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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形漢字形漢字形漢字形音音音音義在義在義在義在學學學學習者習者習者習者眼眼眼眼中的中的中的中的比比比比重重重重————————徐冰徐冰徐冰徐冰中中中中英文英文英文英文文文文文字藝術字藝術字藝術字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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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躍

南非羅德斯大學語言學院

摘 要

雖然徐冰的中英文文字藝術創作從語言學的意義上來說并沒有什么特別重 要的學術意義，然而，這些文字藝術創作對于漢語學習者進行漢字學習以及我們 從一個新的角度認識與研究漢語言文字卻有著很好的啟發意義。本文從徐冰的新 英文書法對南非具有英語背景的學生漢字學習所產生的啟發入手，通過教學實踐 中的觀察與調研的初步結果，結合對兩岸四地語言生活中一些熱點問題的思考， 探討徐冰的藝術對于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與認識漢字形音義有什么啟發，試 從外國人學習漢語的角度來審視漢字對于他們的意義，以及 對于漢字簡繁之爭和 漢字改革等問題有什么啟發意義。筆者希冀站在漢字學習者的角度能夠提出一些 值得漢語言文字研究者討論的新認識與看法。

關鍵詞 漢字 新英文書法 第二語言學習 語言改革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大陸關于是否要恢復繁體字的問題在一定的政治與學術圈子內

引起了一些新的爭論 1。本文結合在海外進行漢語教學過程中通過對于外國人漢字學習情

況的一些實踐觀察，探討漢字在學習者心目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對于漢語學習的相對影響

及作用，以期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能夠為漢字簡繁之爭以及漢字改革等問題提供一點參考

性的意見。

本文的論題緣起于筆者在南非漢語教學過程中利用藝術家徐冰先生的新英文書法

這一藝術形式對具有英語背景的學生學習漢字所給予的啟發和鼓勵作用的觀察。鑒于本

文的討論涉及到來自語言學界之外的藝術家對于我們關于漢字形音義的認識與啟發，我

們有必要先要對徐冰其人及其中英文書法藝術做一個簡要的介紹。

一、徐冰的中英文書法藝術與漢字教學的聯系

雖然徐冰的中英文文字藝術創作從語言學的意義上來說或許并沒有什么特別重要

的學術關聯，但是他的文字藝術創作的意義卻可以遠遠超出藝術領域的疆界。徐冰的文

字藝術創作對于我們觀察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者的漢字學習過程以及我們從一個新的

視角來對漢語言文字重新認識與研究均有著很好的啟發意義。 徐冰是國際知名的當代藝

術家，現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他的藝術創作中跟語言

文字有關的作品主要有三項，分別是“天書”，“新英文書法”和“地書”。1981 年， 徐冰在

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畢業後留校任教。隨著他創作的許多優秀作品獲獎，很快就 成了一

位引人注目的新秀 2。從 1987 年開始到 1991 年，他開始了新的藝術探索，創作了

1 見唐偉杰（2009）。許多媒體，如中國新聞網，在 2009 年 3 月期間對此話題有相當數量的報道。 2 以下關于徐冰創作生涯的資料大都依據楊瀾對徐冰所作的專訪<寫“天書”的當代藝術家徐冰>（東方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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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從此把他的名字跟語言文字緊密聯系起來的作品，《析世鑒》，俗称“天書”。在這 四

年多的時間里，徐冰手工刻制了一部由 4000 多個活字版字模編排印刷而成的“天書”

（見圖一）3。之所以被稱之為“天書”，是因為這部作品中 4000 多個用漢字部件構成 的

形似漢字的所謂“文字”不僅外國人不認識，而且連中國的語言文字專家也無法辨 認。

這幅作品 1988 年開始在中國美術館“徐冰版畫展”上首次進行展出，接著就引起了

國內外文化藝術界的轟動和爭論。試想在當時改革開放初期的歷史環境下，這樣一幅拿

漢字開了一個荒誕不經玩笑的現代藝術作品所面臨的境遇是可想而知的，批評與負面的

評價占據了主導地位，一些曾對他抱有很高期望的老藝術家們甚至認為他是誤入歧途

了。然而，這部“天書”卻引起了國際藝術界的積極關注，以至于后來在世界上許多個國

家巡回展出，而且 20 年之后，這部已經身價百倍的作品再次被請回到北京展出。

圖 1 天書（局部） 圖 2 藝術為人民 (Art for the

people)

