , 使之变得更有个性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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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政 自 由 ﹂ 和 ﹁ 宪 政 自 由 ﹂

105

由派官僚就未来政治制度的总的原则达成了共识 , 即政治制度改革的

关键应该是行政组织的合理化 ,建立宪法政治 , 反对专制主义 , 消除国

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百姓之间的鸿沟。

但是 ,即使在承认自由、民主精神的大前提之下 ,在崇尚有限政府、

宪法政治的最高原则之下 , 不同的国家对何谓合理的政治制度的认同

也会产生偏差。在政治制度建设的侧重点或改革程序方面 , 甚至在对

民主政治的理解方面普鲁士官僚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作为改革的发起

者 , 斯泰因的思想是有代表性的。他不反对孟德斯鸠关于行政权、立法

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的自由宪政思想 ,但却认为英国式的议会制度对

普鲁士来说并不是最理想的 ,尽管普鲁士的许多官员都受到了英国政

治制度的影响 ,比如 ,曾担任过东普鲁士省省长的舍恩就曾动情地说:

“通过英国我才成为了政治家”。①英国的议会制度当然是对权力实行

有效限制的成功典范 ,但权力的分配方式并非只此一种 ,公民代表直接

或间接参加政府事务同样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在 1806 年 4 月的

一份备忘录中 ,斯泰因指出 :“普鲁士没有国家宪法 , 最高权力不是在国

家首脑和国民代表之间分配的。”②但在这儿 , 应该明确的是 , 斯泰因并

没有把国家宪法和代议制相等同 , 他所理解的宪政与英国的议会制度

不是一码事 ,他所说的权力“分配”不是指经典意义上的最高权力的分

割 , 国民代表仅限于参与立法 , 即三权分立 , 而是指政府事务在公民内

部的责任分派。显然 ,在斯泰因看来 ,根据正确原则建立的政府组织完

全可以起到宪法的作用 ,因为一个好的行政制度本身就是一部好的宪

法 ,可以代表群众的利益。普鲁士是可以建立起一个类似于欧洲其他

国家的“宪法国家”的。

斯泰因不是特例 , 几乎所有改革时期的政府官员对普鲁士政治制

①

② Ernst R .Huber ,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1789 年以 来的德 国宪法 史》)

Stuttgart 1957 , Bd .1 , S .291 .

Walther Hubatsch , Die preussischen Reformen des Reichsfreiherrn Karl vom Stein zwischen

Revolu tion und Restauration (《在革命和复辟之间的普鲁士斯泰因改革》) , Koeln 1975 ,

S .103 .

106

度的理解都有别于英、法。《拿骚备忘录》和《里加备忘录》不是斯泰因

和哈登堡个人的杰作 ,而是代表了一批政治改革者的愿望。阿尔滕斯

泰因、尼布尔、芬克、弗雷等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他们中流行着这样

一个观点:优秀合理的行政方式相当于成文的宪法条文和公民基本法 ,

甚至超过了宪法中的死板文字。尼布尔的表述最为深刻 , 他在为芬克

的新作《英国制度论》一书作序时这样表达了他对行政———表面上是对

英国行政 ,而实际上是对普鲁士行政的认识:“自由主要是建立在行政

制度而不是宪法上的 !”①

那么如何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府呢 ? 改造现存的政府行政机构自然

是当务之急 ,斯泰因改革伊始矛头便直指陈旧的政府组织 ,这一点从他

1806 年 4月 27 日的备忘录“内阁制弊端”中便可一目了然。旧体制中

两套班子即“内阁制”② 和“总执行局制度”③ 的并存造成了政策制定

和执行程序间的严重脱节。改革对内阁权力的削弱和控制是成功的 ,

而总执行局制度的废除又使新建立的国务院体制 ( Staatsministerium)开

始掌握最高决策权和执行权。新体制按业务需要划分行政部门 ,各部

职责分明、权限清晰。各部内部的决策程序则采纳“合议制”( Kolle-

giataet)原则 ,即在做出某项决定之前 ,部门成员进行充分讨论。该制度

发展了制约独断的规范并保证事务在执行中受到严密监督。地方行政

中 ,原来的军事和国有土地管理委员会 (Amtskammern und Kriegkommis-

sariaete)被取消 ,正式代之以省、地、县三级行政单位。地方行政事务的

①

②

③ 总执行局 (Generaldirektorium) 建立于 1723 年 , 负责统揽全国内政、财政、农工商业各部

事务以及军队的经济事务。它分若干个部 , 每个部负责几个省。边疆开垦、军队供

应、邮政、铸币和财政管理等事务不按省份划分 , 而由国家统一管理 , 因此也交由各

部分头负责。

内阁制 ( Kabinett)。由于普鲁士国王长年住在波茨坦 , 而政府行政机构设在柏林 , 所

以从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开始 ,君主就在身边网罗一批亲信 , 依赖他们决定国家政

务 , 发布指令。

Kurt G .A .Jeserich , Hans Pohl , Georg-C . von Unruh , Deutsche Verwaltungsgeschichte (《德

国行政史》Stuttgart 1983 , Bd .2 , S .310 .) 在马克斯·韦伯的思想中 , 似乎也能读到类似

的观点 : 不管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 , 官僚制度的理性化乃是国家机构现代化的标准。

难道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必须要依靠建立议会民主制度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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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政 自 由 ﹂ 和 ﹁ 宪 政 自 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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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同样采取“合议”机制。

机构改革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在国家政府组织中 ,增设一个国家

参事院 ( Staatsrat)。①根据 1808 年的“组织饬令”, 国家参事院应该负责

立法工作 ,监督和领导国家行政事务。换言之 ,它是最高的立法和政府

决策机构 ,国务院和各部主管大臣只是参事院决策的执行机构。斯泰

因离职后 ,参事院计划搁浅。1810 年 , 哈登堡重新启动参事院方案 , 并

于 1817 年 3 月 30日召开了第一次参事院会议。新成立的参事院人员

组成范围极广 ,包括王室成员、国务大臣和中央各部主管、各省省长、国

王信任的政府官员以及教会和大学代表 , 甚至野战军将军。国王是参

事院的当然主席。与斯泰因的计划相去甚远 ,参事院充其量只是一个

咨询机构 ,但在 1817—1848 年间 , 它类似于某种“官僚议会”, 对“前宪

政时期”的普鲁士国家的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行政改革最有特点也是着力最多的是公民参政和地方自治 ( Selb-

stverwaltung)。斯泰因的思想立足于康德和费希特。在康德的道德哲学

中 , 所谓的自由是自身能够确定责任、承担道德责任的自由。理性的统

治在他看来就是“道德”和“自律”, 国家的功能是通过有道德个性的个

人来感知的。而费希特则认为国家是国民教育的承担者 , 要求国家公

民把集体精神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国民的道德建设是斯泰因政治

改革的根本目标 ,国家和政治制度的目的是影响公民的个性 ,塑造公民

的“公益”精神。对国民性的推崇在斯泰因以及其他改革派官员的心目

中具有了近乎宗教的情感。

英国的自治经验对斯泰因等人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法国和英国

的政治制度中 ,普鲁士的政治家们更倾向于后者。法国中央集权式的

官僚政治被认为是过于强大的组织模式 , 由于它的权力范围包括了德

① 随着 1850 年普鲁士宪法的制定 , 国家参事院失去了活动空间 , 它已经不被视为政府

机构了。当浪漫主义法学家萨维宁解除主席职位后 , 这个机构实际上被取消。尽管

1852 年的国王饬令将它重新恢复 , 但隶属于内政部 , 丧失了原来的作用。参见 W .

Hubatsch , ( Hrsg) Grundriss zur deutschen Verwaltungsgeschichte 1815-1945 (《1815—1945 年

德国行政史概况》) , Marburg 1978 , S .81-82 .

108

国的大半部分 ,出于爱国的仇恨 ,普鲁士官员本能的厌恶法国而崇敬英

国。况且法国式的政治组织 ,“解构了一切起协调和中介作用的权威 ,

毁坏了作为政治力量的贵族和教会 , 铲除了使现代专制主义的平等政

策苟延残喘的地方自治的微弱残余。⋯⋯而这样中间性质的调解者 ,

在遏制暴政、预防无政府主义、化解民众的怒气及预知暴乱等方面均发

挥着作用。”① 斯泰因历来尊重历史和传统 ,主张国家在自由的发展进

程中应保证某种延续性。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过渡的时代 , 因此不

能摧毁旧的东西 , 而应该把它作适合时代的改变。”②要保证政治制度

的平稳过渡 ,地方自治或许可以发挥作用。

公民参政和地方自治是依靠实行“等级代表制”来进行的 , 分别由

省等级 ( Pronvizalstaende) 和县等级 (Kreisstaende )组成。1807 年 11 月 23

日的“组织条令”开创了行政制度改革的“新纪元”。斯泰因明确阐述了

选举省等级代表的重要意义 ,即在于通过民众与行政事务的内在联系 ,

“为行政增添活力和力量”。③按照他的设想 ,省等级并非纯粹的咨询机

构 ,它的任务是监督省行政当局的工作 ,并参与咨询和执行与本省有关

的建设、规划和行政命令。它不是国家当局召集的“议员”( Repraesen-

tanten)而是“代表”(Deputierte)。等级代表由地方选举产生 ,但不局限于

立法职能 , 在 1808 年 10 月 21 日的公告中它被宣布作为“外行”

(Laien)———意指非职业官员但拥有声望的社会贤达 , 在合议制的政府

机构中与“专业人士”( Fachleuten)即职业官员共同参与行政事务。值得

注意的是 ,他们在政府行政会议上拥有表决权 , 除去公共财政、军事和

警察事务 ,他们在省行政事务中也拥有执行权 ! 政府的职能在普鲁士

的改革者看来显然是不能分割的。

由弗雷参与起草 , 1808 年 11 月 19 日颁布的《城市条例》是斯泰因

自治理想成功实施的典范。根据该条令 , 市政当局由带薪 (正式官员 )

①

②

③ Ernst R .Huber ,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 Bd .1 , S .165 .

I lja Mieck , Preussische Gewerbepolitik in Berlin 1806-1844 (《1806—1844 年柏林的普鲁士

行业政策》) , Berlin 1965 , S .12 .

阿克顿 :《自由史论》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 , 第 489—4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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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带薪成员 (业余人士)组成 ,其行政领导班子还可以吸收市议员和

市民代表参加。市议会和市政府之间并不存在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分 ,

市议会是法律和行政的承担者 ,而市政厅则是依附性的执行机构 ,唯有

在治安事务中它才是独立的执行者。

《县政府组织方案》是由施罗特男爵于 1808 年 10 月 13 日推出的。

它规定在县长———国家任命的政府官员之外 ,成立由选举产生的县等

级代表所组成的县指导委员会作为县行政的领导机构。县等级与省等

级一样属于非正式政府官员 ,不带薪水。

行政改革 ,特别是鼓励公民参加政府工作 ,其目的在于 :第一 ,活跃

公德精神和公民意识 ,使人们抛弃闲散和自私自利 , 把释放的个人力量

引到共同利益上来 ,解救国家面临的生死存亡。第二 ,消除官僚主义的

弊端。“以一种生动活泼、坚决奋斗的创造精神取代极端形式主义和公

职上的机械论。”① 通过公民不带薪参政清除政府中的雇佣精神 ,但不

是废除官僚制度本身。第三 ,在某种程度上克服政权的专制色彩 ,通过

行政自治达成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某种平衡关系。显然 ,普鲁士的政治

改革是以完善现有行政制度为基础的。

二

当然 ,普鲁士的改革者并非宪法政治的反对者 ,相反 , 他们也是宪

政的积极倡导者。政治改革是一个整体 , 包含着多层次和多角度的内

容 ,区别只在于在政治制度建设的多重目标选择上存在着先后主次之

分。康德在《道德的形而上学》中强调了代议制在分权的法治国家中的

必要性 ,对他的学生阿尔滕斯泰因和舍恩等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在

1807 年 9月 11 日的一份“关于普鲁士国家领导”的《备忘录》中 , 阿尔滕

斯泰因建议在乡、县和省等级代表制度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国民议会 ,哈

① 卡尔·艾里希·博恩 :《德意志史》第 3 卷 , 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第 79 页。

110

登堡对此表示赞同。尽管斯泰因在 1806 年的备忘录中并未明确表达

推动代议制建立的愿望 ,他的省等级代表制度的思想也不能简单地视

为国民议会的前奏 ,因为他曾明确表示合议制政府中的等级代表制不

是国民议会 ,代表是作为“官员”而非“议员”来行事的。①但是他的“帝

国等级”(Reichsstaende)选举计划仍然反映出了这位政治家的宪政意图

———成立一个国民议会 ,至少他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培养公众的政治

意识 ,建立一个类似于“公共舆论”(oeffentliche Meinung)的机构。

在斯泰因的授意下 ,国务秘书雷迪格先后起草了两份有关建立国

民议会的草案 , 可惜先后遭到搁浅。1808 年秋 , 斯泰因甚至试图召开

国民代表大会 ,就批准与否决《巴黎协议》的问题进行讨论。1807/ 1808

年 ,普鲁士改革派在宪法问题上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哈登堡担任首相

后 , 宪政问题更是被明确提上了日程。1811 年和 1812 年哈登堡两度成

立“全国临时国民议会”( interimistische Nationalrepraesentation) , 但先后均

以失败告终。1815 年 ,临时议会解散 , 国王在 5 月 22 日许诺要建立省

级议会和由省议会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 ,并制定一部宪法。1819 年 ,

哈登堡再次提出在普鲁士成立“联合邦议会”( allgemeine Landtag) 的思

想 , 对议员的选举方式、选民的资格要求、议会的职责范围 ,甚至对责任

内阁制的可行性等问题都作了初步探讨。

应该承认 ,行政制度的改革和宪政的尝试是普鲁士政治制度改革

的两个方面。在斯泰因执政时期 ,对前者的投入多于后者。因为改革

的出发点并不是彻底破坏现存的政治秩序和普鲁士国家 , 况且斯泰因

也相信只有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 , 真正的立宪主义才能有条不紊地建

立。尽管这样 ,他在短暂的执政生涯的后期还是开始了对宪政问题的

关注 ,毕竟他不是传统的专制政府的支持者 ,而且自治也没有能够满意

地达到平衡国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预期效果。哈登堡上台后实行务实

政治 ,他没有斯泰因的理想主义和放眼未来的国民道德建设理念 ,他关

① Kurt G .A .Jeserich , Hans Pohl , Georg-C . von Unruh , Deutsche Verwaltungsgeschich te, Bd .

2 , S .423-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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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是普鲁士国家当前面临的生存问题 , 变革政治制度的目的也是为

了国家的重生。哈登堡同样接受“自治”的思想 ,但更推崇法国的行政

体制 ,接受拿破仑的统治艺术 ,在普鲁士继续并更为大刀阔斧地推行行

政制度改革 ,建立了类似“专制”的中央集权政府机构。当各地的自治

实践遭受挫折后 ,宪政问题也成为哈登堡关切的主要对象 (其热情程度

甚至超过了斯泰因 !)。不过 ,哈登堡推动宪政改革的目的仍然是功利

主义的 ,尽管他在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上认同斯泰因的思想 ,主张接纳

公民参加政府事务 ,但“全国临时国民议会”的酝酿和召开均与现实政

治的迫切要求有关 , 它或是因为批准条约 ,或是要解决战争赔款和国家

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当然 ,也不能否认国家在制定宪法方案时对其

他因素的考虑。比如普鲁士国家的各个分离的领地通过国民议会“自

下而上”地实现融合;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裂通过议员的选举完成弥

合; 公民的政治精神和国家意识得到培养等等。

总的来说 ,普鲁士改革者的宪政思想是含糊的、摇摆的 ,到改革的

后期则有明显的现实利益取向。改革者对政治制度的基本设想是建立

合理化的政府机构 ,发展自治政府 ,“代议制”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成行

政制度改革的组成部分或是为了完善行政机构 ,因为各等级代表的职

权并不在于立法 ,更重要的是参与行政。阿尔滕斯泰因对议会制度的

理解很说明问题 ,他在《里加备忘录》中指出:“为了实现国民参政这个

目标 , 最好的方式是建立国民议会。”①斯泰因心目中所设想的那个由

省等级选举产生的“帝国等级”不完全等同于现代议会制中的议员。即

使是哈登堡的“临时国民议会”也只是一个咨询机构 , 并不直接行使立

法权。它与英国的议会制度并不是一回事。普鲁士政治制度变革之所

以采纳这样一种模式 ,既是因为改革者的思路 ,即对行政制度合理化的

偏爱 ,也是因为普鲁士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现实使然。

① Ernst R .Huber ,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 Bd .1 , S . 295 .

112

三

如果按照斯泰因的思路全面改造普鲁士的政治制度未尝不是一条

可行之路 ,通过实现地方自治 , 培养公民自由的习惯 , 熟悉对本地事务

的管理 , 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国民代表 , 逐渐建立健全的议会政治。但

是 , 问题在于政治改革阻力重重 ,半途夭折了。

首先 ,地方自治的推行步履维艰。困难来自两方面:一是改革派推

行的等级代表制遭到了旧等级势力的抵抗。根据改革者的意图 ,新的

等级代表拥有财产或知识和教养 ,其中财产并非指不动产 ,也就是说新

的等级代表将不再是按血缘、身份等级来划定的 ,社会的其他有产者阶

层、知识和职业阶层都有机会参加到等级代表的行列中来。因此不难

想像 ,这样的等级制度 ( 其实“等级”本身就包含着与旧制度妥协的意

思 )肯定会遭到来自旧等级势力的抵抗。二是新等级代表对参与政府

事务的准备不足。第一是物质准备 ,即为了参加地方管理 ,他们要牺牲

一定的时间和财力。第二是知识准备 ,新代表对参与行政工作的意义

和内容了解不够。他们的任务不是简单的监督 ,而是要承担日常的具

体事务 ,对于这样“前无古人”的事业 ,中央政府的宣传和介绍却远远不

够。

结果我们看到 ,即使最为成功的城市自治也并不十分如意。柯尼

斯堡的实验没有什么进展 , 1812 年被迫取消。而在东普鲁士的一个小

城市 ,公民完全是由于政府的逼迫才建立自治机构的。①县和省的等级

代表选举是如期举行了 ,但在东普鲁士省 ,等级会议却成了容克反对派

的堡垒 ,它阻止农民进入会场 ,也反对征收所得税。在其他地方 , 等级

机构也表现为阻碍改革的潜在力量。县自治条例实际上要到 1872 年

① Heinrich Heffter , Die deutsche Selbstverwaltung im 19 . Jahrhundert (《19 世 纪 德 国 的 自

治》) , Stuttgart 1950 , S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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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政 自 由 ﹂ 和 ﹁ 宪 政 自 由 ﹂

113

才得以实施。不习惯自我管理的公民在第一次寻求政治自由时 ,往往

表现得非常拙劣。

至于作为咨询机构的“国民议会”情况也并不乐观。“全国临时国

民议会”原本是为了提供公民议论国事的场所 , 打破地方和等级界限 ,

实现国家的融合和统一 ,而选举产生的议员也不应只代表选民的利益 ,

他们不该听从选民的指示 ,而是被赋予了全权。像哈登堡在议会开幕

时的讲话中所表达的那样 , 国民议会只能代表“一种民族精神 , 一种利

益 ,一种思想。”①然而 , 在议会内部地方和等级利益仍然占据着上风 ,

压倒了政府提倡的“整体精神”。更何况 , 当哈登堡正在为议会活动做

准备时 ,旧“等级阵线”却在马尔维茨和芬肯斯泰因的领导下筹划着“马

克邦议会”(kurmaerkischer Landtag)的召开 ,公然与之分庭抗礼。

此外 ,在国民议会议员选举的问题上 ,改革派之间存在着意见分

歧。雷迪格提出“三院制”即贵族和高级教士等“显贵”组成上院 ,有产

阶级和受教育阶层组成的“国民委员会”构成第二院 , 国家参事院参事

组成“国家委员会”成为第三院。斯泰因对此存有异议 ,他反对文官和

军官作为代表参加议会 ,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 ,其职责是服从 , 无

法表达民意。哈登堡和洪堡之间的冲突则更加引人注目 , 因为它直接

导致了后者辞去等级事务大臣之职。除去维护“首相制”( Kanzler-

prinzip)还是“部门本位制”(Ressortprinzip)这种带有政治家之间权力争

斗的色彩 ,恐怕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议员选举方式的问题。前者主张间

接选举 ,而后者则推崇直接选举。

1810 年 8 月 22日 ,负责宪法事务的内政大臣多纳在给哈登堡的信

中写道:“议会制度的时机尚未成熟。”②此言可谓一语中的 , 对此 ,哈登

堡是赞同的。其实 ,斯泰因的改革方案除了理想主义的成分之外还包

含着对现实的洞悉。宪政国家建立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统一的市民社

①

② Ernst R .Huber ,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 , Bd .1 , S .295 .

Heinrich Treitschke , Deutsche Geschich te im 19 . Jahrhundert (《19 世纪德国史》) Bd .1 , S .

364 .

114

会 ,没有等级 ,没有地方分立 , 但这样的社会在普鲁士并不存在。阿克

顿说 :“普鲁士没有历史传统、帝国政治 ,没有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并

受平等分配的教育支持的公共舆论来提供国民议会所需要的那种统

一。”① 英国的制度虽好 ,但它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普鲁士不具备。普鲁

士的改革之船最终是在宪法问题上触礁沉没的。新的社会等级没有产

生 , 源自于旧社会的等级制度只会阻碍政治的现代化 ,但是没有它 , 普

鲁士当时的政治问题便寸步难行。这就是普鲁士政治的矛盾 , 它只能

以“等级议会”这个旧制度的变体 , 代替或至少是暂时代替能够表现公

民意志和国家利益的“普鲁士式”的国民议会。直到 1848 年 ,普鲁士的

宪法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四

普鲁士改革是一个综合工程 , 政治改革与经济和社会改革配套进

行 ,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在改革者眼里 , 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 ,农民的

解放、职业选择和经济活动的平等可以造就个人的自由 ,而公民的解放

和个人自由则反过来有利于国家健康的政治生活 , 通过公民对国家的

忠诚达成与威权主义政治秩序的协调一致。政治改革则必须以后者为

前提。普鲁士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从长远来看比较成功 ,自由主义经济

原则在普鲁士大行其道 ,但它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持续了至少半个世纪

之久。可惜与之同步进行的政治改革却因为前提条件产生的滞后而遭

遇了挫折。

尼佩带说:在普鲁士“要实现公民参加国家政治 , 首先就要由官僚

来实行教育独裁”。②这句话意味深长。因为官员是惟一具有政治意识

①

② Thomas Nipperdey ,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 (《1800—1866 年德国史》) , Muenchen

1983 , S .68 .

阿克顿 :《自由史论》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 , 第 491—4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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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政 自 由 ﹂ 和 ﹁ 宪 政 自 由 ﹂

115

的阶层 ,可以教育人们学会经济自立 ,懂得政治自由和选举权的含义。

公民参加国家管理和地方自治的计划流产了 , 国民议会也未能成立。①

19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 在“神圣同盟”的阻力之下 ,德国政治也进入了

所谓的“反动”时期 , 本来应该继续前进的地方自治不可能了 ,宪法问题

也被束之高阁。然而就在这个时期 ,普鲁士出现了一个特殊政治现象:

改革时期留下的行政组织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 从中央到省和地方 , 权

力结构重新组合 ,行政实现了合理化。内阁制度被取消 ,国务院内实施

大臣负责制权限划分明确、职责清晰 ,保证了行政工作的灵活性和统一

性。专制君主的权力受到了制约。第二 , 新的行政模式保留了传统的

合议制原则 ,但较之以往更为民主。在各部和各省 , 参事们可以自由发

表意见 ,决策时享有平等表决权 ,体现了公平竞争和效率原则。第三 ,

尽管公民参政未果 , 但由于实行考试选拔制度 , 官员的成分发生了革

命 ,大多数来自于资产阶级或其他市民的家庭。在各部和省的参事或

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均为专业人士 ,受过专业训练 , 精通部门业务 ,完全

具备了参与甚至独立决策的资格和水平。

波茨坦政府枢密顾问维纳特 , 在 1833 年发表了题为《论普鲁士国

家组织和国家官员的精神》的小册子 ,首次把政府组织和国家官员的职

责和整体社会之间的关系以理论的形式加以阐述和表达。他的观点有

为普鲁士行政和官僚歌功颂德之嫌 ,与黑格尔一脉相承 ,但不乏一些正

确判断。维纳特认为 ,普鲁士国家的政府组织具有“艺术性”, 它是符合

社会运动和发展的结果。除了它有一个合理的行政体制外 , 就是保存

了一支受过良好教育、又有一定职业道德的官僚队伍。这批人受自由

主义精神的改造 ,调整自我意识和责任感。他们与资产阶级具有共同

的对自由主义的价值认同 , 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中间力量。

行政的“自由”在 19 世纪上半叶的普鲁士是实现了。在自由主义

原则的指导下 ,官僚以充沛的精力创造了不俗的业绩 :普鲁士的新旧领

① G .Wehnert , Ueber den Geist der preussischen Staatsorganisa tion und Staatsdienerschaft (《论

普鲁士国家组织和国家官员的精神》) , Potsdam 1833 .

116

地实现了富有生气的融合、新税法起草并付诸实施、摇摇欲坠的国家财

政恢复了正常秩序 , 法律逐步健全 ,公民的自由借助法律得到了界定和

保护。⋯⋯19 世纪三四十年代 ,对官僚的赞赏不绝于耳。赞美之词来

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特别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和政府高级官员 , 当

然也包括保守派官僚。1823 年 , 后来的文化大臣艾希霍恩在他的《法

律史》一书中由衷地赞叹:“官僚等级的重要性达到了最高阶段。”①来

自国外的赞誉也很多 ,普鲁士官僚政治所代表的知识水平、经验和效率

等是当时欧洲的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甚至连教皇也表态了:“无论如

何 , 只要行政管理是最好的 ,那么一切都好。”②

在一个君主制传统深厚的国家 ,一个旧等级制度盘根错节的国家 ,

现代政治制度的植根难以一蹴而就。行政“自由”的结果最终是压制了

公民的自由和地方的自治 ,它违背了改革派官僚政治改革的初衷 ,但在

社会现实和现存政治力量的对比中 , 却也是无可奈何的可以被接受的

下策。历史学家席德尔声称 ,“通过法律保证自由”是官僚自由主义的

最后信念。③而对于政治保守派来说 , 这样的制度而非宪政也符合他们

“浪漫主义”的政治理想。唯有建立在官僚政治而非地方自治和公民参

政基础上的“行政自由”才是自由和保守力量妥协的结合点。在君主的

默许下 ,“行政自由”就这样暂时取代了普鲁士难产的“宪法自由”。

普鲁士政治制度的独特性有多少是产生于改革派官僚的政治思想

和政策定位 ,有多少是受社会发展的现实左右 ,又有多少是因为官僚政

治自由化影响的结果 ,很难计量。这些因素互相交织、彼此渗透。但清

楚的是 ,它的影响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步转变成了普鲁士政治制

①

②

③ T .Schieder , Staat und Gesellschaft im Wandel unserer Zeit .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19 . und

20 .Jahuhundert (《时代转变中的 国家和社 会 : 19 和 20 世 纪历史 研究》) , Munchen

1958 , S .59 .

G .Wehnert , Ueber den Geist der preussischen Staatsorganisation und Staatsdienerschaft , S .8 .

Hans-U .Wehler ,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德国社会史》) Muenchen 1987 , Bd .2 ,

S . 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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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政 自 由 ﹂ 和 ﹁ 宪 政 自 由 ﹂

117

度的传统。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在很长时间内不了解甚至根本拒绝英国

的议会制度。它召开议会 ,但政府不对它负责。即使半个世纪后 ,当英

国的议会制在其他欧洲宪法国家中推广时 , 德国的国家法学家格奈斯

特也还继续奉斯泰因思想为圭臬。普鲁士的官僚自由主义者大多属于

历史现实型 ,主张依据历史和国情 , 建立温和的自由社会。他们对君主

制并无疑问 ,与旧制度也能互相协调 ,最大的理想只是非西欧特征的君

主立宪政体 ,君主保留很大权力。而且他们所理解的议会代表实际上

也没有扩及到全体公民 ,而只能是来自于少数有产者和有教养者。

通往民主制度的路径当然是可以多样的 , 但普鲁士政治制度的变

迁提供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 经济和社会改造必须先行 , 在此基础上 ,

政治制度发展的模式是否也可以依据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来进行选择

呢 ?

(徐健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

118

核武器与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

徐 天 新

^ 【内容提要】 核武器历来受到苏联领导人的重视。赫鲁晓夫

也一样 ,认为它是一种杀伤力极大的新式武器 , 在未来战争中将发

挥重大作用 ,但是核武器的出现并不能改变战争的性质 ,更不能决

定世界的未来 ,社会主义在将来任何冲突中都会获胜。后来 ,赫鲁

晓夫对核武器特别是对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

并不断调整了对美政策。赫鲁晓夫的这些调整使苏联在维护提高

本国的国际地位 ,缓和苏美冷战对峙的紧张形势 ,防止两国交战等

方面取得积极成果。但他夸大甚至迷信核武器 ,忽视贬低其他力

量 ,在对美政策中更不乏讹诈冒险和争霸因素 , 造成不良的影响和

后果。结果是 , 赫鲁晓夫力主缓和苏美紧张形势 ,却又把两国推向

核大战的边缘 ,一路跌跌撞撞地把两国引向共同遵守核游戏规则

的“和平共处”, 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

核武器历来受到苏联领导人的重视。赫鲁晓夫也一样 ,认为它是

一种杀伤力极大的新式武器 ,在未来战争中将发挥重大作用 ,但是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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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武 器 与 赫 鲁 晓 夫 的 对 美 政 策

119

器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战争的性质 ,更不能决定世界的未来。社会主义

在将来任何冲突中都会获胜。后来 , 赫鲁晓夫对核武器特别是对核战

争的毁灭性后果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并不断调整了对美政策。不过 ,这

一过程比较复杂 ,有些扑朔迷离。有些著作只论及赫鲁晓夫的某一说

法某一做法 ,未能全面揭示他的思想与行为。

赫鲁晓夫最初并不接受核毁灭的说法。1954 年 3 月 12 日 , 部长会

议主席马林科夫在竞选演说中称“考虑到现代战争的手段 ,”苏美之间

的战争“将意味着世界文明的终结。”① 赫鲁晓夫马上做出反应。在 4

月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 , 他同莫洛托夫一起对马林科夫进行了尖锐

批评 ,迫使马林科夫发表声明 , 称任何西方发动的原子侵略都将被“同

样的武器摧毁”,并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垮台”。②

从新解密的档案资料看 ,对苏联领导人认识核威力起关键作用的 ,

是核武器的设计者本身。1954 年 10 月 1 日 ,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收

到四位苏联科学家 (1943 年起任核计划科学主任的库尔恰托夫 , 指导

创建苏联第一座水核反应堆的阿拉汉诺夫 , 气态核裂变和离心铀同位

素分离计划主任吉库因 ,提炼钚的车里雅宾斯克—40 工厂科学主任维

诺格拉多夫 )提出的报告。报告指出 :核爆炸发展的速度是如此之快 ,

以至要不了多少年 ,核爆炸的数量将足以使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活成

为不可能。约一百枚氢弹的爆炸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所以 ,我们

不得不承认 ,人类正面临着毁灭地球上全部生命的威胁。③ 赫鲁晓夫

应当由此认识到核战争对全人类的严重威胁。然而 , 赫鲁晓夫在 1955

年 1 月 31 日苏共中央全会上又对马林科夫进一步进行斥责 ,称马林科

夫暗示热核战争可能毁灭世界文明 ,是“理论上错误 , 政治上有害的原

理”。④ 2月 ,联合莫洛托夫把马林科夫从政府首脑的职位上驱赶下来。

但不久 ,又把观点传统陈旧的莫洛托夫排除出外交事务领域之外。赫鲁

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 : 安德烈·马林科夫 :《我的父亲马林科夫》, 新华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21 页。

报告存于俄国当代文献保管中心 , 全宗 5 ,目录 3 , 卷宗 126 ,第 38—41 页。

《消息报》, 1954 年 4 月 27 日。

《真理报》, 1954 年 3 月 13 日。

120

晓夫在反对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过程中对核问题的不同态度并不一定

反映他对核危险估计的摇摆 ,更多的应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1955 年 6 月 , 赫鲁晓夫作为苏联代表团实际上的领导人参加日内

瓦高峰会议。会议期间 ,二战中的两位著名军事将领艾森豪威尔和苏

联国防部长朱可夫之间进行多次谈话。艾森豪威尔首先说他非常担心

核军备的增长。 ^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 ,现在出现了原子武器和氢弹武器 ,很多在

过去是正确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当今形势下使用原子武器

和氢武器的战争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没有意义。

朱可夫同意这一观点。他说 ,他参与过多次使用原子武器和

氢武器的训练 ,亲眼看到这种武器的杀伤力是多么的惊人。①

艾森豪威尔说 ,甚至连科学家也不清楚 ,假如在一个月内爆炸

200 颗氢弹 ,并且情况有利于原子尘埃四处扩散 ,那将会发生什么 ?

朱可夫指出 ,假如在战争初期美国向苏联投放了 300—400 枚

炸弹 ,而苏联也向美国投放同样数量的炸弹 ,那么可以想见大气层

会发生什么。②

朱可夫的讲话无疑是得到赫鲁晓夫允许的 ,反映了赫鲁晓夫的思

想。由此人们可以推断:物理学家们的警告达到了目的 ,赫鲁晓夫对核

武器的危险性已经有相当认识。

1956 年 2 月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总结报告中 ,提出战争不

是不可避免的观点 ,含糊地承认了在核战争中交战双方面临着共同毁

灭的命运。但他同时又大力宣扬苏联核武器的作用 , 不仅将其视为苏

联安全的保证 ,而且把它当作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无可争辩

①

② 朱可夫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谈话记录 ( 1955 年 7 月 20 日 12 点 30 分 ) ,〔俄〕《近现

代历史》杂志 , 1999 年第 5 期 , 第 106—107 页。

1954 年 9 月 , 朱可夫在乌拉尔地区主持了一场有 44000 名官兵参加的模拟核战争演

习。演习中 ,用飞机投下了一颗 2 万吨级的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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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武 器 与 赫 鲁 晓 夫 的 对 美 政 策

121

因素。他在代表大会上说 ,“这不是偶然的 ,最近经常可以听到资本主义

国家著名活动家公开承认 ,在使用核武器的战争中‘不会成为胜利者’。

这些活动家们还不敢声明 ,如果资本主义发动战争 ,那它将在新的世界

战争中找到自己的坟墓;但被迫公开承认 ,社会主义是不可战胜的。”

1956 年 2 月 27日苏共二十大刚刚闭幕 , 赫鲁晓夫就访问莫斯科郊

外的导弹工厂。他问到 ,“得用多少个弹头才能使英国丧失战斗力呢 ?”

回答是 5 个。赫鲁晓夫听后说 ,“真是太可怕了 ,这等事我们在战时想

都不可能想到⋯⋯”。停顿一会儿后继续说 ,“是啊 ,可怕的力量 , 上次

战争是血淋淋的 ,有了这些核弹头 , 战争简直无法想像。5 个弹头就去

掉整整一个国家。真可怕”。① 赫鲁晓夫这次更加具体地认识到核战

争的严重后果。

1957 年 10月 ,赫鲁晓夫在同美国记者赖斯顿谈话时说:“我们完全

不想说 ,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战争 (热核战争 ) 中不会有损失⋯⋯但我

们相信 ,社会主义将生存下来 ,而资本主义会灭亡。如果发生战争 , 人

民会想一劳永逸永远结束那种产生战争的社会制度 , 在自己的国家里

确立社会主义秩序。”②

1958 年 ,苏联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写了一篇关于大气层

核试验的文章 ,强调它会给今天乃至今后数代人带来极端危险。他说 ,

“停止核试验将会直接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减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核

战争的危险 ,而核战争的危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危险。”赫鲁晓夫

支持了萨哈罗夫的这一写作。后者在回忆中说:“赫鲁晓夫亲自主持了

我的文章的发表。库尔恰托夫就此事与我讨论过两次 ,并向我建议进

行一些细微的编辑上的改动。⋯⋯赫鲁晓夫在 4 月底同意了修改稿 ,

文章立即被交到编辑手中。”③

1963 年 7 月 14日 ,苏共中央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

①

②

③ 安德烈·萨哈洛夫 :《回忆录》, 纽约 , 1990 年英文版 ,第 202—203 ,20 页。

赫鲁晓夫 :《争取持久和平与和平共处》,莫斯科 1958 年俄文版 , 第 183 页。

〔俄〕谢·赫鲁晓夫 :《导弹与危机》,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04 页。

122

的公开信中说 ,“在本世纪中叶所制成的火箭———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

于战争的概念”,“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

义者在什么地方 ,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的 , 它轰击成片的地方 , 所

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 ,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会毁灭自己的

诺亚方舟———地球”。赫鲁晓夫认为核武器的毁灭力量改变了战争的

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 , 在核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 ① 因而对战争发

动者是一个巨大威慑。

总之 ,赫鲁晓夫比较早地了解和认识到了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社会主义最终必定战胜资本主义的前景 , 相

反他多次强调在未来战争中 ,“社会主义阵营必胜 , 资本主义必然彻底

灭亡”; ②“必然会使产生战争的资本主义体系灭亡”。③ 上述两点看似

矛盾 ,实际上在赫鲁晓夫身上是统一的。他没有把阶级斗争理论绝对

化 ,他只是在社会主义必定胜利的原理旁加上一条限制 ,即不能打核战

争 ,不能采用核战争的办法、不能采用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的

方法来夺取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认为苏美战争必然会导致核大战 , 因

此又进一步认为 ,不仅核战争就是对美的常规战争也是不可取的。赫

鲁晓夫说 ,“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会从

世界热核灾难中得到胜利吗 ? 只有故意不看事实的人才会这样想。至

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他们不能设想在世界文化中心的废墟上、在荒无

人迹的被热核尘埃污染的土地上建立共产主义文明。我们尚且不谈 ,

对许多人民来说 ,社会主义问题就根本不存在了 ,因为他们的肉体已从

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④ 他还说 :“当我们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两种体系的竞赛中社会主义必将取得胜利的时候 ,这绝不意味着 ,胜利

①

②

③

④ 同上。

赫鲁晓夫 1963 年 1 月 16 日在德 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 表大会上 的讲话。《真理

报》, 1963 年 1 月 17 日。

赫鲁晓夫 1960 年 1 月 14 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届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真理

报》, 1960 年 1 月 15 日。

《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 , 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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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武 器 与 赫 鲁 晓 夫 的 对 美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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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通过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进行武装干涉来实现。我们确

信共产主义胜利的根据是 ,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

有决定性的优越性。我们一向断定说 ,而且现在仍然断定说 :在这个或

那个国家建设新的社会制度 , 是这些国家内部的事情。”① 当然 , 赫鲁

晓夫对核战争后果的讲法有时也不全一致 ,侧重点更经常多变。这主

要是出于党内斗争 (反对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等人 )、国际斗争(外交恫

吓与欺骗 )的需要 ,但其基本内容应该说是清楚的 ,一贯的。

赫鲁晓夫了解到核毁灭的危险后 , 敏锐地感到核武器对世界未来

的深远影响 ,认定它将对今后的国际关系起决定性作用。而苏联又恰

恰在核武器方面居领先地位。因此赫鲁晓夫特别看重核问题 , 把它作

为考虑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 , 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他充分利

用苏联的强大核威力推行核威慑、核竞赛、核威胁、核冒险 ,来维护国家

的利益 ,提高大国地位 ,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在对美政策上 , 赫鲁晓夫仍持传统观点 , 以美国为主要敌人 , 以战

胜和消灭美帝国主义为最终目的。但是他认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简单

地用全面对抗、加剧冷战的办法处理同美国的关系。他强调核时代的

来临 ,主张调整对美关系。

首先 ,赫鲁晓夫把核武器作为判断各国国际地位的标准 ,强调苏美

两国在国际事务中起决定性作用。他认为苏美两国在核武库方面拥有

绝对的优势 ,其他国家或是没有或是很少有核武器 ,根本不是对手。因

此只有苏美两国是无人能与之相比的超级大国 ,它们可以凭借自己的

核力量号令一切 ,决定一切。赫鲁晓夫说:“如果把国际紧张局势这件

事说得确切一点 ,那么显然这件事归根结底就是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这件事也可以形象地来说明 ,就好像一棵甘蓝一样 , 必须一层层地剥掉

它的叶 ,才能剥出它的心 ,在我们的情况下 , 如果一个个剥去各国间悬

而未决的问题 ,那么最后也会发现问题的心 ,这就是我们两国———美国

① 《赫鲁晓夫言论》,第五集 , 第 38 页。

124

和苏联之间的矛盾。”①“两国的态度 , 对国际局势有决定性的影响”。②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说 ,“没有美苏之间的相互谅解 , 就不能解决任何一

个国际冲突 ,不能就任何一个重要国际问题达成协议⋯⋯即使是在这

两个国家的利益没有在这一或那一地区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 ,那里

的事态发展也不会不受苏美关系状况的影响。”③ 赫鲁晓夫在 1957 年

6 月进一步说 :“就国际紧张局势而言 ,在更明确的意义上 ,其关键分析

最后实际上在于两个国家———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赫鲁晓夫

的密友米高扬说得更具体:“要战争还是不要战争的问题取决于两大阵

营中两个拥有氢弹的最大强国”。④

赫鲁晓夫这样夸大核武器的地位作用 ,一方面是要把苏美关系定

为最重要的 ,第一位的;另一方面是为了抬高苏联的地位。他回避苏联

经济发展落后、遭受帝国主义包围等问题 ,而把苏联列为美国的唯一对

手 ,力图以平等地位与美国争霸。这暴露出赫鲁晓夫对大国地位和大

国霸权主义的追求 , 同时也显示他在核武器出现后 , 对核大国责任的理

解和重视。

第二 ,赫鲁晓夫认为核战争是不可取的 ,对美应实行和平共处政

策。为了防止苏美之间发生战争 ,防止核大战 , 两国应和平共处 , 应尽

量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妥协 , 以缓和紧张形势。

赫鲁晓夫多次提到 ,战胜美帝国主义要采用和平竞赛的办法。他

说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阶级分歧过去存

在 , 今天存在 , 将来还会存在⋯⋯让我们不要用发动战争的办法 ,而用

和平竞赛的办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分歧。”⑤ 但是苏

联经济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都远远落后于美国 ,显然 ,用经济竞赛手段

①

②

③

④

⑤ 《赫鲁晓夫言论》,第十集 , 第 215 页。

〔俄〕《历史档案》杂志 , 1993 年第 4 期 , 第 36 页。

葛罗米柯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 1962 年 12 月 13 日 )》,《消息报》, 1962

年 12 月 14 日。

《赫鲁晓夫言论》,第七集 , 第 182 页。

《赫鲁晓夫言论》,第六集 , 第 3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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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武 器 与 赫 鲁 晓 夫 的 对 美 政 策

125

战胜美国需要很长的时间。赫鲁晓夫认为 , 苏联在胜利到来之前应同

美国和平共处。

赫鲁晓夫认定 ,苏美间的和平共处将是长期的。他说:“谈到美国

和苏联之间的国际关系 ,如果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基本矛盾

排除在外 (这是社会发展的矛盾 ,因此在这里我把它们排除在外 ) ,那么

老实说 ,我们没有产生严重争执的理由。我们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没

有发生直接冲突。无论在领土问题上还是在经济方面。况且苏联和美

国———这是在自然资源方面有良好保证的两个国家 ,它们拥有众多的

居民 ,发达的工业和科学。看来 ,我们完全可以共处。”①

为了推进和平共处 ,赫鲁晓夫改变了过去的冷战对抗做法 ,恢复了

东西方对话。1954年 1—2 月 ,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这

是 1947年莫斯科外长会议之后的首次大国外长会议。1955 年初 ,苏联

主动放弃“奥地利问题同德国问题是不能分开考虑的”一贯立场 ,开始

与西方商讨奥地利问题。5 月 ,赫鲁晓夫不顾莫洛托夫的反对 , 签署了

对奥和约 ,并将苏军撤出奥地利 , 从而消除了欧洲地区的一个紧张源 ,

实现了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的一个突破。在这一事件的推动下 ,苏美

英法四大国首脑在上次波茨坦高峰会议的十年之后重又会晤 , 1955 年

7 月在日内瓦举行了首脑会议。同年 9 月 , 苏联与西德建交 , 被西方舆

论看作是在“日内瓦精神之下走向和平道路的一站”。1959 年 9 月 , 赫

鲁晓夫实现了苏联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 , 同艾森豪威尔总

统在戴维营举行了三天的非正式会谈。赫鲁晓夫对此给予很高的评

价 ,说 :“我们是在开垦处女地; 我们打碎了使我们关系一直僵持的冰

块。”② 赫鲁晓夫推行对美和平共处政策、实行多个“第一次”后 , 苏美

两国接触日益增多 ,加强了相互了解 ,还在次要问题上达成一些妥协 ,

出现了某种缓和迹象。但两国间的敌对与争斗仍十分激烈 , 两国关系

①

② 赫鲁晓夫 :《最后的遗言》, 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 , 第 622 页。

赫鲁晓夫 :《1962 年 4 月 20 日同美国〈展望〉杂志发行人考尔斯的谈话》,《真理报》,

1962 年 4 月 21 日。

126

依旧是以对抗和争霸为主。

第三 ,赫鲁晓夫把核武器视为手中的王牌 , 对美实行核威慑、核竞

赛、核裁军政策 ,以维护苏联的超级大国利益。他认为苏美之间如果发

生战争 ,只会是核大战 ,即使从常规战争开始 ,最后也必以核战争结束 ,

而核战争却是双方都不能接受的。因此赫鲁晓夫确认只有核武器才能

对美国起威慑作用 ,只能在核竞赛、核裁军中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地位。

赫鲁晓夫认定 ,对美实行核威慑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核武器 ,同时也

必须使美国清楚知道 ,在美国第一次核打击后苏联仍会保有核还击的能

力 ,并且能在还击中战胜敌人。1960 年 1 月 ,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主

席团会议上提出了“火箭核战略”,强调要用火箭核武器威慑住美国使它

不敢发动战争;必要时用它速战速决地打败敌人。赫鲁晓夫说: 美国“用

战争吓唬我们 ,我们也拿战争吓唬他们”。“如果遭到攻击 ,苏联将要把

攻击我们的一个或几个国家从地球上消灭。如果西方发动战争 ,这将意

味着资本主义的末日。”①

为了维持对美国的核威慑 ,赫鲁晓夫同美国展开激烈的核竞赛 ,在

核弹和运载工具两个方面展开竞赛。赫鲁晓夫不惜缩减常规武器的生

产 ,甚至停止正在建造的军舰 , 集中主要力量研制热核武器。1952 年

11 月 1 日 ,美国引爆一个热核装置。几个月后 , 苏联于 1953 年 8 月 12

日成功地试爆了一个技术更加先进的氢弹 , 其威力比美国投掷到广岛

的原子弹大 50 多倍 ,达到 100 万吨梯恩梯当量。华盛顿受到震动 , 1954

年 3 月 1日成功试爆可供实战的氢弹 , 其当量约为 1500 万吨梯恩梯。

苏联急起直追 ,于 1955 年 11 月 23 日制成可供飞机携带的氢弹。1954

年 ,苏军开始装备核武器。在运载工具方面 , 美国在 1954 年研制成功

了 B-52 远程轰炸机 ,中途不加油全程飞行可达 6000 公里 ,可以从美国

本土直接攻击苏联。而苏联的战略轰炸机主要是图-4 轰炸机 , 尚无法

用它携带核武器袭击美国。另外 ,美国拥有 1000 多架 B-47 喷气式轰炸

机 ,可以从设在苏联四周的美国空军基地出发袭击苏联。赫鲁晓夫眼

① 《真理报》, 1960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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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武 器 与 赫 鲁 晓 夫 的 对 美 政 策

127

看战略轰炸机方面难以同美国争高低 , 转而全力发展远程导弹。1957

年 8月 ,苏联 SS-6 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成功 ,射程达 8000 公里。10 月 ,苏

联使用这种火箭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赫鲁晓夫

自认为已拥有核优势。在 1959 年苏共二十一大上踌躇满志地说 :“十

分明显 ,苏联既然能把火箭送到几十万公里的宇宙空间 ,也就能把强大

的火箭百发百中地发射到地球上的任何一点。”① 赫鲁晓夫常常扬扬

自得地炫耀自己的“战略核优势”。实际上 , 苏联这时的战略核力量远

远落后于美国。据西方估计 , 1958 年苏联的战略核武器仅及美国的

1/ 22。② 到 1962 年 ,美国拥有 294 枚洲际核导弹 ,而苏联只有 75枚;美国

有 600 多架洲际战略轰炸机 ,而苏联只有 200余架;美国有北极星潜射核

导弹 144 枚 ,而苏联的潜射核导弹才刚刚形成作战能力。美国的核弹头

数量则是苏联的 9 倍。③ 赫鲁晓夫后来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战略核武器

方面的落后 ,艰难地同美国进行核竞赛。

核竞赛的另一面是核裁军 ,目的是为了限制对方发展自己。赫鲁

晓夫知道裁军是世界人民关心的问题 ,他从一开始就高喊裁军 ,不断与

美国进行有关核军备控制和裁军的谈判 , 想借此提高苏联的声誉。他

甚至提出要全面彻底裁军 , 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当然 ,

他也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他曾对苏联驻联合国官员说 ,他“预料西方不

会完全裁军 ,苏联也不想这么做”, 还说倡议全面裁军是必要的 ,“不能

认为宣传和真正的谈判是矛盾的 ,它们是相辅相成的”。④ 看来 , 赫鲁

晓夫提出的“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只是一种宣传攻势 , 他也确实

想借裁军限制对方 , 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但他并没有把裁军谈判视为

纯粹的策略行为 ,而是对裁军寄予希望 ,认为苏美之间存在某些共同利

益 ,可以达成一定协议。他想通过军控和裁军 , 降低军备竞赛水平 , 减

①

②

③

④ 阿·舍甫琴柯 :《与莫斯科决裂》,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版 , 第 118 页。

杨效敏 :《核大国竞赛内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 第 399 页。

参见斯蒂芬·斯考沃茨 :《美国 1940 年以来核武器的代价与后果》, 1998 年英文版 ,第 281

页。

《苏共二十一大文献》, 1960 年中文版 , 第 90 页。

128

少军费开支 ,建立和维持双方军事力量的相对平衡和稳定 ,加强彼此间

的了解和信任 ,缓和冷战紧张形势。

最初 ,赫鲁晓夫坚持要首先考虑禁止生产和使用核武器问题 ,至少

应使它和裁减常规军备同时进行。西方鉴于此时尚未形成有效的核威

慑力量 ,又特别担心苏联的强大陆军 ,因此要求先裁减常规军备再销毁

核武器。双方多次协商 ,联合国裁军委员会讨论了各种方案 ,但达不成

任何协议。1955 年 5 月 ,苏联看到西德即将进入北约集团并会重新武

装 ,乃决定同意先裁减常规部队和停止核试验 , 以减轻苏联防务压力 ,

核武器则留待裁军第二阶段再销毁。美国原来基本接受苏联的建议 ,

但 6 月又改变了态度 ,因为英、法、德、加四国政府首脑写信给艾森豪威

尔总统表示抗议 ,他们担心一旦达成协议 ,将无法通过核试验发展本国

的核武器 ,甚至要被迫放弃用核武器自卫的权利。这以后 ,美国在核停

试问题上立场倒退 ,谈判也再无进展。

1957 年苏联进行了 13 次核爆炸 , 1958 年又进行了 20 多次核试验。

经过这一系列试验后 ,苏联采取主动 ,率先于 1958 年 3 月 31 日决定单

方面停止核试验。但是美国没有给予积极回应 ,反而在苏联停试后进

行了近 50 次核试验。10 月 2 日 ,苏联宣布恢复核试验。联合国大会则

于当年通过决议 ,敦促苏美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暂停核试验并及早达

成协议。这以后 ,苏美都暂停了核试验 ,并继续进行有关停止核试验的

谈判。1960 年 2 月和 3 月 ,美苏先后提出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水

下和地下进行核试验的建议。双方观点十分接近 , 但在监督问题上意

见分歧。苏联认为美国鼓吹的国际监督就意味着在苏联国土上建立一

套情报网 ,将从根本上损害了国家安全利益。而美国认为苏联在用自

身的视察取代国际监督 ,根本不可取。1961 年 8 月 30 日 , 苏联发表声

明 , 说面对西方侵略性的日益增长 ,为了加强自身安全 ,决定恢复核试

验。9 月 ,美国也恢复了地下核试验。在 1962 年古巴危机后 ,苏美深感

核战争的危险 ,也担心核扩散的危险 ,因此决定加快核谈判。原想缔结

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 ,但美国提出 ,地下核试验的地震信号容易和众多

的小地震所引发的信号相混淆 , 为了区别两者 , 有必要进行就地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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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武 器 与 赫 鲁 晓 夫 的 对 美 政 策

129

苏联坚决反对 ,认为这是一个有关国家主权的政治问题。赫鲁晓夫表

现出创新精神 ,同意每年在核大国内进行 2 至 3 次检查。美国没有抓

住这次机会达成协议 , 反而提出更高的条件 , 要求每年要进行 8 至 10

次的检查。赫鲁晓夫的建议本来就不为许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所同

意 ,现在他后退了。他对美英代表说 :“苏联将不会同意进行检查 ,即便

是建议只进行 2 次或 3 次检查也不行 ,我们准备同意停止一切核试验 ,

但只能使用‘黑匣子’这种手段进行监督 , 但不能进行实地检查。我们

将不会同意以任何形式进行检查 ,哪怕是一次也不行。至于在那些不

需要进行检查便可核实的范围内搞的核试验 ,我们可以签订这样一个

协议。”接着 ,赫鲁晓夫以其特有的粗鲁的风格讲述他对西方的不信任 ,

他说:“关于间谍活动 , 看来我们对其含义有着不同的概念。我们很难

认同西方国家在此方面的观点。当猫承诺它将只抓老鼠而不碰猪油

时 , 很可能它的确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 , 但毫无疑问 , 在没人看着时它

也会偷猪油。”① 就这样 , 一次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机会丧失

了。但经过谈判 ,苏美英三国还是在 1963 年 8 月 5 日在莫斯科正式签

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条约未

禁止的地下核试验 ,留下一个漏洞 , 为核武器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

总之 , 赫鲁晓夫一直热衷于推行核竞赛与核裁军两手政策来同美国较

量。

第四 ,赫鲁晓夫以核武器为后盾 ,对美实行核威胁、核冒险政策 ,以

期获取重大利益。赫鲁晓夫自恃手中有强大的核力量 ,不时要玩一些

核游戏 ,甚至进行核冒险。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高潮中 , 莫斯科

警告英、法领导人 ,如果他们不将其军队从埃及领土上撤走的话 ,将无

法对付苏联导弹。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事后骄傲地谈及核威胁所产生

的良好效果。1957年 6 月 24 日的苏共中央委员全会上 , 米高扬回顾

说:“我们强大到能驻军于匈牙利 ,并能警告帝国主义者们:如果他们不

在埃及停止战争 ,就会导致我们一方使用导弹装备。所有人都承认 ,靠

① 转引自多勃雷宁 :《信赖》, 世界知识出版社 , 1997 年版 ,第 117 页。

130

这种办法我们决定了埃及的命运。”① 赫鲁晓夫更热衷于对美进行战

争威胁 ,以图获得更多利益。最惊人的例子是将世界带入热核战争边

缘的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

战后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苏联在 1955 年承认了西德 ,而东德却

得不到西方的承认。另外 ,西柏林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有几百万

东德人越界逃往西柏林 ,且大部分是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 ,严重损害了

东德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声誉。西柏林成为哽在东德喉咙中的“鱼刺”。

在德国问题上 ,赫鲁晓夫本来处于劣势地位 ,但他依仗自己的核武器和

中程导弹 ,抓住西柏林被东德包围的弱点 , 主动向西方进攻。1958 年

11 月 10 日 ,赫鲁晓夫宣称“决定动用外科手术”,割掉西柏林这个毒瘤。

27日 ,苏联照会美英法 , 建议缔结对德和约 , 结束西方对西柏林的占

领 ,使之成为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市”。赫鲁晓夫限定西方在 6 个月

内接受其建议 ,否则苏联将把进入西柏林通道的管理权交给东德。在

西方坚决反对的情况下 ,赫鲁晓夫于 1959 年 3 月放弃 6 个月的限期。

1961 年 6月 ,赫鲁晓夫利用他和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之机 ,再次发出最

后通牒 ,要求西方在年底前解决西柏林问题 ,如果西方拒绝 , 苏联将在

年底同民主德国签署和约。赫鲁晓夫明确向肯尼迪指出 , 西方国家干

涉这一计划的任何企图都将导致一场军事冲突。② 为了施加压力 ,

1961 年夏 ,苏联宣布暂停计划中的 120 万军人复员 ,并征招预备役军人

入伍 , 将军费增加 1/ 3。赫鲁晓夫表示不惜同美作战也要执行这一计

划。他向军事学院毕业生讲话时说:“我们将缔结和约 ,我们将向我们

的武装部队发出命令 :要使任何侵略者在其一旦向苏联或我们的朋友

动手时得到应有的回击”。在会见肯尼迪的特使约翰·麦克罗伊时 , 更

进一步用核战争进行威胁 , 说如果肯尼迪胆敢发动战争 ,那么“他很可

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总统”。③ 1961 年 8月 13 日 ,东德在苏联的

①

②

③ 参见《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 1993 年秋第 3 期 ,第 58—61 页。

参见多勃雷宁 :《信赖》, 第 48 页。

〔俄〕《历史档案》, 1993 年第 4 期 , 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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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武 器 与 赫 鲁 晓 夫 的 对 美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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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 ,沿东西柏林分界线建起“柏林墙”。美国一度想用坦克和推土

机摧毁柏林墙 ,苏联则派出坦克在墙的另一侧随时准备战斗。双方剑

拔弩张 , 僵持了整整一夜。最后 ,都撤离现场。1961 年 10 月 17 日 , 赫

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说:“如果西方国家表示愿意解决德国问题 ,

那么日期问题就不会有多大意义了。”① 赫鲁晓夫试图以核武器为后

盾解决对德和约和西柏林问题 ,最终被无限期推迟了。

赫鲁晓夫不甘心自己在柏林问题上的失利 ,决心进一步提升对抗

级别 ,直接在核武器问题上同美国较量。1961 年 4月中旬 ,美国组织古

巴流亡分子入侵古巴失败。赫鲁晓夫认为 , 美国处境被动 ,新上任的年

轻总统肯尼迪表现软弱 ,出现了向美国挑战的好时机。于 4 月底和 5

月先后向米高扬、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提出把核

导弹运进古巴的问题。赫鲁晓夫一再宣称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卫

古巴不受美国侵略。同时也承认是要抵消美国的核战略优势 , 消除苏

联内心深处的担忧和痛点。赫鲁晓夫说:在古巴部署导弹“除了保护古

巴 ,我们的导弹也可以为达到西方所谓的‘均势’起些作用。美国人用

军事基地包围我们、用核武器威胁我们 ,而现在他们就会知道当敌人的

导弹对准你的时候是什么滋味 ,我们干的也不过是小小地回敬他们一

下。现在正是让美国人知道自己的国土和人民遭受威胁是什么滋味的

时候了”。②

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是一次核冒险。首先 , 它直接用核武器核威

胁同美国进行较量。苏联在同古巴达成协议后 ,从 1962 年 7 月起 , 秘

密运去了 42 枚中程导弹 , 162 枚核弹头 , 42 架伊尔—28 型轰炸机 ,大批

防空导弹以及 4 万多名苏联军人。尽管运进古巴的核导弹力量“不能

够有效摧毁美国”对苏联“严厉的、预防性的、报复性的 ,具有毁灭性的

战略打击能力”,但可以打击从苏联领土上无法到达的目标———美国战

略空军司令部的指挥和控制机关。在古巴部署中程弹道导弹 , 可以有

①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 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 , 第 698—699 页。

《苏联共产党第 22 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 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 第 63 页。

132

效地阻止或回击美国的第一次核打击。其次 ,较量的地点在美国自认

为是其势力范围的美洲。苏联将中程核导弹设置在距美国只有 90 海

里的古巴 ,把美国东海岸地区都置于导弹的射程之内 ,形成对美国最直

接也是最大的威胁。最后 , 赫鲁晓夫预见到核战争的风险 , 仍决心一

搏。他说:“如果我们秘密地装置导弹 ,如果导弹已经装好可供发射之

后才为美国发现 ,美国人在试图用军事手段摧毁我们的设备之前就得

仔细考虑考虑。我们知道美国能够毁掉我们的某些装置 ,但不是全部。

如果有四分之一 ,甚至只有十分之一的导弹能够留下来———即使只留

下一两个大的导弹———我们仍旧能够击中纽约 , 而纽约势将所剩无

几。”① 当然 ,赫鲁晓夫并没有想去打核战争 , 也相信美国不会为在古

巴安置导弹而开战 , 但他看到了核战争的可能性 ,甚至表示不惜进行核

战争也要同美国较量一下。

赫鲁晓夫把导弹核武器运到古巴 ,把对美的核威胁推向顶端 ,是一

场前所未有的核冒险。但是他仍按其特有的简单鲁莽作风行事 ,竟然

相信能够秘密地把这么多武器运进古巴而不被美国发现 , 相信事态会

按其设想平稳发展 ,竟然没有对美国可能做出的强烈反应制定出应对

方案。结果 ,危机爆发后 ,苏联不仅没有占到便宜反而受到美国严重威

胁 , 处境十分被动。

10 月 22 日 ,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 , 说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构

成对美国的“明显威胁”,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宣布从 24 日起对古巴进

行海上封锁 ,禁止载有进攻性武器的船只进入。要求苏联撤走导弹 ,停

止挑衅 ,并称“从古巴对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的任何核导弹将看成是苏

联对美国的进攻”。与此同时 ,美国向加勒比海派遣了包括航空母舰在

内的 180 艘舰艇去执行封锁任务;在美国东北部港口集结了 18 万人的

登陆部队准备进攻古巴本土 ;命令美国在全世界的武装力量处于戒备

状态 ,B-52 轰炸机携带核武器升入空中 , 一架着陆 , 立即由另一架飞上

去顶替 ,以应对可能的对苏战争。赫鲁晓夫指责美国破坏了在公海上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 第 6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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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武 器 与 赫 鲁 晓 夫 的 对 美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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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航行的国际准则 ,命令所有驶向古巴的船只继续按原定方向前进。

同时命令洲际导弹以及空军部队做好随时出击的准备。24 日上午 , 封

锁生效。双方互不让步。形势空前紧张 , 任何一方的任何一项不当行

动都会引发苏美间的战争。赫鲁晓夫对形势的这一剧烈变化没有思想

准备 ,“感到非常害怕”, ①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建议 , 为报复

美国海军封锁古巴 , 应针对西柏林采取相应措施。对此赫鲁晓夫提高

嗓门宣布 ,他不需要“再一次冒险”。② 他命令运送武器的船只停在封

锁线外或返航。形势暂时出现某些缓和 ,但危机并未消除。赫鲁晓夫

通过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同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的秘密

接触 , 了解到美国认为其核心利益受到损害 , 许多人要求武装干涉古

巴。赫鲁晓夫感到形势的严重 ,于 26 日写信给肯尼迪 , 用十分激动的

口吻说 ,“您可以对我们不信任 ,但在任何情况下 , 您都可以放心 ,因为

我们还理智健全并很清醒”。“维护全球和平应是我们共同关心的事

业。因为 ,如果在现代条件下爆发战争⋯⋯战争将是全球性的、残酷

的、毁灭性的”。“让我们都表现出治国的雄才大略”。③ 赫鲁晓夫提

议 ,苏联声明驶往古巴的船只没有运任何武器 ,美国声明不派军队入侵

古巴 ,以求和平解决危机。但 27 日 ,赫鲁晓夫又提出新的条件 , 要求美

国撤除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以换取撤除古巴导弹。同一天 , 美国一架

U-2 侦察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这使刚出现的妥协曙光又蒙上了阴

影。美国对苏联的行为十分恼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建议对古巴采

取军事行动 ,并在苏联做出反应后 , 进一步对苏发动核突击。国务卿腊

斯克说 ,当时美国全部核力量处于高度战备状态 , 各级指挥都进入角

色。美国全面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在苏联方面 , 在古巴的苏军指挥官

得到指令 ,如果遭到密集的空袭可使用导弹回击。形势再度紧张起来。

①

②

③ 《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信 (1962 年 10 月 26 日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02 年版 , 第 29 卷 , 第 112 , 114 ,115 页。

转引自特罗扬诺夫斯基 :《加勒比海危机———来自克里姆林宫的观点》,〔俄〕《国际生

活》杂志 , 1992 年第 3—4 期 , 第 172 页。

多勃雷宁 :《信赖》, 第 88 页。

134

这一天 ,赫鲁晓夫从多个渠道得到消息 ,说美国即将对古巴动武。又被

告知当天有一架美国侦察机侵入苏联北部边界 ,似乎在为大战做准备。

赫鲁晓夫意识到战争随时有爆发的可能 , 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以避免发

生。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们看出了我们必须迅速改变立场⋯⋯我们必

须找出一个摆脱这次冲突的体面办法。”① 赫鲁晓夫决定毫不拖延地

接受肯尼迪的建议 , 同意撤回在古巴的导弹和轰炸机 ,美国则应保证不

入侵古巴。赫鲁晓夫担心美国会在接到自己信件之前开始对古巴的轰

炸 ,命令莫斯科电台不必等信件正式递交就直接用英语播出。苏联的

果断行动使局势发生根本变化 , 一场可能的战争终于被化解了。但是

古巴的卡斯特罗对苏联的退让感到不满和愤怒。他在 26 日就曾致信

赫鲁晓夫 ,认为“24—72 小时内侵略几乎是必不可免的”, 主张苏联在

美国入侵古巴后“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应允许造成帝国主义者首先向苏

联进行原子突击的条件”, ② 意即要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28

日 ,他提出要美国撤出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等 5 项要求 ,试图阻挠苏美妥

协。赫鲁晓夫没有接受古巴的意见 ,派米高扬等人进行劝解和安抚 ,同

时也做出一些让步。卡斯特罗不同意在古巴领土领海上进行实地检

查。赫鲁晓夫默认了 ,并同美国达成协议 ,在公海进行对苏联撤走武器

的核查。11 月 21 日 ,美国宣布取消封锁。随后 ,苏联也解除了对武装

力量的动员令。一度把世界推到核战争边缘的危机最终在明智的让步

妥协下结束了。

加勒比海危机使赫鲁晓夫亲身感受到核战争的现实可能性 ,而且

一旦战争发生 ,苏美将是最大受害者。由此 ,赫鲁晓夫意识到对美的核

威胁核讹诈必须有限度 ,不能向美国的核心利益挑战 ,不能采取可能导

致直接军事冲突的行动 , 不能把核武器交给第三者。赫鲁晓夫抓住危

机后苏美都想采取措施避免核战争的时机 , 加快调整同美国的关系。

①

② 《卡斯特罗致赫鲁晓夫的信 (1962 年 10 月 26 日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 29 卷 , 第

124 页。

《赫鲁晓夫回忆录》, 第 7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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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武 器 与 赫 鲁 晓 夫 的 对 美 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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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加强同美国总统的沟通 ,于 1963 年 4 月同美国达成协议 , 在克里姆

林宫和白宫之间建立“热线”,以便两国领导人能及时了解对方的意图

与要求 ,避免误解和偶然事件引发战争 , 探讨可能的妥协。8 月 , 又签

订了部分核禁试条约。可以说 , 加勒比海危机之后 , 赫鲁晓夫的对美

“和平共处”政策进入一个新阶段: 虽然苏联仍以核武器为后盾同美国

较量 ,但不再采取类似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那样的严重对抗行动;虽然

两国的核竞赛核威胁继续进行 ,但也破天荒地开始了核军控核裁军的

实质进程。

总之 ,赫鲁晓夫积极认识和利用核武器出现后的新形势 ,不断调整

对美政策。他虽然没有放弃最终战胜美国的目标 , 但在具体做法上则

从全面对抗转到对话协商 ,“和平共处”;从无限制地进行核威胁核讹诈

转到降低对抗烈度 , 寻求和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 ,寻求和维护两国的某

些共同利益。赫鲁晓夫的这些调整使苏联在维护提高本国的国际地

位 ,缓和苏美冷战对峙的紧张形势 , 防止两国交战等方面取得积极成

果。但他夸大甚至迷信核武器 ,忽视贬低其他力量 , 在对美政策中更不

乏讹诈冒险和争霸因素 ,造成不良的影响和后果。

赫鲁晓夫对核武器的这种既有正确也有错误的认识和利用 ,再加

上他的鲁莽作风 ,使对美关系的调整出现大的起伏曲折。他力主缓和

苏美紧张形势 ,却又把两国推向核大战的边缘 ,一路跌跌撞撞地把两国

引向共同遵守核游戏规则的“和平共处”,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

(徐天新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136

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类型

何 顺 果

^ 【内容提要】 本文借鉴“主导文化”论 ,在探讨资本主义起源

的历史类型时 ,不仅看资本、劳动力、技术的来源 ,还要看这些要素

运作的历史条件 ;认为西欧以外的资本主义并非均是“非原生型”

的 ,而产生于“自由殖民地”的资本主义虽然最初是“派生的”,但却

在新大陆获得了“再生”;也不能夸大西欧“原生型”资本主义的“内

源性”,因为在资本主义起源时占主导地位的是商业资本 ,而商业

资本无论从来源还是从性质来说都是开放性的。

和任何事物一样 ,资本主义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但为了比较和研

究起见 ,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纳为若干类型。既然要进行归类 ,不免要确

定一些原则或标准 ,以便找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然而 ,一旦

涉及“标准”这样的问题 ,就不可避免地使你陷入麻烦 ,因为“标准”的确

定会涉及研究者的理念和方法 ,而各人的理念和方法往往是不同的 ,有

时甚至千差万别 ,又不能强求一律。但我们又不能没有标准。

笔者以为 ,讨论资本主义的历史类型主要应看其资本、劳力和技术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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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资 本 主 义 起 源 的 历 史 类 型

137

的来源及其运作的历史条件 ,其核心是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和特

点。我们为何要以此作为划分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类型的标准呢 ? 因

为我们这里研究的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类型”, 而不是资本主义发

展的历史类型 ,资本主义产生以后的发展过程中 , 资本、劳力和技术的

来源一般来说是多元的、开放的、复杂的 , 而资本主义在起源时相对来

说比较单纯 ,但也因而比较典型 ,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所在的社会历史

环境和条件的规定和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 ,所谓“资本主义起源的历

史类型”,就是处于萌芽和产生过程中的资本进行原始积累和运作的社

会历史过程及其方式和特点。

英国学者戴维·柯茨提出的“主导文化论”于我们的讨论不无参考

价值。在他看来 , 文化是经济成就的决定性因素 , 只要它们和社会阶

级、制度结构融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资本主义模式的选择 ,

其实际意义等价于主导文化的选择”。① 不过 ,他把“文化”仅仅定义为

“长期存在的一整套价值和习惯”② 可能又太狭窄了些 ,似还应加上与

之有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社会组织架构 ,否则“文化”在经济活动中

就不可能真正发挥“主导”作用或有效作用 , 当然也就谈不上他所说的

与社会阶级和制度结构的“融合”问题。换言之 ,我们在谈到资本主义

起源的历史类型的划分时 , 还须着眼于与之有关的社会组织架构及其

制度安排 ,看他们是如何规定和制约资本的运作的 ,又有什么特点。

如果要对全球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资料进行全面的检索 , 比

较容易辨别和确认的无疑还是西欧 ,因为这里的资本主义产生最早 ,而

且发育比较健全 ,堪称“经典”。第一 ,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孕育比世界其

他地方至少早两三百年 , 早在 14、15 世纪 , 在意大利乃至尼德兰、英格

兰及其他一些地方就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 第二 , 西欧的资本主义萌

芽 ,不仅发生于手工业如纺织工业领域 , 也发生于采矿业和航运业领

域 , 甚至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 , 不是个别现象 , 而是普遍现象;第三 , 几

①

② 同上书 , 第 166—167 页。

〔英〕戴维·柯茨 :《资本主义的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01 年版 , 第 166 页。

138

乎在所有这些地方 , 都出现了一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这就是所

谓“外放加工制度”( putting-out system) , 即由城镇商人将原材料分发给

郊区和乡村农户进行加工 , 然后由商人或其代理人将加工产品搜集起

来运往市场并付给农民工资 , 它把农、工、商联系在一起 ,影响深远; 第

四 , 在西欧大多数国家 ,在进入 16 世纪以后 ,都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

上 ,形成了一种更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工场手工业 ,这是一

种相对集中的生产组织形式 ,大批工人在一个资本家指挥下分工合作 ,

生产同一种或多种工业产品用于出售 ,这时的资本家一般不再兼作劳

动者 ,而集中于管理和指挥 , 而工人一般也不再兼事农作而专事工场工

作; 第五 , 16 世纪 ,工场手工业在西欧的普遍建立意义重大: 首先 ,它表

明: 商业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成功; 其次 ,它表

明:一种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已经诞生 ,因为它采用了几乎纯粹的资本主

义生产组织形式。此外 ,它还表明: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变

化 , 否则工场所需要的自由劳动力就得不到持续的补充。总之 ,正如米

歇尔·博德所指出的:在西欧 ,“封建社会几乎刚刚建立 ,它的解体过程

就开始了”,“走向资本主义的‘漫长过程’历时好几个世纪之久 ,是一个

复杂的、相互连接的过程”① ,而这个过程的本质乃是“结构”的转变 , 并

且是在旧的封建社会内部进行的。正因为如此 ,西欧的资本主义是一

种“原生型”的资本主义 ,即“内源型”的资本主义。

然而 ,在西欧最早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和地区中 ,最典型的

还是英格兰 , 而不是意大利。西欧的封建农奴制 , 形成于 7—9 世纪 ,

10—13 世纪达于鼎盛 , 14—16 世纪趋于衰落。推动这种演变的最初动

力 , 来自开始于 7 世纪的边疆拓殖 , 由此造成的粮食剩余支撑了 12 世

纪开始的都市化 ,以及传统的封建经济的商品化 ,而商品化的发展以及

工商业者财富积累的加快 ,导致了旧式的农奴主财富积累的相对迟缓 ,

对货币的渴望迫使农奴主把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折算为货币地租 , 并

① Michel Beaud ,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 1500— 2000 , 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

2001 , pp . 1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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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放松对农奴的人身束缚。以此过程为背景 ,农奴制在法律上的废

除和资本主义在农村的萌芽 ,就在 14和 15 世纪之际几乎同时发生了 ,

这一总的趋势在英国和整个西欧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若对英格兰的

这段历史仔细加以考察 ,就会发现它在许多地方与西欧大陆大为不同:

首先 ,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大多数国家主要发生于工业领域 ,农业领域

也发生但并不十分突出 ,而英格兰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几乎是与工

业领域同时发生的 , 在 1381 年和 1489 年就有了“资本家租地农场主的

先驱”。① 其次 ,在英格兰 ,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似乎比西欧任

何其他国家来得都快 ,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乡村工业”的发达 ,它在 15、

16 世纪就已经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在西欧任何其他国家 , 乡村工

业都没有像英国那样达到“民族工业”的规模和程度 , 只有尼德兰与英

国的情况比较接近。第三 ,英国“乡村工业”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后果 :首

先是它对原料———羊毛的巨大需求从 15 世纪后期起在英国乡村引发

了日益扩大的“圈地运动”,以便在圈地之上建立养羊的牧场 ,进而促成

了英国租地农场主的形成; 而养羊业商品化的发展反过来突显出乡村

工业在技术上和规模上的落后 ,从而引发了纺织技术的变革和生产组

织形式的改变 ,这就导致了珍妮机等机器的发明和工厂制度的建立 ,揭

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这样 ,资本主义就在英格兰造成了一个全方

位的持续发展的势头 ,波澜壮阔的“乡村工业”成为城乡资本结合的集

中表现 ,成为 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不可或缺的前提和条件 ,而具备了

“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的性质。②它表明: 英国的资本主义从

萌芽到产生的动力都是来自这个封建社会内部 ,因而确是“原生型”的。

英格兰以外的西欧各国 , 虽然在农业领域中也或快或慢地发生着

①

② 这是美国学者富兰克林·孟德尔斯在 1972 年提出的一个概念 , 借以判断“工业化”以

前的“工业化”的性质及其与 18 世纪开始的“工业化”的联系。参见 F . Mendels ,“Pro-

to-Industrialization : The First Phase of Industr ial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

32( 1972 ) , p . 241 .

参见张云鹤 :“关于地理大发现以前英国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两个问题”, 吴于廑 :

《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 武汉大学出版社 , 1985 年版 ,第 132—148 页。

140

变化 ,不排除在农业领域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 ,但大多没有达

到英国那样深刻的程度 ,因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要弱得多。

以意大利为例 ,其农业在中世纪后期有过明显的商品化 ,波河流域的稻

米、西西里岛的食糖、阿布鲁齐的藏红花、坎伯尼亚的牛肉 ,在国内外均

有不错的销量。但 14—16 世纪在意大利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 , 其动力

主要来自过境贸易所积累的资本 ,因此 ,虽然在一些内陆城镇如佛罗伦

萨等也产生了萌芽 ,但萌芽主要还是产生于沿海城镇 ,如威尼斯、热那

亚等。1453 年 ,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夺取而引发航路大转移

后 ,随着城市资本向农村大规模转移及资本贵族化趋势的加强 ,农村土

地及农民便被置于高利贷实物地租形式的支配之下 , 资本主义发展终

究受挫于意大利城乡而中断。在开拓新市场方面 , 西班牙既是意大利

事业的继承者 ,又是意大利事业的发展者 , 它的纺织业和城市发展在

16 世纪都有过自己的辉煌经历 ,其手工业产品如纺织品至少在 1540 年

代之前是新西班牙殖民地的主要输入品。① 但即使在其殖民地扩张的

巅峰时期 ,在西班牙掌权的也主要是贵族势力 , 由于他们的影响 ,专制

王室得以制定谷物的最高限价 , 颁布有利于“羊主团”的一系列土地法

令② ,从而既有效阻止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 ,也阻碍了农业改革的任

何可能。粮食生产无利可图 ,也就阻碍了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萌芽 ,当

时西班牙大多数农业雇工 ,只能以按日计酬的雇工身份出现。尼德兰

是当时西欧的先进地区 ,其资本主义在起步时期堪与英格兰比肩 ,毛纺

织业曾获得相当充分发展 ,但由于尼德兰疆域狭小而无纵深发展空间 ,

资本的投入主要是在海上航运领域。由于该国财政主要依靠税收和贷

款 ,且税收和贷款又主要通过贸易和城市消费筹措 , 而不是像其他许多

①

② 例如 ,西班牙国王于 1501 年宣布 : 牧人协会的成员只要付极低的原始租金 , 就可永久

地在他们放牧过的任何地方牧羊 ; 1633 年 , 国王又颁令 , 将 1590 年以来变为耕地的

牧场休耕植草。参见罗伯特·杜普莱西斯 :《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 辽

宁教育出版社 , 2001 年版 , 第 68 页。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 :《剑桥拉丁美洲史》第 1 卷 , 经济管理出版社 , 1995 年版 , 第

3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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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那样由乡村农户承担 , 这使尼德兰小农得以免除过重负担而陷于

破产。城市资本在 16世纪虽然一度大量流向土地 ,但那不是投资于经

营而是用于海滩造地 , 因而并未成为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的动力。

所以 ,与较早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意大利一样 ,西欧大多数国家和地

区并没有发生像英格兰那样深刻的土地革命 ,即使发生 ,在程度上也不

若英格兰。换言之 ,西欧大陆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

受了英格兰的影响 ,说整个西欧的资本主义都是“原生型”的 ,其实是要

打折扣的。

同时也不能夸大西欧资本主义的“内源性”, 以致把这种“内源性”

绝对化。因为在资本主义起源阶段 , 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在各地都是

商业资本 ,而商业资本无论从来源还是从性质来说都是开放性的。伊

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建立和论证其“现代世界体系”的时候提出过一个

“世界经济”(world economy)概念 ,并把它视为“现代世界体系”存在和发

展的基本“单元”。在他看来 ,这种“世界经济”在 16 世纪就已经在欧洲

存在了。从资本主义起源研究的角度看 , 沃勒斯坦的这个“世界经济”

概念意味着什么呢 ? 笔者以为 ,它意味着资本或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

是开放性的 ,其产生和发展不可能完全是“内源性”的。因为这种所谓

“世界经济”的存在既然还仅限于欧洲 (甚至西欧、南欧 ) ,那么它就不会

是就其空间而言的 ,而是就其性质而言的。① 这种“开放性”可以从三

个方面得到证明: (1)在西欧资本主义起源时期 ,对整个经济起决定作

用的是“重商主义”; (2)“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寻求对外贸易的“贸

易顺差”,即少买多卖; (3 )“少买多卖”一方以对方的“多买少卖”为条

件 ,但都离不开物资和商品的国际流通 , 因而这种贸易必须建立在资

本、劳动力和技术的国际分工的基础之上。以英国的资本主义起源为

例 ,对其资本主义起源起了关键作用的是 15—16 世纪“乡村工业”的兴

起 ,而为这种“乡村工业”兴起提供动力的是来自伦敦及其他城镇的商

① C . E . 布莱克认为 :“现代性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全球性的。”见 C . E . 布莱克 :《现代化

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 1989 年版 ,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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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本 ,而这些商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商人在

参与西北欧与地中海的大西洋沿岸贸易中积累起来的。这些商人用从

中赚来的钱 ,先是扶持和壮大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城镇手工业 ,然后又购

买了原料分发给乡村农户去纺织 , 再将其成品搜集起来到市场上去出

售并发给农民工资 , 不仅将资本活动从城镇扩大到农村 ,而且由此开创

了所谓“外放加工制度”。从中不难看出 , 即使是在最具典型意义的英

格兰 ,其资本主义起源也不能说完全是“内源性”的。

那么 ,西欧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其资本主义起源是否均是“非原生

型”的呢 ? 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两种情况必须加以区别 :一是以美国为代

表的“新大陆”,包括北美洲、南美洲和以澳大利亚为主体的大洋洲。它

们远离旧大陆传统文明 ,特别是西欧核心文明地带 , 在世界被卷入资本

主义文明之时 ,其大多数地方还处于原始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 ,只有少

数地方跨入了奴隶制文明的门栏 , 不可能靠自身力量催生出资本主义

萌芽 ,那里的资本主义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殖民国家“引进”的 ,

因而肯定是“非原生型”的;二是以亚欧核心文明地带为主的旧世界 ,包

括亚洲、东欧和非洲广大地区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后来虽然被西欧

发达国家超越 ,但这里曾孕育了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

国以及大批稍晚但同样璀璨无比的文明小国 ,虽然其中大多数古文明

都出现了挫折 ,但中华文明的血脉却从未中断 ,而延续至今。“新大陆”

的情况比较特殊 ,也不能代表“西欧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故暂且

留待后文去讨论 ,此处先讨论东方传统文明社会。与新大陆不同 ,旧世

界在先后遭受西方殖民列强入侵之前 ,有过绵延达几千年的文明积淀

与经济发展 ,其中作为资本主义产生前提的商品经济可说是源远流长 ,

完全有可能依靠自身力量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幼芽。例如 , 在奥斯曼土

耳其帝国 ,在东西贸易交汇之地布尔萨 ,在 1586 年的毛织业作坊中 ,一

家最大的作坊主拥有织机 60 台 ,已采用从市场上招聘劳工并按市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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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支付“工资”的生产方式 ,尽管这类作坊同时还使用“奴隶”劳工① ; 又

如 , 在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后期 , 在纺织业中已开始有包买主给“专门从

事商品生产的纺纱者”预付现金 ,在纳拉萨普尔的造船业中出现了雇佣

上百名工人的“承包人”,一些私营缫丝厂的厂主还是在孟加拉做丝绸

生意的亚美尼亚人② ; 再如 ,在明、清之际的中国 , 以北京、南京、徽州为

中心的商业网商路不下 200 条 , 苏州丝织业中“以机杼起家”、“室至数

万金”的某些作坊主雇佣着数十名雇工 ,这些雇工专以出卖自己的劳动

力为生 ,“计日受值”③ ;还有 ,在日本国 ,在江户时代中期 ,已以大阪、江

户和京都为中心形成全国性商品市场 ,与此同时 ,以剩余产品价值为基

础的“农村工业”也开始兴起 ,首先在缫丝业中孕育出包买商制家内工

业生产形式 ,进而在丝织和棉织业中也出现了向小规模集中作坊发展

的趋势④ ,日本以“前贷制”为标志的生产形式类似于西欧的“外放加工

制度”。而这些资本主义萌芽形态 ,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大举入侵这些

国家之前发生的 ,因而也主要是以它们内在的力量发展起来的 ,也应视

作“原生型”或“内源型”的东西 , 并非只有西欧的资本主义才是“原生

型”的。有人否认西欧以外传统农业文明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 ,

并不符合国际学术界已经揭示的历史事实。安东诺娃等苏联史家 , 在

他们写的第一部《印度近代史》这部通史中 , 在对莫卧儿帝国后期的社

会经济发展做了系统考察后 ,写道:“根据上面所引的资料可以断定 ,到

18世纪中期 , 在印度某些地方的几种手工业生产中 , 出现了资本主义

类型的合作组织。”⑤ 莫卧儿帝国乃伊斯兰化的蒙古人所建 , 相对而

言 ,其社会经济发展是比较落后的 ,而有着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和商品

经济的中国 ,以及其他东方文明古国为什么不能有资本主义萌芽呢 ?

①

②

③

④

⑤ 〔苏〕安东诺娃等主编 :《印度近代史》, 第 43 页。

〔日〕参严立贤 :《日本资本主义形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5 年版 , 第 216—

217 页。

参见拙文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新论”,《北京大学学报》, 1998 年第 3 期。

〔苏〕安东诺娃等主编 :《印度近代史》, 三联书店 , 1978 年版 , 第 34—43 页。

H .Inalcik ,“Capital Forma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 V . 29 ,

No . 1 ( 1969) .

