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纪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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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20年1月7日 星期二 责编：李煦 美编：陈昌 版式：丽菲 责校：江洋 读 周刊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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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插花两度东传日本文/叶军

书评·文化

原来长安不止十二时辰

《中国古代纪时考》：中国人这样认识时间长江日报记者李尔静

月落荒寺：格非对“中产阶层”的理解之同情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身边学插花的人正在多起来。不过，学西式插花和日本插花者甚众，学中式插花的倒不多见。何故？

要知道，东方插花是以中国插花为源头蔓延开来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插花简史》就写到，中国插花两度东传日本。

第一次是在隋唐时期。公元593年，日本飞鸟时代，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即位，但真正执政者为推古天皇的侄子圣德太子，他先后三次派遣堂弟小野妹子率领使团出访中国。

小野妹子在中国看到了佛前供花种种，回国后，特别向推古天皇禀报。圣德太子去世后，小野妹子在其创建的观音道场紫云山顶法寺（又称六角堂）潜心研究佛法及供花之道，传授门徒。日本花道历史由此展开。

六角堂位于圣德太子沐浴的水池之畔，因此也被称为池坊。小野妹子开创的日本首个插花宗派便以池坊命名，小野妹子也被称为日本花道之祖。

8世纪奈良时期，日本又先后派遣19批遣唐使，引入梅、菊、柳、桃、李以及牵牛花。日本人爱极了梅花，官员们效法唐风举办梅花宴，结集于8世纪末的《万叶集》留下118首咏梅诗。牵牛花是另一深受日本人喜爱的花材，被称为朝颜、夕颜，时常作为参悟茶道之用。

中国插花二度东传日本是在明代。那时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持续上百年。日本权势之家常常举办唐物鉴赏会，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尤其喜好中国花瓶，多次举办“花瓶合”，即花瓶比赛。

与中国花瓶一同传入日本的，还有瓶花之道。袁宏道的《瓶史》在日本大受赞赏，甚至由此诞生了日本另一个插花流派“宏道流”。

《瓶史》在中国插花史上也是一本重要著作，因为对于中式插花而言，品瓶尚在品花之前。“花、器对半”是中式插花不同于西式插花的重要理念。西式插花主张在艺术层面进行审美和设计，与几何学、建筑学、色彩学等有很深渊源，而中式插花注重文化表达、道的贯彻。中式插花先有立意，再来呈现，“器可载道，花可明意”。

中式花器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内刻铭文的青铜尊是商周时期大型礼器，自宋代开始就只作为花器，被称为花尊。清代乾隆最喜欢的花器则是鹿头尊，取长寿之意。其他花器如觚、琮式瓶、观音瓶、梅瓶、蒲槌瓶、玉壶春瓶……个个都有说道。

中国插花文化出现很早，于新石器时代就有萌芽，汉代出现最早关于插花的记载，隋唐时期诞生了中国第一部插花理论——罗虬的《花九锡》，短短75个字就勾勒了从空间设计、创作到欣赏的完整插花体系。到了宋代，插花更是成为文人四大雅事（插花、点茶、熏香、挂画）之首，时人对花的感知包括了花情、花性，甚至是等级和品第。给花排资论辈的举动实令今人匪夷所思，但对花至情至性的体察却也让今人望尘莫及。

兼具风雅与实用魅力的中国插花，绵延千年，未曾断绝，可以说是“凝聚思想和智慧的活化石，是人们与自然、与他人、与自我沟通的独特方式”。

现如今插花重兴，为何中式插花却置身边缘呢？作者之一的李响认为，我国治史门类广博，插花却处于史学盲区，缺乏有效资料甄别与整理，“在日本花道讲体系、讲传承、讲规范的对比之下，中国插花更见羸弱。”

另一作者孙可也提到，他在罗马孔子学院讲学时，翻译只会用日语发音来译中国传统插花，当时的尴尬和不甘他一直记得。

孙可是中式插花传承人，出生在京城南锣鼓巷的帽儿胡同，他名字里的“可”字就来源于家对面的可园，那是清代大学士文煜宅邸的花园。孙可从小就跟姥姥、母亲莳花弄草，这一带始终有人保留着养花、插花、赏花的癖好。

包括插花艺术在内的各门类文化，总是起起落落流转往复，今后学习中式插花的人，想必也会慢慢多起来。

《遇见宋瓷》许晟 著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围绕80余片宋瓷顶尖瓷片，拍摄了两百余幅高清照片，并逐一赏析其艺术特色与美学成就，为读者提升审美力提供了一次