1990 年徐冰接受了美國麥迪遜-威斯康新大學的邀請，以榮譽藝術家的身份旅居美 國。在一種新的文化氛圍中，徐冰體會到了新的來自一種相對陌生的語言沖擊。剛剛走 入英語環境，他最初的感覺是，雖然思維已經是成熟的了，但是在閱讀和表達能力上卻 才只是嬰兒的水準。也許正是因為這種感受給了他在藝術創作方面新的靈感和動力。由 于不斷獲得更多新的藝術創作成就，1999 年他獲得美國了文化界最高個人成就獎——麥 克亞瑟天才獎。繼“天書”之后，獲獎當年他最轟動的現代藝術作品就是所謂“新英文 書

法”：一種把英文寫成方塊漢字的書法藝術（見圖 2）4。新英文書法是一個互動性很 強的藝術表現形式。徐冰把“新英文書法”展覽廳設置成像是一間教室，里面布置有字 帖、課本、電視錄像教學，以及黑板等。參觀者在體驗“方塊字”書法藝術的時候突然 會發現實際上他們都能夠認識他們所書寫的這些類似漢字的方塊字，因為其“筆畫”均 是由變形的英文字母構成的。徐冰認為，當希冀體驗中國書法藝術的美國人進行書寫的

3 來源請見：http://www.xubing.com/index.php/site/projects/year/1987/book_from_the_sky 4 這是懸掛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外的條幅，來源請見：

http://www.xubing.com/index.php/site/projects/year/1999/art_for_the_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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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發現他們居然可以進入到中國書法的范圍里面，而且能夠讀懂以他們自己的文字

所書寫的方塊文字，這時候他們會獲得一種過去沒有過的特殊的經驗。5

徐冰的另一種跟語言文字有關的創作是被他稱之為“地書”（見圖 3）6的現代藝術 作

品。按照徐冰的說法，他一直有一個普天同文的理想，那就是做一本任何人都可以讀 得

懂的書。由于經常旅行，徐冰注意到機場標志和航空公司說明書的設計大都以圖示的

方式傳達信息。這種以簡單的方法說明復雜的事情和過程的表達方式給了他新的創作靈 感。從 1999 年起，他開始收集各種表達意義的圖示符號，并且利用這些圖示符號的組合 替代文字符號來講述故事，以表達語言意義。有人把它與波蘭眼科醫生柴門霍夫博士 1887

年發明的“世界語”加以對照，把徐冰的“地書”稱之為新“世界語”7。

圖 3 地書（左為局部

圖）

《地書》講的是一個愛情故

事，翻譯 過來就是：早晨 7：

00，一個男人被鬧 鐘叫醒，起

床，洗漱，吃早餐，打車 趕去

機場，坐上 11：00 飛往紐約的

飛 機……

《地書》于 2007 年首先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展出，2008 年又在中國美術館“合成 时代：媒体中国 2008 国际新媒体艺术展”上亮相。“地書”也是以互動裝置的形式展出 的，該裝置有一套“字庫”軟件，先由英文版互動交流系統又發展到中文版互動交流系 統。觀眾可以將英文或者中文句子通過鍵盤輸入電腦，由電腦翻譯成圖形標識語言，以 達到通過電腦轉譯圖形標識進行交流的目的。徐冰所希望的是世界各國的語言都能和這 個標識語言做轉換，使其成為各國語言的中轉媒介，以期最終達到用不同的語言通過“地

書”系統進行相互交流的目的 8。

從充滿“假漢字”的“天書”，到把英文變成方塊漢字的“新英文書法”，再到似 乎能讓

全人類都讀得懂的“地書”，徐冰的藝術創作跟語言文字似乎結下了不解之緣。 媒體也常

把徐冰譽為“文字游戲的大師”9，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2008 年甚至開設了“徐

5 這是筆者在教學實踐中把徐冰的文字書法藝術引入教學過程，測試啟發學生對漢字學習產生興趣的一個重要啟示。 6 轉引自王寅（2007）。 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www.southcn.com/weekend/culture/2007062100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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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注 6。 8 詳見李丹妮（2008）以及劉莉芳（2008）的介紹。 9 王燕娟 陳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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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的藝術”研究課程 10，中國教育部亦專門邀請他參加了“中國文字字體設計與研究中 心

