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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伦理学Chinese Medical Ethics

　 2016 年 8 月Aug. 2016

　 第 29 卷第 4 期Vol. 29 No. 4

·医学高新技术伦理·

doi:10. 12026 / j. issn. 1001 - 8565. 2016. 04. 25

头颅移植术的生命伦理困惑

边巴扎西,李　 磊,泽永革∗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肿瘤科,西藏　 拉萨　 850000,xzlszlk@ 163. com)

〔摘要〕头颅移植手术计划的提出引发了诸多生命伦理困惑及临床医学伦理困惑,也面临着道德伦理的诘问,面对各种伦理困惑,医者需要更多的人文理性回归,大众需要更多的关注生命本质及对生死观的认知。

〔关键词〕器官移植;头颅移植;伦理困惑;生死观

〔中图分类号〕R - 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8565(2016)04 - 0626 - 04　

Discussion on the confusion of life ethics in head transplantationBIAN Bazhaxi, LI Lei, ZE Yongge

(Department of Oncology,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Lasa 850000,China, E -mail: xzlszlk@163. com)

Abstract:As the head transplant program “Heaven Surgery” was put forward, there was birth to many bioethi-cal confusion, clinical - medical ethical confusion and other questions of ethical confusion. Face with various ethi-cal confusions, clinician need rational return of humanism, and the public nee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ssence oflife and the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

Key words:Organ Transplantation;Head Transplantation; Ethical Confusion;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

　 　 2015 年 6 月,第 39 届美国神经外科和骨外科年会

令世人瞩目,意大利都灵先进神经调节组织负责人、外科医生 Sergio Canavero 与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Spi-nal Muscular Atrophy)的俄罗斯患者 Valery Spiridonov正式向世界阐述拟进行世界首例完整的人体头颅移植

手术计划,他们将此计划称为“天堂术”,手术时间暂

定于 2017 年。 2015 年 9 月,我国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任晓平博士宣布拟加入这个也许会创造医学

奇迹的手术团队。 无论计划能否顺利实施,被誉为“21世纪医学之巅”的器官移植技术无疑再次高调引起公

众关注,且其产生的社会道德伦理方面的争论和拷问

远比相关医学技术难题更难解决。 笔者在文中就头颅

移植中的生命伦理困惑与同仁作以简单交流。1　 头颅移植技术相关背景

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不断发展,单器官移植、多器

官联合移植等已经能够成功开展,人们自然而然开始

更加关注头颅移植,其实头颅移植一直是医学界在探

索的课题。1. 1　 头颅移植早期探索

头颅移植技术的早期探索始于动物头颅移植。

1954 年,苏联科学家 Vladimir Demikhov 将一只小狗的

脑袋“嫁接”到了一只成年狗的脖子旁,导生出一只

“双头狗”,且移植后的狗头能进行打呵欠、从碗中舔

水喝的动作,术后这只“双头狗”存活了 6 天[1]。 1970年,美国神经学家 Robert White 在猴子身上进行头颅

移植术,但由于未能连接好它的脊髓,猴子术后无法行

动,加之免疫系统排斥等原因,术后猴子仅存活了 9天[2]。 我国的任晓平博士根据其对小鼠进行头颅移植

试验的探索,于 2014 年提出“异体头体重建:小鼠模

式”观点,阐述将 80 只小鼠断头,40 只的头与另 40 只

小鼠身体连接,术后 18 只换头小鼠存活了 3 小时,期间能够进行自主呼吸、眨眼,没有出现脊髓切断后常见

的肢体强直[3]。 2016 年 01 月 21 日,Sergio Canavero 医

生对媒体表示我国任晓平博士成功为猴子进行了头颅

移植,手术完成了血管吻合,但是没能对接二者的脊髓

神经,致使躯体部分处于瘫痪状态,出于道德原因的考

虑,只让猴子存活了 20 小时[4]。1. 2　 头颅移植技术瓶颈

2013 年,Sergio Canavero 医生就曾发表文章声称

头颅移植术技术上是可行的,并于 2014 年在著名 TED

—626—∗ 通讯作者,E - mail:yongge2301@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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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详细陈述了这一技术,手术大概需要 100 余位外科