144

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否认东方国家曾经有过资本主义萌芽 ,认为

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都是“外源型”的和“非原生型”的 ,有着强烈的“西

欧中心论”的色彩 ,无论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应该说 ,

至少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前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国家和地区 ,其资

本主义既非完全是“原生型”的也非完全是“外源型”的 ,而是兼而有之

的“混合型”,其中分量孰重孰轻 , 要视国家主权保持的程度而定。当

然 ,东方国家仅有的资本主义萌芽比西欧至少要晚二三百年 ,其发展水

准又不若西欧那么成熟和完善 ,且在西方列强入侵后面临夭折的危险 ,

这些国家真正的资本主义几乎都是在此后才发展起来的。因此 ,我们

在研究东方传统文明社会资本主义起源及模式时 , 不能不考虑以下三

个因素: (1)是要看这些考察对象在西方入侵前是否发生了资本主义萌

芽; (2)是要看西方资本的入侵对当地发生了何种影响; (3)是要看当地

政府和社会对外来资本的挑战做何反应。据此 ,我们可以将西欧以外

的传统文明社会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情况划分为三大类: 一类是在

西方入侵中完全被占领的殖民地 ,如印度、朝鲜及中国的台湾; 另一类

是在西方入侵中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 ,中国是其中的代表;还有一类是

在西方挑战面前维护了主权独立的国家 ,如日本、俄国等 , 可能还要包

括普鲁士—德意志。

首先来看第一类国家。这类国家有 100 多个 , 而且其社会历史背

景特别复杂 ,“印度也许是 [其中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① 莫卧儿曾是

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帝国 ,虽然从 1605 年起荷兰、英国、法国殖民势力先

后侵入 , 1600 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逐步拥有了包括立法、行政、

司法和军事等方面的广泛特权 , 但其早期活动还是商业贸易为主。该

公司对印度的征服始于 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 ,止于 1849年对旁遮普的

兼并 ,前后用了近 100 年时间 ,其间 , 1773 年和 1784 年英国议会通过的

两个《东印度公司法》意义重大 ,它不仅把公司董事会变成了英属印度

的中央政府 ,而且通过设立议会监督局建立了英国议会对英属印度的

① C . E . 布莱克 :《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 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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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统治 ,这为以后由英王直接统治印度开辟了道路。这一背景决定

了印度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只能主要以外国即英国为动力 , 因为从

1757年以后英国殖民地势力逐渐“主导”了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这

是不是事实呢 ? 第一 ,人们虽然可以在莫卧儿帝国内找到资本主义萌

芽的迹象 ,但那时的“萌芽”主要发生于纺织业、造船业和采矿业等领

域 ,并未涉及与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的农业领域 ,因而并未能

茁壮地成长而形成连续的发展进程 , 还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第二 ,在印

度 ,莫卧儿帝国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 ,大部分耕地以札吉尔形式按军阶

等级分封给曼沙布达尔① 领有 , 其他地方小王公、土地税征收人和包

税商人 ,也只是被称为“柴明达尔”的土地持有人 ,而为资本主义发展奠

定基础的、确立近代土地私有制的改革 ,则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进行

的。该商业公司在 1687 年和 1726 年获得对印度的统治权后 , 在 1793

年将原以村社为基础的“地税合一”的“札吉尔—柴明达尔”土地制度改

为固定赋额制 , 1833 年又承认地主和农民自由处理其土地的权利并按

土质好坏确定税额 , 从而将以往的自给自足农业转变为开放的农业 ,成

为印度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 ;第三 , 在印度 ,原初的资本主义萌芽

刚产生就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摧残 , 并未能持续发展到成熟的工场手

工业阶段 ,而最早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则是由英国人或西方人投资建

立的。据记载 ,轧棉机引进于 1794 年 ,蒸汽机引进于 1814 年 ,第一家外

资工厂建立于 1817 年 , 1830 年以后英资企业 ,已遍及轧花、棉纺、麻纺、

钢铁、运输等行业 ,到 18和 19 世纪之交 ,英资企业已在印度深深扎根 ,

并成为印度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成分; 第四 ,在此间 , 大约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 ,印度的民族资本开始兴起 , 其中仅棉纺织企业就

从 1886年的 95 个增加到 1913 年的 264 个。但这些民族企业与英资关

系也很密切:一是许多民族企业的创办人曾是英国商馆的掮客或英国

在印度所设税卡的官吏;二是这些企业所使用的技术一般也是先后从

英国引进或仿制的。林承节教授认为 ,当时的许多印度商人本来就“兼

① 曼沙布达尔 ,即具有军阶的人。

146

具买办商人和民族商人双重身份”, ① 带有强烈的殖民地色彩。由此

可见 ,在像印度这样的殖民地 ,不仅资本主义的正式诞生是在西方入侵

之后 ,其动力也主要是来自外资而非内资 ,外国资本和技术乃是其发展

的重要条件。所谓“外铄论”,可视为这一模式的概括 ,但是一个不太准

确的概括。因为正如 C . E . 布莱克所指出的 ,“殖民主义的利处一般仅

仅影响社会的有限方面并局限于发展的早期 ,从长远来看 ,它带来了根

本性质方面的缺陷。”②

但以中国为代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 ,其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

程与印度模式有所不同 ,甚至大为不同 :第一 , 早在明、清之际 , 中国特

别是江浙地区就已有资本主义萌芽 ,这是因为中国不仅是一个大国 ,且

有几千年的文明积淀 ,自宋代以来国内市场的网络一直在不断扩大 ,自

元代以来东南沿海的工商业及对外交往相当频繁 ;第二 ,这种“萌芽”比

起莫卧儿帝国来还要强劲 ,不仅发生于江浙地区的丝织业 ,也发生于广

东及内地许多地区的采矿、炼铁及其他行业 ,且其资本均来自这些企业

自身的长期积累 ,其产品特别是丝织品通过海上及陆上“丝绸之路”远

销海外 ,特别是欧洲市场; 第三 ,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 , 在经历 1840 年

鸦片战争的巨大创伤之后 , 也并没有完全被外国资本的入侵所打断。

据这方面的专家考证: 在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 16 个传统行业中 , 除 5

个被外资入侵所摧毁之外 ,其余都在战后生存下来并获得发展 ,在一些

行业还升级为工场手工业 , 甚至采用了类似西欧“外放加工制度”的“包

买商”经营方式 ,这在印度也不曾发生③ ;第四 , 鸦片战争后 , 为应对西

方入侵而兴起的“洋务运动”第一次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的近代科学技

术 ,先后兴办了“安庆内军械所”、“马尾船政局”以及金陵、天津、山东、

兰州等机器局 ,不仅在时间上和规模上不落后于其他后发国家 ,而且其

①

②

③ 吴承明写道 :“36 个传统行业中 , 在鸦片战争前 , 有 20 个还没有资本主义萌芽。鸦片

战争后 , 除有 5 个被摧毁外 , 都逐渐出现了工场手工业 , 有的出现包买主。”见《中国

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85 年版 , 第 180 页。

C . E . 布莱克 : 前引书 , 第 94 页。

林承节 :《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4 年版 , 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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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人材也主要来自于本国 , 所以在以后得以比较顺利地由“官办”

转为“官督商办”。这里有一个问题 :如何看待“洋务”的性质 ? 笔者以

为 ,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这些“洋务”的创办人 ,一般来自清政府官僚 ,

而不若印度的“买办商人”;二是创办“洋务”的经费 ,很大一部分是来自

各级政府拨款或变相的政府拨款。① 因此 ,“企业可否扩大不是根据生

产上的需要 ,而是根据清朝政府的财政情况来决定的”, ② 很难说它是

资本主义的。但这类“洋务”企业在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况下 , 或者因经

营不善而走向破产 ,或者在“官督商办”名义下改弦更张 ,总的来看是趋

向民营化或商业化。可见 ,不能简单地把“洋务运动”与“民族资本”对

立起来;第五 , 1894 年甲午战争后 , 外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 , 许多洋务

企业特别是铁路业主要靠外国借款 ,但此间中国民营企业也进入了“黄

金时代”,到 1920 年 ,中国民族资本已增至 5 .80 亿元 , 约等于当时官僚

资本的 87% ;而此时非近代工业的手工业总产值则达 42 .61 亿元 ,其中

资本主义手工业约占全国手工业总产值的 30% ,此数字比当时中外近

代化工厂的全部产值还大 40%。③ 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资本

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虽然不能摆脱东方传统文明社会“混合式”发展的

大框架 ,但其线索并未因帝国主义的入侵而中断 ,因而主要还是靠自身

的资本积累作动力的 ,这与印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这既是中国资

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 ,因为相对而言 , 中

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超前而清政府的政治改革滞后 , 主要靠自身进行原

始积累的中国民族资本 ,很难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社会环境 ,而不得不

艰难地爬行。笔者称之为“先天不足”。

日本的情况 ,不仅与印度的情况不同 ,也与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它不是中国那样的半殖民地 ,更不若印度沦为殖民地 ,却在西方挑战面

①

②

③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 :《中国 资本主义发 展史》, 第 2 卷 , 人民 出版社 , 1990 年 版 , 第

14—15 页。

〔日〕依田熹家 :《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 上海远东出版社 , 2004 年版 ,第 47 页。

参见张国辉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79 年版 , 第 388—

408 页附录一。

148

前维持完整的主权地位;进而通过自身的改革走上了西式资本主义发

展道路 ,实现了所谓“脱亚入欧”。是的 ,日本本是一个典型的亚细亚社

会 ,因为它从立国之始就全方位引进中华帝国的典章制度和文化 ,包括

模仿和引进中国古代的某些礼制 ,有人考证甚至“天皇”这一称号也源

于中国的“天子”概念 ,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模式 , 被日本自己的学者

视为“全面摄取型”① ,而中国采取的则是“部分摄取”的方式。日本在

立国之时 ,中华文明已进入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秦汉时期 , 被纳入

“华夷体制”的日本向当时先进的中国学习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日

本为何要“脱亚入欧”? 又如何能实现“脱亚入欧”? 是什么原因成就了

亚洲的这一“例外”? 其实 ,日本虽然对中国文化采取了“全面摄取”的

态度 ,但日本的“天皇制”似乎从未达到中国秦汉那样高度集权的地步 ,

在江户时代还出现了由“幕府”掌握国家实权 , 而“天皇”被完全架空的

情况。结果 ,幕府为了控制各地大名 ,不得不采取“参觐交代”、“太�检

地”和《刀狩令》等举措 , 反而促成了兵、农的分离、土地的垦殖、农业的

商品化及中心城市的兴起。据统计 , 在 1600 年以后的百多年间 , 日本

农业的年增长率已达 0 .7%。于是粮食就可以有剩余 , 有剩余就可以

在市场上交易。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以大阪、江户和京都为中心的全国

性市场 ,就不仅为农产品的交易 , 也为农工产品乃至海内外物品的交

易 ,搭建了平台 ,提供了机会。这样 , 日本在东亚就继中国之后 , 于 18

世纪中叶也依靠自身的力量和条件孕育了资本主义的幼芽 , 而在棉纺

织业中出现的以“前贷制”为标志的生产组织方式 ,就是一个例子。自

1543 年葡萄牙人带着“火枪”来到种子岛以后 , 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

人怀着不同目的来到日本 , 他们在日本除开馆、贩奴、胡闹之外 ,所做的

一件大事就是每年向幕府提交一份名为《风说书》的关于世界形势的报

告 , 而 1846 年和 1853 年姗姗迟来的美国人毕德尔·佩里 ,却以炮舰相要

挟 ,于 1854年迫使日本接受了《日美神奈川条约》, 日本由此也面临中

国、印度的命运。为此 ,日本也出现过“攘夷论”,也驱逐过传教士 ,也颁

① 〔日〕依田熹家 : 前引书 , 第 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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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过“锁国令”,但对外来文化采取“全面摄取型”的态度、方式和传统 ,

却再次使日本成功面对挑战 ,以致改变了日本命运。于是 ,在日本 , 先

后兴起了蛮学、兰学和西学热 , 建立了各种学问所和近代学校 , 创办制

铁所并引进了蒸汽机等近代机械 , 也有了类似中国的“洋务”企业。更

重要的是借鉴西方已经形成的宪政体制和观念 ,并在美国迫使日本“开

港”后 ,以资产阶级化的、转变了地位和角色的中下级武士为领导和动

力 ,发动了以确立立宪政治和废藩置县为主要内容的“明治维新”。

1868 年 3月 ,睦仁天皇颁布的《五条誓文》: (1) 广兴会议 , 万机决于公

论; (2)上下一心 ,盛行经论 ; (3)官武一途延至庶民 ,各遂其志 ; (4)破除

旧来之陋习 ,秉天地之公道; (5)求知识于世界以振皇基 ,俨然是日本避

免殖民地命运、争取“脱亚入欧”的宣言和纲领 ,在以后的实践中逐一予

以落实、改进、发展: 1868 年 4 月公布《政体书》,在中央实行美式“三权

分立”,第二年改“议政宫”为“公议所”,议员由各藩推举;1869年先是完

成“版籍奉还”,进而在 1871 年“废藩置县”; 1872 年和 1873 年 , 先是解

除田地永久买卖禁令 , 后又通过地租改革条例 , 等等。在产业政策方

面 ,更是在 1880 年制定《抛售官有工厂概则》, 当中国的洋务还继续处

于官僚操控之下的时候 ,日本的官营洋务企业却迅速实现了民营 ,一举

实现了产业振兴。这样 ,在明治以前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 ,就跨越了工

场手工业阶段 ,而直接确立了大机器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起源和发

展方面 ,日本所塑造的这种“脱亚入欧”模式 ,只有俄国甚至以普鲁士为

中心的德国可以与之相比:它们都是充分利用主权国家的力量通过“改

革”来完成的 , 只不过“它们所取得的成就的相似之处 [以往 ]几乎被忽

视了”。① 而中华帝国 ,虽然始终存在一个中央政权 , 但由于未能产生

出一个新兴阶级力量 ,几乎所有改革包括“戊戌变法”那样的改革都未

成功 ,资本主义的幼芽亦难以成长为参天大树。

上面 ,我们以日本、中国和印度为典型 ,分别探讨了西欧以外传统

农业社会中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不同路径和模式。这批国家和社会

① C . E . 布莱克 :《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 , 1984 年 , 第 16—17 页。

150

的数目是那样多 ,它们发展的进程和水准又是那样参差不齐 ,以致每一

大类型中都可以区分出许多小类型来 ,详细地进一步对它们做探讨 ,是

本文难以完成的任务 ,只能在此打住。现在 ,我们回过头来看美洲和大

洋洲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情况。我们把大洋洲和美洲一起来探讨 ,

首先是因为在我看来 ,大洋洲属于广义上的“新大陆”,它们在很长一个

时期内都不为旧大陆的人们所了解 ,都是 1492 年以后才逐步被欧洲的

探险家发现的 ,大洋洲的许多岛屿被发现的时间更晚 , 直至 1605 年才

有一个叫詹森的荷兰人见到澳大利亚东北一角;其次 ,还因为大洋洲的

主体澳大利亚不仅是原来的英属海外殖民地 ,而且同是我们所说的广

义上的“新大陆”的发达国家 , 其历史与经验同样值得关注; 第三 ,这些

“新大陆”上的殖民地 ,在 1775 年至 1830 年间先后发生独立运动 ,摆脱

欧洲的殖民统治 ,澳大利亚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也演变成主权国

家 ,尽管它至今仍留在英联邦之内 , 但其政治、经济 体制更接近于美

国 ,而不是英国。“新大陆”上的这些国家 ,在历史上被称为英国及西欧

的“衍生国”① ,其资本主义一般被认为是从欧洲 (主要是西欧 )“派生”

而来 ,因“派生”在语义上本是指它是“原生的部分”, 有人便进而断言

“新大陆”上的资本主义 ,至少在北美、澳大利亚的资本主义是“原生型”

的。但:第一 ,“新大陆”的殖民背景非常复杂 ,卷入殖民活动的国家在

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进程很不一样 , 当英国资本主义开始深入农业领

域并在 1640 年开始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 , 葡萄牙、西班牙还处于君主

专制王朝的统治下 ,而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国家的经济领域也相当薄

弱;第二 ,这些国家在殖民地推行的政策 ,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都由王室

甚至国王直接操控 ,但英王对殖民地的管理比较放手而赋予殖民当局

以实际的“治理权”, 而葡、西王室则几乎对殖民地实行直接控制而形成

一套近乎专制的殖民体制。因此 ,我们在探讨“新大陆”资本主义起源

和发展模式时 ,应当把前英属殖民地与伊比利亚国家的殖民地区别开

来。

① 〔英〕安格斯·麦迪森 :《世界经济千年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3 年版 ,第 32 页。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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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何顺果

关 于 资 本 主 义 起 源 的 历 史 类 型

151

英国在“新大陆”的殖民地主要有三个 :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加拿大起源于法属殖民地魁北克 , 1763 年被英军夺取并纳入英属北美

殖民地。1776 年其中 13 个英属北美殖民地① 宣布脱离英帝国而独

立 ,并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 而加拿大地区陆续建立的 4 个殖民地② ,

则在 1867 年组成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加拿大自治领 ,但仍留在英帝

国体系内。澳大利亚从 1788 年起 , 成为英国犯民流放地 , 后自由移民

逐渐增多并形成除新南威尔士以外的 5 大块各自独立的殖民地③ , 直

到 1900 年才成立统一的澳大利亚联邦 , 1931 年才拥有独立国家的地

位。④ 这几个国家 ,原都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 , 由于当地土著落后、人

烟稀少 ,大部分是尚未开拓的处女地 ,人口主要由来自英国和欧陆的自

由移民构成 ,故称为“自由殖民地”(free colonies)。⑤ 说这些殖民地及在

此基础上建立起的国家 ,其资本主义是由英国和西欧“派生”出来的并

非毫无道理 ,因为这些“自由殖民地”最初大都是由来自母国的“特许公

司”,即商业公司或个体商人建立的。例如 , 对美国的开发起了奠基作

用的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两殖民地就是 1607 年和 1630 年由伦敦公司

和马萨诸塞湾公司分别建立的。澳大利亚由于最初是犯民流放地 , 英

国政府自然在早期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 , 但后来亦有许多个体商人和

公司参与其中 ,同样打上了“重商主义”的浓重色彩。但“派生”并不完

全等于“原生”,因为它原本只是“原生”的一部分 , 甚至是很小的一部

分 ,而且这种“派生”的资本主义后来在殖民地拓殖的过程中发生了很

大变化 ,以至于“原生”的和“派生”的资本主义均出现了很大的变异 ;更

重要的是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真正的资本主义 , 可以说都是在殖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这样解释“自由殖民地”这一概念 :“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殖民地 , 即自由移民开

拓的处女地。”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 ,第 833 页注 253。

参阅何顺果主编 :《比较开放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2002 年。

这五个殖民地是 : 范·迪门地区、西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马士兰、维多利亚等殖民

地。

这四个殖民地是 :上加拿大、下加拿大、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

这 13 个英属北美殖民地是 : 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纽约、新泽西、德拉瓦尔、新罕布什

尔、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乔治亚、康涅狄格和罗得岛。

152

民时代中后期在经过了上百年之后 , 主要以殖民地自身的力量为动力

而兴盛起来的。这里 ,我们且以美国为例对此问题做一番考察和讨论。

如前所述 ,对美国的开拓起了奠基作用的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殖民地 ,

本是分别由伦敦公司和马萨诸塞湾公司建立的。这两个公司虽然都是

英王特许建立并进行活动的 ,但都是美国本地商人合资组建并以赢利

为目的的 ,并希望最终能在殖民活动中获利并按股分红。但这些公司

不是在商业上失败 , 就是成绩欠佳 , 因为它们在殖民活动初期都实行

“土地共耕制”,殖民者作为公司职员对集体劳动、收获归公不感兴趣。

一些不满现状又勇于冒险的人 ,后来在殖民地边远地区开辟“特殊种植

园”,种植现金作物———烟草以企图振兴殖民事业 , 虽然从商业角度来

看 , 相当有利可图 ,但由于主要采用奴隶劳动 ,亦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

资本主义”而已 ,并未完全脱离母国传统经济制度的束缚。英属北美殖

民地资本主义的真正兴起和发展 , 是在总结了上述失败的教训并采取

了以下一系列措施之后才开始的:首先是废除原来实行的“共耕制”,逐

步把公司土地分配给公司职员个人经营 , 然后是在新旧移民中普遍推

行“人头权”制度 ,使之从一开始就是自耕农 , 再后是 1776 年独立革命

前后逐步废除在殖民过程中引进的“代役租”,最后是在邦联时期建立

起一整套有关“公共土地”的政策。这些措施的核心 , 是把多少带有某

些旧大陆封建残余的土地关系改变成可以自由转让、买卖的近代土地

制度 ,使大多数殖民地居民上升为完全独立的自由农民 ,从而使在“新

大陆”上建立起来的移民社会在根本上不同于十七八世纪多少还存在

许多封建制残余的西欧社会 ,“不同于其脱胎而来的社会”。① 这不仅

使北美殖民地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而且使正处于立国过程

中的美利坚合众国具有了超越母国发展的功能和条件。所以 ,在 18 世

纪末 ,在北美殖民地 , 土地集中日益明显 ,商品交易日趋活跃 ,工、农业

相互促进 ,而美国的资本主义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据记载 , 1773 年 ,

马萨诸塞林恩镇的一位名叫 S .赫西 ( Sylvanus Hussey)、拥有一个干果商

① C . E . 布莱克 :《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 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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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何顺果

关 于 资 本 主 义 起 源 的 历 史 类 型

153

店和 12 英亩农场的所有者 ,与一位叫尼姑拉·布朗 (N . Brown)的罗得岛

的卓越商人 ,签订了这样一份实物交易合同 :赫西用 100 双从当地手艺

人中搜集来的鞋子换取布朗的 100 磅进口茶 ,而赫西和其他几位商人

为此则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解决劳力和资金问题 , 并把原材料分发给

周围农村的手工做鞋人。它被美国学者视为“美国第一个外放加工制

度的成功”① ,因为到 1800 年该镇一年已能按此方式生产近 50 万双手

工鞋。如果我们可以把它视为“美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标志 , 那么我们

宁愿把它看成“再生型的资本主义”, 而不是“派生型的资本主义”,更不

是英国式“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即使把美、加、澳等国视作英国的“衍

生国”的安格斯·麦迪森 ,也把在“自由殖民地”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称

为“新式的欧洲社会”。② 这种“再生”过程 , 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均发

生于 19 世纪中叶 ,是在推行类似美国的“公共土地”政策之后。总之 ,

由于“自由土地”开发是全部转变和发展的关键步骤 , 我们可以称这类

殖民地的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模式为“自由殖民地模式”。

但“自由殖民地模式”并不代表所有“新大陆”的发展模式 , 因为拉

丁美洲殖民地不能说是完全自由的。“自由殖民地”这一概念有三个基

本要素 :一是当地人烟稀少、土著落后 , 有大量处女地供殖民者“自由”

占领和拓殖 ;二是在土地关系中 , 殖民者带去的封建制残余很少 ,土地

可以在移民中自由地买卖和转让;三是由于实行类似于美国的“公共土

地”政策或“人头权”制度 ,完全独立的自耕农成为农业中乃至整个移民

社会的主体。在拉丁美洲 ,这种意义上的“自由”,只有第一个要素是存

在的 ,其他两个要素都不具备 ,而这种状况完全是由伊比利亚殖民体系

造成的:首先 ,与英属北美殖民地不一样 ,西班牙、葡萄牙在中南美洲的

殖民活动 ,不是由商业公司和个人发动的 , 而是由王室直接发动的 , 且

他们在发动这场殖民活动时 ,国内尚未出现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 ,两国

①

② 安格斯·麦迪森 :《世界千年经济史》,第 5 页。

James A . Henretta,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Boston) , 1991 , pp . 256-257 .

154

还处于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之下 ,并卷入日益频繁的对外战争 ;第二 ,

伊比利亚国家对中南美洲的征服 ,以掠夺传说中的金、银财富为主要目

标 , 因此 ,殖民地经济是以城市、矿场和庄园为中心组织起来的 ,而且从

一开始就把印第安人作为主要劳动力来使用 ,派往殖民地的人员以军

队为主 ,其核心是贵族及其子弟; 第三 ,由于是以掠夺贵金属为主要目

标 ,采金和采银成为拉丁美洲殖民地主要产业 ,农业及其他种植业长期

处于从属地位 ,这使该殖民地长期忽视普通移民和土地问题的处理 ,致

使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滞后; 第四 ,为了解决和维持殖民地的生存 , 自

然不能不建立一些必要“移民殖民地”,但由于伊比利亚国家君主专制

体制的控制 ,在解决劳动力问题大量采取的印第安人奴隶制、领主式的

劳役分配制、委托监护制和大庄园制 ,而不是自由劳动制为主;第五 ,在

这种情况下 ,在拉美殖民活动初期几乎看不到什么资本主义因素 ,随着

以西欧为中心的大西洋经济体系的形成 , 后来虽然引进了某些资本主

义要素 ,但也只能在封建农奴制的夹缝中生存 , 在甘蔗、烟草、棉花、咖

啡等种植园中 ,带有某种资本主义色彩 ,但也尚未形成气候。总之 , 在

拉丁美洲殖民地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 ,并不存在什么“派生”的资本主

义 ,后来引进了某些资本主义因素也很薄弱。只有在大量处女地可以

“自由”占领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把拉美模式称为“半自由殖民地模式”。

根据以上探讨和分析 ,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 ,

各个国家和社会采取何种模式 ,取决于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

水平 , 更取决于该国和该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制度安排 ,“自由殖民地

模式”最接近甚至有可能超越“原生型”资本主义 ,其次是以日本为代表

的发展模式。各种“类型”之间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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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何顺果

关 于 资 本 主 义 起 源 的 历 史 类 型

155

《史记》校点误例辨正 (之四 )�

张 衍 田

\ 【内容提要】 “君独不见夫朝趣市者乎”句中之“朝趣市”, 中

华书局校点本改为“趣市朝”。本文从四个方面考辨中华本校改之

误。

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史记》, 是今天最为通行的《史记》读本。

它的校点工作 ,受到学人的一致好评。当然 ,个别地方出现误校误点的

情况也在所难免。这里 ,就本人在学习《史记》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校点

问题 ,提出一例与大家讨论。因为既指出其误 , 又辨其所以误 ,所以题

名《〈史记〉校点误例辨正》。

《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 第 2362 页: ^

君独不见夫(朝 )趣市[朝 ]者乎 ? 明旦 ,侧肩争门而入 ;日暮之

后 ,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 ,所期物忘其中。

� 拙文《〈史记〉校点误例辨正》之一、二、三 ,分别载《北大史学》第 3、8、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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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张衍田

︽ 史 记 ︾ 校 点 误 例 辨 正 ︵ 之 四 ︶

157

这段《史》文校点的问题 ,是误校。

孟尝君田文 ,是战国四公子之一 ,齐国田氏王室贵族 ,任齐相 ,位尊

权重。当时盛养士之风 , 孟尝君门下有食客三千余人。但是 , 当齐王

“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 , 遂废孟尝君”之后 ,“诸客见孟尝

君废 ,皆去”,只有门客冯谖守而不去 ,且为孟尝君得复齐相之位而四处

奔走效劳 ,终使齐王“召孟尝君而复其相位”。经此变故 ,孟尝君颇多感

慨。他感到自己一向好客 ,待客不敢有所失 , 门客多至三千余人 ,可是 ,

当自己一旦被免职失势 ,门客却“皆背文而去 ,莫顾文者”, 对此他甚是

愤然。于是 ,冯谖向孟尝君讲述了“物有必至 , 事有固然”的道理。他

说:“生者必有死 ,物之必至也 ;富贵多士 ,贫贱寡友 ,事之固然也。君独

不见夫(朝 )趣市[朝 ]者乎 ? 明旦 ,侧肩争门而入; 日暮之后 , 过市朝者

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 , 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 ,宾客皆去 , 不

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由此可知 ,上引这段《史》文 ,是冯谖拿它作

比喻 ,用来说明“富贵多士 ,贫贱寡友”的道理的。

上引这段用作比喻的《史》文中 ,“朝趣市”的语序向无歧异 ,中华本

为什么将“朝趣市”改为“趣市朝”呢 ? 可能是受了清代学者王引之的影

响。王念孙撰《读书杂志》(二 )引其子王引之说 , 云:“朝趋市 , 当为‘趋

市朝’。朝 , 音潮。下文‘过市朝者’, 即承此文言之。若读‘朝暮’之

‘朝’, 则与下‘明旦’相复矣。”详稽《史》文之意 ,中华本依从王引之说改

“朝趣市”为“趣市朝”,实为误校。何以言之 ? 理由有四 :

(一) 古代市场有门。《说文》:“� ,市外门也。”晋人崔豹《古今注·

都邑》:“� ,市垣也。� ,市门也。”市有墙有门。市既有围墙 ,出入必由

门。趣 ,《说文》:“趣 ,疾也。”清人承培元《广说文答问疏证》:“趣 , 疾走

也。凡言走之疾速者 , 皆以‘趣’为正字。”《史》文“趣”, 有的本子作

“趋”①。《释名·释姿容》:“疾行曰趋。”《诗经·蒶朴》“左右趣之”句毛

传:“趣 , 趋也。”贾谊撰《新书·连语》引这句诗“趣”作“趋”。《广雅·释

① 张文虎撰《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五 :“朝趣市 ,《索隐》本‘趣’,《字类》引同 ,

各本作‘趋’。”由上引《读书杂志》引王引之说可知 , 王引之所据之本即“趣”作“趋”。

158

诂》:“趋 ,疾也。”王念孙撰《广雅疏证》:“‘趋’者 ,《说文》:‘趣 , 疾也。’

《周官》‘县正趋其稼事’,《释文》云:‘趋 ,本又作‘趣’。”可知 ,一则“趣”、

“趋”同音 ,可互通用;二则“趣”、“趋”同义 ,疾行也。过 ,其义人们熟知 ,

此谓经过 ,通过 ,走过。掉 ,《说文》:“掉 ,摇也。”又 :“摇 ,动也。”成语“尾

大不掉”,即用此义。早晨天刚亮 ,人们就抢着冲进市门 ,“侧肩争门”形

象地描摹出人们互相拥挤争着进门的身影和形态。对于天亮之时急于

抢先进入市场的人们 ,用“趣”言之 ,正合时势。等到傍晚时分 ,那些摇

晃着肩膀走过市场的人们 , 连市场到处排列的一个个店铺都懒得 (不

愿 )看一眼 , 只能言“过”, 以“趣”之言显然不妥。市 , 市场 , 交易之所。

市朝 ,《索隐》云:“谓市之行位有如朝列 ,因言市朝耳。”《史》文“市”句是

说人们急促赶往市场 ,“市朝”句是说人们走过市场。赶往市场的人们 ,

是把整个市场作为一个客观实体 , 所以云“趣市”; 走过市场的人们 , 所

过之处 ,到处都是排如朝列的行位 , 所以云“过市朝”。《史》文“趣”言

“市”、“过”言“市朝”,准确地表达了语意 ,那么 ,改“市”为“市朝”的不妥

也就不言自明。

(二 )《史》文自“君独不见”至“不顾”, 是两句话。既为清晰句意层

次 ,又为方便分析考察 ,可以称为两个“者”字句。“君”至“入”为上句 ,言

“朝趣市者”;“日”至“顾”为下句 ,言“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朝趣市者”

是“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是“掉臂而不顾”。将两个

“者”字句区分清楚 ,《史》文的语意明明白白 , 为什么还要将“朝趣市”改

为“趣市朝”呢 ? 推究其由 ,问题可能出在第一个“者”字句的前半句所使

用的反问语气。所问仅为“朝趣市者”, 却被误解为所问包括所有“趣市

朝者”;回答所问 ,仅为“明旦侧肩争门而入”,却被误解为自“明旦”至“不

顾”皆为回答所问的内容。如果我们将表示反问语气的文字“君独不见

⋯⋯乎”删去 ,使其成为直接陈述的语句 ,《史》文即为:“夫朝趣市者 ,明

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 ,掉臂而不顾。”如此 , 语意甚为明

晰 ,将“朝趣市”改为“趣市朝”之误也就显而易见。

(三 ) 两个“者”字句中 , 有三个时间词: 一曰“朝”, 二曰“旦”, 三曰

“暮”。根据文献记载 , 中国上古时期 ,曾使用过一日四时制。《左传》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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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 记 ︾ 校 点 误 例 辨 正 ︵ 之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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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公元年:“君子有四时 ,朝以听政 ,昼以访问 ,夕以修令 ,夜以安身。”一

日四时 ,朝、昼、夕、夜。一日分为四时 , 如何划分呢 ? 郑玄注《尚书大

传》“日之朝”、“日之中”、“日之夕”云:“平旦至食时为日之朝 ,隅中至日

跌为日之中 ,晡时至黄昏为日之夕。”① 郑玄是用东汉使用的一日十二

时等分一日四时。如此等分 ,则上古一日四时与后世所行一日十二时

的对应关系如下图 :

《说文》:“夕 , 莫也。”莫 , 即

“暮”的本字。可知 ,朝指日出前后

一个时段 , 暮指日入前后一个时

段。旦 ,在朝之始 ,日出前 ,是天刚

透亮的时候。朝之时 , 市场上货物

聚集 , 人们由于受到物利的驱使 ,

希望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 在

朝之始的黎明时分 (旦 ) , 便赶往市

场。到了市场门口 ,由于人多而又

互相拥挤 ,只有侧着身子往内挤才有可能抢先挤进市场。到了日落前

后 (暮 ) ,市场上货物散尽 ,人们已无物利可求 ,所以 ,在摇晃着肩膀走过

市场时 ,对市场到处排列的一个个店铺连看都懒得 ( 不愿 ) 看一眼。人

们并不是“好朝而恶暮”,只是因为朝有物利可取 , 暮无物利可求罢了。

这与被比喻的“富贵多士 ,贫贱寡友”的论点正相应和。《史》文用“朝”、

“旦”、“暮”三个时间词 ,表述“朝趣市”与“暮过市”两层意思 ,显然 ,不是

“旦”、“暮”相对 ,而是“朝”、“暮”对举。其实 ,《史》文在“非好朝而恶暮”

句中使用“朝”、“暮”总说两个“者”字句 ,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由

此可知 ,认为“朝趣市”应作“趣市朝”,“朝趣市”之“朝”“若读‘朝暮’之

‘朝’,则与下‘明旦’相复”,倒确是误解了《史》文的语意。

(四) 上引《史》文 ,有三“朝”字。“朝”是多音字 ,常用音有两个: 一

① 《后汉书·五行志》“气之相伤谓之�”句刘昭注引。又 ,《国语·鲁语下》、《淮南子·天

文训》也有关于一日四时制的记载。

160

音 zhāo,一音 cháo。此处三“朝”字 ,依中华本校改前之《史》文 , 第一、第

三“朝”字音 zhāo,义为早晨;第二“朝”字音 cháo,义为朝廷。第一、第三

“朝”字同音 ,《索隐》没有注音; 第二“朝”字另音 , 于是《索隐》加了音注

“朝音潮”以别之 , 而且《索隐》、《正义》都在此句之下注释“市朝”之

义①。如果《史》文“朝趣市”为“趣市朝”, 那么 ,《索隐》“朝音潮”的音注

与《索隐》、《正义》对“市朝”的释义都应在“趣市朝”句之下。因为 ,依照

注例 ,为前后重出的词语作注 ,当于首见处注之。这里将对“市朝”的注

音释义放在“过市朝者”句下 ,且置于“过”的音注之后 ,可证生活于唐玄

宗时期的《索隐》、《正义》作者司马贞、张守节二人看到的《史记》,“君”

句作“朝趣市”而不作“趣市朝”。上文提到《读书杂志》引王引之说 , 认

为《史》文“朝趣市”当作“趣市朝”,在《读书杂志》所引王引之的说法中 ,

还有下面几句话:“《索隐》出‘朝趣市’三字 , 云:‘趣 , 音娶。’后又出‘过

市朝’三字 ,云 :‘朝 ,音潮 , 谓市之行位有如朝列 ,因言市朝耳。’则所见

本已讹为‘朝趣市’矣。李善注《文选·藉田赋》, 引此亦讹。”李善也是唐

代人 ,其时略早于司马贞与张守节。李善注《文选·藉田赋》“蹑踵侧肩”

句云 :“《史记》冯� (谖 )曰:‘夫朝趋市者 , 侧肩争门而入。’”这里 , 王引

之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据 ,证明唐人李善注《文选》征引《史记》所用

之本 ,“君”句也不作“趣市朝”而是作“朝趣市”。没有任何版本依据 ,仅

以一己之见就将唐本文字斥之为“讹”,虽从大家口出 ,听来也不免似欠

审慎。退一步说 ,即使一己之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言 , 校书者在毫无版本

根据的情况下 , 仅据一人之见径改《史》文 , 既有违“绝四”的古训② , 也

犯了“刻书者最患以臆见改古书”的大忌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明旦”下的逗点可删。《史》文言“朝趣市者”入

市的具体时间是“明旦”,入市的具体行为是“侧肩争门”。也就是说 ,“明

①

②

③ 引文见阮元撰《江西校刊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 载《�经室三集》卷二。

《论语·子罕》:“子绝四 : 毋意 , 毋必 , 毋固 , 毋我。”

《索隐》:“过 , 音光卧反。朝 , 音潮 , 谓市之行位有如朝列 , 因言市朝耳。”《正义》:“市

朝 , 言市之行位有如朝列 , 故言朝。”(这里的《正义》为佚文 , 见拙著《史记正义佚文辑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第 259 页 , 第 853 条。)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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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张衍田

︽ 史 记 ︾ 校 点 误 例 辨 正 ︵ 之 四 ︶

161

旦”在说明何时“入”,“侧肩争门”在说明如何“入”,二者都用于动词“入”

前说明动词“入”表示的动作行为 ,作状语。一般说来 , 时间状语可以与

被其说明的动词断开读 ,但是就这句《史》文来说 ,“明旦”下不加标逗点 ,

使“明旦”与被它说明的动词“入”紧相连接而作一句读 , 这段《史》文的语

意层次将更加清晰明了。

经过重新校点之后 ,这段《史》文及其标点应为: ^

君独不见夫朝趣市者乎 ? 明旦侧身争门而入;日暮之后 ,过市

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 ,所期物忘其中。

(张衍田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162

汉魏时期的都亭与城市交通

张 继 海

\ 【内容提要】 两汉三国时期 ,都亭是城市中官办的重要交通

机构 ,是城市内的交通枢纽 ,战略地位也比较重要。一般来说 , 一

个城市只有一个都亭。都亭可以上溯到秦代。西晋以后 ,都亭的

性质发生改变 ,其地位也随之降低。

在讨论都亭之前 , 首先需要讲一下都亭与亭的关系以及近年来学

者对亭制的研究。张春树认为 ,在文字用法上 , 如邮亭、都亭之类都应

视为专用名词 ,不应与一般的亭混为一谈①。不过 ,目前多数学者在讨

论亭制时仍是就各种亭混而言之。关于亭的性质 ,学者观点接近一致 ,

基本认定亭与乡里属不同系统 ,并强调了亭的治安功能。例如 ,薛英群

认为 ,“不论邮亭、门亭、燧亭、都亭 ,还是市亭、农亭 ,它们的首要任务是

负责各专职部门的治安”②。杨际平也认为 ,亭具有准军事性质 , 亭长

①

② 薛英群 :《居延汉简通论》, 甘肃教育出版社 , 1991 年 , 第 342 页。

张春树 :《汉代边地上乡和里的结构》, [ 台北 ]《大陆杂志》第 32 卷 3 期 (19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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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魏 时 期 的 都 亭 与 城 市 交 通

163

的职责比较单一 ,“只负责维持治安以及与治安有关的事务”①。相比

之下 , 谢桂华先生对亭的认识更为全面 , 他在肯定亭是治安机构的同

时 ,强调“亭又是一个交通机构 ,起客舍和邮传的作用”②。亭在交通方

面的作用 ,以往学者注意不够 ,而都亭正是在城市交通方面起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

迄今为止 ,对秦汉时期的都亭作出深入研究的 ,首推高敏先生。他

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第一 , 都亭毫无例外地都在城市中 , 是“国都、郡县

治所及封国治所所在都会或城市里的亭的总称”; 第二 ,都亭之制行于

西汉和东汉 ,并且可以上溯到秦代;第三 ,都亭置有建鼓 ,为“召集号令”

之所 ,有亭舍可供往来官吏及其家属住宿之用 , 有比较牢固的建筑 , 又

可以驻军 ,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③。此外 , 高敏先生还探讨了乡亭的含

义 , 认为“乡亭”是指设于乡村之亭 ,乡亭是与城市的都亭相对的④。这

些研究大都言之成理 ,使我们对汉代亭制特别是都亭的认识变得更加

清晰。不过 ,上述结论也不无可商之处 ,关于汉代都亭的问题也并非题

无剩义。笔者不揣浅陋 ,愿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把研究的视线稍

稍下移 ,对汉魏时期的都亭作进一步的考察。

一、一个城市只有一个都亭

在汉代 ,每个城市中有几个都亭 ? 以前很多学者对此并未措意 ,或

①

②

③

④ 同上书 , 第 239—240 页。以下凡引用高敏先生观点而未出注者皆见此文。高敏先生

在此文中还谈到“都乡”的问题 , 因与本文关系不大 ,兹不赘引。

高敏 :《秦汉“都亭”考略》,《秦汉史探讨》, 中州古籍出版社 , 1998 年 , 第 229—231 页。

《考略》一文原刊于《郑州大学学报》1985 年第 3 期。此前曾论及都亭问题的学者 , 还

有陈直先生和裘锡圭先生。研究乡亭里制度的论文很多 , 但罕有论及都亭者。

谢桂华 :《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 年 1 期 ,第 44 页。

杨际平 :《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与乡、亭、里关系———东海郡尹湾汉简研究》,《厦门大

学学报》1998 年 4 期 , 第 34 页。

164

语焉不详。陈直先生说 ,“都亭为各亭之首”①。裘锡圭先生认为 ,“都

亭是一县之中最重要的一个亭”②。二位先生没有将都亭明确限定为

城市中的亭 ,但都认为都亭是某个区域内最重要的一个亭。高敏不同

意此说 ,认为都亭应是城市中亭的总称 , 一个城市里可以有多个都亭。

他以洛阳为例 ,认为史籍中所说的“洛阳都亭”系泛指洛阳城内之亭 ,而

非指某一具体的亭。洛阳有“都亭二十四”。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

高敏先生论证东汉洛阳有二十四个都亭 ,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是《元

河南志》卷二《后汉城阙宫殿古迹》。这值得研究。《元河南志》即《永乐

大典》本《河南志》,是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此抄本不

题撰人 ,不分卷。缪荃孙认定为元人所修 ,将之厘为四卷印行 ,并改题

为《元河南志》。此书保存了宋人宋敏求所撰《河南志》的大量材料③。

《河南志》的“后汉城阙古迹”目下云洛阳有“都亭二十四”, 下面列了芳

林亭、奉常亭等 23 个亭 , 最后注云“已上惟奉常一亭见《汉书》④ , 余见

延俊《记》,而失一名”。《河南志》说洛阳有“都亭二十四”, 根据是什么

呢 ? 在“都亭二十四”一条下 ,《河南志》原注曰 :“见上。又华延俊《洛阳

记》曰:城内都亭二十四。”⑤ 所谓“见上”, 指的是《河南志》上文刚出现

过的“城内街二十四”下注文。原注为 :“《汉官典职》曰: 雒阳二十四街 ,

街一亭。”然而《汉官典职》说的只是“亭”,并非“都亭”,因此这不能成为

洛阳有“都亭二十四”的证据。这样 , 综合上引《河南志》的两条注文 ,能

够支持洛阳有“都亭二十四”的文献根据只有华延俊的《洛阳记》,具体

亭名也见于该《记》。

①

②

③

④

⑤ 前引《河南志》, 第 51—52 页。

按 , 所谓“奉常一亭见《汉书》”, 盖指《汉书》卷九九《王莽传》的“大司空士夜过奉常

亭”一事 (中华书局 , 1962 年 , 第 4135 页 ) , 但《汉书》所讲是新莽时长安的奉常亭 , 不

在东汉洛阳。东汉洛阳的奉常亭 , 见《后汉书》卷十《皇后纪》, 中华书局 , 1965 年 , 第

450 页。

参徐松辑、高敏点校的《河南志》“出版说明”与附录 ,中华书局 , 1994 年。

裘锡圭 :《啬夫初探》, 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 中华书局 , 1981 年 , 第

263 页。

陈直 :《汉书新证》, 天津人民出版社 , 1979 年 , 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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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魏 时 期 的 都 亭 与 城 市 交 通

165

又检《河南志》的“晋城阙古迹”,云西晋洛阳有“城内都亭”,原注:

“华延俊《洛阳记》曰 :城内都亭 :华林、奉常、广世、昌益、广莫、定阳、遮

要、暴室、广阳、西明、万岁、文阳、东明、视中、东因、建春、止奸、德宫、东

阳、千秋、安众、孝敬、清明二十四亭。”① 根据注文的标点来理解 ,西晋

时洛阳城内也是有 24 个都亭 , 即华林、奉常等亭 , 名称与后汉洛阳的

“都亭”几乎完全相同 ,惟东汉的芳林亭 ,西晋时作华林亭。可是仔细一

数 , 从华林 (或芳林 )至清明 , 一共是 23个亭 ,还缺一个。前引讲后汉洛

阳都亭的注文称“余见延俊《记》,而失一名”,正是指此。这说明 ,《河南

志》在讲后汉和西晋的洛阳都亭时 ,依据的是同一条材料 , 即华延俊的

《洛阳记》。那么问题就产生了。华延俊《洛阳记》讲的究竟是东汉的洛

阳还是西晋的洛阳 ? 此《洛阳记》的原文应作何理解 ? 经查 , 华延俊不

见于正史记载 ,他的《洛阳记》也久已亡佚 ,所幸《太平御览》卷一九四引

有华延俊《洛阳记》的一段文字 ,与《河南志》“晋城阙古迹”目下所引文

字全同 ,惟“建春”亭在《御览》中引作“建奉”②。这就可以确证 ,《河南

志》在“晋城阙古迹”目下注文所引的《洛阳记》应该是华延俊《洛阳记》

的原文。

接下来 ,关于这段材料所反映的时代 ,我们可以从具体的亭名加以

推定。首先 ,《洛阳记》原文作“华林”亭 ,而不是“芳林”亭 , 这就可以证

明它记载的是曹魏中期以后 (即齐王曹芳以后)的事③。“华林”一词一

直沿用到两晋南北朝 ,北魏的洛阳城仍有华林园。我们还可进一步精

确其时间范围。《洛阳记》记载的亭名 ,有一些与东汉至北朝时期洛阳

城的城门名相同 ,应该就是建在该城门附近的亭 ,如广莫、广阳、西明、

建春、东阳、清明等。洛阳城门的名称前后有变化 ,经过比勘 , 发现只有

①

②

③ 魏齐王曹芳时 ,“芳林”因为犯皇帝讳而改为“华林”。《三国志》卷二《文帝纪》裴注 :

“臣松之按 : 芳林园即 今华林园 , 齐王芳即位 , 改为 华林。”中华书局 , 1982 年 , 第 84

页。

《太平御览》卷一九四《居处部二二》,中华书局 , 1960 年 , 第 939 页上栏。

前引《河南志》, 第 78 页。

166

在曹魏至西晋时期这 6 个城门名是同时存在的①。同理 ,这 6 个亭名也

只有在曹魏至西晋时同时存在。再考虑这 24亭中有华林亭 ,我们便可

推定华延俊《洛阳记》记载的是曹魏后期至西晋时洛阳的情况。

那么 ,华延俊《洛阳记》关于都亭的这段话应如何理解呢 ? 前人在

阅读这段话时 ,以为华林、奉常等亭都是都亭 ,共有 24 都亭 ,然而《洛阳

记》实际只记载了 23 个亭名 , 于是便推测“失一名”。实际情况并非如

此。华延俊《洛阳记》的原意 , 是说洛阳城内有“都亭、华林 (亭 )、奉常

(亭 )⋯⋯”等 24 个亭②。“都亭”与华林亭、奉常亭等是并列关系 ,而非

包含关系。都亭和其他的亭加起来 , 一共是 24 个亭 , 因此并不缺一亭

名。《艺文类聚》卷六三引有华延俊《洛阳记》的另一条佚文 ,曰“洛阳城

十八观 ,皆施玄槛铁笼 ,疏云母幌”③。两条材料并观 , 可知《洛阳记》曾

经记述洛阳有多少亭、观等建筑。如果它讲的是洛阳有多少都亭 ,原文

只需说“城内都亭二十四:华林、奉常⋯⋯清明”或“城内华林、奉常⋯⋯

清明二十四都亭”,而不必采用现在这种繁复重沓的句式。因此从文意

上分析 ,华延俊《洛阳记》一定是在说洛阳城内有包括都亭、华林亭等在

内的 24 个亭 ,由于都亭最大最重要 ,所以先列都亭 ,次为其他的亭。

可以肯定 ,《永乐大典》本《河南志》的编撰者(也可能早到北宋的宋

敏求 )误读了《洛阳记》的这段话 , 而且没有细辨此材料所反映的时代。

《河南志》用此材料来讲西晋的洛阳 ,又用它来讲东汉的洛阳 ,而且在误

解《洛阳记》原意的基础上 ,以为东汉的洛阳城也有“都亭二十四”,并径

将华林亭改为芳林亭 ! 笔者相信 ,《永乐大典》本《河南志》关于汉晋洛

阳城都亭的记载 ,其文献依据和致错的缘由 ,至此已经被弄清了。

总之 ,《河南志》关于东汉洛阳有“都亭二十四”的记载 ,是源于对华

①

②

③ 《艺文类聚》卷六三《居处部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9 年 ,第 1134 页。

这 24 个亭是否真的都在洛阳城内 ,似有疑问。如万岁亭见于《后汉书》卷六一《黄琼

传》:“闻已度伊、洛 , 近在万岁亭。”章怀注 :“万岁亭在今洛州故嵩阳县西北。”此亭显

然不在东汉洛阳城内。此当是华延俊在撰《洛阳记》时偶然失考 , 不过并不影响我们

对整句话的理解。

杨�之《洛阳伽蓝记序》记载了洛阳城门名称的变化情况 , 参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

注》“原序”,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78 年 , 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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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俊《洛阳记》的错误理解 ,因此不足凭信。目前没有文献资料可以证

明东汉的洛阳有多个都亭。

怎样理解洛阳都亭与“洛阳二十四街 ,街一亭”的关系 ? 笔者认为 ,

都亭就是洛阳城中最大和最重要的一个亭。“都”本来就有“为首”、“第

一”、“大”的意思。不仅洛阳 ,在汉代其他的城市 ,也都是一个城市只有

一个都亭。都亭与城市内其他亭的性质有所不同。都亭的功能重在邮

传和交通方面 ,城市内其他的亭重在治安方面。例如 ,华延俊《洛阳记》

列举的洛阳二十四亭中有止奸亭 ,见于《后汉书》卷七七《酷吏传》:章帝

时 ,周纡为洛阳令 ,治尚严酷。“皇后弟黄门郎窦笃从宫中归 , 夜至止奸

亭 ,亭长霍延遮止笃 , 笃苍头与争 , 延遂拔剑拟笃 , 而肆詈恣口。”(2495

页 )外戚窦笃住在洛阳城内无疑。他夜晚从宫中出来回家 , 路过止奸

亭 , 则止奸亭也一定在洛阳城内。当时洛阳城内禁止夜行 ,所以止奸亭

的亭长上前将窦笃等拦住。可以推知 ,止奸亭是设于街道旁的小亭 (即

街亭 ) ,负责一个区域的治安 ,类似现在的治安岗亭 ,“司奸盗”而已 , 它

与都亭的性质有很大不同。洛阳二十四亭中其他的亭多数都同止奸亭

类似 ,惟独都亭特殊。说详后。

二、都亭是城市内的交通枢纽

关于都亭的性质和功能 ,高敏先生的见解大致正确 ,已见本文开头

的概括。此外 ,欧洲著名汉学家毕汉斯曾对东汉时代的洛阳予以深入

研究 ,其中对都亭的看法也很值得重视。毕汉斯认为 : ^

亭有两个功能 ,一是作为政府招待所 ,一是作为维持法律和秩

序的警察局。最重要的亭是都亭。它的确切位置已不知晓 , 但可

能靠近城市的中心部位。在危急时刻 , 军队会驻扎在都亭⋯⋯ (以

下略 ,讲窦武和何进屯军都亭之事 ) 185 年 , 有人劝车骑将军张温

杀死宦官 ,并屯兵都亭。他没有接受这一鼓动性的建议 ,于是那人

168

离他而去①。这些例子都显示了都亭在战略和心理上的重要性。

145 年的一条材料则证明了都亭作为招待所的本来功能。当年幼

的冲帝在那年正月垂死时 , 梁太后与其兄大将军梁冀征召年仅 8

岁的未来的质帝到洛阳作皇位继承人。他被安排住在都亭。蔡邕

提供了另一条关于都亭的有趣信息 ,即每当皇帝巡视或狩猎归来 ,

三公九卿和低级官僚都要在都亭前的大街上列队迎接。乘舆抵达

时 ,他们恭拜行礼⋯⋯②

毕汉斯显然认为东汉的洛阳只有一个都亭 ,并言简意赅地道出了

都亭在洛阳城的重要地位。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 , 对东汉洛阳的都亭

作进一步的探讨。

毕汉斯引用蔡邕关于都亭的记载 ,见《后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引

《独断》曰:“巡狩校猎还 ,公卿以下陈雒阳都亭前街上 ,乘舆到 , 公卿以

下拜 ,天子下车 ,公卿亲识颜色 ,然后还宫。”(3124 页 ) 东汉洛阳有南宫

和北宫 ,南宫在西汉初就有 ,北宫是汉明帝新建的 , 东汉诸帝多以南宫

为正。从《独断》这段话推测 ,似乎都亭就在洛阳南宫或北宫附近 ,并临

着通向城门的大街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毕汉斯还讲到梁太后与梁冀征质帝到洛阳都亭的事 , 见《后汉书》

卷六《质帝纪》:“冲帝不豫 ,大将军梁冀征帝到洛阳都亭。及冲帝崩 ,皇

太后与冀定策禁中 , 丙辰 , 使冀持节 , 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 276

页 )冲帝病危时 ,梁冀与梁太后早有安排 , 将质帝 (勃海孝王刘鸿之子 )

接到洛阳都亭 ,冲帝一死 ,便立刻将质帝迎入宫。结合上段《独断》的材

料 ,进一步可以明确洛阳的都亭当临近南宫 ,可能位于从平城门进来通

①

② Hans Bielenstein ,“Lo-Yang in Later Han Times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 iquit ies 48

(1976) , pp .42-43 .

按 , 此事见《后汉书》卷三六《张玄传》, 第 1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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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南宫的那条大街的北端①。

都亭可以称是东汉洛阳城的交通中枢②。人们进城后多以都亭为

终点 ,出城时也多以都亭为起点。《后汉书》卷五六《张纲传》曰:“汉安

元年 ,选遣八使徇行风俗 ,皆耆儒知名 ,多历显位 ,唯纲年少 ,官次最微。

余人受命之部 , 而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 , 曰:‘豺狼当路 , 安问狐

狸 !’”(1817 页 )都亭为使者们备好了车马。“八使”从洛阳动身 ,正是以

都亭为出发点。

洛阳的都亭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汉。《汉书》卷九�《酷吏传》曰: ^

初 , (严 )延年母从东海来 ,欲从延年腊 ,到雒阳 ,适见报囚。母

大惊 ,便止都亭 ,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谒母 , 母闭�不见。延

年免冠顿首�下 ,良久 ,母乃见之 ,因数责延年 ,⋯⋯延年服罪 , 重

顿首谢 ,因自为母御 ,归府舍。

宣帝时严延年为河南太守 ,其母从东海来 , 乘车进洛阳城后 , 都亭

应是最后一站 ,然后便可以进太守府。从上文推测 , 都亭离太守府一定

不远 ,因为严延年还亲自为母亲御车。前人已经指出 ,都亭为放置建鼓

之所 ,是“召集号令”的地方 ,因此离官署一定很近。西汉时洛阳的都亭

离太守府很近 ,东汉时洛阳成为都城 ,都亭离南宫很近 ,道理都一样 ,就

是便于政府官员和使者等的出行。都亭是官办的 ,接待的主要是官员、

使者、上计吏和其他法律规定或经朝廷、政府许可可以止舍于亭传的

人。亭都有可以住宿的地方 , 城市中的都亭则更大 ,房间也更多 , 可供

应来往人员的食宿。

①

② 王子今先生对汉代城市交通作过深入研究 ,但他没有注意到都亭在城市交通上的重

要意义。参《秦汉交通史稿》第 8 章“秦汉都市交通”,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1994 年 ,

第 243—272 页。

洛阳南城墙上共有 4 门 , 平城门为东起第二门。穿越平城门的大街是一条进出城的

主干道路 , 向北直达南宫 , 向南通往城外的明堂和灵台。参王仲殊《汉代 考古学概

说》, 中华书局 , 1984 年 ,第 18 页。

170

可以考见的洛阳以外其他城市的都亭 ,也大都和交通有关。如史

载司马相如素与临邛令相善 ,到临邛城后 ,舍于都亭。东汉中期 , 应奉

为汝南郡的上计吏 ,曾止舍于颍川郡纶氏县的都亭。汉灵帝光和二年 ,

在酒泉郡禄福县城的都亭前 ,庞�之母与杀父仇人李寿相遇 ,并奋力杀

之。魏文帝黄初二年 ,使邢贞拜孙权为吴王。孙权当时在武昌 ,“出都

亭候贞 ,贞有骄色”。此武昌就是东汉江夏郡的鄂县县城。以邢贞为首

的魏国使者进入武昌城后 , 正是在都亭前停住 , 孙权在这里迎候他

们①。魏齐王曹芳时 , 太尉蒋济闻阮籍“有隽才而辟之 , 籍诣都亭奏

记”②。都亭不仅是城内的重要交通设施 ,它同时也属于邮传系统 , 来

往官文书都经过都亭。阮籍当时尚未出仕 , 但因为是回复太尉的辟请 ,

所以其“奏记”也可通过都亭传送。史载蒋济初“恐籍不至 ,得记欣然。

遣卒迎之 ,而籍已去 ,济大怒”。按照常理 ,阮籍应该在都亭等候消息 ,

后来蒋济派人来都亭迎他 , 原计划便是从当地都亭迎接他赴洛阳。

考古资料也可以揭示都亭在城市交通上的重要地位。在山东苍山

发现的元嘉元年画像石刻题记提到了“都亭”,曰“使坐上 ,小车骈 ,驱驰

相随到都亭 ,游徼候见谢自便”,显然墓主人的车马队伍是以都亭为行

进的终点③。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中出现了两个都亭 , 分别是东

海郡的开阳县都亭和琅邪郡的高广县都亭。根据日记 , 在这一年的 9

①

②

③ 方鹏钧、张勋燎 :《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题记的时代和有关问题的讨论》,《考古》

1980 年 3 期 , 第 271 页。石刻题记 328 字 , 共分 12 段 , 时代为汉桓帝时。题记反映墓

主人的车马队伍很壮观 ,学者推测“墓主当为郡太守身份”( 第 275 页 ) 。

《晋书》卷四九《阮籍传》,中华书局 , 1974 年 , 第 1359 页。据文意推测 , 此都亭可能是

阮籍家乡陈留郡尉氏县的都亭 ,也可能是东郡某县的都亭 ( 当时兖州刺史治东郡廪

丘县 ,阮籍曾在该地停留 )。

以上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 中华书局 , 1982 年 , 第 3000 页 ,《汉书》卷五

七上《司马相如传》, 第 2530 页 ;《后汉书》卷四八《应奉传》注引谢承《后汉书》, 第 1607

页 ;《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 第 2796—2797 页 ,《三国志》卷一八《庞�传》, 第 548—

549 页 ;《三国志》卷五五《徐盛传》, 第 1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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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魏 时 期 的 都 亭 与 城 市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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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和 12月 ,东海郡功曹史师饶在出外办公时曾分别止宿于这两个都

亭①。居延汉简中有一简云“使者杨君至都亭”② , 详情虽不得而知 , 但

同样可反映都亭在交通上的重要地位。

城市内的交通与城外的交通相连 ,都亭和其他的邮亭驿置一起 ,构

成庞大的交通网络 ,并与邮传系统高度重合。如高敏先生指出的那样 ,

与“都亭”相对 , 乡间的亭称为“乡亭”③。乡亭或邮亭在交通方面的重

要作用 ,史书多有记载 ,如《汉书》言汉宣帝时黄霸为颍川太守 ,“吏出 ,

不敢舍邮亭 ,食于道旁”, 元帝时 , 召信臣为南阳太守 ,“躬劝耕农 ,出入

阡陌 ,止舍离乡亭”, 成帝时 , 鲍宣为豫州牧 ,“行部乘传去法驾 ,驾一马 ,

舍宿乡亭 ,为众所非”④。结合上文对都亭的研究 , 便可知城内交通离

不开都亭 ,而城外交通离不开乡亭或邮亭。正如《论衡·累虚篇》所说 ,

“星之在天也 ,为日月舍 , 犹地有邮亭 , 为长吏廨也”。东海郡功曹史师

饶在出外办公时 , 或宿于都亭 , 或宿于某邮、某亭、某传舍 ,便是这一情

况的生动反映。

因为都亭在城市交通上居于枢纽地位 ,人口流动量大 , 又临近官

署 , 所以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东汉的洛阳 ,窦武和何进曾先后屯重

①

②

③

④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第 3630、3642 页 ;卷七二《鲍宣传》, 第 3086 页。

在对秦汉乡亭里问题的讨论中 , 有的基本概念尚比较含混 , 如论著中经常出现的“乡

亭”便是一例。笔者认为 , 高敏先生对“乡亭”一词的解释可谓击中肯綮 , 值得重视。

这里可以略作补充的是 ,乡间的亭有时也称为“离亭”或“离乡亭”。张家山汉简《奏

谳书》案例一六载新�县令信曰 :“五月中天旱不雨 ,令民� ( 雩 )。武主趣都中 , 信行

离乡。”(《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释文 (一 )》,《文物》1993 年 8 期 , 第 25 页 )“都中”

指县城中。此句意为狱史武负责组织新�县城中求雨的雩礼 , 县令信则到县属各乡

去。“离乡”与“都中”并举 , 恰表明“离乡”指的是县城之外一个个独立的乡邑。由此

不难理解 , 为何县城以上城市中的亭称“都 亭”, 而 散在乡间的亭称“离亭”或“离乡

亭”。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 �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 文 物出版社 , 1987 年 , 第 131 页 , 简

74 .17。

《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 , 1997 年 , 第 139、142 页。《日记》还多次提到“传舍”, 应该

也在城市中 , 但不知和“都亭”是何关系。宋杰先生曾对《元延二年日记》作了研究 ,

认为传舍“级别较高 , 设置在县城 , 有车马供来往官员使用”, 但没有讲到都亭 ( 参宋

杰《〈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郡吏生活》,《社会科学战线》2003 年 3 期 , 第 108—

109 页 )。

172

兵于都亭①。灵帝末年 ,陈王刘宠出军于陈国之都亭 ,以防黄巾侵扰②。

城市内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 ,有时也在都亭进行 ,因为

这里交通便利 ,人来人往 ,适合某些大型活动的举行 , 或可以达到某种

预期效果。前文讲到严延年在洛阳都亭附近处决囚犯 ,而窦武在战败

后也是被“袅首洛阳都亭”,因为这可以收到强烈的震慑效果。汉成帝

时 ,北地人浩商“为义渠长所捕 , 亡 , 长取其母 ,与瞫猪连系都亭下”, 使

浩商受到极大侮辱③。东汉明帝时 , 陆续为会稽郡户曹史。“时岁荒民

饥 ,太守尹兴使续于都亭赋民�粥”④。这是在会稽郡郡治吴县的都亭

进行的一次赈济活动。蜀汉末年 ,罗宪镇守巴东郡郡治永安城 ,听到后

主降魏的确切消息后 ,“乃帅所统临于都亭三日”⑤。“临”指哭临。主

降国亡 ,是大变故 ,所以在永安城的都亭搞了这样的活动。晋军伐吴 ,

王浚攻入建业 ,“吴主皓面缚舆榇 ,诣军门降”。后来王浚向晋武帝上书

叙及此事 ,云“皓已来首都亭”,即孙皓是在建业的都亭授首投降的。二

者合观 ,可知王浚在攻下建业后 , 屯大军于都亭 ,并在此接受孙皓的投

降。王浚“躬解其缚 ,受璧焚榇 ,送于京师”, 又是在建业都亭送孙皓上

了去洛阳的路⑥。此可见大城市都亭具有的交通枢纽地位和由此产生

的重要战略意义。

三、都亭之制的源与流

都亭之制起于何时 ? 陈直先生说 :“西汉初中期 , 各县最重都乡、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晋书》卷四二《王浚传》, 第 1210—1211 页 ,《资治通鉴》卷八一《晋纪三》, 中华书局 ,

1956 年 ,第 2566、2570 页。

《三国志》卷四一《霍峻传》注引《襄阳记》, 第 1008 页。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传》, 第 2682 页。

《汉书》卷八九《翟方进传》, 第 3413 页。

《后汉书》卷五�《孝明八王传》, 第 1669 页。

窦武“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 何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 分别见

《后汉书》卷六九《窦何列传》, 第 2243、2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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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魏 时 期 的 都 亭 与 城 市 交 通

173

亭制度。”① 高敏先生认为都亭可以上溯到秦代 ,云梦秦简《效律》中的

“都仓、库、田、亭啬夫”,应为都仓啬夫、都库啬夫、都田啬夫与都亭啬夫

的省称② ,即秦代已有了都亭。秦简中还有“市南街亭”,显然就是城市

里的亭 ,即都亭。笔者认为 ,“市南街亭”很可能是城市中的亭 ,但不一

定就是都亭。前文已经指出 ,城市中只有一个都亭 ,凡言“都亭”者皆为

专称 , 城市中其他的街亭和门亭都不是都亭。高敏先生对《效律》的解

读有一定道理 ,但它仍非秦代已有都亭的直接证据。这里笔者可以补

充一条史料。《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曰:“ (嬴 )政号为秦始皇

帝 , 以其三十七年 , 东游之会稽。⋯⋯以正月甲戌到大越 , 留舍都

亭。”③ 《越绝书》是东汉后期的作品 ,不能算第一等的资料 , 但因为此

书有地方史志的性质 ,记载越地的名物事件 ,一般可信度较高 , 因此仍

可把它看成是秦代已有都亭的一个旁证。

汉代都亭的建置 ,高敏先生已有所论述。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 ,可

以补充者较少 ,谨“续貂”于此。一般说来 , 都城、郡国治所和县级城市

中皆设有都亭 ,往往临近城市的中心位置和官署 , 是城市的交通枢纽 ,

负担着为来往官吏和使者等服务的重要职责。都亭的长官是都亭长 ,

见诸史籍的 ,有京兆尹湖县的都亭长、颍川郡纶氏县的都亭长 , 陈留郡

陈留县的都亭长。亭长的职位很低。尹湾汉墓简牍的《集簿》记东海郡

有“斗食五百一人 , 佐使、亭长千一百八十二人”, 亭长排在佐使之后。

在记载更详细的《东海郡吏员簿》中 ,亭长排在乡佐和邮佐之后 ,属于县

中吏员的最后一种。都亭的亭长比一般的亭长地位虽要高些 , 但一样

被人看不起。约汉和帝时 , 陈留太守鲁平欲署李充为功曹 ,李充不就。

“平怒 ,乃援充以捐沟中 ,因谪署县都亭长。不得已 , 起亲职役”④。从

①

②

③

④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传》, 第 2685 页。

袁康、吴平辑录 :《越绝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5 年 , 第 64 页。

裘锡圭先生对这段秦律作了类似的理解 , 参前揭《啬夫初探》一文 , 第 232 页。关于

都亭啬夫的职掌 ,有学者认为 , 都亭啬夫“盖主管离乡诸亭事者 , 总领诸亭长”( 岳庆

平、苏卫国 :《从尹湾汉简看秦汉乡亭制度诸问题》,《文史》2001 年第 1 辑 , 第 88、93

页 ) 。如果此说成立 ,则秦简中“都亭”的“都”为动词 , 与本文讨论的都亭有别。

前引《汉书新证》,第 138 页。

174

“捐沟中”、“谪署”、“职役”几个词汇我们可以深切感到都亭长职位的卑

微。不过 ,尽管受人轻视 ,都亭毕竟在汉代城市生活中很重要。在西汉

官印中有“都亭”印① , 其使用者应是都亭长。都亭除了有亭长外 ,还有

亭佐。陈萛少时曾为颍川郡许县的县吏 ,“常给事厮役 , 后为都亭

佐”②。都亭长属于职役 ,都亭佐接近厮役 , 都是很轻贱的工作。都亭

比一般的亭事务多 ,所以会有亭佐的设置。都亭佐之下有亭卒 ,其人数

可能随具体情况而略有不同。据尹湾汉简的资料看 , 西汉晚期东海郡

的情况是平均每亭约有 4—5个亭卒③。都亭比一般的亭大 , 亭卒也许

能多至 10 个。

汉代的这种都亭之制 , 至少延续到三国和西晋时期。上文已经讲

到 , 魏、蜀、吴三国皆有都亭 , 其制同于两汉。西晋也是如此。可考的西

晋都亭 ,主要集中在晋武帝时期。泰始四年 (268) , 大司马石苞镇抚淮

南 , 为避嫌疑 ,乃“用掾孙铄计 ,放兵步出 ,住都亭待罪”④。这是在寿春

的都亭。泰始八年 ,安平王司马孚薨 ,武帝“再临丧 , 亲拜尽哀。及葬 ,

又幸都亭 ,望柩而拜 ,哀动左右”⑤。这是在西晋洛阳的都亭 , 推测它应

在东汉洛阳都亭的原处或附近。晋武帝时 ,郑默为东郡太守 ,“值岁荒

人饥 ,默辄开仓振给 ,乃舍都亭 ,自表待罪”⑥。这是在东郡濮阳县的都

亭。有趣的是 ,石苞和郑默都是“住都亭”或“舍都亭”待罪。都亭是由

城内向城外出发的起点 ,二人都由官署搬到都亭来住 ,就是要作出一个

随时准备赴京师领罪的姿态。

晋武帝以后 ,有关都亭的记载骤然减少。《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晋书》卷四四《郑默传》,第 1251 页。

《晋书》卷三七《宗室·安平献王孚传》, 第 1085 页。

《晋书》卷三三《石苞传》,第 1002 页 , 又《资治通鉴》卷七九《晋纪一》, 第 2508 页。

据《集簿》统计 , 东海郡有亭 688 个 , 亭卒 2970 人。《东海郡吏员簿》记有亭长 689 人 ,

比《集簿》多一个。

《后汉书》卷六二《陈萛传》, 第 2065 页。裘锡圭先生认为亭长之下还有亭掾 , 陈萛担

任的都亭佐是亭掾的佐贰。不过 , 文献中并未见有“都亭掾”一职。其他亭啬夫、校

长、亭候等 , 皆为散见诸史籍者 , 因不明都亭是否设有此等职位 ,故暂付阙疑。

罗福颐主编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卷三“前汉官印”, 文物出版社 , 1987 年 , 第 70

页。

北

大

史

学张继海

汉 魏 时 期 的 都 亭 与 城 市 交 通

175

曰:“县大者置令 ,小者置长。有主簿⋯⋯狱小史、狱门亭长、都亭长、贼

捕掾等员。”(746 页)每县皆设有都亭长。不过从都亭长在《职官志》所

列县属吏员中所处的位置看 ,似乎其职责已偏重在捕盗和维持治安方

面 , 而邮传和交通的意义减弱了 ,都亭渐渐失去了以往的重要地位。

东晋南朝时 ,“都亭”已不见于史籍。北朝的都亭 ,似乎仅限于都城

才有。北魏洛阳城有都亭 ,位于城内北部华林园内的景阳山 ,故又称华

林都亭。据《水经注》所记 , 它背山临水 ,风景雅致①。据《魏书》所记 ,

皇帝经常在都亭宴赐或接见大臣 ,有时也在都亭听讼、录囚徒 , 或为亡

故的贵戚举哀。与前代都亭的性质不同 , 北魏洛阳的都亭已成为皇家

园林亭台宫馆的一部分 ,当然也就不再具有城市交通方面的重要意义。

北齐的邺城也有都亭 ,是皇帝会见群臣和录囚徒的地方 ,其性质与北魏

洛阳城的都亭相似②。陈后主祯明二年 ( 588) , 许善心聘使于隋 , 后滞

留长安 ,次年陈亡 , 许善心形容自己的悲痛之状为“望都亭而长恸”③。

如果这里的“都亭”一词不是用典而是确有所指 ,那么隋代的长安城似

仍有都亭 ,并且其性质同于两汉三国时的都亭④。后来唐代的两京有

都亭驿 ,北宋的东京汴梁有都亭驿和都亭西驿 ,可能就是得名于汉魏时

期的“都亭”。

(张继海 ,中华书局副编审 )

①

②

③

④ 与许善心经历类似的还有庾信。梁元帝时庾信聘使西魏 , 被留长安 , 后二年 , 魏军陷

江陵 , 杀梁元帝。庾信在《哀江南赋》中记此事曰 :“中兴道消 , 穷于甲戌 ( 按 ,‘甲戌’

是梁元帝承圣三年 , 554 年 ) 。三日哭于都亭 ,三年 ( 按 , 指 552—555 年 )囚于别馆。”从

字面上理解 ,庾信被软禁在长安三年 , 在长安都亭遥哭故主梁元帝。庾信和许善心

的文字似乎表明 , 历西魏、北周而隋 , 长安一直有都亭 , 聘使往来都离不开都亭。南

北朝时期 , 似乎只有长安城的都亭还隐约可辨 , 并依稀保持着汉晋都亭的特色。

《隋书》卷五八《许善心传》, 第 1424、1430 页。

大致可以推定北齐邺城的都亭位于南邺城西林园 , 参《隋书》卷九《礼仪四》, 中华书

局 , 1973 年 , 第 185—187 页 ;《北史》卷八《齐本 纪下》, 中华书局 , 1974 年 , 第 283 页 ;

《文选》卷六《左太冲魏都赋》李善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6 年 , 第 278 页。

杨守敬、熊会贞 :《水经注疏》卷一六《�水》, 江苏古籍出版社 , 1989 年 , 第 1389—1390

页。

176

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

罗 新

^ 【内容提要】 北魏太武帝东巡碑 , 虽早见称于文献 ,学界直到

1935 年才得见拓本 , 现在原碑已毁 , 遂成绝响。今参考近人多种

录文 ,依据国图藏拓 ,重新录文 ,为学界提供一个较好的东巡碑读

本 ,并对碑文所涉及的若干人物及北魏御射碑问题 ,进行初步的研

究。

北魏太武帝东巡碑 ,碑额原题《皇帝东巡之碑》,郦道元《水经注》卷

十一誆水注徐水条称此碑作《御射碑》,盖北魏定州地方官为纪念太武

帝拓跋焘结束东巡、回归平城时于路演示神射而立 ,故碑名可两存之。

史籍最早提到北魏太武帝东巡碑 ,是郦道元《水经注》。郦书之后 ,

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七易州满城县条 ,也曾提及此碑 ,称引的内

容有溢出郦书者。此后东巡碑湮没无闻将近千年 ,直到 1935 年 , 由徐

森玉 (鸿宝 )先生在河北易县觅得原碑 ,把 20 份拓本带回北平 ,次年傅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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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学罗

新

跋 北 魏 太 武 帝 东 巡 碑

177

增湘、周肇祥也前往摹拓 ,东巡碑才重新现身 , 为艺林所重①。罗振玉、

寿鹏飞、傅振伦等 , 都曾先后据拓录文②。但是拓本都仅拓碑阳文字 ,

不及碑阴 ,而郦道元称“碑阴皆列树碑官名”, 文字之繁多 ,当逾于碑阳。

可能当时石碑已风化严重 , 碑阴文字漫漶难识 ,无法拓取。

东巡碑立于今易县南管头之南画猫村漕河 (古徐水 ) 西岸。2002

年 3 月 ,我和同事李新峰先生及研究生林鹄、王抒同学 , 曾结伴前往其

地 , 得知此碑已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从南画猫移至南管头 ,下落不明③。

近年林鹏先生曾托人在南管头一带寻访古碑下落 , 终于发现了该碑的

残片若干块 ,证实此碑已经破碎④。

弄清东巡碑的位置 ,对于研究北魏时期代北与河北平原的交通路

线很有帮助⑤。如果碑阴题名俱在 , 史料价值就会更大。现存东巡碑

碑阳拓本文字不完 , 各家录文亦颇有参差。今据北图藏拓⑥ , 参考前人

录文 ,重录东巡碑碑文并略事考订于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国图藏东巡碑拓本 , 据傅振伦《隐而复显的一千五百年前的魏碑》一文 ,“1935 年森玉

先生在北平图书馆兼职 ,必以此拓持赠其金石部”, 知为徐氏拓本。案东巡碑拓本虽

然少见 , 私人亦间有收藏 , 见赵新洪《北魏“皇帝东巡之碑”拓片》,《文物天地》1991 年

第 6 期。

罗新 :《五回道》,《文史知识》2002 年第 7 期。

林鹏 :《寻访御射碑记》,《文物春秋》2001 年第 6 期。承蒙山西省考古所的张庆捷先

生提示 , 林鹏先生在故乡寻访东巡碑 , 是受到张庆捷先生成功地清理和研究北魏文

成帝南巡碑的启发 , 因而接受张庆捷先生的委托从事此一调查工作。

罗新 :《踏访东巡碑》,《文史知识》2002 年第 6 期。同事李新峰先生 , 研究生林鹄、王

抒同学 , 参加了对东巡碑的调查及随后对古五回道的考察 , 对我 帮助极大 , 谨此致

谢。

罗振玉的录文载《石交录》卷三 ,《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册三 , 台北 , 文华出版公司 ,

1969 年 , 977—978 页 ;寿鹏飞的录文 ,载其《易县志稿》, 本文转引自林鹏《寻访御射碑

记》,《文物春秋》2001 年第 6 期 ;傅振伦的录文载《隐而复显的一千五百年前的魏碑》

一文。

徐森玉发现东巡碑及有关历史问题 , 见傅振伦《隐而复显的一千五百年前的魏碑》,

《文物天地》1998 年第 3 期。但是 , 傅振伦在另一个地方 , 又称徐森玉发现东巡碑的

时间是 1936 年春 , 而不是 1935 年 , 见傅振伦《七十年所见所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 1997 年 ,第 197 页。这条材料承荣新江先生提示 , 谨此致谢。

178

一、东巡碑碑文

【碑额】皇帝东 / 巡之碑

1 . �□□□□□□□□□□□□□□□□□□□□□□□□□□

2 . 泽历定冀□□□□□□□□□□□□□□□□□□□□□□

3 . 恒山北行而归十有二月□□□□□之�□□崇□之□峙乃停

4 . 驾路隅援弓而射之矢逾于□□三百余步于是爰令左右将士善

5 . 射者射之若武卫将军昌黎公丘眷前军将军浮阳侯阿齐中坚将

6 . 军蓝田侯代田积射将军曲阳□□□射声校尉安武子□元兴次

7 . 飞督安熹子李盖等数百人皆天下□□也射之莫有过崖者或至

8 . 峰旁或及岩侧于是群臣内外始知上□□之远□代绝□□咸嗟

9 . 叹圣艺之神明虽古有穷蓬蒙之善方之于今□□□□□□□□

10 .遇镇东将军定州刺史乐浪公乞立石□□□□□□□□立铭□

11 .广德美垂之来世三年丁丑功讫会乐浪公去□□刺史征东将军

12 .张掖公宝周初临续赞其事遂刊□□□乃作颂曰

13 .思皇神武应期挺生含弘宽大下济光明□仁不□无□不□肃肃

14 .四海远至迩平荡荡圣哉民□能□□□□□天下咸宁

15 .(已残 )

二、碑文涉及的若干人物

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 (435)十一月 ,太武帝东巡冀、定 , 十二月取五

回道返回平城 ,经定州中山郡 ,进入徐水河谷。徐水出太行山与平原接

界的地方 ,山岩险峭 ,景观奇丽。对于在平原地区行军一个多月的拓跋

君臣来说 ,眼前景观的明显变化 , 一定使他们的心情受到特别的刺激。

这种情况下 ,就发生了太武帝的即兴演示射术。据东巡碑 ,太武帝在今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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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北 魏 太 武 帝 东 巡 碑

179

南画猫村徐水东岸雄壮绝险的猫儿岩下演示射术后 , 随从的善射将士

数百人 ,也纷纷仿效 , 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太武帝那样的高

度 , 他们的箭都没有射到猫儿岩以上 ,“或至峰旁 ,或及岩侧”。碑文特

地列举了六个人作为代表 , 大概他们都是以射术见长的。这六个人中 ,

除了“积射将军曲阳□□□”难以考索之外 ,都见于史传。下面分别考

述之。

武卫将军昌黎公丘眷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神�三年 (430 )

十一月太武帝亲征赫连定 ,“诏武卫将军丘眷击之 ,定众大溃 ,死者万余

人”①。卷九五《铁弗刘虎传》, 也提到“诏武卫将军丘眷击之 , 众溃”②。

《魏书》这两处丘眷 ,显然与东巡碑提到的“武卫将军昌黎公丘眷”是同

一个人。但是 ,丘眷的姓氏、家世还是很不明确。据《魏书》卷四上《世

祖纪上》,延和元年 (432) 七月 , 太武帝发动征伐北燕的战争 ,“八月甲

戌 , 文通使数万人出城挑战 ,昌黎公元丘与河间公元齐击破之 , 死者万

余人”③。此时去太武帝东巡只有三年多时间 , 封爵的变化相当有限 ,

东巡碑提到的“昌黎公丘眷”, 应当就是这个“昌黎公元丘”。可见丘眷

为拓跋宗室。孝文帝姓氏改革后 ,宗室改姓元 ,多音节的鲜卑语本名要

简化成单音节的汉名 ,丘眷这个鲜卑语本名 ,提取其比较雅的一个音节

为名。因此 ,丘眷就成了元丘。同一个人 ,《魏书》或作丘眷 ,或作元丘 ,

反映了孝文改革后史臣记录从前史事时未能统一体例 ,残留着一些代

人姓、名的旧貌。东巡碑的碑文 ,也证实元丘本来作丘眷。

前军将军浮阳侯阿齐 这个阿齐 ,就是《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

帝子孙传》和《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传》的河间公元齐④。两书都记

元齐得赐爵浮阳侯 ,在灭赫连夏之后 , 征北燕之前; 灭北燕之后 ,“进爵

为公”;“后与新兴王俊讨秃发保周 , 坐事免官爵”;夺取仇池后“复赐爵

①

②

③

④ 《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原佚 , 后人以《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传》及

《高氏小史》补成 ,间有与今本《北史》不同者 , 故一并引据。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第 81 页。

《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 第 2059 页。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中华书局标点本 , 1974 年 , 第 77 页。

180

河间公”①。灭北燕在延和元年 (432)八月以后 ,元齐应当是浮阳公。元

齐“坐事免官爵”是因为受太武帝之弟新兴王俊的牵连 ,而新兴王俊得

罪在太平真君二年 (441)三月②。元齐跟随古弼进兵仇池 , 在太平真君

三年 (442)③。综上 ,根据《魏书》和《北史》,从延和元年八月到太平真君

三月 ,元齐的爵位应当是浮阳公 ,而不是浮阳侯 ,而且元齐之为河间公 ,

在太平真君三年以后。太武帝东巡碑的写刻时间 , 在太延三年 (437 ) ,

太武帝御射的时间在太延元年十二月(436) ,东巡碑上却明确地记阿齐

的爵位为浮阳侯 ,而不是浮阳公。可见《魏书》和《北史》关于元齐于灭

北燕之后“进爵为公”的记载 , 是不准确的。如果元齐确曾进爵为浮阳

公 , 也一定在太延元年十二月之后。另外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延

和元年(432)八月有“文通使数万人出城挑战 ,昌黎公元丘与河间公元

齐击破之”的记载④ , 元齐当时的爵位应当是浮阳侯 , 而不是河间公。

东巡碑上的文字 ,可以作为校勘《魏书》和《北史》的坚强证据。

中坚将军蓝田侯代田 这个“蓝田侯代田”就是豆代田。《魏书》卷

三�《豆代田传》:“豆代田 , 代人也。太宗时以善骑射为内细射从。攻

虎牢 , 诏代田登楼射贼 , 矢不虚发。⋯⋯神�中 , 讨蠕蠕 ,赐爵关中侯。

从讨平凉 ,击破赫连定 ,得奚斤等。⋯⋯改爵井陉侯 , 加散骑常侍、右卫

将军、领内都幢将。从讨和龙 , 战功居多 , 迁殿中尚书 , 赐奴婢六十口。

以前后军功 ,进爵长广公 ,加平东将军。”⑤ 传不及代田曾官中坚将军、

爵蓝田侯。从时间上看 ,豆代田改封蓝田侯 ,在灭赫连夏之后 ,灭北燕

之前。

射声校尉安武子□元兴 这个“射声校尉安武子□元兴”, 就是韩

茂。《魏书》卷五一《韩茂传》:“韩茂 ,字元兴 ,安定武安人也。⋯⋯茂年

①

②

③

④

⑤ 《魏书》卷三�《豆代田传》, 第 727 页。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第 81 页。

《魏书》卷二八《古弼传》、卷五一《皮豹子传》, 第 690—691、1129—1130 页。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第 94 页。

《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 第 362 页 ;《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传》, 中华

书局标点本 , 1974 年 , 第 5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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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北 魏 太 武 帝 东 巡 碑

181

十七 , 膂力过人 ,尤善骑射。⋯⋯后从世祖讨赫连昌 ,⋯⋯以军功赐茂

爵蒲阴子 ,加强弩将军 ,还侍辇郎。又从征统万 ,大破之。从平平凉 ,当

茂所冲 ,莫不应弦而殪。由是世祖壮之 ,拜内侍长 ,进爵九门侯 ,加冠军

将军。后从征蠕蠕 ,频战大捷 ,与乐平王丕等伐和龙 , 徙其居民。”① 韩

茂得列名于东巡碑 , 就因为他是从驾将领中的善射之士。本传不载韩

茂曾爵安武子。

次飞督安熹子李盖 “次飞督”当作“�+飞督”。安熹子李盖 ,即《魏

书》卷八三上《外戚上·李惠传》中李惠的父亲 :“李惠 , 中山人 , 思皇后之

父也。父盖 ,少知名 ,历位殿中、都官二尚书 , 左将军 , 南郡公。”② 李盖

后以尚武威长公主而骤贵 , 官至左仆射 ,死后赠中山王。不过从东巡碑

所记李盖曾任�+飞督并擅长射术看 ,李盖最初得到太武帝赏识 ,还是因

为他在骑射方面有过人之处。李盖在太延元年前后爵安熹子 , 亦可补

史书所阙。

碑文还记录了主持树立东巡碑的前后两位定州刺史 ,一位是“镇东

将军定州刺史乐浪公”,另一位是“刺史征东将军张掖公宝周”。前者无

可考 ,后者即《魏书》中提到的秃发�檀子秃发保周 , 延和元年自沮渠北

凉来奔③。秃发保周于太延三年任定州刺史 , 亦不见于史 ,赖东巡碑而

可知。

三、北魏的御射碑问题

为纪念北魏皇帝演示射术而立的所谓“御射碑”, 除了太武帝东巡

碑以外 ,还有文成帝南巡碑和宣武帝御射碑。

文成帝南巡碑虽然额题《皇帝南巡之颂》,但由于同样是为纪念文

①

②

③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第 82 页。

《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传》, 第 1824 页。

《魏书》卷五一《韩茂传》,第 1127—1128 页。

182

成帝拓跋�#在灵丘境内的神射而立① , 故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一誆水

注亦径称《御射碑》②。北魏皇帝因射箭而立碑的 , 还有宣武帝。景明

三年 (502)十月 , 宣武帝从邺城返回洛阳 , 路经河内 , 也有一次射术表

演。《魏书》卷八《宣武帝纪》:“冬十月庚子 ,帝亲射 ,远及一里五十步 ,

群臣勒铭于射所。”③ 为纪念宣武帝此次射术表演 ,“群臣勒铭于射

所”,所勒之铭 ,即御射碑。赵明诚《金石录》卷二一有“后魏御射碑”条 ,

称“在今怀州”,并引碑文“惟魏定鼎迁中之十载”、“皇上春秋一十有七”

云云④。不过宣武帝御射碑 , 欧阳修《集古录》则定名为《后魏定鼎

碑》⑤ ,理由是碑文中有“定鼎迁中”字样 ,可见御射碑并不是原碑正式

名称 ,后人或以御射名之 ,或以定鼎名之。

御射碑不是以上三碑的正式额题 ,它们却都被后人目为御射碑 ,原

因在于立碑的直接理由是为了纪念皇帝的某一次射箭表演。但是生长

于代北的拓跋君主 , 演习骑射乃经常之事 ,为什么要为某一次的演示特

地立碑纪念呢 ? 据文成帝南巡碑碑阳铭文 ,文成帝从定州到邺城 ,“禊

于衡水之滨 , [尝]射于广平之野”,即使在灵丘南唐河谷地的这处山崖 ,

文成帝“兴安二年尝 [拉射 ]于此山”⑥。为什么偏偏要为和平二年(461)

三月的这次“御射”立碑称颂呢 ? 如果说这一次文成帝有超水平发挥 ,

那么对比他平时的正常水平 , 这种称颂是不是也存在疑问呢 ? 灵丘之

射 ,是文成帝有计划发动的 , 他主动“诏群官仰射山峰”⑦ , 随后亲自表

演 , 并立碑纪念。这表明 ,文成帝有意要把这次射箭游戏发展成为重大

的政治事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魏书》卷五《文成帝纪》,第 119 页。

山西省考古所、灵丘县文物局 :《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 第 72 页。

欧阳修 :《集古 录》,《石 刻史 料新编》第 24 册 , 台北 , 新文 丰出 版公 司 , 1982 年 , 第

17871 页。

金文明 :《金石录校证》, 上海书画出版社 , 1985 年 , 第 388 页。

《魏书》卷八《宣武帝纪》,第 195 页。

杨守敬 :《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 , 1989 年 , 第 1048 页。

关于文成帝南巡碑 , 请参看山西省考古所、灵丘县文物局《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

巡碑〉》,《文物》, 1997 年第 12 期。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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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北 魏 太 武 帝 东 巡 碑

183

文成帝南巡碑之所谓“南巡”,与太武帝东巡碑之所谓“东巡”一样 ,

都是从平城到邺城 ,从恒代到河北。对于北魏朝廷来说 ,以冀州和定州

为中心的河北数州 ,是“国之基本”, 所谓“国之资储 , 唯藉河北”①。其

中邺城尤为重要②。政治重心与经济、文化重心的分离 ,使北魏诸帝对

河北地区的定期巡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文成帝的“御射”, 与太武

帝的“御射”,都发生在结束巡视从邺城返回平城的路上 ,地点都在离开

平原之后 ,这也不应当是一种巧合。从他们的行军路线看 ,都是从邺城

经定州回平城 ,很可能具体道路都是一致的 ,即先后经由五回道和灵丘

道③。即使和平二年三月这一次文成帝不是走五回道到灵丘的 , 他此

前一定多次经行五回道则毫无疑问。也就是说 ,文成帝及其随驾群臣 ,

不止一次地经过徐水河岸的太武帝东巡碑 , 对东巡碑一定是熟悉的。

可以这样设想 ,文成帝在誆水岸边的“御射”,其实就是对于太武帝在徐

水岸边“御射”的模仿。正是因为东巡碑之名在先 , 故文成帝的御射碑

只好冠以“南巡”之名。

以御射名碑 ,强调了碑铭对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的纪念意义 ,从而

淡化甚至掩盖了原碑真正的名称中纪念“皇帝东巡”、“皇帝南巡”的意

义。平城时代 ,拓跋集团以代北为根据 ,高屋建瓴地统治河北和其他地

区 ,皇帝的巡视正是这一政治格局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拓跋集团出

于代北 ,以征服者而成为统治者。从道武帝到孝文帝的平城时代 ,拓跋

皇室及其代北集团成功地由征服集团改造成为统治集团。这个改造的

历史过程 ,就是逐渐减弱军事征服色彩 ,而代之以政治统治所必不可少

的官僚化与文化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 一方面是征服者 ,另一方面

又是统治者 ,这构成拓跋集团的身份二元性。御射碑的多次出现 ,集中

体现了这种二元性。御射碑是北魏皇帝完成巡视转身离去时 , 对此行

①

②

③ 罗新 :《五回道》, 第 39 页。

牛润珍 :《魏晋北朝邺城初探》, 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1986 年 ,第 123 页。

《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传》, 第 572 页。元晖此疏 , 虽然发表于迁洛以后 ,但也符合

平城时代的财政布局。

184

的一个政治总结。

今所知太武帝东巡碑 ,是定州地方政权所立 ,是否出于太武帝本

意 , 还比较难说。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一誆水注徐水条:“徐水三源奇

发 , 齐泄一涧 ,东流北转 ,迳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 ,

迳南岩下 , 水阴又有一碑。徐水又随山南转 , 迳东岩下 , 水际又有一

碑。”① 在徐水离开太行山区进入河北平原的这一小段路程中 , 竟有三

碑。《太平寰宇记》卷六七易州满城县条 , 称此三碑皆北魏所立②。这

三碑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 ,已无从考证。但认为定州地方政权竖立东

巡碑 ,符合太武帝的政治意图 , 并且对后来的北魏君臣产生了影响 , 还

是可以成立的。

北魏孝文帝“少而善射 ,有膂力”,但为了率导文治 ,“至年十五 , 便

不复杀生 , 射猎之事悉止”③。尽管如此 , 他也曾因巡视而留下碑铭。

欧阳修《集古录》有“后魏孝文北巡碑”,跋引碑文云“太和二十一年 , 修

省方之典 ,北临旧京”④。赵明诚《金石录》历代金石目录中 ,亦收“后魏

北巡碑”及“后魏北巡碑阴”, 自注“太和二十年四月”,当有脱字⑤。孝

文北巡碑 ,应当是孝文帝于太和二十一年 (491)北巡平城 (恒州 )和盛乐

(云中 )之后所立。这次北巡 ,是孝文帝迁都后第一次回到代北 ,也是在

刚刚发生反对迁都政策的严重政治危机之后 ,孝文帝所进行的一次重

大政治活动。虽然北巡碑今已不存 ,但此碑关系当时政治甚深 ,当无可

怀疑。从孝文帝北巡碑可知 ,北魏皇帝出巡并且立碑 ,绝不是孤立的和

偶然的事件 ,应该从当时政局的复杂背景中寻求理解。宣武帝的“御

射”,发生在他结束巡视邺城、返回洛阳的路上。很显然 ,这也是一次政

治活动。

《太平寰宇记》卷六七易州满城县条提到东巡碑时 ,称“中山安喜贾

①

②

③

④

⑤ 金文明 :《金石录校证》, 第 32 页。

欧阳修 :《集古录》,《石刻史料新编》第 24 册 , 第 17871 页。

《魏书》卷七下《孝文帝纪下》, 第 187 页。

乐史 :《太平寰宇记》卷六七 ,台北 , 文海出版社影印 , 1962 年 , 第 517 页。

杨守敬 :《水经注疏》,第 1083 页。

北

大

史

学罗

新

跋 北 魏 太 武 帝 东 巡 碑

185

聪书”① ,这应当是前列东巡碑碑文第十五行文字。贾聪不见于史 , 大

概是定州僚佐。

(罗新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

① 乐史 :《太平寰宇记》卷六七 ,第 517 页。

186

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

〔日〕洼添庆文

] 【内容提要】 本文为洼添庆文先生 2003 年 9 月由汲古书院

出版的著作《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的序章。该章回顾了至 2002

年为止的日本魏晋南北朝官僚制研究的历史 , 含有非常丰富的信

息 ,具有重要的学说史价值。

一

三公逐渐失去了权力 , 魏晋以后逐步成为名誉职 , 与之同时 , 在汉

代处于皇帝左右的尚书、中书诸官和侍中形成了独立的官署 ,后来发展

成为唐代的三省制。另一方面 ,地方长官掌握了军事权 , 开府置佐 , 除

了汉代以来的僚属之外又拥有了许多府官。而且汉代的秩禄制为品制

所取代。这样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官僚制度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关

于这一变化 ,无论是将其作为中国历史上整个官僚制度变迁之一环的

论著 ,还是专门研究这一时代的论著 ,在中国 (包括台湾和香港 ) 都很

北

大

史

学〔日〕洼添庆文

日 本 的 魏 晋 南 北 朝 官 僚 制 研 究

187

多 , 而且到现在还在继续出现。另一方面 ,在日本仅可看到和田清 1942

年编的《支那官制�达史》①。山本隆义 1968 年著的《中�政治制度の

研究———内阁制度の起原と�展》② 探寻了中国历史上整个时代草制

机构的实态和变迁。对魏晋南北朝 , 除对负责草制的门下省的官稍加

涉及之外 ,该书主要记述对象为中书省。

和田氏编《支那官制�达史》的副标题是 :《特に中央集榷と地方分

榷の消长を中心として》,浜口重国负责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 ,其记述

不仅限于官制 ,还包括田制等。除此之外 ,魏晋南朝一节的题目是《门

阀贵族の成立と君主榷の衰退》, 北朝两节的题目分别是《後魏の君主

榷》和《东西魏·北�·北周の君主榷》,以官制和军制为题的不过只有一

节。即不只是叙述官制制度的方面 ,还试图在君主权力之下 ,确定官制

的位置。持有这种意识的不只是和田氏编《支那官制�达史》, 这一意

识也反映在了大量出现的具体的官僚制度研究中。

二

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特别是魏晋南朝的研究 ,内藤湖南以来

是以贵族制为中心而展开的。正如谷川道雄所言 , 贵族以官僚的形态

出现。贵族制研究和该时代官僚制研究有密切的关系。官吏登用法作

为产生官僚的方法很早就受到关注是很自然的事。冈崎文夫在 1922

年就已经对中正评品和九品官制的先后关系及后汉末人物品评的题目

和中正制的关连等问题进行了考察③ , 宫川尚志也在 1950 年、1952 年

对中正制度从成立到废止进行了详细的追踪 ,并提供了中正在职者一

①

②

③ 冈 崎 文 夫 :《南 北 朝 に お け る 社 仝 � 泾 制 度》 , 193 5 年 初 版 , 弘 文 堂 19 55 年 再 版 。

山 本 隆 义 :《中 � 政 治 制 度 の 研 究 ——— 内 阁 制 度 の 起 原 と � 展》 , 同 朋 佘 , 196 8 年 。

和 田 清 编 :《支 那 官 制 � 达 史》 , 1942 年 初 版 , 汲 古 书 院 19 73 年 影 印 。

188

览表等基础的资料①。继之而起的是宫崎市定 1956 年著的《九品官人

法の研究———科搿前史》② 一书 ,这本书不仅限于官吏登用法的范围 ,

而且给以往的贵族制研究带来了大变革 , 这是迄今为止许多论者都已

阐明了的 ,这里仅述其与官僚制有关的方面。宫崎氏认为: (1)中正官

给予的乡品与九等官品是同时制定的; (2)初次任官(起家官)担任的官

职的官品通常比乡品低四、五等 ,在仕途的最终阶段达到的官品将与其

乡品的等级一致。正如中村圭尔 1993 年在《六朝贵族制论》③ 所承认

的那样 ,这两点对研究者影响最大。因此 ,首先产生了关于这两点的争

论。对第一点 ,矢野主税认为 ,九品官制先制定 ,然后 ,作为希望出仕者

任官资格的乡品再被制定④ ; 接下来 , 越智重明 1965 年在《州大中正の

制に阌する诸问题》⑤ 中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 认为乡品是由司马氏在

制定州大中正制时制定的;之后 ,越智氏在 1974 年《魏时代の九品官人

法について》⑥ 中认为 ,在州大中正职掌乡品决定权之前 ,郡中正并不

决定乡品 ,而只是决定辈和状。关于第二点 ,矢野主税在《魏晗中正制

の性格についての一考察》⑦ 中以大量的事例为基础 ,认为乡品和起

家官品并不像宫崎氏所说的那样直接对应 , 乡品只是表示了任官可能

的范围。由宫崎氏的乡品决定官品这一观点出发 ,谷川道雄在《六朝贵

族制社仝の史的性格と律令制への展开》⑧ 中认为贵族的身份和地位

从本源上来说是由其在乡党社会中的地位、权威决定的 ,王朝只不过是

一个承认机关;与此相对 ,矢野氏的论证显示了在任官上皇权介入的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谷 川 道 雄 :《六 朝 贵 族 制 社 仝 の 史 的 性 格 と 律 令 制 へ の 展 开》 ,《社 仝 � 泾 史 �》3 1 —