第二次學術委員會會議”并向會議展示了他的“新中英文書法”11。盡管徐冰的藝術創 作始

終圍繞文字進行，以藝術形式創造了新型的“中英文文字”甚至是試圖創造新型的 “世界

語”，但是他仍然是一個國際知名的當代藝術家，而并非一個語言學家。然而， 這一點

并不妨礙他的藝術創作對于語言文字的研究和教學產生積極啟發和深遠的影響。

二、在漢語教學實踐中應用徐冰的文字藝術的積極作用 徐冰從視覺藝術的角度顛覆中英

文文字傳統進行藝術創作，這不僅為他帶來國際藝

術界的崇高榮譽，而且給語言學家和語言教師也帶來很多啟發。徐冰的“天書”、“新英

文書法”和“地書”從不同的側面向語言學家和語言教師提出了一些問題，對于我們在 思

考兩岸四地的語言問題，漢語拼音的本質及作用和普通話推廣，本族語教學，以及對

外國人進行的漢語做為第二語言教學等方面都提供了很好的思考問題的角度。我們在下

面的篇幅中分別予以簡述。鑒于上述每個問題涉及的方面均可展開為一個可深入探討的

話題，我們對一些問題也只能在討論中蜻蜓點水，穿插提出供大家思考，展示的例證主

要集中在徐冰的藝術對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啟發和影響上。

（一）關于漢語難學的神話分析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漢語難學，不僅僅是外國人有這個看法，連中國人自己也

對此也深信不疑。其實，當我們坐下來認真分析的時候會發現，實際上對于外國人（包

括很多中國人）所謂漢語難學的癥結主要是“漢字”難學，而非“漢語”。外國人對漢字

望而卻步，中國人寫白字的現象比比皆是，其實根源都是漢字問題。然而，很多語言生 活現象卻很容易讓我們得出漢語難學的結論。例如，作為公務員和教師門檻的普通話測 試讓國人覺得漢語的難學之處并非只是漢字，因為很多漢語教師經過努力普通話水平測 試也不過僅僅是達到了 2 級甲等的水平；各方言區語音的顯著差異不僅讓外國人覺得漢 語方言其實是很多種不同的語言，而且常常也讓不同方言區的老百姓在懷疑對面那位同 胞講的是哪國話。這諸多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確不能不讓人篤信漢語是難學的。其實造

成漢語難學印象的原因大多是人為的。客觀地說，漢語并不比其他別的語言更難學。

1. 從語言本質的角度來說，漢語不比其他語言更難學 從語言學理論的觀點來看，

語言的本質首先是語音，文字僅是第二位的。漢語語音

并不是人類語音集合當中最難發音的子集。因此，根據語言學理論的推導，漢語發音不

應該是一個造成漢語難學問題的難點。從語言分類學上來看，漢語的確是比較特殊的一

類，屬于聲調語言。毋庸置疑，這會給非聲調語言為母語的人會帶來新的挑戰。但是南

腔北調的問題實際并不只是存在于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者的中介語中，漢語本族語使

用者當中亦有類似問題。漢語難學的結論往往是由于教學過程處置不當造成的印象。

我們強調語言首先是聲音的目的是想突出漢語從語音學的角度上不比其他語言更

難學，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貶低文字的作用。當文字一旦進入語言系統，它就再也不

是可以忽視的輔助系統了。漢語文字系統之所以能夠留存下來，是因為它順應了漢語自

身的特點和規律。因此，在語言教學和交際中注意正確認識漢字的本質和作用可以幫助

外族人應對漢語這一特殊語言系統挑戰的關鍵，譬如說，漢語學習者常常懼怕的聲調問

題。誠然，漢語存在四聲的區別，可這并非意味著每個漢字都有四個不同的聲調。同一

個漢字具有不同聲調的個案是有一些，但是這種現象并不比英語當中的同音詞現象給學 10 詳見徐載宇（2008）。 11 見《語言文字工作簡報》35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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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帶來的困難更為嚴重。在英語中。同音詞由于拼寫不同，使用環境不同，所以一般 不會給本族語使用者帶來什么根本性的影響，比如，cops（警察）和 corpse（尸體）。由 于其出現的位置一般并不會重疊，對于母語為非英語的初學者的影響似乎也極為有限。 然而，不幸的是，漢語中的聲調問題卻經常由于教學方法的問題被人為地擴大，增加了 非聲調語言為母語的學習者學習漢語聲調的困難。

造成聲調成為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的重要障礙的一個主因其實就是漢語拼音領 先的教學方式。當習慣于字母文字的人看到同一個音節，例如，m�，居然有四、五個聲 調時，首先就產生了一種恐懼感。而事實上，這四、五個聲調所對應的漢字卻是風馬牛

