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 道 才

内容提要：百年来骈文学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骈文学研究的特点是为骈文的辩护与传统的终结；建国前三十年的骈文学研究的特征是走向现代学术的思考；而近五十年的骈文研究则是从寂寞走向繁荣。骈文学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它的发展的方向是骈文的文化史研究。

对骈文的研究可以从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王铚撰《四六话》开始，继之有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谢伋的《四六谈麈》，后又有杨囦道的《云庄四六馀话》，清人彭元瑞又将宋人散见的四六话集为《宋四六话》，以及清代陈维崧的《四六金针》，孙松友的《四六丛话》都是古代有影响的骈文学著作。从本世纪以来，骈文学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历程。总结百年来骈文学研究的得失，对今后骈文研究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五四运动前的骈文学

——为骈文的辩护与传统的终结上世纪初的文坛，骈文仍是十分流行的样式，在公文和其它场合中，骈文存在的语

境并未消失。刘纳在《民初文学的一个奇景：骈文的兴盛》⑴中对民国初年骈文的盛行有详细的评述分析。她指出，在 1912年至 1919年间，骈文仍有广泛的社会应用性，从革命派的公文到艳情小说都大量运用骈文写作。而在民国之前骈文流行更是如此,一些理论著作如刘师培的《文说》仍用骈体写作，可以说，骈文的生存环境并未改变。骈文正循着其历史的惯性作用在新世纪延续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开始了本世纪初的骈文学研究。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首先对骈文予以理论上关注的是刘师培（1884-1919）。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他承继了清代后期仪征文派阮元的“文笔论”观点，力倡韵偶之文，强调以“藻饰”、“对偶”、“声律”为“文”之标准。在《广阮氏文言说》中，他发展了阮元《文言说》中提出的文必尚偶说，强调“文以藻饰成章为本训”，“就应对言，则直言为言，论难为语，修辞者始为文”，“文也者，别乎鄙词俚语者也”，“故魏、晋、六朝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文选》亦以沈思翰藻为文也”⑵其观点意在与桐城派相抗衡。在《文章源始》中，他从辨析文章之嬗变与文笔之异入手，对骈文的形成与发展作了深入分析。指出：

东京以降，论、辩、书、疏诸作，亦杂用排体，易语为文。魏晋六朝，崇尚排偶，而文与笔分：偶文韵语者谓之文，无韵单行者谓之笔。观魏晋六朝诸史各列传中，多以文笔并言；则当时所谓笔者，乃直朴无文之作也；或用之记事之文，或用之书札之文，体近于语，复与古人之语不同。梁元帝《金楼子》云：“至于不便为 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 文。”刘彦和《文心雕龙》：“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文笔区分，昭然不爽矣。故昭明之缉《文选》也，以沈思瀚藻者为文；凡文之入选 者，大抵皆偶词韵语之文；即间有无韵之文，亦必奇偶相成，抑扬咏叹，八音协唱， 默契律吕之深。故经子诸史，悉在屏遗。是则文也者，乃经史诸子之外，别为一体 者也。齐梁以下，四六之体渐兴，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文体亦卑。 然律以沉思翰藻之说，则骈文一体，实为文体正宗。⑶

刘师培力倡骈体为正宗，正是有感于桐城派古文之离文之真源日远：“明代以降，士学空

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辨，而文之制作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⑷④由此可见其为骈文辩护的出发点。刘师培于 1905年在《国粹学报》第1 卷第 1 —10期上陆续发表的《论文杂记》，是传统“文话”的形式，共二十四则，虽非专论骈文，但其论述每每为后人重视。他进一步从“文”的演变角度讨论了骈文之正宗：