1 ～ 5

矢 野 主 税 :《魏 晗 中 正 制 の 性 格 に つ い て の 一 考 察》 ,《史 � 雒 谂》72 — 2 , 1963 年 。

越 智 重 明 :《魏 时 代 の 九 品 官 人 法 に つ い て》 ,《九 州 大 � 东 洋 史 论 集》2 , 1974 年 。

越 智 重 明 :《州 大 中 正 の 制 に 阌 す る 诸 问 题》 ,《史 渊》94 ,19 65 年 。

矢 野 主 税 :《魏 晗 中 正 制 の 性 格 に つ い て の 一 考 察》 ,《史 � 雒 谂》72 — 2 , 1963 年 。

中 村 圭 尔 :《六 朝 贵 族 制 论》 , 收 入 谷 川 道 雄 � 著《戬 後 日 本 の 中 � 史 论 �》 , 河 合 文 化

宫 崎 市 定 :《九 品 官 人 法 の 研 究 ——— 科 搿 前 史》 , 东 洋 史 研 究 仝 , 1956 年 。

收 入 宫 川 尚 志 :《六 朝 史 研 究 政 治·社 仝 篇》( 日 本 � 术 振 兴 仝 , 1956 年 ) 。 在 �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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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地。因此 ,矢野氏在《门阀社仝史》① 中对魏晋时候他认为专掌全部任

用升进事宜的吏部尚书的权限及其后的变迁进行了研究。另一方面 ,

越智氏将宫崎氏提出的乡品和官品的关系进行更严格的对应 , 提出了

族门制的观点。根据上述越智氏的关于乡品制定时期的观点 , 族门制

应产生于州大中正制成立之后 ,越智氏在《魏晗南朝の最下级官僚�に

ついて》② 中提出了四阶层论 , 即甲族层、次门层、后门层和不能入仕

的三五门层 ,甲族层、次门层、后门层所获乡品分别为一、二品 , 三、四、

五品 , 六～九品 ,以五、六品 ,七、八、九品 , 流外起家。以后这一构想在

各种场合被完善 ,其中包括 1979 年《晗南朝の秀才·孝廉》③ 一文 ,这篇

文章在族门制的基础上 ,论述了本来与门第无关选拔有才能者的秀孝

制度 ,这一制度宫崎氏以后就一直未被研究。

上述的争论是由对九品官人法的历史性质理解不同而引起的 , 对

乡品性质的不同理解则更凸显了对九品官人法、甚至对贵族制理解的

差异。然而 ,关于这一点及其后的共同体的论争 , 参见中村圭尔的《六

朝贵族制论》④ ,本文从略。

70 年代初激烈的共同体论争因为一方的当事人重田德的突然去

世而迅速落下帷幕 , 之后的研究以个别分散化的形式进行 , 一直到现

在。这个责任应当归于继主要支撑了到那时为止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

宫川、宫崎、矢野、越智、谷川、川胜义雄、堀敏一等之后登场的年轻一代

研究者。但是 ,自 70 年代登场的年轻一代 ,从他们自己的问题意识出

发而进行的研究 ,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下面 ,首先看一下与

上述争论有关的研究吧。

谷川道雄提出了贵族为什么以官僚的形态出现的问题 ,对其从正

面进行回应的是中村圭尔 1973 年开始相继发表的一系列研究 , 这些文

①

②

③

④ 中 村 圭 尔 :《六 朝 贵 族 制 论》 , 收 入 谷 川 道 雄 � 著《戬 後 日 本 の 中 � 史 论 �》 , 河 合 文 化

越 智 重 明 :《晋 南 朝 の 秀 才·孝 廉》 ,《史 渊》116 ,197 9 年 。

越 智 重 明 :《魏 晋 南 朝 の 最 下 级 官 僚 � に つ い て》 ,《史 � 雒 谂》74 — 7 ,19 65 年 。

矢 野 主 税 :《门 阀 社 仝 史》 , 长 崎 大 � 史 � 仝 , 1 965 年 。

190

章收入中村氏 1987 年的《六朝贵族制研究》① 一书。中村氏认为两种

分析方法 ,即分析主要以官僚形态出现的贵族与皇权之间关系的方法

和将贵族的官僚形态仅作为一种表面现象、而试图从乡党社会中寻求

其存在根源的方法 ,最终会产生交叉。他设定了一端是皇权、一端是乡

党社会的分析视角 ,认为联系两者的是身份制。也就是说 ,在本来是企

图确立皇帝一元统治的阶层性的身份秩序标准的九品官制中 , 掺入了

作为乡里社会身份标志的乡品和清浊的因素 ,从这样的视角出发 ,来把

握九品官制的贵族化进程。例如 , 宫崎氏论述了由于官职上产生的清

浊之分 ,阻碍了本来应基于官品序列的升迁 ,从而产生了班制的情况。

中村氏用丰富的材料显示在梁武帝改革之前的南朝 , 甲族、次流、浊官

阶层的官历已分别固定 ,官员在自己阶层的官位阶段 (班 )上一级一级

地往上升 ,并指出这意味着官位丧失了其作为官职的实际职掌 ,而成为

官僚身份的标识。揭示了如实地显现了其“贵族式官制”性质的班制的

具体形态是中村氏的大功劳。中村氏指出 , 历官于次流、浊官序列的人

由于某种原因就任了有如一道关卡的官职之后就可以任比自己高的阶

层的职官序列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很深的意义 ,因为它使我们能够考

虑到官僚制因素发挥作用的可能性。这一问题与官人如何得以升进相

关 , 中村氏的《初期九品官制における人事について》② 表明了作为人

事进退基准的“资”开始代替以往的品和状发挥作用 ,但仍缺乏具体性 ,

正如后文所述 ,清楚地解释这一点还要依靠下一代的努力。

和中村氏有同样问题意识 ,分析了人事决策过程的是葭森健介的

三篇文章③。乡里意向通过中正反映到官僚机构 , 皇帝掌握着最终的

①

②

③ 葭 森 健 介 :《“山 公 启 事”の 研 究 ——— 西 晗 初 期 の 吏 部 选 用》 , 收 入 川 胜 义 雄 、砺 波 护 编

中 村 圭 尔 :《初 期 九 品 官 制 に お け る 人 事 に つ い て》 , 收 入 川 胜 义 雄 、砺 波 护 编《中 �

中 村 圭 尔 :《六 朝 贵 族 制 研 究》 , 风 间 书 房 , 198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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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决定权。处于其间的尚书省吏部 ,将乡里的意向与该官职所必需

的资质相对照 ,向皇帝推荐候选人。在这一过程中 , 为什么产生了贵族

化进程呢 ? 这不单单是系统的问题 ,也在于具体的政治过程。即在魏

至西晋的两次政治对峙中 ,吏部官僚所执行的人事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我的这一介绍也许过于简单化了。以往的观点是从中正官给予的乡品

中找出贵族化的契机 ,葭森氏以上的观点将这一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 ,

其中正、吏部、皇帝的分析视角是重要的。

继承越智重明族门制构想的野田俊昭写出了一系列的论文 ,试图

从皇权和甲族的对抗出发来把握官位的改变和门第的变动。其最初问

世的是 1977 年的《东晗南朝における天子の支配榷力と尚书省》① , 文

中通过明确尚书省掌握着政策的拟案上奏权 ,其上奏经过天子的许可

就成为政策这一点 , 揭示了尚书省是魏晋南朝的政治中枢 ,因此受到重

视。与此同时 ,由于贵族垄断了尚书省官职 , 因而得以发挥政治影响

力 ,天子用历来被认为是代表贵族政治权力的门下省、后来又用天子身

边的寒人来和尚书省的案奏权相对峙 ,这一观点显示了其对尚书省、门

下省性质的独特把握。之后 ,他又进行了和以上属于同系列的一连串

的研究 ,认为尚书省吏部根据门第的金字塔式组织拟官 ,支撑吏部这一

机能的是州大中正和大中正掌握的清议。笔者认为其在《家格と“清

议”》② 中指出的门第的变动从本质上来讲并不是与任官的必要条件

相联动这一观点有很深的意义。所谓的任官的必要条件是指即使是次

门 ,只要做到三品以上的官就一律被给予甲族的门第之类。虽然越智

氏对此非常重视 ,但野田氏在这点上却直接批判了越智氏 ,这与前述中

村氏的官僚制因素发挥作用的观点相关联。另外 , 在魏晋南朝的官僚

制研究中 ,以官职的地位与清浊之别作为问题探讨的不少 , 对于中央

官 ,以宫崎氏的《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搿前史》为开端出现了各种

①

② 野 田 俊 昭 :《家 格 と“ 清 议 ”》 ,《九 州 大 � 东 洋 史 论 集》28 ,20 00 年 。

野 田 俊 昭 :《东 晗 南 朝 に お け る 天 子 の 支 配 � 力 と 尚 书 省》 ,《九 州 大 � 东 洋 史 论 集》

192

研究 ,对于地方官谈到的则不多。野田氏在《南朝の郡太守の班位と清

浊》① 中明确地指出 ,郡太守的官位发生了分化 ,太守当中也出现了清

浊之别。

南朝地方分权的倾向被广泛承认 , 越智氏从三个方面来探索其原

因:即州镇长官所持的高度的人事权 ,以此为基础的州镇长官和僚属间

私人的结合关系及兵士私兵性质的强化 ,同时 ,还列举了州镇持有的商

税、屯田收入等财政方面的因素。在皇帝方面 ,对州镇的对策自然是必

要的 ,派遣典签通常被认为是其对策之一 , 但是 ,越智氏采取这样的观

点 , 即由于监察、监督的权限被限制 ,因而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 ,要而言

之是根据皇帝和各个地方长官的关系如何而定②。与此相对 , 川合安

在《梁の太府创设とその背景》③ 中论述了梁武帝改革中创设的掌管

国家货币收入的太府这一机构的构成与机能 ,指出无论是太府创设以

前还是以后 ,商税都不是地方税。川合安在《南朝财政机构の�展につ

いて》④ 中还指出 ,宋孝武帝以后 ,通过派遣台使、强化台传、驱使亲近

的财务官僚 ,皇帝权力直接掌握国家财政的态势得以强化 ,但是其意图

并未完全达到 ,只是强烈地显示了皇帝个人权力强化的态势。这与越

智氏以皇帝权力为对象的方向性是一致的 , 但对实现程度的理解却不

同。另外 ,早于川合氏 ,中村氏在《�佾———南朝の财政机构》⑤ 中清

楚地解释了南朝财务机构———台传的活动 , 认为其直属于御史台 ,朝廷

通过它谋求对地方的统治。据此 ,关于财政机构的研究 ,从中央和地方

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的倾向较强。

关于个别官职的研究 ,越智氏在《魏晗南朝の御史中丞》⑥ 中清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越 智 重 明 :《魏 晗 南 朝 の 御 史 中 丞》 ,《史 渊》120 , 1983 年 。

中 村 圭 尔 :《� 佾 ——— 南 朝 の 财 政 机 构》 ,《中 � 史 研 究》8 , 1984 年 。

川 合 安 :《南 朝 财 政 机 构 の � 展 に つ い て》 ,《东 北 大 � 文 化》49 — 3 . 4 , 1986 年 。

川 合 安 :《梁 の 太 府 创 设 と そ の 背 景》 ,《弘 前 大 � 人 文 � 部 文 � 论 丛》23 — 3 , 1988

越 智 重 明 :《南 朝 州 镇 考》 ,《史 � 雒 谂》62 — 12 , 1953 年 ; 同 氏 :《典 � 考》 ,《东 洋 史 研

野 田 俊 昭 :《南 朝 の 郡 太 守 の 班 位 と 清 浊》 ,《史 渊》127 , 199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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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阐明了御史中丞的主要职务———奏弹的实态 , 认为中丞支撑皇权而

存在 ,是甲族任的官 , 其奏弹的目的是维持士族的社会秩序。与此相

对 ,川合安在《南朝の御史�について》① 中认为 ,御史中丞和治书侍

御史由士族担任 ,虽然以纠弹百官非违为任务 ,但是他们作为国家体制

的维护者 ,有时也掣肘皇帝权力 ,另一方面由低级士族担任的侍御史显

示出支持皇帝的倾向 ,在御史台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两个系统。产生于

魏代的散骑常侍系列的各官不久形成了散骑省 ,下仓涉在《散骑省の成

立———曹魏·西晗における外戚について》② 中认为这一过程 , 与如在

后汉时所见的皇太后与外戚掌权现象再现这样的政治动向有很深的关

系。

另外 ,赞同矢野主税寄生官僚制论的人虽然很少 ,赞同与否暂且不

论 , 官僚的俸禄问题却是重要的。中村氏在《晗南朝における官人の俸

�について》③ 中分析了零细分散的史料 , 从制度层面上清楚地解释

了俸禄的情况。在此基础上 ,认为俸禄在保证生存上并不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

三

谷川道雄整理了自己 50 年代以来的五胡北朝研究 , 于 1971 年出

版了《隋唐帝国形成史论》④。在他看来 , 渴望恢复原本拥有之自由的

北族游牧社会和在自由人格关系中结合而成的汉人乡里社会这两者之

间的结合 ,才是否定从门阀性身份秩序中生长出来的颓废的途径;这种

新的状态应该作为新贵族制来把握。在其后于 1998 年出版的《增补

①

②

③

④ 谷 川 道 雄 :《隋 唐 帝 � 形 成 史 论》 , � 摩 书 房 , 1 971 年 。

中 村 圭 尔 :《晗 南 朝 に お け る 官 人 の 俸 � に つ い て》 , 大 阪 市 立 大 � 文 � 部《文 研 究》

下 仓 涉 :《散 骑 省 の 成 立 ——— 曹 魏·西 晗 に お け る 外 戚 に つ い て》 ,《历 史》86 , 1996 年 。

川 合 安 :《南 朝 の 御 史 � に つ い て》 ,《集 刊 东 洋 �》60 , 1988 年 。

194

隋唐帝�形成史论》① 中 , 谷川氏将其发展为府兵制国家论。这种明

显立足于展望隋唐的北朝贵族制论给予学界很大的刺激。在谷川氏以

外的研究者中 ,有很多人同时关注汉人社会和胡族社会 ,对于揭示双方

各自的要素以及融合的状态都表示了强烈的关心。谷川氏以后我国论

述五胡·北朝唯一的专著是川本芳昭于 1998 年出版的《魏晗南北朝时

代の民族问题》②。尽管在批判贵族制时使用了贵族制一词 , 但是川本

氏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并未将其包含在内;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做法是

富有象征性的。

五胡诸国采取了二重统治体制这一点很早就被认识到了。例如田

村宓造发表于 1951 年的《ボョウ王�の成立と性格》③ 认为 , 被辽西、

辽东时代的前燕政权迁去从事农耕者和经营畜牧、狩猎生活者的存在 ,

显示了慕容王国作为国家的二重性质 ,其君主还拥有中国式和北亚细

亚式的双重称号。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场合 ,大单于号也仅只以胡族

为对象 ,皇帝才是跨越胡汉两个世界的君主称号。由此 , 谷川氏的《隋

唐帝�形成史论》描绘了如下的图式: 在五胡政权中 , 既有继承了部族

联合国家性质的一面———以宗室分有兵力的“宗室性军事封建制”为代

表 ,也有作为中国世界的统一性主权者的一面。虽然中国式的官僚体

制支撑了其统治 ,但是各个国家却由于不能打破单一民族的制约以至

于崩溃了。

被谷川氏评价为打破了上述单一民族制约的是北魏的部族离散。

不过关于部族离散 ,因为基本史料有限 , 而且其内容有相互矛盾之处 ,

所以发生了很多争论。主要的问题有两个 , 一个是离散的时期问题 ,一

个是离散的对象和内容问题。关于前者 , 主流意见不认为早在北魏第

一代皇帝道武帝的登国年间就已经实行了离散。关于后者 , 主流意见

认为 ,以拓跋部为核心的部族联合体 ,因其部族制被解消而成为了编户

①

②

③ 田 村 宓 造 :《ボョウ 王 � の 成 立 と 性 格》 ,《东 洋 史 研 究》11 — 2 , 1951 年 。 收 入《中 � 史

川 本 芳 昭 :《魏 晗 南 北 朝 时 代 の 民 族 问 题》 , 汲 古 书 院 , 1998 年 。

谷 川 道 雄 :《增 补 隋 唐 帝 � 形 成 史 论》 , � 摩 书 房 , 199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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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过因为注意到离散后仍有游牧生活的事实和游牧性制度的存

在 , 对于通常的理解抱有疑问的意见也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 ,胜�.

冬宓于 1994 年发表的《拓跋琊の“部族解散”と初期北魏政榷の性格》①

表达了如下引人注目的看法 :如果将史料分别和道武帝麾下拓跋部内

部落大人制的废止、归顺的贺兰部以下诸部以及高车部族相对应的话 ,

就能够解消其矛盾;不应该将部族离散理解为在同一个时期内采取措

施将所有的部族组织一律破坏掉那样的事。松下宪一于 2000 年发表

的《北魏の领民酋长制と“部族解散”》② 和 2002 年发表的《北魏道武帝

の“部族解散”》③ 也认为 ,被认为是矛盾的史料显示 , 离散是针对各自

不同的对象而实行的 ,其目的是促使部族联合体解体 ,而那些被配置于

指定区域居住的人们仍然继续维持着部族制。不过关于登国年间的离

散对象 ,他和胜�.氏的理解不同。另外川本芳昭于 1982 年发表的《北

魏太祖の部落解散と高祖の部族解散———所谓部族解散の理解をめぐ

って》④ 强调 ,即使是在道武帝时的部落离散之后 , 部族制的本质———

也就是部族成员间的结合关系 ,实际上仍然存在;它的解消必须等到孝

文帝的改革 ,具体而言就是剥夺十族所拥有的祭祀权、废止王爵的继承

等等。根据川本氏的意见 ,所谓部族离散实行过两次 ,但是在道武帝时

的部族离散之后 ,部族性要素在北魏仍然有浓厚的残留。这样的认识

近年在其他论者那里也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和部族离散关系很深的是领民酋长和大人官的存在。关于前者 ,

早期从佐久间吉也于 1950 年发表的《北朝の领民酋长制に就いて》⑤

开始就有不少言及之处 ,不过一般还是将其理解为存在于部族离散的

①

②

③

④

⑤ 佐 久 间 吉 也 :《北 朝 の 领 民 酋 长 制 に 就 い て》 ,《福 岛 大 � � 芸 部 论 集》1 , 1950 年 。

川 本 芳 昭 :《北 魏 太 祖 の 部 落 解 散 と 高 祖 の 部 族 解 散 ——— 所 谓 部 族 解 散 の 理 解 を め

っ て》 ,《佐 贺 大 � 教 养 部 研 究 纪 要》1 4 , 1982 年 。 收 入 同 氏 :《魏 晗 南 北 朝 时 代 の 民

松 下 宪 一 :《北 魏 道 武 帝 の“ 部 族 解 散 ”》 ,《史 朋》34 ,2 002 年 。

松 下 宪 一 :《北 魏 の 领 民 酋 长 制 と“ 部 族 解 散 ”》 ,《集 刊 东 洋 �》84 , 2000 年 。

胜 � 冬 宓 :《拓 跋 琊 の“部 族 解 散 ”と 初 期 北 魏 政 � の 性 格》 , 早 大·院·文《纪 要》哲 �

196

对象之外。对此 ,近年直江直子于 1998 年发表的《“领民酋长”制と北

魏の地域社仝�书》① 认为 , 这是一种为了统治经部族离散后隶属于

州镇但仍然维持传统的胡族社会而设计的制度。直江氏的这种想法 ,

和她于 1978 年发表的《北朝後期为政者グル�プの出身について》②、

1983年发表的《北魏の锫人》③ 两篇论文是一脉相承的。即这些由北

魏在征服过程中设置、虽逐渐向州转变但是直到北魏末年的大叛乱仍

然残存的镇 ,并不像从前所认为的那样仅为军事组织 ,而且还包含了农

业和畜牧业这样的生产活动 ;和汉人社会一样 ,也是豪杰作为民众仰慕

的对象发挥着指导性作用的乡里社会。直江氏的北族乡里社会观和谷

川氏所谓的汉人豪族共同体根本上是相通的 ,因此谷川氏在《增补 隋

唐帝�形成史论》中所总结出的府兵制国家论吸收了她的观点。所谓

大人官 ,指的是作为北魏前身的代国时代的南北二部大人、分掌被道武

帝离散之胡族的八部大人等。这方面早期的研究如山崎宏于 1947 年

发表的《北魏の大人官に就いて》④ 对于包括代国时代的大人制之变

迁进行了追踪 ,不过在部族离散后就将其理解为对于一般旧部落民众

的保护政策。其他关于大人官的论著还有很多 ,如上面提到的松下氏

之《北魏の领民酋长制と“部族解散”》一文就表示了这样的构想 :北魏

王朝促成了被征服或者归附而来的诸部族联合体的解体 , 将其置于自

己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 ,则以居住在畿内和郊甸的部族长作为领民酋

长 , 通过大人制来管理他们。大人官之下当然会有部族制的残存 ,这一

点可能会成为争论的对象;不过将部族离散、领民酋长制和大人制合起

来考虑这样的视角还是值得肯定的。

除大人官以外 ,孝文帝改革之前的北魏还有一种独特的职官。关

①

②

③

④ 山 崎 宏 :《北 魏 の 大 人 官 に 就 い て》 ,《东 洋 史 研 究》9 — 5·6 、10 — 1 , 1947 年 。

直 江 直 子 :《北 魏 の 锫 人》 ,《史 � 雒 谂》92 — 2 ,1 983 年 。

直 江 直 子 :《北 朝 後 期 为 政 者 グ ル � プ の 出 身 に つ い て》 ,《名 古 屋 大 � 东 洋 史 研 究 报

直 江 直 子 :《“领 民 酋 长”制 と 北 魏 の 地 域 社 仝 � 书》 ,《富 山 � 际 大 � 纪 要》8 , 1998 年 。

北

大

史

学〔日〕洼添庆文

日 本 的 魏 晋 南 北 朝 官 僚 制 研 究

197

于内都、外都、中都这三都大官 , 内田吟风发表于 1941 年的《後魏刑官

考》① 认为 ,他们是通过合议来执行审判职能的官员 ,内、中、外显示的

是辖区之别。松永雅生于 1970年发表的《北魏の三都》② 则认为 ,三都

大官继承了自匈奴以来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 ,其背景是部族制的存在 ,

在这一阶段实行了部族离散的意见也有再探讨的必要。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对于内朝官的解明。川本芳昭于 1977 年发表

的《北魏の内朝》③ 除研究了“内—”“内侍—”“内侍左右”等冠以内字

的官职之外 ,还对中散等起源于北族的内朝官进行了分析 ,明确了他们

除了具有担任禁中警卫、在皇帝左右备顾问应对等相当于内朝官的执

掌以外 ,还担任着监察尚书列曹和州镇之职。其任职者以胡族居多 ,而

职掌与之相类的门下省也是以胡族为中心运作的 , 所以北魏前期的内

朝就是以胡族为中心来运作的。作为传统性内朝官另一方的中书省仍

然是内朝的官衙 ,不过因其执掌而多任以汉人 ,所以此省的官员通常位

于禁中之外 ,并不能近侍天子的左右。从以上的理解出发 ,皇帝通过内

朝控制外朝的图式就变得更加鲜明了。在这个意义上 ,川本氏的内朝

官研究 ,和郑钦仁在此前后刊行的关于中散官和秘书省的研究成果④

是可以并肩的 ,在北魏史的研究中都具有极大的意义。1997 年第 12 期

《文物》杂志发表的北魏文成帝南巡碑之碑阴题名中记载有很多内朝官

的官名及其任职者之名 ,内朝官在北魏的重要性愈加明显。不过 ,尽管

其就任者确实是以胡族为中心的 , 但是也不能忘记内朝官中有不少汉

族。关于这一点 ,佐藤贤于 2002年发表的《北魏前期の“内朝”·“外朝”

と胡汉问题》⑤ 认为 ,应该把内朝和外朝作为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存

在来把握。

①

②

③

④

⑤ 佐 藤 贤 :《北 魏 前 期 の“内 朝 ”·“ 外 朝 ”と 胡 汉 问 题》 ,《集 刊 东 洋 �》88 , 2002 年 。

郑 钦 仁 :《北 魏 官 僚 机 构 研 究》 , 牧 童 出 版 社 , 1 976 年 。 稻 禾 出 版 社 19 95 年 再 版 。

川 本 芳 昭 :《北 魏 の 内 朝》 ,《九 州 大 � 东 洋 史 论 集》6 , 1977 年 。 收 入 同 氏 :《魏 晗 南 北

松 永 雅 生 :《北 魏 の 三 都》 ,《东 洋 史 研 究》29 — 2·3 、29 — 4 ,197 0 年 、1971 年 。

内 田 吟 风 :《後 魏 刑 官 考》 ,《京 都 帝 � 大 � 纪 元 二 千 六 百 年 史 � 论 文 集》 , 1941 年 。 收

198

川本芳昭于 1977 年发表的《北魏の御史》① 中的御史台研究 ,和他

对内朝官的研究是成系列的。即御史的职掌只是监察禁军 , 并不拥有

对于其他百官的监察权;百官监察权被给予了内侍长等一部分内朝官。

关于爵号 ,川本氏于 1979 年发表的《北魏の封爵制》② 一文也指出了其

应该加以注意的特征。在此之前 , 内田吟风于 1956 年发表的《北魏封

邑制度考》③ 认为 ,尽管国家给一部分受爵者以食邑 , 并设置了管理食

邑的国官 ,但是在孝文帝的封爵制度改革以前 ,爵位基本上并不伴有封

邑的给予。而川本氏则认为 ,虽然没有邑户数的规定 ,但是食邑制还是

存在的 ;同时 , 封爵在任官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按照与爵品相当

的官品任官是一种原则。

关于尚书省 , 严耕望的大作《北魏尚书制度考》④ 明确了如下事

实:包括废止在内的频繁的组织改编、包括南部·北部尚书等北魏独有

的尚书的曹的数量、尚书郎不存在等等。对此 , 洼添庆文于 1978 年发

表的《北魏前期の尚书省について》⑤ 一文认为 , 尚书省的废止只是一

个短暂时期 ,其他时候尚书省一直都是存在的; 尚书郎也是存在的 , 和

严文认为的代替郎职的大夫、令、长之官并存 ,并认为这可以用郑钦仁

的“双轨制”概念来理解。尚书省内的大夫、令、长之官在此被假定为内

朝官式的状态。

关于门下省 ,上引川本氏的论文认为 ,经由孝文帝的改革 ,内朝官

被排斥 ,其职务为门下省所吸收。而洼添庆文于 1990 年发表的《北魏

门下省初稿》⑥ 则从孝文帝改革后门下省成为辅政的场所中发现了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洼 添 庆 文 :《北 魏 门 下 省 初 稿》 ,《お 茶 の 水 史 �》32 ,1 990 年 。

洼 添 庆 文 :《北 魏 前 期 の 尚 书 省 に つ い て》 ,《史 � 雒 谂》87 — 7 ,197 8 年 。

严 耕 望 :《北 魏 尚 书 制 度 考》 ,《中 研 院 历 史 语 言 研 究 所 集 刊》1 8 ,1 948 年 。

内 田 吟 风 :《北 魏 封 邑 制 度 考》 ,《研 究 史 � 编》10 , 1956 年 。 收 入 同 氏 :《北 ア ジ ア 史

川 本 芳 昭 :《北 魏 の 封 爵 制》 ,《东 方 �》57 , 1979 年 。 收 入 同 氏 :《魏 晗 南 北 朝 时 代 の 民

川 本 芳 昭 :《北 魏 の 御 史》 ,《九 州 大 � 东 洋 史 论 集》5 , 1977 年 。 收 入 同 氏 :《魏 晗 南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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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的 魏 晋 南 北 朝 官 僚 制 研 究

199

获得权力的原因;同时 ,他也注意到 , 虽然改革前门下的职掌和改革后

类似 ,但是其和行政机关的关系还是得到了强化 ,特别是尚书诸官加以

侍中和散骑常侍头衔的事例很多。

北魏前期 ,只持有爵号和将军号者不在少数 ,而且以此指挥军队的

事例也很常见。洼添庆文于 1980 年发表的《北魏初期の�军吖》① 分

析了北魏初期三代的将军号 ,认为见于晋代的将军号在北魏初期基本

上仍然存在 ,其序列也和晋代的大体一致。

孝文帝改革以后 ,大概是因为取消了上述北魏独有的制度而以宋、

齐之制为模范采用中国式官制的缘故 ,关于这一时期制度的论著较少。

从北魏末期到东魏、北齐频繁出现的行台 , 也见于晋和南朝。比较起

来 ,北朝行台的特征是地方官化。古贺昭岑 1973 年发表的《北朝の行

�について》② 一文 ,从置废、结构和机能等方面对行台进行了综合论

述;但是本来作为以监察为主要目的的台阁的临时派出机关为什么会

向军政机关转化 ,在这一点上还有继续探讨的余地。另外认为西魏·北

周的制度受到《周祛》之影响的见解虽然不少 , 但川本氏 1999 年出版的

《北朝�家论》③ 强调 , 在孝文帝施行了彻底的部族离散、积极地采用

中国式制度后 ,胡族的传统仍然有所保留;新的中华世界是在扬弃了汉

族传统和胡族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关于考课也要注意随着时期的不同 ,其性质会有所差异。福岛繁

次郎关于考课关系的系列研究收入 1979 年出版的《中�南北朝史研究

[增补版]》④。他对胡族和汉人等官僚构成的要素都有所关注 , 认为在

孝文帝改革之前和之后 ,考课的差别在于从着眼于对不正行为的揭发

转向对实力主义的强调。长堀武 1984 年发表的《北魏における考课制

度の运�について》⑤ 也同样将其理解为从监察制度式的运作向施行

①

②

③

④

⑤ 长 堀 武 :《北 魏 に お け る 考 课 制 度 の 运 � に つ い て》 ,《秋 大 史 �》30 ,198 4 年 。

福 岛 繁 次 郎 :《中 � 南 北 朝 史 研 究 [ 增 补 版 ]》 , 名 著 出 版 , 1 979 年 。

川 本 芳 昭 :《北 朝 � 家 论》 , 岩 波 讲 座《世 界 历 史》9 ,19 99 年 。

古 贺 昭 岑 :《北 朝 の 行 � に つ い て》 ,《九 州 大 � 东 洋 史 论 集》4 、5 、7 , 1973 年 。

洼 添 庆 文 :《北 魏 初 期 の � 军 吖》 ,《东 洋 文 化》60 , 198 0 年 。

200

官僚制的实绩主义式运作转化。在此基础上 ,他认为实力主义即贤才

主义没有成为阻碍胡族社会贵族化的主要原因 ,考课形式化了;这和认

为北魏后期的考格是唐代考课令之前身的福岛氏存在着视角上的差

异。

在论及五胡政权结构时 ,不可能回避民族问题 , 所以多数论著只是

对于制度性的侧面有所涉及 , 专论官僚制的为数极少。就是在这少数

论著之中 ,对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也很醒目。町田隆吉于 1982 年发表的

《前秦政�の护军について———“五胡”时代における诸种族支配の一

例———》① 分析了前秦时代统治被统治民族的官职护军 , 认为前秦政

权没有解散归顺诸民族的部落组织就打算将其纳入国家的统治体制之

中。阌尾史郎于 1988 年发表的《“大�”小论—後秦政�の军事力と徙

民措置—》② 则通过君主直属的军营之构造及其变化 , 描述出了后秦

君主试图以强化君主权力来瓦解部落体制的意图。这些都是和如何理

解北魏的部族离散相关连的研究。另一方面 , 三崎良章于 1991 年发表

的《五胡诸�の异民族统御官と东晗———南虿校尉·平吴校尉の设置を

中心として———》③ 和于 1995 年发表的《异民族统御官にあらわれた

五胡诸�の民族�》④ 两篇文章认为 ,在中国方面看来曾经是被统治

者的五胡政权 ,作为统御除自己以外其他诸族的措施而设置了上面提

到的护军等异民族统治官 , 这表现了他们各自的民族观。另外 ,三崎氏

于 1990年发表的《前燕の官僚机构について》⑤ 一文分阶段明确了前

燕政权确立中国式官制的过程。

①

②

③

④

⑤ 三 崎 良 章 :《前 燕 の 官 僚 机 构 に つ い て》 ,《史 �》122 , 1990 年 。

三 崎 良 章 :《异 民 族 统 御 官 に あ ら わ れ た 五 胡 诸 � の 民 族 �》 ,《东 洋 史 研 究》54 — 1 ,

三 崎 良 章 :《五 胡 诸 � の 异 民 族 统 御 官 と 东 晗 ——— 南 虿 校 尉·平 吴 校 尉 の 设 置 を 中 心

阌 尾 史 郎 :《“大 �”小 论 ——— 後 秦 政 � の 军 事 力 と 徙 民 措 置 ———》 , 收 入 栗 原 益 男 先

町 田 隆 吉 :《前 秦 政 � の 护 军 に つ い て ———“五 胡 ”时 代 に お け る 诸 种 族 支 配 の 一 例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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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的 魏 晋 南 北 朝 官 僚 制 研 究

201

四

宫崎市定在《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搿前史》中也对五胡、北朝

时期的官僚制度作了论述 ,并成为日后相关研究的基础。为了避免繁

琐 , 对其观点不再一一列举。然而在宫崎氏之后 ,将南北政权均纳入视

野之中的官僚制研究并不多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川合安于 1989 年

发表的《北魏孝文帝の官制改革と南朝の官制》① 一文。宫崎氏认为

孝文帝的官制改革受到宋、齐制度影响 ,但他似乎认为并不存在逆向的

影响。针对此 ,川合氏在承认南朝影响到北朝的同时 ,又论证了在捕取

到南朝制度发展动向的孝文帝改革之中所创建的制度也逆向输出到了

南朝。这种视角尽管在具体处理时会导致一些困难 , 却值得被继承发

扬。又 ,�'本あゆち在分别于 1994 年和 1995 年发表的《北�の中书佘

人について———颜之推、そのタクチクスの周�———》② 及《北魏後

期·东魏の中书佘人について》③ 两篇文章中 ,就北魏后半叶到北齐的

中书舍人的功能及其任职者作了分析 ,确认了在这里同时存在着南朝

萧梁的影响和北朝贤才主义的理念。这些研究都认为应当对南北两方

面的因素同时加以考虑。

浜口重国在 1966 年出版的《秦汉隋唐史の研究》④ 上册中曾经阐

明:汉代在地方官的任用中存在回避本籍贯的原则 , 该原则在隋唐时进

一步强化。但是在两者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却可看到许多人担任

本籍的地方长官。关于该问题 , 越智重明于 1953 年发表的《南朝にお

①

②

③

④ 浜 口 重 � :《秦 汉 隋 唐 史 の 研 究》( 上 、下 ) , 东 京 大 � 出 版 仝 , 1 966 年 。

� 本 あ ゆ ち :《北 魏 後 期·东 魏 の 中 书 佘 人 に つ い て》 , 收 入 中 � 中 世 史 研 究 仝《中 �

� 本 あ ゆ ち :《北 � の 中 书 佘 人 に つ い て ——— 颜 之 推 、そ の タ ク チ ク ス の 周 � ———》 ,

川 合 安 :《北 魏 孝 文 帝 の 官 制 改 革 と 南 朝 の 官 制》 , 收 入《文 化 に お け る“北 ”》 , 弘 前 大

202

ける地方官の本籍地任用に就いて》① 一文 ,以及小尾孟夫于 1971 年

发表的《南朝における地方支配と豪族———地方长官の本籍地任用の

问题について———》② 一文 , 分析了南朝的事例 , 在土豪、豪族势力的

伸张和皇权的衰微之中寻找本籍任用的原因。洼添庆文于 1974 年发

表的《魏晗南北朝における地方官の本籍地任用について》③ 一文 , 全

面收集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事例 ,弄清了持续几代均有人出任本

籍地方长官的家族数量相当多等事实 ,并认为他们以宗族为核心在乡

里拥有强大影响力这一点与出任本地地方长官密不可分 , 而且该文还

注意到在这些家族之中被视为望族的占据多数。

官僚制度也包括与军事相关的官制 , 因此似有必要对这一方面稍

加涉及。在日本 ,为该领域奠定基础的应该是浜口氏《秦汉隋唐史の研

究》中所收入的一系列研究吧。接着 ,宫川尚志在 1955 年对军事组织

特别是军队的中下级指挥官进行了详细的资料汇集 , 同时也搞清了指

挥官与士兵的关系④。关于中央军 ,越智氏于 1961年发表的《领军�军

と护军�军》⑤ 一文就曹魏、西晋 ,东晋、宋、齐 ,以及梁、陈这三个时期

的领军将军和护军将军管辖范围的变化及导致其变化的原因进行了论

述。

另外 ,日本关于军事方面的研究对于都督制度给予极大的关注。

众所周知 ,在三国初期被制度化的都督乃屯驻军的长官 , 但是不久 , 这

些设置于地方的、管辖地域跨越数州的都督就兼任中心州的州刺史 ,拥

有数目庞大的军府官吏和州属官 ,形成掌握军政、民政两方面权力的强

①

②

③

④

⑤ 越 智 重 明 :《领 军 � 军 と 护 军 � 军》 ,《东 洋 � 报》44 — 1 , 1961 年 。

收 入 宫 川 尚 志 :《六 朝 史 研 究 政 治·社 仝 篇》 , 日 本 � 术 振 兴 仝 , 195 6 年 。 在 � 本 �

洼 添 庆 文 :《魏 晗 南 北 朝 に お け る 地 方 官 の 本 籍 地 任 用 に つ い て》 ,《史 � 雒 谂》8 3 —

小 尾 孟 夫 :《南 朝 に お け る 地 方 支 配 と 豪 族 ——— 地 方 长 官 の 本 籍 地 任 用 の 问 题 に つ

越 智 重 明 :《南 朝 に お け る 地 方 官 の 本 籍 地 任 用 に 就 い て》 ,《爱 媛 大 � 历 史 � 纪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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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的 魏 晋 南 北 朝 官 僚 制 研 究

203

大政治势力。对都督最早加以关注的是越智氏于 1957 年发表的《晗代

の都督》① ,该文将汉代用以表示军队指挥官身份的将军号与同样表示

拥有军事权的都督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为问题进行研究。具体来说 ,

“四征将军”虽然对固定的若干州拥有管辖权 ,却在东晋以后丧失了权

力 ,其所拥有的地方军事权由州都督掌握。后来 ,越智氏将“四征将军”

军号的虚号化时期改定在西晋。但是由于对他的解释产生疑问 ,小尾

孟夫从 1977 年起开始了都督制的研究。他的一系列研究后来汇集为

2001 年出版的《六朝都督制研究》②。小尾氏认为: 职掌民政的州刺史

和职掌军事的州都督在曹魏、西晋时期是分授的 ,但从西晋末起二职由

同一人兼任 ,东晋时遂产生了多州都督制 , 以往都督通常管辖二州 , 多

州都督则超出这一范围 ,将更广大的地区置于管辖之下;长期持续的内

外危机是导致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并且 , 该书还对任职州都督者进

行了分析 ,对于和常设的州都督性质不同的临时设置的征讨都督也进

行了探讨 ,论述范围非常广泛。

另一方面 ,虽然地方军镇体制是基于后汉末的牧伯制而建立的 ,但

是石井仁于 1992 年发表的《汉末州牧考》③ 及《都督考》④ 两篇文章 ,

却把将军和都督这两种与军事有关的官号为何有必要同时兼任作为问

题 ,强调都督本来的性质是职掌军事司法权 ,认为应在都督权力的发展

上来考虑都督制的建立。即他从都督制是为了遏制牧伯这种地方势力

的权力无限强化这个思路出发来把握都督制的建立问题 ,在这一点上 ,

他与认为都督制乃是为了实现地方安定而建立的小尾孟夫持不同见

解。石井氏认为 ,本质上职掌军事司法的都督由于同掌握军政、军令的

将军号结为一体 , 才首次获得了方面军司令官的地位。但果真如此的

话 ,与都督相结合的将军号即便不是“四征将军”也应该是可以的。对此

①

②

③

④ 石 井 仁 :《都 督 考》 ,《东 洋 史 研 究》51 — 3 , 1992 年 。

石 井 仁 :《汉 末 州 牧 考》 ,《秋 大 史 �》38 , 1992 年 。

小 尾 孟 夫 :《六 朝 都 督 制 研 究》 , � 水 社 , 2001 年 。

越 智 重 明 :《晗 代 の 都 督》 ,《东 方 �》15 , 1957 年 。

204

问题 ,石井氏于 1993 年发表的《四征�军の成立をめぐって》① 一文认

为:四征将军由于在后汉末被滥授 ,其价值降低;三国以后四征将军继续

存在 ,但其意义不在于它们仍作为实际上的征讨和军政司令官发挥作

用 ,而是在于它们象征着权威。在该文之前 , 石井氏探讨了军府属官。

他分别于 1988、1991 年发表的《�军事考———六朝军府僚佐の起源をめ

ぐって———》② 及《军师考》③ 两篇文章 ,对魏晋以后成为军府僚佐核心

的参军事的起源进行了追溯 , 尝试阐明其历史性质。其结论是 ,参军事

等起源于在后汉末和三国时期常见的私设参谋官 ,六朝军府的本质即是

与拥有军师、参军事等表示合作者或同盟者头衔的贵族相妥协的产物。

关于北朝都督制 , 洼添庆文于 2000 年发表的《北魏的都督———从

军事面看中央�地方———》④ 一文认为 ,与南朝的都督不同的是 ,北魏

的都督大多只管辖一州 ,都督区范围狭小 ,所以中央所派遣的征讨都督

遂占据重要地位 ,中央由此可以确保对地方的统治。而且 ,该文还对北

魏末大量涌现的形形色色的都督 (总称为“武官都督”)作了探讨。

五

在以上叙述之中包含了开启官僚制研究新局面的种种研究 ,下文

则对除此之外的近年来的一些新动态试加叙述。

首先 ,不是把官僚制作为静态的东西来进行研究 ,而是试图从其与

政治、社会状况的联系出发来加以把握 , 这被看作迄今为止研究的主

流。这样的视角当然是正确的 ,然而在魏晋南北朝研究之中 ,从官僚制

度在实际中如何运作这方面所进行的探讨还很欠缺。对此 , 中村圭尔

①

②

③

④ 洼 添 庆 文 :《北 魏 的 都 督 ——— 从 军 事 面 看 中 央 � 地 方 ———》 , 收 入《中 华 民 国 史 专 题 论

石 井 仁 :《军 师 考》 ,《日 本 文 化 研 究 所 研 究 报 告》27 ,1 991 年 。

石 井仁 :《�军 事 考 ——— 六 朝军 府 僚 佐 の 起源 を め ぐって———》 ,《文化》51 — 3 . 4 ,1988 年 。

石 井 仁 :《四 征 � 军 の 成 立 を め ぐっ て》 ,《古 代 文 化》45 — 10 , 1993 年 。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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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的 魏 晋 南 北 朝 官 僚 制 研 究

205

在 1993 年以后就官僚制度的变化对于文书形态、性质的影响 , 以及书

写材料从竹木简向纸的转变对于文书行政和文书的功能、形态的影响

作了假定 ,其对魏晋南北朝的官府文书和文书行政进行的研究形成为

2001 年发表的《魏晗南北朝における公文书と文书行政の研究》① , 该

报告当被看作一种可贵的尝试。另一方面 ,中村氏于 1988 年发表《南

朝における议について———宋·�代を中心に———》② 一文 , 他继承了

在隋唐官府文书发行程序研究中所见到的问题意识 , 并直接以金子修

一于 1980 年所发表的关于南朝刘宋上奏文书的研究③ 为起点 ,推进了

国家决策程序的研究。中村氏阐明 , 尽管根据参与官员的不同“议”有

详议、博议之别 ,总之都是由皇帝在接受臣下上奏之后 ,通过颁布诏书

来下令开展 ,“议”的结果上奏后经皇帝批准而成为国家政策。其后 ,渡

�信一郎在 1996 年出版《天空の玉座———中�古代帝�の朝政と仪

祛———》④ 一书 , 他在跨越汉、唐的开阔视野之下论述了该时代的

“议”,对汉唐之间的决策形式给予明确的推定。另外还有洼添庆文的

三篇文章⑤。他首先分析了北魏孝文帝之后的“议”,发现那里存在和

南朝同样的“议”,同时指出即使在发生需要作出紧急对策的政治事件

之时 ,“议”的程序也得履行。洼添还论及孝文帝改革前的“议”,指出:

渡边氏在两晋南朝所见到的由尚书八座丞郎所组成的最高政务会议、

由公卿所组成的“议”、专门会议、“内外博议”等等 , 这些在北魏第三代

皇帝太武帝时期皆已具备 , 而在当时 ,和孝文帝改革后同样的“议”的程

序亦已齐备。不过尽管如此 ,洼添注意之处却是在其中看到胡族的因

①

②

③

④

⑤ 洼 添 庆 文 :《� 家 と 社 仝》 , 收 入《魏 晗 南 北 朝 隋 唐 时 代 史 の 基 本 问 题》( 汲 古 书 院 , 1997

年 ) ; 同 氏 :《北 魏 後 期 の � � と 意 思 决 定 》 ,《唐 代 史 研 究》2 , 1999 年 ; 同 氏 :《北 魏 の

渡 � 信 一 郎 :《天 空 の 玉 座 ——— 中 � 古 代 帝 � の 朝 政 と 仪 祛 ———》 , 柏 书 房 , 1 996 年 。

金 子 修 一 :《南 朝 期 の 上 奏 文 の 一 形 态 に つ い て》 ,《东 洋 文 化》60 , 1980 年 。

中 村 圭 尔 :《南 朝 に お け る 议 に つ い て ——— 宋·� 代 を 中 心 に ———》 , 大 阪 市 立 大 �

中 村 圭 尔 :《魏 晗 南 北 朝 に お け る 公 文 书 と 文 书 行 政 の 研 究》 , 科 � 研 究 费 成 果 报 告

206

素 , 即再度确认内朝官地位的重要性。

其次 ,是官僚制度与礼的关系的研究。关于官僚应遵用的丧服礼 ,

很早以来即被重视 , 本文不再赘述。将仪礼中所体现出来的以皇帝为

中心的秩序结构作为视角 , 这在金子修一发表其运用该视角的第一篇

论文的 1982 年这个阶段尚未引起重视。当汇集了金子氏一系列相关

研究的《古代中�と皇帝祭祀》一书于 2001 年问世之时① , 学界对礼制

的关注程度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不过 , 这里只介绍包含在仪礼中的

与官爵体系相关的研究。小林聪在以 1996 年为中心所进行的一系列

研究之中 ,通过对印绶、冠服、佩玉及带剑等服饰方面的研究阐明:汉代

以后秩石序列虽已丧失了作为俸给体系的意义 ,其原理在六朝时期也

仍然作为仪礼的基础而继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 ,在仪礼中亦掺入了官

品以及各种官爵的特性②。在此基础上 , 小林氏在 2002 年所发表的两

篇文章③ 之中论述道: 在仪礼中 , 处于秩石序列顶点的三公由于受到

官爵体系改变的影响 ,其在礼制上的地位持续受到威胁; 另一方面 , 三

省的高官虽然在形式上其地位未在秩石序列中得到体现 , 在礼制中却

被赋予特殊的地位。小林氏的观点是 ,现实官爵体系与礼制世界的体

系乃基于不同的原理而形成 , 这两种原理并存乃魏晋南朝的特色。但

是 ,仪礼中的秩序结构用直观的形式明确体现了秩序的存在 ,可以期待

通过寻找它与官爵体系的关联性 , 来搞清楚仅从官僚制研究中所不能

发现的东西。石井仁于 2001 年所发表的《虎贲班刿考———汉六朝の恩

赐·殊祛と故事———》④ 一文 , 将赐予虎贲、班剑视为对承担辅政任务

的宰相给予区别对待的措施 ; 渡�氏于 2000 年发表的《宫阙と园林

①

②

③

④ 石井 仁 :《虎 贲 班 刿 考 ——— 汉 六 朝 の 恩 赐·殊 祛 と 故 事 ———》 ,《东 洋 史 研 究》59 — 4 , 2001

小 林 � :《汉 六 朝 时 代 に ぉけ る 祛 制 と 官 制 の 阌 � に 阌 す る 一 考 察 ——— 祛 制 秩 序 の

小 林 � :《晗 南 朝 にぉけ る 冠 服 制 度 の � 迁 と 官 爵 侉 系 ———〈隋 书〉祛 仪 志 の 规 定 を

金 子 修 一 :《古 代 中 � と 皇 帝 祭 祀》 , 汲 古 书 院 , 2001 年 。

北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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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日〕洼添庆文

日 本 的 魏 晋 南 北 朝 官 僚 制 研 究

207

———三～六世纪中�における皇帝榷力の空间构成———》① 一文 , 将

皇帝权力和宫城内部的空间配置联系在一起 ,这些皆是在与小林氏同

一方向上所进行的研究。

本文第二部分指出 ,在贵族升迁之际 ,官僚制方面的因素也可能发

挥作用。下面笔者想关注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宫崎市定指出 ,官资作

为一种“基于个人经历而获得的后天性的资格”,在官员的升迁之际逐

渐受到重视。中村圭尔则指出 ,在南朝的人事选用上官资发挥了作用。

另一方面 ,用于表示身份的官职体系在南朝并未形成 ,而在北朝后期它

却是存在的 ,且与唐代文武散官制度存在关联。冈部毅史于 2000 年发

表的《北魏の“阶”の再�讨》② 一文对此问题加以关注 , 认为“阶”作为

叙官进职的资格 ,应当将它与用“品”表现的官职进行明确的区分 ,即在

九品官制的框架之内“阶”未能得到体现。之后 ,冈部氏于 2002 年发表

的《魏晗南北朝の官制における“阶”と“资”———“品”との阌�を中心

に———》③ 一文认为:在后汉末、三国时期出现了阶次 , 它替代了汉代

的功次而成为人事升迁的标准 ,从而形成与官品不同的序列 ;官品在南

朝未能脱离与社会性身份秩序的联系 , 相对于此 , 北朝尽管受到晋、南

朝的影响 ,但却使它在官僚制的框架内形式化了。该文将阶次视为与

乡品、官品不同的序列 ,视为一种可以积累的资格来把握其功能。在中

国 ,近年来阎步克在从汉到唐的开阔视野之下 ,倾力探讨了官品和位阶

的关系④。阎氏将士族政治看作不过是官僚政治的“变态”, 在此前提

下进行研究 ,而笔者所关心的则是功能性的方面是如何与对贵族制的

理解相关联的。另外 ,冈部氏的研究也具有散官研究的一面。关于唐

代散官的起源 ,历来不乏研究。洼添于 1992 年发表的《北魏における

①

②

③

④ 阎步克 :《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 三联书店 , 2001 年 ; 同氏 :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中华书局 , 2002 年。

冈部毅 史 :《魏 晗南北 朝の 官制 に おけ る“阶”と“资”———“品”と の阌 �を 中 心

冈部毅史 :《北魏の“阶”の再�讨》,《集刊东洋�》83 , 2000 年。

渡�信一郎 :《宫 阙 と 园林———三 ～ 六 世纪 中� に お け る皇 帝 榷力 の 空间 构 成

208

“光�大夫”》① 一文 ,指出了存在被阎氏称作“双授制”的光禄大夫系

列的官与将军号相结合的现象 ,同时试图从填补先行产生散官化倾向

的将军号与职事官之间的等级差异这方面来寻求文散官的形成契机 ,

然而该文的研究仍然停留于历来的框架之内。

此外 ,洼添于 2000年发表的《北魏における赠官をめぐって》② 一

文认为 ,与其他王朝相比较时 ,北魏后期赠官的特色是同时授予将军号

和地方长官号 ,并阐明对于高官则另外加赠比这两者级别更高的中央

官职。在此基础上 , 他推定死时所任官职与赠官之间有一定标准可寻。

这虽不直接涉及散官研究 ,但也关系到对“阶”的理解。另外 , 明确判断

地方长官的官位是洼添的研究前提 ,关于此 ,他在 1979 年发表的《北魏

の州の等级について》③ 一文中针对北魏后期所存在的州分上、中、下

不同等级的现象 ,探讨了各州分属哪一等级的问题。此文的直接目的

是考察州的地位 ,但也有为理解官僚制度的结构做准备的意思。

( �洼添庆文 ,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教授。

张小稳 ,北大历史学系 02 级博士生。负责第一、二章的翻译。

徐冲 ,北大历史学系 03级博士生。负责第三章的翻译。

顾江龙 ,北大历史学系 03 级博士生。负责第四、五章的翻译。

王铿 , 北大历史学系讲师。负责全稿审校。)

①

②

③ 洼 添 庆 文 :《北 魏 の 州 の 等 级 に つ い て》 ,《高 知 大 � 教 育 � 部 研 究 报 告》第 2 部 40 ,

洼 添 庆 文 :《北 魏 に お け る 赠 官 を め ぐ って》 , 收 入《东 ア ジ ア 史 の 展 开 と 日 本》( 西 崤

洼 添 庆 文 :《北 魏 に お け る“ 光 � 大 夫 ”》 , 收 入 池 田 温 �《中 � 祛 法 と 日 本 律 令 制》(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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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日〕洼添庆文

日 本 的 魏 晋 南 北 朝 官 僚 制 研 究

209

隋国号小考

叶 炜

\ 【内容提要】 隋朝国号的来源 , 通常认为是隋文帝杨坚曾袭

封“�国公”,杨坚建国以后 , 因认为“�”字意义不祥 , 故改“�”为

“隋”。通过近年出土的墓志资料并结合文献考察 , 此说值得怀疑 ,

历史上可能并不存在一个“改�为隋”的事件 ,杨坚本任“隋国公”、

“隋王”,隋国号即由此而来。

公元 581 年 ,杨坚称帝 ,国号曰隋。为什么称“隋”呢 ?《资治通鉴》

卷一七五《陈纪九》太建十三年 ( 581)二月条胡三省注 :“隋主本袭封�

公 , 故国号曰�。以周、齐不遑宁处 , 故去‘�’作‘隋’,以�训走故也。”

此说影响很大 ,岑仲勉先生《隋唐史》:“〔杨〕坚以父忠封�国公 ,因改朝

号曰� ,又恶‘�’字带‘走’, 故去走为隋。”① 近年出版的专门研究中

国古代政权名号的著作 ,如胡阿祥先生《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

① 岑仲勉 :《隋唐史》, 中华书局 , 1982 年 , 第 2 页。

210

研究》、徐俊先生《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均持此说① , 白寿彝

先生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以及日本近年修订出版的多卷本《世界历

史大系·中国史》也均采此说②。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常识。但常识

也是有历史性的 ,近读石刻史料 , 使我们对这一常识产生了一些疑问 ,

再对此说追本溯源 ,则怀疑更甚。

此说出现甚晚 , 寡见所及 ,此说最早见于距隋朝灭亡已近三百年的

唐末。李涪《刊误》卷下《洛�》: ^

汉以火德有天下 ,后汉都洛阳 ,字旁有水 ,以水克火 , 故就佳。

�以魏、周、齐不遑宁处 ,文帝恶之 ,遂去走 , 单书隋字。故今洛字

有水、有佳;隋字有走、无走。夫文字者 , 致理之本 ,岂以汉、�两朝

不经之忌而可法哉 ? 今宜依古文 ,去佳书走。

在隋朝灭亡三百年以后 , 南唐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卷三六《去

妄》云: ^

�文帝恶�字为走 ,乃去之成隋字。隋 ,裂肉也 ,其不祥大焉。

殊不知�从� , � ,安步也。而妄去之者 ,岂非不学之故 , 将亦天夺

其明乎。

这也是目前所见此说最早的两条记载。宋朝以后 ,持此说者渐多 ,

但内容不超过上引二条。

北宋初郭忠恕《佩�》卷上:“文帝之�中去�:�文以周、齐不遑宁

①

② 白寿彝 :《中国通史》第六卷 , 中古时代·隋唐时期 ( 下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7 年 , 第

10 册第 1145 页。松丸道雄、池田温、斯波义信、神田信夫、滨下武志 :《世界�史大系

中国史》2———三国～唐——— , 山川出版社 , 1996 年 , 第 281—282 页 , 其中也介绍了

清代金石学家对此说的怀疑。

胡阿祥 :《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 , 2000 年 , 第 113—120

页。徐俊 :《中国古代王朝和政权名号探源》,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0 年 , 第 171—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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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 国 号 小 考

211

处 ,故去� ,言�走也 ,遂作隋。”郭忠恕此书中多引李涪之说① , 想必此

条也来自李涪。又北宋杨彦龄《杨公笔录》:“汉以火行忌水 ,改洛字 ,去

水而加佳。隋以周、齐不遑宁处 ,故�字去�而作隋 , 此皆率意改易 ,固

无义理甚者。”

由于一系列南宋著名学者都持此说 , 使得此说对后世产生广泛的

影响。南宋初年 ,郑樵《通志》卷三五《六书略五·论变更》:“隋旧作� ,

文帝以周、齐不遑宁处 ,故去�而作隋。”吴曾《能改斋漫录》与《通志》成

书时间大致相同 , 也持此说②。此后王�>《野客丛书》卷二一“字文增

减”条、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六“后世解字无意义”条都沿用此

说。从杨彦龄到祝穆 ,从他们的具体论述看 ,似乎都来自李涪之说。

大体在南宋以后 ,徐锴的说法也得到了重视 ,即在说明�“去走”作

隋外 ,又强调了“隋”字的本义。罗泌《路史》卷三五《发挥四·氏姓之

牒》:“�之文帝恶�之从� , 乃去其�以为隋。不知隋自音妥 ,隋者 ,尸

祭鬼神之物也 ,守譟既祭则藏。其隋亦云衅杀裂落肉之名也。卒之国

以隋裂而终 , 则书名之谶 , 其祸如是。”此后 ,大学者王应麟在《困学纪

闻》中直接引用徐锴之说 ,“徐楚金云: �文帝恶‘�’字为走 , 乃去之成

‘隋’字。隋 ,裂肉也 ,其不祥大焉。殊不知‘�’从‘�’,� ,安步也。而

妄去之 ,岂非不学之故。”③ 又王应麟《玉海》卷四五《艺文·小学·乾道

班马字类》引《说文系传》云:“�文帝恶�字为走 ,乃去之成隋字。隋裂

肉也 ,其不祥大焉 , 殊不知隋从� , �安步也 , 而妄去之 , 岂非不学之

故”。王应麟在《姓氏急就篇》卷上也记载了此说。

宋朝记载此说者 ,还见于俞琰《书斋夜话》卷一、孙奕《示儿编》卷二

三 , 类书《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八亦载此说。

①

②

③ 《困学纪闻》卷一三《考史》“�恶走改隋”条 , 商务印 书馆 , 1959 年重印第 1 版 , 1108

页。

《能改斋漫录》卷二《事始·古无隋字》:“隋字古无之 , 文帝受禅 , 以魏、周、齐不遑宁

处 , 恶之 ,遂去走 ,单书隋字。”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79 年新 1 版 ,第 35 页。

郭忠恕引称“李祭酒涪”,即《刊误》作者李涪。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五 , 中

华书局 , 1980 年 , 第 869—872 页。

212

持此说、并对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宋元之际的胡三省了 ,在成书

于元初的《资治通鉴音注》中 , 他两次论及改�为隋事。一为《资治通

鉴》卷一七五《陈纪九》太建十三年 (581)二月条胡注 :“隋主本袭封�

公 ,故国号曰�。以周、齐不遑宁处 , 故去‘�’作‘隋’, 以�训走故也。

� ,音绰。”《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胡注更为详细 :“隋 ,即春秋�

国 , 为楚所灭 ,以为县。秦、汉属南阳郡 ,晋属义阳郡 , 后分置�郡 ,梁曰

�州 ,后入西魏。杨忠从周太祖 , 以功封�国公 ,子坚袭爵 ,受周禅 , 遂

以�为国号。又以周、齐不遑宁处 ,去‘�’作‘隋’,以�训走故也。� ,

音绰。”① 与前代相比 , 胡三省注的内容并没有实质发展 , 只是表述更

加明确 ,称杨忠“封�国公”、“以�为国号”。

元明时 ,程端礼、陶宗仪、杨慎、王世贞、焦�.、董斯张等在著作中均

沿此说 ,不论是否注明其说出处 ,都没有更多的发展。

如上所述 ,改“�”为“隋”说自从唐末出现以来 ,经过一些著名学者

的肯定 ,特别是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 对后代影响甚大。但是 ,从明

末清初以来 ,开始有学者对此提出疑问。

学者质疑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发现隋朝以后、特别是唐代的碑志

中 ,存在将国号“隋”写作“�”的现象 , 二是发现在隋以前的古籍中 , 也

有“隋”字。最早提出问题的是顾炎武 ,他在《金石文字记》卷二“皇甫诞

碑”跋云:“隋字作�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王

知敬《李卫公碑》、高宗《李英公碑》、天后《顺陵碑》、于敬之《华阳观王先

生碑》、裴誛《少林寺碑》皆然。当日金石之文二字通用 , 自司马温公作

《通鉴》以后 ,始壹用隋字。而《水经注》�水东南径隋县西 , �字作隋 ,

则知此自古人省笔之字。谓文帝始去�而为隋者 ,未必然也。”隋字古

已有之 ,且金石之文二字通用 ,因此顾炎武提出了疑问。

此后 ,从这个角度提出怀疑的还有何焯 ,《义门读书记》卷四五《文

选·赋》“西都赋”条 :“隋侯明月。宋本作�为是。《史记》虽本有隋字 ,

但此处宋本及《后汉书》皆作� , 不独隋文帝始去�也。”赵一清在注释

① 分见《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 1956 年 , 第 5433、55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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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 国 号 小 考

213

《水经注》�水“东南过隋县西”时指出 ,“� , 古作隋 ,《战国策》宝珍隋

珠 , 盖不独杨坚受禅始去�为隋也”①。

他们虽然并没有否定隋文帝因“魏、周、齐不遑宁处”既而“恶�字

为走”、“去�为隋”这一事情 ,但都认为隋字古已有之 ,并非隋文帝将�

字“去�”以后才有 ,旧说开始动摇。还有些学者则更进一步 , 如吴玉蝲

在《金石存》卷一一“隋安喜公李使君碑”跋引述罗泌、王应麟之说后 ,论

曰:“按隋虽音妥 ,本亦有�音。《衡方碑》借�隋作委蛇 ,与《唐扶碑》以

逶隋作委蛇、《刘熊碑》以委�作作委蛇同。则隋、�同音可知。又当时

虽改�为隋 ,而此碑额仍作大� ,唐纪太山铭爰革�政亦然。是二字本

可通用。一时从省 , 多书作隋。非必真有所恶、而禁不得书作�也。”其

后 ,王昶在《金石萃编》卷三八《杜乾绪等造象铭》后加按语云:“按铭序

首云‘大�开皇十二年岁在壬□’。考�本春秋时国 , 即今�州 ,隋文帝

初受封于� ,及有天下 ,以�从� ,周齐奔走不宁 ,故去�作隋。然见之

碑刻 ,往往通用 ,以逮唐初 ,诸碑书�为隋者 , 不可枚举 ,此碑仍作大� ,

盖未尝有定制也。”吴玉蝲和王昶的共同之处是 ,他们看到了隋朝以后

碑刻中“�”、“隋”并用的现象 , 认为隋朝在称呼国号时 , 并没有禁用

“�”字 ,因此对旧说“恶�字为走”提出质疑。认为虽然“一时从省”,但

“非必真有所恶”、“未尝有定制”。叶昌炽《语石》卷一引王昶、吴玉蝲二

家之说 ,未加评论。后鲁迅先生在校读南齐吕超墓志时也认为晋代已

有“隋”字 ,作“�”为“隋”只是省笔而已 ,非隋文帝所改。②

但是 ,除了个别学者外 , 金石学家对旧说的怀疑并没有得到大多数

现代学者的认可③。金石学家们质疑旧说的基础是在隋朝、特别是唐

初碑刻中称隋朝时存在“�”、“隋”并用的现象 ,但岑仲勉先生认为:“清

代金石家见初唐石刻常作‘�’,遂疑旧说之误。近年石刻大出 ,则隋石

①

②

③ 宫崎市定肯定王昶之说 ,见《隋代史�考》,《史学研究》第 72 号 , 1959 年。

关于金石学家的论述 , 请参高桥继男《主として石刻による国号隋字についての研

《水经注疏》卷三一《�水》, 江苏古籍出版社 , 1989 年 , 第 2639 页。

214

刻无不作‘隋’。往日新朝 ,往往反胜朝之所为 ,初唐间作‘�’, 实因此

之故。然初唐以后 ,又作‘隋’者多 ,作‘�’者甚少 ,苟非杨坚先曾改定 ,

则无以解此等异同之迹也。”① 近年 ,日本高桥继男先生针对金石学家

的质疑 ,对隋唐石刻资料进行了大量统计 ,统计表明 ,隋代石刻资料中 ,

称“隋”者占九成以上 , 称“�”者则不到一成。唐初到唐玄宗时期 , 称

“�”者达到八成以上 ,唐中期以后逐渐减少 , 到晚唐 , 称“隋”者又恢复

到了近九成。因为在隋代石刻中 ,称“隋”者占了压倒多数 ,所以高桥继

男肯定岑仲勉之说 , 认为存在杨坚将“�”改为“隋”的情况 ,从而否定清

代金石学家对旧说的质疑。②

其实 , 岑仲勉和高桥继男两位先生的解释并不能很好地回答金石

学家的怀疑 ,即:如果存在隋文帝因为恶�之走 ,而去�为隋的话 ,那么

理应禁止用�字 ,为什么还会存在称国号时二字并用的现象呢 ? 有时

候 ,我们在解决问题时 ,与其沿着旧思路而搜集材料 , 不如退回来重新

考虑问题的前提。这个在隋朝灭亡后近三百年才提出的观点之前提

是:杨忠封“�国公”,隋文帝杨坚袭封“�国公”、进封“�王”, 并以“�

王”之身份登基。唯其如此 , 才存在发生此后改“�”为“隋”之事的可

能。那么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设 ,如果杨坚就是隋国公和隋王 , 便不

必有改字之事发生 ,而由于当时金石之文隋、�二字通用 , 在绝大多数

用“隋”之余 ,再出现个把“�”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么 ,这个假设能否够成立呢 ? 清初金石学家的观点具有启发意

义 ,即隋字古已有之 ,且金石之文二字通用。但是他们提出的例证 , 时

间最接近隋初的是北魏的《水经注》和存在争议的南齐吕超墓志③ , 这

些尚不足以说明隋朝建立之前的实际情况。旧说称杨坚之父杨忠封

“�国公”的原因是“�郡”、“�州”之名。其实 ,直到南北朝后期甚至隋

①

②

③ 因吕超墓志残泐过甚 , 且字体似隋 , 因此其确切时间还有争论 , 难以作为确证。参赵

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卷一 , 科学出版社 , 1956 年。

高桥继男 :《国号隋字考》,《法制史研究》44 ,创文社 , 1995 年。

岑仲勉 :《隋唐史》,第 2 页。岑仲勉先生此说更早的论述见《唐唐临〈冥报记〉之复

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7 辑 , 第 191 页 , 194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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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朝建立前夜 ,不论在金石还是文献材料中 , 都存在将“�郡”、“�州”写

成“隋郡”或“隋州”的用法。因为石刻材料的准确性更高 , 我们先举三

例。

在 1987 年出土于陕西省长安县的北周宣政元年 (578)《宇文馞墓

志》① 中 ,“隋”字凡四见 , 墓志首题为“大周使持节仪同大将军安州总

管府长史治隋州刺史建安子宇文馞墓志”, 志文中有“控隋、郧之沃壤 ,

扬沔、汉之清波”、“俄治隋州刺史”、建德六年 (577 )“遘疾薨于隋州”。

值得注意的是 ,在杨坚建隋前夜的宣政元年 ,“�州”就是被写成“隋州”

的。又 1965 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贺家村的北周保定二年

(562)《贺兰祥墓志》② 记 ,贺兰祥“除三荆襄雍平信江隋二郢浙十二州

诸军事、荆州刺史”,亦写成“隋州”。另梁武帝普通元年 (520)《萧敷墓

志》③ 中 ,称萧敷“出为建威将军、隋郡内史”,“�郡”也被写成“隋郡”。

文献中也有同样的现象 ,在南朝宋刘敬叔撰《异苑》卷二记“隋县永

阳有山”④ ,宋本《太平御览》卷九九五《百卉部二·藤》引《异苑》作“隋郡

永阳县有山”。内容虽有差异 ,但均作“隋”。梁元帝萧绎 (508—554)撰

《金楼子》两次涉及隋郡 ,卷一有“齐隋郡王苦留一宿不许 ,得单艇 ,望星

上路 ,犯风冒浪 ,兼行不息”,卷三记“隋郡王子隆好文章 , 体肥 ,常服芦

茄丸以自消 ,犹无益也”。而且 , 在这两部书中 , 并没有称“�”州郡县

者 , 也就意味着都用“隋”字。

在这样的背景下 ,杨忠完全有可能就是“隋国公”,而非“�国公”,

而杨坚袭封也就可能为“隋国公”, 而后进封“隋王”。那么我们再来看

看史料是如何记载的。

①

②

③

④ 《异苑》卷二 ,中华书局 , 1996 年 , 第 11 页。

赵超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 1992 年 , 第 27—29 页。上海博物馆

藏拓本。

拓片图版及参考录文见张鸿杰《咸阳碑石》,三秦出版社 , 1990 年 , 第 5—8 页 ; 又见中

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 (壹 )》, 文物出版社 ,

2000 年 ,上册 21 页、下册第 17—18 页。

拓片图版及参考录文见宋英、赵小宁《北周〈宇文�墓志〉考释》,《碑林集刊》(八 ) , 陕

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 2002 年 , 第 49—56 页。

216

有关此事最早的史料见于唐初编纂的《周书》与《隋书》中。在《隋

书》中 ,不论是隋国公还是隋王 ,都是写作“隋”而不是“�”。问题出现

在《周书》之中 ,在现今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周书》中 ,都是写作“�

国公”或者“�王”的 ,这也成为现在学者论证旧说的一个重要证据 , 并

据此认为《隋书》、《北史》作“隋”为误 , 这才有改�为隋之说①。但点校

本《周书》中的这种现象从何而来呢 ? 中华书局点校本《周书》第 62 页

校勘记[七 ]云 :“杨忠为 (隋 )〔�〕国公 宋本‘隋’作‘�’。按改‘�’称

‘隋’乃后事 ,今据改。此后迳改 ,不出校记。”参点校本《周书》的出版说

明可知 ,《周书》的第一次刻板应在北宋神宗熙宁元年至七年 (1068—

1074)间 ,但此本早已不存。此条在点校所用底本即殿本中作“隋”, 所

谓“宋本”即南宋刻元明递修本 ,已经是辗转翻刻的了。

我们目前虽然无法看到初刻本《周书》, 但是 ,却有可能看到比初刻

本更早的宋抄本《周书》之部分内容 , 即宋本《太平御览》所引《周书》。

《太平御览》编纂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 (977)至八年之间 , 早于《周

书》初刻本。中华书局影印宋本《太平御览》卷一�五《皇王部三十》多

引《周书》,其中“武皇帝”条引《后周书》:“隋国公杨坚为右三军总管。”

“宣皇帝”条引《后周书》:“隋国公杨坚为大后丞。⋯⋯乙未帝不豫 , 还

宫诏隋国公坚入侍疾 ,己酉大渐 ,御正下大夫刘窻与内史上大夫郑译矫

制以隋国公坚受遗辅政 , 是日帝崩于天德殿。”又“静皇帝”条引《后周

书》:“大定元年二月庚申 , 大丞相隋王杨坚为相国 , 总百揆 , 备九锡之

礼 , 又加冕十有二旒 ,建天子旌旗 ,出警入跸 ,并依魏晋故事。甲子 , 隋

王杨坚称尊号 ,帝逊于别宫 , 隋氏奉帝为介国公 ,邑万户。”在以上三条

中 ,无论是“隋国公”还是“隋王”,均作“隋”而非“�”。因此 ,我们至少

可以说 ,在比校勘所用南宋刻本早得多的北宋初年的抄本《周书》中 ,存

在“隋国公”和“隋王”的写法。这样 ,在怀疑“改�为隋”旧说的情况下 ,

就不能轻易地将“隋”校改为“�”,更不能以校改过的史料去证《隋书》、

《北史》之误 ,并作为隋文帝登基以前称“�国公”和“�王”的证据了。

① 胡阿祥 :《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 第 114 页。

北

大

史

学叶

炜

隋 国 号 小 考

217

要之 ,在南北朝后期 ,不仅“�郡”、“�州”有写作“隋郡”或“隋州”

的现象 ,而且《隋书》、《周书》也记杨坚为“隋国公”、“隋王”,那么 , 我们

为什么不能认为杨坚所任就是“隋国公”和“隋王”呢 ?

钱大昕有云:“言有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 ,非古人之不足信也 ,古人

之前尚有古人 , 前之古人无此言 , 而后之古人言之 , 我从其前者而已

矣。”①

总之 ,我们认为隋朝并不存在一个“改�为隋”的事件 , 杨坚本任

“隋国公”、“隋王”,隋国号即由此而来。因为当时存在“�”、“隋”互用

的现象 ,所以今天所见隋代石刻材料中 ,还有少量以“�”称隋朝的。这

或许是一个比隋朝灭亡后近三百年才提出的“改�为隋”说更自然一些

的解释吧。

(叶炜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

① 《潜研堂文集》卷一六《秦四十郡辨》,《嘉定钱 大昕全集》玖 , 江苏古籍 出版社 , 1997

年 , 第 245 页。

218

北宋前期“官与品轻重不相准”含义试释

赵 冬 梅

] 【内容提要】 宋以唐之职事官“寓禄秩 ,叙位著”,其排列顺序

称为“阶序”。唐职事官本自有品 , 品谓九品正从上下 , 品高者位

高 ,品低者位卑。然列入阶序之职事官却有高品反处下位、低品反

居上列者。故学者或疑宋代“官品变得无关紧要”。本文以所属机

构为单位分析阶序与官品之间的关系 , 发现阶序的构成原则为机

构优先、官品次之、机构内部按官品顺序排列 ,卑品居于高品之上

的现象仅存在于不同机构的职事官之间。

《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朝服”载元丰二年 (1079)详定朝会仪

注所言: ^

隋、唐冠服皆以品为定 ,盖其时官与品轻重相准故也。今之令

式 ,尚或用品 ,虽因袭旧文 ,然以官言之 , 颇为舛谬。概举一二 , 则

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与御史中丞同品 ,太常博士品卑于诸寺丞 , 太

子中舍品高于起居郎 ,内常侍才比内殿崇班 ,而在尚书诸司郎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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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赵冬梅

北 宋 前 期 ﹁ 官 与 品 轻 重 不 相 准 ﹂ 含 义 试 释

219

上 ,是品不可用也。

若以差遣 ,则有官卑而任要剧者 , 有官品高而处之冗散者 , 有

一官而兼领数局者 ,有徒以官奉朝请者 , 有分局莅职特出于一时、

随事立名者 ,是差遣又不可用也。以此言之 ,用品及差遣定冠绶之

制 ,则未为允当。

伏请以官为定 ,庶名实相副 ,轻重有准 ,仍乞分官为七等 ,冠绶

亦如之。

这三段文字的核心 , 是讨论制定朝服冠绶等级的标尺。这三段文字对

于理解宋初官品的意义至关重要 ,俞宗宪、龚延明二先生著文讨论宋初

官品 ,都曾摘要引用。俞宗宪《宋代职官品阶制度研究》(载《文史》第

21辑 ,以下简称俞文 ) 引用至“是品不可用也”,即第一自然段 , 结论以

为: ^

唐代官品与官职的实际地位相应 , 因此有种种作用 ,如奏荫、

叙阶、议刑当赎、改换服色等等都以官品为标准。宋代官员以差遣

来决定实际地位和权力 ,以本官阶分别等级 ,官品的作用大多以本

官阶代替 ,甚至服色也可以年劳改换 ,官品变得无关紧要 ,因此虽

与官职多不相称 ,仍相沿未改 , 直到元丰改制才修改了官品令。

龚延明《论宋代官品制度及其意义》(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 )》

1990 年 1 期 ,以下简称龚文 )引用第二自然段自“若以差遣”至“是差遣

又不可用也”部分 ,以证其“差遣为实际职务 ,但不决定该官关系章服、

俸禄的品位”的结论 ;进而指出“决定官员品位的唯有正官。正官的官

品及阶序 ,关系着该官员的冠服、俸禄、班位等”。

龚文认为俞文中“官品变得无关紧要”的论断 ,“不免有失于匆忙之

嫌”,这是龚文最不能同意俞文的地方 ,也是龚文的主要出发点。二文

对宋初官品作用认识的最大差异即在于此。笔者后学 ,读书偶有心得 ,

窃以为二位前辈的说法只是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出发 , 看到了同一事物

220

的不同侧面。

仔细比对可以发现 ,俞、龚二文其实都同意 ,宋初确定官员章服、俸

禄的主要标尺是并且应当是正官。龚文称“正官”,俞文称“本官阶”,其

实都是指唐代的职事官。分歧在于: 俞文认为唐职事官已经取代官品

成为官员等级的标尺 ,阶官化了 ,所以倾向以“本官阶”称之;相形之下 ,

“官品变得无关紧要”。龚文认为虽然宋代官员以唐职事官为等级标

志 , 但是 ,起决定作用的却是职事官的官品和阶序 ,所以不同意“官品变

得无关紧要”的说法。那么 ,宋前期之以正官确定官员章服、俸禄等权

利时 ,起决定作用究竟是唐职事官之官品 ,还是其他因素 ? 这是本文要

讨论的问题。

回到《宋史》卷一五二《舆服志四》“朝服”,元丰二年详定朝会仪注

所认为本朝官与品轻重不相准 ,谓“品不可用”,是有例为证的 : ^

今之令式 , 尚或用品 ,虽因袭旧文 ,然以官言之 ,颇为舛谬。概

举一二 ,则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与御史中丞同品 ,太常博士品卑于

诸寺丞 ,太子中舍品高于起居郎 , 内常侍才比内殿崇班 ,而在尚书

诸司郎中之上 ,是品不可用也。

今查《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御史中丞与太子中允、太子左右

赞善大夫同属正五品上阶; 太常博士从七品上阶 , 诸寺丞为从六品上

阶; 太子中舍为正五品下 ,起居郎为从六品上阶;内常侍为正五品下阶 ,

诸司郎中为从五品上阶。“宋朝自太祖设官分职 , 多袭五代之制 , 虽稍

有增损 ,而大体俱旧制也”① , 详定朝会仪注所所言官品高低秩序当与

《旧唐书·职官志》相同。这样一种高低秩序的排列在唐代是正常的 ;在

宋人看来 ,就变成了“颇为舛谬”的事情。看起来 ,在宋代官场的等级秩

序中 ,上述正官的相对地位已经改变 ,唐代所规定的官品已无法表示其

① 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四引黄琮《国朝官制沿革》。黄琮《国朝官制沿革》, 陈

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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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宋 前 期 ﹁ 官 与 品 轻 重 不 相 准 ﹂ 含 义 试 释

221

真实地位与相对关系。

能够表示宋前期正官真实地位的是龚延明提到的“阶序”, 即正官

在叙迁之制中所处的次序。“文臣京官至三师叙迁之制”, 共分 42 阶 ,

俞文有《文臣京朝官叙阶表》,仅列阶号与所对应职事官名称 ,笔者在职

事官名称后标注各官在唐代 (部分曾经五代调整 )的官品 ,制成表 1《文

臣京朝官阶序(附官品)表》。从表中可以发现由官品所构建的等级秩

序遭到了颠覆性破坏。这样一个长表 ,读者未必有耐心一一比对 ,没有

兴趣的读者大可略过它 ,直接跳到表 2。表 2《官品与阶序关系略表》是

在表 1 的基础上 ,为方便观察北宋前期正官阶序与唐代职事官官品的

关系 , 将官品的正从、上下等细节暂且放下 ,只以九品为等 ,删繁就简 ,

制定而成。

表 1 文臣京朝官阶序表 (附官品 )

1 &太师 (正一品 ) 22 �秘书监 (从三 )左右谏议大夫 (正五品上 )

2 &太尉 (正一品 ) 23 �光禄卿 (从三 )

3 &太傅(正一品) 24 �卫尉卿 (从三 )

4 &太保(正一品) 25 �少府监 (从三 )

5 &太子太师(从一品 )

6 &太子太傅(从一品 )

7 &太子太保(从一品 )

司徒*

(正一品)

司空 *

(正一品)

26 �司农卿 (从三 )

27 �太常少卿 (正四上 )

光禄少卿 (从四上 )

左右司郎中(从五上 )

28 �卫尉少卿(从四上 )司农少卿 (从四上 )

8 &太子少师(从二品 )

9 &太子少傅(从二品 )

10 ;太子少保(从二品 )

左仆射 *

(从二品)

右仆射 *

(从二品)

29 �前行郎中 (从五上 )

30 �中行郎中 (从五上 )

31 �后行郎中 (从五上 )

11 ;吏部尚书(正三品 )

32 �前行员外郎 (从六上)兵部员外郎(前行右名曹 )

12 ;兵部尚书(正三品) 33 �中行员外郎(从六上)侍御史 (从六下 )

起居郎 (从六上 )、起居舍人(从六上)

222

续 表

13 ;户部尚书(正三品) 34 �后行员外郎 (从六上)殿中侍御史

(从七下 )左右司谏 (从七上 )

14 ;刑部尚书(正三品) 35 �太常博士(从七上 )国子博士 (正五上 )

监察御史(正八上 )左右正言 (从八上 )

15 ;礼部尚书(正三品) 36 �殿中丞 (从五上 )太常丞(从五上)宗正丞(从六上 )秘书丞 (从五上)著作郎(从五上 )

16 ;工部尚书(正三品) 37 �太子中允(正五上 )太子赞善大夫 (正五上 )

太子中舍(正五下 )太子洗马 (从五上 )

17 ;尚书左丞(正四上)

尚书右丞(正四下)38 �著作佐郎(从六上 )大理寺丞 (从六上 )

18 ;吏、兵部侍郎 (正四下 ) 39 �诸寺监丞 (从六上 )

19 ;户部侍郎、刑部侍郎

(正四下 )40 �大理评事 (从八下 )

20 ;礼、工部侍郎 (正四下 ) 41 �太常寺太祝(正九上)奉礼郎 (从九上 )

21 ;中书舍人(正五上)太子宾客 (正三品 )给事中

(正五上 )

42 �诸寺监主簿 (从七上 , 国子、少府、将作主簿从七下 ; 卫尉主簿从八上 )秘书省校书郎 (正九上 )秘书省正字 (正九下 )

* 为宰相专用迁转阶级

资料来源 :《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四》“铨法上”; 卷一六九《职官志九》

“叙迁之制”。俞宗宪先生考证 ,卷一五八所载为真宗到仁宗时的制度 , 卷一六

九所载为熙宁三年以后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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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宋 前 期 ﹁ 官 与 品 轻 重 不 相 准 ﹂ 含 义 试 释

223

表 2 官品与阶序关系略表

阶序

1

i

～7

8

i

～10

11

i

～16

17

i

～20 21 \～31 32 ]～34 35 �～39 40 +～42

官品 一

品

二

品

三

品

四

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六品 七品 五品 六品 七

品

八

品

七品 八

品

九品

三

公

师

保

尚书

省

仆

射

尚

书

左

右

丞

侍

郎

左右

司及

诸司

郎中

诸司

员外

郎

门下

中书

省

给事

中中

书舍

人左

右谏

议大

夫

起居

郎起

居舍

人

左右

司谏

左

右

正

言

御史

台

侍御

史

殿中

侍御

史

监

察

御

史

殿中

省

殿中

丞

秘书

省

秘书

监

秘书

丞

著作

郎著

作佐

郎

校书

郎正

字

诸寺

监

光禄

卫尉

少府

司农

卿

太常

光禄

少卿

太常

宗正

丞国

子博

士

大理

寺丞

诸寺

监丞

太

常

博

士

诸寺

监主

簿

大

理

评

事

太常

太祝

奉礼

郎

224

续 表

阶序

1

i

～7

8

i

～10

11

i

～16

17

i

～20 21 \～31 32 ]～34 35 �～39 40 +～42

官品 一

品

二

品

三

品

四

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六品 七品 五品 六品 七

品

八

品

七品 八

品

九品

东宫

官属

太

子

三

师

三

少

太子

宾客

太子

中允

赞善

中舍

洗马

下面 ,围绕官品与阶序的关系对表 2 加以分析。第一、二两行清晰

地勾勒出官品与阶序的关系 :第 1～20 阶 ,阶序与官品基本同调 , 高品

居于高阶 ,卑品居于低阶。自第 21 阶开始 ,阶序开始显示出与官品不

同调的特征 ,有三品 (太子宾客)与五品(中书舍人、给事中 )同属一阶而

列于四品 (尚书左右丞及六部侍郎 )之下者; 有三品 (秘书监、光禄少府

司农卫尉卿 )、四品 (太常、光禄、司农、卫尉少卿 )反在五品 (中书舍人、

给事中、左右谏议大夫)之下 (21～31 阶)者;六品(前行、中行、后行员外

郎 , 侍御史 , 起居郎 , 起居舍人 )厕身于 32～34阶之间 ,而 35～39 阶之间

则有大批堂堂五品 (殿中丞、太常丞、秘书丞、著作郎、太子中允、太子赞

善大夫、太子洗马 )竟而至于与八品 (左右正言、监察御史)为伍 ,居于六

品 (诸司员外郎、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 )、七品 (左右司谏、殿中侍御

史 )之下。阶序的最低端的第 40～42 阶基本上以八品、九品官员为主 ,

阶序与官品重归同调 ,然而其间也夹杂着七品 ( 寺监主簿 )反置于九品

(太常寺太祝、奉礼郎 )之下的不和谐音。

龚文把官品界定为“一种抽象的 ,用以划分高下的等级”,指出“文

武散官 ,职事官 ,职名 ,本官 , 勋、爵 ,内外命妇 ,内侍官等”是官品的不同

载体。这一辨析对于提升宋代官品研究的学术品质至关重要。需要补

充一点 ,官品不是空泛的 ,它特指以一至九品为基本名称 ,以正从、上下

为辅助名称而构成的官僚等级标尺 ,舍此则不能称官品。当人们借助

官品认识官位高低时 ,一般而言 ,高品的地位应当高于卑品。但是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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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宋 前 期 ﹁ 官 与 品 轻 重 不 相 准 ﹂ 含 义 试 释

225

面所概括的情况看 , 在宋代阶序所使用的正官中 ,大批高品官在迁转梯

级中的地位低于卑品官。宋人以为“品不可用”,俞文以为“官品变得无

关紧要”,皆可由上述事实得到解释。

那么 ,就阶序而言 ,官品是否已经完全丧失等级标尺的意义 ? 答案

是否定的。本官阶源自唐代的职事官 ,这些职事官分别属于尚书省、中

书省、门下省、御史台、诸寺监、秘书省、殿中省和东宫。上表第四至十

行以官品为经、以机构为纬 ,清晰揭示 :唐代职事官官品与所属机构交

相为用 ,共同构成复杂的宋代阶序:

1 尚书省二至四品官由高到低依次排列整齐地构成第 8 至第 20

阶。

2 第 21 阶至第 35 阶基本上可以视为由中书门下省五品至八品

官所构筑的连续而高低有序的等级秩序。

3 第 36 阶至第 42 阶基本上可以视为由诸寺监五品至九品高低

有序的等级秩序。

换一个角度来看 ,可以发现 ,宋代的阶序是按照机构优先、官品次

之 , 机构内部按官品顺序排列的原则构成的 ,前述官与品不相准 ,高品

反居卑品之下的“舛谬”现象 , 几乎都发生在不同机构之间 , 比如 :诸寺

监、秘书省及东宫三品居于中书、门下两省五品与尚书省四品、五品之

下; 诸寺监四品居于三省五品之下; 殿中省、秘书省、诸寺监及东宫五

品、六品居于中书、门下、御史台七品、八品之下。

按各机构所属职事官在宋代叙迁之制中的排序分析 ,中书、门下两

省地位最优 ,御史台与两省地位差相仿佛。但两省四品以上职事官全

部缺席 ,加入叙迁之制的只是五品至八品官 ,构成中间阶序。尚书省的

地位次于两省一台 , 但尚书省自二品至六品官全部得以保留 ,二品至四

品官毋庸置疑地构成阶序的高端 ,五品、六品官与两省一台官一道构成

中间阶序。诸寺监又次之 , 它提供了三品至九品官 ,三品、四品官伙同

于三省五品 ,充实了中间阶序 , 五品至九品官则构成低端阶序的主干。

殿中、秘书省及东宫又次之 ,殿中省仅保留了五品的殿中丞 , 东宫保留

三品、五品、六品 ,秘书省保留三品、五品、六品及九品官 ,其中 ,东宫、秘

226

书省三品与诸寺监三品、四品地位相埒 , 列在三省五品之下 , 对中间阶

序起充实作用;秘书、殿中省及东宫五品、六品与诸寺监五品、六品地位

相埒 , 同为中书、门下两省八品之下的低端阶序 ;而秘书省九品则与寺

监九品一道构成京官初阶。

机构优先、官品次之、机构内部按官品顺序排列的原则;以及职事

官“官与品轻重不相准”的现象 , 唐代的常参官班位中已经出现。唐武

宗会昌(841—846) 初年 , 尚书左丞孙简针对当时常参官班位“位置迁

误”的现状提出批评 ,建议厘正 ,“武宗诏两省官详议 ,皆从简请”。孙简

的意见 ,反映了当时判断职事官班位高低的公认标准: ^

班位以品秩为等差 , 今官兼台省 , 位置迁误 , 不可为法。元和

元年 (806)御史台白奏 ,常参官兼大夫、中丞者视检校官 ,居本品同

类官上。其后侍郎兼大夫者 ,皆在左右丞上。当时侍郎兼大夫少 ,

唯京兆尹兼之 ,京兆尹从三品 ,今位乃在本品同类官从三品卿监

上。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下 ,左丞乃正四品上 ,户部侍郎正四品下 ,

今户部侍郎兼大夫当在本品同类正四品下诸曹侍郎上 ,不宜居正

四品丞郎上。又右丞正四品下 ,吏部侍郎正四品上 ,今吏部侍郎位

右丞之下。盖以丞有绳辖之重 , 虽吏部品高 ,犹居其下。然则户部

侍郎虽兼大夫 ,安得居其上哉 ! 今散官自将仕郎至开府特进 ,每品

正从有上中下 ,名级各异 , 则正从上下不得谓之同品。京兆、河南

司录及诸府州录事参军事 ,皆操纪律、正诸曹 , 与尚书省左右丞纪

纲六曹略等 ,假使诸曹掾因功劳加台省官 , 安得位在司录、录事参

军上 ? 且左丞纠射八坐玉省内禁令宗庙祠祭事 ,御史不当得弹奏

之。良以台官所奏 ,拘牵成例 , 不揣事之轻重。使理可循 ,虽无往

比 ,自宜行之;否者号曰旧章 ,正可改也。

孙简的叙述表明 ,正四品下阶的尚书右丞居于正四品上阶的吏部侍郎

之上 ,品卑而位高 ,是当时公认的事实。他要反对的 , 是户部侍郎(正四

品下 )兼御史大夫 (从三品 )居于尚书左丞 (正四品上 )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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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宋 前 期 ﹁ 官 与 品 轻 重 不 相 准 ﹂ 含 义 试 释

227

孙简的论述中出现了三种衡量职事官地位的标准: 品、类和职事。

品即官品 ,一至九品 ,正从上下 ,各级各异。类的界限存在于职事官、散

官、勋官、爵之间 ,京兆尹与三品卿监同为职事官 , 又都忝厕三品之列 ,

属于“本品同类”。本文的讨论限于职事官内部 ,类的问题可以姑且不

论。从孙简的叙述中可以提炼出如下班位排列原则 :第一 ,同类而品相

近的官员 ,比如尚书左右丞与吏部侍郎、户部侍郎 , 按照职事关系决定

班次 ,“丞有绳辖之重 ,虽吏部品高 ,犹居其下”。“且左丞纠射八坐玉省

内禁令宗庙祠祭事 , 御史不当得弹奏之”。第二 , 加兼宪衔 ( 指御史大

夫、中丞 ) 的官员 , 所兼宪衔官品虽高 , 仍然要以职事关系决定班次。

“京兆、河南司录及诸府州录事参军事 ,皆操纪律、正诸曹 , 与尚书省左

右丞纪纲六曹略等 ,假使诸曹掾因功劳加台省官 , 安得位在司录、录事

参军上 ?”