不相及的，正像英語中的同音詞一樣，絕少出現在同一個語境中，因此，在真正的漢語 交際中，這些漢字實際上各自只有一個不同的聲調，幾乎不可能在同一個語境拿來作為 對照。如果我們把英語中的同音詞脫離語境來集中教授給英語初學者的話，同樣也會把 這一個原本不成問題的語言現象變成一個可怕的問題。再者，漢語聲調的變化跟英語中 拼寫相同的字重音變化所造成的區別不可類比，例如 im´port（進口）和´import（進口貨

物）的區別。然而，拼音領先的教學往往讓漢語初學者在僅憑拼音練習區分聲調的時候 產生跟英語中這類現象類比的困惑。一般來說，漢字聲調變了不僅意味著意義變了，漢 字本身也變了。可是脫離漢字從漢語拼音領先教學入手，經常會讓一些母語為拼音文字 的初學者感到彷徨：為什么歡蹦亂跳的“馬”兒換一個聲調怎么就變成“媽”了？因此， 讓初學者一開始就對漢語的獨特系統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是非常重要的。尊重漢語的規律， 從漢字教學入手或許可以減少聲調問題給初學者留下漢語難學的印象。

2. 漢語拼音與普通話的標準是雙刃劍 上面提到了漢語拼音教學，特別是脫離了漢

字的聲調拼音教學，對于某些漢語學習

者來說是造成漢語難學印象的一個負面因素，但是這并不等于徹底否定漢語拼音的積極

意義和作用。總體來說，漢語拼音還是一個很不錯的工具。沒有漢語拼音的話，不僅外

國人會感到漢語更難學了，國人亦會感覺如此，而且沒有拼音的話，中國人跟現代科技

的距離可能會更遠了。因此，無論對于漢語學習者還是以漢語為母語的國人來說，漢語

拼音都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拼音系統工具。事實上，不僅漢語，就連字母文字的語言也少 不了拼音系統工具。以英語為例，盡管文字是由字母組成的，但是其發音并非按照字母 直接拼讀出來的，還是要使用 IPA（國際音標）或者其他拼音系統來輔助正音。正如漢 語，可以用漢語拼音也可以用注音字母，反切法，甚至所謂“通用拼音”來輔助發音。 在承認漢語拼音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看到它是一把雙刃劍，至少從漢 語作為

第二語言學習的角度是如此。語音學家從學術研究的角度把各種語言當中相類似

的語音甚至是相同語言當中同一語音在不同語境下的細微差異都一一標注出來，盡管這

些差異對于老百姓的耳朵來說可能是模糊的。可悲的是，對于語言學習者來說，每學習

一門新的語言都要重新學習一種新的發音輔助工具，這的確無形中增加了學習一門新語

言的負擔和壓力。特別是如果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若把漢語拼音神圣化了，嚴格強調其規

定的發音方法及其跟外語語音的細微區別，可能會給初學者帶來更多不必要的困惑。 利用 IPA 本來可以形成一套可供學習各種語言使用的共同發音輔助系統，但是學者

手中的 IPA 由于其不斷增加的輔助符號已經變成了越來越專業的東西，離老百姓似乎也 越來越遠。說到這里我們想起了徐冰的“地書”，他想用具有普遍性的標識符號做一本全 世界的人都能夠看懂的書，或者努力通過這套符號作為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翻譯機，使各 種語言可以通過它轉換成同一種可以相互理解的東西。這個夢目前來看可能還是比較艱 難的。可是它給我們一個啟發：如果 IPA 能夠提供一套為學習各種語言而輔助使用的更 為簡約的語音符號集，變得更為突出通用性和普遍性，寧可稍微模糊一點細微的獨特性， 能讓各國語音學家們普遍接受的，更像“地書”一點的語音輔助系統，可能會更有益于 各國人民學習外語。過去在東南亞訪問時曾經發現，華人用當地語言標注漢語發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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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效果也不算很差，而且有些發音其實是相當準確的。 普通話的標準同樣也是一把雙刃