中国三代之时，以文物为文，以华靡为文，而礼乐法制，威仪文辞，亦莫不称 为文章。推之以典籍为文，以文字为文，以言辞为文。其以文为文章之文者，则始 于孔子作《文言》。盖“文”训为“饰”，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故道之 发现于外者为文，事之条理秩然者为文，而言词之有缘饰者，亦莫不称之为文。古 人言文合一，故借为文章之文。后世以文章之文，遂足该文字之界说，失之甚矣。 夫文字之训，既专属于文章，则循名责实，惟韵语俪词之作，稍与缘饰相符。故汉 魏六朝之世，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编辑《文选》亦以沉思翰藻者为文。文 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⑸

这与《文章源始》一样，都是为骈文的正宗地位立论。此外，他对骈文的演变也作了分析，指出骈文之形成在东汉至魏之时，表现在四个方面：“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建安之世，七子继兴，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单行；即非有韵之文，亦用偶文之体，而华靡之作，遂开四六之先，而文体复殊于东汉。”“东汉之文，句法较长，即研炼之词，亦以四字成一语。魏代之文，则合二语成一意。由简趋繁，昭然不爽。”“西汉之时，虽属韵文，而对偶之法未严。东汉之文，渐尚对偶。若魏代之体，则又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致失本真。”“东汉文人，既与儒林分列，故文词古奥，远逊西京。魏代之文，则又语意易明，无俟后儒之解释。”⑹这些观点十分精辟，为后人所认同。在《文说》中，刘师培也作了全面的阐述。在《精采篇第四》⑺中，他先从《易》中的“物相杂，故曰文”引出“一奇一偶谓之文”，指出“文也者，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惟偶语韵词，体与文合”，同时，对骈文的形成过程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韩非著书，隐肇连珠之体；荀卿《成相》，实为对偶之文。莫不振藻简策，耀采词林。西汉文人，追踪三古，而终军有奇木白麟之对，儿宽摅奉觞上寿之辞，胎息微萌，俪形已具。迨及东汉，文益整赡，盖踵事而增，自然之势也。故敬通、平子之伦，孟坚、伯喈之辈，揆厥所作，咸属偶文，用字必宗故训，摛词迥脱恒溪，或掇丽字以成章，或用骈音以叶韵

可以说，实际上《文说·耀采》是一篇全面论述骈文的迁演并为骈文辩护的论文。文章最后反诘道：“若屏斥偶体，崇尚奇词，是则反璞归真，力守老聃之论，舍文从质，转追棘子之谈。空疏之识，讵可免欤？观《典论》著于魏帝，备列诗赋之章；《文赋》创于陆机，不列序碑之体；则单行之词，实与文章有别，有何疑乎？”这是为骈文作最后的呐喊。在即将到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连桐城文派都被视为“谬种”而在打倒之列，所有的文言文都将变为历史，何况作为文言文的极至的骈文？所以，刘师培的观点成了复古论的标本，也因此为后人所批评。其实，在当时就有争论，提出异议的代表人物就是章太炎（1869-1936）。章太炎在《文学论略》⑻中对刘师培的观点就作了辩驳，他首先指出