“眼力训练”。同时，作者也从宋瓷诞生的背景，探究了“这一人类制造的最美器物”所映射出的中国艺术与文化的黄金时代。

《装腔指南》[英] 托马斯·霍奇金森 休伯特·范登伯格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本机智风趣的高雅文化普及小书，介绍了知识分子聊天时最爱提及的200多位文化人物及其“使用方法”，比如，聊起弗吉尼亚·伍尔夫，只要知道她使用了“意识流”就够了。读罢这本书，你能完全掌握如何在一场对话中适时地插入福柯这个名字。

《光影的来处》卢玮銮 熊志琴 主编北京出版社

本书源于编者开设的《香港文学专题：文学与影像比读》课程，包含《霸王别姬》《胭脂扣》《倾城之恋》《半生缘》《阿飞正传》《花样年华》等作品，邀请张国荣、刘以鬯、许鞍华到学校，给同学演讲及解答问题，本书即四次演讲的文字记录合辑。

《四十年新闻摄影：图片社时代》［法］米歇尔·赛邦 玛丽·库赞 著四川美术出版社

越战、两伊战争、柏林墙倒塌、艾滋病、海湾战争、卢旺达大屠杀、“911”事件、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冲突……震撼心灵的75张照片见证当代历史的关键时刻，摄影师亲自讲述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新闻摄影资深从业者的心路历程和行业观察。

《侣行十年》张昕宇 梁红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极限探险家张昕宇、梁红的环球旅行纪念“侣行”系列十年精选珍藏版，精选了两人从 2008 年订下“十年之约”，携手走过全球200 个家和地球的经典记忆。两人主创的

“侣行”系列节目，播放量超30亿。（整理：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人类被时间“统一”时间的精准程度和效率密切相关。

知道了春种秋收，其他季节就可空余出更多的时间来练兵、修造，从事其他劳动。发现了“统一时间”带来的好处，人们又安排了进餐、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当所有人都被安排到大致相同的时间后，人们就可以空出大量的、一致的“其他时间”，将所有人的“其他时间”结合在一起，则可以动员巨大的人力，为社会生产、发明创造、艺术构思提供无穷力量。这也是为什么，随着社会发展，时间会变得越来越精细，而越来越精细的时间，也同时会推动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

写过《技术与文明》《艺术与技术》、开创了人文主义技术哲学这一学派的美国学者芒福德曾经说过，对工业革命影响最大的发明并非是蒸汽机，而是钟表，钟表让时间变得越来越精确，人们不再以“日”作为单位活动，而是用时、分、秒。

其实，不只是钟表，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每加深一步，都会带来社会的“新纪元”。有了年、月、日，人类有了安排计划的可能；设置了毫秒、微妙，信息、电子、智能技术得以飞速发展……时间或许是自然的产物，但人类社会中的时间却是人类自己挖掘出来的，也正是这些“人造时间”，赋予了人类新生。

现在，我们提起时辰与年月，常常觉得它们理所当然、天然存在。而实际上，这些都是上古的先民们从一片混沌的时间里，一点一点挖掘出来的。在挖掘时间的过程中，先民们发现规律，印证规律，运用规律，经历过失败，最终，留下了成功。这或许就是《中国古代纪时考》在趣味之外的深意。

北京大学张衍田教授的《中国古代纪时考》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书”，才100多页，不

到10万字，却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纪时的方方面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人们对时间

变化的认识及其记录方式的改变，既见史学功底又意趣盎然。

人类始终生活在时间里，然而直到今天，人类依旧不能完全掌控时间，所能做的只是

逐渐认识它。年、月、日、时、刻，这些今人已经习以为常的纪时单位，在时间长河里都经

历过漫长的演变，而每一次演变，都意味着人类的进步。

长安不止十二时辰人类认识时间，是从纪“日”开始的。太阳东升西落，月亮昼

伏夜出，大地从光明陷入黑暗，不久之后，又再次迎来黎明的曙光。这是人类对时间最早的感知，在掌握了这些规律之后，人类有了“日”的概念。

中国最早出现的“纪日”方法，可能是干支纪日。夏王朝时，就有了“十干纪日”的说法，《尚书》中就记载了，大禹辛日成婚，甲日治水。“十干纪日”即用每个天干指代一日，天干有十个，因此，十天就是一个“轮回”。虽然干支纪日既不方便，也不准确，却是华夏先祖们在纪时这条漫长的征程上迈出的第一步。从此，人们不再陷于浑浑噩噩的白昼与黑夜，而是学会了将“日”串联起来，懂得了过去与将来。干支纪日的方式虽然已不再采用，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影子”，比如，现在依旧使用的“旬”的概念，就是十天，这正是上古时间思维的留存。