劍。對于兩岸四地，五十六個民族之間的語言交際，

沒有一種通用語言文字顯然是不可思議的。普通話雖然在某種意義上是漢語的一個人造

變體，但是其存在的廣泛程度及普及性，作為全民族的通用語言文字應該是很合適的。

但是，過分強調其標準性就成了造成漢語難學的又一個因素。如果我們僅把它做一個努

力去逼近的學習標準來參照，問題應該不大。既然連很多本族語使用者，甚至是專業人

士也只能達到中等甚至偏下的所謂“普通話水平測試”的標準，何苦要求漢語作為第二

語言的學習者去努力按照這樣一個標準去學漢語呢？這樣的標準造成漢語難學的印象一

點也不奇怪。普通話講不標準的中國人大有人在，期待所有外國人說中國話沒有外國腔

更不現實，因為他們的母語及方言比那些漢語方言區的人離普通話更遠。

難道中國人學習英語對于其本族語使用者來說沒有外國腔的感覺嗎？顯然不是。只

不過各自對“外國腔”的容忍度不太一樣。歷史上也曾有過創造“英語普通話”的努力，

如 20 世紀 20～30 年代期間英國語言學家 Charles Ogden 曾經創造過“基本英語”（BASIC

English ） ，美國在 20 世紀 70 年代左右也興起過“ 通俗語言運動” （Plain English

Movement），聽上去都有點類似于跟推廣普通話性質相當的味道，但是由于既缺乏群眾

基礎，又缺乏政府強有力的推動支持，這些努力跟中國的普通話推廣的成果是無法相比

的，產生的影響極其有限。其實，缺少一個類似于普通話的僵硬標準到成了英語普及的

一個有利因素。因為沒有“語言警察”的干擾，老百姓無須理會類似漢語中到底是否能說

“凱旋歸來”還是只能說“凱旋”之類的困惑問題。因此，過分僵硬的“普通話水平測試”標準

連一部分中國民眾都能夠嚇倒，更不用說對漢語陌生的外國人了。

3. 從教學方面來看，拼音領先，回避漢字是不可取的 對于字母文字為母語的人來

講，漢字學習顯然是最艱難的一個環節。然而，回避漢

字反而會增加學生認為漢字難學的心理壓力。過去一二十年來，國內母語教學重視識字 教學的研究，對不同的識字教學方法進行了各種對比實驗，無論是小學語文的“注音識 字·提前讀寫”實驗還是回歸亙古以來曾經流行過的“集中識字法”實驗，目的均是加強 識字教學，及早讓兒童掌握大量的漢字，以利于其閱讀能力的發展。這些要求已經體現 在新的國家語文課程標準當中了。這些研究對于漢語做為第二語言教學來說也是很有啟 發意義的。對于外國人學漢語來說，提前識字，盡量少依賴拼音也是非常重要的。

漢字體現了漢語自身的特點，反映了漢語的交際習慣，而且蘊含有文化的因素。過 多依賴漢語拼音增加了同音詞可能帶來的干擾和負擔。即使是字母文字，也不可能過多 依賴注音工具。讓學漢語的學生僅通過拼音來學習漢語，就跟讓學英語的學生僅通過 IPA 來學習英語是一樣的荒唐。我們必須把文字與它的發音輔助工具區別開來，注音工具不 可取代文字的意義。離開了漢字，漢語拼音是沒有多少意義的。跟漢語一樣，英語離開 了拼寫，僅用 IPA 來標注也是令人迷茫的。拼音文字也并不僅是語音，字母的組合跟漢 字的部件一樣也是富有意義的。例如，英文句子“I turned the corner and was scared to see the cops/corpse”中“cops/corpse”這兩個同音詞，拼寫出來完全不會誤解，但是如果僅 用 IPA 標注，勢必增加了讀者正確解讀的難度。過分依賴拼音學習漢語實際上就像是過 分依賴僅表示聲音的 IPA 去學習英語一樣，反而增加了學習的難度。

以上我們簡單分析了造成漢語難學的印象的幾個主要因素。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徐冰

的中英文書法藝術創作對于我們在教學實踐中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以及如何為我們從理

論上認識有關語言以及漢字的一些本質問題提供了何種啟發。

（二）利用徐冰的“新英文書法”藝術緩解學生對漢字難學的恐懼的初步觀察 羅德

斯大學是一所有百余年歷史的大學，2009 年是其實其歷史上首次開設漢語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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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學生們來自不同的專業和學科，對于新開設的漢語課程大都是出于好奇，或者主要 想了解正在世界上變得日益重要的東方的中國的文化，或者說抱著日后想到中國進行英 語教學等心態來選修漢語課程的。當然，真正對于漢語感興趣、主修語言學的學生也有 幾個。跟大多數英語為母語背景的學生一樣，對漢語，特別是漢字，有一種懼怕的心理 壓力。為了緩解學生對漢字的恐懼，筆者按照徐冰先生新英文書法的格式依樣畫葫蘆， 用方塊式英文書寫了一幅“歡迎學漢語”（Welcome to Chinese）（見圖 4）。每當學生來咨 詢的時候，就讓他們來認識一下方塊“漢字”，結果 90%以上的學生在兩到三秒中之內立 刻就辨認出來了。當然，也有個別學生開始還真被蒙住了，以為這就是漢語！