“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谓文”以之为正名，继而论魏、晋以前无文笔之别，自晋以后虽有文笔之分，但萧统《文选》并非不易之论，他对阮元以来的以声偶为文之说进行了辩驳，指出：“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则骈散诸体，皆是笔而非文。”并进而对刘师培的《文章源始》的文辞异职论进行了批驳，他反问道：“或举《论语》言辞一言，以为文之与辞，划然异职。然则《文言》称文，《系辞》称辞，体格未殊，而称号有异，此又何也？”指出“韵文骈体，皆可称辞，无文辞之别也。且文辞之称，若从其本以为分析，则辞为口说，文为文字。古者简伯重烦，多取记忆。故或用韵文，或用骈语。为其音节谐熟易于口记，不烦记载也。战国纵横之士，抵掌摇唇，亦多叠句，是则骈偶之体，适可称职。而史官方策，如《春秋》《史记》《汉书》之属，乃当称为文耳。由是言之，文辞之分，矛盾自陷，可谓大惑者矣。盖自梁、李、韩、柳、独孤、皇甫、吕、李、来、张之辈，竞为散体，而自美其名曰古文辞，将使骈俪诸家不登文苑，此固持论偏颇，不为典要。今者务反其说，亦适成论甘忌辛之见，此亡是公之所笑也。”可以说，章太炎是反对以骈文为“文”之正宗的。当时，在《国粹学报》上实际上开展了一场讨论，田北湖在《论文章源流》⑼中对骈文也有讨论。其云：古之作者，择言以对待，援义以比例。虽在约举，罔不昭灼。是以奇偶必称，单复必齐。俯承其仰，断者自续，两两间合，节节递转，顿挫抑扬，犹省虚字，未有单词只义可以为句者，亦未有一语孤立可以为章者。文生于联珠之字，成于骈峙之体。舍兹排偶，是谓不文，岂其属思之精，实由用字之当，盖因形定声造字之巧也。他是肯定骈文的存在意义的，视其为文章简洁的必然，有其合理性。他反对将骈与散对立起来，认为“强分门户，析名骈散”，造成对立，十分不好。而罗敦融的《文学源流》⑽也以“文话”形式也对骈文作了论述，作者在《总论》中首先指出：“文学由简而趋繁，由疏而趋密，由朴而趋华，自然之理也。”他肯定了骈文形成与发展的合理性，并对骈文的发展阶段作了划分：“周秦逮于汉初，骈散不分之时代也；西汉衍乎东汉，骈散角出之代也；魏、晋历六朝而迄唐，骈文极盛之代也；古文挺起于中唐，策论靡然于赵宋，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骈文之余波也；元明二代，骈散并衰，而散力终胜于骈，明末逮乎国朝，散骈并兴而骈势差强于散，综其分合，推迁可迹。”这个划分揭示了骈文发展的客观演进规律。他指出了各阶段及其代表作家的特点：“两汉以前，文多浑朴疏简，西京而后，朴进而华，疏进而密，简进为繁。迄乎东汉，乃益繁密。建安七子，联耀当时。汉魏之间，文尤柄蔚。晋尚清谈，稍参疏宕。而潘安仁、陆士衡、刘越石益柄于时。逮乎刘宋，颜延年、谢灵运其英绝也，齐有任昉、沈约，蹑汉魏之轨。梁有徐陵、庾信，极瑰俪之观。绵及初唐，四杰并轸，渊深玮博，郁乎钜观。燕、许纵其豪宕，义山易为流丽，而樊南一体，开宋四六之风，金元之间，文殊貌苶。晚明天如卧子，始复提倡。本朝文化莘莘，斯复称古。霞骞云举，并轨同涂，语夫文学，当迈元明。”他另外一些观点也是颇有启发的，如认为司马相如为“骈文之祖”，实是强调了汉赋对骈文的直接影响。

可以说，本世纪初在《国粹学报》上展开的这番争论，是在刘师培主持下进行的，因此其观点得到了充分的支持。这场讨论具有对骈文近两千年历史的总结的性质，似乎预示着它即将成为历史的终结。而谢无量（1884-1964）于 1918年出版的《骈文指南》⑾虽是薄薄一册，毕竟是骈文研究的现代学术的开端，它虽仅分“骈文通论”和“骈文体格及变迁论”两章，但作为专论骈文的理论著作，它是第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仅就这一点而言，它的出现的意义是很大的。“骈文通论”一章分“骈文的渊源”及“骈文研究法”两节，有些论断亦称精要，如论“骈文之渊源”一节云：“骈文铺叙议论，语累千万，