去年，有一部火爆网络的影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十二时辰”，几乎是我们对于古代纪时的统一印象，但在先民们认识时间的过程中，“十二时辰”可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了“日”的概念后，上古先民开始尝试对“日”分段。最早的分段方法，是以进食的时间作为节点，比如，“大食”就是早饭的时间，“小食”就是晚饭的时间，日出至“大食”称作“朝”，“小食”至日落称作

“暮”。根据这种标准，先民们大概将白日分为了八段，又将夜晚分为了七段，这就出现了“十五时辰”。为了精准地划分每个时段，“时辰”的数量也在不断改变，比如，先秦时期，试过“一日十时”的纪时方法，到了秦汉时候，又出现了“一日十六时”的计量方法，与“一日十六时”同时使用的，还有大家熟悉的“一日十二时”。

制定“时辰”，需要遵循两个条件：一是标准要统一，这样大家才好统一行动；二是标准要符合自然规律，这样才不会在使用中出现纰漏。其实，不管是“一日十时”，还是“一日十六时”，都是符合这两个标准的，对于中国古人而言，不管是以2.4小时为一时辰，还是以1.5小时为一时辰，抑或是以2小时为一时辰，对于生活的影响可能并不是太大。那为什么，最终汉王朝会选择

“十二时辰”作为统一标准呢？这个答案，到今天都无法知晓。《中国古代纪时考》一书中，作者认为这个标准可能与十二地支有关系。而两千年后的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曾经的长安不止有十二时辰，至少，还有过十时辰和十六时辰。

从“漏刻”到“年月”“日”向内延伸出现了“时辰”，每个时辰还可平分为初、

正两部分。但是为了指导起居作息、建立公共生活秩序、保证军事行动准时无误，“精确到小时”还不够，必须进一步向内延伸、挖掘时间，“漏刻”应运而生。漏刻有很多种，基本原理都相同，是将刻有数字的箭或标尺插到箭壶中，再往箭壶里匀速滴水，水涨箭高，人们依此来判断时间。到了冬天，为了防止水冻结冰，人们还会给水加温。《周礼》中记载：负责时间管理的官员为挈壶氏，一旦有军事行动，他们就会悬挂漏刻，以此来安排值夜警卫的人员；遇到祭祀，挈壶氏的官员也会用漏刻计算时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漏刻最初发明出来，就是为了让这些“大事”办起来更加成功。东汉蔡邕《独断》卷下写到君主的作息时间表：“夜漏尽，鼓鸣则起；昼漏尽，钟鸣则息。”君主如此，贵族士大夫以及平民百姓的动止作息，自然也都要以刻漏为标准。

到了清代，漏刻被正式定为96格，每8道刻痕为一个时辰，也就是一刻15分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刻钟”的来历。换言之，那时的中国人，对时间的挖掘利用，就只能精细到15分钟左右了。

“日”向外延伸，则出现了“月”。先民们发现，月亮和太阳一样，也有变化规律，只是，相较于太阳，月亮的变化周期更长。每经过一段时间，月亮都会从月牙变为满月，再回到月牙，先民们将每次“轮回”称作“一月”，这也是“月”这个称呼的起源。

随着月亮的阴晴圆缺，还有气温的温热与寒冷，万物的生长与凋敝，白昼的增长与缩短……这些变化一次又一次的周而复始。每经历一次寒来暑往，植物就枯荣一次，飞禽就来去一次，于是，在人类的时间轴里，有了四季，有了

“年”。一个月亮周期约为30天（实际上是29.53059日），十二

个月约为360天（354.36708日），但天文上的一个回归年是365天（365.2422日）；如果按照一年十二个月（30天为一月）来设定，十几年后，一月份就有可能变成夏天，而六月份却处在了寒冬。为了补齐差异，中国人发明了闰月，也就是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为某一年多设一个月。甲骨文中就有“十三月”的记载。