圖 4 根據徐冰的英文方塊筆畫及其構型基本 原則模仿創制的貌似漢字的英文書法

圖中的英文為：Welcome to Chinese Ma

Yue

在課程介紹會上，學生們了解到漢字的偏旁部首就像是這些方塊型的英文字母一 樣，他們的組合是有規律的，也是有含義的。或許是這一新英文書法的啟發作用，注冊 該課程學生在兩周試聽課之后的退選率之低大大出乎校方的意料。根據校方的經驗，一 般開設一個新語種或者根據同類學校開始開設漢語時候的退選率估計，一般兩周以后的 退選率應當在 50%左右。而接受了新英文書法啟發的這一組學生兩周以后的退選率還不 到 10%。當然，這些數據只是事后意外的發現，并不是根據嚴格控制的實驗所得出來的， 并不可以做為證據來說明新英文書法的確有啟發學生漢語學習熱情的顯著作用。但是這 一意外的發現卻給了我們提供了一個課題研究的方向：新英文書法對漢語學習是否有顯 著的積極影響。

另外一個附帶的效果就是新英文書法不僅從整體上促進了漢語學習，更深遠的影響

是鼓勵了學生漢字學習的興趣。雖然按照課程大綱，第一個學期屬于語音教學階段，但

是學習過程中，凡是對漢字學習比較注重，對于漢字掌握比較的好的學生，第一學期末 的口頭與筆頭測試成績均相對比較高，而始終依賴拼音的學生對所學課程遺忘率比較高，

甚至出現了無法跟上課程的情況。當然，這些結論僅局限于初步的觀察和分析，并非經

過嚴格的實驗控制所得出的結果，僅能當作概括性的結論。影響學生成績的其他因素應

該還有很多。因為學生來自于不同的專業，如果僅指望每天 45 分鐘的課時間來學習，不 在課余投入更多時間的話，同樣是導致學習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但是歸根結底，不管是

何種因素在起作用，通過期末測試及其口頭調查結果反映出來的一個明顯的現象就是，

測試成績較低、漢語學習效果較差學生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對漢字掌握的情況比較差。

尚未發現對于漢字掌握比較好，而整體學習者成績卻處在下位的學生。第一學期的測試 是在語音階段結束時進行的。盡管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亦強調過漢字的重要性，但是課程

練習的重點基本上仍是集中在漢語拼音上。從第二學期起，教師才開始強制性地在課堂

上灌輸以漢字為中心的教學，其效果仍有待觀察。

與上述觀察有直接關聯的一個比較有說服力的個案例證就是這個班上的一位同學 G，雖然僅僅學習了兩個月左右的漢語，卻在第八屆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南非賽區 預選賽中以其實力獲得了一等獎。G 是語言學專業的學生，除了每天課堂 45 分鐘的漢語 課程之外，自己另外投入兩小時左右的時間。她的強項就在于她對漢字的掌握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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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賽中她的筆試成績高踞首位，戰勝了不僅跟她同時開始學漢語的其他學校的學生，

同時也包括一些已經有兩至三年漢語學習經歷的學長們。雖然尚無證據說明這一切是徐

冰先生的“新英文書法”的啟發起了關鍵作用，但是一個明顯的觀察就是對漢字掌握水 平的高低是衡量學生漢語學習效果的一個有效的指標。如果不能解讀漢字，而僅僅停留 在依賴拼音才可以流利朗讀課文的學生，在漢語學習上是走不遠的。

三、幾點觀察體會與建議性結論 徐冰以藝術家獨特的眼光用“三書”對我們的語言生活作

了精辟的概括，為語言學

家和語言教師審視我們的語言材料和語言教學過程提供了形象的隱喻。貌似漢字卻又非

漢字的“天書”可以是外國人在接觸漢語之前對漢語的形象感受，也是我們經常在漢語

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生中介語中經常觀察到的錯字、別字現象；在兩岸四地之間，簡繁漢

字的區別、網絡語言的興起、扭曲成語原意的廣告語言的運用、方言方音的差別等等，

時而也會給不同地區的人們、受教育程度和年齡不同的人群之間的語言生活帶來“天書”