比对精深，体裁绮密，句中自协宫商，境界视律诗尤广。”“骈文体格及变迁论”分论历代骈文之时代特点，可谓现代一部骈文简史，有些论断亦发人所未发，如第二节论“永明体”云：“盖永明文学始精声律，不惟用之于诗，亦用之于文。”又如第四节论“唐骈文”云：“纵考有唐一代之骈文，初唐犹袭陈隋余响，燕许微有气骨，陆宣公善论事，质直而不尚藻饰，温李诸人所谓三十六体者，稍为秀发，唐骈文之变迁，其荦荦大者，如是而已，律赋诸家，虽亦四六之流，要为浅薄，不足取焉。”其观点至今犹有裨益。这部书出版后很受欢迎，并很快就重印多次，说明在当时骈文还很有市场，人们对骈文有无限的眷恋。与此同时，1917年出版的刘铁冷（1881-1961）选辑的《精选四六丛话》⑿也很受欢迎，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但骈文著作的受欢迎也改变不了它最终的命运，这只不过是最后的挽歌罢了。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近二十年是本世纪骈文学的开创时期，它是在骈文走向终结的时代背景下以为骈文的辩护为开端展开的，它拉开了本世纪骈文学的序幕。

建国前三十年的骈文学

——走向现代学术的思考从 1919年到 1949年的三十年是骈文学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版的骈文学著作众多，成为骈文学史上的突出现象。如孙德谦的《六朝丽指》、钱基博的《骈文通义》、 金钜香的《骈文概论》、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刘麟生的《骈文学》、《中国骈文史》、蒋伯潜、蒋祖怡的《骈文与散文》、金茂之的《四六作法骈文通》⒀都是很有影响的著作。特别是三十年代前期形成了骈文学研究的高峰，成为骈文学史的独特景观。孙德谦（1859-1935）的《六朝丽指》是一部很重要的骈文学著作。孙德谦好骈文，其文有六朝之风，著有《四益宦骈文稿》，时人论其骈文每与李详（1858-1931）并称“李孙”。《六朝丽指》用传统的骈文话的形式写成，1923年出版。时年八十一岁高龄的词坛名宿冯煦（1843-1927）为之作序，极力褒赏。孙德谦又自序道其意旨云：“丽辞之兴，六朝称极盛焉……作为斯体，不知上规六朝，非其至焉者矣。”全篇共八十八则，分述六朝骈文之变迁、作家、文体、文风、文辞，其概论之全面、论述之精辟非前代骈文话所能望其项背，极为后世所重。其论骈文以六朝为模范，《六朝丽指》开篇即云：“骈体文字以六朝为极，则做斯体者当取法于此，亦犹诗学三唐、词宗两宋，乃为得正传也。”“有志于斯文者，当上窥六朝以作之准，不可逐末而忘其本。何则？六朝者，骈文之初祖也。”在对六朝骈文艺术的评价上，他尤标举“气韵”，以为“气韵”乃六朝骈文之真髓，其云：“六朝文之可贵盖以气韵胜，不必主才气立说也。……余尝以六朝骈文譬诸山林之士，超逸不群，别有一种神风彪映、贞静幽闲之致。其品格孤高，尘氛不染，古今亦何易得？是故作斯体者，当于气韵求之，若取才气横溢则非六朝真诀也。夫骈文而不宗六朝，拟之禅理，要为下乘也。使果知六朝之妙，试读彼时诸名家文，有不以气韵见长者乎？”孙德谦论六朝骈文均以“气韵”为 准的。如“六朝之文其气疏缓”，“六朝文中往往气极遒炼”，“为骈文者每喜使事而不能行清空之气，非善法六朝者也。”就作家的气韵而言，孙德谦尤为推崇“疏逸”一路，如评江、鲍“江、鲍并称，余以江文疏逸……然鲍亦有疏逸处。”而其论骈体文辞强调骈散并用，如“骈文之中苟无散句则意理不显……要之，骈散合一乃为骈文正格，倘一篇之内始终无散行处，是后世书启体不足与言骈文矣。”“骈

体之中使无散行，则其气不能疏逸，而叙事亦不能清晰。”就六朝作家而言，孙德谦以任昉、沈约成就为最高：“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总之，《六朝丽指》专论六朝骈文并论及骈文之特点，在骈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钱基博（1887-1957）的《骈文通义》亦是用骈文话的形式写成的著作。全书共分《原文》、《骈散》、《流变》、《典型》、《漫话》五个部分，其中《漫话》部分于 1933