医生轮流进行,时间大概需 36 小时,费用大约为 750万英镑。 手术有 4 个关键步骤:一是须用锋利无比的

特殊制作的钻石刀或纳米刀进行头颅切割,以保证断

面整齐,便于后续连接;二是尽可能完好的连接脊髓;三是使用特殊粘合剂用于断面吻合;四是使用电刺激

脊髓连接端促进吻合生长。 手术中可通过 White 发明

的自动大脑低温灌注技术冷冻受体头颅,在颈 C5 / 6 切

断头颅与躯体,然后通过静脉注入水凝胶 Az - C(壳聚

糖和聚乙二醇的衍生物),并缝合蛛网膜来连接脊髓,再连接气管、食管、神经、肌肉和皮肤[5]。 手术时间亦

要求精准,低温 12 ~ 15 摄氏度环境下,头颅与躯体的

连接吻合需要在 1 小时内完成,血管吻合需要在 15 分

钟内完成以恢复头颅的血供,保证大脑的存活。 术后,患者将被置于低温昏迷状态 4 周,直至确保手术吻合

成功,可进行自主呼吸和心跳为止。对于此项计划,目前主要存在两大技术难点。 首

先是脊髓和神经的连接问题。 按照 Sergio Canavero 医

生的设想,若要使头颅和躯体都存活并保持肢体运动

功能,则需要保证骨骼、肌肉、血管、淋巴管以及脊髓、神经天衣无缝的连接。 但目前医学上还没有确切的可

以将切断的神经吻合并恢复的已知技术,且对断端

“乱麻”般的脊髓纤维进行清晰分离并吻合连接也非

常困难。 同时,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手术中,需要操作

医生将以上所述组织在较短时间内一一正确分离、正确连接、确保接通,其难度可想而知,何况 100 余位医

生无法同时操作。 曾成功完成过脊髓损伤修复的美国

神经外科 Harry Goldsmith 教授对头颅移植术持怀疑态

度,表示术中会存在太多意外,成功非常困难[2]。其次是免疫排斥问题。 器官移植会导致人体免疫

系统对外来器官的强烈排斥反应,近年来,虽然先进的

抑制免疫系统疗法不断出现,并应用于肝肾等器官移

植,有效防止了多数排异反应的产生,但对于头颅移植

而言,头颅和躯体间的免疫排斥反应显而易见要复杂得

多。 Sergio Canavero 医生承认免疫排斥亦是头颅移植术

的主要障碍之一,但不是禁忌。 美国神经学和整形外科

医生学会主席 William Mathews 认为通过药物达成身体

对大量组织的耐受的方式应用于头颅移植应该是可行

的,但曾进行过全脸移植手术的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

心的器官移植专家 Eduardo Rodriguez 博士对头颅移植

术持怀疑态度,且同中心的医学伦理学家 Arthur Caplan认为,术后进行高剂量抗免疫排斥药物应用会将病人置

于癌症和肾脏疾病问题的高风险之中[2 -3]。2　 头颅移植的伦理困惑

2. 1　 头颅移植的高风险性导生的困惑

器官移植技术不仅仅是简单且单纯的临床外科技

术,它不但涉及一系列基础学科知识及众多临床操作

科室,还涉及社会法制、道德伦理、传统文化、公平分配

及经济财富等问题。 头颅移植技术的特殊性和高风险

性亦对其可行性提出诸多疑问。头颅不同于其他内脏器官,在普遍以“脑死亡”作

为死亡标准的今天,如果手术不成功,导致移植的头颅

死亡,这是一起医疗事故,还是一起刑事案件? 每一个

人的生命都享有被法律保护的生存权利,享有不被他

人随意剥夺的权利。 除非个人主观采取极端方式自杀

结束生命,或个人因不可逆疾病的产生并医治无效死

亡,或个人机体衰竭的正常死亡等因当事人自身因素

导生的死亡少有涉及他人的法律问题产生,其余如交

通事故、医疗事故、故意杀人等都需要相关参与者承担

法律责任。 安乐死尚存在巨大争议,动物头颅移植实

验都未完全成功过的今天,人体头颅移植这一安全系

数极低,甚至毫无安全系数的手术是否有必要进行?对于像志愿者 Valery Spiridonov 一样忍受病痛折磨、躯体无法活动的人,无相应疾病的人可能无法感同身受,对于其中生不如死的苦楚的绝望、对于行动便利的极

度渴望,但我们能以“主观愿意”的简单逻辑放任不闻

不问,任由“重大医学进步可伴有人体实验损失” “先行动后规范”的思维付诸实施吗? 笔者认为这不符合

人类追求更高医学文明的诉求,这不是一句“他们的

死与你无关,他们的死是其自身评估预想过的,死亡风

险是愿意自行承担的”所能敷衍的,头颅移植的特殊

性决定我们不能以简单的外科手术去讨论其风险问

题,甚至也不能用医疗事故来定性其导致的失败。 面

对手术风险的不可控性,头颅移植面临的已知和未知

的伦理、法理风险更不可控。再者,若头颅移植失败,则会造成躯体提供者的诸

多器官的消耗浪费,因为躯体器官都健康的躯体提供

者原可以分配内脏器官去救治更多患者。 反之亦然,即便头颅移植这一巅峰移植技术能够实现、器官移植

技术也发展到十分成熟的程度,躯体器官都健康的躯

体提供者原可以分配器官去拯救更多患者,为什么却

只对接到一个人的头颅之下? 器官本身即为稀缺资

源,置于一头之下,是否公平,是否体现生命平等。 经

过漫长的发展,器官移植是否具有道德性之类的伦理

问题已不再是伦理争论主题,但其有效利用率和分配

公平性一直存在争议,头颅移植的提出无疑激化争议。2. 2　 头颅移植导生的人格同一性困惑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伴随非己器官的植入,器官移植必然改变了个人的先