般的體驗。“新英文書法”可以說反映了國人對于漢語的一般感受：立體而且有意義的部

件或者文字的組合體；同時也映射我們期待學漢語的外國學生最終能夠獲得的對漢語的

認知能力目標，以方塊字的立體形式對漢語進行有意義的解讀。“地書”的含義尤其深遠，

它本身反映了藝術家世界同文的良好意愿，但是對于語言學家和語言教師來說，地書的 隱喻實際上可以是漢語拼音或者是另外一套尚未被創制出來的能夠用于解釋各種語言發 音的一種通用拼音系統，它可以成為不同民族之間進行語言溝通的一種介質，正如漢語 拼音或者 IPA，能夠讓不同民族的人民發出同樣的聲音。在地書作品的展覽上，我們看 到，這部藝術家期冀人人都能讀懂的書實際上還是要靠自然語言去解讀其意義，因為它 的語言功能尚不完整，有“形”，有“義”，但是尚缺能夠為不同民族共同拼讀的“音”。

地書本身的讀音仍有賴于用各民族不同的語言對同樣形狀的符號進行同樣的語義解讀之 后，轉換成不同民族語言的語音。或許藝術家期待有一天會有一套各民族均能接受的語 音來拼讀地書的通用符號，這一隱喻也正表達了我們前面所提到的愿望，期待能夠有一 套真正實用而且可以在各語言間通用的 IPA 來拼讀各種語言的愿望，而無需為拼讀各種 語言自行創制一套符號系統，增加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的額外負擔。

從語言學的角度，徐冰的藝術創作印證了當代語言研究成果當中的一些廣為人知的 結論。心理語言學研究者對于詞優越（word superiority effect）問題的研究、言語聽辨和

記憶等認知過程的研究均表明“意義”對于記憶的質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觀點 在“三書”中均得到驗證。“天書”猶如詞優越研究中的假詞。徐冰以藝術的形式展示了 假詞的本質，貌似語言，但是卻無法得到語言意義的解讀。外國人認為它們是漢字，因 為它們形似漢字；中國人否認它們是漢字，因為它們沒有語言意義，僅僅是藝術上的表 現。雖然語言是約定俗成的，但是一旦形成公約，便受著規則系統的約束。因此語言符 號的最關鍵的元素是其表意性，當然意義靠著一定的外形來承載。“新英文書法”從另外 一個角度印證了同樣的道理。文字的外形只不過是意義的載體。英文由拼音變換為方塊 形式，對其解讀仍然依賴其意義，或者確切地說，以英文拼音字母原有的外形所承載的 意義進行解讀，而不依賴其重新組合成的方塊結構。“地書”所映襯的是漢字文化圈的另 一種現實。盡管漢字語音上有差異，甚至字形也不盡相同，但是均可以解讀成為具有相 同或者類似語言意義的東西。“三書”是對漢語這樣一種表意文字本質的藝術性隱喻。漢 字的特點就是一種“意義”領先，“形”為載體，“音”為附著的組合體。

借助藝術家徐冰的“三書”的隱喻，我們還可以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審視一些跟兩 岸四地語言生活以及漢語文字改革有關的問題。我們首先想到，所謂漢語拼音化的改革 道路是行不通的。正如我們前面所說，漢語拼音化的努力就相當于把英語國際音標化那 樣地不切實際。這樣單純把語言音效化嘗試的效果等于把漢語和英語推回到尚未創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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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遠古時代，人們的交際又返回到僅僅能夠滿足一般生存需要的日常口頭交際，而不

得不放棄了很多文明發展過程中所積累起來的文化元素。也許有人會質疑，語言是約定 俗成的，為什么英語及其很多其他語言可以使用字母文字，漢語就不行呢？的確，從理

論上來說，漢語是完全可以采用字母文字來記錄的。只不過這套系統并不是現存的漢語 拼音可以替代的，因為漢語拼音的功能與標注英語發音的 IPA 是等同的，我們必須仿照 英文的正字法，重新為漢語創造一套新的像英語拼寫組合一樣也能夠表意的字母文字系 統。這樣的努力就跟徐冰所創造的具有 4000 多個字的“天書”藝術所給我們的啟示一樣， 要重新創造歷史才能夠完成漢語拼音化的改革。這種代價絕對不符合中華民族的利益， 也是文明史絕對無法接納的做法，因為這絕對不符合語言科學和語言發展的規律。漢字 系統已經跟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緊密成為一體，這就是它自身的特質。漢語拼音化的努 力無異于漢語“天書”化。顯然，這并非是語言學家的任務。

由此我們又想到了漢字的簡化，所謂簡繁之爭。語言的發展變化跟社會的發展變化 是一樣的，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從語言學的觀點看，任何語言和文字隨著社會歷史

發展都會有不同程度的改變，這也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語言學家違反廣大語言使用者的