大多数情形下 , 唐代确定官员待遇的原则是只论品阶 ,不分机构、

职能。比如《唐律疏义》卷一、二《名例律》规定 ,官员犯罪 ,职事官三品

以上 ,得议 , 属“八议”之一;四品、五品 ,得请;六品、七品 ,得减; 八品、九

品 , 听赎。议、请、减、赎的待遇差别依官品而定 , 全不考虑机构、职能。

又比如封妻荫子 ,据《司封令式》的规定 ,就是“内外臣僚官阶及五品已

上者 ,即与封妻荫子。固不分于清浊 ,但只言其品秩”①。但是 , 给予不

同机构的同品官以不同待遇 , 在唐代政治生活中也不是新事。一般机

构职事官五品以上才有常参资格 , 而中书门下两省官 , 即所谓“供奉

官”,八品以上就可以享有常参资格。如果说常参资格可能更多地表现

为一项义务 ,那么 ,封妻荫子则纯粹是一种个人待遇。五代后晋天福三

年 (938) ,起居郎殷鹏对“只言品秩”的封荫原则提出质疑 ,指出: ^

且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并是五品 , 赞善大夫、洗马、中

允、奉御等亦是五品 ,若论朝廷之委任 ,宰臣之拟论 ,出入之阶资 ,

中外之瞻望 , 则天壤相悬矣。及其叙封 , 乃为一贯。相沿至此甚

① 《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

228

非。而况北省为陛下侍从之臣 ,南宫掌陛下经纶之务 ,宪台执陛下

纪纲之司 ,首冠群僚 , 总为三署 , 当职尤重 , 责望非轻。此则清列 ,

十年不遂显荣之愿;彼则杂班 ,两任便承封荫之恩。事不均平 , 理

宜改革。伏乞自今后应诸官及五品已上者 ,即依旧制施行;应三署

清望官及六品已上 ,便与封荫。清浊既异 ,品秩宜升。仍下所司议

为恒式。①

殷鹏特别推崇北省(即门下、中书省 )、南宫 (即尚书省 )和宪台 (御

史台 ) ,认为这三个机构的官员应当得到特别优待。他的提议获得批

准 ,从这一年起 ,三省和御史台所属官员的封妻荫子待遇突破了官品的

限制 ,六品以上即予封赠。殷鹏议论的出发点 ,正是机构职能。这种以

机构职能为核心 ,重新评估、确定官员地位、待遇的做法在宋代越来越

普遍 ,比如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庚辰 ,审刑院指出正言和监察御史都是八

品官 , 按律没有犯罪减等的特权 , 然“皆台省清资”, 因此请求“望自今

同杂五品例”②。真宗接受请求。从此 ,正言和监察御史获得了一般五

品官员才有的法律特权 ,官品的作用再一次受到挑战。

再举一个典型的例子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治平二年七月

壬戌 ,枢密使、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富弼以疾求罢 ,初除仆射及使相。弼

八上章求改除它官 , 理由是“仆射是正二品官 ,师长百僚。使相者文武

中并是第一等俸禄”。因此 , 请求罢使相、仆射 ,改除三师三公 ,“使相以

上 , 只有三师三公 ,其品秩虽崇而俸禄甚少 , 比使相绝然不侔也 ,愿立法

自臣始”。三师三公为正一品 ,而富弼不惮求之;仆射只是正二品 ,而富

弼谦不敢居 ;足见官之尊卑轻重不全系品之高低。

强调由于机构职事的分工、统属而造成的等级秩序 , 不断冲击、修

正官品秩序 ,从而构成新的官品与职事交相为用的等级秩序 ,这就是宋

代的“阶序”。孙简认为尚书右丞(正四品下 )有“绳辖之重”,因此 ,天经

①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庚辰。

《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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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赵冬梅

北 宋 前 期 ﹁ 官 与 品 轻 重 不 相 准 ﹂ 含 义 试 释

229

地义就该居于吏部侍郎 (正四品上 )之上 , 是轻官品秩序而强调机构内

部秩序 , 强调由治事而产生的职位关系。殷鹏谓“北省为陛下侍从之

臣 ,南宫掌陛下经纶之务 , 宪台执陛下纪纲之司 ,首冠群僚 ,总为三署 ,

当职尤重”,则是从整个国家机构的立场强调由治事而产生机构与机构

之间的轻重差异。富弼诸人的议论 ,无不循此逻辑。上述论断当无问

题。

问题是 ,当殷鹏、富弼发言的时候 , 唐代的职事官已经架空 ,“台、

省、寺、监 ,官无定员 ,无专职 ,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

司 ,类以他官主判 , 虽有正官 , 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 , 十亡二

三”。“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那么 ,在职事官已经架空的前提

下再来强调机构职事 ,是否过时可笑 ? 答案是否定的。宋代以唐代的

(部分 )职事官作为官员“寓禄秩、叙位著”的等级符号 ,就意味着它接受

了唐代职事官体系内部的等级秩序 , 而这个等级秩序本来就综合了官

品、机构职掌、政治传统等诸多因素 ,晚唐五代 , 重实利而轻虚名 ,机构

职掌的因素逐渐突出 ,至宋 ,遂有机构优先、官品次之、机构内部按官品

顺序排列的阶序。这种阶序 ,如果单纯从官品的角度观察 ,看到卑品居

于高品之前 ,难免会有官与品轻重不相准的印象。

最后补充一点 ,唐代本来就不存在只凭官品、不论其余的等级秩

序。官品有诸多载体 ,职事官而外 ,又有散官、勋官、爵 ,内外命妇、内侍

官也同样以官品为等级标尺。但是 , 不同载体的同一官品在等级秩序

中从来都不是完全等价的。比如官员犯罪 , 职事官三品以上可以“议

贵”;而享受同等待遇的无职掌散官必须到二品 ,爵必须到一品;勋官虽

然有二品的上柱国、柱国 ,但却不能享受这项特权①。不同类别的官品

载体与政治传统、社会舆论等因素综合起来 ,构成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官

僚等级世界。这个世界在宋代同样是复杂的。阶序并不说明一切 ,《续

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八元丰二年五月己丑 ,右正言知制诰李清臣言:

“本朝官制踵袭前代陈迹 ,不究其实 , 与经舛戾 ,与古不合。官与职不相

① 《唐律疏义》卷一《名例律》。

230

准 ,差遣与官职又不相准。其阶、勋、爵、食邑、实封、章服、品秩、俸给、

班位 ,各为轻重 ,后先皆不相准。乞诏有司讲求本末 , 渐加厘正 ,以成一

代之法”。种种“不相准”道出了复杂的表征 , 探索这种“不相准”形成的

历史原因以及它的合理性 , 才能了解那个真实而复杂的官僚等级世界。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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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赵冬梅

北 宋 前 期 ﹁ 官 与 品 轻 重 不 相 准 ﹂ 含 义 试 释

231

“头段”考

康 鹏

] 【内容提要】 “头段”一词是宋金时期的汉语词汇 ,应释为“重

要”、“紧要”之意。“�”为“段”字的俗体 ,“头�”即是“头段”, 与

“头下”一词毫不相干。金朝既无头下制度 ,亦无头下这一概念。

学界一般认为 ,“头(投 )下”是辽朝和元朝特有的一种制度 ,至于金

朝有无头下制度或头下概念 , 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一争议最初

是由陈述先生引起的。宋人周�《北辕录》记载淳熙四年 (1177)作者随

宋使张子正前往金朝 ,途经邯郸时 ,“路逢一细车 , 盖以青毡 ,头段人家

也。‘头段’者 ,谓贵族及将相之家”。 (此据涵芬楼本《说郛》卷五四 )陈

述先生认为这段文字中的“头段”当为“头下”之讹 , 他的推论是:“疑头

段者为‘头�’之讹舛。周氏原文当作‘头�’, 不作‘头段’。头段者则

传抄或版刻之误 ,而头�者则头下之同音异译。⋯⋯辽所谓头下军州

即宗室外戚大臣所建之军州也 ,反之则称其建军州之宗室外戚大臣曰

头下 ,实甚自然之事。金沿辽旧 , 故犹以头下谓贵族将相之家。‘�’、

232

‘下’音同 ,‘�’、‘段’形似 , 故误为头段也。”① 按“�”字有两读 ,《广

韵》古疋切 ,《集韵》一读何加切 ,若按后一种读法 ,与“下”字仅声调不同

而已 ,———陈述先生显然是根据后一种音读而作此推测的。

尽管陈述先生的上述见解仅仅是作为一种推论提出来的 , 并没有

其他任何史料能够支持这一假说 ,但仍有一些学者对此表示肯定 ,蔡美

彪先生在《元代白话碑集录·济源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的一条注文中

说:“‘头下’或写作‘投下’, ⋯⋯辽、金两代均有此制。”② 张博泉先生

亦云:“辽、金、元三朝都有头下 ,金代称之为‘头假’(按 :‘假’应为‘�’

之讹 ) ,其详细情况史无记载 ,但它在金代不是作为一种特定制度而存

在。”③ 虽然蔡、张二人均未说明他们的根据何在 , 但因为陈述先生的

上述推论是关于金朝“头下”的惟一依据 , 可知他们的说法也无非就是

源自《北辕录》的那条记载罢了。另外需要说明的是 , 按照陈述先生的

推论 ,顶多可以说金朝有头下的概念而已 ,而蔡美彪等人却又进一步断

定金代存在头下制度 ,这个结论显然是不够慎重的。

近年刘浦江先生在《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一文 (《中国史研

究》2000 年第 3 期 ) 中 , 对陈述先生的假说提出了质疑。刘文指出 , 在

《大金德运图说》所收录的金宣宗朝的案牍中 , 先后四次使用了“头段”

一词 ,根据文义判断 ,“头段”当为“紧要”、“贵重”之意 ,与周�《北辕录》

中的“头段”之意可以吻合。因此他得出如下结论 :“‘头段’应该是流

行于金代社会的一个汉语词 ,它与辽之‘头下’并不相干。⋯⋯金源一

代既不存在头下制度 ,也没有头下的概念。”然而 , 刘浦江先生在查阅

了 《北辕录》 的各个版本之后 , 发现“涵芬楼本 《说郛》 中的‘头

段’一词 , 在 《历代小史》、《续百川学海》、《碎锦汇编》 和宛委山堂

本 《说郛》四个本子中确实都作‘头�’; 《古今说海》 本作‘头�’,

‘�’也应是‘�’字的异体”。这就不免使我们心生疑窦: 虽然在金

①

②

③ 张博泉 :《辽金“二税户”研究》,《历史研究》1983 年第 2 期。

蔡美彪编 :《元代白话碑集录》, 科学出版社 , 1955 年 , 第 7 页。《汉语大词典》“头下”

条也采纳了蔡美彪的意见。

陈述 :《头下释义》,《东北集刊》第 1 期 , 194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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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康

鹏

﹁ 头 段 ﹂ 考

233

代文献中可以找到金人使用“头段”一词的证据 , 但在《北辕录》 的

那段文字中 , 毕竟只有涵芬楼本 《说郛》 作“头段”, 其他五个本子

均作“头� (�)”, 难道这五个本子全都错了 , 而惟独涵芬楼本 《说

郛》 是正确的 ? 我们不能不对此表示怀疑。

为解开这一疑问 ,笔者广泛查阅了相关的文献及考古资料 , 发现

“�”原来是“段”的俗字 ,“头�”与“头段”实际上是相通的。据秦公《碑

别字新编》, 北齐《司马遵业墓志》和隋《段济墓志》均将“段”写作

“�”; ① 又据刘复、李家瑞《宋元以来俗字谱》, 在《朝野新声太平乐

府》、《娇红记》、《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目莲记弹词》、《金瓶梅奇书

前后部》、《岭南逸史》等元、明、清时代文献中 ,“段”字均作“�”。② 可

见从南北朝至元明清 ,从石刻史料到文献材料 ,都能找到“�”、“段”相

通的例子。元人李文仲《字鉴》卷四针对“段”、“�”不分的现象 , 专门就

这两字做了考辨:“段 ,徒玩切 ,《说文》椎物也 , 从殳 ,癩省声 , 与�字不

同 (�音假 )。凡锻、�4、�、椴等谐声者从。———俗作�。”③

既然“�”是“段”字的俗体 ,可见“头�”与“头段”可以相通。据笔

者考证 ,“头段”确是宋金时代的一个汉语词。在金代文献中 , 除《大金

德运图说》中曾出现四次外 ,在《大金集礼》一书中也出现过两次 :一处

见于卷八“皇太子·守国仪”条 :“五品已上并随驾大小官除授。敕旨 :五

品已上除授 ,在此拟定闻奏 ;应边关头段事理 ,五品已上文武官循迁 ,随

驾五品已上官假故 ,犯赃罪罢职 , 解由到部官。”另一处见于卷三一“命

妇”条 :“大定五年七月十六日敕旨 :今后如遇拜天并妃生日 , 及有头段

礼数须合来者 ,仰三品以上职事官 ,女直、契丹、渤海命妇 ,无夫主国夫

人 , 及妃每亲眷等 , 尽赴宫中 , 不得推称病患事故 ,如有不赴者 , 仰宣徽

院闻奏。”从这两段史料的文义来看 ,“头段”应是“重要”、“紧要”的意

思。

①

②

③ 〔元〕李文仲 :《字鉴》卷四“去声换韵”, 民国二十三年瑞安陈氏裒殷堂石印本。

刘复、李家瑞 :《宋元以来俗字谱》, 文字改革出版社 , 1957 年 , 第 148 页。

秦公编 :《碑别字新编》, 文物出版社 , 1985 年 , 第 95 页。

234

在宋代文献中同样可以找到使用“头段”一词的语言材料。李若水

《忠愍集》卷一《使还上殿札子三道》有这样一段记载 :“ (靖康元年)臣等

被命奉使山西 ,先至皇子军前 ,馆伴首诘三镇及所欠金银、归朝官、岁币

四事。及见皇子 ,不言岁币 , 但言先将归朝官、所欠金银来 ,至头� (按:

此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乾坤正气集》和《畿辅丛书》本此处均作“头

段”)事尚待寻思。头段事 ,大事也 ,意谓三镇。”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诠

释了“头段”的词义 , 值得注意的是 , 李若水和周�一样 , 都特地对“头

段”一词加以解释 ,说明这个词汇主要流行于 12 世纪时的中国北方 ,似

乎并不为宋人所熟悉。

但耐人寻味的是 ,同样是生活在 12 世纪且身为南人的朱熹 , 却对

“头段”一词相当的娴熟 ,《朱文公文集》卷二一《乞拨飞虎军隶湖南安抚

司札子》云:“当日创置此军 , 本为弹压湖南盗贼 , 专隶本路帅司。本路

别无头�(按:此处“�”亦为“段”字的俗写 , 下同 ) 军马 ,唯赖此军以壮

声势 ,而以帅司制御此军。”同书卷五四《答赵机道》云 :“唯苏黄门作

《古史序》,⋯⋯于义理大纲领处 ,见得极分明 ,体得极亲切 ,虽其下文未

能尽善 ,然只此数句已非近世诸儒所能及矣。⋯⋯只其资质恬静 ,无他

外慕 ,故于此大头�处窥测得个影响。”① 又《朱子语类》卷一三七《战

国汉唐诸子》云:“或言性 ,谓荀卿亦是教人践履。先生曰:‘须是有是物

而后可践履。今于头段处既错 , 又如何践履 ?’”同书卷一一六《训门人

(四 )》,朱子门人黄义刚在辞别朱熹时说:“此番归去 , 恐未便得再到侍

下。如《语》、《孟》中设有大疑 ,则无可问处。今欲于此数月拣大头段来

请教 , 不知可否 ?”由此可见 ,朱熹及其弟子不管是在书面语或口语中 ,

都频繁使用“头段”一词 ,对这个词汇一点儿也不感到陌生 ,这种情形不

知当作何解释 ? 好在这一疑点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

综上所述 ,“头段”一词是宋金时期的汉语词汇 ,尤为金人所习用 ,

应释为“重要”、“紧要”之意。“�”是“段”字的俗体 ,“头�”与“头段”相

通 ,与出自契丹语的“头下”一词毫不相干。陈述先生有关金朝“头下”

① 此据《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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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段 ﹂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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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推论肯定是一个误解 ,至于蔡美彪和张博泉先生认为金朝存在

头下制度的说法显然更不可取。

(康鹏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

236

明代前期的京营

李 新 峰

^ 【内容提要】 明代制度条文具在 , 但明前期之制 ,自明中后期

人以下即缺乏精准认识。本文利用《实录》、原始文件 ,辨《会典》、

《明史》和各种笔记之误 , 重新认识京营的成立时间、渊源、职能。

永乐、洪熙、宣德之际 ,北征军队不及遣返 ,常驻京师 ,遂突破“战时

出征 ,事毕还卫”原则 ,渐成常备军驻京之制;三大营体制来源于靖

难战争中的北军体制和永乐历次北征中的亲征军体制 ;至正统时

期 ,三大营由战时体制演化为训练体制 , 突破卫所编制 ,但不合战

争需要 ,故明代中期三大营改为兵将相习、随时临战的团营。以上

三点结论为以往研究所未涉及 ,与明代中后期人的系统记载也多

有不同。

明朝在京师常驻重兵 , 称京营 , 是明军的核心成分。在正统十四年

(1449)的土木之变中 ,不堪一击的京营遭到毁灭性打击 ,明朝随后在京

营的三大营之上设立了兵将相识、练战一体的十团营。关于此后的京

营 , 史籍中有详尽而系统的记载 , 但对此前京营的形成与体制演变 , 史

料记载却充满了混乱和矛盾。京营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形成标志或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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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前 期 的 京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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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时间 ? 京营的三大营体制是由何而来的 ? 三大营的主要职能是作战

还是训练 ? 澄清以上问题 , 有助于理解明代制度在祖制和时势双重作

用下的变迁历程和独特形态。

一、京营的成立 :永乐二十二年到宣德元年

明初并无京营。按洪武时期的卫所制“兵将分离”的构想 ,军士们

在各自卫所屯田操练 ,战时命将出征 , 战后散归卫所。不过 , 演练步骑

兵战阵、学习火器操作等复杂任务 , 是百户所、千户所乃至卫、都司等分

支机构难以独立承担的 ,军士平时散居各地卫所 ,也无法应付随时可能

爆发的战争。早在洪武时期 ,北部边防前线通常派勋臣镇守各地 ,到永

乐时期逐步形成镇守总兵官驻守各边镇的形势 ,总兵官算是长期“命将

出征”,统领着处于临战状态的边兵 ,所谓“兵将分离”、“散归卫所”, 停

留在条文层面。永乐迁都北京后 ,首都兼为边防重镇 ,需要组建一支最

强大的驻京常备军 ,京营便逐渐成为明朝军队的核心成分。

京师本来就设有大量卫所 ,军士们平时必然操练 ,以备战时组成大

军 ,能不能算是京营呢 ? 明朝史籍提到京营 ,注重其训练职能 ,如正德

《大明会典》载 :“国朝京营之制 ,主训练在京官军⋯⋯国初立大小教场 ,

以练五军将士。”① 明人遂将京营溯源到洪武时期 ,如陆容说 :“京营之

制 ,国初止有五军营”② ,郑晓说 :“京营操练之法 , 洪武时止为五军营 ,

分大、小教场与城外、城内操练。”③ 万历《明会典》更强调说:“国初设

京营 ,隶大元帅府。后改五军都督府 ,以训练在京官军。”④ 到清修《明

史》介绍京营源起 , 更详细记载道:“初 , 太祖建统军元帅府 , 统诸路武

①

②

③

④ 《明会典》卷一三四《兵部·营操·京营·旧三大营制》,中华书局 , 1989 年 , 第 685 页。

〔明〕郑晓 :《今言》卷一 , 中华书局 , 1984 年 ,第 26 页。

〔明〕陆容 :《菽园杂记》卷五 ,中华书局 , 1985 年 , 第 56 页。

《大明会典》卷一一一《兵部·职方·营操》, 明万历刻本。

238

勇 , 寻改大都督府。⋯⋯京城内外置大小二场 ,分教四十八卫卒。”①

以上记载中 ,“教场”和“五军”是确定京营渊源的关键 ,却经不起推

敲。洪武时期的大、小教场 , 到建文时期仍然存在②。洪武时期军队内

部以卫所为编制单位 ,直到建文时期 , 提到京军如“命魏国公徐辉祖领

京卫军援山东⋯⋯遣京卫官军防江”③ ,这与后代“营”的编制有本质区

别。所以 ,洪武时期的教场是各卫所的公共训练场地 ,并非意味着建立

一支处于临战状态的常备军。陆容和郑晓将“五军”和三大营之一的

“五军营”联系起来。《明太祖实录》和其他洪武时期史料中从未出现

“五军营”之名 ,“五军”应如陈仁锡所说④ ,指洪武时期常见的“五军十

卫”、“五军十二卫”之五军都督府。万历《明会典》和《明史》虽未误解

“五军”,却进一步将京营溯源到元末红军时期的体制。“大元帅府”和

“统军元帅府”,当指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任“大元帅”的“太平兴国

翼元帅府”⑤ ,当时朱元璋连全军统帅还没做成 , 谈何京营 ? 总之 ,作为

超越“祖制”构想的产物 ,京营必与洪武、建文时期无关。

明人多将三大营的出现作为京营成立的标志 ,但记载各不相同 :正

德《大明会典》和《今言》记在永乐初 ,《菽园杂记》记在永乐中 , 万历《明

会典》记在永乐迁都后即永乐后期 ,《明史》则记在永乐末年“置”,要之

或记其最初出现 ,或记其最终定制 ,但均未区别作战中的三大营和驻京

训练的三大营。三大营之名虽早在永乐时期的朱棣亲征军中已出现 ,

甚至成为定制 ,却不一定就是常驻京师的军队编制和训练体制 ,只有在

平时驻扎京师、集中训练的军队 ,才能称为京营。王世贞在钞录《会典》

各营建制的内容时 ,系于“既归京师”, ⑥ 即滞留塞外的北征大军于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明〕王世贞 :《�山堂别集》卷八九《兵制考》, 中华书局 , 1985 年。

《明太祖实录》卷三 , 乙未年六月丁巳 , 中研院史语所影校本 ,以下明代实录均同。

〔明〕陈仁锡 :《皇明世法录》卷四三《兵制·京营重兵》,《中国史学丛书》本。

〔明〕谈迁 :《国榷》卷一二 , 建文四年正月甲申朔、五月丙申 , 中华书局 , 1958 年 , 第 830

页。

〔明〕焦� :《献征录》卷一�九《锦衣卫镇抚杨本传》:“徐辉祖征燕⋯⋯上召回京师 ,

命大教场操练军士。”(上海书店 , 1986 年 , 第 4868 页 )

《明史》卷七六《职官志》、卷八九《兵志》,中华书局 , 1974 年 , 第 1858、2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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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前 期 的 京 营

239

乐二十二年 (1424) 秋回到北京之后 , 暗示从此三大营常驻京师训练。

而罗丽馨则区别了战时与平时体制 , 排除了以靖难五军、北巡五军、北

征哨掖等为京营标志 ,认为三大营体制源于永乐七年 ,永乐十二年后未

被解散 ,故至迁都后京营正式成立①。罗氏对京营概念的界定超越了

前人 ,但对成立时间的考证尚容讨论。

靖难结束后 ,明太宗将最亲信的军队留在南京 ,而以大部分北平、

大宁卫所回驻北京 , 部下三分、五军体制当已撤销。永乐六年 ( 1408 ) ,

明太宗调集内外马步军八万人北巡北京 , 全军分驾前军和五军。次年

“敕行在五军训励将士 ,修治戎器”。② 当时北京的军事机构仅设留守

行后军都督府 ,则行在五军当指上述五军 , 即巡狩大军的编制未曾撤

销 ,南京和各省调来的军士留在北京 ,在平时就已经处于“出征”状态

了。

次年 ,丘福率领的明军在漠北全军覆没 , 明太宗决意亲征 ,又抽调

各直省军共八万五千人赴京从征③。永乐八年 ( 1410) 的出征军中督率

左右哨、掖的总兵官 ,就是率外地军赶赴北京的各地镇守总兵官 ,所以

左右哨、掖基本上应由外地军组成。北征结束后 ,各位将领又回任各地

总兵官 ,时任辽东都指挥佥事的牛某也是“扈驾肃清沙漠 ,戍而还”。④

据此 ,至少边镇军队已经回到各地 , 五军各哨掖至此已经撤销了⑤。

陈懋长期担任宁夏总兵官 ,第一次北征统左掖 ,“十一年冬还镇。

十二年春 ,上复亲征 ,公仍将左军⋯⋯明年还镇⋯⋯二十年春 ,上复北

征 , 公率所部兵以从。还京。”⑥ 某南方都指挥“永乐九年春⋯⋯守福

建之行都司。皇上驻跸北京 , 先后凡两率师肃清沙漠。公皆承命为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明〕李贤 :《宁阳侯陈公神道碑铭》,《皇明名臣琬琰录》卷十七 , 明刻本。

〔明〕陈仁锡 :《皇明世法录》卷四四《兵制·班军》:“文皇帝之十三年 , 诏诸边守将及河

南⋯⋯卫官 ,简所部率赴北京 , 以俟临阅。盖京操始此 , 然而未著例也。”(《中国史学

丛书》本 )未“著例”, 即尚未于京师常操。

〔明〕黄淮 :《黄文简公介庵集》卷六《浙江佥都指挥事牛公墓碑铭》,《敬乡楼丛书》本。

《明太宗实录》卷九六 , 永乐七年九月甲申、己丑。

《明太宗实录》卷九六 , 永乐七年九月戊寅。

罗丽馨 :《明代京营之形成与衰败》,《明史研究专刊》第 6 辑 , 1983 年 , 第 1—11 页。

240

军神机将军⋯⋯去秋皇上复欲北巡边境 , 绥靖远人。公再至京师操习

以俟。今年夏 ,命还守建宁。”① 到准备第三次北征时 , 又选各地兵共

约六万三千人赴京。可以推测 ,第二次北征结束后 , 外地军队也是解散

还乡的 ,所以第三次北征需要再度调兵将入京。

上述都指挥在第三次北征后仍还乡 ,但陈懋则仅“还京”,南方军官

也有留京者②。次年 (1423)第四次北征 ,外地从征者仅大同总兵官李谦

一支军队 ,再次年 (1424)第五次北征则没有调发外地军进京之事。可

以推定 ,前两次北征后外地军还卫 ,至少三大营中的五军营撤销了 , 而

后三次北征连年发动 ,绝大部分外地军未曾遣返 ,在京师保持着出征时

的五军营编制 ,这与永乐十八年 (1420)的迁都没有必然联系。

外地军所在的五军营虽然迭有存废 , 那亲征中直属皇帝的三千营

是不是常设呢 ?《菽园杂记》载三千营来自“龙旗宝纛下三千小达子”,

令人联想到由蒙古骑兵组成的常设精锐部队。其实明军中更多采取蒙

汉相杂的体制 ,如“吴允诚之子吴答兰⋯⋯愿率精骑巡逻漠北⋯⋯选其

所部壮勇者 ,与汉军相兼。”③ 又如“说与游击将军都督朱荣⋯⋯内官

王安、春山等: 即选拨汉军二十名 , 达军十五名⋯⋯春山处亦拨达军二

十名”④ ,而且这些蒙古军属于哨马营 , 而非随驾的三千营。相反 ,“东

宁卫指挥使裴牙失帖木儿⋯⋯女直人 , 善骑射。上选其三百人扈

从。”⑤ 第二次北征前 ,“右军都督同知薛斌言: 都督吴成等 , 于斌所领

随驾三千马队官军内 ,多选旧鞑靼人隶其麾下 ,致原任多缺。上命于在

京及直隶扬州、高邮、泗州诸卫并浙江各都司选精壮者补之。”⑥ 吴成

仅一普通将领 ,能够从随驾军中随意调人 , 而朱棣也不加禁止 , 说明随

驾三千马队并无人员出身限制 ,而且编制松散。宣宗登极之初 ,“庄浪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五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乙未。

〔明〕金幼孜 :《北征录》,〔明〕邓士龙辑 :《国朝典故》,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3 年 , 第 308

页。

《�山堂别集》卷八八《北征军情事宜》。

《明太宗实录》卷八六 , 永乐六年十二月癸巳。

例见〔明〕陈循 :《芳洲文集》卷八《吉安守御正千户王君时泰墓志铭》, 清刻本。

〔明〕杨荣 :《杨文敏公集》卷一四《送从弟仲宣还建宁分题诗序》,明正德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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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前 期 的 京 营

241

卫土官指挥同知鲁夫加所部土军、土民二百六十人 , 旧隶随驾三千之

数。今从征安定还 , 请仍令鲁夫加管领训练 , 遇有边警 , 易于调用。”①

这些蒙古军虽属三千马队 , 但不过是来自西方的“土达”,而且征调到外

地。可见 ,来自“随驾三千马队”的三千营并非由“三千”蒙古军组成 ,而

是在战前临时编组的、由各方精锐组成的驾前军 , 平时纵保留名义 , 也

无严格的训练体制。

从朱棣北巡开始 ,“北巡军”在北京保留了两年。前两次北征后 ,亲

征军解散还卫 ,连驾前精锐部队也未保留。永乐后期驻京大军再未解

散 ,与其说是因为迁都北京 , 不如说是因最后三次北征在三年中连续发

动 ,军队常驻北京 ,来不及解散还卫。此后明太宗在塞外暴卒 ,仁宗宣

宗仓促登极 , 而三次北征未获战果 , 鞑靼威胁仍存 ,政治、军事呈现微

妙、紧张之势。这时 ,将塞外回还的大军驻扎京师 , 是新政权十分自然

的选择 ,而不久前的常驻“故事”恰好提供了沿袭旧制的借口。《明太宗

实录》中若非战时 ,绝无三大营各营之名 ,而永乐以后的《实录》中各营

之名层出不穷 ,显然各营由战时方设变为常设。宣德元年 (1426) ,“调

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至京操

备。令每岁轮班往来 ,原额春秋两班官军一十六万员名。”② 八万外地

军 ,恰与第三次北征征调的八万五千名外地军数额相当 ,显然是将原额

亲征军常驻北京的制度化措施 ,可以视为明代京营的正式成立标志。

二、三大营的渊源 :靖难北军和永乐亲征军

由卫所组军到大军常驻京师的转变 ,除永乐末年的军事形势、永乐

之后的政治形势等原因 , 还应有明朝兵制的内在演变脉络在起作用。

①

② 《明会典》卷一三四《兵部·营操·京营·营政通例》。按 ,《大明会典》系此事于永乐迁

都后 ,误。

《明宣宗实录》卷十 , 洪熙元年十月甲申。

242

洪武时期 ,五军都督府各统都司卫所 ,边境派勋臣乃至藩王镇守。明太

宗发动靖难战争 ,获得意外成功 ,“祖制”自然在相当程度上让位于靖难

中形成的北军兵制 , 而且永乐时期对内镇压任务重于洪武时期 ,又频繁

发动对外战争 ,最终首都北迁 ,必然对兵制进行重大调整。京营既然是

永乐以后继承亲征军而来的 ,三大营体制必然可以追溯到亲征军 ,乃至

靖难时期的北军。

靖难初期 ,朱棣裹胁大宁地区驻军南下 ,在途中重组军队 ,“命张玉

将中军 ,郑亨、何寿充中军左、右副将。朱能将左军 , 朱荣、李睿充左军

左、右副将⋯⋯右军⋯⋯前军⋯⋯后军⋯⋯以大宁归附之众分隶各

军。”① 此五军显然模仿五军都督府的名义 ,各军分别投入实战 , 如“后

军先与敌交战 ,不利”② ,“战滹沱河 ,右军力屈”③。由“张玉⋯⋯掌中营

兵”④ 知 ,中营即中军 ,则各军可称营。

靖难战争中 ,北军多次出现各军即将溃败 ,而朱棣“率精锐赴之”一

类记载。张玉是朱棣的首要将领 ,在东昌战役中却与朱棣失散阵亡 ,可

见中军虽为主力 ,却不是朱棣亲率的“精锐”。永乐元年 (1403)闰十一

月 ,特地“定从征哨马营将士赏赐”。⑤ 则哨马营也单独成军。论靖难

战功时 ,分五军、大旗下、哨马营、守城及其他杂类: 五军、哨马营分领

队、随伍二类 ;大旗下“把总都指挥视都督⋯⋯散都指挥视五军把总都

指挥”,馀同五军等⑥。“大旗下”的“把总”、“散”, 地位本当五军的“领

队”、“随伍”,而赏赉高于五军与哨马营 ,显然“大旗下”即战功最著的亲

信“精锐”,即靖难全军分为直属精锐、五军各营和哨马营 , 大军三分之

制初见端倪。

永乐八年 (1410)三月 , 朱棣亲征本雅失里 ,“王友督中军⋯⋯何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明〕都穆 :《壬午功赏别录》,《国朝典故》, 第 287—293 页。

《明太宗实录》卷二五 , 永乐元年闰十一月丙寅。

《明太宗实录》卷十二上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申张玉传。

〔明〕杨士奇 :《东里文集》卷十二《阳武侯薛公神道碑铭》, 中华书局 , 1998 年 , 第 183

页。

《明太宗实录》卷六 , 建文二年四月庚申。

《明太宗实录》卷四下 , 建文元年十月乙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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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前 期 的 京 营

243

督左哨⋯⋯郑亨督右哨⋯⋯陈懋督左掖⋯⋯刘才督右掖。”“刘江等充

游击将军 ,督前哨。都督薛禄、冀中等充骠骑将军 ,都指挥侯镛、陈贤等

充神机将军 , 都督金玉等充鹰扬将军 , 都指挥李文等充轻车将军。”①

靖难白沟河之战中 ,朱勇“领左哨为前锋”。② 朱勇是上述统领左军的

朱能之子 ,则左哨或是左军某部。诸位将军是否属于中军、哨、掖呢 ?

王世贞认为 :“永乐八年北征 ,始分步骑为五军⋯⋯寻别选轻骑为前哨 ,

命都督刘江等充游击将军督之。又以都督薛禄、冀中等充骠骑将军

⋯⋯神机将军⋯⋯鹰扬将军⋯⋯轻车将军 , 分督精卒 , 不隶五军。”③

按 ,朱棣曾训斥游击将军朱荣等:“哨马营离大营三十里⋯⋯不发哨马

在前 ,却令架炮之人在前⋯⋯如何不被其擒去 ?”④ 则游击将军所统的

前哨即哨马营。朱棣亲率精骑出战 ,“以轻骑逐虏⋯⋯其余军士 , 令清

远侯帅领 ,驻扎河上⋯⋯哨马营获胡寇⋯⋯送至大营 ,清远侯复遣人护

送驰诣上所。”⑤ 朱棣有“说与各军总兵官及骠骑将军都督薛禄、薛斌

等”⑥ 之语 ,均证朱棣亲率的精骑与哨马营、中军、哨、掖有别 ,“分督精

卒、不隶五军”是正确的。精锐、哨马营和中军哨掖的体制 ,与靖难中的

大旗下、哨马营、五军各营完全吻合 , 可知第一次北征的军队体系完全

承袭了靖难军队 ,后代五军营的中军、哨、掖体制 ,乃由靖难中的左右中

前后五军演化而来。

永乐十二年 ( 1414 )第二次北征 , 全军分为随驾三千官军、神机铳

手、大旗大营马队并哨马官军、围子手、幼官幼军与旗鼓手、五军马步官

军、传令营、舍人以及其他后勤、配属官军等多个部分⑦ ,但主力不外前

三部分与五军。其中 ,随驾三千官军显然是亲率的“精锐”,神机铳手紧

随随驾军之后 ,地位非同一般。王兆春据《明史》柳升在第一次北征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明太宗实录》卷一五四 ,永乐十二年八月丙辰。

《�山堂别集》卷八八《北征军情事宜》。

《北征录》,《国朝典故》, 第 306 页。

《�山堂别集》卷八八《北征军情事宜》。

《�山堂别集》卷八九《兵制考》。

杨士奇 :《成国公朱公神道碑铭》,〔明〕程敏政辑 :《皇明文衡》卷七五 ,《四部丛刊》本。

《明太宗实录》卷一�二 ,永乐八年三月丁卯朔、戊辰。

244

“将神机火器为先锋”的记载 ,认为作为新兵种、新军队单位的神机营在

第一次北征前夕就成立了①。按 ,第一次北征时有邓某“扈驾北征 , 乃

与同附大鸿胪陈公季暄、工部尚书黎公澄创神机营 ,建盔甲厂 , 制神枪

神铳 ,退鞑虏于九龙山下”。②“创神机营”显然是制造兵器而非战斗机

构。且《实录》未载柳升于第一次北征时领神机火器 , 反而是第二次北

征前 , 朱棣“谕安远侯柳升曰 :神机火铳 ,兵之利器 ,攻战所不阕者⋯⋯

尔提督不可不严”。③ 在忽兰忽失温之战中 ,“上麾安远侯柳升等发神

机铳炮 ,毙数百人。”④ 《明史》显然将第二次北征的事迹张冠李戴了 ,

第一次北征军中必无神机营之设⑤。

第二次北征的确有“复举肃清之师⋯⋯统神机营左翼”⑥ 的记载 ,

但柳升领神机铳手 , 北征中却由“柳升领大营⋯⋯郑亨领中军⋯⋯陈懋

领左哨⋯⋯李彬领右哨⋯⋯王通领左掖⋯⋯谭青领右掖⋯⋯刘江、朱

荣等为先锋”。⑦ 神机兵无疑属于“大营”。朱棣下令 , 总是“敕大营并

各营总兵官”或“敕大营、各军总兵官”或“敕大营及五军总兵官”⑧ , 大

营是五军之前的单位。朱棣当从旧时的“大旗下”随驾军中抽出“随驾

三千”骑兵直属 ,而将剩余部分益以旧哨马营和新设神机兵 , 组成五军

之外的大营。这样 ,全军主体为由大旗下驾前军挑选出的随驾三千马

军、由驾前军余部与哨马营和神机铳手组成的大营、五军三部分。

永乐二十年 (1422) 第三次北征中 ,“朱荣等领前锋 , 缉捕北虏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山堂别集》卷八八《北征军情事宜》。

《明太宗实录》卷一四八 ,永乐十二年二月庚戌。

《黄文简公介庵集》卷六《浙江佥都指挥事牛公墓碑铭》。

〔明〕王伟 :《永宁伯谭公行状》:“七年入见 , 留北京。领神机营从上征迤北 , 封神机骁

骑将军。”(《皇明名臣琬琰录》卷十五 )谭广时非高级将领 , 所统与后世所谓“营”相去

甚远 ,今不取。

《明太宗实录》卷一五二 ,永乐十二年六月戊申。

《明太宗实录》卷一四四 ,永乐十一年十月癸丑。

〔明〕李翊 :《戒庵老人漫笔》卷六《安南邓尚书》引《邓氏尚书公事状》, 中华书局 , 1982

年 , 第 220 页。

王兆春 :《明初火铳镌文浅析》,《明史研究论丛》第 5 辑 , 江苏古籍出版社 , 1991 年 , 第

69—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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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前 期 的 京 营

245

息。⋯⋯柳升等领中军马步队及大营围子手并神机营。宁阳侯陈懋等

领御前精骑。永顺伯薛斌、恭顺伯吴克忠等领鞑靼马队。武安侯郑亨

等领左哨。阳武侯薛禄等领右哨 ,英国公张辅等领左掖 ,成山侯王通等

领右掖。”① 这时大营似乎成了中军的附属单位。但北征中时时“敕大

营、五军诸将”② ,又“敕前锋都督朱荣等曰 :哨马止留五千随尔前行 , 余

皆遣回大营”。③ 则前锋即哨马营 , 与神机营同属大营 , 而结合第二次

北征中柳升专领“大营”的事例看 , 此时的大营当为包括中军在内的全

军主力。御前精骑与鞑靼马队自然是驾前军 ,但重要性已经降低 ,全军

分大营(包括中军 )、驾前军、五军哨掖三部分。

《实录》载本次北征的营阵:“时营阵 ,大营居中 ,营外分驻五军 , 连

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总之。步军居内 , 骑卒居外 , 神机营在骑卒之

外 ,神机营外有长围 , 各周二十里。”④ 五军之中当然包括各哨、掖 , 怎

能分驻五军后又连哨掖 ? 由柳升兼统中军与大营各部判断 , 中军当属

大营 ,驻中央 ,各哨、掖在外。早在第一次北征中 ,哨马营就因将“架炮

之人”置于步骑之外而遭申斥 ,此后神机兵逐渐成为明军赖以出奇制胜

的精锐 ,怎能散在“骑卒”之外乃至阵外呢 ? 这条记载被广泛引用 ,《明

史》以之为永乐京营的战时编制方式 ,其实不堪推敲。

永乐二十一年 (1423 )第四次北征 , 仅设“中军⋯⋯左哨⋯⋯右哨

⋯⋯左掖⋯⋯右掖⋯⋯陈懋居前锋”。⑤ 次年最后一次北征 , 设“中军

⋯⋯左掖⋯⋯右掖⋯⋯左哨⋯⋯右哨⋯⋯陈懋、忠勇王金忠率壮士为

前锋 ,安顺伯薛贵、恭顺伯吴克忠、都督李谦等各领兵从”。⑥ 似乎只设

五军与前锋 ,而无大营、驾前军。其实前锋就是过去的驾前军 ,第三次

北征中统“御前精骑”的陈懋 ,在随后两次北征中统前锋。朱棣暴亡 ,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明太宗实录》卷二六八 ,永乐二十二年三月戊寅。

《明太宗实录》卷二六一 ,永乐二十一年七月戊戌。

《明太宗实录》卷二四九 ,永乐二十年五月癸酉。

《明太宗实录》卷二四九 ,永乐二十年五月丁丑。

《明太宗实录》卷二四八 ,永乐二十年四月壬寅。

《明太宗实录》卷二三九 ,永乐十九年七月己巳。

246

宗在北京“谕随征大营五军总兵官 :先委宁阳侯陈懋、阳武侯薛禄率领

随驾精锐马队三千星驰回京”。① 北征中“陈懋、忠勇王金忠率师前

进”。② 金忠、吴克忠等是新近来降的蒙古贵族 , 所领当然是“鞑靼马

队”。所以 ,前锋应本是由“御前精骑”和“鞑靼马队”构成的驾前军 , 但

这时朱棣年事已高 ,不堪上阵 ,驾前军变为巡哨前锋。朱棣本人应当坐

镇过去由柳升统领的“大营”, 下辖神机兵等 , 与中军一体。如此 ,最后

两次北征的体制略同第三次 :前锋 (驾前军 ) ,大营 (中军) ,五军哨掖 ,唯

大营不再包括担任巡哨的前锋哨马营。

永乐时期的亲征军一直采取三分体制。靖难与第一次北征时为驾

前军 (大旗下、三千马队)、哨马营、五军 ,后四次北征时 ,驾前军一部、哨

马营、新设神机铳手等组合为大营 ,甚至与五军里的中军合为一体 , 驾

前军则逐渐担当起哨马营旧任。初期的精锐———五军———巡哨体制 ,

逐渐演化为巡哨———五军———大营体制 ,甚至巡哨———五军哨掖———

大营主力体制 ,原精锐转向巡哨 , 新设火器兵取代骑兵成为精锐 ,与三

大营的三千———五军———神机体制越来越接近了。把五军营和洪武时

期的五军都督府联系起来、把神机营和三千营与交趾和鞑靼联系起来 ,

是明代中期人对永乐时期历史的粗率臆测。其实 , 是靖难时期的北军

体制 , 在历次北巡和亲征中 ,随着皇帝角色和军队武器的变化而演化 ,

构成了后代三大营的基础。

三、三大营 :远离作战体制的训练营

三大营既然是由亲征军三大部分直接演化来的 ,是不是意味着京

营就是处于临战状态的大军呢 ? 明人多载三大营分领不同卫所 ,战时

有明确分工 ,似乎在京营成立后 , 明军就是按三大营编制走上战场的。

①

② 《明太宗实录》卷二七二 ,永乐二十二年六月己未。

《明仁宗实录》卷一上 ,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丙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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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三大营的内部统属关系说明 ,亲征不可能按三大营分工上阵; 三

大营的军士调发状况也证明 ,各营所统军士与所来自卫所无关。

《实录》和《会典》中经常提到大营 , 含义十分混乱。在第一次北征

中 ,“驾发由东路 , 幼孜三人向西路⋯⋯幼孜与光大由哨马路⋯⋯遇宁

阳侯曰:我已五处发马寻大营 ,待回报。”① 宁阳侯陈懋为左掖总兵官 ,

他说的大营既不包括哨马营 ,又不包括五军下属的左掖 ,则似指皇帝所

在营伍。初战之后 ,“清远侯王友充总兵官 ,广恩伯刘才充副总兵 ,统领

各军马步各军⋯⋯ (朱棣)说与清远侯王友:‘大营中军有粮米 , 务要均

匀接济。’”② 这里的大营又似指五军。一般出征军中 , 往往以主将所

在为大营③ ,这里的大营也只是对皇帝所在或五军大众的俗称。在第

二次北征中 , 大营成为正式编制 ,统哨马营、神机铳手、围子手等 ,与五

军、驾前军并列。到第三次北征 ,大营开始与中军一体 ,与五军哨掖、驾

前军并列。最后两次北征 ,原辖哨马营与驾前军担任前锋巡哨任务 ,大

营更密切地与中军一体化了。

京营成立后 , 皇帝坐镇的“大营”在分营训练中似乎无需存在了。

但各家记载京营制度时 ,仍提到大营 ,而且理解各异。一类以“大营”指

京营全体 ,如正德《大明会典》④ ,或广义的五军营 ,如王世贞称五军营

为“五军大营”⑤。另一类指五军营下属的一营 ,如陆容载:“有曰大营、

曰围子手、曰幼官舍人营、曰十二营 , 皆五军营之支分。”⑥ 万历《明会

典》更将五军营的下属列为大营、中军、左右哨掖以及千二营、围子手

营、幼官舍人营、殚忠孝义营⑦。按 ,正德《大明会典》的说法很独特 , 可

能来自对皇帝坐镇的大队军伍的俗称 , 实则并无此等体制。王世贞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明会典》卷一三四《兵部·营操·京营·旧三大营制》。

《菽园杂记》卷五 ,第 56 页。

《�山堂别集》卷八九《兵制考》。

《大明会典》卷一一一《兵部·职方·营操·大营》。

〔明〕黄福 :《奉使安南水程日记》载 ,黄福行经诸将营后 ,“至大营白议事毕。”(《纪录汇

编》本 )

《�山堂别集》卷八八《北征军情事宜》。

《北征录》,《国朝典故》, 第 300—301 页。

248

说法则来自后三次北征的体制 , 如洪熙元年 (1425 )“张辅奏 :大营及五

军将士马多瘦损”。① 当时体制与亲征军相同。到宣德二年 (1427) , 朱

勇“特命总督大营兵权⋯⋯务精训练”。② 以朱勇的地位以及后来他多

次报告五军营情况论 ,他督率的大营当包括五军营 , 或即大营与中军一

体的孑遗。但到正统时期 ,《实录》提到诸营 , 多以大营与三千、五军、神

机以及府军前卫营并列③ ,或不提大营 , 径以三营并列④。此时 , 包括中

军在内的五军营开始并统围子手各营 , 逐渐取代大营的核心地位 , 而

“大营”作为旧制中的一环 ,反而成为五军营下属 ,供战时组建皇帝所在

营伍之用。这样 ,战时包括中军、神机铳手、围子手的大营 ,逐渐让位于

训练用的五军营 ,而神机铳手则从大营中脱离 ,独立成营了。

靖难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洪、宣 正统

驾前 驾前 驾前 驾前 前锋 前锋 三千 三千

五军 五军 五军

哨马 哨马 大 营 ( 哨

马、神 机

等 )

五军哨掖 五军哨掖 五军哨掖

大 营 ( 哨

马、中军、

神机等 )

大 营 ( 中

军、神 机

等 )

大 营 ( 中

军、神 机

等 )

大营 五军

神机 神机

陆、王二人均明载五军营辖十二营 ,“管随驾骑兵”。《会典》均无十

二营之名 ,而于五军营下记“千二营⋯⋯管随驾摆列马队官军”。《实

录》亦未提及十二营 ,而宣德八年 (1433)四月有人建议:“神机营旧兼统

千二营官军 ,近罢遣还伍。然是营置已十余年 ,请如旧。上曰 :此皇祖

在军中时所置 ,盖一时权益。”⑤ 则此营当为朱棣北征时所置 , 所谓属

神机营 ,当指在大营中与神机铳手协同作战。到宣德八年后期 ,神机铳

手已独立成营 ,且专司训练 ,无作战任务 ,所以宣宗以“军中时所置”而

①

②

③

④

⑤ 《明宣宗实录》卷一�一 ,宣德八年四月壬子。

如《明英宗实录》卷三� ,正统二年五月乙卯 :“给三千、五军、神机等营官军马”; 卷五

三 , 正统四年三月辛酉、丙寅 ; 卷五四 , 四月己卯给诸营战马事。

如《明英宗实录》卷三六 ,正统二年十一月戊子 :“给三千、大营、五军、神机营及府军

前等卫官军马”; 卷八七 ,正统六年十二月甲午 :“兵部奏 : 大营、三千、五军、神机等营

及府军前等卫官军缺马。”

李贤 :《成国公朱公勇神道碑》,《献征录》卷五 , 第 161 页。

《明宣宗实录》卷九 , 洪熙元年九月丁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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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但《会典》与陆、王等言之凿凿 ,不可能简单地记录永乐后期亲征

军的作战体制 , 肯定是正统时期复设 , 管领原大营所辖随驾骑兵。这

样 ,平时的五军营既统领战时担任主力的五军哨掖 , 又统领皇帝直领的

中军、围子手、幼官舍人、余丁和部分随驾骑兵 ,与战时大营体制不同。

关于三千营的职能 ,有两种说法。郑晓认为:“三千营皆马队 ,专扈

从出入 ,管车辇宝纛等事”① ,是皇帝的侍从单位 ,《明史》则认为“三千

肆巡哨”。上文已经辨析 , 在永乐后期的亲征军中 , 三千马队由驾前精

锐转变为巡哨前锋 ,两种说法一取早期源起 ,一取晚期制度。京营成立

后的训练体制中 , 三千营仍保留了亲征军体制的痕迹。正德《大明会

典》载 ,三千营下设五司 ,其中四司由各类掌旗上直军构成 ,第五司“管

杀虎手、马轿及前哨马营上直官军、随侍营随侍东宫官舍、辽东备御回

还官军。”②“前哨马营”定系第四次北征吞并而来 , 而其他四司的“上

直官军”,应为侍从皇帝的上直各卫军士。显然 ,平时的三千营既训练

充任前锋的哨马部队 , 又训练坐镇后方的皇帝警卫部队 , 也非战时体

制。

宣德三年时提到旧制:“神机营设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中军一十

有五司及随驾马队官军。”③ 与正德《大明会典》所载神机营分中军与

左右掖哨共十六司 , 又下辖五千下营“管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

军”④ 基本一致。这部分随驾马队是“永乐中得都督谭广马五千匹”⑤

组建的 ,独立性较强 ,到正统四年还有“给神机营并五千马队官军马二

千匹”⑥ 的事例 , 可能到正统后期正式归属神机营 , 如《大明会典》所

载。如此 ,神机营也如三千营 , 既包括担任主力作战的神机铳手 , 也包

括充任皇帝侍卫的骑兵 ,与三千营不同的是 ,这些骑兵使用火器。到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明英宗实录》卷五三 , 正统四年三月丙寅。

《菽园杂记》卷五 ,第 56 页。

《大明会典》卷一一一《兵部·职方·营操·大营》。

《明宣宗实录》卷四二 , 宣德三年闰四月辛卯。

《大明会典》卷一一一《兵部·职方·营操·大营》。

《今言》卷一 ,第 26 页。

250

征作战时 ,五千下营的骑兵应与三千营四司军士一起直属皇帝。更值

得注意的是 ,神机营的规模很大 , 体制与五军营相同 , 从永乐后期作战

分五军和前锋、无神机兵独立成军的体制看 ,神机营的十六司部队到战

时一定是按照对应关系 , 分别配属五军的中军和各哨掖 , 而非独立作

战 , 即平时的神机营所统 ,战时分归五军和皇帝直属部队。

三大营之外 ,另设府军前卫营。府军前卫本是洪武时期上直卫之

一 ,兵将与蓝玉素有渊源 ,在蓝党案中横遭屠戮 , 罢废不设。永乐十三

年 (1415)重设府军前卫 ,“四方选至幼军数万 , 悉听隶 (薛 )禄训练”。①

到宣德五年 ,“作府军前卫幼军营于京城内之西南隅”。② 在正统时期 ,

幼军与舍人经常并称 ,但两者截然不同。幼官、舍人、年幼余丁均为不

到承袭年龄的少年 ,隶父兄所在卫所军籍 , 而不占军额 ,编为五军营下

的幼官舍人营和殚忠孝义营。幼军虽也从年少隶军籍者中选取 ,却不

隶原卫所 ,而隶府军前卫。府军前卫营严格独立于三大营③ , 而为三大

营提供后备士兵 ,如正统二年:“府军前卫军士累因选补别伍操备 ,凡有

事故 ,不能周知。乞仍旧编伍 ,令原管官旗管领。上曰 :选操已定 ,不必

再动。”④

可以推定 ,永乐二十二年亲征军还京后 , 最初保持着大营、五军哨

掖、巡哨体制 , 逐渐以担任巡哨的前锋部队和部分驾前骑兵 (四司上直

官军 )组建为三千营 ,以本分属五军和大营、巡哨前锋的神机铳手和部

分驾前骑兵 (五千下营)组建为神机营 ,以大营中的中军、部分驾前骑兵

(千二营)、围子手营、幼官舍人营、殚忠效义营和五军左右哨、掖组建为

五军营 ,内部保留“大营”建制 ,而另建府军前卫营补充各营缺额。

在亲征军中 ,神机兵先属大营、后分派五军 , 三千马队先担任御前

精锐、后充当前锋 ,规模较小 , 编制、归属也不稳定。而在三大营中 , 神

机营采取类似五军营的五军建制 ,三千营也设有五司之多 ,每营都统领

①

②

③

④ 《明英宗实录》卷六六 , 正统五年四月己卯。

《明英宗实录》卷三六 , 正统二年十一月戊子。

《明宣宗实录》卷六三 , 宣德五年二月癸未。

《明宣宗实录》卷六八 , 宣德五年七月庚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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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前 期 的 京 营

251

部分随驾官军 ,三营的规模和职能趋于协调一致。这是典型的训练而

非作战体制 ,若有皇帝亲征 ,绝非三营分居内外、并列出战 ,而当如永乐

最后三次北征 ,以三大营下属各单位重新编组军队 , 其中皇帝坐镇五军

营中的大营 ,直接指挥中军、随驾骑兵与神机兵、围子手营等 ,五军哨掖

配备神机营哨掖展开 ,三千营中的一部分则充任前锋。

另外 ,正德《大明会典》载 , 五军营辖京卫军与轮班军 , 三千营辖上

直军① ,似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可是 ,如果五军营和三千营有严格统领

不同卫所的限制 ,神机营十六司的军士又是来自何方卫所呢 ?

宣德六年(1431) ,“清平侯吴成言: 所统三千队伍 ,汉、鞑官军比年

以来屡有死亡及以老疲调去 , 队伍多阕。请于五军诸卫汉鞑官军中选

其精锐者补充 ,从之。”② 三千营至少统领一部分在京的“五军诸卫”军

士 ,即五军都督府诸卫军。正统元年 (1436) ,“镇守大同太监郭敬奏: 原

给有马官军一千 ,内选择五百跟随 , 累出口提督操备。今御史、给事中

奉朝命将原跟随人马调散⋯⋯已选入三千营内编定队伍。冀于各卫见

操有马官军内选五百人随之⋯⋯太原三护卫官军二千四百余人⋯⋯请

开设山阴、马邑二千户所⋯⋯各官军多有选入三千营巡哨及习熟神铳

手 , 队伍已成 ,不宜调为二处分其势力。”③ 太原三护卫官军是从晋王

府调守大同的 ,则以上两部分选入三千、神机营的军士 ,都来自大同地

区的卫所。显然 ,三千营所统军士来自内外各类卫所 ,不限于上直卫。

宣德五年(1430) ,“成国公朱勇言: 旧时五军 , 每军步骑二万人 , 后

调大同等处备御。今五军总有五万七千余人 , 而神机诸营比旧亦少。

扈从征调不足于用。请令行在兵部如旧取补。上命兵部于京卫选士卒

通十万 ,隶五军训练。”④“旧制”指永乐后期的亲征军体制 , 调大同等

处备御者 ,当指最初留京的亲征军在八万人轮班赴京上操后 ,来自边镇

的五军哨掖部队多还镇。正统元年 (1436) ,“在京选操官军已十万余 ,

①

②

③

④ 《明宣宗实录》卷七三 , 宣德五年十二月丙戌。

《明英宗实录》卷十五 , 正统元年三月癸未。

《明宣宗实录》卷七六 , 宣德六年二月辛亥。

《大明会典》卷一一一《兵部·职方·营操·大营》。

252

遇警足用⋯⋯请以附京卫所官军仍令操备 , 其河南等都司及南直隶卫

所悉免调⋯⋯不准。”① 五军营只剩不足六万人 , 轮班制度又一直未

废 ,说明八万轮班军必然不全属五军营。上引“通十万”指由京卫军补

足五军营十万之额 ,而此处“十万余”指三大营中的京卫军士总额 ,加上

轮班军则超过十八万。而五军足额十万、神机足额七万多 ,再加上规模

较小的三千营 ,三营足额与京卫、轮班军之和相当 , 可知轮班军是分派

五军和神机二营的。早在洪熙元年 (1425) ,“请以缘边山海等一十六卫

旧拨神机营官军暂留守备 , 别选近卫官军更代赴京操练。从之。”②

“缘边山海”等卫 ,当为后军都督府属卫。宣德三年 (1428) ,“旧制 ,神机

营⋯⋯共七万五千七十有一人。其后调口外守备、征进及亡故者众 ,各

司军数多寡不均 ,请选内地卫所军士补之⋯⋯敕通州、神武、定边、蓟州

等五十有三卫指挥、千、百户葛森等 , 各领轮班放回神铳手官军星驰北

京。”③ 通州等卫包括了亲军卫和后军都督府属卫 ,显然属于“轮班放

回”的八万轮班军。总之 ,五军营和神机营均兼统京卫军和轮班军 ,《大

明会典》之说可能指大营尚重、神机营未独立的京营设立初期情形。

三大营突破了亲军卫、京卫、外卫的界限而各统内外卫所 ,各营下

属的各司更是打乱了卫所编制。按府司卫所编制统率部伍 , 虽便于统

一管理 ,却不利于提高战斗力。明太宗在第二次北征后命令 :“今后征

发 , 令总率之人各选部属 ,庶几可得精壮”④ ,还只是调整高级将领的部

属 ,到永乐后期 ,卫的界限已经打破 :“监察御史邓真言: ⋯⋯洪武中各

卫旗、官、军士编成队伍 ,各有统属。今无知小人擅收别卫军士入伍 ,又

行招纳逋逃 ,藏匿有罪及无赖之人以为己用 , 此军政之弊也。”⑤ 永乐

亲征时 , 亲军卫和京卫全伍出动⑥ , 但军分各营 , 营下设队 , 管队官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如杨士奇 :《三朝圣谕录》卷中 :“ ( 明太宗去世 ) 时京师诸卫军皆随征 , 聚行在。惟赵

府三护卫军留京师 , 一时浮议籍籍 , 虑护卫为变。”(《国朝典故》,第 1085 页 )

《明太宗实录》卷二一九 ,永乐十七年十二月己丑。

《明太宗实录》卷一七� ,永乐十三年十一月庚子。

《明宣宗实录》卷四二、四五 ,宣德三年闰四月辛卯、七月甲子。

《明宣宗实录》卷五 , 洪熙元年闰七月甲辰。

《明英宗实录》卷十九 , 正统元年闰六月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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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前 期 的 京 营

253

旗、军 ,并不按照卫所组军。京营成立后 ,诸营统哨掖或诸司 , 再下统各

队 ,都司卫所的统属关系更被忽略。宣德末 ,“围子手营队伍有以二十

卫以上足成一队者 , 有三卫至十九卫足成一队者 ,又有一卫官军分入诸

队者 ,亲管官旗难以管属。合照卫归并成队⋯⋯从之。”①“亲管官旗”

的权力当然不如把总、管队等官 , 归并也只是空文 , 到正统末 ,“神机营

原有一十六司⋯⋯各卫军士 ,有一卫分隶十数处者。”② 破除卫所界限

的根本原因 ,当是三大营的军队不断调出守边或作战③ ,而缺额则反复

从整个北方地区的卫所中选补。除上述洪熙元年、宣德三年、五年和正

统元年事例外 ,又如正统二年 (1437) ,“五军营原操马步官军 ,调遣各边

备御并逃、故者 ,共缺二万五千有奇。乞命官于五军属卫及亲军卫分并

河南、山东、大宁三都司官军内选补。”④ 到正统末年 , 京军又大量调往

山西和南方 ,如果不是发生了土木之变 , 这些缺额还是会很快填足的。

每一次选补和调动都是抽取各卫所中一小部分军额 , 都意味着卫所编

制的又一次破坏。

洪熙宣德时期 , 京营处于由亲征军体制向训练营体制的转化过程 ,

到正统后期 ,新型的编制和训练、流动体制已经建立起来。分工明确、

轻重悬殊的大营、五军哨掖、巡哨前锋 ,演化为各统部分驾前军、各统内

外卫所军士、职能规模趋于相似的三大营 ,既丢弃了亲征军的战时组织

方式 ,也取代了原府司卫所的指挥与训练体系。京营通过操练、轮班、

外遣、选补等制度 ,调发整个北方地区的军士 ,既源源不断地向边镇提

供经过训练的士兵 , 又稳稳维持着足额超过十八万的驻京大军。这时

的京营 ,与其说是备亲征之用的大军 ,不如说是整个北方乃至具有全国

①

②

③

④ 《明英宗实录》卷三五 , 正统二年十月甲戌。

如〔明〕吴宽 :《匏翁家藏集》卷七六《都指挥佥事江公墓碑铭》:“太原左卫指挥佥事

⋯⋯公在太原 , 既以才勇知名 , 宣德末 , 选总京营左翼。久之 , 升署都指挥佥事 , 仍守

山西。既而从驾北巡。”(《四部丛刊》本 )〔清〕查继佐 :《罪惟录》卷二�《兵志·班军》

也总结说 :“正统中 , 京军悉戍边。”( 浙江古籍出版社 , 1985 年 )

〔明〕郭登 :《营务疏》,〔明〕陈子龙等辑 :《明经世文编》卷五七 , 中华书局 , 1962 年 , 第

451 页。

《明宣宗实录》卷一一� ,宣德九年四月壬申。

254

意义的训练营。与“战时出征、平时散还”的“祖制”相比 ,京营有常备、

集训的优点 ,但在亲征军向三大营的体制转变中 ,驻京大军越来越重视

训练、外遣 , 而编制日渐破碎 ,营伍本身和兵将之间皆无稳定性可言 ,训

练中形成的松散统属体系就不可能有效地行使原府司卫所的指挥职

能。正统十四年 ,由训练营仓促组建的亲征大军在土木堡一触即溃 ,暴

露了训练与作战的脱节 , 三大营遂退居幕后 , 让位于临战状态下的团

营。

(李新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讲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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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前 期 的 京 营

255

明代的县级地方公共工程建设

何 朝 晖

\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社会的公共工程建设模式 , 是考察中

国古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是对明代县级地方

公共工程所作的微观实证研究。明代县级政府对境内各种公共设

施和工程负有修缮维护之责 , 但发起公共工程的权力极为有限。

在地方财政中 ,没有固定的公共工程经费 ,一般通过罚赎、劝募、摊

派等方式筹措。公共工程兴建过程中 ,大量吸收耆民、义官、乡绅

等民间力量参与管理。县内小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 ,则由塘长、圩

长、老人等职役进行日常维护 ,由当地百姓出力兴修。县级政府完

成公共工程建设的过程 ,体现了其作为最接近基层社会的国家政

权的特点。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工程 , 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公共利益对不动产所

256

进行的工程活动。① 公共工程的特点是: 由政府组织兴办 ;以公共利益

为目的;以公共基础设施为对象。在财政制度发达和公、私权界限明晰

的现代社会 ,公共工程均由政府直接投资建设或向民间招标进行。在

古代中国 ,由于政治体制和财政制度的差异 ,公共工程的建设呈现出十

分复杂的特点。公共工程的建设方式 ,又反过来体现了政治体系、国家

与社会关系的特性。对于这一点 ,中外学者已有一定的关注。美国学

者魏特夫在其著名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

中 ,曾将东方社会的建设工程分为水利性的工程和非水利性的工程 ,指

出水利系统与政治体系在东方社会的特殊关联 ,提出了引起颇多争议

的治水社会论。杨联皗先生曾写有一篇《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

共工程》② ,从宏观的角度梳理了中国古代的公共工程建设 , 希望这样

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本质”。因而对于中国古代公共

工程的研究 ,不仅有助于揭示其本身的运行模式 ,而且也是观察中国古

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角度。

本文旨在对明代县级地方公共工程作一微观实证研究。县级地方

公共工程一般规模较小 ,民间力量的参与较多 ,显示出与中央政府主持

的大型公共工程的不同特点。县作为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交汇的一级

行政区划 ,也具有观照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独特意义。

明代县级地方的公共工程 ,主要包括衙署、县学、仓库、急递铺、递

运所、驿站等政府设施 ,及道路、桥梁、水利工程等关系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设施。在明代的县级财政中 ,没有用于公共工程建设的固定预算 ,

县级政府筹措资金、人力、物力完成公共工程建设的过程 , 体现了其作

为最接近基层社会的国家政权的特点。

①

② 收入氏著《国史探微》, 辽宁教育出版社 , 1998 年。

张树义 :《行政合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1994 年 , 第 62 页。还有一种定义为 :“公

共工程是指行政当事人为了实现公共管理职能进行的不动产工程活动。”见于安 :

《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协议 ( BOT )与行政合同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1998 年 , 第

1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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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的 县 级 地 方 公 共 工 程 建 设

257

一、县级政府公共设施方面的责任与权限

明朝规定 ,县官对于治内的各项公共设施和工程负有修缮维护之

责。对于官府房舍 , 遇有损害须及时修理。“凡各处公廨、仓库、局院系

官房舍 ,但有损坏 ,当该官吏随即移文有司修理。违者 , 笞四十。若因

而损坏官物者 ,依律科罪 ,赔偿所损之物。”① 对于桥梁、道路、津渡、堤

防 ,须时加检点维护。“凡桥梁道路 , 府州县佐贰官提调 , 于农隙之时 ,

常加点视修理 ,务要坚完平坦。若损坏失于修理 , 阻碍经行者 ,提调官

吏 ,笞三十。若津渡之处 , 应造桥梁而不造 , 应置渡船而不置者 , 笞四

十。”②“凡不修河防 , 及修而失时者 , 提调官吏 , 各笞五十。若毁害人

家 , 漂失财物者 ,杖六十。因而致伤人命者 ,杖八十。若不修圩岸 ,及修

而失时者 ,笞三十。因而淹没田禾者 , 笞五十。”③ 正统四年 ,“令各府

州县提调官 , 时常巡视桥梁道路 , 但有损坏 , 随时修理坚完 , 毋阻经

行。”④

虽然县官对于本县公共设施负有重要的责任 , 但县官对待公共工

程的兴建 ,态度却十分谨慎。这是因为县级政府的财政预算 ,大部分用

于官吏生员廪禄和办公经费开支 ,没有为公共工程划出固定的经费 ,兴

工时只有临时筹措资金、动用民力 ,因而任何稍具规模的工程都必须事

先向上级申报 ,经批准后方可动工 ,否则就可能被视为擅自挪用官银或

擅征民力而受到追究。县官在任内除非十分必要 , 一般都尽量避免大

兴土木 ,避免动辄兴工而与闻上级 , 落下滥征民力的名声。

一般官府衙舍的日常维护和修缮 ,就近交给相关衙门的吏役负责 ,

由这些吏役负担相关的维修费用。这样既解决了维修费用问题 ,也用

①

②

③

④ 万历《明会典》卷二�� ,桥道 , 中华书局 , 1989 年。

《大明律》, 工律 , 河防 , 失时不修堤防。

《大明律》, 工律 , 河防 , 修理桥梁道路。

《大明律》, 工律 , 营造 , 修理仓库。

258

不着兴师动众。如库吏、斗级要负责仓库的修缮 ,儒学的损坏则由看守

门子负责修补。弘治元年奏准 ,“今后各衙门 ,但有门窗等项损坏 ,原物

见在者 ,官为出料修理。原物不在者 ,就令经该官吏 , 及看守之人 ,出料

自赔修理。”①“凡学庙衙舍有损者 ,且分付门斗就将修理。”② 桥梁、道

路、津渡等遇有小的损坏 ,也就地指派地方修治 ,或督责里老组织修缮 ,

或指派富户修理 , 或径发民壮、弓兵及百姓即时维修 ,尽量避免上请。

“桥梁、道路、公廨、铺舍 , 此入疆观政之先务也。当时常看视 , 整理完

固 ,兹令地方或令里老 , 有坏即责治之。”③“陂岸塘堰闸损坏 , 即令附

近富实居民 ,量力并工修理 ,不可另起民夫及科敛民财。”④“但遇境内

陂塘圩岸 ,或因水涛冲坏 ,或因年久淤塞 ,看议的确 , 着令附近地方富实

居民量力并工修理。”⑤“山川儒学等项公廨墙垣 , 如有些小损坏坍塌 ,

就罚傍边人民修缉。”“桥梁道路稍有之坏 , 立限傍近人修完。”⑥ 崇祯

时嘉善县城 ,“前高后卑 , 当乘冬杪水涸时 , 遍浚城河 , 取土入衙。其工

役 , 则各业主任之。每房一间 ,河面不过阔一丈有奇 ,所费未侈。”⑦

如工程稍大 ,耗费稍多 ,或要动支官库银两 ,或须大量征发民力 ,就

必须上报申请了。“如工程浩大 , 申明上司 , 支动无碍官银。”⑧ 所谓

“无碍官银”,是指赃罚等不妨碍正项开支的额外收入。永乐二年奏准 ,

“今后大小衙门 ,小有损坏 ,许令隶兵人等随即修葺。果房屋倒塌 ,用工

浩大 , 务要委官相料计用夫工物料数目 , 官吏人等 ,保勘申部 , 定夺修

理。”⑨ 如不经申请而擅自兴工 ,就要承担相关罪责。“凡军民官司 , 有

所营造 ,应申上而不申上 ,应待报而不待报 , 而擅起差人工者 ,各记所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万历《明会典》卷一八七 ,公廨。

吴遵 :《初仕录》一卷 ,兴水利。

陈龙正 :《几亭全书》卷三十 ,工役 ,《四库禁毁书丛刊》, 北京出版社。

《新官轨范》一卷 ,公务第五。

吴遵 :《初仕录》一卷 ,兴水利 ,《官箴书集成》, 黄山书社 , 1997 年。

《新官轨范》一卷 ,御灾第八 ,《官箴书集成》,黄山书社 , 1997 年。

蒋廷璧 :《璞山蒋公政训》一卷 , 平市涂。

蒋廷璧 :《璞山蒋公政训》一卷 , 慎兴作 ,《官箴书集成》, 黄山书社 , 1997 年。

万历《明会典》卷一八七 ,公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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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的 县 级 地 方 公 共 工 程 建 设

259

人雇工钱 , 坐赃论。若非法营造 , 及非时起差人工营造者 , 罪亦如

之。” �① 0

嘉靖《海门县志》卷六 ,知县陈锭所撰“便民仓记”,记载了县官为兴

建工程而层层上报申请的情形: ^

陈锭令海门之三日 ,问海政孰先 ,里人曰:海无仓 ,有储必僦室

南 ,有观改诸已乎 ? 锭曰 :余往哉。以告都御史大庾刘公 ,公曰 :都

汝殚厥心 ,厥材孔良 ,厥基滨河 , 可乎 ? 以告巡按御史河间朱公 ,公

曰:海民艰哉 ! 役将弗堪 ,因厥已成事可哉。以告巡盐御史吴江周

公 ,公曰 :吁 ! 去无益 ,作厥有益 ,矧辟邪崇正 ,义莫大焉 , 可哉。维

时本府长垣侯公曰:俞省民要务 ,岂其一人之私 , 汝好为之。本州

南海钟公曰:然哉 ,海非吾之民欤 ? 积厥储 , 赈厥荒 ,厥民有攸 , 赖

汝为之 ,听。锭拜稽首 ,作曰:锭小子鲁 ,敢不夙夜仰副诸君子之教

命 ? 乃以六月甲子鸠厥工 ,补厥弊⋯⋯时则闽莆陈君、浙鄞陆君 ,

力赞之者也;本县朱主簿殷、张典史显用 ,监督之者也。

又《明经世文编》卷二七九 ,严讷“白茅港新建石闸记”: ^

诸上官以谘于邑令张侯⋯⋯于是张侯以请于巡抚林公、巡按

董公、温公、巡盐麻公、兵宪汤公、郡守蔡公 ,诸公⋯⋯皆是之。先

是并港居民有牟垦于积土之上者 ,张侯弛其罚 , 而第令计亩补税为

伐石之费 ,其余则斥邑帑之羡金 ,而抚院而下亦各发赎金之余助

之。

嘉靖二十九年春 ,“浙西海盐 (县 )捍海塘飓风崩圯。维时督水使者

蜀胡公以职事来巡 ,郡丞任君 , 吾盐令张君胥会 ,相与咨嗟⋯⋯乃得请

于先巡按王公、今林公两柱史 ,皆急民之患 , 率作惟殷 ,而监视则郡絬邓

① 《大明律》, 工律 , 营造 , 擅造作。

260

君、节推殷君 ,其百费于张令取办焉。”① 此两例中上级不仅对工程作

出指示 ,还拨发经费助工 ,派人亲自监督工程的进行。

至于跨地区进行的治河等大型公共工程 , 则属另外一种情形。由

于是自上而下发起的工程 ,因而也就无所谓申请 ,对民力的征调也更为

直接。对于治河这样的大工程 ,中央也出一部分经费 ,但大部分由地方

通过佥派民役的方式进行。国家征调沿河各县大量人夫时 ,作为补偿 ,

有时对各地当年税粮实行一定程度的蠲免。永乐九年开会通河 ,命工

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侍郎金纯发山东及徐州等处民丁开浚 , 给以粮

饷 ,蠲其他役及当年田租。同年三月浚河南黄河故道 ,丁夫给粮赏 , 且

蠲户内当年租税。②

二、公共工程经费的来源

如前所述 ,县级地方正项存留经费中 ,基本上没有用于公共工程的

开支。成化十七年 ,“令各处司府卫所大小衙门 ,如遇修理等项 ,止许设

法措置。”③ 公共工程的费用需要由县官自行筹措。筹措渠道可谓五

花八门 , 各显神通 ,“或剖词讼而罚赎 , 或权事宜而裁取 ,或删收粮之积

余 ,或劝尚义之资助。”④ 大致可以分为罚赎、劝募、摊派、权宜等几种

途径。

罪犯罚赎是公共工程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 ,所谓“取之蠹民 ,赎之

罪人”。陈龙正《几亭全书》说: 经费“设处之法 , 无他妙巧。遇有法轻情

重 ,得罪名教者 , 则罚之。彼幸逭笞黜之条 , 而公事亦藉以济 , 愈于科

派 ,奚啻倍蓰。但素封之子 ,多与贵胄葭莩 ,或虑情面难却 ,请以近事证

①

②

③

④ 嘉靖《夏津县志》卷五 , 黄秩 ,“重修儒学庙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上海古籍

书店。

万历《明会典》卷三� , 在外诸司库。

徐学聚 :《国朝典汇》卷一百九十 ,治河 ,《中国史学丛书》, ( 台湾 )学生书局 , 1965 年。

《明经世文编》卷二一五 ,钱薇 ,“修捍海塘记”, 中华书局 , 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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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代 的 县 级 地 方 公 共 工 程 建 设

261

之。庚午岁 (崇祯三年) ,松陵 (南直隶吴江县松陵镇 )有某上舍者 ,某工

曹至戚也 ,得罪犯众怒。适有修学之举 ,时吏垣熊公为令 ,使独任之 ,工

曹与熊又同年 ,而熊不之顾 ,某竟承役 , 学成 , 费二千余金。”① 嘉靖三

十三年八月 ,“兵部覆浙江巡抚王�言 :嘉善、崇德、桐乡、德清、慈溪诸

县 , 滨海无城 ,及浙西关厢嘉兴东北□□皆当预筑城堡 , 以屏郡治。第

公私告匮 , 费无所出 , 惟办复监生、生员、吏农及赎罪充军罪犯 , 宜暂破

常格 , 令其纳赎。”② 嘉靖《应山县志》卷下 ,“重修公宇记”: 县治敝坏 ,

县令李维享“经营图创 ,规画其材力所从出 , 凡以事就逮于官者 ,不穷致

于法 ,惟第其重轻多寡出其赀以为赎。”

嘉靖《洪雅县志》卷五 ,“洪雅县重修庙学记”: ^

嘉靖庚戌冬 ,南昌万侯人杰来令洪雅 , ⋯⋯越明年将图更新 ,

以时诎不果。又明年始谋于主簿杨君载耔 ,典史赵君文祥 ,白于监

司、部使者 ,可其议 ,乃出赎金若干缗 ,佑以常禄之余 ,伐材于山 ,陶

甓于野 ,鸠工于肆 ,取力于佣。

劝募是筹集公共工程资金的又一个重要途径。劝募时 ,县官一般

首先要以身作则 ,“捐己俸为倡”,以号召士绅踊跃捐资。隆庆《仪真县

志》卷十四 ,“皇明重建儒学记”: ^

正统甲子 , 扬郡通判河间王侯仪以公务至邑⋯⋯谋诸教谕

⋯⋯于是各捐俸为倡。侯又劝谕邑民张子和、陈士道辈五十余人

捐资以助 ,且命主簿浏阳许谦董其役。计役大费难 ,惧不集事 , 乃

谋诸郡守韩公弘暨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同知金华叶公思铭 , 二公皆

出自科目 ,喜助其成。叶公复劝率盐商之好事者 ,人争乐施。

①

② 徐学聚 :《国朝典汇》卷一百八十七 , 都邑城池。

陈龙正 :《几亭全书》卷三十 ,工役。

262

明代中后期 ,耆民、义官、绅士等民间精英在捐助工程方面表现十

分活跃 ,承担了大量的工程建设费用。嘉靖《高淳县志》卷四 , 嘉靖五年

知县刘启东所撰“新建高淳县治记”: ^

念昔之未备者 ,将欲取次图成。耆民陈权二等十余人相率诣

庭请曰 :“凡有兴作 ,愿各捐己赀以效力 , 幸毋劳吾父母心。”予悦而

从臾之 ,然又敢自用自专 ? 乃上白于前巡抚都御史东湖吴公、今静

斋陈公、巡按御史杨公、府尹南渠王公 , 俱允可。遂以节缩公帑量

分给以相载事。于是陈权二、陈智承造淳溪大河浮桥与傍溪二石

桥 ,以济病涉;邢增二、陈观三等承新永丰预备二仓 , 以便储运赈

济;刘瑚、孔璋、邢增一、张佐三、刘庆六等承广吏舍、建社学、崇门

观、饬禁库 ,以及南北坛、城隍庙、阴阳医学、阅武场 ,并书院、公馆、

总铺、义冢、街衢之类 ,皆乐于趋事争先。

正德《新乡县志》卷六 ,“民乐桥记”:弘治七年 ,知县修桥前“请于前

知卫辉府事、河南左参政华容王公俨 ,继知府事襄陵金公舜臣 ,皆可之。

诞兴厥功 ,无几义官藏荣成西桥 , 致仕官王贯成东桥 , 惟北门之桥非独

立克成 ,义官杨生张林并耆旧郭珍、陈兴、郭英等协力国 (图 )之。⋯⋯

计金之费百五十镒有余 ,乡输素封之室 , 肆分千金之贾 ,而官则以井泉

之俸食之 ,民则以舆负之力举之。”又“重修民乐桥记”:“择义官杨�,课

其工 ,老人王政、杨鼐董其役。”同书“创建衍庆桥记”:“幸邑之大赵社有

义官臧姓名荣者 , 因乏后嗣 ,发心叩天 , 赴告尹曰:‘尝闻积德者 , 功及

人 ,必有后德⋯⋯’遂抵囊罄有 ,舍财鸠工 ,计费白金四百余两 ,以鼎建

斯桥为万年计 ,庶来天之福耳。尹以其言意达诸太守张公辈 ,咸可之。”

官府如能筹集到足够的经费 ,就可用之购买工程材料 ,及支付夫役

工食。但公帑、罚赎毕竟有限 , 劝募资金也有相当的难度。当经费匮

乏 , 遇有工程无法“出粟集民”时 , 就只好径直向里甲、百姓征派夫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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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摊派银两了。①在这种情况下 , 须获得上级的批准方可行事。如海瑞在

淳安县筑城 , 须先向道、司、巡按、总督逐级申请 ,然后按各里甲贫富分

别承担城墙的修筑。其《筑城申文》: ^

淳安县为查理筑城御患事 ,案奉府帖 ,蒙分守道右参政翁案

验 ,奉巡按御史王批呈 , 仰县应筑墙垣将分定里递土筑等因 , 及蒙

钦差总督军门胡批申前事 ,奉此 ,今该本县知县海屡次拘集里递人

等 ,欲兴工筑。⋯⋯计将八百丈 ,分八百个递年。一百丈付居民之

有店房在县治者领筑。县东北二处 ,其全帮山者止外面砌筑之功 ,

原系消乏称三分里分领筑 ,帮山少者五分甲分领筑 ,又少者七分甲

分领筑。县东一带�下砌筑功力比平地多十分之三 , 则以殷实甲

分筑之。其等第亦视帮山者分三等 ,县南一带临溪筑基之力虽多 ,

然筑平岸址即便是城 ,与不�下不临山功力无异 ,则付之中平甲分

有铺店之家。扛担土石并冲筑功照丁田数起夫 ,雇请砖工石工灰

砌舟运之费 ,照丁田数起科银两。②

申文上达后 , 上司批复:“该县先议筑土墙 ,行催一年之上未见完

报 ,今始改议筑城 ,何也 ? 且筑城大事 ,未知民情财力若何。仰县再审

通县粮里 ,果愿筑城 ,还须区划周当 ,通详上司 ,具批词由缴。”③ 海瑞又

议“八十里中 , 好甲分计费出银五两 ,丑甲分计费出银三两二两。淳民

喜讼 ,本县于词讼中酌处帮助 ,通以二年中为之 ,似或可以便民 ,不觉劳

费。”④

除罚赎、劝募、摊派等常用的办法外 ,县官还可根据实际情况 ,灵活

采取各种手段筹集工程资金。湖广应山知县王朝�6是用租赁官地的办

法来筹集修理城墙的经费的 :

①

② ③④ 海瑞 :《海瑞集》上编 ,“筑城申文”, 中华书局 , 1962 年。

陈龙正 :《几亭全书》卷三十 ,工役 :“修城之工毕 , 鼎新文庙 , 或言里长尚有若干未输

官者 ,补追之 , 可得百金助工。⋯⋯修城之举 , 原加派于额外。”

264

^ 修城既备 ,以为日久不无损坏 ,修补之费无所于出。除内外马

道外 ,因有余剩空地若干 ,行令地方报拘近民 ,审各自愿造屋赁住 ,

递年认纳租银 , 送官贮库 ,听候修补支用。仍恐官迁吏代 ,无稽考 ,

认租之民 ,非惟脱闪其课 ,而官地或为之侵占。除城内旧额官地颇

多 ,另行备将本县与学递年取鱼池塘起止界至 , 并张公祠赁屋种园

充祭租额 ,及近年各民认领四门外基地丈尺数目、人役姓名造册 ,

一样六本 ,存县与学及三总甲各收备。①

三、公共工程兴建过程中的管理

对于地方公共工程 ,除了没有固定的经费外 ,也没有设立专门的职

能部门或管理机构。公共工程实施时 ,除上级衙门派官员监督外 ,县官

往往委派县丞、主簿、典史等佐贰、首领官临时负责监理。前面所举的

海门县、海盐县的例子就是如此。此外 ,耆老、义官、乡绅等民间精英也

是公共工程进行中县官倚赖的对象。有了这些民间力量的配合和支

持 ,工程的实施自然会更加顺利。有些工程本身就是由民间的力量推

动的 ,更少不了吸收他们参与管理。

《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一 ,叶向高“重修天宝陂记”: ^

万历己丑 , 则耆民周大勋奉邑令欧阳侯之命 ,�西陈石圳堤二

百余丈 ,农民赖之。抵今将三十载 ,值今岁淫雨 , 复有颓溃。适王

侯来莅邑 ,咨诹民瘼 , 知兹陂为邑大利病 , 询于众孰可任厥事 , 佥

曰:故坝长大勋子文遴 , 笃诚勤干 ,习于水利 ,令之董役 ,必能底绩。

侯忻然 ,进而命之。文遴条上方略 ,咸当侯意 , 遂使鸠工。下令有

湮圳决防 ,梗法便私 ,不输钱服役者 ,悉治以罪 ,人心肃然。侯又捐

① 嘉靖《应山县志》卷上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上海古籍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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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为资 ,役者竞劝⋯⋯而周君父子先后有劳于兹陂 ,亦可谓好义修

事者矣。

此例中 ,耆民周大勋父子受县令委任 ,负责董理筑堤防洪的工程。

民间富户捐输授义官者 , 也常被委任督理工程。嘉靖时尉氏县鲁

知县重修县学 ,“使义官张继祖、陆诏董其工”①。

万历《新昌县志》卷一 ,“城池”: ^

嘉靖三十一年 ,倭夷猖獗 , 民无守计 ,知县万鹏始相时审势 ,首

议筑城 ,民多惮于力役。时尚书吕光洵适丁外艰 , 力主其议 , 于当

道处赞成之 ,而赠尚书潘日升、参议俞则全相与协谋 , 愿为诸士民

倡 ,鹏闻之喜 ,遂排群议 ,躬督责 ,匝月告成 ,民赖之以按堵云。

在新昌县的这次筑城工程中 , 正是由于乡官吕光洵、潘日升、俞则全的

积极响应和大力推动 ,工程才得以顺利完成。

明后期乡绅在公共工程的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由官方发

起的公共工程主动邀请士大夫参与管理。“其督理 , 必推乡绅中一二大

德弘慈 ,兼优精力智计者主之。”② 如吴江县集资修塘 , 县官为防侵盗

作弊 ,账目不交库吏掌管 ,而邀请士大夫董理。“收放专托乡绅 ,钱粮分

毫清楚。”③“塘路数十里 , 钱粮几三万 , 倘出纳从库吏胥 , 不无支放短

少 ,乘隙侵渔之弊。故分毫不经库藏 ,不假吏书之手 , 议请乡宦沈宁庵、

沈定庵、周文岸掌管收放。”④ 在工程进行过程中 , 也请乡宦参与管理。

“董工乡正⋯⋯徐闵、张天与、徐熠、屠大化、陆道通 , 皆老诚真实 , 才行

端谨 ,寒暑不避 ,劳怨不辞 ,公而无私 ,勤而弗怠 ,俱无过犯 ,与论称平 ,

①

②

③

④ 刘时俊 :《居官水镜》卷一 ,“出内事宜”。

刘时俊 :《居官水镜》卷一 ,“放银细数”,《官箴书集成》, 黄山书社 , 1997 年。

陈龙正 :《几亭全书》卷三十 ,工役。

嘉靖《尉氏县志》卷五 ,“尉氏县重修儒学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上海古籍书

店。

266

应分别请赏。内一名徐闵 ,原任平湖县主簿致仕者;张天与、徐熠 ,原系

抚按批允给过冠带者 ,俱合请礼仪扁额优奖。屠大化、陆道通、金鉴、潘

俸、严国望伍名 ,俱请给冠带扁额。”① 除了对参与工程的乡绅进行精

神奖励外 ,还给予捐助或主持工役者优免杂役钱粮、遇罪免于责罚等实

惠待遇。

若以佐贰、首领官与民间精英相互配合 , 共同对工程实施管理 , 更

可收官民结合、相辅相成之效。如嘉靖《江阴县志》卷九张衮“三关浅水

闸记”: ^

嘉靖丙午连遭旱威 ,人情汹汹 ,城内外居人愿出私钱自效。邑

大尹麟阳赵君听民之请 ,复令公举耆民三人领之。画既定 ,赵君入

觐 ,推官剡溪裘君来署县事 ,乃以赵君成画、民庶舆情亟辞告所隶

行台。寻报曰: 可。裘君乃布令国中 , 指挥各役 , 关北、关东责陈

鹤、徐治主之 ,关以南属之黄銮 , 銮愿独立是究。总其事者 ,水利丞

王南山也。

是例中派县丞王南山总理工程 ,而以耆民陈鹤、徐治、黄銮三人分段督

理。

再如嘉靖《宝应县志略》卷四 ,“更建儒学记”: ^

朱公来令县邑 ,首捐俸金以倡慕义。于是同寅以及士庶皆翕

然乐助 ,供应之费弗匮有余。主之则朱公也 ,董役则二令黄致 , 协

赞则判簿唐海、黄钦 ,典史朱元 , 教谕颜温 ,训导梁沂、王安泰 ,经营

干济则医学训科仲昶 , 耆老杨恭、胡� ,士人张晖、赵珉 ,筹画措置

则前监察御史高昭也。

这项工程汇集了佐贰、首领、属官、耆老、乡绅等各种力量。民间精英的

① 刘时俊 :《居官水镜》卷一 ,“原详酬补义助并效劳乡正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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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是公共工程的润滑剂 , 避免了官府强征民财、民力带来的矛盾 , 一

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

四、农田水利工程

农田水利工程在县级公共工程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 因而单独提

出讨论。它与当地农业生产密切相关 ,直接受益者为当地乡村百姓 ,因

而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往往直接在农闲时动用当地夫役。

洪武二十六年规定了地方官对农田水利设施的责任 ,“凡各处闸坝

陂池 ,引水可灌田亩以利农民者 ,务要时常整理疏浚。如有河水横流泛

滥 ,损坏房屋田地禾稼者 ,须要设法堤防止遏。或所司呈禀 , 或人民告

诉 ,即便定夺奏闻。若隶各布政司者 ,照会各司 ;直隶者 ,札付各府州。

或差官直抵处所 , 踏勘丈尺阔狭 , 度量用工多寡。若本处人民足完其

事 ,就便差遣 ,倘有不敷 ,著令邻近县分添助人力。所用木石等项 ,于官

见有去处支用 ,或发遣人夫 , 于附近山场采取。务在农隙之时与工 , 毋

妨民业。如水患急于害民 ,其功可卒成者 ,随时修筑以御其患。”①

县内水利工程分为不同的等级 ,日常维护及小规模的疏浚由塘长、

圩长或粮长、里长 (未设塘长、圩长的情况下) ② 率区内人户自行兴工

修筑 ,“以民之财而成民之事”; 大的工程则要由官府出面组织或资助。

王圻《东吴水利考》卷三“长吴二县水利图”: ^

苏松常镇四府各县水利图说 ,拟为三等。其大港原通江海 ,有

关泄泻 ,工程浩大 ,必全用官银、全用官夫者 ,拟为第一 ;其干河虽

通大河 ,潴泄兼资 ,工程稍次 , 亦须官给工食 ,起集本区塘长 , 不时

①

② 参见滨岛敦俊 :《明代江南农村社会研究》, 第一部第一章“明代前半期的水利惯行”,

第二节“里甲制与共同体的机能”, 第 18—24 页 , 东京大学出版会 , 1982 年。

万历《明会典》卷一九九 ,水利。

268

开浚者 ,拟为第二;其附近支河 , 止共车戽者 ,亦须督率业户、佃户 ,

不时浚治者 ,拟为三等。

塘长、圩长或粮长、里长 , 负责督率区内人民兴修水利。“开河工

程 ,近小者 ,照旧得利之人出力;若系重大 ,或于图起夫 ,或计亩征粮 ,或

军民协力。兴工之时 ,每塘长一名 , 总领若干夫 , 该开若干丈。”① 此外

还设有闸夫、捞夫、浅夫、老人等杂役 ,负责水利设施的日常维护。嘉靖

《江阴县志》卷五姚文灏“导河夫奏议”: ^

“臣惟苏松常镇沿江近海 ,泻水港浦潮沙之积有常 , 而疏导之

功不继 ,所以患多而利少也。前代或设撩浅之夫 , 或置开江之卒 ,

专一浚治 ,不限时月。近岁役夫皆临期取于里甲而无经制 ,小民劳

扰而吏缘为奸 ,富者有累年而不役 ,贫者无一年而不差。查得今江

北运河捞浅等夫及嘉兴府海塘沓石等夫 ,俱是均徭派拨 ,事体有常

而公私不扰 ,缓急有备而功绪以成。臣欲乞朝廷下各府将河道夫

役 ,悉照运河及海塘夫 ,每年于均徭内定拨 , 专一疏导 ,循环不已 ,

庶几无患。”朝廷韪其议 ,报可。于是又以为民有耄稚富贫 ,壮病不

齐 ,不可并驱于力役 ,乃令每里佥夫一名 , 每夫办纳工食银三两。

内地州县俱输滨江官司收贮 ,遇有兴作给散 ,役民计日论功而偿其

直。不惟使民见利忘劳 ,而贫者因得以售食其力 ,于是公私称便。

正德、嘉靖以后 , 江南地区塘长赔累破产 , 大户侵渔 , 水利荒废。

“吴中水利 ,固惟浚支河、修圩岸为急。究其本源 ,则支河淤塞由圩岸坍

塌 , 圩岸坍塌由人力怠惰 , 而怠惰之弊 , 其故有三:小民一遭水涝 ,困于

工力难继;大户田连阡陌 ,病于顾理不周;间有小民佃种大户之田 ,谓非

① 张国维 :《吴中水利全书》卷十五 ,朱衮“水利兴革事宜条约”( 嘉靖九年 ) , 影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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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业 ,在大户止图取租 ,彼此耽误 , 更不葺理。”① 因而出现了或以地亩