天完整性。 就同种异体的头颅移植而言,我们该如何

定义一个人的大脑与另一个人的躯体的结合体的身

份? Sergio Canavero 医生认为应以头为准,身体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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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器官被移植,因为大脑具有主体记忆及神经支配功

能,即使志愿者术后的行为习惯可能会有所改变,但这

个人的“精神世界”不会改变。 但躯体作为众多器官

的集合体,完全不同于单一器官移植,单因大脑的神经

支配能力,躯体就应附从于大脑,从而取消存活躯体的

原有身份存在,此举是否可行值得深思。 另一方面,躯体亦具备完整的生殖系统,在子女遗传上具有独一无

二性,且不论躯体供者和大脑供者以前的婚姻关系如

何维系,若术后建立新的婚姻关系,获得的子女又应归

属哪一方? 这也比单纯睾丸移植所涉及的夫妻性权利

问题、配偶心理承受问题、亲友认同问题等要复杂

得多。如果按照记忆归属确定“结合体”身份,那么是否

只有大脑具备记忆功能,精神、人格个性是否只存在于

大脑之中。 移植心肺等早已实现,变性换脸也已可能,这些被移植的非大脑器官仅仅只会按部就班的工作,而无记忆和性格烙印吗? 如果有,躯体囊括众多器官,其包含的记忆印记总和又有多大。 部分科学家宣称,意识是由人体每一个活细胞共同创造的,人体每个器

官都储存着属于个人的独特记忆,灵魂栖息于全身,且会随移植器官而转至另一个人身上,影响后者的情绪

个性[6]。 一个在器官移植中发生人格改变的典型案例

是美国一名 7 岁小女孩在移植一名被谋杀的 10 岁女

孩的心脏后,性格发生巨大变化,频频梦到自己被人谋

杀,并通过对梦中凶手进行的描述,帮助警方抓捕了罪

犯;美国佐治亚州的 Sonny Graham 在移植捐赠者 TerryCottle 的心脏 12 年后开枪自杀,与 Terry Cottle 生前结

束生命的方式一模一样,更加耐人寻味的是,SonnyGraham 起初移植心脏后不久,通过书信往来认识了

Terry Cottle 的遗孀并与之结婚[7]。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心理学教授 Gary Schwartz 记录了 70 多起类似 Graham的案例,显示心脏的受体人都不同程度呈现出供者的

部分人格特质。 在动物研究方面,塔夫斯大学的研究

人员发现真涡虫的头和脖子被切掉后,它的身体将会

重新长出一个大脑,且能够快速的再学习它所丢失的

技能,研究人员揣测它们的一些记忆或许储存在身体

的每一个部位[8]。人体不等于各器官组合拼装之和,器官移植更不

是不同来源的器官机械相加术,其内在规律深奥复杂,我们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来判定一个人的人格同一性,是大脑供者的身份,还是躯体供者的身份,抑或是“新人身份”? 若仅凭大脑存储众多信息、具备神经支配

能力来判定整个躯体就应从属于大脑,难免有些武断。2. 3　 临床 - 医学伦理困惑

头颅移植技术一旦实施,除直接带来与供体、受体

及其相互关系具有密切联系的伦理困惑外,还间接带

来头颅手术成功移植后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更为

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困惑都起始或归结于医务工作者

职业行为选择的实验伦理或临床伦理,器官移植技术

的发展又是否应该有所限制。医务工作者的各项人体实验行为或临床决策行为

必须在科学上可靠,在伦理上能被接受。 各种“医学

首例”并非不能进行,但是要建立在较充足的理论基

础、动物实验安全基础以及法理、伦理和广大医务工作

者的共识基础之上。 尤其是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科技发展亦已为医学研究提供了有力保障的今天,假若