意愿，做語言警察的努力往往最終都無法阻止語言朝著既定的方向發展。當然，重大的

語言發展變化不可能沒有人為的干預，無論是語言學家制定的能夠反映大家意愿的語言 規范的作用還是某些知名的作家、藝術家頗具影響的作品引導了某些潮流的出現等等。

同時，也如中國祖訓所言，過猶不及。走兩個極端的想法都是不可取的。漢字不可能一

成不變，停留在初創階段。實際上，從甲骨文時代到當今，現代漢字已經經歷了諸多變

化。反對漢字由繁到簡變化的極端觀點跟把漢字改革推向極端的第二次簡化字方案或者 漢語拼音化這樣的極端觀點同樣不可取。語言學家應當從科學角度出發，持一種“中庸” 的態度，也就是現代西方學術界崇尚的所謂“均衡”（balanced）的態度。從政治性的角 度思考語言問題往往會導致摻入偏見。尊重語言發展的科學規律，照顧廣大語言使用者 的交際習慣，應該是我們考慮語言改革的出發點。漢字的簡化并不是那樣的可怕。第一 批簡化字可以說是歪打正著，雖然它的確是在政治領導人的積極推動下實現的，本來是 做作為漢語拼音化改革的前奏來進行的，但是簡化字篩選的過程卻是順應了客觀實際和 民意

需求，選取的大都是千百年來民間廣泛使用和流傳的簡化字形式 12。違反科學規律 的簡

化字是不會有生命力的，正如第二批為簡化而簡化的漢字，出籠不久就被廢除了。 我們不能因為漢字簡化的實現是因為在政治領導人的推動下實現的而去盲目反對。事實 上，正如帥彥（2009）所回顧地那樣，漢字簡化問題其實一直是一個歷史問題。跟前面 所提到的英語歷史上的“基本英語”和“通俗語言運動”之類的“英語普通話”改革來 比，我們應該慶幸因為有中國領導人的積極推動而達致漢語簡化字普及的這種非凡的效 率。同樣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二批簡化字雖然也有政治力量推動，但是因為不符 合科學規律和廣泛的民意，即便是正式推出來了，但是還是無法生存下去。漢字簡化不 僅符合中國民眾的意愿，連外國人學習漢語也是持這種態度。在我目前任教的學校課堂 上有一位常來聽課的已退休的非洲語教授。我把教材中偶然夾雜的一本繁體字版本送給 他去研究，沒想到他多次找我解釋，他的意愿還是“識繁寫簡”，因為繁體字對他來講記 憶負擔太重了。其實這代表了很多外國學生的意愿。就簡體字而言，學生在開始學習書 寫的過程中也還經常缺胳膊少腿，更不用說要寫繁體字了。從格式塔心理學的角度看， 忽略細節從整體上認知漢字符合人們的認知習慣。在學生學習和理解漢字的過程中，意 義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他們眼中漢字字形只不過是意義的載體，對于他們來講，能 夠把字形跟意義和發音聯系起來的過程比漢字的詞源歷史意義更為重要。筆畫過多的繁 體字不僅是過去中國老百姓普及教育的障礙，也是外國人學習漢字的障礙。網絡語言的 簡約化事實上也反映了人們希望語言能夠簡化的意愿。簡體字固然可能丟失了一些繁體

12 見帥彥（2009）對漢字簡化歷史所做的概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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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包含的原有信息，但是我們不妨為其找到合理的新的含義和解釋。過去曾經有一位菲 律賓華校的校長跟我說，“樹葉”的“葉”字的簡體字失去了原有的美感及意義。我當時 就提醒她，為什么不能把簡體字“叶”中的“口”看成是樹干上的一片葉子呢？是啊， 后來她也覺得這種俗詞源學（folk etymology）的解釋還是可以接受的。人類具有創造性 地使用語言的能力。這一點也完全可以體現在漢字簡化的過程中。

綜上所述，徐冰的中英文文字藝術創作為我們思考和研究兩岸四地語言生活中面臨

的漢語言文字問題及對外國人進行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所涉及的問題提供了很多啟

發。筆者借助這些啟發所開展的某些調查與分析也才剛剛開始，還要持續觀察一段時間， 通過更加嚴謹的實驗設計才有可能得出更有意義的結論。本文僅把受徐冰藝術創作啟發

所產生的一些初步的認識與想法奉獻給大家，這些觀點可能還屬于藝術性想象階段的產

物，尚有待科學論證，但筆者愿借此拋磚引玉，以期得到同仁指教，不斷完善有關認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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