年在《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二卷上连载过。作者多综合历代之论述加以辨析，《原文》讨论文与骈之关系，指出：“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所以原文之必出于骈，非骈则不成文也。”《原文》意在为骈文之地位立论，在《骈散》中则讨论了骈与散之关系，指出：“夫一阴一阳之谓道，用偶用奇以成文。”《流变》讨论骈文之变迁及历代作家之特点，其论述之系统则可作骈文史观，而其见解则多显精警、深刻，如“西京扬（雄）马（相如）赋颂擅名，渐及众制，莫不以偶为体，以奇为用，而骈文之规模粗具。”指出了西汉之为骈文之形成期。又如“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也。李存古意，杜开今体，任沈亦然！”此论可谓与孙德谦不谋而合。又如论徐庾“尽态极研，遂为骈文正宗。”“徐庾华实相扶，犹于抽黄对白之中，灏气卷舒，采不滞骨，丽而能朗，用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则可谓不刊之论。又如论李商隐“李商隐者，宋人之先声也。”亦为发人所未发。而论清代骈文家犹多，弥足珍贵。对毛奇龄、陈维崧、胡天游、邵齐焘、王太岳、洪亮吉、孙星衍、汪中、孔广森、刘星炜、杨芳灿、吴鼐、彭兆荪、王昙、吴慈鹤等人的点评均是仅寥寥数言，但却是切中肯綮之论。如论毛奇龄与陈维崧之风格“毛体疏俊，陈文绮密。仗气爱奇，陈不如毛，丽典新声，毛不如陈。”于比较中见各自之别。在《典型》中，作者将朱一新（1846-1894）在《无邪堂答问》中所论的“潜气内转，上抗下坠”奉为骈文的典型，“而以发六朝之秘响者也”，他也推崇六朝骈文，以六朝骈文为骈文之典范。他继承并发挥了孙德谦的观点，以为六朝骈文“大指主气韵，勿尚才气；崇散朗，勿嬗藻采。”“主气韵，勿尚才气，则安雅而不流于驰骋，与散行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则疏逸而无上与板滞，与四六分疆。”“疏逸之道，则在寓骈于散。”此番辨析可谓精要。《漫话》部分虽然作者自云“无当弘旨，寻章摘句”“零珠碎玑，聊资谈隽”，但亦可见洞察之敏锐。如“丽语能朴，绮语能疏。”“朴语能丽，质语能隽。”可见其对骈文艺术的辩证思考。《六朝丽指》和《骈文通义》作为骈文话的集大成之作，成为了评点式的骈文话的最后遗响和绝唱，也是走向现代学术的开端，它的骈文学思想在骈文学研究史上是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1933年至 1934年是骈文学研究著作出版的高峰时期。除钱基博的《骈文通义》外，一系列骈文学著作在这两年里出版。金钜香的《骈文概论》正是这样的一部书。该书出版于1933年 12月，作为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第 1集中的一种，1934年 1月、6月收入王云五主编的《新中学文库》之《国学小丛书》两度再版，1947年 2月又第三次出版，可见此书具有不小的影响。该书仅 141页，分六章概述骈文的发展。第一章论“上古至周骈体之起源”，后五章分论两汉曹魏、晋至陈、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骈文，可以说该书实际上是一部骈文史。作者言简意赅地勾勒出骈文发展的历程，对骈文的历史演进作了精要地描述，表现了作者的不俗识见，如第二章“两汉曹魏之骈文”云：“窃以为辞赋之英杰，实骈文之极轨，舒骈俪之言，而有驰骤之势，无形貌之滞，而有准衡之归，名流