大小 , 或以田头阔狭为则 ,“按田出夫”出力浚筑 ,工程由区内各户均摊

的改革。“一应修圩岸 ,该管排年量田高下 ,照依五等岸式 ,督率圩户各

就田头修筑。不论有田多寡 ,但以田头阔狭为则。假如田头阔五丈者 ,

即修岸五丈 ;阔十丈者 ,即修岸十丈 ;或有逃户 ,田头及沟头岸则众共修

筑。其圩心田户若有径塍者 , 自修径塍; 无径塍者 , 与众同修逃户及沟

头岸。排年则管修一图圩岸 ,粮耆则管修一区圩岸。”② 这以后还出现

了各里摊银 ,付“泥头”承揽水利工程的做法。《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

第六册“苏松”之“崇祯己巳华亭郑公友玄塘长议”: ^

江南水利 , 最关民命 ,高则浚河 ,低则筑圩。圩岸之工力甚省 ,

但督业主租户各治其田而事毕矣。惟开浚所费甚钜 , 则泥头利于

包工 ,顶名具呈 ,驾言某河宜开 , 一奉批行 ,而该管书手为政矣。概

县塘长八十名 , 受贿免差则应役者少 ,役少而费益增 , 此点差之弊

也。如百丈河十名役 ,以九丈派坐一名 , 以九名派分一丈 ,一视贿

之多寡为上下 ,而愚者横蒙重累 ,此派段之弊也。是外则泥头恣意

包揽 ,不厌不已。其或塘长贫不能给 , 督率图民以应力作 ,则催攒

之委官 ,督押之衙役 , 肆行索勒 , 费且无算。总计上下书役、皂快 ,

以至委官泥头 ,诸人分途掊克 , 皆极其厌饫者。而八十名塘长安能

给之 ? 不得不分派各甲 ,各甲细户鬻田房鬻子女以应之 ,犹以为未

足也。究之一年一度 ,扰费如此 ,而开浚何曾着尺寸之效 ,直为若

辈作生涯耳。且塘长即总催 , 小塘即各甲排年 , 终年奔驰 ,催办不

暇 ,而劳费横出 ,较之应比更甚。至或侵正项以奉若辈 ,则版民生

适以蠹国课也 ,县司虽非专管 ,触目恫胸 ,能不曲为之计乎 ? 历据

里排呈议酌量可久之法 , 大抵令泥头包工 , 费给而工完 ,始于水利

实实有济。谚称塘长为小充军 ,盖以兴作必于冬时 ,天寒凛冽 , 而

①

② 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四部丛刊本。

张国维 :《吴中水利全书》卷十四 ,“周凤鸣条上水利事宜疏”(嘉靖十一年上 )。

270

携锄荷担于百里数十里之外 ,霜栖雪食以赴役 ,其苦甚也。人情如

此 ,纵严督力作 ,必不能前 ,徒虚费时日已耳。何如尽委泥头 ,坐见

其成之为便乎 ? 今议将一邑河�关切利赖者 , 本府亲勘 , 总计几

处 ,分为五年 ,次第浚筑 ,其致北 ( ?)营求以掩庇塘长者 ,一概禁绝。

仍计本年浚河若干丈 , 应泥头工费若干 , 除塘长实应修筑本区外 ,

得若干名 ,一照各区田若干名 ,一照各区田若干亩 , 应派开浚河段

若干丈。有傍近区分亲愿赴工者 ,听其自完。此外或愿纳银 ,即令

水利官唤集泥头 ,遵每方一丈给银三钱之例 ,具认代工 ,立冬塘长

照亩出银授之 , 则泥头不敢多索 ,衙役不得勒诈 ,书役不能上下其

手 ,而官无履野守督之烦 ,民无赴工疲敝之苦 ,法孰有便于此者 ? 其

棘茨一项 ,本属公署等处紧需 ,其费无几 ,亦派定数区常川任之 ,免

其开浚 ,每年给银若干 ,交看管人役代其钉载 ,则需索俱杜矣。

“泥头”之制带来了敲诈小民、吏胥勒索等诸多弊端。明末江南地

区进行了以照田派役、限制优免为中心的改革 ,对基层水利体制进行了

重组。①

县内涉及区域较广、工程量较大的水利工程 ,需由政府出面组织人

力进行。《明经世文编》卷一五�载郑善夫“福清县复祥符陂记”: ^

正德十三年 ,陂决⋯⋯明年 , 海虞陈侯逅来。又二年 ,下令于

邑中曰:“余尔牧也 ,忍视尔敝敝 ? 今与尔复而陂。”以簿杨俊受稽

画 ,曰:“而往监之 ,凡田顷出十夫 ,十顷出百夫。”约亩受力 ,骈力宣

勤。

该工程由知县发起 ,佐贰督理 ,按田亩征发夫役动工。县官有时可对民

户出役者给予一定的工食补偿和奖励 ,以调动其积极性。《天下郡国利

① 关于这一方面 , 详参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研究》, 第一部第三章 ,“明末以降

的水利惯行”。东京大学出版会 , 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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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书》原编第八册“江宁庐安”引《句容县志》: ^

万历二十九年 ,知县茅一桂议为咨访水利事宜 ,以图民生永赖

事。照得本县⋯⋯则又有疑浚河之役非日役千夫、月靡千金不可 ,

安所经费而得无庚癸之呼哉 ? 是岂不闻边镇屯田法乎 ? 合无募民

愿为工者 ,许以计工而即三倍给其田 ,如能浚一丈以上给十亩 , 仍

预给工食及畚锸��之费 ,当必有星驰川骛者 , 总计河工约五千余

丈 ,而堤内田不下五万余亩 , 一劳可永逸 ,暂费可永利。惟无间于

浮言 ,无隳于烦剧 ,则句邑之瓯脱皆为�区也。

除了城池、公署、道路、桥梁、水利之外 , 官方涉足的公共工程有时

还包括书院等民间文化设施 ,以及城隍等地方神癨的庙宇。隆庆《仪真

县志》卷十四 ,隆庆间知县申嘉瑞“东园书院记”:“余为仪真之二年⋯⋯

时邑苦冲疲 ,未能即工 ,会漕抚中丞马公发官木四十株 ,巡盐侍御苏公

给官谷七十石 ,余乃撙节他费 ,佐以兴役。”

总的看来 ,由于权限不足 ,经费匮乏 ,明代县官在面临地方公共工程

时往往畏首畏尾 ,缺乏热情 ,因循苟且 ,得过且过。加之县官迁转快 ,任

期短 ,有“官不修衙 ,客不修店”的说法。嘉靖间有人慨叹:“今之守令 ,凡

城池学校公署铺舍桥梁之数 , 以兴修为大禁 ,废不举 ,敝不葺 , 荒颓败落

之甚竟诿之不知 ,是岂有司之得已哉 ? 兴修之费不出之官则出之民 ,出

之官则上疑 ,出之民则下谤 ,故稍自好者则深避而不为。呜呼 ! 己计得

矣 ,其如国何 ? 民何 ?”① 顾炎武也说:“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 ,其城

郭必皆宽广 ,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者 ,其基址必皆宏敞。宋

以下所置 ,时弥近者 ,制弥陋。此又樵记中所谓州县皆驿 , 而人情之苟

且十百于前代矣。前明所以百事皆废者 ,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 ,纤毫尽

归之于上 ,而吏与民交困 , 遂无以为修举之资。”② 至于水利工程 ,“则

①

② 顾炎武 :《日知录》卷十二 , 馆舍 , 岳麓书社 , 1994 年。

嘉靖《夏津县志》卷一 , 城池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

272

数十年无闻也已”①。

由于政府在公共工程投入上的不足和公共管理职能的欠缺 ,给了

民间精英参与地方建设并对地方社会施加影响的机会。明代中期进行

赋役改革后 ,赋役定额征收 , 官府更不能遇事随意向百姓征派力役和银

两 , 由官府发起组织水利工程等更为困难 ,因而也鼓励民间自办。明后

期民间自发组织兴修各种公共工程的活动日益频繁 , 其中尤其以与民

间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农田水利工程最为突出。这些活动一般由乡绅

或宗族出面组织 ,由受益人共同集资建设。有的宗族组织甚至自发成

立了管理水利设施的常设人员和机构。② 乡绅势力在其中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 ,他们在地方公共事务中表现十分活跃 ,在基层社会中担负着

日趋重要的功能。在清代 , 正如许多学者所揭示的那样 , 乡绅、宗族等

势力继续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何朝晖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 )

①

② 参见郑振满 ,“明清福建沿海农田水利制度与乡族组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

年第 4 期。

顾炎武 :《日知录》卷十二 , 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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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赋地丁看晚清奏销制度

土 居 智 典

[ 【内容提要】 清朝依靠奏销 (报销 ) 制度掌握全国的财政收

支 ,坚持中央集权的财政控制。以前大部分研究以为太平天国时

期奏销制度完全崩溃 , 清朝的财政运转失灵 , 王朝趋向灭亡。可

是 ,据《河南钱粮册》等各种财政档案资料 ,能了解到太平天国时期

一度停止的奏销制度 , 后来复活 , 奏销册至清朝崩溃时仍继续造

册。本文通过分析档案资料中奏销册的提出情况 , 厘清了晚清奏

销制度的运作状况 ,以考察当时中央的财政掌握力量的实情。

清朝实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合一的一体性财政体系 ,原则上由

中央政府掌控全国的银两和钱谷的流动。这样的财政体系要求中央政

府完全掌握各地的收支和库储情况 , 奏销制度① 因此应运而生。奏销

① 中国国内一般称奏销制度为报销制度。清朝财务决算的名称有三种 : 奏销、报销和

销算。“对皇帝的决算报告是奏销 , 对户部咨送的是报销 , 州县官对布政使司的是销

算”(《清国行政法》第六卷 第四编 第三章 第三节 )。研究从州县到中央政府的决算

制度时 , 奏销制度和报销制度的名称虽有差别 , 但其实没有差异。

严格地说 , 奏销制度只是财务收支决算报告的制度 , 本文稍微扩大了奏销制度

的内涵 , 把酌拨制度也包括在内。

274

制度对维护中央、地方一体性财政体系的重要性 ,已有学者作过详细论

述①。

清朝以奏销制度为中心的财政体系在太平天国后 ,面临着很大的

危机。咸丰、同治年间至清末 , 档案中常见此类奏折:“近自军兴以来 ,

用兵二十余载 ,以致帑藏空虚 ,迥异往昔。中外用款 , 支绌日甚。”② 由

此可推知太平天国后 ,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不稳定。但不能仅凭奏折

就判断奏销制度已被完全破坏 ,且需证明清政府采取了新的财政制度 ,

否则不能解释太平天国后约有半个世纪时间 ,清政府的财政仍得以运

转的原因。

彭雨新认为太平天国后 ,清朝财政制度从“酌”进入“摊”的状态③ ;

岩井茂树同意他的看法 ,在这一前提下研究清朝的酌拨制度 ,对清初的

“酌拨”制度和晚清的“摊派”制度进行了比较④。但就字面意思而言 ,

“酌拨”是在财源充足的情况下随意调动财富 ,“摊派”则是财源缺乏的

情况下强制调动财富。我以为两者都在广义摊派之内 , 同时认为从

“酌”到“摊”的过程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还有一种看法 , 认为太平天国对财政体系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 ,但

财政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是《清国行政法》的编纂者和其他一

些学者所持的观点 , 可能在中国学界影响不大⑤。我们认为这一观点

也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首先我们对奏销册的问题进行讨论。奏销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奏销

册 , 原来保存在户部库里 ,由于战争等历史原因大部分都散失了 ,所以 ,

①

②

③

④

⑤ 有人认为 ,《清国行政法》着重晚清 , 因此不太考虑清初政府中央集权的性质 , 我们不

同意这样的观点。《清国行政法》已经提出 , 财政分权倾向的来源早自康熙、雍正年

间已产生。

见上列岩井论文。

彭雨新 :《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社会科学杂志》9—1 , 1947 年。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 , 1958 年 ) 光绪元年 5 月甲寅 御史余上华奏。

佐伯富《清代的奏销制度》( 东洋史研究会编《雍正时代的研究》同朋舍 , 1986 年 ) 对成

立时期的奏销制度作了详细解释。何烈《清咸、同时期的财政》( 中华丛书 , 1981 年 )

对咸丰、同治年间的奏销制度作了详细解释。见岩井茂树《清代国家财政的中央和

地方———以酌拨制度为中心》(《东洋史研究》42—2 ,1983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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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以前的奏销制度研究基本是在没有奏销册资料的情况下进行的。对奏

销制度的解释也因此而颇有不同 , 有的学者根据上述奏折认为奏销制

度完全废除了 ,有的学者则承认奏销制度仍在形式上残存① , 但大部分

学者都倾向于奏销制度崩溃的观点 ,只是在崩溃原因的解释上有差异。

另外 , 关于奏销制度的研究都集中于太平天国时期即咸丰、同治年间 ,

光绪年间的研究很少。

在这种研究状况下 ,岸本美绪发现并介绍光绪中期以后的河南省

奏销册② 就具有了重要意义。光绪中期到宣统末年奏销册仍然存在 ,

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又如何把这一事实与奏销制度的变迁联系起

来 , 并对其关系作出合理解释呢 ? 岸本没有轻易下结论 ,但她观点很有

启发性:“把《河南钱粮册》视为史料时 ,也许不能一概说这是‘无意义的

东西’。其实 ,如上所述 ,《河南钱粮册》不是记录各地的负担和省级财

政的全体情况的史料 ,但不能否认它集中反映了布政司库的收支事实。

这种事实不只限于晚清 ,可以说反映了清代奏销制度的结构特质。”她

的论点指出了太平天国前后财政制度上的连续性。

仅凭奏销册的数字 ,就断言奏销制度的破坏 ,未免过于简单。如果

没有对破坏程度进行分析 , 对清政府财政体系崩溃的研究就不全面。

问题是这一制度何以到宣统年间仍勉强维持着一线生命 ? 太平天国前

后的变化究竟是否是“质的变化”? 如果太平天国后清朝财政体系有

①

② 岸本美绪 :《关于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河南钱粮册〉的考察》(《清代中国的物价和经济

变动》研文出版 , 1997 年 ) 。《河南钱粮册》包括光绪二十五年到宣统年的奏销档案。

比如 , 何烈在《清咸、同时期的财政》( 第八章 , 第 385 页 ) 这样说 :“至咸丰时代 , 政府

财政既宣告全盘崩溃。奏销制度也几乎陷于停止的状态。同治时代 , 太平军、捻军

虽然相继敉平 , 奏销制度也在名义上恢复实施 ; 但经过仔细观察以后 , 我们可以很明

显地看出 : 咸、同以后的各省奏销 , 不论在内容与精神上 , 都与从前 然不同 ; 简单地

说 : 原有的奏销制度 , 已经完全解体 ; 即使尚存其外貌 , 也只是一具内容空洞 的‘躯

壳’而已。”总之 ,他认为奏销制度名义上虽然留下 , 但完全崩溃。但他又说“故知清

朝的奏销制度 , 本来就有欠严密 , 极易发生弊端”, 他还介绍了康 熙、乾隆 年间的十

年、二十年奏销未结的案件。这样来说 ,奏销制度原来没有严密性 , 是在一定程度的

制度和事态背离前提下运行的 , 所以只能有强调奏销的迟延和数字不正确 , 他的奏

销制度受破坏的结论有点问题。还有 , 何烈没有使用史料研究具体奏销实行情况 ,

所以破坏程度的指标不太清楚。

276

“质的变化”,那么这种新的财政体系为何没有巩固清朝的统治呢 ?

本文试图从奏销制度形式的变迁这一角度入手 ,来研究康熙、雍正

年间所形成的奏销制度实施的情况、产生的问题及其与清朝灭亡的关

系。因为对奏销制度形成期的研究比较全面① ,所以本文重点将放在

晚清时期 ,来具体考察财政制度的变动。一般认为 , 太平天国时期是奏

销制度崩溃、清政府财政失控并逐步走向灭亡的开始。我们基本同意

这种观点。可是 ,形势的发展和制度的变化不一定是同步的。制度是

否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呢 ? 如果是 ,又会产生什么程度的变化呢 ? 是

制度的变化发生问题 , 还是制度赶不上形势变化的速度发生问题呢 ?

前人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比较模糊 ,本文将对其加以重点讨论。

一、奏销制度形成期

康熙、雍正年间是奏销制度的形成期。这时期的奏销制度研究相

当丰富 ,此处不再赘述 ,只作些基本事实的梳理。

1. 奏销册 中央政府为了掌握地方财政活动 , 下令地方官作收支

报告。报告时 ,府州县把草册送与布政使司 ,然后制作奏销册②。督抚

检阅奏销册后 ,咨送户部③。奏销册的基本形式是记录旧管、新收、开

除、实在的四柱清册④。地丁、漕粮、盐课、关税等清朝的主要财政来源

和其他杂税、各税耗羡等要分别造册⑤。当初耗羡没有奏销义务 ,但据

佐伯富说雍正年间晚期各省负有耗羡的奏销义务⑥。可是 , 其实雍正

年间耗羡的奏销义务化是否实现还是个疑问 , 在第二节继续讨论。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见上列佐伯论文。

同上书 , 康熙七年条。

同上书 , 康熙十一年条。

同上书 , 康熙七年条。

《会典事例》第 7 册 , 第一七七卷 , 奏销 , 雍正十二年条。

见上列佐伯论文和岩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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饷、养廉银、军饷等各种支出项目也要作奏销册①。加上收支造册、未

完钱粮的清册等也要一起题奏② ,这是以后的追征和处罚的资料。

这种造册工作要花费大量时间和人力 :比如安徽巡抚衙门作兵马

钱粮总册时 ,布政使的书办、清书在巡抚衙门闭门造册 ,用了整整 36 天

的时间③。

2. 酌拨册 财政收支报告用奏销册处理 , 那么支出计划又是如何

决定的呢 ? 如果每年收入和支出的项目没有变动 , 便可以按照往年情

况决定预算 ,但实际情况没有那么简单。春天和秋天的拨用之前 ,各省

做成省内各库的收支报告 , 调查封储、备用状况、分析各拨之内财政的

用途后造册 ,然后户部再根据各册情况进行拨用 (春秋拨 )④。还有每

年年终前各省督抚需造册报告下一年俸饷、收入预测及年底时的存库

银的数量等 ,过年后户部按照该册实行俸饷拨用 (估拨) ⑤。

3. 财政报告的程序 每年财政报告的程序如下。奏销册: 年底结

算 , 然后开始制作奏销册。向户部提交奏销册的期限各省不尽相同 ,一

般离京师越近越早。比如 ,下年 4 月的是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

下年 5 月的是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广。下年 6 月的是福建、四川、

广东、广西、云南、贵州⑥。如果不得不逾期 ,需提请推后期限。户部 10

月以前检查奏销册。如果有错误或隐匿 ,户部用咨文部驳 ,该省 4 个月

之内要处理答复。拨册 :春拨册 2 月 20 日、秋拨册 8 月 20日、冬估的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会典事例》第 7 册 , 第一七七卷 ,奏销 , 雍正七年条。这个期限后来有数次修订。雍

正八年山西省大同、朔平府的期限改至下年年底。根据道光二十七年条的记述 , 直

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是下年 4 月 , 奉天、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江

苏苏属是下年 5 月 , 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江苏宁属是下年 6 月。

同上。冬估饷册有四种 ,是《督抚提镇标协官弁兵马应支俸饷册》、《各项实在存库银

册》、《额征地丁民赋册》、《额征杂税册》。

《会典事例》第 7 册 , 第一七七卷 ,拨册 , 雍正二年条。春秋拨册有三种 , 是《奉文酌留

封贮备用册》、《征收各项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册》、《分析应留拨细数册》。

见上列佐伯论文。

见《会典事例》第 7 册 ,第一七七卷 , 奏销 ,雍正十二年条。

笔者虽然找不到按支出项目个别造册的规定 ( 当然详细支出内容在四柱册上铭记 ) ,

但据岸本论文 , 实际上按支出项目个别造册了。

278

估册上年 10 月之前送到户部①。户部按照这些拨册先决定用途 ,然后

指定支出数量(包括拨解和封储 )。按照冬估的支出是各省俸饷 ,春秋

拨主要部分是京饷拨解和收入多的省份向收入少的省份拨入的协饷。

这个协饷 4 月要解送一半 , 9 月完成解送②。

这样看来 ,在清初 ,依靠上述严密制度 ,中央似乎井然有序地控制着

财政。但当时已有此种制度出现:“直隶供应陵寝及紧要事务所用者 ,该

抚一面动用 , 一面报部。至别项钱粮 ,仍咨部动拨 , 违者照例议处。”③

“嗣后现在应用钱粮 ,该抚一面动用 , 一面报部。若非现在即需钱粮 ,尚

有时日者 ,仍咨部拨给。”④“如果头绪繁多 ,使不能依限者 ,督抚题明量

予展限。”⑤ 总之 ,地方督抚酌办权已存在了。“紧要事务所用者”、“ 尚

有时日者”的标准是非常灵活的 ,如果地方官利用这种灵活性扩大地方

的财政权的话 ,则早在康熙、雍正年间 ,晚清的财政体系的变化起因就已

经产生了。我们对此暂不作定论 ,下面分析乾隆年间的主要变化。

二、奏销制度稳定期到动摇期

乾隆年间 ,会典等史料上并没有关于奏销制度的特别记载 ,但乾隆

到嘉庆年间有了若干变化。首先介绍这些若干变化 ,然后介绍嘉庆、道

光年间后使用奏折补助的财政报告制度的情况。

笔者在这里先讨论在第一节谈到的耗羡的奏销。乾隆四十九年二

月十六日的咨复说“嗣后各州县经征耗羡银两务与地丁正项随同报

解”。⑥ 雍正年间计划耗羡的奏销 ,但《河南钱粮册》引用这个乾隆四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河南钱粮册》第一册《丁地省总清册》。

同上书 , 奏销 ,雍正十年条。

同上书 , 康熙三十四年条。

同上书 , 康熙三十一年条。

《会典事例》第 7 册 , 第一七七卷 , 拨册 , 雍正二年条。

见上列岩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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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的条文 ,好像之前没有确定详细规定。之后 ,耗羡与地丁正项要报

解 ,如果有未完 , 与地丁同样实行降罚。手续方法是记录各属额征耗

羡 , 分别经征、接征 , 考成院司府州督催的各职名的已完未完数 ,把这些

记录随同地丁奏销册另疏题报。可是 ,这个考成计划好像不太顺利 ,乾

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户部再要求实行考成。

据乾隆五十三年户部咨文 ,各省征收的耗羡银两的已完未完数目

原来不做考成 ,所以积欠增加了。其实户部在乾隆四十八年八月的时

候 , 按山东布政使陆耀的请求 , 如果有未完 , 计划按照正项钱粮例决定

降罚。还有 ,乾隆五十年八月 ,户部上奏请求把各省耗羡与正项同样报

解 ,钦奉谕旨得到允准。那时上谕说:“朕维各省耗羡虽与正项钱粮不

同 , 然断无正项(钱粮 )全完而独欠耗羡之理。总因不随正项钱粮一体

申解 ,司库州县遂以已征作为民欠。希图从中挪移可以取携自便 ,及至

上司催解或挪新补旧、或借端种种情弊 ,俱所不免。自应着落藩司催令

各州县随同报解。如有官吏侵挪 ,惟该藩司是问。”户部说“惟是耗不随

征 ,弊所由生 ,即如正项全完而独欠耗羡”,“而向来正耗奏销仍系分案

具题 ,或先或后稽核稍疏 ,即难保无歧异。臣等悉心酌议 , 除各省耗羡

动存数目仍照旧例令各督抚造具四柱清册送部 ,臣部按年底核明汇奏

外 , 其已未完解数目应请部随同正项钱粮、统计分数分析声叙 , 一疏具

题 , 以定考成”。之后 ,耗羡的考成议叙和罚则方法开始按照正项的则

例①。

下面介绍使用奏折的财政报告方案。“自嘉庆二一年为始 ,于州县

每年应征上下忙钱粮 ,除例准留支、及实欠在民分 , 所有征存银两尽数

提解司库 ,上忙应四月完半限 ,下忙限十二月底截清 ,解司银数 ,专折奏

报。”② 按照这样的规定 , 嘉庆年间后各地用奏折逐一报告各忙解司

①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录副 ,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七日 , 湖南巡抚毛鸿宾《十一

年分下忙钱粮银数由》。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户部奏请“如正耗全完方准议叙。正耗欠数相符 , 合计分数议

处。其参后仍未完解者归于正项年限案内报参。倘正耗完欠报解不符即严参”。同

月初四日收到“依议”的朱批。《河南钱粮册》第一册《丁地省总清册》。

280

银。即在程序上 ,采用奏折和奏折清单形式的财政报告增多了。

各忙报告以外 ,还有每年年底的钱粮收入报告。这是在奏销之前

的报告。比如有“地丁漕项等银每年完欠数目照例应於每年底截数具

奏 , ①”或者“各省征收钱粮照例应于年底截清完欠银数 , 专折具奏”②

等规定。事实上所有的省份都作此类报告。规定钱粮收入报告的具体

时间无法肯定 ,大概在嘉庆、道光年间③。这种报告的清单各地略有不

同。大部分的省份先记录当年地丁正税和耗羡收入数量 , 然后是历年

未完钱粮和追征结果。湖南和河南省则把历年未完钱粮划分各年列

记 , 所以清单内容较详尽。这样的奏折颇有奏销预备报告的意味。

还有加强对地方财政控制的报告 , 如从道光二年开始实施的三年

比较法④ :“在于奏销题报外 , 将上三年完欠数目盈绌比较分析开单具

奏。⑤”道光五年十二月以后的比较清单上 , 还有地丁的拨用状况 :“行

令于单内注明春拨造入若干、秋拨若干 ,所有随征耗羡一切杂项单内均

毋庸开列。⑥”这个报告基本上在奏销期限后完成 , 有掌握追征钱粮的

意思 ,但主要目的是便于进行对布政使等经征官的考核 ,因而清单上有

经征布政使的征收成绩。

但是 ,增设这样的制度同样也意味着以往制度的弊端在逐渐暴露。

铃木中正经过详细研究提出 ,嘉庆至道光年间 ,亏空等财政问题渐趋严

重 ,所以清政府增设三年比较法等制度⑦。在此不能详细介绍铃木先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铃木中正谈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的亏空和三年比较法 (《清末的财政和官僚的性格》,

《近代中国研究》2 , 1958 年 )。拙稿也谈到了咸丰年间后的亏空的增大和 处理政策

(《晚清官欠和民欠对策》,《广岛东洋史学报》第 7 号 , 2002 年 ) 。

军机录副 , 咸丰元年八月十八日 ,直隶总督讷尔经额《道光三十年应征新旧钱粮完欠

数目比较由》。

军机录副 , 咸丰元年八月十八日 ,直隶总督讷尔经额《道光三十年应征新旧钱粮完欠

数目比较由》。

《清实录》道光二年十月戊申。

《户部则例》(嘉庆 ) 里面还没有这样定例 , 但道光末年已经定式化了。

军机录副 , 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 湖南巡抚李瀚章《四年分新赋完欠数目由》。

军机录副 , 同治二年三月初八日 , 河南巡抚张之万《征收新旧钱粮漕项已 未完数目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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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只对《会典事例》稍作引用:“江宁、江苏、安徽各藩司 , 延未造报

之款 ,自道光三年起 ,至本年八月止 ,竟至一�五九款 , 银数至九二六万

余两之多。此中款项 ,即有应行厘剔之处。其实存在库者 ,为数甚巨 ,岂

容任意玩延 ,致启侵挪之渐。”① 道光年间江苏和安徽两省已经有了 900

万两以上的亏空。清政府为了处理这个问题 ,对两江及各省督抚发出下

列命令:“饬各该藩司按照该部单开各款 ,将道光三年至二十三年未报各

款 ,予限三年 ,二十三年至七年未报各款予限一年 ,二十八年至本年八月

未报各款 ,予限半年 ,迅即查清分款造报。如再玩延逾限 , 即著据实严

参。”②

可是 ,实际上处理工作没那么顺利 ,同治年间这个问题又再次暴露

出来。下面考察咸丰以后的奏销制度。

三、奏销制度动摇期

太平天国对奏销制度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咸丰初年 , 征税规定稍

微有了变化:“于咸丰二年六月 , 接准部咨 ,嗣后各省应征上下忙钱粮 ,

均以二月开征 ,限五月底完半 ,下忙八月接征 , 限十二月底全完。按照

八分计算 ,责成藩司督催 ,以上忙匀为三分为征收 , 如能完至三分免其

议处。完至三分以上即予议叙。下忙匀为五分征收 ,完至五分免其议

处。至五分以上即予议叙。其余二分果能奏销前全完 ,即将该藩司请

旨交部从优议叙。务截至上下忙一二月内专折具奏造册送部。”③ 把

财政年度分开上忙、下忙的两部分的做法 , 清初已经开始了 , 但以前的

各忙定额是五成 ,这时变为年度前半三成 , 年度后半五成 , 可以说较为

宽松 ,显然是鉴于太平天国后的艰难情况 ,对以前制度所作的调整。

①

②

③ 军机录副 , 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七日 , 湖南巡抚毛鸿宾《十一年分下忙钱粮银数由》。

同上。

见《会典事例》第 7 册 ,第一七七卷 , 拨册 ,咸丰元年条。

282

可是另一方面 , 清政府又新增加了厘金等财政收入组成部分 ,以及

要求弥补前后矛盾的报告 , 这样一来无疑部分抵消了调整制度所带来

的积极效应。众所周知 ,太平天国后 ,清政府财政政策的一大变化就是

厘金等新财政收入名目的增加①。就奏销制度而言 , 奏销报告范围外

的财政内容扩大了 , 如厘金、捐纳、盐厘的收入 ,临时军费、善后费用、近

代化费用的支出部分等。此外 ,当地士绅阶层开始参与新成立财政部

门的工作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后财政体系的发展。

一般以为太平天国后 , 江南没有奏销报告。当然太平天国占领地

区没有奏销 ,但具体奏销空白时间和地区如何 ? 本文开头即介绍了光

绪到宣统年间的奏销册的存在 ,不能说奏销报告完全没有了 ,所以我计

划在这里尽量调查具体造册情况 ,再研究晚清的奏销制度。可是 ,咸丰

到同治年间的奏销册几乎不存在了 ,不能完全了解当时的造册情况 ,所

以我们使用《户科史书》上的造册日期 ,了解奏销制度的情况②。

首先在直隶省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三日 (同治元年四月十四日 ) (括

号内数字是朱批日期 , 下同 )题报咸丰八年分的《各属额征正耗钱粮完

欠各数》黄册 ,同治三年四月十一日 (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题报咸丰

九年分的《额征地粮完欠各数》黄册 ,同治九年三月七日(同治九年四月

十三日)题报咸丰十年分的《额征地粮完欠各数》黄册 ,同治十年三月六

日 (同治十年四月十六日)题报同治元年分的《各属额征正耗钱粮完欠

各数》黄册 , 同治十年三月十六日 (同治十年五月五日 )题报同治三年分

的《额征地粮完欠各数》黄册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三日 (同治十一年五月

二十三日)题报同治六年分的《额征地粮完欠各数》黄册。直隶省大概

不断地造册 ,但黄册都报告四五年前的情况 ,造册程序没有那么迅速。

山东省于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同治十三年七月十一日)题报同

①

② 这里参考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户科史书》。《户科史书》是把《户科题本》内

容简编的 , 内容很简单 , 但把造册等日期明确地记录下来。但这里能分析的不是户

部清册本身 , 而是和清册一起制作的黄册。但不知为何 ,《户科史书》上也找不到陕

西、甘肃的记录。

见前引何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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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十年分的《山东省地丁钱粮奏销数目》黄册 ,但档案中找不到其他年

度的记录。

山西省于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同治元年十一月八日)题报咸丰十

一年分的《各属地丁完欠各数》黄册 ,同治二年八月五日(同治三年四月九

日)题报同治元年分的《各属地丁完欠各数》黄册 ,同治三年八月四日 (同治

三年九月十九日)题报同治二年分的《各属应征正杂钱粮数目》黄册 ,同治

四年七月十八日(同治四年九月十二日)题报同治三年分的《各属地丁完欠

各数》黄册 ,同治五年八月十二日(同治五年九月二十一日)题报同治四年

分的《各属地丁完欠各数》黄册,同治七年十一月六日(同治七年十二月十

六日)题报同治六年分的《各属地丁完欠各数》黄册,同治八年十一月八日

(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日)题报同治七年分的《地丁钱粮已未支存各数》黄

册 ,同治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同治九年十一月九日)题报同治八年分的《各

属地丁完欠各数》黄册。基本上都次年八月造册,但同治年间后半后晚到

十、十一月了。可是,山西省大概不断地在次年内造册。

河南省于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同治三年十月十六日 )题报同治

三年分的《地丁完欠各数》黄册 ,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同治十年八月

十三日)题报同治九年分的《各属经征丁耗钱粮完欠支存数》黄册 ,同治

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同治十一年八月十日 )题报同治十年分的《豫省

地丁等项完欠支存各数》黄册 ,但找不到其他年度的记录。《河南钱粮

册》上能看到河南省光绪后半期每年不断地造册 ,但同治年间的造册情

况看起来不太顺利 ,河南省的奏销可能在绪初期后才比较顺利。

安徽省于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同治四年十一月十日 )题报同治

三年分的《地丁完欠支存各数》黄册 ,同治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同治八年

九月七日 )题报同治七年分的《地丁完欠支存各数》黄册 ,同治九年七月

二十九日 (同治九年十月十六日 )题报同治三年分的《安庆等府属额征

地丁杂税已未完数目》黄册 , 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一日 (同治十年九月二

十四日)题报同治九年分的《地丁完欠支存各数》黄册 ,同治十一年七月

十三日(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题报同治十年分的《安庆等府属额

征地丁杂税已未完数目》黄册 , 光绪元年七月十八日 (光绪元年十一月

284

四日 )题报同治十三年分的《安庆等府属额征地丁杂税已未完数目》黄

册。不少年度不能确认造册 ,但能确认的年度造册大概次年内结束。

江苏省苏属和宁属都不能确认同治年间的造册纪录 , 原因可能是

太平天国的影响。可是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光绪三年一月二十八

日 )题报光绪元年分的《应征钱粮》黄册 ,光绪初期后慢慢恢复。

浙江省于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同治四年十二月二日 )题报同治

三年分的《各属应征地丁完欠各数》和《额征南米完欠各数》黄册 ,同治

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同治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题报同治四年分的《各属

应征地丁完欠各数》黄册 ,同治六年八月五日 (同治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

题报同治五年分的《各属应征地丁完欠各数》黄册 , 同治八年八月十日

(同治八年十月一日 )题报同治七年分的《各属应征地丁完欠各数》黄

册 , 同治九年八月五日(同治九年闰十月十二日)题报同治八年分的《各

属应征地丁完欠各数》黄册 , 同治十一年八月十日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

十一日)题报同治十年分的《各属应征地丁完欠各数》和《额征南米完欠

各数》黄册。由上可见 ,浙江省几乎每年不断造册 ,造册于次年结束。

福建省于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同治三年五月九日 )题报同治元

年分的《各府州县额征地丁完欠各数》黄册 , 同治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同

治四年四月十九日 )题报同治二年分的《各府州县额征地丁完欠各数》

黄册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 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题报同治六年

分的《各府州县额征地丁完欠各数》黄册 ,同治九年七月八日 (同治九年

闰十月二十一日 )题报同治八年分的《各府州县额征地丁完欠各数》黄

册 ,同治十一年七月四日(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 题报同治十年分

的《各府州县额征地丁完欠各数》黄册。福建省大概不断地造册 ,造册

于每年度次年结束。

湖北省于同治八年六月十日 (同治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题报同治七

年分的《各属额征正杂钱粮完欠支存各数》黄册 ,同治十年六月十三日

(同治十年八月二十日 )题报同治九年分的《武昌等州县额征民赋钱粮

完欠各数》黄册 ,同治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同治十三年九月三日)题报同

治十二年分的《各属额征正杂钱粮完欠支存各数》黄册。档案中只能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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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认这 3 年的情况。

湖南省于同治元年六月五日(同治元年十月一日)题报咸丰十年分的

《各属民屯钱粮数目》黄册 ,同治三年二月八日(同治三年五月五日 )题报咸

丰十一年分的《各属民屯钱粮数目》黄册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同治三

年十月二十三日)题报同治元年分的《各属地丁钱粮动存各数》黄册 ,同治

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同治五年六月十三日)题报同治三年分的《各属地丁钱

粮动存各数》黄册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同治五年十二月八日)题报同

治四年分的《各属经征一切正杂钱粮完欠各数》黄册 ,同治七年九月二十日

(同治七年十二月三日)题报同治六年分的《各属地丁钱粮动存各数》黄册 ,

同治八年八月十八日(同治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题报同治七年分的《各属一

切正杂钱粮支存各数》黄册 ,同治九年八月五日(同治九年十月五日)题报

同治八年分的《各属地丁钱粮动存各数》黄册 ,同治十一年八月十日(同治

十一年十一月五日)题报同治十年分的《各属地丁钱粮动存各数》黄册。湖

南省地丁的动存报销大概次年内结束了。

江西省于同治二年八月十八日 (同治三年四月一日)题报咸丰八年

分的《各属应征地丁动存各数》黄册 , 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题报咸丰

八年分的《各属应征地丁动存各数》黄册 (同治四年四月四日 )和咸丰九

年分的《地丁完欠各数》黄册 (同治四年四月十九日 ) , 同治四年十月六

日(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题报咸丰十年分的《地丁完欠各数》黄册 ,

同治五年七月三日 (同治五年十二月六日 )题报咸丰十一年分的《各属

应征地丁动存各数》黄册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同治六年十一月十

六日 )题报同治二年分的《地丁完欠各数》黄册 , 同治七年二月一日 (同

治七年闰四月四日 )题报同治四年分的《南昌等府属应征地丁完欠支存

各数》黄册 , 同治七年八月十日(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题报同治五年

分的《南昌等府属应征地丁完欠支存各数》黄册 ,同治八年四月十五日

(同治八年七月二日 )题报同治五年分的《地丁完欠各数》黄册和同治六

年分的《南昌等府属应征地丁完欠支存各数》黄册 , 同治九年二月八日

(同治九年四月二十七日)题报同治七年分的《南昌等府属应征地丁完

欠支存各数》黄册 ,同治十年九月二十六日 (同治十年十二月九日 )题报

286

同治八年分的《地丁完欠各数》黄册 ,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同治十

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题报同治十年分的《南昌等府属应征地丁完欠支存

各数》黄册。江西省地丁的动存报销大概于次年内结束。

广东省于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 )题报咸丰

十一年分的《民屯地丁动存各数》黄册 ,同治六年六月十二日 (同治六年

九月二十三日)题报同治三年分的《民屯地丁动存各数》黄册 ,同治七年

六月六日 (同治七年十月二十日 )题报同治五年分的《民屯地丁动存各

数》黄册 ,同治七年十二月八日(同治八年四月二日 )题报同治六年分的

《民屯地丁动存各数》黄册 , 同治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同治十年三月十

日 )题报同治八年分的《民屯地丁动存各数》黄册 ,同治十年九月二十四

日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题报同治九年分的《民屯地丁动存各数》

黄册。广东省地丁的动存报销大概次年内结束了。

广西省于同治七年二月八日 (同治七年闰四月二十一日 )题报同治

五年分的《实征地丁及支存各数》黄册 ,同治八年二月九日 (同治八年四

月十七日 )题报同治六年分的《实征地丁及支存各数》黄册 ,同治十二年

二月二十八日(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题报同治十年分的《桂林等

府州县地丁钱粮支存各数》黄册 ,同治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同治十三

年七月十一日 )题报同治十一年分的《实征地丁及支存各数》黄册。我

们不能说广东省每年奏销很顺利 , 而且应该于次年内结束的造册也都

第三年才结束。

四川省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同治元年四月十五日)题报咸

丰十年分的《收支地丁各项钱粮》黄册 ,同治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同治二

年五月十六日)题报咸丰十一年分的《地丁动存各数》黄册 ,同治四年一

月二十五日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 题报同治二年分的《地丁动存各

数》黄册 ,同治四年八月十日 (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题报同治三年

分的《征收通省地丁数目》黄册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同治五年十二

月七日)题报同治四年分的《征收通省地丁数目》黄册 ,同治六年八月二

日 (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题报同治五年分的《征收通省地丁数目》

黄册 , 同治八年七月十三日 (同治八年九月三十日 )题报同治七年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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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丁动存各数》黄册。

这样 ,笔者大致可以认为同治年间的造册并不能说完全恢复 ,但除

了江苏省 , 虽然有湖北、山东省造册纪录很少的省份 ,但山西、广东、湖

南、广西等几乎每年都能确认造册纪录 , 大部分省份的造册开始恢复

了。可是 ,光绪年间因为《户科史书》的记录格式变了 ,虽然造册日期能

确认但该造册的黄册的那一年的不清楚了 , 所以分析光绪年间奏销制

度时不能适用上面方法 ,不得不采用别的方法。

下面再介绍太平天国后的奏销制度和各种奏销弥补制度的变迁。

太平天国灭亡之前的咸丰末年 ,在河南省出现了每季税收报告制

度。该省每三个月报告一次地丁和历年带征地丁的解司情况:“咸丰十

年六月二十四日按准户部咨称嗣后河南征收钱粮二月开征 , 自三月起

按三个月截数奏报一次。即于四月二十日止 ,其四月二十日以后各属

续完若干归七月二十日奏报 , 以后每届三月具奏一次。”① 不知何故 ,

此制度只限于河南 , 一直持续到光绪末年。以后也多次出现过类似的

弥补措施。

光绪元年的上谕中提到 :“著户部合计各省地丁盐漕及厘金捐输等

项 , 除蠲缓外 ,合明每岁出入之数 ,以入抵出。 (中略 ) 并将各收支细数

按年造册核销。②”雍正年间 ,曾把耗羡等非正式的新项目编入奏销内

容 , 强化中央的财政控制力量。从以上上谕也可看出相同目的 ,只是这

次是把厘金和捐纳等新收项编入奏销项目。厘金奏销的尝试最早在咸

丰年间 ,有的地方开始专折奏报。全国性的报告则是在同治八年以

后③ ,用奏折和清单等简单的报告方式 , 以最低限的四柱册样式 , 半年

一次具奏。罗玉东对厘金的收入和支出进行分析 , 所根据的材料之一

也是这些史料。

以后 ,使用类似奏折的奏销弥补措施及恢复旧制的尝试 ,都在不断

①

②

③ 罗玉东 :《中国厘金史》,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元年正月戊午上谕。

军机录副 , 同治元年十月初二日 ,河南巡抚郑元善《征收钱粮照例三月一报由》。

288

地进行。

四、奏销制度的再建和巩固的尝试

本文最初部分谈到的光绪元年御史余上华的奏折建议奏销制度的

强化:“国家岁入 , 自有常经 ,从古圣王临御 ,未有不量入为出而能裕经

费之源者。近自军兴以来 ,用兵二十余载 ,以致帑藏空虚 ,迥异往昔 ,中

外用款 ,支拙日甚。臣思户部为天下财赋总汇之地 , 若不及早理其源而

节其流 ,诚恐泄沓日久 ,支撑愈难。虽经臣工迭次奏请 ,至今出纳各款

仍未确切筹维。拟请饬下部臣 ,将按年岁入正项地丁盐课关税 ,以及续

征津贴捐输厘金洋税各杂项共有若干 ,开具简明清单。”① 他建议尽快

使奏销制度正常化 , 以及把新增税收项目也纳入奏销制度。那么以后

光绪年间的奏销制度怎样变迁了呢 ?

(一 ) 太平天国后的奏销报告的实际情况

本文在第三节论述了《户科史书》奏销造册的基本情况 , 但光绪年

间《户科史书》的记录过简略 , 不能作与第三节一样的分析。所以下面

再通过 3 年比较清单介绍各省的奏销情况。

3年比较清单在上文已作说明 , 它是各省布政使等经征官的考核

材料 ,按照奏销册数进行制作。奏销册的原本大部分已散佚了 ,但三年

比较清单基本还保存在军机处档案 (军机录副)里面。没有 3 年比较清

单的省份一般奏销册的制作工作也不正常。比较清单上有收入的入拨

情况记录 ,因此可也据此考察酌拨制度的情况。

所有省份的 3年比较清单无法一一列出 , 下面按照军机录副和军

机处档案等资料 , 只谈谈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

江、福建、湖北、湖南等省份的情况。这些省份的清单可以分为三类:

① 《光绪东华录》, 光绪元年五月甲寅 , 御史余上华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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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几乎所有年份的清单都记载奏销册和各酌拨的数字; B .某一年份后

无奏销册但留有旧欠追征和酌拨情况的记录; C 某一年份后奏销册和

酌拨册俱无。B 类情况是该年度下年底内的奏销来不及完成所造成

的。具体分类结果如下:

A .河南、浙江、福建①、四川、山东

B . 直隶②、山西③、江苏④、安徽⑤、江西⑥、湖北、湖南⑦

C . 无

某一年度后无奏销册的省份的共同点是后来制度的恢复比较困

难 ,似乎奏销逾限已成惯例。总而言之 , 奏销制度的恢复 , 各省之间有

很大的差别。奏销制度的恢复并不完全 ,但也有一定的成果。

光绪二十三年后 ,各省上下忙的征税定额有了变化 ,户部把各省的

征收数字制成清单上奏:“嗣于光绪十三年七月间 , 复因各省近年造报

上下忙钱粮与奏定章程多不相符 ,臣部随奏令 ,嗣务将地丁耗羡等项钱

粮额征、已未完多寡 ,各归各款逐一分析 ,依限奏报奏具清册咨送臣部 ,

并声明倘敢仍前任意造报 ,惟有奏参⋯⋯又于光绪二三年四月间 ,臣部

奏定整顿各省钱粮自二三年为始 , 拟将藩司督催 , 上下忙分数定以九

分 ,上忙匀为四分 ,下忙匀为五分。上忙能完至四分 ,下忙能完至五分

者始准免其议处。如核计上下忙征完分数在九分以上仍给予议叙各等

因。均经钦奉谕旨 , 允准行知遵照各在案。”⑧ 此户部奏折意味着光绪

年间的奏销制度已不符合已有的各省章程的样式 , 所以在光绪十三年

决定按各税项目制作记录清册。此外 ,光绪二十三年还对上下忙的征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军机录副 , 6260—17 ,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军机处咨文《户部为传付事》。

光绪九年后不能确认新收田赋的报告 ( 军机录副 6211—23《清单》光绪十年九月二十

九日是最后的 ) 。

光绪二年后旧欠报告恢复。

光绪七年后新收报告恢复。

光绪十八年后旧欠追征报告恢复。

光绪五年后新收报告缺 ,只有旧欠追征报告。

光绪八年后旧欠报告恢复。

到光绪三十一年能确认新收数字 ( 军机录副 6289—17《清单》光绪三十二年八月 )。

290

税定额作了更改 ,上忙定额改成四分。这样的改变看似严格 ,但只反映

了许多省份达成上忙三分的征税实绩①。一年的全体定额从十分下降

到九分 ,九分以上的布政司会被议叙 ,整体而言 ,征税规定还是松弛了。

但是 ,比起定额数字的轻微变化 ,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对待奏销制度

的态度。清政府不进行根本改革 , 基本上还是在雍正年间成立的制度

范围内寻求改善方案 ,且没有把太平天国后全国财政实际状态变化考

虑在内 ,暴露了清政府内部体制的僵化性。

光绪二十三年下忙的税收情况如下:下忙达到五分以上的省份 :安

徽、江宁(以上两省不到九分取消议叙 )、山西; 达到五分的省份 :江西;

不到五分的省份:直隶、河南、陕西、甘肃(以上 4 省下忙虽然不到五分 ,

但上下忙达到九分 )、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②

; 下忙不到五分上

下忙不到九分的省份 :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 没有报告的省份:

山东、福建、广东、广西③。

由此可见奏销制度的再建面临重重困难 , 但要由此说明奏销制度

完全遭到破坏还是过于片面。奏销制度的维持相当困难 , 但各省基本

上还是按照奏销制度进行财务报告。上面经由户部的报告是奏销期限

之前五月的清单报告 ,奏销期限之前能取得这样的征税实绩 ,还是表明

了以奏销制度为核心的清朝财政制度的坚固性。超过下年五月的报告

期限的福建和两广各省也照常制作 3 年比较清单 , 遵守期限的情况虽

然比较松弛 ,但毕竟制度还在运转④。

户部也建议再建财政制度时强化奏销制度:“一严格各项奏销。以

地丁为大宗。例载 ,凡奏销限期 , 该督抚照依限定月分 ,于是月底具题

册结随本送部。若因公不能依限 ,准其奏展。无故逾限者议处。”⑤ 这

①

④

⑤ 《光绪东华录》光绪六年正月甲午 户部奏。

军机录副 , 6260—37 ,《清单》( 光绪二十四年 ) 。

②③ 例如光绪二十四年的上忙征税成绩如下 : 陕西 81 % 、河南 57 % 、四川 51 % 、直隶

45 %、甘肃 48 %、山西 40 % 、湖南 38 % 、浙江 32 %、江苏 28 % 、江宁 23 %、湖北 20 %、江

西 15 %、安徽 14 % ( 注 58 的奏折 )。上忙成绩好的省份和不好的省份的差距较大。

实际上 , 上忙定额三分和四分的差别不算太大 , 布政使的考核很重视下忙或通年的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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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建议只是重复强调会典原有规定 , 但可以看出户部视财政再建和奏

销制度再建为一体 ,而没有提出奏销制度以外的建议。

不只是中央 ,地方巡抚也建议奏销制度的再建。光绪六年湖南巡

抚李明墀的奏折说:“查湖南各属钱粮 ,向系分别上下两忙勒限派数题

解。迩来年谷顺成 ,征解颇形踊跃。统计通省地丁 ,上忙征解总在三成

以上 ,截至年底 ,征解下忙总在五成以上 ,历年详经奏咨有案。每届奏

销期限 ,间有欠完一二分以上者 ,亦经按年详请题参。兹奉户部定章钱

粮奏销 ,一面具题 ,一面将未完各职名开单专折奏报。(中略 )业由该司

道通饬所属 ,迅将未完上届钱漕 ,赶紧扫数征解 , 自顾考成。 (中略 )历

将扣存空半 , 并动存留备凑支 , 均经造册奏销有案 , 拟仍循旧案办

理。”① 以后 ,湖南这样按照旧例 ,制成未完职名清单 , 实行经征官的考

核。

在上述恢复奏销制度的呼声中 ,形成了《河南钱粮册》里的奏销册 ,

其内容包括厘金等项目②。

(二 ) 军需和河工的奏销

那么光绪以后的奏销制度就再度完善了吗 ? 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奏销制度有详细严格的规定 ,但还是有隙可寻 ,以后地方官员的钻营进

一步扩大了。

可钻营的名目之一是军需奏销 :“ (书吏索军需报销之规费)皆因常

例报销则平清年款。而军需用款 ,每积数年而一销 ,或十数年而一销。

(中略 )查曾国藩克复金陵 ,左宗棠克复新疆 , 皆准开单报销 ,免造细册。

现在军务肃清已久 ,各省善后用款 , 积欠未销者谅亦无多。应请饬下各

省督抚 ,凡光绪八年以前军需善后积欠未销各项 , 核实删减 , 准其一律

开单报销 ,俾一目了然 , 书吏无从施其伎俩。”③ 军需奏销不是每年一

①

②

③ 《光绪东华录》光绪八年九月乙未 梁俊奏。

见岸本论文。

《光绪东华录》光绪六年五月乙未 李明墀奏。

292

次的 ,镇压规模大的叛乱时期 , 免除细册的奏销 ,以简明清单代替奏销

册。但平时的军需奏销不可免除。“李鸿章奏 , 淮军收支款项 ,业经截

至光绪七年十二月底止 ,列为第十案报销 ,于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具

奏奉旨 :‘该抚知道 , 单并发。钦此。’并经循例造册送部。接准部复按

册核销在案。”① 光绪八年第十一案以后的处理没有太大问题 , 似乎平

时的军事奏销比较顺利了。军需奏销并不是完全无秩序的。

另外一个可免除奏销的名目是河工。其实 ,从嘉庆、道光年间开始

已经有捏造灾情和工程的现象出现 ,到光绪年间仍时有所闻。而且 ,河

工时的捐纳可以免除奏销:“咸丰六年钦奉上谕 ,各直省修办一切工程 ,

系民间捐修并不邀请议叙者 , 均免其造报。其士民出资捐修 , 奏请奖

叙 , 均著一体造册报部核销。”② 一般河工奏销免除的事例在河南和山

东等黄河治水的要地较多。河工奏销案有时超过 100 万两的数额 , 如

果督抚把非正式收支挪到免除部分 ,中央政府便无法掌握。所以 ,表面

上顺利的奏销制度的恢复 , 实有间隙可寻。

(三 ) 军需局奏销

在此再谈谈奏销册制作的程序。清初的程序上面已经谈到 , 布政

使根据各州县的草册统辖造册工作 ,然后由督抚检查上奏。而在咸丰、

同治以后 ,造册程序有了很大的变化:“御史余上华奏 , 户部职掌财赋 ,

现值库款支绌 ,关系尤重。军需局稽查各省报销准驳 ,动盈巨万 , 捐纳

等款为数亦多。”③ 这就是说军需局负责的各省奏销工作扩大了 ,而且

涉及重要部分。地方督抚设立的军需局或报销局等新增机构开始担任

各省军饷方面的造册工作。“今据金陵报销局司道等详称 , 旧管项下 ,

上届截至光绪元年十二月底止 ,实存银七十三万三千五百一十七两六

钱两有奇 ,新收项下 ,总计浙江、四川两省协饷并提拨湖北、江苏藩关厘

①

②

③ 《光绪东华录》光绪元年五月甲寅 , 御史余上华奏。

《光绪东华录》光绪九年二月癸酉 工部奏。

《光绪东华录》光绪九年十月丙子 李鸿章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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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军饷两淮盐厘 , 及收回上届登除归天津海防支应局造销外洋军

火⋯⋯”① 这是淮军的军需奏销情况 ,也适用于军需以外的财政组成

部分。“除督销局系归两淮主政 , 应听两江督臣酌核办理外 , 溯自咸丰

二年 ,省垣设立军需总局 ,同治十二年改为善后局 , 为通省支发总汇之

所 ,事务极形繁重。因于咸丰十一年分设报销一局 ,专司销算造报。现

在军需报销将次办竣 ,同治十二年六月以后 ,应归善后报销 ,用款较少 ,

毋庸另设专局 ,拟即归并善后局办理。”②

在湖南省 ,军事完毕后 ,善后局延续军需局的职能 ,作为“通省支发

总汇之所”,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设立报销局那样的专门部门 , 之后和善

后局合并。其他省份也有相同情况:“整顿厘金一条 , 查陕西省扣厘 ,自

咸丰八年起截至光绪四年止 ,节年收支由局奏销有案。”③ 笔者无法得

知具体是厘金局还是其他部门 (军需局或报销局 ) 负责奏销 , 但反正奏

销事务的负责部门有了变化。

时为御史的张之洞在历陈地方财政弊病时 ,谈到三个因素 , 就是:

“一、于军需报销之案 , 岁月过陈; 一、于善后之案挪移过巨;一、于交代

之案未结过多。”④ 由于这三个因素产生了筹垫、滥支、拨抵、借动、隐

匿等五个弊病。尤其是军需报销之案和善后之案跟各省军需局、报销

局、善后局有很大关系。负责这些部门平时事务的是各省督抚任命的

当地士绅阶层和候补官员 ,中央政府很难控制他们。布政使负责奏销

造册时 ,中央政府可以让督抚和布政使相互监督; 军需局等局所成立

后 , 监督力量就下降了。

对军需局等部门实际担任奏销事务这一情况 , 中央政府内部也持

两种态度:一是禁止 ,一是默认。就奏销制度本身而言 ,不能把新出现

的部门纳入体系 ,巩固布政使的控制范围 ,这是财政制度跟不上财政体

系变化的结果。

①

②

③

④ 《光绪东华录》光绪八年八月辛酉 , 张之洞奏。

《光绪东华录》光绪六年八月甲寅 , 冯誉骥奏。

《光绪东华录》光绪六年四月庚戌 , 李明墀奏。

《光绪东华录》光绪四年八月乙巳 , 李鸿章奏。

294

(四 ) 户部内部的情况

下面再看中央政府的情况。一般说来晚清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矛盾

进一步激化 ,但究竟中央户部的财政掌握力量被削弱到了何种程度呢 ?

中央官吏是否真的无法掌握地方财政情况、控制地方财政呢 ? 我们暂

且离开奏销制度 ,先看看户部尚书的履历。咸丰后清朝末年的户部尚

书 (包括度支部尚书和度支部大臣 )是 37 名 ,大部分人都是从翰林院或

都察院等中央机关开始 ,一步步升任六部侍郎和尚书 ,即一直在京城任

职 , 但并非所有户部尚书都如此。37 名户部尚书中有 8 名曾任总督、

巡抚、将军、府尹等地方大员①。咸丰年间有 3 名 , 即裕诚 (荆州、成都

将军 )、文庆 (陕甘总督 )、柏褅 (奉天府尹 )。同治年间无。光绪年间较

多 ,有 5 名 , 即阎敬铭 (山东巡抚)、崇绮(盛京将军 )、王文韶、鹿传霖、赵

尔巽。其中阎敬铭在咸丰九年后在湖北担任粮台营务辅助胡林翼 , 同

治元年担任湖北布政使之职 ,熟知该地的财政状况; 同治元年到光绪八

年就任山东巡抚 , 然后进京任户部尚书; 光绪十一年升任内阁大学士

后 , 作为管理户部事务大臣统辖户部事务②。王文韶同治八年就任湖

南布政使 ,同治十年升任湖南巡抚 ,到光绪二十四年历任云南总督、直

隶总督 ,任地方大员的时间很长。鹿传霖的地方官经验也很丰富 ,光绪

七年到二十六年之间 , 历任四川布政使、河南巡抚、陕西巡抚、四川总

督、广东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 且就任布政使之前 , 在广西历任各

地知县、知府、知州③。赵尔巽光绪二十八年就任山西布政使后 , 同年

十二月升任湖南巡抚 ,任期至光绪三十年。有意思的是 ,这三人担任户

部尚书的任期是连续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 , 这一时期外债压力

增大 ,为了实施新政也需要庞大的近代化费用 ,所以需要丰富具有地方

任职经验的官员就任财政要职 , 重建财政制度。在地方担任奏销事务

①

②

③ 《清史稿》, 列传二二五 ,《鹿传霖传》。

《清史稿》, 列传二二五 ,《阎敬铭传》中华书局 , 1977 年。

这里官吏履历都依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 中华书局 , 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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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不可能不知地方的财政隐匿。因此认为中央户部完全不知道地方

财政情况是说不过去的。熟悉地方财政情况的户部官员大有人在。

但有了这样的官员 ,也没有提出什么新建议 ,制度上没有大的变

化 ,没有迹象表明中央政府可以解决奏销制度的根本问题。当时的形

势已相当严峻。各省的奏销程序都不相同 ,清理弊病很困难 :“军兴以

来 ,各省报销章程不同 , 头绪纷繁。”① 而且 , 除了地方上的欺瞒 , 户部

内部也存在诸多问题。问题之一是户部检查奏销册的方法非常机械。

“户部一直按照旧例处理奏销册 , 当遇到近代以后产生的支出项目时 ,

就无法做出正常处理。例如 ,某省份的财政支出包括和外国人交涉的

经费 ,但这种项目是近代才产生的 , 户部定式中没有这种款目。所以 ,

该省奏销时 ,如果作为交涉费款目报告提出 ,就会被驳议。而如果把交

涉费用编入科举费款目下 ,虽然这时科举已经废除了 ,户部也将其视为

合例 ,该省得免驳议。”②

此外 ,如果通过奏销来处理非正规收入 ,对户部官员本身也有不

利。因为清朝官吏的俸饷很少 ,户部官吏的收入来源很大程度上要依

靠地方官馈送的部费(非正规收入 )。破坏地方官的非正规收入来源 ,

也就是失去了自身不正规收入的来源。二者是相互依存的。如果进行

根本改革 ,中央政府首先必须获得地方馈送以外的中央收入 ,以保证中

央官吏的收入。清初以来中央和地方一体的奏销制度 ,发展至此已产

生了诸多弊病 ,妨碍了财政制度根本改革。

下面讨论光绪时期的奏销制度的问题和对策。

户部、御史及地方大员都建议强化奏销制度 ,财政再建方案大同小

异 ,具体地说就是扩大奏销范围 ,严格奏销期限 ,废除其他形式。可是 ,

各地士绅阶层参与征税事务的形势已无法逆转 ,形成了一面禁止其形

式 , 一面又需要他们的协力 ,不得不默认他们行为和新机构的局面。对

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 没有设想分离中央财政和

①

② 《清国行政法》第六卷 第 4 编 第 3 章 第 3 节。

《光绪东华录》光绪八年九月乙巳 , 麟书、潘祖荫奏。

296

地方财政 ,也没有设法用新的财政收入充足中央财政。

奏销制度在表面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恢复”的范围只

限于一些省份的一般奏销和平时的军需奏销 ,不包括非常时期的军需

奏销及大批河工的巨额奏销。“恢复”范围内的省份的奏销册已是相当

完整了。这样“恢复”掩饰了当时财政制度的深刻弊病 ,中央政府依靠

“恢复”的奏销制度保证了最低限度的京官俸饷 ,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制

度的根本性变革。清政府的财政情况获得了一定平衡 ,但制度和形势

的脱节其实更严重了。

结论 国地划分和奏销制度

以上所说的改革措施最终也是不能持久的。1908 年 (光绪三十四

年 )的清理财政改革和国地划分的尝试就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这年 ,

清政府发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 , 承认地方自治 , 1909 年 (宣统元年 )

设立咨议局 , 1910 年 (宣统二年 ) 设立资政院 , 尝试全国规模的士绅参

政。从财政史的角度解释 ,这样的改革是授予士绅阶层的参政权 ,以获

得他们再建财政制度的协力支持。倡导财政改革的御史赵炳麟在上奏

中谈到:“各省督抚及度支大臣等问人民所出国库所入亦难自信无参差

也”,认为要使“使绅民知承租税之义务。”① 倡导改革者也把议会开设

和财政改革看作是不可分的整体 , 是立宪改革中最重要的部分:“夫立

宪法之贵有议院 ,其贵以人民协赞立法审察岁用。⋯⋯必度民力 ,查民

力出财法 ,能顺舆情 ,令行斯如流水。”②

下面再以两个官员的倡议议院开设上奏为例:“此后度支大政若不

使人民与闻 ,诚恐财政当局者 ,非退缩不前 , 以阻碍国家之发展 ,即横征

暴敛 ,以断绝赋税之渊源。此等危险之情形 ,今日已兆其端绪 ,况大兴

①

② 赵炳麟《赵柏严集》谏院奏事录 , 卷六《请确定行政经费疏》。

赵炳麟《赵柏严集》谏院奏事录 , 卷二《请制定予算、决算表清理财政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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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土居智典

从 田 赋 地 丁 看 晚 清 奏 销 制 度

297

改革之日乎 ! 惟有开设民选议院 ,使国民代表参预财政 ,则国家当行之

政务既经国会所赞同 ,国民经济之盈虚复为国会所深悉 ,是故对于行政

之费用必不至惟求减缩、贻误于国家、对于收入之来源亦必能斟酌事

情 ,以调和乎民力。”①“今天下所重者财政耳 , 无论民穷财尽 , 势将生

变 , 竭泽而鱼 ,源且立涸。既设议会以后 , 人人知租税之出 , 所以保治

安 , 则取之而不为怨 ,且地方自治必先振兴实业 ,则可以取之不竭 ,用之

不穷。此议会之利又一也。”②

对于清末财政改革论的异同在此我们不作详细分析 , 只提出需要

注意的几点 :改革论者都倡导财政权的强化和议会的开设 ,但不都把划

分国地作为大前提 ,进而认为应该授予地方政府和地方议会较大的权

限。奏销册虽然留下 , 但预算制度有了很大变化 , 以前户部按照奏销

册、预估册决定各省预算 ,以后议会决定预算 ,这是奏销制度的根本改

革。以前户部的种种措施 , 当然没有这种国地划分方案、议会预算制

度。

但是 ,在改革财政政策过程中 ,各省财政说明书中的国地划分方案

很不完全了。按照财政说明书里国税和地方税的分类 ,田赋、厘金等重

要项目都被编入国税 ,留给地方的财政收入只有盐厘的附加税等极少

部分③。中央本来就缺乏严密控制全国财政的方法 , 如果实行上述的

国地划分 ,就会像以前一样任由地方政府用非法的手段侵蚀财源。虽

然开设国会后 ,士绅阶层可以参与预算决定工作 , 但国税部分如此之

大 ,士绅阶层的参政并无实质利益可言。财政改革并没有获得太大的

成果。

从清初以来一直延续的奏销制度经历了近代的波动 , 制度的变化

①

②

③ 各省的财政说明详略程度很不一样 , 但国地划分的方法大同小异 , 比例基本一样。

记述详细的湖南省财政说明中 , 国税比例超过了 5 % 。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 二议院 《侍讲学士福诜请开设议会以维国势而固人

心折》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 中华书局 , 1979 年 ) 下册 , 二

议院《湖南即用知县熊范舆等请速设民选议院呈》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298

却赶不上实际形势变化。从这个意思来说 ,《清国行政法》不强调清初

和晚清制度的基本差异的看法是有根据的 , 没变化所以清朝面临深刻

局面。进入立宪预备时期后 ,在建立近代预算制度的过程中 ,制度变化

也迟迟不见进展。如此 ,清朝终于丧失了士绅阶层的协力支持 ,失去了

强化中央财政、实现富国强兵的时机。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的财政危

机已经相当深刻 ,士绅阶层投入自己的财力和能力挽救朝廷 ,但辛亥革

命时已经没有太平天国时那样的士绅阶层的支撑。清朝走向覆灭的道

路 ,原因之一就在于是清政府对奏销制度的坚持仅仅是满足于表面上

的制度“恢复”,不触及根本性改革。

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第一部报告 清国行政

法》 (第 1—5 卷 ,第 6 卷 ,东洋印刷 , 1914、1915 年 )下面略写《清国行政

法》。本文引用的《会典事例》基本上是�%冈编订的《钦定大清会典事

例》(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新文丰出版公司 , 1976 年 )。

(土居智典 ,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东洋史学科博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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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田 赋 地 丁 看 晚 清 奏 销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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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吕海寰出使荷兰及保护华侨二三事

刘 超 王晓秋

^ 【内容提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中国出使德国兼荷兰钦差

大臣吕海寰在与荷兰政府为数不多的交往活动中 ,积极保护荷属

南洋各岛华侨 ,主动促进中荷两国友好 ,尽力为中华民族争取利

益 ,体现了一位晚清爱国外交官的风范。

吕海寰 (1842—1927)字镜宇 ,又字镜如 , 号敬舆 ,又号又伯 , 晚年自

号惺斋 ,山东省莱州府掖县 (今莱州市 ) 人 , 曾任清朝工部、兵部和外务

部尚书 ,历任商约大臣、会办税务大臣和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等 , 是中国

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 也是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之一。在

1897—1901 年他担任出使德国兼荷兰钦差大臣四年时间里 ,中国历史

上发生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 中外关系史上也经历了德国强行租

借胶澳、八国联军侵华等重大事件。在与荷兰政府为数不多的交往活

动中 ,吕海寰坚持“不随不激 ,矢志矢慎”① ,意志坚定 , 积极保护荷属南

① 国家图书馆馆藏写本《吕海寰奏折 : 到达柏林上任视事折》。

300

洋各岛华侨;不卑不亢 ,主动促进中荷两国友好 ,尽力为中华民族争取

利益 ,体现了一位晚清爱国外交官的风范。但是 , 吕海寰的生平事迹 ,

过去很少有人介绍和研究 ,鲜为人知。晚清中荷关系史也很少有论文

涉及。本文主要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吕海寰杂抄奏稿》(稿本 )以

及国家图书馆馆藏《吕海寰奏稿》(写本 )等珍贵史料 , 就吕海寰出使荷

兰期间的有关活动略作论述。

一

1897 年 6 月 23 日 ,吕海寰被清廷任命为出使德国、荷兰钦差大臣。

7 月 , 清政府批准他回山东老家省墓 ,同时备办行装。就在吕海寰准备

出发的时刻 ,中德关系突然出现了紧张局势。11 月 1 日山东曹州府发

生了巨野教案。教案发生后 , 德国力图扩大事态 , 乘机实现其侵略计

划。是月中旬 ,德皇威廉二世即命令远东舰队司令狄特立克斯 ( Ottovon

Diederichs)率“德皇”号等三艘巡洋舰开往胶州湾 ,占据青岛 ,“声言沿海

各岛全行驻守 ,即日归其收税”① , 宣布占领胶州湾及其附近一切海岛

与属地。稍后 ,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又率领军舰数艘来华 ,继续向

清政府施加压力。对于德军“占据要隘 ,迫逐防军”,清廷感到既“无理

可讲 , (也)无法可挡”, 先是饬令山东防军“稳慎防守 , 不准妄动”。② 接

着又谕令当地守军章高元部“调扎烟台”③ ,被迫承认了德军强占胶州

湾的既成事实。

在这种紧张形势下 ,总理衙门总办章京舒春舫致电吕海寰说“德酋

①

②

③ 同上书 , 第 968 页。

同上书 , 第 961—962 页。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吕海寰杂抄奏稿》,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第 9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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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秋

晚 清 吕 海 寰 出 使 荷 兰 及 保 护 华 侨 二 三 事

301

不讲情理 , 现在尚无转圜。行期未便更改 , 瀛眷应否同行难遥度”①。

亲友和随员们出于关心 ,或劝其缓行 , 或劝其是否将眷属留在国内 , 以

避其锋。吕海寰则表示:“我奉皇帝谕旨出使 ,生死不移 ,有何可虑 ? 不

但我去 ,还要带亲丁② 眷属同去 , 以示我不避艰险和中德决无失和之

意。”③ 他向光绪帝表示 :“时事艰难 ,敢忘樽俎折冲之志 ;天恩高厚 , 倍

增犬马恋阏之忱。”于是 ,吕海寰毅然决定携带家眷 ,率领随员、学生等

人按时出洋 ,踏上“驰沧波于万里 , 驻异域以三年”④ 的出使征途。清

廷补授他为内阁侍读学士⑤ , 以资鼓励。

吕海寰一行于 1897 年 12 月 3 日乘德国公司轮船“巴宴”号从上海

出发 ,途经香港、新加坡等地 , 穿越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 , 于

1898 年初抵达意大利北部港口折奴阿城 (今热那亚 ) , 然后乘火车抵达

德国首都柏林 , 1898年 1 月 7 日在公使馆正式接任视事。他在上任后

向清政府递交的第一份奏折中写道:“伏念臣行人初任 ,专对未娴。持

节征途 ,抱无裨时艰之愧 ;张鰐出境 ,常怀不辱君命之恩。惧鳌戴之难

胜 , 策驽马而自励。臣惟有不随不激 ,矢志矢慎。庶勉竭乎愚蒙 , 冀稍

酬夫高厚。”⑥ 可以看出 , 吕海寰十分看重驻外使节的地位和作用 , 决

心尽职尽责 ,做一位既忠于清朝政府 ,又对国家和中华民族有贡献的外

交官。

清政府在 1874 年禁止贩卖华工的苦力贸易后即采取积极态度来

保护华侨。到 1893 年 , 清政府废除移民法令 , 产生了新的保侨政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国家图书馆馆藏写本《吕海寰奏折 : 到达柏林上任视事折》。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吕海寰杂抄奏稿》,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第 966 页。

国家图书馆馆藏写本《吕海寰奏折 : 报告放洋日期折》。

参见李石孙著《吕海寰的一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35 期 ,第 122 页。

“亲丁”为中国北方方言 ,意为亲人。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吕海寰杂抄奏稿》,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第 965 页。

302

此后 , 清政府和中国外交官更为积极地保护海外华人和归国华侨。①

吕海寰早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时 , 即对南洋华工的凄惨境遇有

所了解。光绪二十三年钦承简命出使德荷两国之后 , 更是时时以此事

为念。1897年 12 月 ,吕海寰西渡时途经新加坡。当时中国驻新加坡总

领事、候选道张振勋曾过船谒见。由于张氏比较熟悉南洋各岛情形 ,吕

海寰曾向其打听侨寓荷属噶罗巴 (今印尼雅加达及爪哇岛 )等处之华民

的情况 ,并着重询问了荷兰官方对待华侨的态度。当时中国人称荷兰

为和兰或和国。张振勋告诉他:“和国国家尚无恶意。惟噶罗巴等处之

地方官擅立苛政 ,待我侨寓之华民奴隶不如 ,不与各国人一律看待。华

民独受凌虐 ,皆因中国未设立领事之故。”② 等等。

后来 ,吕海寰还全面考察了荷属南洋各岛华侨的历史和现状。他

在 1901 年 12 月上光绪帝的奏折中说:“窃查和兰南洋各岛 , 开埠最早 ,

华民之往彼谋生者亦最夥。而噶罗巴一岛 , 尤为荟萃之区 ,其属有三十

余府。寄居之华民 , 不下六十万人。”荷兰殖民当局对待寄居之华民 ,

“初尚优待 ,后因迫令入籍 ,遂致鼓噪被戕者几及十万人。”厥后 ,荷兰殖

民当局设立了“玛腰”、“甲必丹”、“雷珍兰”等名目管理华民。荷兰殖民

当局往往“以华人之生长于此者充之。该玛腰等仰承和官鼻息 ,初不过

承命行事 ,继且擅作威福 ,甘为厉阶。设禁敛钱 ,无所不至。种种不法 ,

皆玛腰等主之。”吕海寰愤怒地指出:“和官以中国之人欺中国之民 , 可

谓丧心昧良。”

接着 ,他历数荷属南洋各岛华侨备受虐待的凄惨境遇: (1)居乡不

能 ,平日产业被占。华人若赴各乡营生 ,“和官批准即可”。后来“忽下

不许华民居乡之例 ,限二十四点钟 , 立将生意产业贱售于土番。逾期则

罚银 ,后仍行逐出 ,将平日之产业 ,片刻即消归乌有”。 (2)万里谋生 ,无

①

② 国家图书馆馆藏写本《吕海寰奏折 : 为和兰侨寓华民亟宜设法保护添派领事以安生

计折》。

参见 (澳大利亚 )颜清湟著《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 : 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

(1851—1911)》, 粟明鲜、贺跃夫译 , 姚楠校订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0 年版 , 第 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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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清 吕 海 寰 出 使 荷 兰 及 保 护 华 侨 二 三 事

303

辜被刑遭逐。华人“凡登岸者 ,无论有无凭照⋯⋯ (全部 )用绳圈一处 ,

挨为查点。”“若新客 , 则⋯⋯带入玛腰公馆 , 逼令映像”。凡无人担保

者 , 则被“带至地方官衙门 , 上镣刑具 , 嗣有轮船 , 再驱出境”。 ( 3)华人

贸易 ,路票、印花繁苛。“华人在此贸易 , 必须先由此领一路票 ,除使费

不计外 ,应交纳印花银若干。如一日到三处五处贸易 ,则两头缴费 , 亦

须三次五次。万一挂漏 ,查出后 ,从重加罚 ,必使其亏本而后已。”(4)遇

有词讼 ,费多罪重负屈。“华人遇有词讼之事 ,审费照西人至多之例核

算 , 科罪又照土番至重之例办理。纵令理可得直 ,而追回银数往往不敷

状师之费 ,因此含冤负屈者不可胜计”。( 5)家资产业 , 妻儿不得继承。

当初华侨自发设立公所由华人经理。华侨遗产“必嗣其子孙前来领

取⋯⋯今则权归和政府”,而荷兰殖民当局规定“华人经商和属地 ,所有

家资产业 ,虽妻子儿女不得私相授受。如遇身故者 ,资产即归入公所”。

(6)遭卖种菸 (即烟草 ) , 禁锢形同奴隶。“华人在日里地方承种菸叶 ,

(被贩卖的华工 )强壮者身价五六十元或八九十元不等 ,少弱者或三四

十元⋯⋯入园后不准擅自出入⋯⋯ (还要 )克扣工资 ,盘剥重利⋯⋯工

人莫不垂头丧志 , 忍气吞声 , 呼吁无门。且⋯⋯各国人民皆得购地种

菸 ,独华人不能”。 (7) 锡矿华工 , 凄苦还遭凌辱。“班客地方华人在锡

矿各厂作工 ,苦不可言。矿厂大半在山洼⋯⋯华工日在水中⋯⋯天气

炎热异常 ,时症不息 ,死者枕籍。厂主开设店铺 , 逼勒华工在此购买什

物 , 质极劣 , 价值极昂 ,所得蝇利 ,日用不敷 ,偶有急需 ,支借工资。按月

纳息 ,支借一两 ,纳五钱。故若辈虽勤 ,不免粝食”。华工虽然“素循规

矩”,但“激愤已久”,亦不时反抗。①

吕海寰对“华民侨寓殊方 ,时受苛虐 ,远离乡井 ,无可告诉”的状况

“深勘悯恻”② ,并由此萌生了寻找解决荷属噶罗巴等地华侨问题的强

烈愿望。在吕海寰使荷任内 ,寓居东南亚荷兰属地华侨问题成了中荷

①

② 国家图书馆馆藏写本《吕海寰奏折 : 派员赴南洋各岛晓谕侨民勿听谣惑折》。

国家图书馆馆藏写本《吕海寰奏折 : 为和兰侨寓华民亟宜设法保护添派领事以安生

计折》。

304

外交交涉的主要问题之一。致力保护华侨也成为吕海寰以后从事外交

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

吕海寰上任后 , 根据旅荷华商的密禀 ,经过深入调查和思考 , 很快

形成了设立领事以保护华侨的主张 ,并主动同荷兰政府进行外交斡旋。

吕海寰的这些思考和活动集中反映在 1901 年 12 月 8 日上奏光绪帝的

奏折① 中 ,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

首先 , 吕海寰奏折中已经明确认识到中国未能设立领事是造成寓

居荷兰属地华侨境遇悲惨的关键因素。

吕海寰在分析造成华侨遭到“杀戮之惨 , 暗无天日。苛政繁兴 , 种

种凌虐 ,擢发难数”的原因时 ,认为“推原其故 ,以中国未经设立领事以

保卫之也”。他充分肯定“前任出使大臣薛福成、许景澄等 ,迭经函商总

理衙门暨北洋大臣、两广总督筹商保护之法 , 均以设立领事为最要关

键”的看法。由于“中国与各国订立通商条约 ,当时未悉洋情 , 又视设立

领事为无足轻重。故约内只载各国可于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 , 未

载中国可在各国口岸设立领事明文。以致中国欲在各口岸添设领事 ,

无不多方阻止”。可谓一针见血。从设立领事的历史看 , 虽然“俄续约

有中国欲在俄罗斯京城或别处设立领事官 ,亦听中国之便。德续约有

凡德国各处准各国领事官驻扎者 ,中国亦可派员驻扎。中法越南条约

有中国可在河内、海防二处设立领事官”等规定 ,但是至今仍未能设立。

只是在与秘鲁、巴西、日本、墨西哥等国签订的条约中 , 有“彼此均可设

立领事”一款。“中国业已择要举行”。1887 年 ,两广总督臣张之洞曾派

员借查访商务为名 , 考察苛待华民的实际情况。当时“和廷颇蒙疑忌”。

① 国家图书馆馆藏写本《吕海寰奏折 : 为和兰侨寓华民亟宜设法保护添派领事以安生

计折》。本部分凡属该奏折中的引文不再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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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清 吕 海 寰 出 使 荷 兰 及 保 护 华 侨 二 三 事

305

后经许景澄力为剖白 ,荷兰政府才勉强答应。显然 ,荷兰政府对“领事

之设颇不乐从”。由于中国与荷兰所订的条约中没有声明“互设领事”

一条。荷兰外交部即以此为理由 ,千方百计加以阻挠。所以 , 关于在荷

属噶罗巴各岛添设领事一事 ,虽屡议而未成。

其次 , 吕海寰在奏折中详细叙述了与荷兰政府关于设立领事谈判

极尽曲折的过程。

吕海寰看到寓居南洋各岛的华民华侨 , 平日已经不胜其苦 ,再加上

“遭受任意陵虐 ,与古巴之夏湾拿招工同一惨忍”。认为“领事之设 , 断

难再缓”。于是 ,他与荷兰外交大臣璞福“再三申论 ,并译录商禀及新报

苛待情形 ,详细述之”。同时 ,备文照会 ,“请其允设领事 ,以保我侨民生

计”。荷兰外交部先是“以事属藩部 , 不能作主”为借口 , 并谎称华工在

彼处相安已久 ,决无苛待事情。继又以设立领事 , 必须先立专约 , 才能

商办。百般延宕。经过反复据理力争 ,荷兰外交部“始允商之藩部 , 派

员往查 ,再为徐议”。吕海寰听说荷兰“藩部派香港总领事德罗在信前

往查看”,曾致函该德罗在信本人 ,请其相助。但是 ,许久无回信。遂再

“迭函催和外部速复”。荷兰外交部在延缓数月后 , 迟至 1900 年春才有

复文。璞福在照复中称:“华民禀诉各节多有不实不尽之处。凡各国设

立领事 ,应管分内之事 ,稽查本国商务。至词讼等事 , 不能径达国家 ,须

由驻和使臣与和政府商办 ,各领事无干预之权。华民首领虽有协理地

方之责 ,向由该处总督自行选派。现藩部所查 ,各处寓居华人共四十七

万余人 ,且大半已入和籍。查雅瓦地方所有华民入和籍者 ,较之不入和

籍华民多至十倍。”对此 , 吕海寰立即照会荷兰外交部。指出:“华民流

寓和属南洋各岛 , 挟巨资为商者 , 固不乏其人; 而穷无所依 , 游手好闲

者 ,亦在所多有。若设领事在彼 , 亦可随时弹压排解 ,不致贻地方以隐

患 , 与和属亦属有益。新加坡、小吕宋等地处 ,中国早经设有领事。即

和属噶罗巴一岛而论 ,欧美各大国无不设有领事 ,而中国尚未设立。中

国在别处已设有领事 ,而和属尚在阙如。且和国既准别国设立领事 ,亦

应准中国设立。况中国早经准和国在中国设立。揆诸施报之偿 , 似不

应拒绝中国。况中与和通商最早 ,修好已数百年。若不准中国在和属

306

设立领事 ,按之公法 ,殊欠平允。若准中国在噶罗巴一带设立领事 , 自

应按照各国通例 ,适如其领事之分际而行。”可谓义正词严 ,情切理直。

吕海寰虽然反复辩论 , 荷兰政府仍是一味拖延。1900 年夏初 , 吕海寰

曾设想抓住荷兰政府“复文内并无不准设立字样”,“专赴和都”,希望借

助与璞福的私人关系“再行面商”荷兰外交部。并打算先派员游历 , 以

专查商务为名 ,待“查复得实 ,彼自无可置喙。而后领事之设可成”。不

料五月以后 ,变故迭出 ,彼此隔阂 ,事遂中止。到《辛丑条约》签订后 ,璞

福已经退休 ,而新任外交大臣尚未接触 ,吕海寰也奉命内渡。这样 , 中

荷关于设立领事的外交谈判在初露眉目的情况下最终归于夭折。

在奏折的最后 , 吕海寰积极建议清廷内外大臣通力合筹 ,促成领事

设立 ,共同探求切实保护荷属南洋各岛华侨的办法。

吕海寰指出:“我国国家保赤为怀”, 即政府有保护本国侨民的义

务。现在侨寓荷属华侨“既受苛虐 , 亟应设法保护 , 以救此无告之穷

民”。而“保护之法 ,非先设领事 ,无从下手”。荷属岛屿林立 ,应设领事

之处有七个 :噶罗巴、三宝珑、泗里歪、望加锡、勿里洞、日里和文岛。为

今之计 ,可先在噶罗巴一岛设立总领事一员。“必须宽筹经费 , 又必择

清廉公正者⋯⋯方能声势联络 ,与事有济。”关于经费问题 ,吕海寰认为

可以仿照新加坡章程办理 , 一年不过万余金。现在朝廷国帑虽绌 ,似乎

区区之数尚不难筹。或令闽广督抚另筹专款。他看到华民流寓于荷属

南洋各岛者六十余万人 ,徒受荷兰人苛虐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列举侨

寓南洋各岛之华民因近来中国水旱遍灾、踊跃捐款、急公好义、心系国

家的事实动之以情 ,引用泰西各国皆一向重视设立领事、保护侨民、发

展商务、搜集情报的做法晓之以理。反复说明设立领事“有关于商务大

局 , 实非浅鲜”。建议趁现在与各国重订商约之机 ,“正可及时预为声

明 , 凡各国通商口岸及各岛屿华民华工萃集之处 , 中国查看情形 ,随时

均可商设领事”。一面与荷兰驻京使臣商量 ,增入中国可在噶罗巴等处

设立领事之条;一面由出使荷兰大臣与其外交部妥议办法。通过内外

通力合筹 , 使“彼见我志已坚 , 当可就我范围 , 而侨寓华氓远被圣泽 , 其

欢欣鼓舞 ,有非可以言语形容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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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清 吕 海 寰 出 使 荷 兰 及 保 护 华 侨 二 三 事

307

吕海寰以后在主持修订商约的过程中 ,亦致力于保护华侨的外交

磋商活动。后来 ,中荷双方曾因华侨问题进行长期的交涉 ,但在荷兰政

府的一再阻挠下 ,无法达成协议 ,致使清朝政府迟迟不能把领事官派到

荷属南洋各岛去。

三

加强中荷友谊 ,促进两国友好也是吕海寰使荷期间的重要活动内

容之一。

身兼德荷两国出使任务的吕海寰外交事务殷繁。由于德国将侵略

矛头指向中国 ,中荷外交事务相对较少 ,吕氏遂将主要精力用于中德交

涉方面。在刚接受驻德荷使篆时 ,“适值胶事纠葛 , (与 ) 总理衙门函电

往来频繁 , (并)迭与德外部商榷辩论”① ,无暇他顾。1898 年 4 月 12 日 ,

在胶案议结 ,诸事部署就绪后 ,方得时间由德国前往荷兰。

1898 年 4 月 20日 ,吕海寰向清政府详细报告了初次见到荷兰国王

呈递国书的情况。他在奏折中说:“ (光绪二十四年 )三月二十日由德乘

坐火车驰赴和都。次日往拜外部。旋于二十二日酉正谒见和主。届时

派有礼官备朝车来迎。臣带同参赞洋员金楷理前赴和宫 ,恭捧国书 ,敬

谨呈递。向例不具颂词 ,但宣达朝廷德意并遣使修好之忱。和太后与

君主鞠躬肃立祗受 ,亦以两国通问最早 , 情意素洽 , 此后邦交当益敦睦

为言。旋即礼成而退。”②吕海寰在第一次见到荷兰国王时 , 致以友好

问候和中荷修好的诚意 ,赢得了年轻的荷兰国王的好感 ,营造了以后发

展中荷外交关系的良好氛围。他本人也受到了荷兰国王及外交部官员

的尊重 ,并建立了与荷兰外交大臣璞福的私人友谊。

吕海寰认为荷兰“向无使馆交涉事件 , 远逊德国之烦”。德荷领土

① ② 国家图书馆馆藏写本《吕海寰奏折 : 由德至和呈递国书情形折》。

308

相接 ,为“唇齿邻邦 , 相距不远”① ,“倘若有事 , 而轮车迅疾”, 自德国至

荷兰 ,“可谓朝发夕至”②。加上在德厂订造的穹甲等三舰即将运华 , 必

须亲赴海口试验速率等事宜 ,吕海寰在荷兰仅停留三天 ,便匆忙返回德

国柏林任所。在回到柏林的当天 , 吕海寰立即向总理衙门通报了荷兰

政府将于 1898 年 9 月举行国王亲政加冕典礼的消息。同时 ,转达了荷

兰外交部关于各国“贺书外另有遣使通问新君国书 ,应一并递”的要求 ,

请示清政府尽快将“颁通问书并贺亲政书”寄到柏林中国公使馆③。清

政府对于发展中荷友好关系也很重视 ,按照荷兰政府要求认真准备有

关外交文件并于 7 月 20 日寄到了德国。

在百日维新中 , 吕海寰曾上密折献计 ,积极支持变法。1898 年 8 月

28日 ,吕海寰率同参赞洋员金楷理 , 随员吴廷华由柏林乘坐火车驰赴

荷兰。翌日行抵荷兰都城。30 日早晨 , 将“通问国书一道”“谨交外部

接收”。下午六点左右 ,吕海寰带同参赞金楷理恭捧致贺亲政加冕国书

两道前赴和宫 ,看到各国公使亦均齐集。在“和国太后偕和主出见”时 ,

吕海寰“行鞠躬礼 ,敬谨呈递。和主肃容祗受。称蒙皇上笃念邦交 , 特

加赐贺 ,情文周挚 , 钦感实深”。④ 他在颂词中强调“慎固邦交 , 永敦睦

谊”⑤ ,着重申述清政府发展中荷两国友谊的良好意愿。他在奏折中

说:“二十一日(1898年 9 月 6 日 )为和主加冕之期 , 和主专备轮车迎观

典礼。凡各国公使及和国大小臣工、上下议院各绅士 ,男女不下三千余

人在阿姆斯达姆旧都大礼拜堂肃然静候。午初 ,和太后与君主临幸该

堂 ,行加冕礼。和主先诵敕文一道 ,大致不外承缵天床 ,恪遵成宪 ,保民

卫国 ,常臻康乐之词。和国事权向系君民共主 ,故和君主于是日指天矢

誓:凡事当体恤民隐 ,共保升平。众议院绅士约有百余人 ,亦逐一免冠 ,

①

②

③

④

⑤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吕海寰杂抄奏稿》,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第 1115 页。

国家图书馆馆藏写本《吕海寰奏折 : 祝贺和主亲政加冕情形折》。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吕海寰杂抄奏稿》,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第 1115 页。

国家图书馆馆藏写本《吕海寰奏折 : 由德至和呈递国书情形折》。

国家图书馆馆藏写本《吕海寰奏折 : 祝贺和主亲政加冕情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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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刘超

王晓秋

晚 清 吕 海 寰 出 使 荷 兰 及 保 护 华 侨 二 三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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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矢誓言 ,以明各相保护之意。誓竟 , 皆忭舞欢呼 , 其声雷动。礼毕。