医学探索没有边界,或是先行动后规范,对人体生命进

行的实验没有安全保证,那将是医学的倒退,社会的倒

退。 医学的探索和发展要在解决“能不能”的技术问

题之前,首先解决各种“好不好” “可以不可以” “应该

不应该”的伦理底线问题及法律法规问题。 尤其是在

当今 “地球村”的背景之下,一个局部的医学动作,可能引发无法估控的影响。 重技术、轻人文使得医学人

文性边缘化,对医学技术的狂热追求需要得到合理的

克制,更不能技术至上、滥用技术[9]。 Sergio Canavero医生强调他不讨论伦理问题。 对此,笔者认为不重视

伦理质疑、困惑不利于医学技术发展,没有人文、伦理、法制参与的头颅移植术更无正当之名,毕竟头颅移植

术这一具有试验性质的手术对象是人类自身。 对于各

种“医学首例”,当伦理及法律层面的发展跟不上技术

层面的发展时,其不可控的潜在风险会给人类自身和

社会进步带来长远影响。3　 对伦理困惑的思考

随着医疗技术的迅猛发展,像头颅移植、人体冷冻

等医疗想法被陆续提出,甚至已有实施,面对此类医疗

设想或行为,面对其导生的各种伦理、法理及其他不可

控性问题,科研人员和大众更应理性地面对疾病,面对

生死,知悉科学有红线。 希波克拉底曾指出,疾病是一

种自然现象,人体内本就存有促进健康的自然本能,而医师只是通过医疗手段帮助人恢复健康而已。 随着医

学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医疗卫生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疾病能够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但不可否认,对于疾病我们依然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目前能够治愈的疾病很有限。 我们通过先进的医疗体系

来治疗疾病,延长生命,提高生命质量,我们对生活的

要求越来越精细、对疾病的治愈率要求越来越高、对死

亡越来越恐惧,总想回避死亡,对于非自然死亡尤甚。正如著名美籍华裔哲学家傅伟勋指出,现代人往往强

调生活的品质,却忽略了生活的品质内在包含“死亡

的品质” [10]。通过服用药物、手术切除病灶,或器官移植(不含

头颅移植)等内外科统筹的方式治疗疾病,可能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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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人病情无法控制导致的生命终结,可能伴有生活

质量的下降,但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上述治疗能够

普遍被人接受。 我们不鼓励消极对待疾病,相反,我们

仍须深入研究各种疾病本质,且尽可能规避致病因素

而健康享受人生,健康走向生命终结为佳。 但当身患

疾病,且常规治疗,甚至移植术都无法治愈时,我们是

否应该选择直面疾病、直面死亡? 死亡意味着与亲人

的诀别、与美好现实世界的中断和脱离,固然有遗憾、可惧之处,但生命诞生前我们可通过产前诊断来规避

先天遗传病的发生,生命诞生后我们可通过保持健康

的生活习惯及必要的医疗支持来达到和延续此目的,但当必要的医疗支持也无济于事,我们应该理性胜于

感性,坦然的去接受与面对,避免通过冷冻大脑、头颅

移植等手段期望“复生”或“长生”。 作为医务工作者,更应牢记科学有红线,医学有禁区,心怀人文精神。

传统医学道德要求医务工作者见死必救,推迟疾

病死亡来临时间,但过度脱离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人文因素、伦理因素的推迟死亡来临的方式不可取。 现

代人的死亡恐惧比过去更为强烈。 正如郑晓江教授所

言:“我们社会的一种普遍现实是人人必死,每天都有

人死亡,但却不能谈死,哪怕谈得正确,谈得很有艺术,那也不行。” [11]剖析原因,主要有:第一,享乐主义的影

响。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及欲望也随之升高。 面对各种

物质诱惑,在攀比、“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等理念的指

导下,一些人过度追求名利与财富,沉迷于生活的享乐

之中。 第二,科学万能。 科学的迅猛发展,尤其医学基

础学科的不断前行与创新,让人们从分子层面对生命

有了全新的了解,不断改变着我们对生命和疾病的认

知程度。 医学技术成果喜报频频,使人们对医学的非

理性期待越来越高,产生了扭曲理解,产生科学万能的

思想。 对“长生”“复生”的期待越高。 第三,死亡教育

不足。 我国现阶段死亡教育亦呈现有理论研究居多、教育实践不足和社会参与缺失的特征。 死亡教育不仅

是对患者缓解其高度的死亡恐惧的临终关怀的重要内

容之一,更是一个社会性课题,一个需要大众化的社会

性教育。面对头颅移植技术,其研究计划已触碰社会伦理

道德底线。 我们在不断攀登医学高峰时,伦理道德及

生死教育应该提升至更高的水平来进行制约与平衡。器官移植技术与生命伦理二者属性不同,侧重点不一,

由此产生激烈的矛盾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一项医

疗技术都应以人为本,不能以人的机体为本,每一项医

疗技术都应该对生命有全方位的敬畏。 对此,结合社

会现状,在完善立法衔接,改革器官移植制度,对器官

移植进行良性的约制,防止科学“大跃进”的同时,规范引导器官移植,协同开展死亡教育,协助居民树立科

学的死亡观,不失为有效举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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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0:3.〔收稿日期　 2016 - 04 - 27〕〔修回日期　 2016 - 08 - 03〕

〔编　 　 辑　 曹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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