各尽其长，偶体于焉大备。”总之，《骈文概论》是一部骈文的入门著作，对宣传骈文具有一定作用。刘麟生(1894-1980)的《骈文学》和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也是这样的著作。刘著分为三编共十五章，第一编《骈文之渊源与进展》，此编分四章讨论“骈文与四六文”“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骈文之体裁”、“时代与作风”。第二编《方法论》，此编分四章讨论“对偶”、“用典”、“炼字”、“音韵”。第三编《作家与作品》，分五章讨论“汉魏作家”、“南北朝作家”、“唐代作家”、“宋代作家”、“清代作家”。《骈文学》虽是薄薄一册，但刘麟生明确地标示出“骈文学”，并对骈文研究的体系作了一次系统的探索，对骈文产生的文化内蕴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如在“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中，首次从中西语言文化的异同比较中，分析了骈文产生的必然性。虽然今天看来，它显得单薄，但在当时却是有一定理论深度的一部骈文著作。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瞿兑之的《中国骈文概论》是应刘麟生的约请而写的。据刘麟生为此书写的序中引用作者给他的信，因为已有刘麟生的《骈文学》写在前面，瞿兑之就“决定不必作什么骈文的文学史，也不必指示什么骈文的作法。只要老老实实的介绍几个重要的作家，及其特殊的风格，并约略的将他们的前因后果指点出来。这就使人能欣赏骈文，能了解骈文，能运用骈文的一个绝妙方法。”作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来安排全书的。全书分十七节，除总论外，按照骈文史发展的时间先后选择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和骈文现象来介绍，文章篇幅短小，语言浅近，可以说是一部骈文史漫话，意在普及骈文的知识。虽然如此，它在骈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它将骈文学的基本知识介绍给了普通读者。与此同时，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也于 1934年出版。这是一部完全意义的骈文史，全书共分十二章论述骈文的发展历程，第一章先辨“别裁文学史与骈文”，实为论作此书的目的，作者是有感于西方文化的侵扰以及“挽近人士，诗尚江西派，词习梦窗，文舍桐城派莫属”此外的文学被摒弃甚多，而骈文在过去有过光明独立之史迹，在中国文化生活中又关系密切，故“阐扬已有文学上之特产，以决定今后吾人对于骈文应取之态度，尤不可以无专史明矣。”之后用十一章分论“古代文学中所表现之骈行文气”、“赋家奏疏家论说家暨碑板文字”、“所谓六朝文”、“庾信与徐陵”、“唐代骈文概观”、“陆贽”、“宋四六及其影响”、“骈文之中衰——律赋与八股文”、“清代骈文之复兴”、“骈文之支流余裔——联语”、“今后骈文之展望”。可以说有重点地勾勒出了骈文发展的历史流程。作者首先追溯先秦文学中的骈行文句，广泛引证大量各类文献中的材料来说明先秦存在有大量的骈体句子，然后论两汉魏晋，指出“骈散古合今分之迹，要以东汉为最著。魏晋文章，早已急转直下，至六朝则为骈文极盛时期，渊源有自。”对于六朝文，作者着重讨论了“六朝文亦重气势”、“轻倩之作风”、“声律之发现”、“文与笔”、“六朝与小品文”。作者又以专章论徐陵与庾信，以为“骈文至六朝，始称极盛时期，六朝文至徐庾，骈文始臻极峰，然则徐庾之文，可谓集骈文之大成，达美文之顶点。”对徐庾之评价甚高。对于前人关注较少的唐代及以后的骈文，作者也特别注意，唐代骈文就用了两章的篇幅来介绍，一章介绍唐代骈文概况，勾勒出其时代风格与初、盛、中、晚四唐的演进轨迹。同时用一章的篇幅介绍陆贽，可见对其之看中。陆贽在骈文史上有变革文风的重要作用，对后代影响至深。作者对陆贽的高评价是很有历史眼光的。此外 ，1935年由上海大通图书社出版了金茂之编辑的《四六作法骈文通》（又名《骈文作法附骈文选》）这是一部为骈文写作导引的书。全书分十二部分，前十一部分介绍骈文

的源流、本质、用典、体裁及作法，第十二部分为骈文名著选读，共 22 篇，每篇后附注释。这说明当时骈文仍有市场。三十年代又是骈文古籍整理出版的繁荣时期。1936年由国学整理社整理出版、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清人李兆洛的《骈体文钞》排印本面世。1936