和太后与和主还宫 ,始各退散。是夕 , 张筵宫中 , 极为盛集。”① 由此可

见 ,吕海寰对荷兰的君主立宪政体大加赞赏 ,并将荷兰国王加冕典礼的

盛况向清政府作了详细汇报。吕海寰对国内的维新运动满怀希望 , 益

充分利用此次机会 , 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在亲政典礼结束后 ,仍“稽候

多时”,“半月之间 ,�1敦周旋⋯⋯凡诵经听乐及一切宴会 ,皆躬于其间 ,

以示联络。”因为考虑到“德馆交涉事重 , 未敢久羁”,于 9 月 14 日才兴

犹未尽地“遄返柏林”②。临行前 ,吕海寰电告总署“十五日在和已递国

书 , 顷回德再报”③。就在同一天 ,光绪帝赐给杨锐等人一道密诏 ,谕以

危机四伏 ,速筹良策 ,其愁苦忧郁之情跃然纸上。9 月 21 日慈禧太后

就发动了扼杀百日维新的政变。

1899 年 3 月 19日 ,吕海寰在巴黎接到总理衙门转来清政府答复荷

兰君主国书一道。当时 ,吕海寰正在查办驻法使馆发生的命案 ,“未能

即往。迨返德后 ,旋又商议山东交涉各案。与德外部辩论 ,往返迁延数

月。而和兰适举弭兵会 ,各国荟萃彼都群居集议。和主酬酢殷繁 ,不遑

将处。迨弭兵会蒇事 ,和主往各国游历 ,辗转稽延 ,倏逾半载。”④ 直到

12 月 7 日才将国书呈递荷兰君主。1901 年春 ,荷兰政府举行国王成婚

大典。吕海寰曾代表清政府先期致电祝贺。然而 ,荷兰政府以“欧亚和

局虽以开议 ,尚无头绪”为词婉言拒绝中国使者参加成婚大典 ,加上“北

京公约事关紧要 ,全权大臣时有电音 , 嘱向德外部商探 ,亦未便远离柏

林 ,以期接洽”⑤ 等原因 ,吕海寰只得将清廷祝贺谕旨邮寄荷兰外交大

臣璞福代为呈递。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八国联军侵华后中国驻外使节

的尴尬和清政府在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处境的艰难。

①

③

④

⑤ 国家图书馆馆藏写本《吕海寰奏折 : 和兰君主成婚敬谨遵录谕旨邮寄和外部大臣请

为代递片》。

国家图书馆馆藏写本《吕海寰奏折 : 由德至和呈递国书及旋归德国情形折》。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吕海寰杂抄奏稿》,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第 1224 页。

② 国家图书馆馆藏写本《吕海寰奏折 : 祝贺和主亲政加冕情形折》。

310

综上所述 ,吕海寰从忠于清廷出发 , 积极发展中荷两国关系 , 对发

展近代中荷两国友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同荷兰政府的交往

中 ,吕海寰“不随不激 , 矢志矢慎”,意志坚定 ,不卑不亢 ,不仅保持了民

族气节 ,而且表现出晚清外交官的气度和风范 ,从而赢得了与其接触的

荷兰政府官员的尊重。同时 ,他同情东南亚华侨的艰难处境 ,积极寻求

办法 ,以保护荷属华侨为己任 , 屡次与荷兰政府交涉的行为和精神 , 也

为东南亚华侨所敬仰。当然 ,吕海寰在外交活动中所遇到的尴尬是由

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强盗行径和清政府的软弱无能造成的 , 而不能归咎

于吕海寰个人。

(刘超 ,宿州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王晓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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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清 吕 海 寰 出 使 荷 兰 及 保 护 华 侨 二 三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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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我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创立

房 列 曙

\ 【内容提要】 孙中山吸收我国科举考试的有益成分 , 借鉴西

方的文官考试制度 ,创立了以考试权独立为主要内容的文官考试

思想。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广州政府时期 , 先后规划和公布了有关

文官考试的法规法令 , 使考试院的设立和文官考试的种类、资格、

科目、内容以及文官的任用等制度化。这些制度 ,不少重要内容后

来为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所沿用。孙中山完成了由科举考试

制度到文官考试制度的对接 ,其贡献是划时代的。

“文官”一词 ,《后汉书·礼仪志》中就有“立春 ,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文

官”的记载。在中国古代 , 文官与武官是相对的。文官指除皇帝“军官

以外的官员”。英国是最早形成文官系统的西方国家 ,“文官”一词最早

出现于 1855 年《诺斯科———屈维廉报告》中 ,由英文 Civil Servant或 Civil

Service 转变而来 ,原意为“文职服务人员”或“公务员”。文官指事务官 ,

即脱离政治争斗影响 ,担任实际行政事务的可永久任职的工作人员。

半个多世纪以来 ,研究孙中山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 ,但对其创立我

312

国近代文官考试的思想 ,制定我国近代文官考试的法规的研究却论之

甚少 ,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又十分重要。

我国文官考试制度是在科举考试制度废除以后建立的。自隋朝确

立的科举制度在我国实行了约 1300 年。由于科举的首要功能是选拔

国家后备官员 ,在科举制度废除的一段时间里 ,我国一直未能重新建立

起公开、刚性和程序化的选官制度 ,当时我国官员选拔制度甚至倒退到

科举以前诸形态 ,废科举这项巨大的社会工程 ,由于操作衔接环节的失

误导致政府的效绩下降 ,直到孙中山创建近代文官考试制度 ,这一文官

选任制度的真空才得到填充。孙中山划时代的贡献之一 , 是完成了从

科举考试到文官考试的对接。因此 ,研究这一课题 , 是研究孙中山的一

个重要方面 ;同时 ,对今天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完善可资借鉴。

一、文官考试制度形成的历史依据

(一 ) 中国考试制度的传承

孙中山文官考试制度形成的依据 , 是对我国考试制度的传承。他

说“我们中国有个古法 ,那个古法就是考试”。“考试本是中国一个很好

底制度”,“举行考试底时候 , 将门都关上 ,认真得很 ,关节通不来 ,人情

讲不来 ,看看何等郑重”。①“无论平民贵族 ,一经考试合格 , 即可作官 ,

备位卿相 ,亦不为僭。”② 又说:“中国虽乞丐之子 , 凭考试取功名 ,实平

等已极。”③ 孙中山在这里所说的“平等”, 当然不是指平民子弟“平等”

①

②

③ 《宴请国会及省议会议员时的演说》(1918 年 2 月 7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4 卷 , 第 332

页 , 中华书局 , 1985 年版。

《在杭州陆军同袍社公宴会上的演说》(1916 年 8 月 18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3 卷 , 第

346—347 页 , 中华书局 , 1984 年版。

《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 1921 年 4 月 4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5 卷 , 第 493 页 , 中华

书局 , 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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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中 山 与 我 国 近 代 文 官 考 试 制 度 的 创 立

313

地受到教育 ,而是指在统一的知识标准下 ,科举制毕竟为庶民子弟的入

仕提供了可能。他总结了我国科举制度的成功与缺陷后 , 认为考试过

程不是由皇帝一人垄断 ,考试权独立 ,“是中国的良制”。

孙中山认为: 我国历史上考试制度的国际影响与地位是十分明显

的。他在考察欧美各国考试制度后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

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 , 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

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 ,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① 孙中山

先生的论述是非常正确的。据记载 ,早在唐中宗时期 ,日本建立了模仿

唐代的考试选官制度。16世纪以后 ,我国的考试制度愈来愈受到世界

的注目 ,在不到 300 年的时间里 ,西方国家仅用英文出版的介绍中国科

举制度的书就达 70 余种 ,中国传统考试经验的广泛流传 , 为近代欧美

各国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有益的蓝本。历史事实正是如此。当我

国实行“察举”的时期 ,欧洲还处在野蛮落后的奴隶制阶段 ,尚不知考试

为何物;当我国科举制已实行一千多年时 , 欧洲在用人方面还在搞“个

人瞻询”与“政党分肥”。我国考试制度的西渐 , 使西方的任官制度、教

育制度为之一新。英国文官制度的创建人诺斯科特和杜维廉两人都对

中国科举制心仪很久 ,他们在 19 世纪 50年代提出并在英国实行的“公

开竞争———公平考试”的文官选拔制度 ,就是从中国学过去的。

孙中山对我国科举制度的废除是有独到见解的。1905 年废除科

举制度时的理由很多 ,但主要理由是“科举一日不废 , 即学校一日不能

大兴”。② 对于科举制度废除的原因 , 目前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但

孙中山当时就说“往年罢废科举 ,未免因噎废食 ,其实考试之法极良 ,不

过当日考试之材料不良也”。③ 并在 1906 年就提出了建立以考试权独

立为核心的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思想 ,是难能可贵的。

①

②

③ 《宴请国会及省议会议员时的演说》(1918 年 2 月 7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4 卷 , 第 332

页。

以上引文均见杨学为等《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黄山书社 , 1992 年 , 第 428 页。

《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 1921 年 4 月 4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5 卷 , 第 511 页。

314

(二 ) 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借鉴

孙中山文官考试制度形成的另一依据 ,是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

借鉴。他自 12 岁开始就在檀香山、香港等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 ,

前后达 14 年之久。投身革命后 ,又由于初期革命活动所造成的赫赫名

声 ,使他不能在国内立足 ,被迫飘洋过海 , 在国外研读了大量西方的书

籍 ,实地考察了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 , 长期的海外革命生

涯 , 使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深入地研究 ,并获益匪浅。

他总结了西方的人才选拔制度 ,对选举制、委任制和考试制度的利

弊作了认真地比较 , 批评了西方的选举制和委任制度。他说 :“美国官

吏有由选举得来的 ,有由委任得来的。从前本无考试制度 ,所以无论是

选举、是委任 ,皆有狠大的流弊。就选举上说 ,那些略有口才的人 ,便去

巴结国民 ,运动选举 ;那些学问思想高尚的人 ,反都因讷于口才 ,没有人

去物色他。”“就委任上说 ,凡是委任官都是跟着大统领进退。美国共和

党、民主党向来是迭相兴废 ,遇着换了大统领 ,由内阁至邮政局长不下

六七万人 ,同时俱换。所以美国政治腐败散漫 ,是各国所没有的。这样

看来 ,都是考选制度不发达的原故。考选本是中国始创的 ,可惜那制度

不好 ,却被外国学去 ,改良之后成了美制。英国首先仿行考选制度 , 美

国也渐取法 ,大凡下级官吏 , 必要考试合格 ,方得委任。自从行了此制 ,

美国政治方有起色。但是他只能用于下级官吏 ,并且考选之权仍然在

行政部之下 ,虽少有补救 ,也是不完全的。”① 他又说:“余游欧美 ,深究

其政治、法律之得失 ,知选举之弊 ,决不可无以救之。而中国相传考试

之制 ,纠察之制 ,实有其精义 , 足以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 ,故主张以考

试、纠察二权 ,与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并立 ,合为五权宪法。”②

孙中山了解 ,欧美也有人觉得三权分立有弊端 , 主张在三权分立的

①

② 《中国革命史》( 1923 年 1 月 29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7 卷 , 第 61 页 , 中华书局 , 1985 年

版。

《在东京 [民报 ] 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 1906 年 12 月 2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 , 第 330—331 页 , 中华书局 , 198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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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中 山 与 我 国 近 代 文 官 考 试 制 度 的 创 立

315

基础上 ,加上弹劾权和考试权。他说 :“美国哥伦比亚之希斯洛 ,尝主张

加一弹劾权 ,而为四权并立。丁韪良氏亦谓美国如用考试方法 ,选举流

弊当可减少。可见此五权分立之主张 ,非予个人之私见矣。”①

(三 ) 文官考试思想的创立

孙中山文官考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石 ,是源于他自己的文官考试

思想。它包括三个方面:

1 . 考试权独立

所谓考试权独立 ,就是把考试权提高到与司法、立法、行政权同等

重要的地位 ,这是文官考试思想的核心。1906 年 , 孙中山在西方资产

阶级三权分立制度基础上 , 把我国历史上有的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分

立出“固有的”来 ,创建破天荒的政体 ,成为五权分立制度。他说:“考选

制和纠察制是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足为近世各国模范”,“足以

救三权鼎立之弊”② ,“我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

度”,“要通过考试制度来挑选国家人才。我期望能根据这种办法 ,最严

密、最公平地选拔人才 , 使优秀人士掌握国务”。③“将来中华民国宪

法 ,必要设独立机关 ,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 ,定了他的资格 ,

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 ,必须合格之人 ,方得有效。”④

考试院是文官考试的组织机构 ,它的设立 ,是考试权独立的重要标

志。早在孙中山亲自起草的《中华革命党总章》里 , 就规定了考试院的

职权。⑤ 1924 年 8 月 , 孙中山又提出中央设考试院 , 直隶于大元帅府 ,

①

②

③

④

⑤ 考试院职掌 : 一、考验党员才干而定其任事资格 ; 二、调查职员事功而定其勋绩 ; 三、

筹备考试院之组织。《中华革命党总章》(1914 年 7 月 8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3 卷 , 第

101 页。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 1906 年 12 月 2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 , 第 330—331 页。

《与该鲁学尼等的谈话》(1906 年 11 月 15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 ,第 319—320 页。

《在杭州陆军同袍社公宴会上的演说》(1916 年 8 月 18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3 卷 , 第

346—347 页。

《在沪金星公司等欢送两院议员会上的演说》( 1916 年 7 月 20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3

卷 , 第 332 页。

316

与行政权分离独立以及各省设考试分院的思想。

2 . 德才兼备

有才有德是孙中山选拔文官的标准。他说:“当议员或官吏的人 ,

必定是要有才、有德 ,或者有甚么能干 ,才能胜任愉快的。如果没有才、

没有德、又没有甚么能干 ,单靠有钱来做议员或官吏 , 那末将来所做的

成绩 ,便不问可知了。”①

所谓才是指各类专门人才。他视人才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根

本;他总结历次革命无圆满成功的原因之一 ,是真正服膺革命的军事干

部人才过于缺乏 , 因此主张设中央陆军教导团 , 以培养军事干部人

才② ;他认为革命胜利后建设新国家更需要大批专门人才 ,进而号召革

命党人注意培养与网罗天下英才。

所谓德即政治标准。一是以救国救民为天职 ,“致死不变”, ③“当

国存与存 ,国亡与亡”。④ 二是为实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而奋斗 , 忠

于此“虽仇可友”; ⑤ 反之 ,其才能再大 ,也不予录用。三是官吏为人民

公仆。他形象地把国家政权比作一辆大汽车 ,人民是汽车的主人 ,政府

中的官吏则是替人民驾驶、修理汽车的司机 ,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官民关

系。他指出:“本大总统”和“其余文武百官”, 也都“是全国人民的公

仆”。⑥ 国民公仆应该一心一意“为国家 , 为人民 , 为社会 , 为世界服

务”,“牺牲生命亦所不惜”。⑦“一生一世 , 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 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 1924 年 6 月 16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10 卷 , 第

293 页。

《在岭南大学黄花岗纪念会的演说》( 1924 年 5 月 2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10 卷 , 第

156、157 页。

《在桂林军政学七十六团体欢迎会的演说》( 1921 年 12 月 7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6

卷 , 第 2 页 , 中华书局 , 1985 年版。

《复温树德函》( 1923 年 2 月 13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7 卷 , 第 113 页。

《在广东全省军警欢迎会上的演说》(1917 年 7 月 27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4 卷 , 第 126

页。

《批保定军校学生函》(1917 年 4—5 月 ) ,《孙中山全集》第 4 卷 ,第 38 页。

《给财政委员会的训令》(1924 年 4 月 24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10 卷 , 第 113、114 页 , 中

华书局 , 1986 年版。

《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附 :同题异文》(1921 年 4 月 4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5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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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中 山 与 我 国 近 代 文 官 考 试 制 度 的 创 立

317

不享有特权 ,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国民平等。

如何处理德与才的关系 ? 孙中山强调以德为首。他说 ,如果是一

位缺德的人 ,他的才能越大 ,他就越会用自己的才能 , 去夺取人家之利

益 , 渐而积成专制之阶级 ,生出政治上之不平等。如果是一位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的人 ,他可以用自己的才能 ,“谋他人的幸福”,“至到牺牲自己

亦乐而为之”。①

3 . 养之有道和任用有方

养之有道 ,即文官的培养在学校。孙中山说 ,“故为文官者 ,其途必

由仕学院 , 为武官者 , 其途必由武学堂 , 若其他 , 文学渊博者为士师 , 农

学熟悉者为农长 ,工程达练者为监工 , 商情谙习者为商董 , 皆就少年所

学而任其职。总之 ,凡学堂课此一业 , 则国家有此一官 ,幼而学者即壮

之所行 ,其学而优者则能仕。”② 为了推翻清政府 , 他把办学校培养军

官作为首要任务。他曾在檀香山、东京等地创办军事学校、政治讲习

所 ,体现了他“成立学校 ,作育真才”的思想 。③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 ,

他着力使当时处在停办状态的学校复学;主张建立现代的从幼稚园、小

学、中学到大学的普通教育体系;主张实行职业教育、加强社会教育、重

视女子教育、提倡义务教育、扩大留学教育、多渠道培养国家需要的各

类专门人才。

任用有方 ,是指任人惟贤、任用得法和厚俸养廉。

任人唯贤。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 , 广东都督的职位空缺。广

东部分绅士、商人及百姓联名举荐多次捐巨款支援革命起义、为民主革

命胜利作出很大贡献的他的大哥孙眉出任此职 , 并要求孙中山委任。

他致书广东各界团体予以劝阻 ,同时致电其兄孙眉说:“粤中有人议举

兄为都督 ,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质直过人 , 一入政界 , 将有相欺

以其方者。未登舞台 ,则众人属望 ,稍有失策 ,怨亦随生。为大局计 ,兄

①

②

③ 《致南洋同志函》(1917 年 2 月 20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4 卷 , 第 14 页。

《上李鸿章书》( 1894 年 6 月 )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 , 第 9—10 页。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1924 年 1—8 月 ) ,《孙中山全集》第 9 卷 , 第 298 页 ,中华书局 ,

1986 年版。

318

宜专就所长 ,专任一事 ,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 ,而不必当此大任。

且闻有欲用强力胁迫他人以举兄者 , 以此造因 , 必无良果 , 尤不可不避

也。”① 孙眉听其弟的劝告 ,未出任此职。

任用得法。南京临时政府根据孙中山的命令制订的《任官令草案》

对文官任用的资格和文官任用的方式作了具体的规定 ,这就是用人制

度化。他不主张以官赏功 ,主张“官惟其才 ,赏惟其功”,“断未有以官为

赏 ,论功授职者也”,要分清“任官与赏功之界限”, 设立一个专门机构 ,

奖赏有功之臣 ,“详订应赏应恤之条”, 由参议院“议决施行”。② 他主张

用人所长 ,并认为铁路管理局局长一职 ,“必须有专门学识并富于经验

之人 , 始能胜任愉快”, ③ 民国国史馆馆长逝世后 , 孙中山认为章太炎

硕学卓识 ,是继任馆长的最佳人选 , 他亲自向黎元洪总统推荐 ,“以待采

择”。④ 他主张“惟才能是称 , 不问其党其省也”。“如果与本党中求不

出相当人才”,那么就“非借党外之才不可”。⑤ 他主张用人要程序化 ,

邹鲁等人上书 ,要孙中山推荐广东省长 ,他说:“惟推荐省长 ,自以国会

及省会同人主张 ,乃足以示民意所存 ,文个人自未便电粤推荐。”⑥

厚俸养廉。他认为我国吏治败坏的原因之一 ,“在官俸微薄 , 地位

不稳 ,又无养老金。故幸而得志 , 则藉此机会拼命铲地皮”。“为官一

年 , 则尽一年之力以括削; 为官一月 ,则尽一月之力以括削; 故罢官以

后 , 无不满载而归”。要想廉政 ,可取法香港、澳门 ,“港澳官吏多为中国

人 , 然港澳吏治不见腐败 , 实因官俸厚 , 陟黜明 , 又服官十余年 , 则给以

养老费 ,有此保障 ,当然有良吏。”“何不取法港澳 ,人能我岂不能 ?”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在广东各界人士欢宴会的演说》( 1923 年 2 月 ) ,《孙中山全集》第 7 卷 , 第 151 页。又

见第 7 卷 ,第 206 页。

《复邹鲁、叶夏声函》(1919 年 2 月 23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5 卷 ,第 25 页。

《复翟理斯函》( 1896 年 11 月 )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 , 第 47 页。

《致黎元洪电》( 1916 年 12 月 10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3 卷 , 第 401—402 页。

《批马君武呈令》(1918 年 3 月 20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4 卷 , 第 408 页。

《咨参议院建议设立稽勋局文》( 1912 年 2 月 23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 , 第 122—

123 页。

《致孙眉电》(1912 年 2 月 21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 , 第 114 页 , 中华书局 , 1982 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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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中 山 与 我 国 近 代 文 官 考 试 制 度 的 创 立

319

二、文官考试制度的创建

(一 ) 铨叙局的成立

辛亥革命后 ,定都南京 , 1912 年 1 月 1 日 ,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

又称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 ,即着手创建文官考试制

度。他致内务部总长令说:“清朝末年 ,仕途腐败 , 已达极点。”民国成

立 , 考试未行 ,用人不慎 ,“弊将有甚 [于 ]满清之季者。”“南京临时政府

草创之际 ,各处奔走附疏来求一地位者 ,当不乏人。”“令仰该部总、次长

等于用人之际 ,务当悉心考察 , 慎重铨选 ,勿使非才滥芋 ,贤能远引 , 是

为至要。”① 他又指出:“今若实行考试制度 ,一省 [则 ] 之内 , 应取得高

等文官资格者几人 ,普通文官资格者几人 , 议员资格者几人 , 就此资格

中 , 再加以选举 , 则选举资格不妨从宽 , 而被选资格甚严 ,自能真才辈

出。”②

临时大总统的直辖机关除总统府秘书处外 ,尚有法制局、印铸局、铨

叙局、公报局、参谋部等机关 ,赞襄总统 ,分理政务。依“铨叙局官职令草

案”规定 ,铨叙局掌理职员任免、升迁及给予阶位、勋章、荣典、赏恤等事

务。其职员编制为局长1 人 ,特任;书记官 3人 ,荐任;番查官 6 人 ,荐任;

录事 ,员额未定 ,委任。局长综理局务 ,监督所属各员; 书记官及番查官

各承局长之命 ,分掌文书及番议事务;录事承上官之命 ,从事庶务。

他兼任广州军政府内政部长时制定的《内政部新官制》, 其中有选

举 ,地方官吏之任免、奖恤、铨叙 ,文官考试 ,文官惩戒等事项的规定 , ③

①

②

③ 《内政部新官制》(1921 年 1 月 9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5 卷 , 第 454 页。

《在杭州陆军同袍社公宴会上的演说》(1916 年 8 月 18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3 卷 , 第

346—347 页。

孙中山 :《临时大总统关于慎重用人致内务总长令》(1912 年 3 月 20 日 ) ,《中华民国史

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 , 江苏古籍出版社 , 1991 年 6 月 , 第 37 页。

320

还规定官吏的任免及铨叙事项由“铨叙科职掌”①。

(二 ) 文官考试法规的制定

他原“想要参议院订出一种五权宪法 , 不料他们那些议员 ,都不晓

得甚么叫做五权宪法”。② 2 月 9 日 , 孙中山令法制局长速将简任、荐

任、委任三等“任官状纸程式及任官规制妥为拟定 ,呈请核定 ,以便颁布

施行”。③ 2 月中旬 , 内务部总长呈文孙中山 , 请速颁发文官考试令 , ④

将其所得的人才分发各省 ,孙中山在接呈文后 ,便“批令”法制局 ,仿照

中外人才选拔制度 , 拟定文官考试章程 ,“交参议院议决颁行 , 从速施

行”。2 月 14 日 ,孙中山关于内务部呈请速颁文官试验令的批复说“查

国家建官分职 ,惟任贤选能 , 乃懋厥职 ,古今中外 ,罔越斯旨。第考选之

法 , 各有不同 ,尚公去私 , 庶无情弊。今当民国建立伊始 , 计非参酌中

外 ,询事考言 ,不足以网罗天下英才 , 而裨治理。该部所请 ,诚为当今急

务 , 应侯令行法制局 ,将文官试验编纂草案 , 咨文参议院议决后 ,即日颁

布施行可也”。⑤ 2月 28 日 , 孙中山《咨参议院议决文官考试令等草案

文》曰 :“任官授职 ,必赖贤能 ;尚公去私 ,厥惟考试。兹当缔造之始 , 必

定铨选之程。前经令行法制局 , 拟订文官考试章程。今据该局将所拟

文官考试委员官职令、与文官考试令、暨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委员官职

令、与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令各草案缮具前来 ,合行提出贵院议决。又

昨据内务部函称:‘各处待用之士 , 荟萃金陵 , 而各省办事人才 , 反觉缺

乏 ,则文官考试实难再缓’等语。按之现在情形 ,诚如该部所云。今拟

请贵院将文官考试委员官职令、与文官考试令草案 ,提前议决 , 以便颁

①

②

③

④

⑤ 《内务部请颁文官试验令呈及临时大总统批》( 1912 年 2 月 14 日 ) ,《中华民国史档案

资料汇编》第二辑 , 第 28 页 ,江苏古籍出版社 , 1991 年 6 月。

《临时政府公报》第 19 号 , 民国元年 2 月 22 日。

《令法制局拟定任官状纸及任官规制文》(1912 年 2 月 9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 , 第

70 页。

《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 1921 年 4 月 4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5 卷 , 第 511 页。

《颁布总统府秘书处官制令》( 1921 年 5 月 16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5 卷 , 第 539 页。

后改为第三科职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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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布施行。”①

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根据孙中山的命令 ,先后制定了《文官考试

令》、《文官考试委员官职令》、《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委员官职令》、《外

交官及领事官考试令》、《法官考试委员官职令》、《法官考试令》等六个

考试法令草案 ,先后送呈孙中山。孙中山咨文参议院审查 ,请对以上各

考试法规草案进行议决。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短暂 , 参议院

没有完成立法程序通过 ,以上考试法规草案没有能够颁布实施 ,但规划

了中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

(三 ) 文官考试法规的公布

经过反袁护国斗争以后 , 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更加成熟。他在

《五权宪法》、《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孙文学说》等著作和讲演中 , 对文官考试问题亦多论及。在谈及中华

民国政府的组织形态采取国民大会与五院制时 ,他说:“国民大会及五

院职员 ,与夫全国大小官吏 ,其资格皆由考试院定之。”②

1921 年 4 月 7 日 ,非常国会议决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

举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是年 7 月 ,孙中山最完整的阐述“五权宪法”

时说:“实行了五权宪法以后 ,国家用人行政都要照宪法去做。凡是我

们人民的公仆 ,都要经过考试 ,不能随便乱用。”“行使考试权的有考试

官”③ ,实行考试权独立和由考试官行使考试权之所以重要 , 是因为它

可以纠正只有选举没有考试的弊端。

陈炯明部叛变后 , 围攻广州总统府 , 孙中山离粤赴沪。在上海期

间 , 他深入研究并寄希望于实践五权分立的理论 ,他说:“若非我回粤不

可 ,则我到粤之后 , 必欲借 [居 ] 粤之机会 , 以试行我五权之制 , 分县之

治 , 并同时彻底澄清粤中积弊。”“吾革命数十年来 , 未曾得过一自由之

①

②

③ 《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 1921 年 4 月 4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5 卷 , 第 501—511 页。

《建国方略》(1917—1919 年 ) ,《孙中山全集》第 6 卷 , 第 205 页。

《咨参议院议决文官考试令等草案文》(1912 年 2 月 28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2 卷 , 第

134—135 页。

322

地 ,一自由之机 ,以施行我之抱负。今若回粤 ,则满意以为此其地此其

时矣。”① 陈炯明失败后 ,孙中山重抵广州 , 1923 年 3 月 2 日完成大元

帅大本营组织。此后 , 多次谈及考试制度的重要。他深有感慨地说:

“记得兄弟刚到广州的时候 ,求差事的人很多 ,兄弟亦不知那个有才干、

那个没有才干 ,其时政府正要用人 ,又 (苦 )没有人用 , 这个缘因 ,就是没

有考试的弊病。没有考试 ,虽有奇才之士 , 俱 (具 )飞天的本领 ,我们亦

无法可以晓得 ,正不知天下埋没了多少的人材呢 ! 因为没有考试的缘

故 ,一班并不懂得政治的人 , 他也想去做官 ,弄得乌烟瘴气 ,人民怨恨。”

“如果有了考试 , 那末 ,必要有才能、有学问的人才能够做官 ,当我们的

公仆。”② 他说“用人当以资格论 ,实行考试制度。非经考试合格 ,不能

做官 ,则吏治自然澄清。”③“厘定各种考试制度 , 以救选举制度之穷。”

“法官与律师的考试 ,也是一件要紧的事情 , 委员会要制定考试的通则

和法官律师考试的专则。”④ 1924 年 8 月 26 日 ,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

孙中山发布命令 ,公布并实施《考试院组织条例》、《考试条例》、《考试条

例施行细则》。⑤

三、文官考试制度的特点

(一 ) 中央考试选官机构的设置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文官考试机构 ,是孙中山创立文官考试制度的

①

②

③

④

⑤ 1924 年 8 月 26 日公布实施《考试条例施行细则》, 据《大本营公报》第 24 号命令。见

《孙中山全集》第 10 卷 ,第 578—582、583—597、597—599 页。

《与大本营法制委员的谈话》(1924 年 4 月 18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10 卷 ,第 86 页。

《在欢宴广州军政各界时的演说》(1923 年 3 月 17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7 卷 , 第 206

页。

《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 1921 年 4 月 4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5 卷 , 第 495—496、511

页。

《致胡汉民等函》(1923 年 2 月 10 日 ) ,《孙中山全集》第 7 卷 , 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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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思想。南京临时政府时期 ,孙中山曾下令拟定《文官考试委员官职

令草案》,设置高等文官考试委员和普通文官考试委员 ,作为专门负责

文官考试的组织机构。高等文官考试委员隶属于内阁总理; 普通文官

考试委员 ,中央于内阁设置之 , 地方于各官厅设置之。1924 年 8 月 , 孙

中山下令公布《考试院组织条例》,对考试院的设置、职权、任务作了具

体规定。

根据五权宪法的精神 , 考试权与行政权分离独立 , 特设立考试院 ,

直隶于大元帅 ,掌管全国考试及考试行政事务。考试院的机构分为常

设院本部和考试院举行考试时临时设置的考试委员会和监试委员会三

部分。考试院本部设置院长 1 人 , 综理考试行政事务 ,并监督指挥所属

各职员;设副院长 1 人 ,辅助院长办理院务 ,院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 ,

以副院长代理;设参事 6—10 人 ,组成参事会 ,制订考试科目 ,审议考试

程序及考试标准;设秘书长 1 人 ,承院长之命 ,掌理秘书厅事务; 秘书厅

设主任秘书 3 人 , 下分 3 科:第一科掌文牍、印信及职员任免考成事项 ,

第二科掌试卷制作、资格审查、统计、保管事项 ,第三科掌会计、庶务、考

册及其他事项。每科以秘书为主任 , 下设事务员若干人 , 佐理各科事

务。① 考试委员会设委员长 1 人、委员若干人 , 分别设置荐任文官、委

任文官等 13 个考试委员会 ,掌理考试事务。② 监试委员会 , 设委员长 1

人、委员若干人③ ,掌理监试事务。

各省区设置考试分院 , 管理各该区的考试及考试行政事务。考试

分院就各该省区酌划区域 ,组织各委员会巡回考试。考试分院的考试

行政 ,受考试院的监督指挥。考试分院设分院长 1 人 , 参事若干人 , 秘

书长 1 人 ,秘书 3 人 ,事务员若干人④。考试分院院长掌理各该省区的

①

②

③

④ 考试分院院长为简任 , 参事为简任 , 秘书长为荐任 , 秘书为荐任 ,事务员为委任。

考试委员会委员长为特任 , 委员为简任。监试委员会委员长为特任 , 委员为简任。

13 个考试委员会是荐任文官、委任文官、外交官及领事官、司法官、律师、法院书记

官、荐任警官、委任警官、监狱官、中等学校教员、小学校教员、医生、其他特种考试委

员会 ,掌理考试事务。

考试院院长为特任 , 副院长为简任 , 参事为简任 ,秘书长为荐任 , 秘书为荐任 , 事务员

为委任。

324

考试行政事务 , 并监督指挥所属各职员。考试分院参事、秘书厅的职

责 , 与考试院参事、秘书厅职责相同。考试分院的考试委员会和监试委

员会的性质、职能、人员设置与考试院的相同。

孙中山下令公布的《考试院组织条例》, 首次勾画了关于建立全国

性的独立的中央考试选官机构的方案 ,是考试权与行政权相分离的具

体体现 ,是对文官考试委员会的发展。

(二 ) 职位分类法和四级文官等级品位制的初步实行

职位分类法 ,就考试内容分 ,可分为高等文官考试、普通文官考试

和特种文官考试;就考试对象分 ,可以分为任命人员的考试和公职候选

人的考试。

任命人员考试 ,根据孙中山公布的《考试条例》、《考试条例施行细

则》,考试种类分为 13 种 ,其中荐任文官、外交官及领事官、司法官、律

师、荐任警官考试 ,每 3 年举行 1次 ;委任文官、法院书记官、委任警官、

监狱官考试 ,每 2 年举行 1 次; 中等学校教员、小学校教员、医生考试 ,

每 1 年举行 1 次 ;其他特种考试举行时期和地点 , 由考试院酌定 , 或由

考试分院呈请考试院核定。① 这 13 种考试 , 就考试内容又可以分为三

类: 第一类为高等文官考试 ,即荐任文官考试 ;第二类为普通文官考试 ,

即委任文官考试;第三类为特种文官考试 ,如外交官及领事官、司法官、

律师、荐任警官考试、法院书记官、委任警官、监狱官考试、中等学校教

员、小学校教员、医生考试。

公职候选人的考试 ,也是孙中山规定的。他为了纠正西方“分赃选

举”、“感情选举”、“金钱选举”等弊端 ,也为了防止民意机关代表成为如

同北洋政府时期的“猪仔议员”一类的政客 , 规定必须经过考试以决定

他们是否具有候选人资格 , 避免选举权的滥用。孙中山指出 ,考试院的

① 委任文官、法院书记官、委任警官、监狱官、中等学校教员、小学校教员、医生考试 , 在

考试分院举行。考试日期在中央举行的 , 考试院提前 4 个月公布。在各 省区举行

的 , 考试分院提前 3 个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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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是“选拔公务员与公职候选人”, 他所说的公职候选人包括由选举

产生的官员和民意机关的议员等。《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规定 :“凡候选

及任命官员 ,无论中央与地方 ,皆须经中央考试 ,铨定资格者乃可。”①

上述职位分类法 ,是孙中山的创造。但高等文官考试、普通文官考

试到北京政府时期才真正施行 ;特种文官考试和公职候选人的考试到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真正施行。将医生、教员等专业人员的考试与荐

任、委任文官考试并列在一起 ,这种考试分类显然是不恰当的。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央行政官官等法》,正式规定中央行政官 ,除

特任官外 ,分为九等 ,第一、第二等为简任官 ,第三至第五等为荐任官 ,

第六至第九等为委任官。根据广州政府时期孙中山公布的《考试院组

织条例》: 考试院院长为特任、副院长为简任、秘书长为荐任、事务员为

委任。

孙中山将行政官分特任官、简任官、荐任官和委任官四级 ,实行四

级文官等级品位制 ,是对古代九品官等级制的扬弃。从唐朝时开始 ,我

国社会的职事官、散官、勋官的等级以官阶的高低为标准 , 均分为九品

十八级。职事官是有实际职务的官 , 散官和勋官是只表示官员的个人

身份等级而没有实际职务的官。清朝时虽已取消了散官、勋官之名 ,但

仍有其实。散官和勋官不参加实际行政管理工作但享受免纳国家赋税

并分取国家赋税的特权。孙中山实行四级文官等级品位制 , 废除了古

代九品十八级 ,改革了古代的品位分类制度 ,取消了散官、勋官及加官

等虚官 ,实行官、职合一。这一改革虽不可能使中国社会完全消除崇拜

官位的价值观并因此而形成民主、平等观念 ,但它在法律上确立的行政

官员非特权化的行政法原则对中国民主、平等观念的形成无疑会有着

积极的推动作用。

孙中山根据西方资本主义文官制度规定 , 普通文官还可以通过考

试、考核等方式晋升为高等文官 ,废除官与吏之间的等级差别。在科举

制度下 ,“官可以罚降为吏 , 吏却很少能上升为官”, 吏的社会地位非常

① 1924 年 1 月 23 日公布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 9 卷 , 第 128 页。

326

之低 ,“吏的薪给极为微薄 ,仅足以供一家糊口”。① 以至于其子孙不能

被允许参加科举考试。② 明清以来 , 由于科举考试的八股化和捐纳制

度的法定化 , 被选拔出来的官员大多不熟悉具体行政业务 ,“奉吏为

师”, ③ 甚至完全将具体行政事务委于胥吏。吏既掌握实权 , 又不可能

上升为官 ,必然滋生腐败 ,形成了封建社会的一大行政公害。孙中山废

除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官与吏之间的等级制 , 将除军官以外的所有官员

包括议员统称为文官。尽管文官仍有高等与普通之分 ,但从前从事具

体行政事务的吏从此获得了文官的身份以及相应的地位、待遇与法律

保障 ,从而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三 ) 考试资格和考试内容的新规定

《文官考试令草案》规定 , 本国人民年龄在 20 岁以上 , 有完全公民

权的 , 得应文官考试。《考试条例》和《考试条例施行细则》规定了各类

应考人员的考试资格 ,一般都要求须具有大专毕业或中等学校毕业水

平和一定的实践经验。例如: 凡年满 22 岁以上、且具有下列资格之一

可参加荐任文官考试 :国家承认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学习各专门学科

3 年以上毕业者 ; 委任文官考试及格后 , 经在行政官署服务 3 年以上

者;学习政治、经济、法律专业与大学、高等专门学校毕业有同等学力 ,

并有荐任以上相当资格经考试院甄录试验及格者。又如凡年满 20 岁

以上、且具有下列资格之一可参加委任文官考试: 国家承认的大学、高

等专门学校学习各专门学科 3 年以上毕业者 ;经政府认可的技术专门

学校毕业者;学习政治、经济、法律专业与专门学校有同等的学力经甄

录试验合格者 ;曾任委任文官 1 年以上者。此外外交官及领事官、律

师、司法官、法院书记官、荐任警官、委任警官、监狱官、中等学校教员、

①

②

③ 《清德宗实录》卷四八二 ,第 6 页。

参见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 :《清朝典制》, 第 310 页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年。

〔美〕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第 145 页 , 中华书局 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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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校教员、医生等考试资格也都有明确的规定①。但规定有下列资

格之一者 ,不得参加各种考试:褫夺公权尚未复权者 ;有精神病者;亏欠

公款尚未清结者;吸食鸦片者;为宗教之宣教师者。证明各类应考人员

考试资格的文件 ,如学校毕业文凭或证明、成绩证明、曾任官吏的公文

书等在报名时分别呈交原件审核。

上述关于各类应考人员一般应具有大专毕业或中等学校毕业水平

的规定 ,体现了孙中山重视考生的学历和实际知识水平考试资格 ,有利

于文官素质的提高 ,也有利于激励与推动学校教育的发展。

与传统的科举制度相比较 ,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进步性主要在于

它全部采用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作为考试的内容以及对不

同种类文官实行分别考试。《文官考试令草案》规定: 高等文官考试分

为必试科目和选试科目。必试科目为宪法、刑律、民律、行政法、国际公

法、经济学。考生还要在财政学、商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国际

私法中 ,任选其一。普通文官考试科目 , 以中学校的科目为标准 , 由普

通文官考试委员拟定 ,报告于高等文官考试委员。《考试条例》和《考试

条例施行细则》规定 :考试分为三试。第一试系甄别试 ,不及格者 ,不得

参加第二、第三试。第一、第二试为笔试 ,第三试为口试。笔试和口试

① 律师考试和司法官考试。凡年满 22 岁以上、且具有下列资格之一 : 一、本国国立大

学或高等专门学校习法政学科 3 年以上毕业者 ; 二、经政府认可的外国大学或高等

专门学校习法政学科 3 年以上毕业者 ; 三、经政府认可的本国公、私立大学或高等专

门学校习法政学科 3 年以上毕业者 ; 四、在外国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习法政速成学

科 1 年半以上毕业 , 曾任推事、检察官 1 年以上 , 或曾在第一款或第三款所列各学校

教授法政学科 2 年以上经报告政府有案者。

荐任警官考试。凡年满 22 岁以上、且具有下列资格之一 : 一、经政府认可的本

国或外国警察学校 3 年以上毕业者 ; 二、本国国立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学习法政学

科 3 年以上毕业者 ;三、经政府认可的外国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学习法政学科 3 年以

上毕业者 ; 四、经政府认可的本国公、私立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学习法政学科 3 年以

上毕业者 ; 五、在本国或外国军官学校毕业 ,曾受委任办理警察事务 2 年以上者 ; 六、

曾充任警官 5 年以上者。

医生考试。凡年满 25 岁以上、且具有下列资格之一 : 一、本国国立医科大学或

高等医学专门学校毕业者 ; 二、经政府认可的外国医科大学或高等医学专门学校毕

业者 ;三、经政府认可的本国公、私立医科大学或高等医科专门学校毕业者。

328

应用中文回答。但特种考试和专门科学 ,得以外文答卷。第一试的科

目为国文、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各种考试的第二试的科目 , ① 如荐任

文官按政治、经济、法律、史学、文学、教育、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土

木、机械、采矿、冶金、电工、建筑、织染、医、药、农、林、蚕桑、水产、兽医、

商业等 26 个学科 , 每一学科分别由考试院选定 6 门以上专业科目考

试;委任文官第二试 ,分行政职、技术职两种。行政职的科目为法制大

意、经济大意、行政法规、现行法令解释、文牍、历史、地理。技术职就考

试所需技术 ,按考生的学业分别考试。其第三试 ,就考生曾经笔试的各

科目进行口试。考试的防弊措施也有明确的规定。考试成绩由考试委

员会评定 ,任何人不得干涉。第一试以考试各科目成绩满 60 分为及

格。第二、第三试以考试各科目平均满 60 分为及格 ,但第二试有 1 科

不满 60分不录取。考试及格者 ,由考试院或考试分院发给及格证书 ,

① 第二试的科目由考试院或考试分院选定 6 科以上考试 , 并于考试日期前 两个月公

布。各科试题由考试委员拟定 ,于考试日期前 1 日召集委员会议决定之。此项会议

应严守秘密 ,除列席委员外 ,无论何人不得参与。第二试的科目如下 :

律师和司法官 :比较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法院

编制法、商法、国际私法、经济学、社会学。由于司法工作的特殊性质 , 律师和司法官

考试及格人 ,须分发地方以下审查各厅或法官学校学习。学习期满后 , 由该管长官

或校长呈报上级官厅咨送考试院再试 , 但在法官学校毕业成绩 70 分以上的 , 视为再

试及格。司法官的再试 ,分为笔试口试两种。其笔试以两件以上诉讼案为题 , 令应

试人详叙事实及理由 , 拟具判词作答。口试以应试人学习期间所得的经 验进行口

试。

法院书记官 : 法学通论、民法概要、刑法概要、民事诉讼法概要、刑事 诉讼法概

要、公文程式、统计学。 (法院书记官第三试 , 由考试委员口演 , 令应试人进行速记。)

荐任警官 : 行政法、警察学、户籍法、刑事诉讼法、国际法、统计学、军事学、市政

学。

委任警官 : 警察学、违警罚学、卫生行政、消防行政、勤务要则、统计学。

监狱官 :监狱学、刑法、刑事政策、监狱统计学、刑事诉讼法、现行监狱法规、指纹

法。

中等以上学校教员 :教育学、教育史、教授法、伦理学、历史、地理、论理学、心理

学、应试人志愿担任教授的学科。

小学校教员 :公民学、历史、地理、数学、学校管理法、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其第

三试 ,就应试人曾经笔试的各科目进行口试。

医生 : 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物学、诊断学、医化学、外科总论、内科概要、细

菌学、卫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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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考试院呈报大元帅 ,发交各主管官署分别注册或任用。

上述考试的方式科目较为科学 , 组织工作也较严密有序。由于一

千多年来 ,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已经形成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

择优录取的基本原则以及严密而且严格的考试程序 , 因而由科举考试

向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转型就显得较为简单 ,只需以近代自然科学与

社会科学知识代替传统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化经学作为考试内容之后 ,

中国文官考试制度的近代化也就初步完成了。

四、结 论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一、近代文官考试制度是根据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建立的。孙

中山吸收了我国科举考试的有益的成分 , 总结了西方选举制和委任制

的弊端 ,借鉴了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 ,提出了考试权独立、设立考试院 ,

以考试的方法选拔任用文官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 ,不是孤立的。他

认为 , 就是经过严格考试 , 也仍然难免有不称职的人员充任政府官吏。

为了完善这个环节 , 他主张监察权独立 ,随时罢免在政府中不称职的官

吏。一方面可以克服议会挟制行政机关的弊病 ,有效地调节国家机器;

另一方面可以防止社会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 造成一种廉洁奉公

的、有行政效率的不可缺少的组织保障。

二、根据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 ,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 ,法制局根

据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命令 , 先后制定了《文官考试令》、《文官考试委

员官职令》等六个考试法令草案。在广州政府时期 , 中华民国海陆军大

元帅孙中山发布命令 ,公布实施《考试院组织条例》、《考试条例》等法规

条例。由于种种的原因 ,上述考试法令草案虽未公布 ,考试条例虽未付

诸实施 ,但考试法令法规的规划和公布 , 对考试院的设立、文官考试的

组织机构、文官考试的种类、文官考试的资格、文官的考试科目和内容、

文官的任用等几个方面有了明确的规定 ,尽管并未涉及到文官的待遇、

330

文官的惩戒等。

三、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和他下令规划、公布的考试法规 ,不少

重要内容后来为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所沿用。例如南京临时政府

时期的文官考试委员会 ,就是考试院的前身。在广州政府时期 ,孙中山

公布施行《考试院组织条例》, 是成立考试院的法律依据。而考试院的

成立 ,是考试权独立的重要标志。但是民国建立后 , 无论南京临时政府

还是北京政府 ,都没有把考试权独立出来 ,这是因为当时人们不懂得孙

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成立了“行宪”前的

考试院和“行宪”后的考试院 ,考试权才真正独立起来。又如 , 孙中山将

行政官分特任官、简任官、荐任官和委任官四级 ,也为北京政府所继承。

袁世凯于 1912年 10 月公布《中央行政官等法》, 把行政官员分为特任、

简任、荐任、委任四等 ,前三种称高等文官 , 最后一种称普通文官。1913

年 1 月 ,袁世凯又公布《文官考试法草案》,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考

试法”,都是对《文官考试令》的继承。《文官考试令》就是《考试法》的前

身。可以说 ,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在确定文官制度时 ,有的是孙中

山下台前已产生了草案尚未来得及咨交参议院审议 , 后来被北洋政府

所承认;有的是孙中山公布的文官考试法规 ,同样被南京国民政府所采

纳。

总而言之 ,孙中山创立了我国近代文官考试的思想 ,制定了我国近

代文官考试的法规 ,他为我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创立作出了贡献。

(房列曙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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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房列曙

孙 中 山 与 我 国 近 代 文 官 考 试 制 度 的 创 立

331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认识扭曲——— ~“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标志性

事件的个案研究

刘 一 皋

] 【内容提要】 历史解释在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中曾扮演重要

角色 ,即充当说明现实政治理论、发展道路的工具。历史研究的政

治化 ,不但存在诸多简单化曲解研究对象的现象 ,而且还极大地混

淆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时空概念 ,造成严重的认识扭曲。本文通

过对“文化大革命”初期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改革开放初期小岗

村的签名书两个标志性个案的研究 , 揭示自中国革命胜利至改革

开放社会转型中政治文化现象的种种扭曲。两个个案的极端行为

是社会变革中认识扭曲的选择 ,事件产生后的权威认可方式和历

史解释 ,又使其后遗症在较长时期无法完全消除。故为保障社会

参与向着法制化方向发展 ,必须首先提供具有道德深度的清晰的

历史解释。

332

一、时间错位的历史认识

历史解释在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中 ,曾经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 , 一些重要的创建者就是使用对于世界历史

的解释 ,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向 ,由此论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

必要性 ,并确立对于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正统地位 ,以利于建立组织和树

立权威。①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 , 当中国革命面临巨大危机的

时刻 ,社会科学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仍然大量使用历史解释的

方法来阐述各自的观点。论战各方大都标榜其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解释 ,用以分析中国历史 ,从而确定中国社会性质 , 为现实发展道路

提供理论和历史依据。因此 ,不同的历史解释 ,就能够得出不同的现实

状况认识 ,所提出的发展道路也就不尽相同。出于现实政治目的 ,对于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解释的粗糙处理 ,使历史研究政治化 ,同时提供

了认识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发展的线索。②

近十多年的历史研究表明 ,当时的历史解释存在诸多简单化的曲

解。首先 ,对于世界历史的了解甚为肤浅 ,主要是选用一些已有结论来

比附中国历史发展 ,对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内部原因及已有结论产生的

环境和目的 ,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其次 ,由于历史与现实政治过于

紧密的关系 ,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解释历史的现象十分普遍 ,致使

对于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认识也难以深入 ,甚至出现思想的僵化。最

为严重的是 ,当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被引进时 ,对于认识对象的现状研

①

② Dirlik , Arif,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 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 1919-

1937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78 , p . 3 .罗梅君 ( Mechthild Leutner) 在

《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 : 30 和 40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孙立新

译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1997 年版 ) 一书中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刘一皋 :《建党前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解释方法———对〈马克思还原〉的分析与

解读》,《史学月刊》( 开封 ) , 200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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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却十分落后。中国缺乏良好的统计制度 , 各种社会调查较为零散 ,而

且标准不一 ,有相当部分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要胜于学术标准 ,因此 ,

对于现状的解释就更求助于历史 , 在历史—理论—现实之间出现一个

决定论的解释循环①。

1949 年后的较长一段时期 ,历史解释仍然充当着说明现实政治的

工具 ,而且在认识上出现了严重的时间错位。为突出中国革命对于社

会制度的改造作用 ,在历史解释上大量使用了新与旧、前与后的话语 ,

强调历史发展的阶段性 ,甚至是一种黑白、善恶、好坏的截然断裂 ,并且

认为可以使用革命的方法实现跳跃式发展 , 打破了习惯上依据时间顺

序进行直线式描述的历史解释。但是 , 在说明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

时 ,却习惯于回到过去 ,使用旧时代的标准 , 分析现实社会的阶级或阶

层 ,并将各种问题主要归之于旧社会或旧势力的影响 ,仍然使用革命战

争时期的方式解决各种新问题。

如此 ,历史认识上的时间标准② 出现了分裂和混乱。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唯物论 ,以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水平确定现实的时间位置 ,然而 ,

强调断裂的历史解释 ,反映的是跃进和赶超的强烈跳跃的理想时间概

念 ,主要存在于意识形态和个人意志之中。另一方面 ,不断革命论、继

续革命论的历史解释 ,似乎更强调历史的延续 ,但这种延续主要是为了

说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 ,忽略了时间发展中的客观物质条件变化 ,

对历史进行了僵化的解释。事实上 ,无论是突出制度变更的断裂 ,还是

强调革命理论、内容和方法的延续 ,都严重脱离发展中的客观现实 , 也

就更加依赖于使用历史解释进行说明和掩饰。“文化大革命”时期 , 历

史解释成为一门“显学”,具有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批判等多种功能 ,在

①

② 布罗代尔注意到历史为现实服务的紧密关系 , 但同时也强调两者的时间区别 , 强调

时间的多 种形 态和 长时 段结 构性 时 间的 特殊 价 值。费 尔 南·布罗 代 尔 ( Fernand

Braudel) :《资本主义论丛》, 顾良、张慧君译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1997 年版 , 第 175

页。

关于历史决定论 , 可参考卡尔·波普 ( Karl Raimund Popper) 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杜

汝楫、邱仁宗译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 1987 年 7 月版 )。相对于机械唯物论对历史发展

的经济决定论解释 , 在中国历史解释的作用更大。

334

所谓“影射史学”中 ,历史事件与现实斗争、古人与今人混合在一起 , 历

史的时间与现实的时间时常发生严重的错位 ,历史解释也就丧失了应

有的学术道德标准。

目前 ,历史学界更为强调历史发展中的延续作用 ,部分调整了由于

20 世纪剧烈的政治革命导致的对于历史发展的断裂式解释。对于中

国革命的认识 ,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将 1949 年作为截然区分的标志 ,

而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作为中国社会进入重大结构转型的开端。①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 历史解释丧失了“显学”位置 ,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还曾出现过所谓“史学危机”。然而 ,“史学危机”现象

多被理解成为现实政治不再特别关注历史解释 ,以及史学在市场经济

和金钱挂帅环境下遭到冷落 , 忽略了历史解释自身的社会功能问题。

也就是说 ,抛开以往的一些不正常现象 , 危机的真正所在 , 是面对改革

开放的急速社会发展 ,史学无力提出充分的、具体的、有效的解释。

由于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进行 ,事实上 ,在强调改革是

一次极为重要的历史转折 ,是指导思想和制度上全面创新的同时 ,也极

力强调改革思想、政策的历史连续性 , 以加强新时期基本路线的合法

性。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 ,主要进行的是后一方面的工作 ,即采用向过

去追溯的研究方法 ,说明现实发展中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措施在党的历

史上已经存在 ,改革开放只是回到正确的认识上来了。这种追溯式的

研究 ,似乎可以说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发展连续性 , 但却混淆了结构性

转型所需客观条件的时间因素 ,将一些零散的、不成熟的认识和应付困

难、危机的试验 ,作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和制度创新的形式。更为严

重的是 ,如何解释某个特定过去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 就变得相当困难和

模糊。例如 ,为什么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未能坚持下去 ? 为什么毛泽

东的正确探索未能继续下去 ? 除了一般简单地强调历史局限性之外 ,

① H uang , Philip C . C . ,“ Rural Class Struggl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Representational and

Objective Realities from the Land Reform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M odern China , Jan .

1995 , 2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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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历史解释都侧重于一种人为的判断失误 ,实际上加强了历史发展

的偶然性解释。① 可是 ,突出个人思想认识作用的思想史研究 , 或强调

历史发展中人为选择的偶然性 ,都无法令人满意地说明社会转型的重

大结构性改变。

另一方面 ,当中国现实社会出现社会分化加大、贪污腐败严重、拜

金主义的物欲横流和人际关系紧张等发展问题时 , 也会激起对于过去

历史的回忆。此种回忆通常以曾经大力宣扬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精神 ,

与现实发展中的具体问题相比较 ,但却抽空了过去历史的客观内容 ,反

映出不愿直接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 , 甚至恐惧继续发展的结果

的复杂心理。可是 ,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未能对纠正回忆的时间认识错

觉给予更为准确的历史解释 , 反而更增加了认识的模糊。部分西方学

者为解决后现代时期的资本主义弊病 ,极力推崇中国革命后的一些探

索和试验 ,海外中国学者中的新左派也宣扬“文化大革命”中的理想和

价值观 ,都未关注大多数中国民众对这一时期的集体记忆。②这种在新

环境下凭借理想、追求对于历史的重新评价 ,也逐渐影响到中国国内学

者的研究。在一些标榜客观评价的研究中 , 有研究者以为人民公社时

期中国农业产值的增长仍相当可观 , 故应该承认其无可替代的历史贡

献③ ;大量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回忆和描述 ,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

展 , 呈现出越来越宣扬青春激情、农村磨炼和宝贵情谊的倾向 , 无疑是

对现实社会发展的一种批判。④所有这些都是历史过程中的事实 ,但仅

①

②

③

④ Guobin Yang , China’s Zhiqing Generation : Nostalgia, Identity,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in the

1990’s . M odern China , July 2003 , 29: 3 .

辛逸 :《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当代中国史研究》(北京 ) , 2001 年第 3 期。

Jian, Guo ,“ Resisting M oder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

modernism .” Modern China , Jul . 1999 , 25: 3 .

例如关于中共八大研究主要依据 1982 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的结论 , 邓认

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 ,但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未能

坚持下去。参阅张神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八大研究述评》,《中 共党史研

究》(北京 ) , 1996 年第 4 期。范守信的《毛泽东合作化高潮中的防“左”及其未能贯彻

下去的原因》(《党史研究与教学》( 福州 ) , 1999 年第 5 期 )一文 , 对于人物的复杂性和

多面性揭示有所深入 , 但结论却随文献表述的模糊而更加模糊。

336

仅是一个侧面 ,模糊了历史评价时使用的比较对象和时间问题 ,也没有

注意此种历史发展和理想追求的社会代价及大多数人的感受 , 是在抽

去基本结构性条件或在理念虚构的实际利益之下 , 以承认历史存在的

客观性 ,突出某种具体发展和价值观追求的合理性。这样的历史解释

可以满足一些现实理念的解释需要 , 但却损害了历史解释独立的批判

功能。因此 ,历史解释反使历史—理论—现实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模

糊。

由此可见 ,无论是中国革命时期 , 还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由于社

会发展的急剧变动 ,导致权力、观念、利益的不断重组和整合 ,因而出现

对于历史与现实时间认识的严重错位 ,并表现为对于延续与断裂的不

同历史解释。特别是后者 ,当中国出现真正的结构性社会转型时 ,转型

造成的社会震动及其过程中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 , 很容易产生认识

扭曲 ,而历史解释却仍然沿用习惯的方式 , 出于不同的目的、使用不同

的标准处理历史资料 ,继续制造着新的认识混乱。因此 ,解决社会转型

时期的认识扭曲问题 ,必须首先厘清历史解释的模糊。

二、分析对象与问题

如果视“文化大革命”为中国革命惯性运动的终结 ,改革开放为当

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开端 ,那么 ,厘清“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是如何发

生的 ,事件发生时的权威认识是如何表述的 ,以及随环境变化对事件的

历史解释发生了何种改变 , 就成为了解乃至解决为什么会出现认识扭

曲现象的第一步工作。

“文化大革命”与改革开放都是具有大规模公众参与的事件。公众

对于国家事务的广泛参与 ,是现代社会的显著标志 , 也是国家政治合法

性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革命及其惯性影响的时期是如此 ,在改革开放新

时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也是如此 , 关键在于参与的形式和范围发生了

根本性改变 ,使得这种有着大规模公众参与的历史实践朝向不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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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展 ,并导致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 ,在一般的历史

解释上 ,两个事件都被习惯解释为由党和国家领袖从上层发起、推动而

展开的 ,分别以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及 8 月中共八届

十一中全会和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上层官方主

导是中国当代社会参与行为的重要特征 , 由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组

织、公众意识等条件所决定。但是 ,下层公众的反应如何呢 ? 大变革时

期公众行为是否仅仅是被动的遵循或执行 ? 或者说在上层推动的政治

秩序下公众已丧失了行为方式的自主选择能力 ?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如此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更不是历史发展的全部事实 ,虽

然与经过反复论证与解释的最高决策相比 , 重大事件初期的公众行为

显得幼稚 ,但即使是非理性选择 , 也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含义 , 否则历史

对大多数人将失去意义。

因此 ,公众参与的形式和范围 ,便成为分析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发

展程度的要素 ,并直接影响公众行为方式的选择。然而 ,公众行为选择

与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的政策抉择往往并不完全一致 , 会反过来制约甚

至扭曲国家现行政治制度与秩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 ,通常是对于公

众行为的内容性质进行新的解释、引导或认可 ,以便符合或纳入国家现

实政治生活的导向 , 但在解释中却忽略对于行为方式的认识 ,由此形成

当代中国政治运作中的复杂现象。

20 世纪 90 年代下半期以来 ,历史研究明显加强了下层民众在重大

政治事件中的作用的关注 , 在强调领袖决策与公众行为具有同一性的

同时 ,也注意使用分层研究厘清两者之间的目标差异。例如对“文化大

革命”的研究 ,强调在一个整体政治运动中 , 突出不同利益阶层、集团的

338

参与意愿差别 ; ① 对于改革开放的研究 , 则在突出总设计师英明决策

的主流意识形态下 ,强调下层或社会的主创性。但是 ,这类研究大多具

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 ,即旨在说明现实政治制度中的某些弊端及解决

的主张 ,对于公众参与形式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特别是对社会

转型过程中的公众行为选择变化研究不够 , 对待公众参与行为中的自

发性、独立性现象 ,甚至出现逻辑上认识混乱和自相矛盾 , 造成历史解

释的模糊。

一般认为 ,现代政治史中的上层政策推动 ,需要有下层民意 (公论 )

或行动作为合法性基础 ,即官方政策被公论所认可 , 乃是其获致合法性

的必要条件。②“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尽管性质和方式不同 , 但都

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否则无法想像一经发起就会演成如此浩大的全

社会行动。然而 ,必须指出的是 , 在这两个特定事件的初始时期 , 当导

致社会发展出现结构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出台时 ,中国并不存在进行广

泛的、独立的公论表达条件 ,如公开听取意见和进行辩论 , 或采取某种

形式的民意测验 ,甚至使用公民投票的办法表决等 , 社会上存在的只是

一些分散于各地方、各单位的议论、情绪或行动。因此 ,当“文革”和改

革发生时 ,采用的是以下层典型事件作为公论象征的办法 ,以典型事件

为行为模式 ,形成全社会的广泛响应。

实际上 , 在以官方会议和文献作为重大事件或时期发端的标志之

外 ,还存在着另一套公众行为典型事件的公论象征标志 ,这在中国当代

①

② 韦伯认为 :“今天最为流行的合法形式是对合法的信仰 :对形式上具体地并采用通常

形式产生的章程的服从。而且在这方面 , 契约制度和强令制度之间的对立也仅仅是

相对的。”马克斯·韦伯 ( Max W eber) :《经济与社会》上卷 , 林荣远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

馆 , 1997 年版 , 第 67 页。

90 年代以来 ,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再满足于“上层发动、群众响应”的简单解释 , 这种

解释往往将注意力放在最高层领袖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或权力斗争上 , 而且

更多地强调分析群众参与行为 , 为解释“文革”提供更深刻的社会矛盾背景。更有甚

者 , 还强调社会下层存在着另一个独立的“文革”。关于所谓“两个文革”, 可参阅金

春明的《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党史研究》( 北京 ) , 1998 年第 2

期 ) 。但金文关注的是“文革”的定性 , 说明并不存在另一个“文革”, 并未深入讨论群

众参与行为的形式和目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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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是一种普遍现象 ,以强调两种行为的一致性 , 合理性自然也就包

含其中。又由于官方会议或文件精神按层级传达 , 内容多为原则性规

定 , 需要一个宣传、贯彻的过程 ,在理解和执行上也多有不同 ,所以 , 后

一种标志往往更具有动员、发起的代表性。对于社会大众和多数研究

者而言 ,一般多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 7 人的大字报和安徽凤阳

小岗村 18 户① 社员的签名书 , 作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和农村改

革的开端标志。② 因此 , 大字报和签名书是本文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

型过程中认识扭曲的主要对象。

应该说明的是 ,大字报和签名书并不是当时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群

众行为 ,甚至与当时刚产生不久的官方会议决议精神还有相当的出入。

两者所表达的内容可能代表着相当一部分人的意愿 , 但其行为方式却

不是多数人的选择 ,而且也不具有其所表达内容的“首创”权。两者之

所以能够成为民意代表或一致性的象征 , 主要原因还是能够被高层领

袖“选中”或认可。至于官方文献与社会行动两套标志在内容、形式上

的差异与变化 ,即为什么会被“选中”的问题 ,则多依据对事件的历史定

性来进行判断。如对大字报的出笼和发表 , 一般解释为党内高层反革

命集团的阴谋和毛泽东的错误决定 ;小岗村的行为得到肯定和支持 ,则

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 ,勇于改

革、创新的壮举。这样 ,在解释上 , 既满足了决策的民意 (公论 )基础问

题 ,又可以弥合两套标志的差异 ,还能坚持上层推动为社会运动主导因

①

② 如王绍光认为 , 1966 年 6 月 1 日公开发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那一天一直被普遍

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端”。王绍光 :《理性与疯狂 : 文化大革命中群众》, 香港 : 牛

津大学出版社 , 1993 年版 , 第 27 页。廖盖隆等人认为大字报的广播和发表 ,“成为在

全国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的引线。”廖盖隆主编 :《新中国编年史》, 北京 : 人民出版

社 , 1989 年版 , 第 271 页。将小岗村的签名书作为农村改革发端的标志 , 更是一种普

遍的认识 , 并得到中央最高领导人认可 ,被作为“农村改革第一村”广泛宣传 , 甚至滁

州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编有《中国农村改革源头志》( 合肥 : 黄山书社 , 1996 年版 )。

有研究者认为改革初“表现出强 烈的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相结 合、共同推进 的色

彩”。郑谦 :《中国改革的起点与路径选择》,《中共党史研究》( 北京 ) , 2000 年第 5 期。

另说签名者为 20 户 , 加上两户五保户。

340

素的思维模式 ,似乎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完整的解释循环 , ① 而没有意

识到正是这种确认方法 ,是造成现实认识和历史解释模糊的重要原因。

此后 ,大字报与签名书都作为重要历史文献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有

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事实描述 ,大部分研究论著也基本接受了固定的

解释 , 一切似乎已经盖棺论定 , 只是成了历史学家时而翻炒的“冷饭”。

但是 ,事实并非如此。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许多现实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 ,各种政治主

张与政策应对 ,都或多或少会回到历史中去寻求根据 ,并以修正历史或

给予新的历史解释 , 作为其主张合理性的论据。被当作重大事件象征

物的大字报与签名书 ,自然不可避免地被反复论及 , 并越发暴露出以往

解释中的许多内在逻辑矛盾。一些研究虽然视角有所拓宽 , 但多是就

事论事 ,依据现实发展的需要 , 确定历史事件的内容性质和价值取舍 ,

对于群众参与、方式选择、自发性与创新性、法制与程序等当代中国历

史中的重要概念 ,解释仍然模糊。历史解释的模糊与历史事件发展的

扭曲相关 ,更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认识扭曲相关 ,

都不利于公众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

本文拟以大字报和签名书为对象 , 从下层群众参与行为方式选择

的视角 ,分析事件产生及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标志的原因。两事件是

观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特征的重要标志物 , 不但对于两者的评价随所

在时期的历史定性截然相反 ,而且两者的行为方式选择也同样截然相

反 , 尽管两种方法都是极端的选择。更有意思的是 , 大字报作为革命后

公众公开表达政治意见的行为 ,被党和政府所认可并时而加以鼓励 ,却

被指为是阴谋的产物 ;签名书是最典型的少数人私下密谋的行为 ,却成

为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① 张健以为在 1978 年前 ,中共的合法性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 ; 其后经济增长成为主要

合法性支柱 ,意识形态处在不可或缺但次要的位置 ; 90 年代中期以后以“依法治国”

谋求合法性的新途径。张健 :《合法性与中国政治》,《战略与管理》(北京 ) , 2000 年第

5 期。此说法仅展示了中国政治历史发展中的表面现象 , 但也能部分反映公众行为

选择和历史解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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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历史正是在扭曲的发展中进步的。但是 , 只要群众不是历史

过程的被动参与者 , 其选择何种行为方式 ,势必关系到整体决策和政治

环境 ,也是国家政治文化水平和类型的真实反映。另一方面 ,如果要保

持较高的社会积极性、创新性 , 就需要存在多种参与方式 , 需要在制度

上保证适度的选择空间。两事件在以往的研究中 ,多被单独分别处理 ,

使其差异形成强烈反差 ,本文则强调两者的关联性 , 以把握重大历史转

折的更深层背景 ,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变化中 , 观察改革开放后中

国社会转型的发展特征。

三、标志性事件的公众行为选择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和终结前后 ,除由上而下的有组织参与行为

之外 ,中国公众为要维护自身合法权利和表达政治意见 ,一般可能有三

种表达方式 :即逐级反映、越级反映和公开表达。逐级和越级反映主要

指公众可以使用口头或文字形式 ,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要求问题能够

得到组织上的公正解决。所不同的是 , 逐级反映是通过本单位、本部

门、本地区基层组织 ,逐级向上反映问题 , 最终达到有权处理该问题的

层级 ,得到重视并获解决;越级反映是在公众对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

基层组织解决其问题丧失信心或有矛盾冲突时 ,越级向上一级组织甚

至最高层反映情况 ,以期引起关注 ,在上级组织的监督或督促下 ,最终

解决问题。公开表达主要是通过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各种黑板报、

墙报、小字报、大字报 ,将问题或意见公之于众 ,引起社会的关注、同情、

议论 ,乃至激起有一定数量群众的直接参与行动 , 形成政治压力 ,促使

342

有关部门尽快解决。① 此外就是个别极端的表达形式 ,或采用贿赂 , 或

直接反抗 ,即试图在体制之外自我解决问题。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公众参与还有另一个行为特点。共和国建

立以来 ,延续了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方式 , 各种群众政治运动

不断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全套的群众运动运作模式。②

到大跃进时期 ,毛泽东进一步要求:“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 ,没有群

众运动是不行的。”③ 群众运动具有全能性 , 不但在应付政治、经济危

机方面有极高的动员效率 , 而且也被广泛应用于政府的各项日常管理

工作 ,诸如克服官僚主义、提倡勤俭节约等 , 甚至解决各种思想问题和

处理国家与民众以及人民内部的各种关系 , 也经常采用群众运动的形

式。运动成为公众参与国家政治的主要形式 ,特别是在解决干群关系

和调整不同阶层、集团或人群的利益矛盾方面 ,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保

证 , 一般的表达形式有可能得不到及时解决 ,或难以得到全面的、公正

的解决 ,故公众常常在新的政治运动发起之时 ,通过积极参与运动表达

其意愿和要求。

尽管群众运动的形式延伸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 但运动

的主轴仍然是阶级斗争 ,也就是说 ,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 , 都需要在阶

级斗争的名义之下完成。这样 , 更加剧了公众政治参与的激烈性。在

一场群众运动中 ,逐级或越级反映的表达形式基本失效 ,最普遍的反成

为大规模的公开表达 ,而且这种表达很容易就从一般意见或不满 ,上纲

上线为阶级斗争表现和进行政治思想路线的批判 , 运动的口号和目标

往往遮掩或替代了公众个人的意愿表达 , 形成严重的认识模糊。一般

①

②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1992 年版 , 第 433 页。

刘一皋 :《毛泽东与群众运动 模式的选择》,《毛泽东 思想论坛》( 长沙 ) , 1993 年第 2

期。

1979 年 12 月 7 日 ,《北京日报》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公布有关限制大字报张贴的《通

告》发表题为《坚决执行〈通告〉, 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社论 , 强调“在我国 , 人

民群众享有着广泛的民主 , 拥有各种渠道和手段行使管理国家和发表自己意见的权

利”。但在对具体方式的保障上 , 只是各单位“有黑板报、墙报等可以发表自己意见

的园地。各级党政机关设有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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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期望通过运动的全社会压力 , 使一些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及个人

不满获得一个总的解决 ,但群众参与运动的态度和表现 ,又成为新的组

织地位和政治权力划分的重要条件 , 事实上已经形成特殊的公众政治

参与链条。由于运动需要严格的阶级界线 ,很容易激化各单位、部门、

地区原已存在的各种矛盾 ,特别是运动领导者与受批判、批评或组织处

理者的关系难以弥合 ,又为下一次运动的发起准备了条件。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 7 人的大字报出笼过程 ,就是一个分析当时环

境下公众政治参与的很好个案。在大字报出笼之前 , 由于历次政治运

动积累的问题 ,参与者对本单位领导已丧失了表达政治意见的必要信

任。① 大字报参与者多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 且对运动

后期自己在北京市委直接介入的“国际饭店会议”中遭受的批评有看

法 , 一直等待机会申诉或翻案。② 必须注意 ,参与者首先考虑的表达方

式还是越级反映 ,而非用大字报公开表达。想要改变本单位领导和上

一级组织的处理决定 ,使用有效地越级反映需要机会 ,否则只能在原地

打转 ,对自身更为不利 ,然而机会还是来了。

1966 年 5 月 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在传达中基层党员已经了解到中央

认为原北京市委有问题 ,中共中央理论小组派出的调查组也到了北大 ,

加之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学术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 , 调查组中又有大

字报参与者的同事和朋友 ,信息交换和传递渠道等条件都已具备 ,有希

①

② 也有研究以为“国际饭店会议”是“卓有成效的 , 既增强了党性 , 统一了大是大非问题

的认识 ,又初步恢复了被严重损害了的党的团结”。北大党史校 史研究室党史组 :

《北大社教运动的事实经过》,《中共党史资料》( 北京 ) , 总第 81 辑 , 2000 年 9 月。印红

标则强调社教运动导致“基层党内矛盾激化”。印红标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

报”出笼记》,《百年潮》( 北京 ) , 1999 年第 7 期。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结果的评价非本

文讨论的内容 , 需要指出的是 , 使用“国际饭店会议”的形式实现真正的“统一”和“团

结”, 十分困难。

一般强调大字报产生的自发因素者 ,均突出大字报与此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联

系 ,甚至推到更早期的运动 与组织处理。印红 标 :《文革的“第一张 马列主义 大字

报”》,《二十一世纪》(香港 ) ,总第 36 期 , 1996 年 8 月 ; 穆欣 :《“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

笼经过》,《中共党史资料》( 北京 ) , 总第 75 辑 , 200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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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向中央高层、甚至最高层领导写材料直接反映情况。但是 ,参与者在

进行了一些试探之后 ,很快便放弃越级反映。一般以为 ,参与者并未将

调查组作为上达的申诉渠道 ,调查组也未表示可以充当渠道 ,放弃的原

因主要是获知此时中央得到的各种申诉太多 , 看不过来 , 用处不大 , 而

且北京市委、《北京日报》社、教育部已出现了大字报。可见 ,在《五一六

通知》产生前后 ,新一轮群众运动发起的迹象渐趋明显 ,受到运动惯性

推力的影响 ,以往运动后遗矛盾表面化、尖锐化 ,在中央尚未最后明确

运动行为方式时 , 越级反映的效果明显不佳 , 剩下的只有公开表达一

途。前运动积极分子在运动后期遭受批评和被迫检讨 ,试图再充当新

运动的先锋 ,以大字报的形式表达自身的正确性 , 求得问题的解决 , 这

在群众运动中是常见的现象。

其实 ,贴大字报是群众运动惯用的表达方式 ,聂元梓等人的行为并

不特别出格。从结果看 ,对大字报的指责首先是批其矛头上指 ,攻击学

校领导和北京市委的直接领导。① 然而 , 大字报张贴时北京市委最高

领导人彭真已在党内领导层被点名批判 ,北京市委已遭改组 ,普通群众

凭借运动环境养成的政治嗅觉 ,以紧跟中央的面目发表对本单位、本地

区领导不满的大字报 ,很难说可以成为政治定性的主要依据。事实上 ,

当时对聂等人大字报不满的一些人 , 也同样以大字报指聂等人为已落

魄的邓拓“三家村”的忠实卫士。② 群众运动中并无严格的政治道德标

准 , 批判与反批判使用的是同样的武器和方法。所以 ,当时对大字报的

指责或担心主要是张贴的场合 ,即在北京大学进行公开表达的特殊性 ,

①

② 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表达技巧与作者的主张、目的 , 在大规模群众运动中的表

现十分复杂 ,甚至有违常理 ,简单的字面语义分析往往无法揭示复杂关系后的深层

因素。本文集中讨论行为方式 , 对其内容不再进一步展开。参见印红标 :《文革的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1979 年 2 月 22 日 ,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为原北京大学党委彻底平反的决定》, 全

部推倒大字报的“诬陷不实之词”。1980 年 8 月 21 日 ,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为

受所谓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诬陷的同志平反的通知》, 要求“消除不良影响”。参见何

洛、孟津 :《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真相》,《中共党史资料》( 北京 ) , 总第 83 辑 , 200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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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非参与者行为选择需要多加考虑的问题 ,公开表达方式的有效

性与其公开性程度紧密相关 ,场所和范围只是运动领导者对于控制目

标的选择问题。

小岗村签名书参与者的行为选择过程要简单得多 ,但所具有的象

征性又要复杂得多。

小岗村作为经济落后的偏僻农村 , 农民的意见表达大多数是单向

的 , 即由上而下的贯彻执行。在严格的一元化组织控制中 ,村庄干部具

有双重身份 ,一方面要作为国家的代理人 ,有负责执行国家各项政策和

计划的义务 ;一方面又是人民公社社员 ,村庄的生产与其个人利益直接

关联。如此 ,逐级反映在农村的运用是不对等的 ,社员对基层组织能否

公正解决问题持不信任感 , 并可能怀疑基层组织的实际能力。事实上 ,

乡村干部与上级组织的谈判能力低下 ,特别是农民问题多数都涉及具

体的经济利益 ,基层组织很难成为一个良好的沟通与解决渠道。农民

限于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的缺乏 , 基本无能力越级向有决策权的领导

反映问题 ,个别上访、告状的成功事例 ,并不能说明越级反映表达的有

效性 ,反衬托出基本解决渠道的缺乏。在偏僻的农村进行公开表达 ,难

以形成足够强的社会压力 , 也不会有太大实效。

因此 ,除了最为消极的不表达之外 , 农村中凡涉及国家政治、经济

政策和体制的各种意见或不满 ,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在村庄内部或个别

公社、县内的执行上作某种变通。① 当政治运动高潮来临或上级检查

较为严格时 ,对于政策的贯彻执行就较为彻底 , 风潮过后再度放宽 , 这

样可以或多或少地保护农民利益 ,缓解紧张关系。群众运动的行为方

式及其运动后遗症的惯性影响 ,在农村中也无例外的存在 ,但小岗村农

民到底还是与北京大学教师有所不同 ,农民很少能充当政治运动、特别

① 在人民公社时期 ,所谓瞒产私分、隐瞒“黑地”、自定用粮标准和自留地、宅基地标准

等问题 , 充斥在各类文献之中 , 反映村庄一级采用带有自主性的变通行为十分普遍。

更大范围的变通各地方都有存在 , 在研究上较为典型的是浙江温州地区 , 安徽滁县

也有类似的情况。参见滁州地方志编委会编 :《滁县地区志》( 大事记、农业部分 ) , 北

京 : 方志出版社 , 199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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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意识形态批判的先锋 ,也不会使用复杂迂回的方式表达自身基本经

济利益的要求 ,故其参加运动大多是消极或被动的。一些研究者为突

出日后行为选择的创举 ,还有意渲染这种消极性 ,并一直向前推到合作

化运动 ,甚至更早 , ① 刻意强化了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断裂。

如果说小岗村农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 , 一直在消极和变通

之间求生存 ,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 ,中央、省、县各级工作发

生了一系列变动 ,在某种程度上使农民更加敢于自主行动。但是 ,农民

并不完全清楚上层政策变动的含义 , 一般只能根据报纸与现实感受进

行判断 ,很难快速作出同步反应。例如 , 1977 年 11 月安徽省委《关于当

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 到 1978 年 2 月《人民日报》公开报

道才发挥较大影响 ,在理解、贯彻上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即使是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 (草案 )》, 也

大多是原则精神 , 在具体措施上尚无重大突出 , 仍规定“不许包产到

户”。所以 ,在出现政策松动和一些改革试验时 ,农民仍然需要更多地

凭借直觉进行选择。1979 年 2 月 20 日 ,凤阳县委常委会开会决定推广

大包干到组 ,小岗村立即作出了反应。3 月 15 日 ,《人民日报》发表张

浩文章 ,在“编者按”中要求对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纠正收回 , 理由是三

中全会不允许“三包”。县、公社在压力之下反应强烈 ,促使小岗村农民

采用传统的行为方式回应 ,为村庄利益开会密谋 ,以签名形式私下订立

共同行动的规约。②

从大字报和签名书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到 , 两者原本都并非想要另

①

② 王映东 :《我所知道的小岗“红手印”》,《中共党史资料》( 北京 ) , 总第 82 辑 , 2002 年 5

月。关于小岗村开会的时间 , 较早一般称 1978 年 11 月、12 月或年底 , 地方志称 1979

年 2 月 , 本文从行为选择逻辑出发 , 使用 3 月下旬说。

小岗村因全村无地主、富农户 , 土地改革就不突出 , 合作化运动也不积极 , 只是在不

得已的情况下办了合作社。安徽凤阳县委政研室 :《令人深思的小岗生产队———穷

队实行大包干到户的变化》,《包产到户资料选》二 ,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编印 ,

1981 年版 , 第 99—100 页。小岗村所在的梨园公社也是在合作化时勉强办社 ,政治运

动中多消极的外流讨饭。中共凤阳县委调查组 :《政策放宽、穷社翻身———凤阳县梨

园公社包产到户的调查》,《农业经济丛刊》(北京 ) , 198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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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蹊径 ,而是试图依据现有组织程序和常规办事。也就是说 ,在重大事

件发生初期 ,多数人仍视最高层决策变化为其行为选择的首要条件 ,无

论对这种变化的把握是凭借嗅觉还是直觉。只是由于大变动初期的政

策表达较为模糊 ,各层级在理解、贯彻、执行上出现明显的差异和混乱 ,

而正式组织的控制能力又遭到一定的削弱 , 公众行为才出现了特殊的

极端选择 ,表现出与现存制度规定相抵触的明显特征 ,并力图摆脱原有

组织对其行为的束缚。

大字报的产生依据的显然是一般群众运动的规律 ,在运动中 ,群众

有权自行表达意愿 ,而且运动的发动往往需要先打破单位、部门、地区

领导对运动的种种限制 , 学校党委的规定自然得不到特别的尊重。实

际上 ,当聂等人的大字报张贴后 , 立即出现更大规模的大字报浪潮 , 无

论是表达声援还是反对的观点 ,都已违反既有组织条规的行为限制 ,并

直接对限制条规的合法性提出挑战。签名书的行为就走得更远了。地

方领导在自然灾害和政治责任的双重压力下 ,无法提供清晰可行的解

决措施 ,而春耕生产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小岗村农民采用的极端行

为 ,不但将自己置身于组织行为之外 ,也暗含为维护村庄利益不惜与国

家法律对抗的内容。

但是 ,也应该注意到事件表现形态的另一方面。在社会高度组织

化、政治化时期 ,基层组织控制能力的部分削弱 ,并不意味着组织功能

的完全丧失 ,两个案在行为上也都有深刻的组织背景。大字报参与者

都是党员 ,包括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副书记 , 即使除开聂元梓 ,其他参与

者也较为清楚地了解学校党委的规定和党组织的纪律。① 签名书参与

者包括了小岗村的主要党员干部 , 实际上是以生产队作为共同行动的

组织 ,虽然集体组织与自然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所以说 ,在当

时环境中 ,一个有影响的公众行动 , 很难由正式组织之外的力量来号

召 ,而且尽管其行为与组织程序发生严重抵触 ,但都尽力使自己与组织

① 据当事人回忆 , 聂元梓非最初的大字报酝酿者 , 但其署名仍有一定的组织象征。穆

欣 :《“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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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联系 ,以使各自的行为仍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大字报是在革命、造

反的名义下 ,从更大的范围理解组织原则和纪律 ,“敢把皇帝拉下马”的

大无畏斗争 ,是革命时期和政治运动中最高党性的体现。小岗村农民

的行为得到认可后 ,从强调其行为与中央改革精神相联系和突出国家

利益的目标中 ,又获得巨大的好处。

毫无疑问 ,公众行为在组织体制内外的复杂表现 ,大大提高了选择

的风险程度 ,自然降低了主动或自主行动的积极性。因而 ,作为重大历

史事件标志的象征物 ,大字报和签名书两者都是极端的、非常规的特例

行为 ,参与者的谨慎小心耐人寻味。大字报参与者在定稿时 ,居然还制

作了副本;签名书原本被参与者隐去了会议议决的内容 , 并进行了伪

装。这样的玩弄心机对于一般公众行为来说极不寻常 ,在行动之前就

考虑了各种应对 ,并预留随时可以回转的退路 ,可谓用心良苦。更值得

深思的是 ,如果将大字报行为作为中国革命及之后一系列群众运动冲

击的表现 ,显示着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签名书行为则表现为历史发展的

一种断裂 ,在向革命时期的习惯行为方式告别时 ,新的象征物形式并不

是历史向前的提升 ,而带有向传统回归的影子 ,即表现为 20 世纪初国

家政权控制式微时“乡村自卫”的惯常做法。其间 , 公众对于历史和现

实都存在着明显的认识扭曲。

四、上层权威的认可与推动

判断一项公众行为是否合法 ,可以有多种角度。一般看其是否符

合各种现行法律、规章、政策和组织原则 ,公众必须在程序、规则规定的

范围内活动 ,不得越出;再是看行为是否属被当时社会多数人接受的习

惯方式 ,即当缺乏条规规定或规定不严时 ,使用习惯行为方式通常被允

许或默认;最深层则是从行为的社会结果加以判别 , 即以结果对于社会

发展的进步与反动属性 ,规定行为方式本身的合法性 ,主要涉及革命、

造反等大规模、非常规、反对现存制度和秩序的行为的性质判断 ,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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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判断通常与整体历史的解释紧密相关 , 非单项公众行为的表象所能

决定。

事实上 ,即使有通行的判断标准 ,对大字报或签名书式的公众行为

进行准确归类也绝非易事 ,更何况在事件发生时 ,中国不但缺乏严密的

法律、法规 ,更重要的是 ,依据规章行事远没有成为公众行为方式选择

的标准。在群众运动中 ,政策是多变的 ,作为政策解释者和执行者的组

织也是多变的。如在反右派斗争中 , 一些在规范之内针对本支部或本

单位具体领导的意见 ,也可以被指为是对整个党和制度的攻击 ,作为非

法行为处理 ,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却成为多数人“说话”的重要方式。

所以 ,当《五一六通知》确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改组领导机构时 ,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对于运动

方式的限制性规定 , 也就不再具备完全的权威性。改革开放初期的情

况同样如此 ,普通农民很难在中央决策原则、报刊宣传导向、各级地方

部门措施之间 ,作出谁更具权威性和可行性的准确判断 ,更不用说这些

因素还在不断地变化。

显然 ,公众在大变动初期的行为选择主要依靠惯性推动 ,只不过不

同的行动其惯性来源和方向有所区别 ,但都不影响对自身合法性的认

识。然而 ,公众行为合法与否 ,特别是其是否能够发展成为全社会普遍

的、一致的行动 ,既无法使用现行规章条文和组织原则去分析 , 也不能

简单依据习惯方式的新与旧、进步与保守去判断 ,而是由上级对于当时

形势的判断和需要决定。所以 ,具备民意的高层决策和被认可的公众

行为是在同一过程中实现的 ,两者在互证中都实现了各自的合法性 ,但

同时也具有了天生的逻辑缺陷 ,而且对于合法性的认识也在不断移动。

大字报和签名书作为极端的公众行为方式选择 ,能够成为“文化大

革命”和改革开放的象征物 , 最突出的确认标准就是强调造反的合理性

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毛泽东视“造反有理”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

350

容 , ① 认为大字报行为使得“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 , 从此可以开始打

破”, ② 赞扬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③ 并指责“借‘内外有

别’是怕革命”。④ 于是 ,大字报便与革命、群众路线、道路性质、马克思

主义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 , 成为检验政治立场的基本标准。小岗村

签名书产生于中央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后 ,虽然在形式上与现行

制度有冲突 ,但内容是以农民自身力量解决生产困难和保证完成国家

任务 ,符合一贯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利益 ,因而也可能得到鼓励和支

持。当评价标准转为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时 , 那些对小岗村行为

性质、道路的担心就“是不必要的”了。⑤ 1982 年 1 月 1 日 ,中共中央批

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 ,专业承包联

产计酬 ,联产到劳 ,包产到户、到组 ,包干到户、到组等生产责任制 ,“都

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 1 月 2 日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更进一步称生产责任制“是马克

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我

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不但签名书行为得到认可 ,而且在意识形态和法

律制度上弥补了与公众行为方式的差异 , 经确认的公众行为也就成为

理论创新的源泉。1998 年 9 月 22 日 , 江泽民来到小岗村 , 赞扬农民的

创举“靠的是实事求是的原则 ,靠的是改革的勇气 ,靠的是团结的力量 ,

靠的是穷则思变的精神”。新的确认主要为强调改革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 , 表达“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何平、何加正 :《总书记来到小岗村》,《人民日报》1998 年 9 月 28 日。

邓小平 :《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1980 年 5 月 31 日 )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1994 年第二版 ,第 315 页。

马齐彬等编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 北京 :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 1989 年版 , 第

275 页。

毛泽东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 ,第 90 页。

毛泽东 :《关于播发〈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大 字报的批

语》( 1966 年 6 月 1 日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 ,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1998

年版 ,第 62 页。

毛泽东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 60 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1939 年 12 月 21 日 ) ,《人民

日报》1949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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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在得到上级领导乃至最高层的确认过程中 ,人为地拔高

已经远远超出了公众行为个案所能包括的内容。大字报参与者的初

衷 , 可能只是为了抓住时机 ,使用最革命、最时髦、也是政治运动习惯的

语言 ,表达其在历次运动中的行为正当性 , 主要是不满地方、单位领导

对运动的约束 ,“不准群众革命”,试图争取不受压制的“说话”权利。这

与打破“反动堡垒”、甚至是巴黎公社式的整体“打碎”,有着十分巨大的

差距。小岗村农民使用的是有别于革命和群众运动的另一种表达形

式 ,对其行为的赞颂就显得更牵强。农民为维护基本生存权利而进行

私下密谋 ,与其说是展示了改革的勇气 , 还不如说是在外部强大的政

治、经济压力下 ,无奈而又无助的消极反应 , 并非有目的的探索和抗争。

所谓“瞒上不瞒下”的村庄内聚力强化 ,与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开

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方向并不一致。在两个案中 , 领袖的

政治目标和理论阐述可能是清晰的 , 但其选择的民意 (公论 )象征却与

之有明显距离 ,当然 ,这并不影响重大决策的推行 , 也不影响被选中的

公众行为个案成为民意的代表 ,但却可能造成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

出现严重扭曲。

如果不是被最高领导人选中 , 大字报和签名书可能只是两个孤立

的公众行为个案 ,表达的只是少数参与者的意愿 ,或是被湮没在历史发

展的大潮之中 ,或是在发生初期因行为的极端性而被立即终结。为什

么能够被选中的问题要比两个案本身更重要。能够得到最高层的确认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遇或者运气 , 同时也依靠各级组织的态度和权

威 , 以及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张贴前一天 ,北京大学党委召开干部会 ,传达

中央批转国务院外办关于“文化革命”对外宣传的五条意见 , 对大字报

的内容和张贴范围作了规定。5 月 25 日 , 当大字报贴出后 , 立即产生

巨大震动 ,震动并不在于大字报的内容 , 而是有了“第一张”的“打破”

后 ,其他大字报便迅速“跟进”, 形成声势浩大的激烈的群体行为效应 ,

学校党委已不再具备控制局面的能力。“打破”与“跟进”存在着先后的

逻辑关系 ,但后者并非前者的必然结果。学校党委能做的只是迅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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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报告 ,求得支持和解决的办法 , 并再次召集党员干部会。事情发展

到此 ,上级部门直接干预便成为控制局面的关键 , 例如派遣工作组、给

已发生事件定性和划线、明确规定运动的方式和范围等 ,都有可能重新

稳定局面 ,至少在社教运动中这些办法行之有效。

但是 ,当时的北京市委已经改组 , 新负责人李雪峰尚未正式就任 ,

对北京大学大字报事件无意积极干预 ,甚至还有些消极回避 ,只是在更

高层的一再催促下 , 才来到北京大学。① 李作为地方最高领导的消极 ,

表面上是还未正式通知交接上任 , 但主要是运动初期中央最高决策层

的意见模糊 ,地方党政机关在处理复杂事件时缺乏权威 ,特别是在北京

大学这样的敏感地方。从已有的回忆材料看 ,在北京中央工作的周恩

来、康生、陈伯达等人 ,虽然对聂等人的大字报内容有不同理解 ,但都对

“跟进”的势头和趋于激烈化、大型化表示担忧。因此 ,最初的上级干预

没有直接评判大字报的内容 ,只是重申了“领导”、“步骤”和“内外有别”

的群众运动原则 ,要求将运动限制在小范围的单位内部。大字报被收

入 5 月 27 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

13 期 ,并送到杭州毛泽东处 ,毛看过后立即决定全文广播和公开发表 ,

大字报的内容和形式都被认可。

小岗村的签名书属秘密行为 ,不可能立即出现大批“跟进”的激烈

扩张现象 ,需要在具体发展中被逐级认可和提升 ,这就更需要机遇和运

气。小岗村搞起包干到户后 , 公社认为是分田单干 ,搞资本主义 , 并停

止了贷款扶持。县委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② 既不公开表

态支持提倡 ,也未一棍子打死。公社和县的态度 ,代表着一般贫困地区

①

② 许人俊 :《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围绕包产到户的一场新旧思想斗争》,

《炎黄春秋》(北京 ) , 1996 年第 6 期。也有研究者称得到县委书记王庭元 的大胆支

持。但准确讲 , 县级的支持应该在 1979 年 10 月下旬以后 , 秋收结果突出了小岗村选

择的成效 , 并得到地委领导同意可以继续试验 , 县委才开始比较 积极地总结上报。

王郁昭 :《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谈家庭联产责任制的由来和发展》,《党的文献》

(北京 ) , 1992 年第 4 期。

李雪峰 :《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 张化、苏采青主编 :《回首“文革”》下 , 北京 :

中共党史出版社 , 2000 年版 , 第 613—6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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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机关对下属行为的两面 ,一方面需要对出格行为进行一些抑制 ,使