《中国古代纪时考》张衍田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月落荒寺》1：德彪西所作意境最空寂、谱符最稀疏、音响最弱远一首乐曲。速度极缓慢，……造就惨白清淡月色洒落空山荒寺之意境，既具东方色彩，又合高洁疏淡清雅空无的美学原则，在法国音乐中独树一帜。（以上介绍来自某音乐网站）

《月落荒寺》2：格非长篇小说新作。4年前，在圆明园正觉寺花家怡园举办了一场中秋音乐会，由格非好友、音乐评论家刘雪峰组织，从晚上七点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在这8个多小时里，格非和朋友们欣赏了包括西方古典乐、中国戏曲在内的各种音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确定了《月落荒寺》的框架。

“知识分子”是很难写好的，这里特指人文知识分子，或者说，文人。这么多年来，我读过的书写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小说，只有3部留下了印象，《废都》《应物兄》和《月落荒寺》。

难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人的劳动形式、工作内容不好写。写警察，可以写他如何破案；写商人，可以写他如何经商创富；写农民，可以写他如何对待土地和自然；写记者，也可以写他如何采访。唯独“人文知识分子”，该怎么写他讲课、写作、研究和思考呢，如果能写清楚这个，那就很容易变成一本别的什么书而非小说了。

另一个原因，则是作家自己也属于“文人”，要想把文人写好，意味着相当程度地袒露自己、自我解剖和自我怀疑。

《月落荒寺》的主角林宜生，是北京五道口附近某大学的哲学教授（格非本人任教于清华，所以刻意绕开清华，在小说中安排了林宜生入职清华未成的一笔），有一套让学生全程无尿点的讲课方法，把哲学讲得深入浅出，由此成为学术名人，听众遍及各界，在2006年（小说里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这一年前后）的讲课费就有8000元，年入百万。无独有偶，《应物兄》的主角也是讲课高手、大众名流。只有这样安排，才能让主角走出学院围墙，与政商传媒乃至娱乐等社会各界发生关系。

格非一方面宣布不再写乡村，要写城市题材；另一方面否认自己写的是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在写中产阶层。林宜生在全国飞来飞去忙个不停，心劳力拙，患上忧郁症，需要服用药物。他的“朋友圈”里3对夫妇，有官员、艺术家、财经人士，大家一期一会，交流茶道、艺术和赚钱话题，其乐融融，实则各有各的难处。但如果只是写这些东西，《月落荒寺》就不那么出色了。

格非用他擅长的优雅笔调，给这个圈子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元素和气息，就是林宜生的神秘新女友楚云。他寄

希望于年轻一代，着意写了林宜生的儿子和女友，写年轻人的洒脱、阳光，写一代新人看似没心没肺的成长。书中有两个细节很不错：林宜生夫妻离婚，原因是妻子出轨，不知情的儿子夜晚三点来问爸爸：“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妈妈的事？”林不想破坏儿子心中母亲的形象，就用“暧昧而狡猾的沉默将儿子的猜想导入他途”。后来林宜生撞见儿子和女友在一起，本想装没看见，对方却大方地叫他“叔叔好”，他摆出一副威严而不失礼貌的样子答应着，心里却因这女孩“眉眼长得很正”而喜悦，把自行车踩得飞快。

全书的高潮自然是圆明园那场音乐会，几条故事线都在此汇集，情感和顿悟也在此释放。主办者精心计算时令、气候、曲目和建筑物高度，德彪西《月光》奏响时，一轮明月越过寺院的废殿，升至四合院的屋脊之上：“不论是坐在前排的商界精英和社会名流，还是散席上的那些普普通通的爱乐者，此刻都沉浸在同一个旋律中，恍如梦寐。不论这些人是有着精深音乐素养的专业人士，还是附庸风雅之辈，不论他们平日里是踌躇满志、左右逢源，还是挣扎在耻辱、失败和无望的泥潭中艰辛度日，所有的人都凝望着同一片月色溶溶的夜空，静默不语，若有所思。”

这是格非对笔下人物的“理解之同情”，也是《月落荒寺》不同于《废都》《应物兄》之处。

《长安十二时辰》片头图：“巳正，大荒落”。“大荒落”是原始的十二地支之一，在指代时间时，主要有两个用法，一是太岁运行到地支“巳”位，这一年称为大荒落；二是指巳时，也就是上午9点至11点。图中大概是上午十点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