年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初编”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收录了宋人王铚的《四六话》、谢伋的《四六谈麈》、杨囦道的《云庄四六馀话》及清人彭元瑞编撰的《宋四六话》等骈文学理论资料。而 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收录了清人孙梅的《四六丛话》。在此之前，1917年仅出版过刘铁冷选辑的《精选四六丛话》，1928年北平的朴社出版的“文学批评丛书”甲种中有专门辑录其叙论的《四六丛话叙论》。但都非全本，至此，在骈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四六丛话》的现代排印本才正式出版。这些文献的出版为骈文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受益至今。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内忧外患，骈文研究受到一定的影响。此时期骈文研究著作有蒋伯潜（1892-1956）、蒋祖怡（1913-1992）父子合著的《骈文与散文》，该书是他们为世界书局 1942年出版的“国文自学辅导丛书”写的六本书中的一种。作者合论骈散，意在探寻骈散的联系和演进的特点。全书由两编组成，第一编“骈散文历史上的演变”， 主要从纵向的角度梳理骈散的兴衰变迁，第二编“骈散文内容的分析”，主要从横向的角度分析骈散的内在结构的特点及异同。第一编分十二章论述“骈散文的分合”、“汉代已有骈散分歧的现象”、“魏晋文体”、“骈文的全盛时期——六朝”、“《文选》和《文心雕龙》”、“散文的新生”、“唐代骈文”、“‘宋四六’”、“宋代散文”、“金元明的散文”、“骈散文的复兴时期——清”、“白话文体由酝酿而至成功”，从章目上看得出，作者意在探索作为书面表述语言的文体由古至今的变化规律。第二编分十章论述“骈散文的异同”、“语体文和骈散文的比较”、“字的安排”、“句子的形式和变化”、“整篇的结构”、“对偶”、“关于用典”、“声音的描写与文章的音节”、“体裁的分析及其作法”、“古人论学习文章的修养”。全书微观分析与宏观概括结合，点线面结合，作者不专就骈文论骈文，没有崇骈崇散之囿，却能从文化史的大背景来分析，所以视野更开阔，评判更超脱。就专著而论，该书是建国前出版的著作中最晚出的一部，也是最有学术深度的一部，可谓后来居上。该书的主要作者蒋伯潜早年从钱玄同、马幼渔为师，又曾问学章太炎、梁启超门下，三十年代末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精通国学。所以本书写得深入浅出，有庖丁解牛之妙，是一部理论性很强的具有现代学术思考的骈文学著作，代表了建国前骈文研究的学术水平。另外，值得提及的还有王瑶（1914-1989）写于 1947年的《徐庾与骈体》一文，该文收录于其《中古文学史论》一书中。该文以“徐庾”为切入点，对骈文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徐庾”历来被视为六朝骈文的杰出代表，因此，解剖“徐庾”就等于解剖了骈文，解剖了齐梁文学。作者正是以这样的思路去做的，作者指出：“要了解徐庾在文学史的地位，徐庾体的历史涵义，就必须从骈文这一体裁的源流和特点上去考察，因为徐庾的主要成就，即在将宫体诗所运用的隶事声律和缉裁丽辞的形式特点，完全巧妙地移植在‘文’上，使当时的骈文凝固成一种典型的文体，而成了后来唐宋四六和律赋的先导。”作者是采用以小见大的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为了更好地评价徐庾的骈文成就，作者首先对骈文的四个艺术特征——裁对、隶事、敷藻和调声——及其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再把徐庾放在骈文史的发展过程中来看待，指出；“上述的四种骈文的特征，在文学史上是有一 个演进的次序的。到了徐庾，这些形式特点的追求都到了极峰，所以发展到了骈文的完

整的典型。”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十分有说服力了。可以说，这篇论文就其学术水准来说，不但从未过时，而且一直有研究方法论上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