局面不至于失控又避免承担重大政治责任; 另一方面 ,由于经济发展水

平低下 ,并不存在严格统一控制的组织能力 ,如个别看似出格的尝试有

些成效 ,反可以减轻工作压力 ,又获得了政绩。小岗村行为能够进行下

去 ,主要因为不发达的经济环境和初期试验的成功 , 但想要获得认可 ,

取得事实上的合法地位 ,还需更高层级的积极支持。当时 ,主持安徽工

作的万里是全国农村改革的先驱 , 并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支持。

1980 年 1月 ,万里看到了凤阳县委关于小岗村包干到户一年变样的调

查报告 ,认为“需要给以肯定和支持”, 并立即到小岗村实地调查 ,肯定

农民的行为并非“开倒车”。① 很快 ,万里被调到中央主持全国农村工

作 , 签名书便逐渐被赋予更深刻的含义 ,成为全国农村改革的象征。

大字报和签名书行为从发生到成为“文革”或改革的象征物 ,对其

的认可并不是一次完成。由于基层组织和普通群众对最高决策层的意

向不可能准确把握 , 公众传媒的作用十分重要 ,更大范围的群众会根据

媒体导向判断是否需要积极“跟进”, 基层党政组织也会据此调整各自

的态度。由于当时中国的公众传媒是在严格控制下以一个声音说话 ,

所以当报刊上出现前后矛盾或不清晰的声音时 ,自然更增加了基层组

织和普通群众判断、选择的困难。

公开广播和发表聂等人的大字报是由毛泽东直接决定 , 所以 ,“大

字报一广播 ,全国都闹起来了。”② 在 6月 1 日大字报广播的当晚 ,工作

组进入北京大学 ,宣布停止学校党委的工作。6 月 2 日 ,《人民日报》全

文刊登 ,并发表王力、关锋起草、陈伯达审定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

一张大字报》。到毛泽东回到北京 , 决定撤销工作组后 ,大字报也就被

完全赋予了造反夺权的象征。

小岗村个案的过程更为复杂。《人民日报》刊登的反对倒退的读者

①

② 毛泽东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 年 10 月 25 日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 , 第 144 页。

张广友 :《我们随万里在农村改革前沿搏击》,《炎黄春秋》( 北京 ) , 2001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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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和编者按 ,对于地方基层组织形成压力 ,直接导致了小岗村签名书

的产生 ,而报刊的行为也确实得到了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批示和负责农

村工作领导人的指示。但小岗村行为又得到了容忍 , 主要原因是那些

批示和指示并非来自最高权威 ,《人民日报》此前也曾刊载过介绍联产

责任制的工作研究 ,而且在刊出读者来信后不久又以编者按承认提法

不够准确 ,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 ,模糊的信息释放有可能降低作为政

治导向的权威性;而作为地方最高领导人的万里由于能够得到最高层

的支持 ,也具备足够的权威与中央媒体的意见保持距离 , ① 也是试验

能够继续的重要原因。50年代合作化运动后期 ,浙江温州地区永嘉县

的责任制试验就没有这么幸运 ,当批评来自地方报刊时 ,一些县级党政

领导还敢于坚持认可农民的行动 ,但《人民日报》公开报道并发表意见

后 ,问题就被定性 ,接踵而来的就是组织处理。② 媒体原应成为公众公

开表达的工具 ,但却变成了公众行为性质的判断者 , 认识的模糊就不可

避免。

大字报显然是一项由最高领导人直接认可的公众行为 ,签名书行

为则经过一个渐进试验的过程 ,由基层组织的观望、默许 , 到地方领导

人的肯定、支持 ,最终得到全面的认可。“文化大革命”发起时的毛泽东

与改革开放初期的邓小平相比 ,前者明显更具权威性 ,故对于极端行为

的认可与推动也就更为快捷 ,各种公众行为都被纳入政治运动和上层

决策之中 ,社会的原创力和自由空间在概念上被压缩甚至取消。当经

历了“文革”之后 ,中央的绝对权威有所削弱 ,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增

强 ,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中央决策精神和报刊导向中加入独立的判

断 , 选择空间和制度弹性有所扩大。无疑 ,签名书行为的被选中有其偶

然性 ,一项反向的极端行为与开创新局面的伟大改革联系在一起 ,地方

①

② 《燎原社史资料———1956 年原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专辑》,瓯海县征集合作化史料办

公室编印 , 1989 年版 , 第 11—16 页。

万里强调在实践中以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检验标准 ,“决不能读

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 , 就打退堂鼓”。《万里文选》,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1995 年

版 , 第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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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中 国 社 会 转 型 过 程 中 的 认 识 扭 曲

355

自主选择的权威保障又恰恰是中央的强势支持 ,这一过程十分形象地

说明了权威、权力的过渡特征。

五、对标志性事件的历史解释

过渡时期的历史解释 , 时常面临概念模糊和道德危机。对于大字

报和签名书两个案 , 以往的历史解释很少将两者联系在一起 ,习惯于分

开处理 ,独立评价 ,以事件的历史定性 ,将两事件作为适用于不同评价

方法和标准的对立物 ,历史的内在联系与相关性被抽空。

按照官方文献的解释 ,正确方向的公众行为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

行的。但是 ,在使用历史方法加以论证时 ,党的领导又不能简单地被认

为是对具体事件的领导 , 反需要公众自行领会和鉴别。在共和国史历

次重大政治运动中 ,一贯紧跟形势 ,积极响应中央号召 ,站在斗争最前

列的北京大学师生 ,由于“文化大革命”后历史评价标准的转变 ,这些表

现成为校史中的污点 ,校史作者多回避这些不光彩的历史记录 ,并极力

将此与五四运动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传统相区别 ,运动中的积极

分子成了阴谋家、野心家的工具。小岗村农民则被刻意塑造为政治运

动中理性的消极抵制者 , 因而 ,能够最终与党内的改革力量“耦合”, ①

成为制度创新的前驱。从逻辑上 ,这种解释似乎可以成立 ,但却无视了

历史的内容。现实中的公众行为方式选择不可能如此“理性”,“紧跟”

和“响应”是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 , 公众并无能力自行判断何时应该紧

跟 , 何时应该抵制 ,因为评判标准在随时变动。所以 ,“耦合”需要更为

宽松的社会自主活动空间。

缺乏道德深度的历史解释 ,还表现在对公众行为自发性和法律秩

序作用的不同标准判断。自发性行为作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和革命合

① 钟家栋 :《自觉与自发的耦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动力机制初探》,《党史研究与

教学》( 福州 ) , 1999 年第 2 期。

356

理性的重要内容 ,在革命战争时期被广泛提倡 ,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初

期 ,一般运动的领导者也提倡自发行为 ,至少容忍自发行为部分突破现

行政策和规章 ,以快速动员和发动最广大的群众 ,而且也没有任何条规

可以稳定地规范群众运动行为。“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浩劫 , 在许多

论著中被解释成是破坏《宪法》和现存秩序的恶果 , 聂等人的大字报就

是典型。当大字报贴出后 ,李雪峰曾强调“中央只要求一条:党有党纪、

国有国法”。① 至于在大字报之前《宪法》和秩序是否得到普遍尊重 , 党

政领导是否严格依据党纪国法办事 , 特别是“革命”时期群众是否必须

遵守地方、部门领导的限制 , ② 都不是大字报个案所能回答的问题 , 如

李雪峰在北京大学代表中央宣布的纪律 ,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就并

不完全认同③。签名书因是改革的象征而受到礼遇。不但小岗村的自

发性行为得到认可 , 敢冒“坐牢”、“杀头”风险被冠上大无畏的改革创新

精神 ,而且还从“改革是一个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社会行为”,论证合理

不合法是普遍现象 , ④ 把改革与革命的时代特征相提并论。但是 , 两

个案是在同一社会制度和同一政党领导之下发生的 , 对于合理与合法

的解释却使用不同标准 ,批判武器只能在预设的逻辑陷阱中自说自话。

当然 ,完全抹杀公众行为的自发性有点不大可能。一些历史研究

转而更注重个案的事实考证和文本分析。对于大字报产生过程的自发

性和“插手”论 ,代表着不同解释的研究成果。一般而论 ,突出自发性者

更强调“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深刻社会背景 ,而主张“插手”论者更强调

“文革”是决策错误和野心家的阴谋产物 ,更接近“文革”后官方的政治

①

②

③

④ 俞梅荪 :《走向新世纪法治的现实与趋势———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中国法

理学研究会年会综述》,《政治与法律》( 上海 ) , 1998 年第 5 期 ; 高其才 :《当代中国法

治建设的两难境地》,《法学》(上海 ) , 1999 年第 2 期。

李雪峰 :《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 张化、苏采青主编 :《回首“文革”》下 , 第 616

页。

1966 年 8 月 5 日 ,毛泽东在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加写

的批注中称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 ,不应当无条件接受 , 而应当坚决抵制 , 在这次文

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 , 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建

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 , 第 93 页。

何洛、孟津 :《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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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观点的历史解释所依据材料文本有较大差

异 ,前者多依靠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 ,特别是印红标对相关口述史料收

集所做的工作;何洛、孟金的最新研究 , 通过引用北京大学“文革”后清

查时的档案资料 ,加强了“插手”论。清队档案与口述资料哪一个更可

靠呢 ? 不仅事关事实的认证 , 而且也会涉及对“文革”后社会发展变化

的认识 ,以及处理史料的方法和历史观。其实 ,两种材料大致都出自同

一批人 ,只是产生的时间、方式和政治环境的变化 , 使得对同一历史事

件的再叙述出现差异。

按常理推测 , 当 1978 年年底大字报被定性为康生、曹轶欧策划的

“圈套、大骗局”, ① 并且“历史已经证明”② 是确凿的事实后 ,参与者在

随后的清查中 ,很有可能尽力将自身行为说成是受到指使 ,以配合对林

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揭发、批判 ,减轻参与的责任 ,更何况所写的

文字材料将收入档案 ,影响个人的政治结论 ,甚至一生的政治命运。这

是群众运动收尾善后时的一般规律。当 1993 年后进行口述史料收集

时 ,邓小平早已宣布不再搞群众运动 ,参与者也不再担心说话会损害个

人政治利益 ,加之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更为深入 ,回忆叙述时的心

情应该更为放松。本文无意判断较后的叙述就是“真”历史行为 ,是历

史本来面目的还原 , 也许参与者仍未说出全部的事实 ,也许在其历史回

忆中已经加入了现实发展的改造 ,带有极强的目的性。

所以 ,对于历史事件个案的事实研究 ,也就不再仅局限于事件本

身 ,关系到对于整体历史发展的把握。当政治结论作为历史解释依据

时 , 历史展现的是单一的发展路径 ,不相适者便被作为另类处理 ,冠之

以错误认识或阴谋破坏 ,历史被肢解成为各种性质属性的事件 ,最后琐

①

② 林浩基 :《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揭露康生的反革命罪行》,《北京日

报》1981 年 1 月 9 日。

王学珍等主编 :《北京大学纪事 ( 1898—1997 )》下册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8 年

版 , 第 826 页。

358

细到以个人品行解释重大公众行为① ,大字报也就仅仅成为野心家的

阴谋工具②。承认大字报产生具有自发性 , 也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

命”爆发时社会上存在多种矛盾 , 特别是干群矛盾十分突出 , 因此社会

上也有可能存在其他的运动动力源 , 在一个声音之下有着多种不同要

求的表达 ,也就应该允许存在多种公众行为方式和目标的选择。这是

现实社会发展出现多元化迹象的反映。

最为混乱的是对革命和创新的历史解释。当代中国制度创新的主

要动力源 ,一般解释为由党和政府的决策主导 ,其理想状态是决策与行

动的上下一致 ,以党的领导为先决条件。在“文化大革命”被认定为是

少数人的错误和阴谋后 ,曾经站在历史发展前列的城市青年知识分子

的行为就变得十分愚昧和可笑 ,于是制度创新的源泉又回到农村 ,而且

是最落后贫穷的农村率先进行改革 ,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③ , 改

革与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既然小岗村被“选中”, 研究者便围绕其行为进行创新的论证和解

释。为什么小岗村敢冒风险改革 ? 穷则思变被认为是主要动力。穷则

思变是当人们处在困窘环境下求新图变的普遍现象 ,“穷”原本可以有

多种解释 ,但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解释影响下 ,多数研究者都把“穷”仍解

①

②

③ 邓小平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985 年 3 月 28 日 )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 北

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3 年版 ,第 113 页。

当北京市决定限制大字报的张贴时 , 有论者以为大字报自诞生 ,“曾几何时 , 真右派

利用它向共产党大肆进攻 , 假左派依靠它为野心家大树特树。”东方蝉 :《大字报的兴

亡》,《解放军报》1980 年 3 月 17 日。大字报被取消合法地位禁止张贴后 ,又被称为曾

在文革中“肆虐一时的东西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它在感情上是憎恶的 , 在理智上是反

对的。”社论 :《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北京日报》1986 年 12 月 29 日。墙报、黑板报

的形式也不再讲了 ,在缺乏有效的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保障的情况下 , 基本上将公

众表达行为限制在逐级、越级反映之上 , 80 年代后半期的发展表明这种限制问题极

多。

由于聂元梓个人历史经历、社会地位与其他大字报参与者有距离 , 加之聂已 因“文

革”中行为沦为“落水狗”,“插手”论特别突出聂的两面派、野心家品行在大字报出笼

中的作用。而其他主要参与者也尽力淡化与聂的关系 ,以突出其自发行为是一种普

通而又朴素的真诚响应。再者是将“第一张”大字报与随即“跟进”的大字报行为相

区别 , 甚至有突出多数师生大字报持批评态度来论证聂等的大字报行为的偏向 , 而

忽略行为方式本身的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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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为经济上的贫穷 ,故贫穷的小岗村“敢闯敢冒风险”改革 , ① 较富裕

的江苏则是“反对的”② ,这种现象被简单归纳为“越穷越乐于改革”③。

农村改革从贫困地区开始的解释 ,完全与革命战争年代“越穷越革命”

的阶级分析和动员原则相一致 ,基本没有超出毛泽东发起大跃进运动

时对穷则思变的理解 , ④ 贫穷仍具有首先图变创新的精神优势。

然而 ,改革开放的目标并不只是解决贫困地区的温饱 ,当“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⑤ 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提出后 ,

革命动员的创新标准被经济发展中的市场、资金、技术所取代 , 这恰是

小岗村所没有的 , 签名书行为也无法为农村深化改革提供象征意义。

实际上 ,已有研究者较早地认识到以要求较为低级的温饱经济的行为

作为改革的象征 ,与经济发展规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认为包产到

户作为集体所有制下经营方式的创新 ,最早出现在经济比较发达、文化

和经营管理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 ,而生产落后、经济贫困地区实行的是

逼出来的治穷办法 , 是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⑥ 但许多研究者并

未注意到这个简单的经济发展问题 , 或是由于解释理论、概念的贫乏 ,

或是干脆缺乏历史研究的道德感 ,仍在不断重复着解释逻辑的混乱。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小岗村作为社会转型开端象征的缺陷愈发

明显 ,历史研究于是回到了开始时就应该做的一些工作 ,签名书真实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陆学艺 :《包产到户最早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创造出来》,《浙江合作化史料》, 1988 年

第 3 期。

邓小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88 年 9 月 5 日 )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 第 274

页。

毛泽东在 1958 年 4 月 15 日《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 , 有关“穷则思变 , 要干 , 要革

命。一张白纸 , 没有负担 , 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 ,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的论述 , 具有

广泛影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 册 ,第 178 页。无论在不同的情况下引用时

作何种解释 ,毛泽东所强调的是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 , 首先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

改造 ,借助政治、精神优势快速发展。

伍山林 :《中国农作制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从农户行为与政府偏好角度进行

分析》,《经济研究》( 北京 ) , 1998 年第 8 期。

吴� :《农村改革的历史回顾》,《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北京 ) , 1998 年第 11 期。

胡福明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开拓前进———回顾真理标准讨论 20 年》,《江海学刊》

(南京 ) , 1998 年第 6 期。

360

问题被提了出来。有人依据签名书文本和不同的事实描述 ,提出了“秘

密会议到底开过没有”和“到底有没有写过这个纸条”的疑问。① 作为

一项带有传统色彩的乡村民间行为 ,缺乏既定的程序、形式和完整的档

案记录保留 ,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但是 ,签名书离

我们如此之近 ,既得到各级党政机关的层层认可 ,又受到国家意识形态

工具的反复复制 ,已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作为历史象征。故事的大致梗

概也许并不失历史的真实 ,更值得研究的是 ,故事如何被各级组织认可、

加工、形成的过程 ,并最终构成一种固定的历史观念 ,公众行为选择之选

择的历史解释 ,已远远超出了个案本身的意义。签名书收集的经手人之

一承认文本曾被加工 ,被广泛使用的是复制件 ,但是有原件为根据的“复

制”。② 无论如何 ,被收藏的历史确是一件制造品。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发展 ,更多的研究者开始谈论小岗村的历史

局限性 ,以论证所谓从温饱到富裕的第二次抉择的条件和要素。所谓

历史局限性 ,并非完全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 ,实际上早已隐含在之前的

历史解释模糊之中 , 在光环下展示的仅是事物的一面。小岗村为什么

在脱贫之后不能致富 ,不少研究者都提到村民素质低、交通不便、经济

基础较差等客观条件 , ③ 穷则思变的精神优势对于克服这些困难似乎

丧失了“精神原子弹”的威力。对于改革之初贫困地区农民的大无畏创

新精神的赞颂 ,也被对传统农民惰性的批判所取代 , 影响持续发展的主

观因素 ,被描述为思想观念陈旧 , 易于满足温饱现状 , 缺少长期发展的

紧迫感 , ④ 连曾经是改革象征的影子也完全看不到了。更有意思的

是 ,签名书通常被认为是农民经济自救和自立的表现 ,但有调查表明 ,

经 20年发展 ,小岗村农民对政府的依赖心理并未减轻 , 反在成为象征

①

②

③

④ 胡玉兰 :《准确把握生产力标准的实质》,《党政干部论坛》( 武汉 ) , 1999 年第 2 期。

卢太平、胡敏华 :《农村改革面临第二次重大抉择———有感于小岗村考察之行》,《经

济问题探索》(昆明 ) , 1999 年第 11 期。

王映东 :《我所知道的小岗“红手印”》。

曹俊 :《大包干红手印是真是假 ?》,《南方周末》1998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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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后有所加强。① 当然 ,对于政府依赖的内容有所变化 ,而且现代化建

设也需要国家的积极干预 ,需要实现政府自身职能的转变 ,特别是在经

济不发达地区 , 政府的服务尤为重要。但是 , 创新的动力应该落在何

处 ? 当历史解释以局限性展示事物的另一面时 ,表明急需新的典型象

征出现。

六、结 论

本文所进行的个案研究 ,决非两个孤立的事件 , 其中展现出自中国

革命胜利至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时政治文化现象的种种扭曲。

当历史事件中的官方导向与公众行为之间出现差异时 ,必须依靠

官方权威的认证 ,其中权威的来源、判断和认证标准都具有较大的可变

性。当“文化大革命”作为“继续革命”的一部分时 , 评判的标准就不可

能是稳定的法律和秩序 ,而是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理想、道德和价值观 ,

造反行动自然有其合法性 ,但当“文革”不再被当作“革命”时 , 也就失去

了合法性。所以 ,以国家兴亡为抱负的北京大学青年知识分子 , 在“文

革”初期使用最革命的言辞和行动 ,积极响应中央号召 ,冲在群众运动

的最前列 ,但终究免不了成为“野心家”的工具或是被“阴谋”所利用的

盲从者。当改革被视为“第二次革命”时 ,一向处在国家政治生活外围 ,

在重大政治运动中消极应付的小岗村农民 , 在政治环境和自然灾害的

双重压迫下 ,以更接近于革命前的传统行为方式维护村庄利益 ,却成为

农村改革新事物的创造者 ,其行为也就避免了“违反法律承担法律责任

被法律制裁的风险”。在历史事件发生和事后的解释之中 ,作为“智者”

的大学教师 ,成了丧失自主选择能力的非理性行为者;而“素质低”的农

① 小岗村大包干前有句顺口溜 :“吃粮靠返销 , 生产靠贷款 , 花钱靠救济。”现在小岗的

一句顺口溜 :“小岗想致富 , 只愁没门路 ,想的是政府 , 盼的是服务。”高淮成 :《对于小

岗村“虽温饱、不富裕”现象的思考》,《安徽经济》( 合肥 ) , 1998 年第 3 期。

362

民自发行为 ,反是“进行权衡后的一种理性选择”①。

这就是造成社会转型时期认识扭曲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 ,

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行为出现巨大的选择困惑 , 何时应该“紧跟”中央

按规办事 ? 何时又需要保持距离自发创新 ? 怎样才能够做到既有效又

合理、合法呢 ? 两个案显然都不能提供圆满的答案 , 但却成为中国当代

重大历史转折的两个标志。公众无法在事件发生时以自身利益进行清

晰地判断 ,只能模糊地追寻历史惯性或传统 ,只不过所谓第一张大字报

更多地受到中国革命的惯性影响 , 小岗村的行动则带有回归革命前传

统的色彩。必须注意到 ,社会转型真正发生时的向回转现象 ,其实也是

巨大的革命惯性推动的结果 ,不但是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为选择的历

史讽刺 ,认识的扭曲也由之而生。

遗憾的是 ,历史解释并未使认识扭曲现象变得更为清晰。由于历

史解释在较大程度上仍在扮演直接服务于现实的角色 ,历史就被分割

为不同性质的个案 , 使用不同的概念和评价标准 ,作为某种政治结论的

注脚 ,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 ,缺乏独立的地位 ,普通民众在中国当代历史

中缺乏归属感。而且 ,随着现实社会的快速发展 ,历史解释或出现严重

不适 , 或随之加以调整、改变 ,也就发现即使是像大字报和签名书这类

距离很近也很简单的问题 ,最基本的材料鉴定、文本解读和行为分析工

作都还很粗糙 ,历史解释的社会功能遭受严重损害。

历史解释应该成为一种在较长时期内较为稳定的独立认识 ,向现

实社会提供借鉴或参照。转型时期历史解释的最大模糊 , 就在于在进

行批判或赞颂的同时 ,无法说明可行的、可供选择的公众行为方式是什

么 ? 大字报作为一种重要的公众表达方式已成为历史 ,但并不因为被

宣布为不合法就立即自动退出。同样 ,称颂小岗村自发行为的历史解

释也具有风险 ,越是称赞或夸大小岗村的象征作用 , 就会距离由党和政

府主导改革以及在稳定的法律制度之下改革的目标越远。如果缺乏参

① 黄少安 :《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设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兼评杨瑞龙

的“中间扩散型假说”和“三阶段论”》,《经济研究》( 北京 ) , 199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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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表达的渠道 ,一旦时机成熟 , 社会就会自发地选择习惯方式行动起

来 , 而不管行为的后果如何 ,这就是大字报和签名书行为的实质。

大字报和签名书式的极端行为 ,是在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交替的

社会变革中认识扭曲的选择 ,事件产生后的权威认可方式和历史解释

模糊 ,又使其后遗症在较长时期仍无法完全消除。随着改革开放的逐

步深入 ,发挥人民代表作用、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投票选举和寻求法律

保护等参与和表达方式得到提倡 ,虽然在具体运作上仍存在诸多问题 ,

但增加了行为选择的多样性。另一方面 , 公众参与行为的有效性和来

自社会下层的积极创新活动 ,需要稳定的、有效的法律保障和更为宽松

的活动空间 ,不能只依据某个权威部门或领袖的认可 ,甘冒“坐牢”、“杀

头”的极端行为也非正常社会创新活动的风险代价。当前 ,诸如“法律

权威”、“纳税意识”、“道德诚信”等制约公众行为的最基本概念 ,仍被政

府和社会各界不断提及 ,此种社会问题的解决 ,不但有待于全民政治文

化水平的较大提高 , 更重要的是政府行为的改变 ,首先需要清理社会转

型中被扭曲的现象概念 ,需要具有道德深度的清晰的历史解释。

(刘一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

364

读书札记

深入浅出 ,引导路径———读断代史《宋史》书后

邓 小 南

^ 【内容提要】 陈振《宋史》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3 年 ) ,内

容丰富 ,重点突出 ,文字晓畅 ,深入浅出 ;比较充分地反映出宋史学

界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作者立足于对宋代整体政治军事形势、社

会变迁过程的综合观察与把握 ,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制、军制、

法制、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勾勒 ,有助于读

者更好地把握赵宋一朝的发展态势。该书充满辨析与创见。过细

考证与全面阐释的结合 ,系统介绍与重点议题的结合 ,是其重要特

色。

一

多年以来 ,在从事有关宋代历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过程中 ,经常

感到缺乏一部内容厚重新鲜、文字晓畅、分量适中的基本读物。对于这

样一部著作的期盼 , 既反映着教师和学生的渴求 ,又凝聚着宋史学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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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邓小南

深 入 浅 出 ， 引 导 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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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而撰写能够满足这种期冀的著述 , 不仅要求撰著者具备深厚的

功力 ,无疑也需要有综观全局的见识 ,需要深入浅出善于叙事的才能。

2003 年面世的陈振先生《宋史》一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断代

史系列》丛书 ) ,正适应了上述需求。该书比较充分地反映出宋史学界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 特别是融会了著作者本人长期以来的研究心得。

它的出版 ,既使宋史学界同仁感到欣喜 , 也受到莘莘学子们的广泛欢

迎。

就断代史的体系而言 , 应该说 ,直到目前 ,宋史叙事的基本格局是

大致稳定的。这正如王曾瑜先生所说 ,就严肃的历史研究而论 ,一篇论

文发前人所未发 ,或可用“全新”两字概括 ,一部专著也可能有相当比例

的篇幅是“全新”的; 而需要叙述大量基本史实的断代史 ,则必然而且应

该在许多方面沿用既有的研究成果①。尽管如此 , 这部五十余万字的

《宋史》,在谋篇布局及内容选取方面仍然有其特色。

数年前 ,陈振先生曾经主持撰写《中国通史》第七卷《五代辽宋夏金

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9年 ) ,该书出版后 ,受到学界广泛好评。而由

于体例与篇幅的要求 ,这部书也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我们面前的

这一部《宋史》,结构上与前者颇不相同。本书吸纳了《中国通史》第七

卷的乙编“综述”与丙编“典志”之精华 ,重新予以编排 ,叙事得以集中笔

墨; 在此基础之上 ,作者又丰富了原有内容 , 而不是前者的简单重组。

这部《宋史》, 全书共十九章 , 自第一章至十六章大体上依时代先

后 , 分为北宋前期 (太祖、太宗、真宗 )、中后期 (仁宗至钦宗 )及南宋时期

三个阶段进行论述 ;而将科学技术、教育与科举、社会生活等综括贯通

性的内容作为收束的三章。在有限的篇幅中 ,作者力图对于宋代社会

经济、政制、军制、法制、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作较为全面的描绘 ,并

力图清楚地交代其与宋代整体政治军事形势、社会变迁过程的关系 ,以

便读者更好地把握赵宋一朝的发展态势。

① 参见王曾瑜 :《评〈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

366

二

由确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执笔撰写 ,是保证断代史著述中学术“含金

量”的首要前提。这部《宋史》, 并不仅仅是内容充实的断代史介绍 , 而

且是充满辨析与创见的学术著作。过细考证与全面阐释的结合 ,系统

介绍与重点议题的结合 ,是本书的重要特色。

陈振先生是研究宋代官僚政治制度的专家。众所周知 ,《宋史·职

官志》中 ,说“宋承唐制 ,以同平章事为真相之任”, 长期以来 , 在宋代官

制研究中 ,一直有学者认为晚唐、五代和宋初 ,只有同平章事才是宰相 ,

而中书令、侍中等都是虚衔。本书第四章《宋初的行政制度与军事制

度》有关宋代宰相的论述中却明确指出 :“宋初 (直至元丰官制改革以

前 )的宰相职衔分为侍中、同平章事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两等”;同时说

明“只有很少几个权位隆盛或德高望重的同平章事衔宰相 ,才能晋升为

侍中衔宰相”;并且以范质、赵普等人罢相时所带之宰相衔为例 ,确凿地

验证了这一论断 (页 126)。熟悉宋代制度史研究的朋友们都会知道 ,

这段论述无疑是建立在作者自身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早在十余年前 ,

陈振先生即撰有《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一文① , 其中细致地考证

了相关问题。

再以本书第四章《宋初的行政制度与军事制度》中的两点内容为

例。宋人通常认为 , 知州 (知军州事 ) 的设立 , 是太祖太宗鉴于藩镇之

弊 ,以朝臣出领外寄 ,“坐销外重分裂之势”的一大创举②。在一些研究

论著中 ,至今还泛泛地沿用着这一说法。本书将制度变迁置于宋初的

整体历史背景之下认识 ,努力厘清州郡长官自节度使、刺史向知州转化

的历史过程。作者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 ,并非孤立进行 ,而是与唐代以

①

② 《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五《六部》。

《中州学刊》1985 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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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来节度、观察、防御、团练诸使名衔与职权的演变过程结合起来思考。

作者的结论是: ^

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在北宋前期的半个世纪期间 ,赴

本任担任州长官 ,是当时州长官的主要官衔。所谓“节度使 , 宋初

无所掌 ,其事务悉归本州知州、通判兼总之”;以及“至宋 , ⋯⋯而节

度、承宣、观察、团练、防御、刺史 ,则俱无职任”,这两种说法都不很

确切 ,并不适用于北宋前期 ,而是北宋中叶以后的情况。而且这一

时期 ,权知州 (知州)作为州长官的官衔 , 不断增多 ,比重越来越大。

(页 146)

这就比以往断代史笼统的介绍性说法更能体现制度的演变过程 ,更加

接近于历史实际。

近年来 ,宋史学界有不少针对宋代文武关系问题所作的研究。相

对于以往有关赵宋王朝“重文轻武”的简单概括 ,学者们更倾向于改用

“崇文抑武”的提法①。就目前已有的著述而言 ,对于文官制度本身 , 以

及对于文官群体与整个宋代社会流动与发展进程的研究 , 显然大大超

过对于武臣群体的关注程度。从这一意义来说 ,今天的研究课题选择

中 , 似乎颇有些“重文轻武”的味道②。在本书叙述军事制度的部分 , 作

者不仅讲到宋初的地方军事机构 ,讲到禁军与厢军 , 而且以大约二千五

百字的篇幅介绍了读者所不熟悉的“武官寄禄官称 : 班官、横班、东西

班、使臣和节度使、刺史系列”(页 154—158) ,其详尽程度 , 为以往断代

史著述所不及。

社会生活、衣食住行 ,是以往断代史著作中容易被忽略的部分。而

这部分内容恰恰成为本书中的精彩篇章。陈振先生曾经在 2000 年撰

①

② 参见何冠环 :《北宋武将研究》5 页 , 香港 : 中华书局 , 2003 年 6 月版。

参见陈峰 :《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 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368

写《再谈中古汉人从跪坐到垂脚高坐的演变》① 一文 , 对于发生在五代

至宋的这一转变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在细致研究的基础上 ,作者

在本书第十九章《宋代社会生活》第二节《生活习俗与社会风俗》中 , 说

明了宋人生活起居方式的演变过程。文中指出 ,五代时期 ,席地而坐的

坐姿 ,由长期以来的跪坐为主转变为盘坐为主 , 而这正是“由席地而坐

向使用椅、凳、杌等高足坐具的过渡性坐姿”;北宋中叶高足家具已经较

多出现 ,但椅子的使用尚未普及;而至南宋初年 ,“已是不论男女都可坐

高脚的椅子、杌子、凳等 ,这是中国古代汉人生活起居方面划时代的变

化。”这样就将中古时期汉地民庶生活起居方式的转变过程清晰地勾勒

出来。

宋代的役法 ,是相当复杂的问题。近 20 年来 ,漆侠、王曾瑜等先生

在这一领域中曾经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②。在谈到北宋初年以来的差

役法时 ,漆侠先生分析了当时主要的四类差役 ,即“吏”役、衙前、户长弓

手等以及其他名目繁杂的职役 ,指出:“北宋以来的差役法成为农业发

展的一个桎梏。”③ 陈振先生在学界已有基础之上 ,也设专节讨论了北

宋的役法与役法改革问题 , 在谈到衙前役与免役法时 ,作者指出 ,“役法

改革之议 ,始于王安石执政之前 , 然而首先提出将差役衙前改为募役

者 ,却正是后来成为保守派主帅并坚决反对募役的司马光”; 并于其后

征引了司马光《论财利疏》④ 中建议“衙前当募人为之”的一段文字。

司马光建议的实质内容 ,自马端临即指出“所谓募人充衙前 , 即熙宁之

法也”⑤ ,对此学界理解并无歧异;而对于司马光这一建议提出的时间 ,

以往却有嘉皊、治平两种说法。陈振先生根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九六的记载 ,认定该疏进呈于嘉皊七年 ( 1062 年 ) 五月 , 并且在注

①

②

③

④

⑤ 《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考一》。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三。

《宋代经济史》, 463 页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7 年版。

如漆侠 :《宋代经济史》第十一章《宋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 ( 下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7 年版 , 451—502 页 ; 王曾瑜 :《宋代的差役和形势户》,《历史学季刊》1979 年第 1

期 , 74—88 页等。

《北大史学》第七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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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文中解释说 :“由于《文献通考》将上述引文误接作治平四年九月司马光

《衙前札子》的后半部分 ,而冠以英宗时(同年正月神宗已即位 ) ,学者遂

误据以为司马光提出募人为衙前 ,是在英宗时。”(本书页 373) 谈到役

法改革 ,作者还特别提到了学界较少注意的“圆融”制度及其废除。马

端临曾经说 :“凡公家之费 ,有敷于民间者 ,谓之‘圆融’。”① 这是“由民

户负担官府日常需要的制度”, 是一种“差役与赋税混合型的民户负

担”;而其征发本在固定的赋税与差役之外 ,“其额度完全取决于长官的

意志 , 以致官吏乘机敲诈勒索”(本书页 376)。事实上 , 宋代此类庸外

之庸、法外之法 ,可以说比比皆是 , 这些方面正是治宋史者所应当留意

的。

三

对于宋代历史上的诸多政治事件 , 作者的介绍体现出史家长于叙

事的特点 ,简要明白而富有层次感。在以往赵宋断代史的开篇部分 ,通

常交代过五代的政治形势后 ,便会直接转入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

身”故事和“北宋王朝的建立”( 如《简明宋史》② ) , 本书却在相应部分

中 ,增加了“赵匡胤的崛起”一目 ,介绍了“太祖义社十兄弟”及其幕府成

员 ,使读者注意到赵匡胤日后发起兵变代周建宋所倚靠的基本力量之

形成。在谈及北宋中期“元皊更化”期间“新法”的废罢时 , 本书也一改

以往“保守派卷土重来 , 新法被废罢”的笼统概括 , 而采取了分寸感更

强、更加符合历史事实的表达方式 ,指出“‘熙宁变法’所推出的新法 ,基

本上是针对当时的弊政而制定的 , 不仅大体上实现了宋神宗富国强兵

的初衷 ,改变了长期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 ,而且也符合社会经济的发展

规律”,因此 ,尽管司马光等人从政治需要的角度考虑 ,力图废除一切新

①

② 周宝珠、陈振主编 , 人民出版社 , 1985 年版。

《文献通考》卷十二《职役考一》。

370

法 , 但当时执政群体中的不少人“或从新法的实际成效考虑 , 或从政府

财政及国防、治安需要出发 , 不同意完全废罢新法。因而‘废罢’新法 ,

大多只是废除其中的一部分 , 有的只是改头换面 , 真正被废除的很少 ,

而且废罢过程相当长。”( 页 246—247) 这显然比简单化的说法更加确

当。

宋王朝三百年历史上 , 经过了十四世、十八位皇帝。宋代的皇位继

承 , 一般来说尚属平稳 ,没有出现重大的统治危机。或许正是出于这一

原因 ,一些两宋断代历史著述并不着墨于宋代的帝位继承问题。但相

对的平稳 ,并不意味着更替之际的一切都是不折不扣地按照“大行皇

帝”的“既定方针”顺畅运作。不仅北宋太宗“斧声烛影”下的即位成为

引人关切的谜团 ,南宋理宗的即位有明显的权臣阴谋背景;其他最高权

力交接时期的紧张 , 也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宋代帝位的继承在多数

情况下与不同政治势力的斗争相关联 ,对宋代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影

响。仅就北宋而言 ,即使不提太祖、太宗间事出突然的兄终弟及 , 其后

在太宗、神宗、哲宗去世时 ,都曾有过短暂的不安;而入继大统的英宗与

皇太后曹氏之间、临危禅让的徽钦父子之间 ,彼此的不满与戒惕更几乎

是尽人皆知。这尽管没有对当时国家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构成致命的

威胁 ,却显然影响到朝廷的用人政策与政治局势的安宁。考虑到这种

情形 ,陈振先生在其《宋史》中 , 对于宋太宗的夺取帝位、真宗的继位事

件、短促的英宗时期 ,以及哲宗、徽宗、孝宗、宁宗、理宗之立 ,都择要予

以说明 ,以便读者对宋代历史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有关真宗的继位事件 ,有一情节或许值得一提。《宋史》卷二八一

《吕端传》说到在太宗大渐之际 ,“内侍王继恩忌太子英明 , 阴与参知政

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谋立故楚王元佐”。中华

书局标点本《宋史》校勘记指出 ,李继勋卒于太宗前期 ,不可能参与此次

事件 , 因而判定“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 , 此九字当衍”,“下文‘以继勋为

使相 ,赴陈州’九字亦当衍”。陈振先生则根据《吕端传》所提供的线索 ,

旁征宋代史事 ,根据《宋史》卷二五七《李继隆传》,“真宗即位 , 改领镇安

军节度(笔者按:宋代镇安军节度 ,即陈州 ) ,检校太傅。逾月召还 ,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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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门下平章事 ,解兵柄 ,归本镇”的记载 , 指出“李继勋实为李继隆之

误”。关于李继隆妹李皇后在合谋废立事中的态度 , 早有学者论及 , 李

继隆参与此事 ,亦在情理之中。他在真宗即位后 , 以太后兄长之贵 , 虽

加使相衔 ,却“解兵柄 , 归本镇”, 原本启人疑窦 , 个中缘由 , 如今可以得

到解释。

尊重读者、作者心中有读者 ,是本书的突出特点之一。对于读者往

往感到困惑的宋代诸多制度 ,对于内容迥异的同一表达方式 ,作者往往

首先梳理其来龙去脉 ,总结前后时段的差别 ,勾勒历史进程的演变。比

如在讲到宋代的城乡分治和新户籍制度的产生时 , 作者首先说明 ,“宋

代的户籍制度与唐代比较 ,发生了重大变化。”“一种新的以经济地位 ,

即有无常产区分的主户、客户制 ,以及根据城镇与乡村经济的不同发展

程度 , 城镇‘坊郭户’与乡村的‘乡村户’分开的新的行政制度及城镇主

户的五等户籍制度及城镇主户的十等户籍制度 ,先后产生 ,这在中国古

代户籍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既而分别阐述了“官户”以及“主

户”“客户”等概念“与唐代完全不同的、崭新的含义”(页 98—99)。

为避免正文枝蔓过多 ,本书作者将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考证辨误

文字 ,置于注释之中。因而本书注释的学术含量相当之高 ,往往构成读

者追踪某一局部研究之学术史发展的线索。这成为本部《宋史》突出的

特点之一。

例如 ,本书页 106,叙述“新的城市管理制度‘厢坊制’”,提出“到了

五代 ,最晚应是后唐长兴二年 (931 年 )以前 , 一种新的城市基层管理制

度 , 由‘厢’统‘坊’的‘厢坊制’开始出现”。其下注文说: ^

笔者 1964 年在开封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论证 , 后在《中国大百

科全书·中国历史》“厢坊制”条及《中国通史》第七卷中 , 都只将厢

坊制作为宋代的制度 , 是不确切的。正确的论点应是 ,厢统坊的厢

坊制 ,最晚开始于五代后唐的洛阳 ,而完善于北宋。

又如 ,该书页 134 介绍了唐宋时期翰林学士带知制诰衔的问题 ,作

372

者说 :“唐及宋代元丰改官制前 , 只有本官 (寄禄官称 ) 为中书舍人者才

不加此衔。”在本页注 1 中 , 除介绍了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之外 , 还指

出:“关于翰林学士和知制诰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的《隋唐五

代史》分册 (1988 年出版 ) ,将知制诰只作为代中书舍人草拟外制者的

职衔 ,欠妥。《中国历史》卷 (1992 年版 ) 统稿者 , 在‘知制诰’(1530 页 )

唐代部分起首处 ,加‘亦为宋代翰林学士的加衔’,亦欠妥 ,‘宋代’应作

‘唐宋’。”类似情形还有许多。凡此种种 , 都为读者提供了深入探索的

路径。

四

作为一部断代史的著述 ,《宋史》一书也难免有安排不够妥帖之处。

例如第十六章题为“南宋的学术、文化与宗教”, 而其中的第三节“宗

教”,事实上并非只讲南宋而是谈整个宋代宗教。再如印刷术及雕版印

刷业 ,在宋代对于教育以及学术文化思想的普及至关重要 ,而目前相关

内容只在第七章“北宋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二节“手工业的兴盛”

内的“制盐、制茶、制瓷等手工业”目下出现 , 因而限制了对于这一成就

的历史估价。

在笔者看来 ,考虑到本书的读者群 , 对于有些重要史实 ,尽管人们

似乎“耳熟能详”,还是应该有概括而全面的介绍。比如书中对于澶渊

之盟的前期过程 , 有比较详尽的叙述 , 而对于所签订之和约的条款内

容 ,仅说“宋每年交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以换取和平”(页 84 )。

寥寥数语 ,似嫌过于简单。另外一类情形 ,如介绍哲宗孟后之背景时 ,

提到她是仁宗时马军都虞候孟元的孙女 ,继而说是“神宗时王广渊的外

孙女”(页 266) ,王广渊显然缺少了相应的身份介绍文字。这类内容本

来简略交代即可 ,但目前的讲述办法容易使读者摸不到头绪。

本书在对历史人名的处理方面 , 应该说有所注意 , 例如寇准 (不作

“准”)、赵�(不作“显”) , 等等。但也有失于照应处。比较明显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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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金帅兀�名字的处理方式。书中大多部分 ,正确地称之为“金都

元帅兀�(宗弼 )”或“金将兀�”, 但也有径称“金兀�”处 , 而后一种称

呼很容易使读者误解其姓氏为“金”。将“兀�”与“金”联称的方式 , 元

明清以来偶有出现① , 但如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九《地理》“和尚

原”条“宋吴筁大败金兀�于此”之类说法 ,实际上是以“金”与“宋”相对

应 , 而非与“兀术”连读。今人在称呼其名时 , 亦应有所注意。

作为断代史丛书中的一部 , 陈振先生所撰《宋史》的成就是学界有

目共睹的 ,作者通过一系列难能可贵的努力 ,为后来者引导着治学的路

径。笔者想借此机会附带说到的是 ,本丛书的出版者上海人民出版社 ,

近年间出版了一系列在海内外学界有影响的学术著述。仅中国古代史

一类 , 就有大家所熟知的《中国通史》系列 (白寿彝总主编 )、《中国古代

经济史断代研究》系列②、《细说中国历史》系列③ 等等 , 深受学界重视

与欢迎。包括这部《宋史》在内的《中国断代史》系列 , 尽管并非严格意

义上的教材 ,但无疑将被列为各高校历史学科的重要参考书。相信通

过史学界、教育界与出版界的共同努力 ,将使得我们的历史学教育与普

及更上一层楼。

(邓小南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①

②

③ 该丛书系继承旅美前辈学人黎东方遗愿 , 集两代史学家心智合力完成。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

例如〔元〕郝经《陵川集》卷三二《班师议》、〔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九《地理》“和

尚原”条、〔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一�七 ,建炎四年正月庚戌条等。

374

历史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读书笔记二则

董 正 华

] 【内容提要】 当代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过去阶段和前资本

主义社会之间既有历史断裂和非线性发展的一面 , 也有连续性。

“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也是这样。库马等人对认为资本主义

具有自我推进能力的流行观点提出了质疑 ,对“资本主义中非资本

主义因素”的作用、对市场经济中非市场因素作用的探讨 ,贯穿着

对当今世界居于主流地位的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关注和批

评。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的“全球化”存在同样的问题。

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资本主义和

前资本主义因素”

克利尚·库马在《现代社会的兴起》一书中提出: 马克思和马克斯·

韦伯都强调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非连续性。例如 , 因为马克

思指出了乏味的、利己主义的资产阶级与贵族骑士和伤感的小市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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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区别 ,所以 ,在马克思看来 ,“尽管据说新社会是从旧社会的母体中

成熟起来的 ,但新生的婴儿却明显地很少有其母亲的特征 ( born with re-

markablyfew parental characters)。”① 但这一判断恐怕有误。马克思在论

述另一种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时 ,明明白白地讲到“它在各方面 ,

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的痕迹”。②

再如 , 库马指出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同中世纪盛行的对赚钱的态度

全然不同。然而他也承认: 韦伯“接受这样的观点 , 即在被宗教信仰所

渗透的文明之中 ,只有宗教才能成为一种新的伦理的泉源⋯⋯”③也就

是说 ,马克思和韦伯在论述历史断裂时 ,都没有否认历史的连续性。

库马本人也认为 ,历史是连续与断裂的统一。而究竟情景如何 ,端

赖观察的对象 ,要做具体的分析。

首先 ,在论述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时 ,库马指出了历史断裂和非

线性发展的一面。他以社会学家 T .H .马歇尔的一段话“不能设想 , 也

不应该期待任何适合分析工业化进程的理论或概念工具同样也适宜研

究已经工业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作为题头 ,并具体地提出: 到 20 世纪

早期 , 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的百年里仍然存在的封建主义的动力与结

构已经逐渐被消解 ,一如熊彼特所说:“资本主义在打破社会的前资本

主义框架时 ,不仅破坏了妨碍它前进的障碍物 ,也破坏了防止它崩塌的

拱柱。”这就使得这个“古典工业主义时代”成为历史遗迹。它的经验不

能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历史图式用来衡量今天的工业社会。现代工业社

会的前景难以确定。“这就警告我们 :不要依赖那些公式化、速记式的

历史知识。它们只会引导我们期待社会秩序或时代———如‘封建主

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按照既定顺序一个接替一个地

①

②

③ Kumar , op .cit ., p .39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 10—12 页。

Krishan Kumar, The Rise of M odern Society, Oxford : Basil Blackwell Ltd ., 1988 ,p .39 .以下所

引库马论述均来自本书 ;部分引文参阅了《现代化理论研究》(俞新天等译 , 北京 : 华夏

出版社 1989 )中“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前资本主义⋯⋯”一章的译文。库马在论述“非连

续性”或“中断”时 , 用的是 discontinuity。与其相近的另外两个英文词一是 break , 意含

“突变”;一是 rupture ,似更多“割裂”“破裂”的含义。

376

出现。”①

其次 ,他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连续性。库

马对认为资本主义具有自我推进能力的流行观点的质疑 , 和关于资本

主义发展中非资本主义因素的论述 ,是本书的重心所在。他提出:即使

像亚当·斯密那样认为资本主义可望无限增长和繁荣的乐观派也承认 ,

隐藏在现代世界无休止的“合理化”活动后面的 ,其实是一味地追求财

富、以为财富能带来安全和满足的幻想等非理性的激情 ,是前市场社会

的、前资本主义的因素。因此 ,资本主义的出现只有在将它同它脱胎的

那个社会直接联系起来时 , 才能被理解。库马认为: 在这方面作了最重

要贡献的是希尔施 ( F .Hirsch) 和熊彼特。“同正统观点相反 ,他们坚持

认为 :资本主义同它的前资本主义过去的关联 ,程度远远超过单纯的交

叠或共存而类似整体性共生。”②

库马强调 :这种“类似整体性共生”的关系不是如同英国贵族资产

阶级化那样的情况 ,前资本主义因素不是简单地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里

的残余物 ,而是对其正常功能至关重要的支柱。库马引用希尔施和熊

彼特 ,从两个方面总结了这种关系:

1 . 在历史学意义上 ,资本主义展示了封建和资本主义两个时代的

特征 ;在社会学意义上 ,它带有两个时代的产物即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印

记。贵族政治成分的主导地位将贯穿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仅仅包括

企业家、资产者和无产者工人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 ,如果确实能存在

的话 ,其运行方式就会与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过的截然不同。”③

2 . 但市场体系依赖的不是封建体系 , 它抛弃了由习俗和地位的义

务保持的社会纽带 , 稳固地依靠在宗教约束或曰“前市场社会精神气

质”的肩上。自由的市场资本主义是不能存活的 ,“占有的个人化”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将使其陷入危机。它将在肉体上摧毁人并将其

①

②

③ Ibid ., p .45 .

Ibid ., p .40 .

Kumar , op .cit ., p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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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连 续 性 与 非 连 续 性

377

所在的环境变为荒野。因而 ,市场社会从来没有按照自我调节的原则

通过“看不见的手”行使职能。市场关系依赖于非市场的准则。传统道

德给予个人的欲望和行为以极为重要的限制。这些限制在很大程度上

来自宗教信仰中的“美德”。真理、信任、承诺、克制、义务 , 这些以宗教

信仰为基础的社会道德 ,现在被认为在个人主义的、契约的经济运行中

起着中心作用。离开了这些道德基础 ,“工业主义 (即资本主义 )就将人

和国家投入‘一个无限度扩张的历程 ,他们贪得无厌地掠夺有限之物 ,

于是他们吞没了大陆和海洋 , 法律、道德和宗教 ,最后也吞没了他们自

己的灵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资本主义依靠‘传统宗教和传统道

德积聚起来的资本’维持生命 ,这些都是与市场无关的因素。”①

库马的上述总结 ,与沃勒斯坦关于“历史资本主义”的论述有异曲同

工之妙。例如沃氏把 1650 年的欧洲与 1450 年的欧洲相比 , 看到的是

1450年的上层家庭中 , 有相当高的比例到 1650 年仍然是上层。甚至用

1900年代替 1650 年 ,与 1450 年所做的大多数比较结果仍然是真实的。

只有到 20 世纪 ,当资本主义体系进入“结构危机”时 ,才出现了一些向不

同方向发展的趋势。②

但库马等人所说的“类似整体性共生”关系似比沃氏更进一步。库

马认为:这种“类似整体性共生”关系形成资本主义的“复合”形态 ,它的

意义可以由一个例外———美国来反证。由于几乎没有封建残余 , 美国

的资本主义的确罕见地纯粹 :美国人是“生而平等 ,而不是变成平等的”

(托克维尔语 )。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也独一无二。然而 ,对付全世界增

长最快的资本主义经济所造成的问题 ,美国既缺乏社会手段又缺乏社

会观念。到了 19 世纪后半叶“残酷剥削的资本家”时代 ,“人人生而平

等”就已经退化成为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托克维尔在 19 世纪 30 年代

的观察和 70—90 年代镇压罢工者的统计资料都说明:欧洲模式的工业

化的所有严酷的东西 ,都不能同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

①

② 伊·沃勒斯坦 :《历史资本主义》,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999 ,第 22—23 页。

Kumar , op .cit ., p .43 .

378

劳工冲突的野蛮和痛苦相提并论。美国明显缺乏熊彼特所说的那种具

有市场之外或超越市场利益和观点的社会力量实体。结果 , 留给美国

人的是“空洞的自由”,一种“无限渴望的弊病”。美国权威性地变成了

这样的国土 ,在那里 ,唯一重要的就是成功或失败。成功是最高标准 ,

如何成功则是次要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和著名歹徒卡彭的区别是成功

与否 ,他们的目标和采用的手段则惊人地相似。①

从上述可以看出 ,库马等人对“资本主义中非资本主义因素”的作

用、对市场经济中非市场因素作用的探讨 ,始终贯穿着对当今世界居于

主流地位的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关注和批评。值得注意的是 , 有

这种看法的并不限于欧美思想界某一翼。例如 ,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

主义文化矛盾》中的论述 , 就与库马的上述观点有相通之处。贝尔认

为:“宗教冲动力”导致资本主义 ,但它已经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

尽 ,只剩下“经济冲动力”。乌尔里希·贝克也认为: 工业社会并没有克

服自身带有的“前现代的封建残余”。工业社会在相当程度上仍是等级

社会 ,其中的等级制甚至不仅是传统的残余 ,而且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和

基础 ,镶嵌在工作和生活的制度性结构中。② 在乔姆斯基对“新自由主

义华盛顿共识”的批评中 ,库马也得到了回应。无独有偶 ,乔姆斯基也

引证托克维尔 ,把“在我们眼皮底下长大的工业贵族”称为“生存于世的

最残酷的动物之一”。他还引用这位“自由主义神殿中的杰出人物”当

年的警告:如果这些工业贵族逃脱任何限制 , 美国将会存在“永远的状

况不平等”以及民主终结的危险。③ 这就是说 ,如果华盛顿共识式的新

自由主义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如果平等 (包括机会平等和结果

的平等 )和公正也成为必须被排斥的非市场经济因素 ,这种失去约束、

只剩下“经济冲动力”的“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④ 终将难以为继。

①

②

③

④ 乔姆斯基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导言》。

乔姆斯基 :《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 徐海铭等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00 ,第 25 页。

U .Beck , Risk Society , Frankfurt/ Main , 1986 , pp .15 ,136 .转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

绪论》, 上海三联书店 , 1998 ,第 46 页。

Kumar , op .cit ., pp .49-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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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董正华

历 史 连 续 性 与 非 连 续 性

379

二、从现代化到全球化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强音、一切“关键词”里最具关键

性的词汇、数不清的各种论坛和研讨会的第一主题、从而也是最惹争议

的话题。许多专门的著述在论及“全球化”时无明确界定或含义暧昧 ,

以至于保罗·克鲁格曼等人不客气地称之为“globalony(全球胡话 )”。①

例如说 21 世纪的竞争将不会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一国之内所剩下

的只不过是组成那个国家的人”② 之类 ,大概就属于这种“全球胡话”。

王思睿先生认为“全球化”应当与“现代化”同义 , 所指是人类历史

长河的一个特定时段 :“现代化是从人类诸文明阶段向多元一体的世界

文明或全球文明阶段过渡的时期。现代化的过程即世界化、全球化的

过程。”③ 王文提出要“以动态的全球化进程取代静态的现代化指标体

系”,然而既有的现代化进程从来不是一些静态的指标体系所能涵盖

的。现代化虽然可以拿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城市化水平等等做指标 ,

其基本的分析单位则是民族国家。现代化的世界进程造成了现代国际

体系和国家关系 ,造成了激烈现代国际生存竞争甚至生死搏斗 ,一些国

家兴起而另一些国家衰败。全球化或建立“多元一体的全球文明”之任

务也正由此而被提上日程。“全球化”的本义和基本特征是“超越国

界”。它必然侵蚀直至消除现代化的基本载体———主权国家 ,侵蚀直至

最后消除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因此 , 现代化和全球化应当被视为

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阶段 , 两者之间有重大的区别。

曹天予先生则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新形式。他强调:

“20 世纪 90 年代才出现的以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迅速而自由的流动为

①

②

③ 王思睿 :“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主流”,《战略与管理》, 1999 年第 2 期。

参见杨伯溆 :《全球化 : 起源、发展和影响》, 人民出版社 , 2002 , 第 2 页。

参见彼德·A . 考克莱尼斯 :“来自过去的教训 ? ———历史语境下的农业全球化”,《现

代化研究》第三辑 , 商务印书馆 2004。

380

其主要特征的全球化 ,不外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

张 , 或更确切地说 ,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曹

文尖锐地批评“中国的自由派反对提中国道路”, 并针锋相对地提出:

“只有站在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上 , 才有可能利用全球化实现现代

化。”① 曹文立场可谓鲜明 , 但也有一些似乎尚未解说清楚的地方: 全

球化既然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继续 ,为什么不坚定地予以反对 ,就像

当年反对帝国主义那样 ? 如果不许“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跨国资本的全

球扩张”在一些地方造成诸如加强剥削、损害生态和人性、阻碍经济发

展和政治民主化等后果 ,同时却允许或默许它在另一些地方继续制造

这样的后果 ,如果民族主义没有在普遍意义上的正当性 (合法性 ) ,那又

如何解释某一个或一些群体“站在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正当性 ?

一句话 ,如何利用将会造成上述直接后果的全球化来实现自己 (国家 )

的现代化 ,恐怕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也听到了许多来自西方的不同声音。1997 年 ,针对国内民主

衰退和总统主张由美国主导世界的“新秩序”说 ,美国学者弗兰茨·舒尔

曼跑到中国发表演讲 ,要人们警惕美国会演变成类似于罗马和大英帝

国那样的帝国。更早些时候 , 还在两霸激烈对抗的 1974 年 ,他就著书

提出: 世界正在走向一种由一个凌驾于一切的权力中心所控制的全球

秩序。② 随着苏联“阵营”的解体 ,两霸对抗结束 ,对全球化持乐观态度

者开始高扬普遍主义和“历史终结”论 ;悲观者则大讲“文明的冲突”,甚

至认为今日人类已经进入全球范围的“战国时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

所说 :冷战的结束使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告终 ,但它并未如人所预料的

是历史的终结。人类或许进入了一个民族和种族仇恨的更为危险的时

①

② 弗兰茨·舒尔曼 :“中美关系 :在价值和利益之间的抉择”, 钱俊译 ,《战略与管理》, 1997

年第 3 期。

曹天予主编 :《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道路》,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3 , 第 2—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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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连 续 性 与 非 连 续 性

381

代。①“聚焦全球南方”组织负责人贝洛认为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1999 年西雅图 WTO 部长会议的失败和 2001 年以来美国的繁荣终结股

市崩溃 ,都反映了既有的全球化的危机。② 斯坦利·霍夫曼进一步提

出 ,既有的经济全球化纯由资本主义逻辑支配 ,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内不

平等的难以克服的原因;文化全球化实即文化单一化或“美国化”;政治

全球化的特点则是美国在众多的国际组织、跨政府网络等各个领域的

霸权。全球化的三种形式都没有扩大和平 , 反而助长了冲突和憎恨。

国际恐怖主义就可以被认为是全球化的一个产物。③ 古巴国务委员会

主席卡斯特罗则明确提出了“两种全球化”:一是世界财富的公正的社会

主义的分配 ,这是马克思设想的全球化;二是现有的“贫穷的全球化”即

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财产拥有差距的普遍扩大。他呼吁用第三世界

各国互相声援的社会主义的全球化 ,来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④

许多人认为全球化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 跟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

现代化进程并驾齐驱甚至更早。在沃勒斯坦笔下 , 全球化和现代世界

体系的扩张实是同义语。来自美国农业大省北卡罗莱纳的考克莱尼斯

教授认为:全球化迄今也还不是一种状态 , 而是一个不均衡的、并非不

可逆的、有多种可能的、非线性的进程。农业的全球化几乎是伴随“工

业化”而发生的 ;关键时期是从 1789 年到 1914 年的“漫长的 19 世纪”。

当时 ,一系列技术创新伴以人的价值的相当程度的商业化 ,使得全世界

的农业联系更紧密 , 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使一切国家的生产

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⑤

①

②

③

④

⑤ 彼德·A . 考克莱尼斯 :“来自过去的教训 ? ———历史语境下的农业全球化”,《现代化

研究》第三辑 , 商务印书馆 2004。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第 3 版。

转引自《国外理论动态》2003 年 12 期徐世澄文。

斯坦利·霍夫曼 :“全球化的冲突”,美国《外交事务》2002 年 6—8 月号 , 张文成摘译 ,《国

外理论动态》2003 年 12 期。

沃尔登·贝洛 :“全球化进程的危机和美国经济”,《国外理论动态》2003 年 12 期。

Arthur Schlesinger ,Jr ., The Disuniting of A merica : Reflections of M ulticultural society , N Y :

Norton & com pany , 1992 .转引自任军锋著《地域本位与国族认同》, 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04 , 第 20—21 页。

382

然而 ,“全球化”成为“在任何讨论中都显然无法避开”的一个“幽灵”

(乌尔里希·贝克语) ,毕竟是最近 10多年来的事。正如贝克所指出的: ① ^

制度转变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名称 :全球化。宣传制度转变的

群体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或者具有

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 , 而是一些对立力量的不自觉的、隐蔽的、世

界范围的联合: 跨国康采恩、跨国的社会运动以及跨国组织中的跨

国活动的专家。90 年代的制度转变甚至使主张改善世界市场的

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大行其道。⋯⋯下述思想或许是全球化大叙

事的出发点: 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足以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相

提并论。乘着“一如既往的”现代化的风帆 ,我们启程向“印度”航

行 ,到达了一个世界 (社会) ,那里存在着尚不熟悉的、尚未探讨的、

“非领土化的”社会领域的制度。

先不管贝克是如何质疑“全球化大叙事”本身的 , 这一“出发点”已

经把问题摆到历史学研究者面前: 新千年之交的世界历史真的又一次

出现了“足以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相提并论”的大转折吗 ? 进一步的追

问是 :从现代化到全球化 ,世界历史的巨轮是如何在连续与断裂之间运

行的 ? 让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有关论述。

巴勒克拉夫强调:必须把当代史看作是一个不同于先前时代的独特

的历史发展时代。他以 1890 年 (标志性事件是俾斯麦下台 ) 至 1961 年

(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之间的 70年为两个时代之间的分水岭。分水岭

的一边是“现代”,另一边则是尚处在开始阶段的“当代”或“后现代”。为

了说明两者的差别 ,巴勒克拉夫引述罗素的话“世界全是各种点和跳跃”

并宣称“我对历史的看法与此大致相同”。他甚至提出“在我看来 , 连续

性决不是历史的最显著的特征。”“尤其是 ,历史因果联系方法或发生论

方法就不是一种适合于作为研究当代史的工具 ,而当代史学家则谋求确

① 乌尔里希·贝克等 :《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00 , 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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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定当代史的特性 ,并确立当代史有别于先前时代历史的准则。”①

帕尔默、科尔顿用“大灾变”概括 20 世纪世界的大变革。“大灾变”

指的是“一场猛烈的变化 ,使地球表面突然地、广泛地改了模样 ,因此它

就是一切剧变 ,特别是社会和政治的大变化。”《近现代世界史》的这两

位作者强调 :1914 年以来人类世界就一直处于这种大变革的支配之下

———两次世界大战 , 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 ,大萧条 , 纳粹和法西斯的独

裁统治 ,核能的发展 ,欧洲人在亚洲与非洲的殖民帝国的衰亡和新国家

的出现等等“改变了人们还认识不到的现代人类社会的海岸线。就此

而言 ,使用‘大灾变’这个词并不为过。”② 吉登斯对 20 世纪的观察则

强调战争和核威胁等“现代性在本世纪的主要阴暗面”。例如 , 20 世纪

到 80年代末为止 ,有一亿以上的人在战争中遭到了屠杀 , 比过去的两

个世纪中任何一个都要多得多。据此 ,他批评了此前的社会学对现代

社会发展的乐观态度。③

贝克所谓“尚不熟悉的、尚未探讨的、‘非领土化的’社会领域的制

度”,在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中变得清晰了。种种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后现代”论、“灾变论”在这里也有回

应。早就有人说过: 19 世纪是英国世纪 , 20 世纪则是美国世纪。现在

又有人说:“现代是英国的 ,后现代是美国的。”④ 不管是赞美者还是诋

毁者 ,人们都把美国看作全球化和新世界秩序的主宰。《帝国》的立场

则与既往者皆不相同。

既然资本主义如世界体系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从开始就在发挥着世

界经济的功能 ,强调全球化的新颖性是否误解历史 ?《帝国》的回答是

否定的:“对资本主义根性中的普遍性和普遍化维度的适当注意不应蒙

①

②

③

④ 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 , 江苏人

民出版社 , 2003 ,序言 , 第 3 页。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田禾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2000 ,第 8 页。

帕尔默、科尔顿 :《近 现代世界 史》, 杨慧 娟等译 , 北京 : 商 务印书 馆 , 1992 , 下 册 , 第

1158 页。

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导论》,张广勇等译 ,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6 , 3 , 9 , 第 15—16

页。

384

住我们的眼睛 ,使我们对当前资本主义生产中全球权力关系中发生的

转向或断裂视而不见。”①

全球化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以帝国主义方式支配别的国家和地区

的延续 ,或者叫“帝国主义的自我完善”吗 ? 也不是。当今世界正在向

“帝国”靠拢 ,全球权力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向。“竞争和冲突已为一

种单一力量的思想所取代 , 这种思想控制、决定了它们的全部 , 赋予它

们一致的结构 ,并以一种普遍的、后殖民和后帝国主义的权利观对待它

们。”② 这样一种全新的权利观 ,正是《帝国》研究的出发点。

《帝国》的基本假设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即“帝国”———

殖民制度已经被舍弃;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障碍也最终坍塌;国

家主权正不断衰落;三个世界的划分也已经过时。“帝国”才是全球化时

代的政治秩序。帝国没有中心 ,或者叫做“没有政府的统治”。帝国拥有

普遍价值观。伦理、道德及正义都被投入新的维度之中。帝国没有疆

界 ,因而也没有边境。与帝国相伴的是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

形成;生产和交换的主要因素越来越容易地越过国界。这是一个为资本

所建造的流畅的世界 ,“一个被新的、复杂的差异、同质、非疆界化、再疆

界化的体制所限定的世界。⋯⋯在全球经济的后现代化当中 ,财富的创

造更倾向于我们将称之为生态政治的生产 ,即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 ,在

其中 ,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不断增长地相互重叠 ,相互投资。”③

依《帝国》所说 , 帝国———这一“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真正统治

了整个文明世界。它是一个成功地终止历史并因此固定正在存在的事

态的秩序;一个位于历史之外或历史终点的体制;它不仅统治着人类的

①

②

③ 同上书 ,序言 , 第 3 页。关于“生态政治的生产”见该书第二章。这里的表述多来自

福柯 : 首先是从迫使人们服从的规训社会向控制机制越来越“民主”、控制实现于灵

活多变的网络系统之中的“控制社会”过渡。新权力范式即生态权力追随社会生活

并吸纳和重新表述之。在生态权力统治下经济生产和政治构造 日益趋向于契合。

工业和金融不仅生产商品也生产生产者 , 生产出需求、社会关系、肉体和心灵。产品

与生产者互为因果。

同上书 , 第 7 页。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新秩序》,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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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交往 ,而且寻求直接统治人性; 它统治的对象是完全的社会生活。

最后 ,尽管帝国的实践不断地沐浴在血中 ,但帝国的概念一直是用于和

平的———一种在历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帝国的传统可以上溯

到古罗马时期。“帝国———尤其是古罗马的帝国权利传统———之特殊 ,

在于它将伦理与法律的契合性和普遍性推到了极致: 帝国境内天下和

平 ,帝国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公正。帝国概念被发展成一部在指挥指导

下的全球交响乐 ,一种维持社会太平、产生伦理真理的统一力量。为了

达到这样的目标 ,在必要时惟一的权力者被授予必要力量发动‘正义战

争’,在边疆上打击野蛮民族 ,在境内镇压反叛。”“从任何意义上讲 , 正

义战争都已不限于自卫或抵抗 ,⋯⋯它已变成一种自己为自己提供合

法性的活动。”①

本书的主题是“帝国”,具体论及“正义战争”时却一再提到发动第一

次海湾战争的美国。但这里更像是在说美国最近这次以反恐和寻找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发动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尽管它是本书出版两

年多后才发生的事。的确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那一场战争中 , 美国

就是以维护全球正义的名义 ,第一次全面行使老罗斯福早就声称的“国

际警察力量”的职责。“9·11”以后美军更是独立承担起追剿恐怖主义的

正义之师的角色。问题出来了:谁———通过什么样的律法程序———授权

一个超级大国 ,让他独行其事地发动罗马帝国式“正义战争”、成为在全

世界到处“打击野蛮民族”或“镇压反叛”的“惟一权力者”? 一边是“永久

而普遍的和平”,一边却有大量无辜者在不断地浴血———难道真如塔西

陀所说“他们制造杀戮 ,还称之为和平”? 回头看看冷战结束以来的整个

世界吧 ! 看看前南联盟各国的战争、连年的以巴冲突、“9·11”以来接连

不断的恐怖袭击。看看非洲的种族仇杀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对峙 ! 一边

是世界市场凯旋式的扩张 ,一边是连天的炮火。这哪里像是“一场和谐

的音乐会”② ? 简直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旋律和主题的抗争 !

①

② 同上书 , 第 1 页。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新秩序》,第 8—10 页。

386

面对这些 ,我们是否还应对全球化的现状和前景保持乐观的态度

或者充满信心 ?《帝国》回答 :是。因为应当向前看 ! 尽管全球化的政

治秩序———帝国持有巨大的压迫和毁灭的力量 , 尽管这无疆界的帝国

和有边界的美国有些让人分辨不清 , 但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对已经走到

头的“现代性的美好年月”感伤怀旧。现代性的遗产是自相残杀的战

争、无法想像的暴力、毁灭性的“发展”、残酷的“文明”等等数不清的悲

剧。帝国的构建是向前迈出的一步。只有迈出了这一步 , 我们才能拒

绝一切重温旧梦式的政治策略 ,比如试图复活民族国家以抗衡全球资

本的努力。不能以保卫地方性的左派策略去反抗全球化。全球化帝国

同过去相比所具有的先进性 ,正如马克思宣称的资本主义跟它前面的

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相比所具的先进性。通往帝国的道路和全球化的

进程对自由的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是因为: 全球化并非是单一

的事情 ,而是多种类型的进程——— ^

这些进程不是统一的、单一的。我们认为自己的政治任务不

是简单地抵制这一进程 ,而是去重新组织它们 , 再次引导它们通往

新的目标。维持着帝国的芸芸众生的创造力也能够自主地构造一

个反帝国 ,一个可供替代的全球流动的交流的政治组织。反抗和

颠覆帝国的斗争以及建立一个真正的替代物的斗争 , 将因此在帝

国自身的区域发生。通过这些斗争和许多酷似它们的斗争 , 大众

将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宪政力量 ,它总有一天将带领我们穿

越和超越帝国。①

《帝国》的确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由于出现了全球化的新趋势 ,世

界历史的某些部分 (如全球权力关系 )已经或正在发生剧变或质变 , 或

者叫重要的转向或断裂。然而疑义也在这里出现了: 如果说原先在现

代时期主要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建构的世界创造和加强了不同的全

①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新秩序》,序言 , 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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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空间的僵硬的分界 ,阻碍着资本劳力与货物的自由流动并由此而必

然妨碍了全球市场的充分实现① ,那么现在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国

家与国家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真的就要消失了吗 ?“第一世界”与“第

三世界”、中心与边缘、北方与南方已经“清楚地互相融合”为“一个平稳

的世界”? 国际竞争和冲突真的已经为一种“单一力量的思想”所取代 ?

当年康德所憧憬的永久世界和平即将成为现实 ? 全球性的“一致结构”

何时才能真的形成 ?

(董正华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①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新秩序》,第 316 页。

388

“查士丁尼瘟疫”考辨

陈 志 强

^ 【内容提要】 公元 6 世纪中期 ,在地中海世界爆发了一次大

瘟疫 ,由于当时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 , 后人因此称其为“查士丁

尼瘟疫”。有关这次瘟疫的史料主要来自当时的作家普罗柯比。

学者们一直怀疑他直接借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相关部分来描述

这场瘟疫。我国近年出版的相关书籍也提到对普氏记载的怀疑。

笔者认为 ,上述推论形成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直接认真地阅读古

代作家的原文 , 缺乏细致的比较分析。本文将通过《战记》和《伯罗

奔尼撒战争史》相关史料的对比分析 , 确定普罗柯比对“查士丁尼

瘟疫”的记载并非抄袭之作 , 而是其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 ,进而说

明“怀疑论”是不成立的。

普罗柯比在其《秘史》中记述说 : ^

此后不久 ,另一个灾难又降临在他身上。正如我在前书所描

述的 ,拜占庭城 [即君士坦丁堡 ]人中流行瘟疫 , 皇帝查士丁尼身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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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士 丁 尼 瘟 疫 ﹂ 考 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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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病;甚至说他已病死于瘟疫。谣言一直传播到罗马军营。①

这里提到的瘟疫是指公元 6 世纪中期 , 在地中海世界爆发的一次

大瘟疫 ,由于当时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 , 后人因此称其为“查士丁尼

瘟疫”。有关这次瘟疫的史料主要来自当时的作家普罗柯比。他在其

著名的《战记》一书中比较详细生动地记载了这次瘟疫爆发和在首都君

士坦丁堡流行的情况。然而 ,有些学者因为普罗柯比模仿古典史家的

写作风格而蔑称其相关记载是伪造之作。有人提出 :“他甚至不能放过

利用瘟疫来模仿古典作家描述雅典大瘟疫的机会 , 以便与古人的范本

媲美”②。虽然大多数学者对其记载的可靠性没有产生怀疑 , 但是 , 对

否定普罗柯比记载真实性的意见也未进行细致的批驳。例如以研究古

代瘟疫而著名的斯密斯虽然不同意上述意见 ,但是仍然认为:“有很多

理由表明 ,普罗柯比刻意模仿修昔底德的作品。普罗柯比在其《战记》

前言中 ,声称他‘认为 ,雄辩术需要思维敏捷 , 讲神话适用诗歌 , 历史则

求真实’( War, I, 1)。这段话强调出修昔底德作品的真实 ,也反映出普

罗柯比力图使读者相信他记载的历史。⋯⋯他还仿效希罗多德 ,把匈

奴人称为玛撒该塔伊拉人 , 把波斯人称为美地人③。⋯⋯所有这些意

见使普罗柯比的有关记载都成了问题 ,人们怀疑他直接借用《伯罗奔尼

撒战争史》相关部分来描述这场瘟疫。”④我国近年出版的相关书籍也

提到对普氏记载的怀疑⑤。笔者认为 ,上述推论形成的原因在于他们没

有直接认真地阅读古代作家的原文 ,缺乏细致的比较分析。本文将通过

《战记》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相关史料的对比分析 , 确定普罗柯比对

①

②

③

④

⑤ 余凤高 :《流行病》,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43 页。

C . A . Smith , Plague in the Ancient W orld , http :/ / w ww .loyno .edu/ ～history/ journal/ ( 2002-

10-28)

the Massagetae 翻译为玛撒该塔伊拉人 ,the Medes译为美地人 , 见希罗多德著、王以铸

译 :《历史》,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第 695 页。

J . W . Barker, Justinian and the Later Rom an E m pire, Madison 1966 , pp . 191-192 .

Procopius, The Anecdota or Secret History, tran . By H .B . Deving , Harvard Univ . Press

1998 , IV , 1-2 .

390

“查士丁尼瘟疫”的记载并非抄袭之作 ,而是其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 ,进

而说明“怀疑论”是不成立的。

一

一些研究者只是看到普罗柯比和修昔底德记载中有相似之处就产

生了怀疑。例如 ,两人都推测瘟疫的源头在埃及。但是 ,如果仅仅因此

而否定普罗柯比记载的真实性似乎不妥。这里 ,我们应注意到 ,两位历

史作家关于对瘟疫记述目的和瘟疫起源地推测的区别。

普罗柯比在涉及其记述瘟疫的目的时写到: ^

在这些日子里 ,发生了一场几乎使人类全被灭绝的瘟疫。一

些大胆的人可能从上天降下的种种惩罚中解释其原因 ,像那些精

于解释灾祸的人提出的许多理论一样 ,因为他们好推测那些人类

完全无法理解的原因 ,好编造种种离奇古怪的自然哲学的理论。

而人们知道的很清楚 , 他们说的一无是处。假定他们只是用自己

的说法欺骗其遇到的人或是说服那些人相信他们的道理的话 , 那

么就当他们只是说说而已。然而 , 人们完全不能以语言来表达或

用头脑去想像对这次灾难的任何解释 ,除非只有把它说成是上帝

的惩罚。因为 , 它不只是降临到世界的某个地方 ,也不只是降临到

某些人的头上 ,而且不论一年中的任何季节都可能发生。在上述

这些情况下 ,人们可能找寻到发生瘟疫的具体原因 , 但是 ,它流传

到世界各处 ,摧残折磨着男女老幼所有人的生命 ,尽管其爆发的惨

烈程度在各地不同。人们由于生活在不同地方 ,平常遵循各自不

同的法律 ,或者天生喜好不同 , 举止行为目的不一 ,等等 ,以至人和

人之间存在很大区别 , 然而 ,在这场瘟疫面前 , 所有的区别都消失

了。它在夏季袭击一些人 ,在冬季又会袭击另一些人 ,在一年的其

他季节还会袭击其他人。现在就让每位读者 , 既包括诡辩家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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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士 丁 尼 瘟 疫 ﹂ 考 辨

391

括天文学家 ,就这次灾难作出各自的判断 ,而我要谈到的是这个疾

病起源的地方和它摧毁人类的情景①。

修昔底德的相关文字是这样的 : ^

他们 (斯巴达人)到亚狄迦之后不久 ,瘟疫就首先在雅典人中

发生了。据说 ,这种瘟疫过去曾在雷姆诺斯附近许多地区和其他

地方流行过 , 但是在记载上从来没有哪个地方的瘟疫象雅典的瘟

疫一样厉害的 ,或者伤害这么多人的。起初 ,医生们完全不能医治

这种病症 ,因为他们经常和病者接触。任何技术或科学都毫无办

法。向神庙中祈祷 ,询问神谶等等办法 , 都无用处 ;最后 , 人们完全

为病痛所困倒 ,所以他们也不再求神占卦了。⋯⋯我自己只描述

这种病症的现象 ,记载它的症候; 这些知识使人们能够认识它 , 如

果它再发生的话。②

虽然他们对瘟疫的爆发都表示了无奈 , 但是前者把它归于“上帝的

惩罚”,后者则更多的是客观的描述。由此 , 前者注重的是记述瘟疫肆

虐的情况 ,而后者注意的是为后人留下关于瘟疫的知识 ,以便当它再发

生时人们可以识别它。这种区别的出现恰恰是两位作家所处历史环境

发生巨大变化的结果 ,普罗柯比的字里行间反映着基督徒对上帝的信

仰和对上帝惩罚的畏惧 ,而修昔底德记载中表现出古典时代近乎冷酷

的理性思维的特点③。

①

②

③ 喀麦隆就明确分析过普罗柯比的这种“基督教思维方法”。见 A . M . Cameron , The

“Scepticism”of Procopius, Historia , 1966 , X V , p . 474 .

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 第 137 页。本

文完成后 , 笔者获徐松岩教授赠送其新近翻译的同名作品 , 两个中文译本各有优长 ,

对本文的分析均有助益 ,参见徐松岩和黄贤全译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第 104—108 页。

Procopius, History ofthe W ars , tran . By H .B . Deving, Harvard Univ . Press 1996 , II, X XII,

p . 451 .(以下简略为 : 普罗柯比 ,前引书 )

392

至于瘟疫起源地 ,普罗柯比认为 : ^

它最先从居住在佩鲁希昂 (ευΠηλουστω)地方① 的埃及人开

始流行 ,而后分两个方向传播 ,一个方向传入亚历山大和埃及其他

地方 ,另一个方向传入靠埃及边境的巴勒斯坦地区。由此它适时

蔓延扩散 ,传遍整个世界。它似乎按照预先确定的安排进行传播 ,

在每个国家都流行一段时间 ,随处传染 ,不放过任何地方。它四处

流传直到世界的尽头 ,好像担心大地上有哪个角落会幸免于难。

它不放过海岛和岩洞 , 也不放过有人居住的山峰。如果它曾传染

到某地 ,没大量感染那里的人或只有少数人染病 ,那么不久后它会

卷土重来。那些住在此处曾被它强烈感染的人就完全不会再被传

染 ,但是它不会从这个有疑问的地方轻易离去 , 好像要到它放弃其

执行死亡的公正而高尚的计划 ,以便取得与先前在这个地方周围

毁掉的那些人一个准确的数量平衡。这个疾病总是先从海岸地区

开始 ,再从那里传入内陆。第二年正置春季 ,它传到拜占庭 (君士

坦丁堡 ) ,那时我恰巧在那里。它是这样发生的。②

修昔底德并不像普罗柯比那样细致地描写瘟疫流行的情况 ,仅称: ^

据说 ,这种瘟疫起源于上埃及的爱西屋比亚 ,由那里传布到埃

及本土和利比亚 ,以及波斯国王的大部分领土内。它在雅典突然

出现 ,首先得这种病的是庇里犹斯的居民;他们以为是伯罗奔尼撒

人在蓄水池中放了毒药。但是后来这种病在上城也出现了 , 这时

候 ,死亡的人数大大增加。至于这种病症最初是怎样产生的 ,为什

么这种病症对于身体有这样剧烈的影响等问题 ,我将留给那些有

①

② 普罗柯比 , 前引书 , 第 453 页。

吉本认为这个名叫 Pelusium 的地方位于“埃塞俄比亚沼泽地和尼罗河东流域之间”。

见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等译 :《罗马帝国衰亡史》,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 下册 , 第

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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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经验或没有医学经验的人去考虑。⋯⋯我自己患过这种病 ,

也看见别人患过这种病。①

这里 ,两位作家都提到了埃及。事实上 ,地中海沿海各地区之间自

古就有密切的联系 , 罗马帝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联系 ,拜占庭帝国则延

续了这种传统。而作为该地区人口比较稠密、环境湿热更有利于疾病

产生和流行的埃及 ,特别是沿尼罗河的上埃及地区从古至今就是地中

海各类疫病的发源地。而欧洲和地中海北部沿海地区的生态环境“普

遍寒冷、潮湿、土壤多呈酸性”,既不利农耕也不易成为瘟疫发源地②。

根据现代流行病专家的意见 , 修昔底德和普罗柯比记载的两种瘟

疫的发源地是有区别的。由于前者记述不详尽 ,后人至今未能确定雅

典瘟疫属于何种疾病 ,例如格罗特认为是发疹伤寒 , 因其病症和斑疹伤

寒的病症较为类似 , 但是有人推测其为埃博拉出血热③。如果修昔底

德记载的雅典瘟疫确定为伤寒 ,则其病源地应在“较寒冷地区的农村以

及高寒山区”,那么修昔底德的推测就出现了失误④。相反 , 如果雅典

瘟疫是埃博拉出血热 , 则其发源地点当在非洲⑤。现代学者对于普罗

柯比记载的“查士丁尼瘟疫”没有异议 ,确定为鼠疫 ,而鼠疫“全部分布

在北纬 45 度和南纬 35 度之间”,其病源地在湿热的东非和埃及也大体

可以肯定⑥。近年来 , 一些研究者更进一步追寻埃及瘟疫的来源 ,提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凝芳等主编 :《21 世纪医师丛书 : 传染病分册》,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版 , 第 355 页。

李梦东主编 :《实用传染病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 年版 , 第 299 页。医学界认为现

代人类埃博拉出血热首次爆发于 1976 年的东非。王季午、刘克洲等主编 :《人类病毒

性疾病》,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 年版 , 第 704 页。

余凤高 :《流行病》, 第 23—34 页。此书断定雅典瘟疫为斑疹伤寒。

P . Olson 和 A . Brugg 等人都怀疑雅典瘟疫是埃博拉出血热 , 转引自 Smith , 前引文 , 注

释 36。

R . S . Gottfried , The Black Death , Natural and H um an Disaster in M edieval Europe, New

York 1985 , p . 2 .

修昔底德 , 前引书 , 第 137—138 页。

394

了中亚是原发地 ,病菌随商旅和军队传入埃及的意见①。但是 , 依据历

史大事年表可以发现 ,埃及是最早出现疫情的地区 (541 年 ) , 第二年春

季瘟疫扩散到首都君士坦丁堡 , 543 年意大利、叙利亚等地成为疫区 ,

波斯是最后发生瘟疫的地区 ,其传染源是东地中海的安条克 ,病菌随入

侵到此地的波斯军队传播终成大规模瘟疫 , 并迫使疫病流行的军队撤

退 , 波斯人与拜占庭人遂于 545 年订立休战协定②。显然 , 普罗柯比的

记载更符合历史事实。

二

古代希腊和拜占庭医学虽然比较发达 ,但是仍然建立在经验基础

上 , 而不是建立在类似近现代医学实验的基础上。因此 ,现代学者的研

究主要依据古代作家有关瘟疫症状的记述。根据普罗柯比和修昔底德

对瘟疫症状的描述 , 我们可以肯定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瘟疫 ,因此对

普罗柯比抄袭之说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普罗柯比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发病情况写到 : ^

很多人都看到各方面像人一样言谈举止的怪异幽灵 , 碰到幽

灵的人都感到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受到了它的打击 , 事情于是就

发生了 ,他们看到幽灵的那一刻也立即就被这种病所感染。起初

碰到幽灵的人不停呼唤最神圣的名字或使用个人可能找到的任何

驱邪方法 ,极力使自己摆脱幽灵。但是 , 他们的努力毫无效果 , 因

为即使他们大部分人都躲到耶路撒冷的神殿里也难免不断地死

去。而后 ,他们渐渐地不愿意搭理他们自己喊来探视的朋友们 ,并

把自己关在各人的房子里 ,借口没有听到来人的声音 ,尽管他们的

①

② 参见 L . L . Brehier, Vie ed m ort de Byzance , Oxford 1977 , pp . 35-54 .

Smith ,前引文 , 注释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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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门被敲的山响 ,显然是心怀恐惧 ,以为他们喊来的朋友是那些鬼

怪中的一个。但是在有些情况下 , 这个瘟疫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发

生的。患者先是做噩梦 ,好像遭到站在他们身上的同一种幽灵的

打击 ,或是听到一个声音 , 预言他们被写入了即将死亡者的名单。

然而大多数情况下 ,这个疾病发作时 ,患者一无所知 , 既没有在清

醒时看到幽灵也没有做噩梦。他们是以如下的方式患病的。他们

先是突然发烧 , 有的刚刚起床 ,有的正在行走 , 有的刚好在干着什

么 ,没有任何将要发病的迹象。当发烧袭来时 , 患者的皮肤颜色和

以前一样没有变化 ,体温也没有想像的那么高 , 确实也不像得了任

何炎症。它从一开始就是那种没有明显症状的疾病 , 直到晚期无

论是患者本人或接触他们的医生都不会由此感到任何危险的迹

象。但任何得了这种病的人自然不想因此丧命。有的病人发烧当

天 ,有的第二天 ,还有的几天以后 ,腹股沟淋巴腺不断肿胀 ,不仅在

腹部以下被称为“腹股沟”(βουβ‘ωυ)的身体特定部位 ,而且在腋窝 ,

有时在两耳后和大腿的不同部位也出现淋巴肿胀①。

史料中提到的三种发病症状均属于鼠疫病人发病初期发烧引起的“中

枢神经系统症状”,即精神萎靡、衰弱嗜睡、出现幻觉、焦躁不安、谵语

等 ,其中包括在清醒、睡眠和未知情况下的发病。根据流行病学 , 鼠疫

潜伏期可以长达一周左右②。在此期间 , 病人发病的情况一定多种多

样。普罗柯比的记载比较完整生动。

而修昔底德的记述相对而言就简单多了。他写到: ^

一般人都承认 ,那年特别没有其他的病症; 纵或有一些以前患

①

② 前引《21 世纪医师丛书 :传染病分册》提出在没有预防接种的情况下 , 鼠疫潜伏期约

为 3 天 (第 356 页 ) , 而《实用传染病学》认为其潜伏期为 2—8 天 (第 495 页 ) , 后一种意

见也为斯崇文等主编的《现代传染病治疗学》(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年版 ) 所肯

定 , 参见该书第 322 页。

普罗柯比 , 前引书 , 第 455—457 页。

396

别种疾病的人 ,但是结果 , 都得了这种瘟疫。但是另外有一些人 ,

似乎没有受这种病症侵袭的理由。身体完全健康的人突然开始头

部发烧 ;眼睛变红 ,发炎 ;口内从喉中和舌上出血 , 呼吸不自然 , 不

舒服。其次的病症就是打喷嚏 , 嗓子变哑 ;不久之后 ,胸部发痛 ,接

着就咳嗽。以后就肚子痛 ,呕吐出医生都有定名的各种胆汁。这

一切都是很痛苦的。大部分时间是干呕 ,产生强烈的抽筋;到了这

个阶段 ,有时抽筋停止了 ,有时还继续很久。①

由于斑疹伤寒和埃博拉出血热的症状有许多相似之处 ,所以现代医学

研究人员无法根据修昔底德的简单记述对雅典瘟疫作出准确的判断。

这两种瘟疫的潜伏期最长都可达到 21 天 ,发烧时间长 ,多为稽留热 ,伴

有出血、咳嗽、皮疹等现象 ,同时因高烧引起的头痛、恶心、呕吐、嗜睡、

谵语等症状也无区别②。但是 , 无论如何 , 修昔底德记载的不是鼠疫 ,

进而普罗柯比与修昔底德的记载有极大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能够准确地了解普罗柯比有关“查士丁尼瘟疫”临床特点的记

述 , 有必要全面引用相关文字。 ^

直到此时以后 ,所有症状都与其他罹患这种瘟疫的人一样了。

但也是从此以后 ,很多明显区别同样突出:我难以说清是否可以在

不同患者身上找到各种症状差别的原因 , 或者是否可以归结于把

这场瘟疫撒向世界的上帝的意旨。接着出现的是深度昏迷或胡言

乱语、疯话谵语 ,这两种情况下 , 此病患者都出现一些典型症状。

昏迷发作的病人忘记了所有他们熟悉的人 ,似乎昏睡不醒。如果

有人照料的话 , 他们可以边昏睡边吃东西 ,但也有一些被忽视的患

者因缺乏饮食而很快死去。而胡言乱语的病人由于失眠而变得想

像力混乱 ,他们怀疑走近的人都想杀了自己 ,因此而变得焦躁不

①

② 前引《人类病毒性疾病》, 第 706 页。前引《21 世纪医师丛书 : 传染病分册》, 第 281 页。

修昔底德 , 前引书 , 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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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拼命地尖声大叫 ,狂奔而逃。治疗病人的那些人则感到持续的

疲惫不堪 ,始终处于极为艰难的状态。由于这个原因 ,所有人对他

们的同情不亚于对患者的同情。不是出于看到他们受到近距离接

触瘟疫的威胁 ,而是出于理解他们经历的事情极度艰难。(无论医

生们或其他人都是通过接触病人或接触尸体而接触这个病 ,很多

一直从事埋葬尸体或照料那些无法与他们联系的病人的人一直超

负荷进行服务工作 ,超出了所有想像 ,所以很多人毫无知觉地感染

了瘟疫并很快死去。)当病人摔下床并在地板上打滚时 ,他们极力

将病人抬上床 , 而当患者突然发疯似地冲出房间时 ,他们要连推带

搡地将病人抓回来。一旦附近有水 ,病人们就希望跳进去 ,或急着

要喝(大部分病人都会冲向大海 ) ,其症状主要可以出现在他们感

染后精神错乱时。在吃东西时他们也有极大的困难 , 因为他们很

难抓住食物。很多人因为无人照料而死亡 ,他们或忍饥挨饿 ,或从

高处跳下摔死。那些既没有昏迷也没有发疯的患者则腹股沟淋巴

腺肿胀 ,患脱疽坏死 ,他们无法再忍受疼痛而死去。有人会提出 ,

所有的病例都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因为患者完全丧失了理智 ,一些

病人根本不能感到疼痛 ,由于他们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 ,因此失去

了所有的情感意识。

一些医生因症状无法理解而不知所措 , 认为这个疾病集中在

肿胀的腹股沟淋巴腺 , 故决定探察死者的尸体。当他们打开一些

肿胀部位 ,发现里面已经长满了一种奇怪的痈疽。有时患者当即

死亡 ,有时在几天后死去。有的患者身上长出扁豆大小的黑色脓

包 ,他们活不到一天 ,几乎都立即死去。还有很多患者出现原因不

明的呕血 ,并随即死亡。另外我还要提到 ,大部分著名医生预言要

死亡的很多病人不久却出人意料地彻底摆脱了疾病 , 而他们宣称

很多会活下来的病人却很快死去了。因此 , 在人类理智的范围内

找不到解释这种瘟疫的理由 , 所有病人的情况都向无法理解的结

局发展。例如有的病人得益于洗澡 ,而另一些人却因此受到伤害。

很多没人护理的病人死去了 ,而另一些人却不可思议地活了下来。

398

还有 ,同样的治疗方法在不同病人身上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 ,整

个事态确实表明人类找不到什么方法挽救自己 ,或者采取预防措

施不被感染 ,或者在受到瘟疫感染后可以得到治愈 ,相反却是在一

无所知的情况下得病 , 或在没有任何外来帮助下痊愈。

如果是怀孕的妇女 ,只要她们染上这种病就死定了。一些人

死于流产 ,另一些人在生产时和她们的新生儿一起死亡。然而 ,有

人说 3 个分娩的妇女活了下来 ,她们的孩子却死去了 ,有个妇女在

她的孩子出生的一刻死去 ,而她的孩子出生后活了下来。

那些腹股沟淋巴腺异常肿胀并破口流出脓水的病人逐渐摆脱

了瘟疫并死里逃生 ,显然急性痈疽由此找到了排放的出口 ,而这一

般也是恢复健康的标志。如果淋巴肿胀还像以前一样大小 , 那么

可以肯定上述的病痛还不会消除。有些病人的痈脓虽然流出来

了 ,但是大腿却萎缩了 , 这种病人的淋巴腺肿胀没有发展到化脓的

程度。①

这些描述与现代传染病学研究得出的疾病特点基本吻合。“ (鼠疫 )病

菌自皮肤侵入后 ,一般经淋巴管到达局部淋巴结 ,引起原发性淋巴结炎

及周围组织炎症反应。淋巴结高度充血、出血、受累淋巴结可相互融

合 ,周围组织水肿、出血。淋巴结内含大量病菌及其毒素 , 进入血流引

起全身感染、败血症及严重毒血症状。如病变不继续发展 ,即成为临床

上的腺鼠疫。若病菌经血进入肺组织可产生继发性肺鼠疫。再由呼吸

道排出的病菌通过飞沫传给他人又可引起原发性肺鼠疫。各型鼠疫均

可引起继发性败血型鼠疫 , 极严重者可以皮肤、淋巴结或肺损害极轻 ,

而迅速成为原发性败血鼠疫。”② 三种主要类型鼠疫都表现出腹股沟

(占 70% )、腋下 (20% )和颈部 (10% )淋巴肿大 ,耳后及身体其他部位淋

巴也同时发炎。其中 1/ 4 病人出现皮疹并发展为水泡、脓疱和溃疡。

①

② 前引《21 世纪医师丛书 :传染病分册》, 第 355 页。

普罗柯比 , 前引书 , 第 457—4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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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缺乏有效治疗的病人可在 2—3 日内死亡 , 因发绀和瘀斑 ,死后皮

肤常呈紫色 ,故有“黑死病”之称。如果病人淋巴结破溃 , 则病情缓解 ,

可以存活①。普罗柯比记载的详细症状为后人确诊“查士丁尼瘟疫”为

鼠疫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修昔底德的有关记载如下: ^

抚摩时 ,外表上身体热度不高 , 也没有现苍白色; 皮肤颇带红

色和土色 ,发现小脓庖和烂疮。但是身体内部发高烧 ,所以就是穿

着最薄的亚麻布 ,病者也不能忍耐 , 而要完全裸体。真的 ,他们大

部分人喜欢跳进冷水中。有许多没人照料的病人实际上也是这样

作了 ,他们跳进大水桶中 , 以消除他们不可抑制的干渴;因为他们

无论喝多少水 ,总是一样的。于是他们长期患着失眠症 ,不能安静

下来。

当这种疾病达到顶点的时期 ,病人的身体并没有衰弱 ,表现有

惊人的力量 ,能够抵抗所有的痛苦 ,所以在第七天或第八天的时

候 ,他们还有一些力量留着;正在这个时候 , 他们多半因为内部高

热而死亡。但是如果病者经过这个危险时期而不死 , 于是病人肠

胃 ,产生强烈的溃烂和不可控制的大泻; 因而引起衰弱 ,后来多半

就会死亡了。②

伤寒病的临床表现为发病急骤 , 发低烧的同时伴有头痛疲乏、周身酸

痛、眼睑结膜充血 ,皮疹出现的当天遍及全身 ,形成不规则红色或暗红

色斑疹 , 最长可存在两周。发疹期最明显的表现是 , 由腋下和两肋向

胸、腹、背、上肢并最终波及全身的皮疹 ,皮疹初为瘀点 ,后发展为瘀斑 ,

并由红色逐渐变暗色。因发烧出现的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与鼠疫区别不

①

② 修昔底德 , 前引书 , 第 138—139 页。

前引《实用传染病学》, 第 495 页。

400

大①。这些典型症状在修昔底德的记载中很不详细 , 因此导致后人提

出多种推测。其中消化系统的多种症状 ,如厌食、恶心、呕吐、腹痛、腹

泻、大便呈黏液状 ,或便血是现代医学怀疑雅典瘟疫为埃博拉出血热的

主要根据②。相比之下 ,普罗柯比的记述详细准确 ,没有导致后人的多

种猜测。至于在几乎所有疾病中都会出现的发烧及其引发的中枢神经

系统症状 ,不能成为否定普罗柯比记载真实性的证据。

关于瘟疫幸存者的后遗症 ,普罗柯比只是说: ^

还有些幸存下来的人舌头僵硬 ,不再自然灵活 ,发音口齿不

清 ,说话语无伦次 ,言语困难。而修昔底德记载得更为详细 ,“因为

这种疾病首先从头部起 ,进而轮流影响到身体的各个部分 ,纵或病

者逃脱了最恶劣的影响 ,但是在身体的四肢还留下它的痕迹:它影

响生殖器、手指和脚趾 ;许多病后复原的人丧失了这些器官的作

用;也有一些人的眼睛变瞎了。也有一些人 ,当他们开始好转的时

候 ,完全丧失了他们的记忆力 ,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 , 也不认识他

们的朋友”。③

可惜 ,这些后遗症是现代传染病学很少涉及的。

三

大规模瘟疫往往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 ,特别是在人类防治疾病能

①

②

③ 普罗柯比 , 前引书 , 第 465 页。修昔底德 , 前引书 , 第 139 页。

前引《人类病毒性疾病》( 第 706 页 ) 认为这些症状的病理改变表现在单核吞噬细胞

系统遭受损伤 , 因此出现一系列脏器出血症状。

前引《21 世纪医师丛书 :传染病分册》, 第 2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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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相对低下的古代社会 ,人们的精神生活因此发生巨大变化①。一方

面瘟疫的高死亡率引发强烈的社会恐惧情绪 ,另一方面 ,由此导致普遍

的绝望心理 ,特别是普遍出现的信仰动摇会改变人们正常的生活规律。

两位古代作家在瘟疫的影响方面都有生动记载 ,但强调的重点不同。

普罗柯比对瘟疫可怕的后果给以极大的关注 ,他写到 : ^

拜占庭城的瘟疫流行了 4 个月时间 , 其传染最强烈的阶段持

续了大约 3 个月。起初死亡人数略低于正常状态 , 而后死亡率持

续上升 ,后来 ,死亡总人数高达每天 5000 人 ,最多时甚至达到每天

10000 人或更多。最初 ,人们在自己家里暗自为死者举行葬礼 , 他

们将死尸扔进他人的坟墓 ,或为逃避检测或使用暴力。但是后来

所有地方都变得混乱不堪、一团糟。奴隶失去了主人 ,而先前富有

的人也失去了其家仆的伺候 ,仆人们不是病了就是死了。很多房

屋完全没人居住。逐渐地 , 一些城市里居住的著名人士由于普遍

人力短缺 ,死后也多日不能埋葬。

逐渐地 ,当以前存在的坟墓都埋满了死尸时 ,他们就在城市附

近所有地方一个接一个地挖坑摆放尸体 , 尽其所能一个死者一个

坑 ,而后离去。但是后来那些挖沟埋死尸的人应付不了大量尸体

的埋葬工作 ,他们爬上西耶 (加拉大 )要塞的塔楼 ,先掀掉屋顶 , 胡

乱地把尸体扔进去 ,使得大量的尸体保持着坠落下来的样子堆积

起来 ,几乎所有的塔楼都堆满了死尸后 ,再把屋顶重新盖好。这样

做的结果是使首都市内弥漫着强烈的恶臭 ,居民们遭受持续不断

臭气的折磨 ,特别是当风从那个城区刮过来时。

这段时间里 ,要在拜占庭城大街上看到行人绝非易事 ,因为所

有有幸保持健康的人都躲在自己家里 , 或照料病人或为死者举哀。

① 一些国外学者明确提出 ,“传染病对罗马覆灭以及阻碍查士丁尼的事业到底起了多

大作用 , 还有待研究。”弗雷德里克·卡特赖特等著、陈仲丹等译 :《疾病改变历史》, 山

东画报出版社 2004 年版 , 第 17 页。

402

假定有人真的在外面碰到一个人 , 那他一定扛着一个死人。各类

工作都停顿了 , 手艺人也放弃了所有活计 ,手工从事的各种其他工

作也都是如此。的确 ,在一座完全停止了所有善事的城市里 ,饥荒

十分肯定会导致骚乱。显然 ,要保证充足的面包或其他食品是一

件极为困难和非常突出的事情 ,因此对某些病人来说 ,由于缺乏维

系生命的必需品 ,他们比预料的死亡得更快。总之 ,在拜占庭城根

本不可能看到任何穿着官袍的人 , 特别是当皇帝也传染上瘟疫的

时候(他的腹股沟淋巴腺也发生肿胀 ) , 但是在这个统治整个罗马

帝国的城市里 ,每个人都身着适合个人地位的服装悄然无声地呆

在家里。这就是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城发生瘟疫的全部情况。当

然 ,瘟疫也降临到波斯大地上 , 并传播给所有周围的其他蛮族①。

按照普罗柯比的记载 ,瘟疫在首都流行了 4 个月 ,其中 3 个月为瘟疫的

高峰期。在此期间 , 死亡人数迅速增加。如果以 90 日计算 ,每天死亡

5000 人 ,则总死亡人数为 45 万人 ,按照现代学者对该城居民总数 60 万

—100万的估计计算 ,死亡人数占 75%—45% ②。有的学者根据其他史

料推算 ,提出此次瘟疫在君士坦丁堡的死亡率为 57%③。如果考虑到

还有一定比例的居民没有感染瘟疫的话 ,那么病死率可能更高④。

修昔底德没有涉及雅典瘟疫延续的时间和死亡人数 , 他只是谈到

①

②

③

④ 前引《人类病毒性疾病》( 第 704 页 ) 提出 , 1976 年埃博拉出血热首次爆发时 , 病死率

高达 50 % —90 %。那么 ,“查士丁尼瘟疫”作为地中海世界首次爆发的鼠疫 , 其病死

率也可想而知是相当高的。

P . Allen 依据当时的另一位作家以弗所人约翰的记载 , 推算总死亡人口为 23 万 , 占

总人口 40 万的 57 % 。P . Allen , The“Justinianic”Plague , Byzantion , 1979 , X X XIX , p .

11 . 布鲁宁认为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丧失了 2/ 5 人口。见 R . Browning, Justinian and

Theodora , Thames and Hudson 1987 , p .120 . 兰布则认为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人口减少了

一半。见 H . Lamb , Theodora and the E mperor, N .Y . 1963 , p .153 .

学者们对于君士坦丁堡人口问题持有不同的估计 , 其中估计人口数最高的达到 100

万 , 最低的 25 万。参见 S . Runciman , Byzantine Civilization , London 1933 , p .124 .《牛津

拜占庭史》估计此次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丧失了 1/ 3 人口。C . Mango ed .,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ne, Oxford 2002 , p .49 .

普罗柯比 , 前引书 , 第 465—469、471—4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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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强烈的传染性和促使瘟疫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 ^

这种疾病的一般情景不是语言文字所能描写得出的; 至于个

人的痛苦 ,它似乎不是人所能忍受的。这里特别有一点表现这种

瘟疫和其他平常疾病不同的地方: 虽然有许多死者的尸体躺在地

上 ,没有埋葬 ,吃人肉的鸟兽不是不跑近尸体 ,就是 ,如果尝了尸体

的肉的话 ,后来就因此而死亡。关于这点 ,从下一事实可以得到证

明:所有吃肉的鸟类完全绝迹 ;在尸体附近或其他地方 ,都看不见

有这类的鸟类。但是如果要观察瘟疫的这种效果 , 狗提供了最好

的机会 ,因为它是和人住在一起的。

使雅典人的情况更加恶劣的一个因素是他们把乡村的居民迁

移到城市里来 ,这件事对于新来者影响特别不好。他们没有房屋

住 ,事实上他们在炎热的季节里 , 住在空气不流通的茅舍中 , 他们

像苍蝇一样地死亡着。垂死者的身体互相堆积起来 , 半死的人在

街上到处打滚 ,或者群集于泉水的周围 ,因为他们想喝水。他们所

居住的神庙中 , 充满了死者的尸体 , 这些人是在他们中间死掉

的①。

后代学者依据他的记载无法对雅典瘟疫的严重性作出量化的推测。

至于因瘟疫产生的社会问题 ,普罗柯比记载到 : ^

自然 ,这样就轮到皇帝面临粮食供给的麻烦了。他不得不从

皇宫派遣士兵分发钱财 , 命令塞奥多鲁斯负责这项工作。这位先

生担任宣读皇帝谕旨的职务 ,一直负责向皇帝呈报其臣民的申述 ,

并反过来向臣民宣布皇帝的意愿所在。在拉丁语里罗马人称这个

官职为“咨询官”。那些家务尚未陷入彻底贫穷的人还分别参加与

他们有联系者的葬礼。而塞奥多鲁斯则分发皇帝的钱和自己掏腰

① 修昔底德 , 前引书 , 第 139—140 页。

404

包支付更多的费用 ,以不断地掩埋没人处理的尸体。

那时 ,所有的葬礼习俗都被忽略了。死者出殡时没有习惯上

采用的送葬队伍相伴随 ,也没有为他圣咏唱送葬颂歌 ,如果有人能

把死者的尸体扛在肩上送到城里靠近大海的地方 ,并把尸体扔下

去就足够了 ,在那里尸体被堆放在小船上运往随便什么地方。这

个时期 ,那些先前的竞技党成员也把相互间的敌意搁置一边 ,一起

参加死者的葬礼仪式 ,他们亲手为那些和自己的党派毫无关系的

死者扶灵安葬。不但如此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乐于全身心投入

从事这种下贱丢人的工作 ,而抛弃了他们日常生活里的丑行 ,勤奋

地履行其宗教义务 ,当然不全是因为他们学的贤明了 ,最起码不是

因为他们突然变得乐善好施积善从德 , (因为人的品性无论天生或

是后天长期培养而形成后 ,除非有某些天意驱使其向善 ,是不会轻

易改变的 )而大多是被突然发生的变故完全吓坏了 , 这么说吧 , 当

他们将要突然死亡时 , 自然会完全被迫地学得拘谨斯文起来。但

是一旦他们摆脱了瘟疫痊愈并感到自己已经安全没事了 , 就立即

恢复了卑鄙丑劣的本性 ,变本加厉比以前更甚 , 和他们刚刚做的善

事完全不同 ,有天壤之别 , 其卑劣邪恶、肆意狂为、无法无天 , 真是

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人们会真的认为 ,或是由于偶然的机遇或

是由于某些天意 , 这场瘟疫非常准确地挑选出一些最邪恶的家伙

来胡作非为。而这些丑行后来都大白于天下。①

综合分析 ,普罗柯比所记涉及两方面 ,一是官方极力组织人力和调拨财

力参与抗击瘟疫 ,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方法阻止瘟疫的蔓延 ,因此只能

在处理尸体上采取一些简单原始的措施 , 草草埋葬了事。正常的行政

管理活动遭到破坏 , 原本由政府负责的粮食供给不能得到保证 ,出现了

饥荒 ,而食品短缺不仅加强了瘟疫的破坏力 ,而且造成了城市动乱。君

士坦丁堡是整个帝国的政治中心 , 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众多的官吏是首

① 普罗柯比 , 前引书 , 第 46—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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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的一道风景线 ,但是在鼠疫流行期间 , 街道上看不到贵族官吏 ,行政

活动显然陷于停顿状态。另外 ,民间生活也受到极大冲击 ,城市各行各

业的生产活动停止了 ,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商业贸易和手工正

常活动都因疾病而中断。更为严重的是 , 在死亡恐惧生活下的人民信

仰动摇 ,正常的伦理道德也受到冲击 , 普通民众改变生活习俗 , 邪恶歹

徒则乘机作恶 ,社会秩序一度陷入混乱① ,甚至险些导致军队哗变②。

修昔底德虽然对雅典瘟疫本身的记载不详细 , 也没有像普罗柯比

那样推测死亡人数 , 但是在瘟疫对社会生活影响方面却不惜笔墨 ,他写

到: ^

这些是这种疾病的一般情况 , 但是我省略了每个病人所发生

的各种特殊现象。同时 ,在所有这个时候 ,没有任何其他普通疾病

流行;如果有其他普通疾病发生的话 ,其结果也终于成为瘟疫。有

人因为疏忽而死亡;有些人 ,虽然尽力医疗 ,也死亡了。可以说 ,还

没有找到一个公认的医疗方法 :对某些人有益的 ,对另外一些人是

有害的。那些生来就身体强壮的人不见得就比身体衰弱的人更能

抵抗这种疾病 , 强者和弱者同样地因这种疾病而死亡 ,就是那些医

疗得最好的人也是一样。最可怕的 , 是当人们知道得到这种疾病

时 ,即陷于绝望中;因此他们马上就采取一种毫无希望的态度; 这

样屈服了 ,就丧失了一切抵抗的力量。由于看护别人的结果而获

得疾病的人 ,像羊群一样地死亡着 , 这种情景也是可怕的。真的 ,

这样死亡的 ,比因为任何其他原因而死亡的更多。因为人们害怕

去看病 ,病人即因无人照顾而死亡;真的 ,因为无人照顾的原因 ,许

①

② “一些军官说如果罗马人在君士坦丁堡立像他 ( 查士丁尼 ) 一样的人为皇帝 , 那么他

们绝不承认。皇帝病情好转后 , 军官们互相指控 , 彼得将军和暴食者约翰声明他们

听信了贝利撒留和 Buzes的话才发表了上述言论。”Procopius , The Anecdota or Secret

History , IV , 3-4 .

“城市正常的食品供应中断了 , 加工谷物的磨房和面包房停止了工作。这样瘟疫灾

祸又加上了饥荒。⋯⋯瘟疫流行对公众道德产生了 灾难性的后果。”布鲁宁 , 前引

书 , 第 119—121 页。

406

多人全家都死光了。从另一方面说来 ,当他们真的去看病人的时

候 ,他们自己也丧失了生命 ,对于那些把这种礼貌当作有关体面的

事的人 ,尤其是这样的。这样的人觉得考虑自己的安全是可耻的;

他们时常跑到朋友家里去 ,虽然那时死者的家属为沉重的灾难所

压倒 ,以至于放弃了哀悼死者通常的习惯 ,但是感觉到病者和垂死

者最可怜的是那些他们自己得了瘟疫 ,后来病愈复原的人。他们

知道这种病痛的情况 ,同时觉得他们自己得到安全了 ,因为没有人

会第二次得到这种疾病的 ;或者 , 如果第二次得了这种病的话 , 也

是不会致死的。这样的人得到各方面的祝贺;在他们复原的时候 ,

自己也很得意 ,以致他们愚蠢地以为他们以后也不会因其他任何

疾病而死亡的。

因为这个灾祸有这样压倒的力量 ,以致人们不知道下一次会

发生什么事 ,所以对于宗教上或法律上的每条规则都毫不关心。

过去遵守的丧葬仪式 , 现在都不遵守了; 他们尽他们能力所及 , 埋

葬死者。许多人缺乏埋葬时所必需的东西 , 因为他们家庭中的人

口已经死亡很多了 ,所以采取最可耻的方式来埋葬。他们首先到

别人已经作好的火葬堆去 ,把他们的死者放在火葬堆上 ,然后点起

火来;或者 ,他们发现另一个火葬堆正在燃烧着 ,他们把他们抬来

的尸体放在别人的尸体上 ,就跑开了。

在其他方面 ,由于瘟疫的原故 ,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

情况。人们看见幸运变更得这样迅速 , 这样突然 ,有些富有的人突

然死亡 ,有些过去一文莫名的人现在继承了他们的财富 ,因此他们

现在公开地冒险作放纵的行为 ,这种行为在过去他们常常是隐藏

起来的。因此 , 他们决定迅速地花费掉他们的金钱 ,以追求快乐 ,

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暂时的 ,至于所谓荣誉 ,没有人表示自己

愿意遵守它的规则 ,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

是很有问题的。一般人都承认 ,光荣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只是那些

暂时的快乐和一切使人能够得到这种快乐的东西。对神的畏惧和

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至于神� , 他们认为敬神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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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陈志强

﹁ 查 士 丁 尼 瘟 疫 ﹂ 考 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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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神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看见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

至于违犯人为的法律 ,没有一个人预料他能够活到受到审判和处

罚的时候;反而每个人都感觉得 ,对于他已经下了更为沉重的判

决 ,正悬在他的头上 ,他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 ,得到一些人生的

乐趣 ,这是很自然的。

这是雅典所遭遇的灾难;真的 , 当时的日子是艰苦的 ,因为城

内的人们在死亡 ,而城外的田地则被蹂躏。在这样痛苦的时候 ,人

们自然会回忆到过去的神谶。⋯⋯真的 , 这个瘟疫是正在伯罗奔

尼撒人侵入亚狄迦之后发生的。而且对于伯罗奔尼撒人完全没有

影响 ,或者不严重;瘟疫流行最厉害的是在雅典 ;雅典之后 ,就在人

口最密的其他城市中流行。①

显然 ,修昔底德的相关记载比普罗柯比更有理性 ,不仅更有条理而且更

全面 ,甚至深入描写了人们思想和心理变化的细节。如果说普罗柯比

力图模仿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 ,那么他至少在这方面学习得还不到位。

由此 ,人们不难看出 ,普罗柯比抄袭修昔底德的意见是不能成立的。

普罗柯比是 6世纪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历史作家 , 他生于巴勒斯

坦地区的恺撒利亚的贵族家庭 ,接受过系统的教育 ,知识渊博 , 才能出

众 , 曾受聘于一代名将贝利撒留 , 以其秘书和法律顾问的身份 , 参与指

挥了多次重大战争。这些经历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42 年 ,他受贝利撒留的牵连 , 回到君士坦丁堡 , 恰好赶上了瘟疫。可

以肯定的是 ,他在当时崇尚古典作家的环境中一定熟读了修昔底德的

作品。但是 ,他没有必要抄袭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而惹来他人的指责。

同时由于修昔底德记载的瘟疫完全不同与“查士丁尼瘟疫”, 他也没有

什么可以“借用”的。在普罗柯比之后的多位作家 , 如埃瓦格留斯 ( Eva-

grios Scholastikos, 536-595)就记载了君士坦丁堡爆发瘟疫后叙利亚首府

安条克流行鼠疫的情况 ,以弗所人约翰(John of Ephesus 507-586)的相关

① 修昔底德 , 前引书 , 第 139—143 页。

408

记载显然与普罗柯比的资料来源不同 ,因此可以为后者提供更丰富的

补充 , 阿加塞阿斯 ( Agathias, 536-583)在其《五卷本历史》中也记述了相

关情况 ,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 490-574)在其作品中记载了瘟疫

的可怕后果 ,这些资料提供了普罗柯比记载真实性的佐证①。

综上所述 ,普罗柯比和修昔底德对两次大瘟疫的记载 ,无论在记述

的目的、对病源地的推测 , 还是在对瘟疫发作、症状、后果和影响诸方

面 ,都存在极大区别。因此 ,怀疑普罗柯比“直接借用”修昔底德记载的

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根据普罗柯比本人的生平和其同时代作家的记

载 , 人们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普罗柯比有关“查士丁尼瘟疫”记载的

真实性。本文较详尽地引用了两位作家的相关记载 , 也是希望能为对

此有兴趣的同行提供一些方便。

(陈志强 ,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① Evagrius,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 from A . D .431 to A . D . 594 , A New

Translation from the Greek: with an Account of the Author and his Writings, trans . by E .

Wlaford , London 1854 , IV , 29 . John of Ephesus, 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pars tertia , tran .

By R . Smith , Oxford 1860 . Agathias of Myrina , Historiaru m Libri V , Berlin 1967 , V , 10 .3 .

John M alalas, Chronicle , Chicago 1940 , VIII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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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巴特命题的联想 :读《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刘 军

^【内容提要】 德国学者桑巴特的命题: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

开辟了欧美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 , 尽管其最初是由欧美工人运动

史的比较研究而引发的。这一命题的核心意义是美国与西欧国家

相比有什么不同。针对国内学者对这一命题的认识不足和对西方

工人运动研究中存在的思想僵化问题 ,作者提出桑巴特命题至今

仍有其现实意义。但作者对这一命题的回答是 :很多社会主义因

素已经内化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了。

德国学者 W .桑巴特以其著作《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① 引出

了“美国例外论”的命题 ,围绕这一命题也称“桑巴特命题”的争论至今

还在继续。虽然它是由欧美工人运动史比较而提出的 ,但其内容涉及

① W . 桑巴特著 , 赖海榕译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本文从该书中的引文只

注页码。

410

广泛 ,已经成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比较研究 ,触及了对美国本质的

认识。西方很多著名学者都参与了这一研究 ,而我国学者对此缺乏专

门研究 ,即使提及也只是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谬论和偏见。① 实际上 ,

“美国例外论”至少在最初是相对西欧国家而言的 , 是欧美社会文化特

点之间的比较性研究 ,与白人种族主义没有关系 ,而美国霸权主义更是

以后的事 ,但学界有时往往将它们混为一谈。

桑巴特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学者 ,写这

本书以前 ,他就出版了《19 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1896 年 )。该

书概述了社会主义思想家尤其是马克思的理论 ,以欧洲工人运动为背

景 ,指出社会主义将是资本主义矛盾和阶级分化不可避免的结果。这

本书发行很广 , 到 1905 年在德国再版了 5 次 ,并被翻译为包括日文在

内的 17种文字。与此同时 , 桑巴特的注意力转向美国 , 陆续发表有关

美国工人的文章 , 1906 年他将这些文章以书的形式出版 , 这本书与前

一本书形成强烈对比 ,该书英文版的书名就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

义》(以下该书引文只注页码 )。换句话说 , 美国为什么与欧洲国家不

同 ?

桑巴特在这本书中指出的主要原因有 :美国工人的资产阶级精神

状态 ,民主制 (两党制、选举制 )影响 ,较高的生活水平 ,西部广阔的土地

和不断流入的移民 ,等等。总之 ,是美国社会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向上流

动的机会和可能 ,使社会主义失去了发展的社会土壤和阶级基础。

应该指出 ,桑巴特不是最早提出美国工人运动“例外”的人。如李

普塞特指出 , 19 世纪很多到美国的欧洲人都感觉到美国和欧洲的不

同 , 他特别提到托克维尔和恩格斯。② 托克维尔不仅提到了美国的例

①

② 见 S . M . 李普塞特和 G . 马克斯 :《它没有在这里产生 : 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

了》( S . M . Lipset & G . Marks , It Didn’t Happen Here : W 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 . W . Norton & Com pany 2000 , New York , U .S .A . ) , 第 15 页。的确 , 托克维

尔以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 开辟了欧美比较的学术领域 , 但

他主要是从民主或政治的角度 , 并没有专门论述工人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 , 这与恩

格斯和后来的桑巴特命题是有区别的。

参见刘军 :《“美国例外论”和工运史研究》,《世界历史》1999 年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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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巴特命题的联想：读︽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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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而且指出“美国可能是世界上革命萌芽最难生长的国家”,因为他觉

得 ,身份平等和广泛的致富机会最能“抵制革命的激情”。① 当时美国

工人运动尚在初期状态 ,托克维尔没有特别谈到工人运动 , 但他断言 ,

“工人的利益将会愈来愈占上风 ,因为他们已经争得的高额工资将使他

们一天比一天减少对雇主的依赖 ,并随着他们的日益独立 ,他们将会更

加容易争取工资继续提高。”②

一直关注美国工人运动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注意到美国的特殊情

况 , 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提到 ,“1886 年 2 月 ,美国的社会舆

论在一点上几乎是一致的 , 即认为: 美国没有欧洲式的工人阶级 ,因此 ,

使欧洲社会四分五裂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美利坚共和国

不可能发生。”③ 恩格斯还分析说 ,由于在美国购买土地很便宜和移民

的不断流入 ,“使得大多数的美国本地居民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就‘退出’

雇佣劳动 ,变成农场主、商人或雇主 ,而沉重的雇佣劳动 ,当一辈子无产

者的境遇 ,多半落到移民的身上”。他甚至提到“资产阶级偏见在工人

阶级中也那样根深蒂固 , ⋯⋯美国工人⋯⋯以为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

天然就是 ,而且任何时候都是先进的、优越的、无与伦比的”。但恩格斯

似乎相信 ,美国的这些例外或不同是暂时的; 他在晚年的一封信中写

道 ,“美国的情况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

的关系革命化 ,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④

尽管有以上论述 ,依然可以说 ,桑巴特是最早认真研究和分析美国

工人运动特殊性原因的学者。在桑巴特看来 ,美国作为最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却被认为没有社会主义运动 ,关乎“社会主义未来不可避免的

理论被这些事实驳倒了”,这激起了他“最强烈的兴趣”。尽管桑巴特在

论述了美国工人特殊状况之后也依然相信 ,“所有这些迄今为止阻碍了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 , 第 296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 第 496—497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上册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 第 255 页。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下卷 ,第 731 页。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 ,第 206 页 ; 下卷 , 第 554 ,798—804 页。

412

社会主义在美国发展的因素都将消失或将转向它们的反面 ,其结果是 ,

在下一代人那里 , 社会主义在美国很有可能出现最迅速的发展”(第

214 页 )。对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 , 桑巴特的回答是 ,“如果认为根

本没有 ,那么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不过 , 所不能否认的是 , 认为美国

工人阶级不信奉社会主义的论断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第 28—29

页 )。这个回答表面上模棱两可 , 甚至自相矛盾 ,但该书被引用最多的

一句 :“在烤牛肉和苹果派上面 ,一切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都烟消云散了”

(第 190 页 ) , 成为桑巴特命题的名言。

实际上 ,美国工人运动既是保守的 ,又是强大的。国内学者一般强

调前者 ,美国工人的保守性一般指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 ,只限于经济斗

争 ,缺乏阶级觉悟 , 理论素质差等。① 但美国工人组织确是强大的 , 无

论从罢工的规模、次数、伤亡人数看 , 还是从工人的法定权利和实际所

得看 ,都不比欧洲工人逊色。与其说美国工人政治保守 ,不如说他们政

治上没有欧洲工人的阻力 , 而这种阻力往往成为工人运动的目标和凝

聚力。其原因:一是美国白人男性工人在 19 世纪中期已经获得了普选

权 ,他们可以用选票表达自己的要求 ,而普选权是引发英国宪章运动的

首要原因;二是美国没有明确限制或禁止工人组织的法令 ,如法国《列·

霞白利法》或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虽然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中

没有明确规定结社自由 ,但“很长时间以来 , 一直认为结社自由几乎全

部包括在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请愿自由之中”。② 除了在战争和两次

反共“红色恐怖”时期 ,美国政府限制过共产党和激进组织外 ,各种非政

府政治团体都是合法的。当然工会合法并不意味着其一切活动都合

法 , 实际上法院经常以损害财产或财产权的名义禁止罢工。但总的说 ,

美国工人运动的合法渠道除少数例外始终存在。

现在的美国工会“强大”到什么程度 ? 我曾听一位在美国经商的朋

①

② 卡尔威因、帕尔德森 :《美国宪法释义》, 徐卫东、吴新平译 , 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 , 第

204 页。

关于美国工人阶级这些特性的分析 ,参见刘建飞 :《美国与反共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001 年版 , 第 38—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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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说 ,如果谁敢在卡车工会宣布罢工期间出车运货 , 有可能在半路被人

打个半死或残废;他亲眼看到码头工人罢工时 ,将一个集装箱从几十米

高的吊车上摔下来 , 开裂的箱体里面是崭新的轿车; 中国企业去那里投

资除了注意市场风险以外 , 就要考虑工会的威胁了 , 一旦企业被工会

化 , 不仅工人工资要涨 2—3 倍 ,谁是老板都搞不清了;一旦出现劳资纠

纷 ,谁是谁非不论 ,光打官司的钱和精力就赔不起 , 许多中资公司由于

对美国工会法的无知而亏损甚至破产。

历史证明 :美国人包括工人在争取自身权利和自由方面是不吝惜

鲜血和生命的(他们也不缺少武器 , 美国有私人枪支 2 亿多 ,几乎平均

人手一枪 )。早在独立战争以前 ,柏克就告诫英国议会要充分意识到殖

民地人崇尚自由和桀骜不驯的独特气质和性格。① 美国政府当然更明

白这一点 ,一般不将局面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9 世纪后期劳资矛盾

激化和对立的经验教训 ,已使明智的企业家和政治家意识到劳资合作

的意义 ,这种意义被认为是“工业民主”或“经济民主”;而工运领导人也

接受并实行劳资合作的政策。美国工运史学家康茫斯甚至将 1894—

1904 年称为“资本和工人的蜜月时期”。② 工人们对社会现状不满是真

实的 ,但这种不满远没有达到要推翻政权的程度 ,他们只是要求分享随

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带来的属于他们那份应得的利益。作为公民

他们认同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 , 主要劳工组织在两次世界大战时

都坚决支持政府就是一个证明。1900 年全国公民协会成立时 , 当时最

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主席龚伯斯出任该协会的副主席 , 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劳联要在公民权利的合法范围内争取工人权利的立场。20

世纪以来 ,从 T . 罗斯福、威尔逊到 F .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 ,

一直在向着有利于工人的方向调整劳资关系 ,当然这种调整也符合整

个资产阶级的利益 , 这一过程的结果是 ,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劳工组

①

② 张友伦 :《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第 288

页。

E . 柏克 :《美洲三书》,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 第 88 页。

414

织成为国内最强大的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之一。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

尔不满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的福利发展 , 1949 年他曾说 ,“如果美国人所

要的就是社会保障 , 那么他们可以进监狱 ,在那里他们将有足够的东西

吃”。但他当上总统后很快发现社会福利根本无法削减 ,任何政党想这

么做无异于政治自杀 , 最终他不仅维持而且扩大了福利制度。① 就是

在最激烈抨击福利制度的里根总统任内 , 各种福利拨款总额比其前任

仍是增长的 ,只是增长的幅度小一些。

美国工人运动中确有要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激进组织和派

别 ,但它们的人数和影响始终都很有限。1929—1933 年大危机期间 ,美

国共产党员人数也不足 2 万人 ,美共总书记福斯特在 1932 年大选中只

得到 10 万张选票 ,占全部选票的 0 .25%。这是美共在历次大选中的最

好成绩 ,它说明美国民众即使对资本主义不满和失望达到前所未有的

程度 ,也没有选择社会主义。1940 年 1 月 ,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一份

报告就显示 :两个最大的工人组织———劳联和产联受美共的影响很小 ,

对美国工人运动将很快摆脱共产党的影响充满信心 ,并强调“一个强大

而有活力的劳工运动是我们民主生活精力的一种基素”。②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在美国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 ,经济繁荣带来生

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以及公民权利逐步扩展的形势下 ,“社会主义运动

几乎完全同工人运动分离”, 劳联—产联 (1980 年占全国工会会员总数

的 70% )不仅不是“资产阶级掘墓人”,“反而成为巩固美国垄断资本主

义制度的工具”。③ 当代美国劳工 (尤其蓝领工人 )组织反对接纳第三

世界移民 ,担心这些人入境后会抢他们的饭碗; 反对全球化 , 反对中国

加入 W TO , 担心资本外流和国外廉价商品入境会减少国内的工作机

会。甚至可以说 ,越是没有技术收入少的工人越保守和坚持白人种族

①

②

③ 见张友伦、陆镜生 :《美国工人运动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第 2 页 ; 刘绪贻 :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 第 4 页。

康马杰 :《美国历史文件》( H . S . Com mager, Documents of A merican History , F . S . Crofts

& Co . 1943 , New York) , 第 604—606 页。

黄安年 :《当代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第 59—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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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 因为他们更担心来自国内移民、黑人、妇女和国外工人的竞争。

美国工人史都上这样的例子也很多。

龚伯斯在担任工会领导人的长期生涯中 , 将反对华人劳工作为其

政治演说中的一部分保留节目 , 他与人合写的小册子《排华的若干理

由》是美国工会基层组织中流传最广泛的宣传品。在这本小册子中 ,排

华甚至不仅是为了美国工人的饭碗 ,而是为了西方文明的纯洁。我们

不得不接受这一历史事实:“在美国工人阶级组织及其领导人中 ,排华

的主张是占绝对优势的。”① 而当代美国劳工组织反对给予中国最惠

国待遇 ,阻挠中国加入 WTO ,不过是这一历史传统的延续。

美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状令国内的工运史专家尴尬 ,实际上国

内工运史在 80 年代后期以后逐渐趋于沉寂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选择这

一领域 ,而此前西方工运史曾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一

些人看来 ,不仅美国工运史一贯保守 , 就是欧洲工运史后期也差强人

意 , 英国工人 1832 年以后 ,法、德工人 1848 年以后都丧失了以往的革命

性和战斗性。

笔者不禁想问 :究竟是这些西方工人保守 ? 还是我们工运史研究

的思维方式有问题 ? 比如 ,我们习惯于阶级分析 ,对美国工人队伍中的

种族、宗教矛盾的激烈程度困惑不解 , ② 很多人仍沉溺于“全世界无产

者联合起来”的幻想和教条之中。我们习惯于将美国领导人和普通美

国人分开 ,但这在理论和社会现实中都是很困难的。这里姑且不论西

方近代以来的政治传统中关于政府来源、性质和目的的大量论述 ,至少

普通美国人手里的选票是任何美国政治家都不能忽视的。我们习惯于

抨击那些主张合法斗争的工运领袖 ,似乎罢工、暴动乃至武装起义才是

①

② 如有学者在论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劳工排斥甚至屠杀中国劳工后仍疑问 :“这

是历史的错误 ? 还是时代的悲剧 ? 或者是一个年轻国家在走向成熟过程中不得不

付出的代价 ?”见 邓 蜀生 :《世 代 悲欢“ 美国 梦”———美国 的 移民 历 程及 种族 矛 盾

(1607—2000)》, 第 225 页。

邓蜀生 :《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 (1607—2000)》,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 第 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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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的正确道路;而不愿意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想一想: 用选票、示威

请愿、罢工或集体谈判就可以争取到的利益 ,为什么要用暴力和武器 ,

要冒生命危险呢 ? 罢工历来是一种双刃剑 ,它不仅伤害资本家、政府 ,

也伤害社会和罢工者本身的形象。我们在生活中不希望遇上公交司机

或清洁工人罢工 ,中小学教师罢教的事 ,外国人何尝不如此呢 ? 无论我

们喜欢与否、评价如何 ,美国工人史是美国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领域 , 因

为它反映着普通百姓的生活 ,无论怎样 ,那是一个更加真实的美国。

还想指出的是 , 美国工人争取自身权利的方式取决于他们的国情、

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 , 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 我们应该正视这种选

择 ,而不应该简单地以我们的价值标准衡量之。实际上欧洲的工人运

动随着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也趋于温和 , 这显然是一个有普遍性的

问题。另外 ,美国工人运动的“保守”绝非意味着没有作为 , 相反 , 19 世

纪中期以来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始终是历届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

题 , 工运推动了公民权利的发展和社会变革。

社会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弊端而产生的 , 目前它的确还没有成为

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 但说它始终是资本主义“文明化”和“民主化”的监

督者和鞭策者之一 , 则是不为过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是德国工人

运动的“死对头”,也是西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之父 ,他曾说 ,“如果工人

没有更多的理由去抱怨 ,社会主义的源泉就会衰竭”。① 这种观点在西

方现代政治家中是很有代表性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说 ,“我确信 ,现在

由个人和公司经营的许多事情 ,将来会不得不由政府办理。譬如 ,我确

信 ,政府将不得不接管所有的重要自然资源⋯⋯所有的水利资源、所有

的煤矿、所有的油田等⋯⋯人们会说我是个社会主义者 ,但我不是一个

社会主义者⋯⋯我认为采取此类措施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唯一方法。”②

拯救美国资本主义的罗斯福新政也被其反对派认为是搞“社会主义”。

①

② R . 霍夫斯塔特 :《美国政治传统》, 崔永禄等译 , 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 , 第 275 页。

M . N . 卡特等著 :《信守诺言 : 美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思路》, 李珍等译 , 中国劳

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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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放眼西方以外的社会主义实践 ,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

冷战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上的

较量 ,更是两大制度不断满足国民生活物质需求的竞赛。对普通民众

而言 ,日常物质生活中可感受的内容 ,比抽象的意识形态说教显然更有

说服力 ,美国文化中浓重的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在这方面发挥着更重

要的作用。美国要充当自由世界的旗手 , 就不得不认真地推进国内的

民主化进程 ,五六十年代是冷战的高潮时期 ,也是美国公民权利迅猛发

展的时期。如一位美国史学家所指出的 ,二战后“美国作为所谓自由世

界领袖的这种地位的含义 , 使二等公民身份这种违反时代精神的错误

比任何时候更令人不能容忍。当美国凌辱自己黑人少数民族时 ,它显

然不能赢得亚、非新兴民族的尊重与合作”。① 为了扭转种族歧视的形

象 , 弥补因种族歧视政策带给少数民族的损失 ,美国政府在 60 年代末

甚至推出了引起众多非议的“肯定性行动计划”,无论人们如何评价 ,这

是由传统的形式平等向实质平等的一种尝试。虽然这一计划被很多人

看作是对白人的“逆向歧视”,并已经引起了新的种族关系的紧张 ,但历

届总统谁也不敢轻言废除。目前西方福利制度改革虽困难重重 ,但势

在必行背后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 , ② 政府实在是负

担不起了。许多西方学者非常认真地认为他们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

的 , 笔者接触的一些国外 (如英国、加拿大 )学者中就有这样的人。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近两个世纪以来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 因此我

们必须动态地看待这两个概念 ,实事求是地面对这些变化是一切社会

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如果说 ,政府在宏观上调控市场 ,并保障普通民

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曾是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要求和目

标;那么 ,资本主义社会在近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 , 它们已经成为宪法

①

② 比如 , 美国养老社会保险在 1940 年是平均 42 个在职人员养一个退休人员 , 到 20 世

纪末这一比例为 3 .3∶1 , 预计 2030 年 2∶1 , 2065 年 1 .8∶1 , 这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见

M .N .卡特等著 :《信守诺言 : 美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思路》, 第 19、62 页。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 :《1900 年以来的美国史》下册 , 刘绪贻等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83 年版 , 第 44 页。

418

和法律的内容。如英国宪章运动中提出的六项政治要求 ,除“国会每年

改选一次”因不合时宜而不便实施外 , 早已成为社会现实。也正因此 ,

西方社会到目前为止才避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 ,

桑巴特命题对于我们思考这些变化仍然是有启示意义的。对于今天为

什么美国 (或西方 )没有社会主义这样的问题 ? 我想说的是: 社会主义

的许多因素已经内化在资本主义中了。

(刘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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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刘

军

桑巴特命题的联想：读︽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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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追忆

怀念我们的老师王先恒教授①

薄洁萍 赵秀荣 蔺志强 郭灵凤

2004 年元月 12 日 ,我们敬爱的老师王先恒教授永远离开了我们。

他走得那么匆匆 ,我们这些身在外地的学生都没能与他见上最后一面;

他走得又那么从容 , 一句“一切从简”是他对自己后事的全部交代。但

我们想像得出 ,他一定无法割舍他无比热爱的学术事业 ,无法割舍他倾

注一生心血的藏书 , 也无法割舍他视为自己的孩子的学生们。他是我

们的恩师 ,行为世范 ,为人师表;他是我们学问前行的动力 ,睿智博学却

“述而不作”;他是我们人生的一面镜子 , 淡泊宁静 ,情怀高远。他用自

己的学问和人生很好地诠释了他的母校———北京大学的学风。我们怀

念他 ,亦是在铭记他的为人、为师、为学风范 ;我们热爱他 ,亦是在鼓励

自己的学问人生。

王先恒教授生于 1935 年 ,是安徽潜山县人。他天资聪颖而又勤奋

刻苦 ,高二的时候就报名参加高考小试锋芒 ,结果被南开大学数学系录

取 ,但没有去读。高三时 , 他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

① 本文的写作得到内蒙古大学历史系陈玮老师、甄修钰老师和内蒙古师范大学曹永年

老师的大力帮助 ,特此致谢。

420

系 ,在燕园度过了充实而快乐的五年。1958 年毕业后 , 为支援 1957 年

刚刚建校的内蒙古大学创建历史系而来到呼和浩特 ,从此一呆就是 45

年。

无论在他的同学、同事还是学生眼里 ,王老师都有点“怪”。许多人

觉得王老师怪是因为他不修边幅、特立独行。他可以一个月不刮胡子

不洗衣服 ,也常常把一日三餐并作一餐;他可以向话不投机的领导下逐

客令 ,但也常和许多好学上进的学生成为可以倾心交谈的忘年交;他一

生未婚 ,远离世故; 他不看电视 ,不会骑自行车 , 为防俗务打扰 , 甚至一

直拒绝在家里装电话 ,只是在我们都到北京上学工作之后他才同意安

了一部电话以保持联络。

王老师的最大嗜好就是藏书。读书人买书藏书本不奇怪 ,但像他

这样几乎把全部收入都换成书的人确也少见 ,于是这也成了他的一大

“怪”处。王老师一生清心寡欲 , 读书、抽烟、喝茶是他的开门三件事。

他曾经对我们说 ,叼一根烟、拿一本外文书 , 就进入了自己的世界 ,任何

干扰、烦恼都能被忘却。他毕生的积蓄 ,就是摆满两间屋子各个角落的

上万册书籍 ,饱经烟茶熏陶而沉淀下来的独特味道是他的藏书的特殊

标记 ,他也在这些书籍的熏陶下度过了一生。王老师的学术兴趣广泛 ,

因此他的藏书种类庞杂 , 举凡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宗教、语言、美学

等各类学科的中外书籍 , 在他的书架上都有一席之地。没有人知道他

读过多少书 ,只是凡与他交往的学者友人都钦佩他的学识渊博 ,功底深

厚。我们这些有幸得到他授学的弟子更是时常能领略到他的博学多

识、睿智风趣。王老师藏书的一大特色是各种版本的英、俄、德、法、意

等外文工具书 ,语种之多 ,版本之全 , 国内少有。在去世前不久 ,他刚刚

被评为内蒙古十大藏书家之一 ,评语中也特别提到了他对多种外文工

具书的收藏。

王老师收藏各种外文工具书决不是附庸风雅 , 而是源自他的另一

大“怪癖”:学外语。王老师的外语水平在内蒙古大学是出了名的 ,他究

竟掌握了多少种外语也有很多说法 , 几乎成了“谜”。在内蒙古十大藏

书家评选的新闻报道中 , 称王老师掌握了 11 种外语 , 而按他自己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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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则是一门都称不上掌握。他常说 ,对一门语言只有做到听、说、读、

写“四会”才能算掌握 ,按照这个标准 ,他在上学时因为和留学生经常交

流 , 可以说基本吃透了英语和俄语 ,可是后来环境变化 ,既没得听也没

得说和写 ,所以也就慢慢退化 ,只剩下阅读这“一会”了。因此王老师总

是说他对许多种语言只掌握了“皮毛”,不足为道。而对古希腊语、日语

等只掌握了语法规则但还不能进行学术运用的语言更是连“皮毛”都不

算。但我们知道 ,作为学术语言 , 能够阅读是最关键的能力 , 而且能读

懂一种语言的学术著作也是非常不易的。内大外语系的许多教师是王

老师的老朋友 ,他们经常找他探讨英、俄、德语问题 ,可见“皮毛”并不真

的皮毛。

那么王老师究竟掌握了多少种语言的“皮毛”呢 ?也许他给我们开

过的课程能说明一些问题:他给薄洁萍开过意大利语课 ,给蔺志强开过

法语课 ,给郭灵凤开过德语课 ,给“私授”弟子、后来也考入北大历史系

亚非拉专业读硕士和博士的刘海方开过西班牙语课 , 他给我们大家都

开过专业英语和拉丁语的研究生课程。可以说 ,对于主要的西方语言 ,

王老师都怀着极大的兴趣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学习 , 并且表现出极高的

天赋。王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些在北大学外语时的佚事。当时学校为了

加快外国留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 ,安排留学生与本国学生混住 ,这使酷

爱学外语的王老师如鱼得水 ,不但经常跟他们交流英俄德法等主要西

方语言 ,还涉猎了波兰语等一些冷门语言。他学外语的另一个途径就

是到外文系蹭课或找一些名师请教。他的拉丁语就是在外文系杨周翰

先生家学习的 ,虽然是业余授课 , 但杨先生要求特别严格 , 每次课后布

置的作业必须毫不含糊地完成 ,累计三次未完成作业就下逐客令 ,结果

坚持到最后的只剩下他们三四个人了。到内蒙古后 , 王老师也没有放

弃拉丁文的学习 ,呼和浩特的一位天主教主教解放后在内蒙古工学院

图书馆工作 ,王老师常去向他请教拉丁语学习中碰到的问题。回忆起

那位主教在书库中流利地背诵赞美诗的情景 ,王老师常常感慨不已。

北大优良学风的熏陶加上历史系诸先生的热心提点 , 使天资聪慧

的王老师在北大期间就在学术上崭露头角 ,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论

422

文《巴黎公社的文教措施》(1957 年 6 月 20 日 3 版 )引起广泛的关注 ,受

到杨人螰等先生的好评。王老师到内蒙古大学工作不久就赶上了六七

十年代的政治动荡 ,但在接连不断的各种“运动”间隙 ,他仍把主要的精

力放在买书、读书之中。王老师戴着厚厚的眼镜捧着厚厚的外文书的

形象 ,至今仍为当时同住单身宿舍的青年教师们所津津乐道。“文化大

革命”结束之后 ,学术界的春天也来到了 , 王老师多年的积累终于有了

展现的舞台。他多方搜集考证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大会文件的英、俄、

德、法、意大利等不同文字版本 ,在此基础上写成的论文《关于共产主义

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若干史实》1978 年在《历史研究》(第 10 期 ) 发

表 , 该文澄清了《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的许多重要问题 ,引起学术界的

瞩目。在当时 ,像他这样能够利用如此多种西方语言文字进行学术研

究的人在全国都是极少的 , 即使是现在也不多见。

王老师学术视野广泛 , 对共运史、巴黎公社史、拉美史、空想社会主

义史都广泛涉猎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非凡的外语能力成为他在广阔

的历史王国能够自由驰骋的坚实基础。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是齐思和先

生指导的《托马斯·莫尔的生平与思想》,工作后写过《乌托邦》的札记 ,

在《史学月刊》(1959年 12 月号 )上发表论文《杰出的巴黎公社活动家瓦

尔连》。他讲授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 研究过欧文思想的来源问

题。他主持翻译的《人权哲学》一书 1991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 译稿质

量极高 ,得到专家学者的好评。到晚年时 ,王老师的学术兴趣转到文艺

复兴、宗教改革 ,指导我们完成了几篇这方面的硕士学位论文。王老师

还曾经与外国历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联系 ,计划写《西蒙·玻利瓦尔》一

书;与商务印书馆联系 ,计划写作《古代亚述强国》和翻译《马基雅维利》

一书 ,并为此搜集阅读了大量相关材料 ,但遗憾的是这些计划都没能如

愿完成。

进入 80 年代 ,各地的科研机构都迅猛发展 , 求贤若渴的各地高校

也纷纷把目光盯向当时具有“小北大”之称的内蒙古大学 , 而内大在学

术环境和待遇方面与内地逐步拉大的差距也加大了其在挽留人才上的

劣势。在此背景下 ,当年一起来建设边疆的内地学子们接二连三地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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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乡或到沿海地区发展去了。多年以后 , 许多东南飞的同事们都成

了知名学者、博导。而王老师却坚持留了下来。当时从北京、天津来挖

王老师的单位也很多 , 开出的条件也比其他人好; 而且王老师一直未

婚 ,单身一人 , 把行李一卷就可以走人了。然而王老师有他自己的想

法 ,他习惯了自得其乐的读书生活 , 物质上的改善对他没有多少吸引

力。更重要的是 ,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塞外这块热情的土地和这里豪

爽善良的人们。他说 , 他自己一个人 , 在哪里都无所谓 ,成就大小也无

所谓 ,但只要能为这里渴望知识的学生们做点事 ,他就值得也有责任留

下来。

王老师的确是把学生的事放在第一位的 , 虽然他对自己的成就看

得很轻 ,但对学生的前途却比什么都看重。他清楚地感觉到学术信息

和资源上的相对闭塞和缺少对学生的进一步成长不利 ,要想有所成就 ,

必须到更高的学府再接受培养。于是他跟朋友笑称自己要努力做好

“二传手”,让研究生在他这里打好基础 , 然后再考到更高的学府去深

造 ,学好后回报社会 , 而回到母校北大就成为他给我们定下的首选目

标。他针对每个学生的情况 , 无微不至地为我们规划了问学之道。王

老师十分珍惜自己的时间 ,平时最怕有杂事叨扰 ,但他对学生却总是无

比热心。虽然在几年前王老师就“关门”不收学生了 , 但他还是一如既

往地帮助系里的其他导师指导研究生。就在他去世前的几天 , 他还在

电话中请我们帮他复印一些关于拜占庭的外文书 , 因为系里一位研究

生要写这方面的论文。王老师对学生的爱护也不止是在学习方面 , 他

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 我们的悲喜沉浮时刻牵挂在他的心上。

1998 年 6 月 18 日 ,王老师在给我们的一封信中写道:“蔺志强贤弟的学

位论文已答辩通过 , 获得好评。不幸的是 ,他的母亲劳苦一生 ,近日心

脏病突发离世。蔺已返乡料理丧事。人生如此 ,上帝何在。我为此难

过不已。”朴素的语言却道出了王老师对学生出自内心的关怀 , 令我们

感动不已。

王老师一生爱真理、爱知识 ,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这些学

生。他说 ,史家要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务正学以立言 , 勿曲学以阿

424

世; 对历史学的“用”要有清醒的认识。经世致用 ,贵在直言。他十分关

心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用“天下兴亡 , 匹夫有责”的古训教导我们“学科

兴亡 ,学人有责”。他说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 ,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仍

处于起步阶段 ,对本学科的现状要有正确估计。当务之急是进行基本

建设 :即资料建设和人才建设。资料建设是研究的基础 ,理解需得自资

料 ,因此翻译外国史学名著是重要的史料建设工作。王老师对现在学

人轻视翻译的现象深感忧虑 ,也对一些翻译著作的拙劣随意深感痛心。

他说 ,认真翻译一本学术经典往往是步入学科之门的最好途径 ,许多有

成就的学者都是从翻译起步的。其次 , 事在人为 , 人才难得 , 因此要珍

视人才。而要成为一个史学家 ,必须具备必要的史学素养 ,经过严格的

史学训练。史学素养是智力因素 ,作为一个史学家要有多方面的素养:

一是记忆力 ,主要体现在外国语的学习上; 二是表达能力 , 操纵本国文

字的能力要过硬;三是理论思维的能力。在史学训练方面 ,他提出要抓

好“三基”,即基本理论 :主要是历史哲学 ,包括对各种知名学术流派 ,如

年鉴学派等的了解。基本知识:即掌握中外通史 , 从古至今的制度、思

想史的基本线索(专史 )和本学科的发展状况 (史学史 ) ;虽然从未摸过

电脑 , 但王老师特别强调掌握电脑的操作知识用于写作和查资料的重

要性 ,还要求学生多学习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以开阔

视野。基本技能:即外国语、汉语表达能力、思考问题的能力。在外国

语能力方面 ,除了要求我们要熟悉一两门现代语言外 ,王老师还特别要

求我们一定要打好拉丁语基础。他说 ,世界史特别是古典中世纪史的

研究 ,在我们这一代一定要走出国门 , 缩小与世界学界的差距 , 而阅读

拉丁文原始材料的能力是走出这一步的最基本前提。在王老师的鼓励

与指导下 ,我们都坚持学习了一个学年的拉丁文课程。我们到北京后 ,

当王老师听说彭小瑜老师从美国回来并在北大开拉丁文课后非常高

兴 , 鼓励我们一定要坚持学下去 ,争取把拉丁文拿下来。彭老师得知在

偏远的内蒙古还有这样一位有远见的老先生后 ,非常希望能与老人见

见面 ,交流一下拉丁文教学 ,但世事无常 ,这一愿望竟然成空。

王老师常说 ,搞学问 ,思想要领先 ,要敏锐 ,然后重要的是继之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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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还要有“下地狱”的精神 (马克思语 ) , 不计成败得失。他还说 ,做学

问 , 急不来。安徽民间有句俗话:不怕慢 ,只怕站 ,尤其不要向后转。老

乡的哲言“功到自然成”, 即学者的说法“实至名归”, 讲得都是这个道

理。王老师一生把胡适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治学的座右铭:“有几分证据

说几分话 ,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他对现在学术界一些人“著作”

满天飞的现象深恶痛绝。尽管他自己多年研究西方历史文化 , 对中国

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也倾注了许多心血 , 对于许多

历史课题都有深入的了解和独到的见解 , 但他总觉得自己的准备还不

成熟 ,因而常常是“述而不作”,公开发表的论著并不多。王老师用自己

毕生问学所悟出的这些感想 ,把我们一个个引向学术的殿堂 ,使我们对

治史与为学有了最朴素而又深刻的认识。也许他对我们知识的传授是

有限的 ,但在思想和方法上的影响无疑将成为我们一生享用不尽的宝

贵财富。

王老师也教给我们如何做人的道理。我们常常在王老师的小屋里

知人、论事、谈职业。王老师给我们讲职业的选择与人生境界 ,讲学人

的理想形象 ,分析各种人的独特生存方式。他说 ,要在学术上做出相当

的成就 ,必须要有高远的情怀 , 即对人生的考虑要高一格 , 他说我们要

搞一个崇高意义上的“独善其身”。朱光潜先生提出“艺术人生”,即以

艺术的眼光看人生。鲁迅先生也说过“冷眼看人生”。王老师说 ,人在

社会中只演两种角色 , 观众和演员。做个普通老百姓 , 当观众的时候

多 , 当演员的时候少 ,但要冷眼看人生。他说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对于理

解历史至关重要 ,对现实中国理解得不深刻 ,献身学术就会有问题。王

老师也时常感慨古典的友情是越来越少了 , 但他说自己五十岁以后的

人生哲学是自己做不到的 , 不要求旁人做到 ;自己做到的 , 也不要求旁

人做到。人生得三五知己 ,或一二知己足矣。人性都有弱点 , 不能对别

人苛求过高。各人有各人的长处 ,与人相处要多想别人的长处 ,但不能

迷信他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是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这些

哲思隽永的语言描画了王老师朴实而不平凡的一生 , 也使我们耳濡目

染 , 为成就一个美好而崇高的人生去努力 !

426

王老师曾先后与胡钟达先生及陈玮老师等合作指导了十几名研究

生 , 他们中有几位已经成为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而从 80 年代

后期开始指导的 7 位研究生中 ,除一位是内大在职教师外 ,其余全部考

上了博士研究生:4 人考入北大历史系和国际政治系 , 1 人考入南开大

学历史系 , 1 人考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现在 , 这些学生们都已毕

业。可以说 ,没有王老师的呕心沥血 ,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广阔天地。但

对照王老师的期望 ,我们的差距不可谓不远 ,我们惟有倍加努力 ,才有

望使他的遗憾稍有所减。

(薄洁萍 ,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光明日报社主任记者;

赵秀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

蔺志强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广州日报社编辑;

郭灵凤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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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信息

阿尔托赫教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演讲

2004 年 9 月 7 日 , 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阿尔托赫 ( Fran�ois

Hartog)教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做了学术讲座。阿尔托赫教授生于 1946

年 ,乃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 他长期致力于古代希腊史与历史哲学的研

究 ,其代表性著作为:《十九世纪与历史学: 以古朗治为个案》( Le XIXe

siècle etl’histoire: lecas Fustel de Coulanges, nouvelleédition, Paris, Points-

Seuil, 2001 ) 和《历史性的体制》( Régimes d’historicité, Présentisme et

Expériences du temps, Paris, Le Seuil, 2003)。陪同阿尔托赫教授的是法中

人文社会科学中心主任杜明 (Jean-Luc Domenach)先生 ,他对本次活动给

予了大力支持。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毅教授、彭小瑜教授以及欧美教

研室部分同学参与了座谈。以下为阿尔托赫教授发言的主要内容 (根

据录音整理 ,未经本人审核 )。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研究。我是一位古代史学者 ,最初从

事的是古希腊史的研究。我为什么要选择研究古希腊呢 ? 主要有两个

原因。首先 ,在我写作博士论文时就已经对古代希腊人的历史写作产

428

生了兴趣;其次 ,那时历史学家们对人类学非常有兴趣 ,我试图研究古

希腊作者希罗多德 , 我的方法是想强调他与人类学的差异或关联。当

你处理希罗多德的整部作品时 ,你肯定会面对分开的两部分 ,一部分是

他对野蛮人 (也就是非希腊人)的处理 ,另一部分是希腊人 ,尤其是他对

希波战争的处理。19 世纪以来的评注希罗多德的学者声称 , 当希罗多

德在处理第一部分时 ,他还不能算是历史学家 ,只有在他处理希波战争

时 ,他才成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希罗多德的

实际情况。我试图以我对这位古老的历史学家的兴趣而就历史写作提

出问题。

后来 ,我的研究兴趣从古代转移到了现代。我写了一本关于 19 世

纪法国历史学家古朗治 ( 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 年 ) 的著作。

我的主要问题是 ,试图理解为什么他写作了一本有关古希腊城市的书

(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 之后便不再研究古代希腊或其他古代历史 ,

而是转而写作法国史 ? 为什么一个研究古希腊的专家转变成了法国史

专家 ? 他计划写作一本从起源至法国革命的历史书 , 不过他一直也没

有完成。他是索邦第一位古代史教授。从古朗治身上 ,我们了解当时

古代历史研究的情况 ,可以理解史学变成一项专门职业时发生了什么。

此外 , 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背景。后来 , 夏尔·莫拉 ( Charles Maurras,

1868—1952 年 ,“法兰西行动运动”的创始人 ) , 认为古朗治才是真正的

民族历史学家。莫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反对米什莱 ,在他看来米什

莱是讨好下层民众的历史学家。莫拉要以好的史家反对坏的史家。我

则进行思考 ,试图理解这一切是为什么 ? 这里还涉及了法国历史起源

的一个问题。在法国历史开始的时候 ,有所谓的征服者法兰克人与被

征服的罗马高卢人之间的战争。在 18世纪 ,这是引人注目的问题。西

耶斯在《第三等级是什么 ?》中利用了法国历史起源中的这一事件 ,将大

革命看作是被征服者对征服者法兰克人的复仇。贵族们曾经认为自己

是征服者的后裔 ,其特权是以这一古老征服为基础的。西耶斯于是说 ,

既然如此 ,那么现在到了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你们这些法兰克征服者的

后代回到德国的森林中去吧。所以 , 古老的历史事件在当时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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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尔 托 赫 教 授 在 北 京 大 学 历 史 系 的 演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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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如何看待“大革命”? 人们最终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古朗治

对大革命的态度是悲观的 ,在某种意义上 ,所有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

都觉得“大革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无论他们是觉得“大革命”有

吸引力 ,还是对之厌恶。他们对“大革命”做出的反应是他们在思想史

上主要的贡献 ,这一贡献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革命让人感受

到痛苦 ,因为我们不仅有 1789 年的革命 , 1830 年、1848 年和 1871 年都

发生了革命。每次人们都认为革命终于结束了 ,好的制度终于得以建

立了 ,比如 1830 年建立的君主立宪制 ,对基佐这样的人来说 ,历史的发

展进入了终点。他们所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会出现 1848 年革命 ,感到

非常困惑。基佐直到他生命结束的那一天都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 1848

年革命。古朗治出生在 1830 年 ,所以他经历了 1848 年和 1871 年的革

命 ,“革命”是他在思想上所主要关注的问题。基佐曾经是一个历史学

家 , 后来积极参与了政治 ,成为重要的政治家。但是古朗治做出了自己

的选择 ,他只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而存在 , 只是一个历史学教授 ,拒绝

参与政治。勒南 ( Ernest Renan, 1823—1892 年 ) 的立场和古朗治不同 ,

他在 1871 年之后不久写作了一本书讨论我们能做什么以及我们应该

做什么。

现在来谈谈我最近的研究。我的这本书由讨论“时间”问题开始 ,

我很早以前就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从 1990 年初开始 ,我在德国柏林

呆了一年。许多历史的原因使柏林成了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城市 ,除去

在晚近历史上人们会在那里看到分割城市的边界 , 不过正如大家知道

的 ,在 1989 年发生的事件是柏林墙倒塌和共产党政权的结束。在此后

的柏林 ,当你走在街上 ,路过不同的建筑物 ,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使人能

意识到时间问题的地方。柏林变化很快 ,她穿越了时间 ,你会意识到新

旧吻合在一起的困难 ,但是不同的时间 (时代 )的确交织在一起。你也

会留意到柏林墙倒塌后所发生的快速变化 , 旧的市中心被重新建造。

这一切使我意识到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 , 随着柏林墙与共产主义制

度的倒塌 ,有些能够与现代性建立密切联系的事物 ,比如某些观念 , 消

失了。自从 18 世纪以来 , 现代性的概念意味着开创对未来的关注 , 表

430

现在关于进步的理论。在这一框架内 ,“未来”是主导的范畴; 现代性的

基础是时间 ,而“未来”是时间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这就是我所谓的

“未来主义”。我对“未来主义”的理解是 , 特别是当人们作为历史学家

撰写历史的时候 ,对可理解性的追求引发了对未来的向往。也就是说 ,

你会用未来的视角看过去。使用这种视角的一个主要领域就是民族国

家的历史 ,一个既定民族国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 ,但是她还

在继续发展 ,她的使命还未完成 ,她的历史还没有结束。发展一个国家

的成就体现着历史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意义。在 18 世纪以前 ,在欧洲 ,

人们认识到研究过去来理解现在 ,也需要研究过去和先例来预知将来 ,

并且理解历史演进的主要机制是对过去的模仿。

到了现代社会 ,“未来”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术语 , 这样就意味着事

情很复杂了 ,人们把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了。这当然不是说旧的术

语不再存在或不再起作用。在旧的时间框架之中 ,事情可能更为复杂 ,

比如说 ,一种旧的时间框架已经被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经历 ,而基督教

的出现使之进一步复杂化。我在此只能说到这里 , 在提问的时候也许

可以做出更多的解释。

现在转移到第三个术语“现在”上来 , 我们所处的时代中 ,“现在”

这一范畴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术语 , 我们不再 (且不会再 )处于“未来主

义”当中。但是我为什么提出所谓的“现在主义”? 目前的情况是 ,现在

成为唯一重要的 ,其他都消失了。现在本身也具备了历史意义。如果

看看现在媒体的运作 ,我们就能理解现在主义。媒体急切地制造着许

多历史事件 ,也就是说 ,所有媒体制造的都立即成为过去 , 同时我们依

然停留在现在的氛围中。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电子表

或电子钟。在这些钟表的表面上 ,你只看到现在 , 永远是现在 ,永不终

结 , 在这个意义上 ,这种现在主义对我来说意味着历史进入了终点。而

在带指针的表面上你可以看到关于过去或将来的参照。当然还有电脑

的例子。在电脑的世界我们有所谓的“即时”,股票市场讲究的就是“即

时”。我们于是会问 ,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种新的时间或历史体制 ? 我

们会恢复以未来为核心的时间框架吗 ? 我认为 ,我们也不再可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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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尔 托 赫 教 授 在 北 京 大 学 历 史 系 的 演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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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过去为核心的时间框架了 ,即使有人试图 ,或者我们希望 ,恢复它。

我现在回到了开始的问题 ,回到过去 ,甚至是遥远的过去 ,考虑我

们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所能够做的是什么。我们不是研究现实的专家 ,

不是社会学家或其他擅长研究现实的专家 , 虽然我会试图阅读和了解

他们的工作。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做旅行 , 从中我们能

够增加对现实的理解能力 , 能做一些比较 , 不仅能够更好地了解现在 ,

也能够更好地了解过去 ,因为在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旅行中 ,我们能够提

出新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历史学家的任务和使命。

(庞冠群 )

432

历史学的尊严———纪念北京大学历史学科建立 105 周年

大会暨学术讨论会

北京大学历史学科成立于 1899 年 , 105 年来她为推动中国社会和

学术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涌现了李大钊、陈寅恪、陈翰笙、傅斯

年、翦伯赞等杰出的史学家 ,使历史这一传统学科不断发扬光大。

2004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8 时 30 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静园二院

隆重举行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科建立 105 周年大会暨学术讨论会”。

参加大会的有退休的老教授、历史学系系友、历史学系师生以及来自全

国各地的学术界代表们共 400 余人。

在大会致辞中 , 北京大学前副校长何芳川教授指出 ,历史学应该从

时代的特征、民族的智慧、历史的长河中去寻求自己的尊严 , 有尊严的

历史一定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著名学者马克篧

教授也在全体会议上做了《史料与史学》的主题报告。他以自己从事历

史科研教学几十年来的感受 ,从世界史和中国史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

进行了十分精辟的分析。指出在现阶段 , 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水平与现

在的世界大国相比 , 的确存在一些差距 ,这就要求中国的学者们做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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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学 的 尊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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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努力 ,去进行资料的收集和发掘工作 ,尽量地利用第一手史料来支

撑自己的学术论点 ,为缩小这些差距做出应有的贡献。

对于中国史而言 ,马克篧教授指出 ,中国史的研究虽然在世界上处

于领先的地位 ,但在与国外中国学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还存在着一些问

题: 常常是各说各的话 ,存在着交流多、对话少的状况 ,这对中国史学更

好地走向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 , 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们在

做好自身研究工作的同时 ,也要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 ,让自己的研究成

果得到更多国外同行的接受和承认。

纪念大会过后 ,在历史学系各教研室又举行了分组学术讨论会。

此次讨论的内容涉及古文献与古地图研究、民族史视野中的中国史、近

代史料的解读与史事之解释、中世纪的西欧社会、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

度、近现代的中外关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等多个主题。与会的老中青

三代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各自的主题 , 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而富有

成果的讨论。下午 5 时 ,学术讨论会圆满结束。

这次会议虽然时间短 , 但信息量大 , 涉及的问题集中 , 开得紧凑高

效 ,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氛围。会后 ,部分系友满怀感触地说 , 今天在北

大历史系召开的学术讨论会 ,是一次真正的学术讨论 ,有很好的纪念意

义 ! 以这种方式纪念北京大学历史学科建立 105 周年 , 充分体现了北

大历史学系的优良学风 ,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 !

(历史学系大会报道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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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Com ments on Peregrinus Inter Extraneus Remansi

Itis a greatchallengetoinvestigate, withoutrelying completely on the de-

scriptions of Gregory of Tours, the polit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Merovingian

king Clovis in hislater years, althoughtheresults ofthisresearch may be help-

ful . Focusing on the phrase“peregrinus inter extraneusremansi”, said by Clo-

visto one ofthe assemblies of nobles he convoke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ana-

lyze its significance againstthe subtle and complicated politicalsituations under

which Clovis enforced hisrule and divided the kingdom among his sons .

The Byzantine E mpire and Chinese Silk Trade during the Sixth

and Seventh Century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itszenith of power during the 6thand the 7

th

century , was in large demand of Chinese silk .In orderto break the Per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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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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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poly of silk trade, the Byzantine Empire made great efforts to secure

Chinese silk from the Silk Road (through the Iranian Plateau ) , the Sea

Route (through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Eurasian Steppe Route (through

south Russia) . The com merce and trade with the Eastern nations helped

the transfer of Chinese silk to the West, and simultaneously became instru-

mental in the eastward flow of Byzantine coinsto China . Bythe relations of

the Empire with the East, the Byzantine folk tales were spread into China

and were written down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

British Reactions to the A merican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asthefirstgreat modern revolution and its con-

sequences have been feltright up to the present day . Because ofitsimportance

the Revolution has attracted a great deal of scholarly attention . Most ofthis at-

tention has focused on the political events and ideological debates within the

American coloniesasthe Revolution isinterpreted as astruggle ofliberty against

tyranny, inthis case Britain . There are seriouslogicalandfactualproblems with

such a simplisticinterpretation however, and British rolein the American Revo-

lution is often overlooked . In this essay, the author argues thatthe Revolution

can be regarded as a civil warin which the British people on both sides ofthe

Atlantic Ocean disputed abouttheir constitutionalinterpretations ofthe past and

overtheir constitutional visionsforthe future .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e dif-

ferent attitudes ofthetwo sides on the constitutionalissues such asimperialau-

thority,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 . He concludes

in presenting the lessonsthat Britain drew from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French Civic Education

Modern civic education began in France . The thinkers of the Enligh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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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Movement putforth theoriesthat aimed at advancing the societal develop-

ment, and they attempted to formulate ways to educate new citizens who were

qualified to reform the old society . Conditioned bythe historicalandthe cultural

contextin which they lived, these intellectuals disagreed among themselves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what a civic education was and how it wasto be conduct-

ed, and were confronted with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notion of instruction and

that of education .

Jansenists and the French Politics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ansenists played an importantrolein the religious affairs andthe political

life inthe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andthey gradually became a politicalforce

destabilizingthe base ofthe absolute Monarchy . Thisarticle analysesthereasons

whythe bull Unigenitus ( 1713) , that condemned the Jansenism , led to the

flourishing ofthe Jansenist movement .It explores how the Jansenistlawyers in-

tegrated with the magistrates ofthe parlements and formed the Jansenist party;

and how the Jansenisttheorist Le Paigeinvented Jansenist-parlementaire consti-

tutionalism . This article also reveals that the patriotic party, whose core mem -

bers were Jansenists, united the people coming from different classes to combat

with the despotism during the Maupeou Revolution (1771-1774 ) , and brought

outa new type ofrevolutionary political culture endowed with Jansenist charac-

teristics .

O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Prussia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he unique form of modern Prussian political system originated from the

politicalreform inthe early 19thcentury . Theliberalreformers shared a com mon

idea thatfreedom was based more on legitimate administration than on constitu-

tion . Therefore, the reformers exerted themselves mainly in the struggle for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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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timization ofadministrative organs . Mean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constitu-

tion system wasrelegatedtothesecondary position . Prussia wasfortunatethatits

efficientadministration played a positive role afterthe failure ofits plan forthe

constitution .

Nuclear W eapons and Khrushchev’s Policy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leadership always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nuclear

weapons, and Nikita Khrushchev was no exception . They had believedthatas a

new militarytechnology nuclear weapons might change the course offuture con-

flicts but would not decide the final result, not to mention to the future ofthe

world, and the victory would eventually belong to the communist countries .

Khrushchev, however, came to realize the disastrous nature of using nuclear

weaponsand adjusted his policytowardsthe U .S .A .accordingly . His new poli-

cy improved theinternationalstatus ofthe Soviet Union and reduced thetension

between his country andthe States . Bethatasit may, hestilltended to consid-

er nuclear weaponsas atool more usefulthan other military means and employed

them as a waytointimidate hisadversaries, leading his countrytothe verge ofa

nuclear war withthe U .S .A .It wasthroughthe guidance of Khrushchevthatthe

Soviet Union finally reached an uneasy peaceful coexiste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two countries establishedtherulesthat wereto be abided by both

sidesin the nuclear era .

On the Typology of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By taking the“dominant culture”theory as a reference, the article illus-

tratesthatin discussingthe historicaltypesofthe origin ofcapitalism , we should

notthink only laborforce, technology, and sources of capital, butoughtto at-

tachimportance to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which these elements fun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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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the author arguesthat notalltypes ofcapitalism outside Western Eu-

rope are“ non-original”. Although the capitalism originating in the“free

colonies”wasinitially“derived”from Western Europe, it wasregeneratedinthe

New World . He also arguesthatitis not appropriate to overstatethe“internali-

ty”ofthe“original”capitalism in Western Europe because commercial capital

played a dominantrolein the period ofthe origin ofcapitalism , andthe essence

ofthe com mercialcapital may be characterized by its openness

Origin of Capitalism , Historical Typology, Europe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y

Correcting textual editing Errors in Shi Ji ( 4)

In Mengchangjun Liechuan of Shi Ji, in the phrase Jun Du Bu Jian Fu

Chao Qu Shi Zhe Hu, Chao Qu Shihas been changed into Qu Shi Chao .This

essay arguesin fourrespects thatthis change ofthe textis an error .

Duting and City Traffic in the Han- Wei Period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ree Kingdoms period, Duting (都亭 ) , a gov-

ernment-sponsored traffic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in the cities, was veryimpor-

tant . It wasthe traffic hub in a city, which also played a strategic role in the

military defense . In most cases, there was only one Dutingin a city . The ori-

gins of Dutingcan betraced backto the Qin (秦) Dynasty, butin the 4thcen-

tury it’s function was to change and gradually came down to a humble place .

Notes on the Eastward Visitation Monument of Taiwu Emperor of

Northern Wei

The Eastward Visitation Monument of Taiwu Emperor of Northern Wei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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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 mentioned in ancient books, butit wasfound by scholars until1935 . Un-

fortunately it has since been destroyed . The author of this essay collects and

checks the differenttexts which were made by differentscholarsaccordingto dif-

ferentrubbings, and examines the rubbing in National Library himself, then

works out a revised text with numerous annotations .

Researches on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of Weijinnanbei Dynasties

in Japan

This essay constitutes the introduction Professor Kubozoe Yoshifumi wrote

for his book on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of Weijinnanbei Dynasties .Itcontains a

rather thorough historiograph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researches conducted by

Japanese scholars ofbureaucraticinstitutions duringthe Weijinnanbei dynasties .

On the Name ofthe Sui Dynasty

It is almost common knowledge that the name of the Sui Dynasty was

changed from 随 to 隋 because of the inauspicious meaning of 随 . However,

the story is questionable because it first appeared about 300 years after the

downfall ofthe Sui Dynasty . A carefulexamination ofthe stone inscriptions and

documents showsthatthe characterusedinthetitle ofthefounderofthe Sui Dy-

nastyin Northern Zhou had been 隋 , which came to be the name of the dy-

nasty . There was not a changefrom 随to 隋 .

Titles of Higher Rank Graded Under Those of Lower Rank in Ear-

ly Northern Song : the Phenomenon and an Analysis

Functioning officialtitles (职事官) , as governmental posts, each had its

specific duty and rank(品 ) in Tang Dynasty . Variant official title system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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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functioning officialtitles, but also prestige titles(散官 ) , merittitles(勋

官 ) and nobletitles(爵) were allgraded in nine ranks . Within one system , ti-

tles ofrank 1 should be the highest and titles ofrank 3 should be higher than

those ofrank 4 orrank 5 , and so on .In Song Dynasty, functioning officialtitles

losttheirduties and someturned to betitularofficialtitlesindicatingits holder’s

rank status, inlieu of Tang prestigetitles . Scholars observe a seemingly strange

phenomenon thatsometitular offices of higherrank were graded below those of

lowerrank . How could this happen ? Doesthis mean thatthe rank standard was

invalid in Song Dynasty ?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origin ofthe each Tang func-

tioning officialtitle used in Song ranking system and concludesthat one’s origi-

nalinstitution has a directinfluence to a title’s ranking status .

Understanding Touduan

“Touduan ”was in the Chinese vocabulary of Song-Jin period . It may be

translated into“important”or“crucial”.“�”wasthe vulgarstyle ofthe word

“段”.“头�”was justthe“头段”and had nothing to do with“Touxia”at

all . There was neitherthe institution of“Touxia”, northe conceptof“Touxia”

under Jin Dynasty .

Jingying in Early Ming Dynasty

The military system of early Ming Dynasty had not been accurately inter-

preted since thelate Ming period . The date of birth, the origin and thefunction

ofthe Capital Army ( Jingying) is re-examined by employing sources in Ming

Shilu ( Ming Annals) and certain original documents other than Ming Huidian

( Ming Institutions) , Ming Shi ( Ming History) and various works intheform of

Biji ( Historic Notes) . The three conclusions on the Capital Armyin early Ming

Dynasty are different from not only those of other researchers, but also 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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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peoplein thelate Ming Dynasty .

Local Public W orks during Ming Dynasty

The mode ofpublic work construction provides animportantangle ofobser-

vation fo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in ancient China . This essay

is a microcosmic study ofthe local public works atcountylevel duringthe Ming

Dynasty . The county governments ha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maintenance oflo-

cal public works, while had verylimited powertoinitiate new projects . Asthere

was nofixed budgetfor public worksin a county government’sfinance, the out-

lays had to be met by means ofcollecting fines and ransoms, raising donations,

apportioning the cost, and so on . In the process of public work constructions,

the seniors ( qi-min) , honorary officials ( yi-guan) and gentry ( xiang-shen)

took partinthe management actively . Farmlandirrigation works were supervised

by the corvées such as polder heads ( tang-zhang, wei-zhang) and elders

( lao-ren) , andthe manpower was provided bylocalinhabitants . The way coun-

ty governments triedtofinishlocal public work constructions showedthe charac-

teristics ofthe local governments closestto the grass-rootsociety .

Changes in the Zouxiao System during Late Qing Period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executing a centralizationfinancialsystem bythe

Zouxiao system ( 奏销制度 ) . Most of past researches have been recognizing

that because the Zouxiao system collapsed at the Taipingtianguo (太平天国 )

period andthe Qing governmentfinancialsystem failed, the dynasty wasthereby

ruined . However, According to var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Henan

qianliang ce (河南钱粮册)”, the Zouxiao system would laterrevived thoughit

stopped temporarily atthe Taipingtianguo period, the Zouxiao-ce(奏销册 ) were

continuously sentto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up to the year when the Qing 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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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ty was overthrown . This article clarifiesthe operation activities ofthe Zouxiao

system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by analyzing the way the Zouxiao-ce(奏销

册 ) was submitted, and evaluates the financial controlling power atthe central

government atthattime .

Lu Haihuan’s Anecdotes W hen He Was Sent to Holland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in Late Qing

In the end ofthe 19th century and atthe beginning ofthe 20th century, Lu

Haihuan was sentto Germany and Holland by Chinese government on a diplo-

matic mission and assumed the office ofimperialcom missioner .Inthefew diplo-

matic activities between China and Holland, he actively protected overseas Chi-

nese on many islandsin South Asia affiliated to Holland , promoted the friend-

ship between China and Holland and did his bestto work fortheinterestsof Chi-

na . He was a patriotic diplomatin late Qing .

Sun Zhongshan (Sun Yat-sen) and the Founding of Modern Chi-

na’s System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Sun Yat-sen took in the useful components of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borrowed from the Wester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

tems, he then put forth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concept whose essential

contentis the independent authority of an institution in charge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t . During the periods of Nanking Provisional Government and

Guangzhou Government, he drew up and announced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aboutthe civilservice examinations, including those aboutthe establishment of

Examinations Yuan, the categories, qualifications, subjects and content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the appointmentsystem ofcivilservants . Peking Gov-

ernment and NanKing Kuomintang Government continued more important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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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s ofthese plans . Sun Yat-sen completedthe connectionfrom the civil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in ancient Chinatothe onein the modern times . His contri-

bution has an epoch- making significance .

Twisted Mind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Recor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has played a special part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s a means of arguing for political theories and paths

of development . Politic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distorted facts by using simple

and generalframes ofinterpretation, and even time and space did not earned a

trace ofrespect . In this essay, I am proposing to rethink two significant cases,

Nie Yuanzi’s Dazibaoin the early days of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Xiaogang

village’s Qianmingshu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eform and Open, and try to

points outthatfrom the Chinese Revolutiontothe Reform and Open, the politi-

calculture was severely twisted in the context ofthe social changes .

Com ments on History ofthe Song Dynasty by Chen Zhen

Chen Zhen’s book,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3) , hasrich contentsand conspicuousfocalpoints .Itreads

very smoothly and explains the profound in simple terms, summarizing most

achievements ofthe Song studiesin recentyears . Comprehensively graspingthe

politicaland military situations in a series of social changes during the tenth

through the thirteenth centuries, this book describes a whole picture ofthe de-

velopment of Song Dynastyin various aspectsincluding socio-economy, political

system , military institutions, legislation and culture . Profoundly insightful and

with convincing arguments, this book is characterized by detailed textual criti-

cism in combination with generalelaboration, as well as by a systematic narra-

tive in conjunction with some specialtop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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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Evaluations on the Justinian Plague

In the Middle ofthe Sixth Century, regions around the Mediterranean Sea

experienced a greatplague, the so-called Justinian Plague, whenthe Byzantine

Empire was underthe reign ofJustinian . The written sources aboutthis plague

mainly come from Procopius, the author of The Anecdota or Secret History and

History ofthe Wars .Scholars have doubtsaboutthereliability ofProcopius’de-

scription ofthe event, forthey believe that he, passionate inimitating the clas-

sical writing style, might use Thucydides’History ofthe Peloponnesian Waras

his sources in writing about the plague . The author ofthis essay tries to prove

that Procopius was writing about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when he wrote about

the Justinian Plague .

Com ments on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W . Sombart

German scholar W . Sombart’sthesis about whythereis no socialism inthe

United States, has created thefield of historicaland culturalcomparative studies

of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 European counties, although his research in

this particular aspectcoversonlythe study ofthe working class movementsinthe

WestEurope and the U .S . The key element in Sombat’s thesis originally is

about what characteristicsthe United States possesses . Taking into accountthe

misunderstanding ofthe thesis among scholars in China and their rigid way in

conducting researches of the Western working class, the author of this essay

points outthat Sombat’stopic still has realsignificance . However, in disagree-

ment with Sombart, he concludes that many socialistfactors have been inherent

in the current capitalistsocie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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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Regarding Capitalism and

Modernization

There is break as well as continuity between modern capitalism and the

paststages of history, asin the relation of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 K .

Kumar and others question the viewpointthat considers capitalism as havingthe

capabilityto adjust and renew itself . These scholars pay keen attention to and

criticize the prevailing ideology of market liberalism through their discussion

aboutthe function of non-capitalistfactorsin the capitalistsociety and the non-

marketfactorsin marketeconomy . There are problems ofthe same natureinthe

so-called“globalization”favored by those who have faith in Neo-Liberal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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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约

一、《北大史学》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 , 发表中、外历史学论

文、书评、译文 ,欢迎国内外史学界同仁投稿。

二、本刊系年刊 ,于每年底出版。年度稿件于 9月 1 日截止。

三、本刊由执行主编负责稿件的具体事宜 ,采用匿名审稿制度 ,稿

件的最终审定由本刊编委会作出。

四、稿件字数一般不超过 1 .5 万字。但特殊稿件的字数可以例

外。

五、稿件注释一律采用“脚注”。注释规则请参下附《注释规范》,

请投稿者严格遵循。

六、请同时提供中、英文“内容提要”和作者的工作单位和职称 ,附

于稿件之末。

七、来稿请用 A4纸打印 ,并提供电子文本 ( Word 格式 )。

八、来稿是否录用 ,一般将于 10 月底前告知作者 ,请勿一稿两投。

九、来稿一经刊载 ,即奉稿酬。

十、来稿请寄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大史学》编辑

部。邮编 : 100871。电子文本的中国史文本请发送至 GUO - Run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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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u .edu .cn;世界史文本请发送至 jerome@pku .edu .cn。

附 :注释规范

一、基本工具书和中文著作书目排列

人名和地名等外文专有名词在中文的研究作品中必须有统一的译

法。新华社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诸种译名手册比较实用。下面所

列的几种手册可以作为世界史研究者和翻译者统一人名和地名译法的

基础。中文书目排列的先后秩序以作者名或编者名的汉语拼音为准;

未标明作者的 ,以书名的拼音为准; 未带括号内“编”字的 ,是指著作者。

《基督教词典》(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1994)

豪厄特 (主编 ) :《世界历史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88)。

(在以上两书中可以找见许多冷僻世界史专有名词的习惯汉译 )。

辛华 (编 ) :《世界地名译名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78)。

辛华 (编 ) :《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81)。

辛华 (编 ) :《法语姓名译名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96)。

辛华 (编 ) :《德语姓名译名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73)。

新华通讯社译名室 (编 ) :《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 北京 :中国对外

翻译出版公司 , 1993 年 )。这是迄今最完整的外国人名译名

辞典。

二、中文著作、译作和论文引用

第一次引用必须注明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和页码。

中译本书、文章需注出作者国别和译者。所引作品再次出现时 ,只注出

作者名、书名或论文标题以及页码。引用古籍 , 一般须注明编撰者、书

名、卷次、部类名和篇名 ,常用古籍或官修典籍可注出编撰者。原刻本、

抄本和稿本 ,须分别注明版本情况; 影印本 ,则须注明出版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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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名和影印版本;点校本 , 须注明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和页码。

引用文集 , 可用引用古籍之例 , 注明著作者、书名、卷次和篇名 , 也可以

先注明作者和篇名 ,再注出文集名和卷次。版本情况 ,一律在第一次引

用时注明 ,此后省略。

《基督教词典》(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1994) ,第 33 页。

韦斯特马克 [芬兰] :《人类婚姻简史》, 刘小幸、李彬译 (北京: 商务

印书馆 , 1992 年 ) ,第 7 页。

李工真 :“德意志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居”(《历史研究》2004 年

第 1 期 ) ,第 150—164 页。

阎步克 :“孝连廉‘同岁’与汉末选官”(《北大史学》第 6 辑/ 1999 ) ,

第 1—13页。

孙黺 :《为政第一编》卷一 ,《授任·候选》, 康熙四十一年 (1702) 刻

本。

万历《淮安府志》卷六 ,《学校志·社学》(上海 :上海书店《天一阁藏

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印万历刻本 )。

《汉书》卷五四 ,《李广传》(北京:中华书局 , 1962 年 ) ,第 2439 页。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壬寅 (北京 :中华

书局 , 1956 年) ,第 6805页。

宋濂:《孔子庙堂议》,《宋濂集》第一册 (杭州 : 浙江古籍出版社 ,

1999 年 ) ,第 19—21 页。

三、外文作品在中文著作和论文中的引用法

一般的规则之外 ,请注意每个例子的特殊性 ,比如同时有作者和编

者、重印本、丛书、文献集成等情况。英、法、德、日和拉丁的书名写法有

细微的不同 ,也请留意。为方便和求得风格的一致 , 所有西文书目中的

说明文字 (卷数和版本等 ) ,一律用英文。所引作品再次出现时 ,只注出

译成中文的作者名和文章标题或书名以及页码。西文的书名和期刊名

必须用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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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伊尔:《中世纪拉丁古抄本学》( L . E . Boyle, Medieval Latin

Paleography: A BibliographicalIntroduc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4) ,第 1 页。

特伯维尔:《中世纪异端和宗教裁判所》( A . S . Tuberville, Medieval

Heresy and the Inquisition, reprint ed . London: Archon Books,

1964) ,第 2 页。 [也可以给出原初的出版地、出版社和出版

年 ,与重印本出版地、出版社和出版年以分号隔开 ]

迈松纳夫 :《宗教裁判所起源研究》( H . Maisonneuve, ’Etudes sur les

origines de l’inquisition, 2nded .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

Vrin, 1960) ,第 3 页。

雷斯:《教会之刑法权》( W . Rees, Die Strafgewalt der Kirche, Kanon-

istische Studien und Texte 41 .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3) ,

第 4 页。

斯蒂格勒:《拉丁教会法历史》( A . Stickler, Historia iuris canonici

latini . Rome: Liberia Ateneo Salesiano, 1985) ,第 5 页。

圣伯纳德:《圣伯纳德全集》第 3 卷 ( S . Bernardi opera, vol . 3, ed .

J . Leclercq and H . M . Rochais . Rome: Editiones Cistercienses,

1963) ,第 6页。

波美 里 乌 斯: 《论 沉 思 的 生 活》 ( Julianus Pomerius, De vita

contemplativa, Lib . III, 13 et 15) , 见《教父文献大全 ( 拉丁

编 )》( Patrologia latina) 第 59 卷 , 第 493 栏 ( = col . 493 .“col-

umn”不宜译为“页”)。

莱维森 :“中世纪的双剑理论”( W . Levison,“Die mittelalteriche Lehre

von den beiden Schwerten,” Deutsches Archiv für Erforschung des

Mittelalters9/ 1951) ,第 8 页。

瓦尔特 :“异端与教皇政治”( H . G . Walther,“H�resie und p�pstliche

Politik: Ketzerbegriff und Ketzergesetzgebung in der�bergangsphase

von der Decretistik zur Decretalistik,”The Concept of Heresy in the

450

Middle Ages, ed . W . Lourdaux and D Verhelst . Louvain: Louvain

University Press, 1976) ,第 9页。

四、档案和网络资讯的引用法

引用档案 ,如业经编辑出版的档案 , 直接注明编辑者、书名、出版

社、出版时间和页码;如系档案馆收藏的档案 (包括原件和胶卷 ) ,按照

档案馆的编目体例注明。如果光盘和网络资讯来源是已经印刷出版的

图书和论文 ,引用者首先应按上面的外文著作注释体例注明作者和出

版信息 ,然后注明光盘来源或网址 , 例如: 见 [ CD-ROM ] Available: Pro-

quest New York Times On Disc, Jan . 1996- Dec . 1996。或者 : 见〈http:/ /

www .queens .lib .ny .us/ mlk〉,并在网址后的方括号内写明网址最近更新

时间或上网查阅的时间 (网址往往不是永恒的资讯来源 )。如果网络资

讯没有出处或者是首次发表的原作 ,引用者应注明网址、网络资讯的类

型和作品发表时间 :

四川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北京: 档案出版社 ,

1991 年 ) ,第 61 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军机处录副奏摺》, 光绪朝综合类 , 13/

151/ 7432/ 6。

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 Martin Luther King, I Have a

Dream . August, 1963 .Interneton-line) ,见 < http:/ / www .queens .

lib .ny .us> . [12 Jun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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