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赞叹：“端朴若古佛之容！”——

《爨宝子碑》：“道法自然”的杰出代表

□ 吴湘生

6 文史哲之美 2017年6月18日 星期日编辑/耿嘉 郭笑笙 美编/杨千红 制作/阿兰

＞ 文史笔记

“小云南”研究的时代意义——“小云南”续考（六）

□ 吴光范

杨慎《乌蒙山》诗品读□ 杨继渊

＞ 观景台

会泽江西会馆□ 本报记者黄喆春文/图

会泽县城的江西会馆又称万寿宫，俗称江西庙，是从前江西籍客商建造的同乡会馆。明清之际，外省汉民大量涌入会泽。外籍客民为了安全和经济利益能够得到保障，纷纷以同乡结党兴办同乡会馆，以同业协会举办同业庙会，以宗教同宗建立各类寺庙。会泽因铜业兴旺等原因，移民众多，一个地处边陲的小县城，竟先后建起省级会馆 11处，另有府、厅、州级会馆 7处，县级会馆 2处，形成了会泽独具特色的“会馆文化”，使会泽县城成为全国会馆最多的县城。

会泽江西会馆坐落在县城

江西街中段，占地面积 7549.92平方米，建筑面积 2874平方米，房屋 44间，由门楼戏台、正殿、后殿等组成。江西会馆最有特色的是门楼戏台。戏台面阔 16米，高13.6米，可供较大型的传统戏曲演出。戏台为穿斗抬梁混合式歇山顶结构，前檐开山门，楼层作戏台。前檐三重，后檐五重，檐下有装饰性的密集型斗拱挑檐，屋顶前后共 42只翼角，造型别致，设计精巧，有如仙鹤展翅，凌空飞翔，建筑精美。

会泽江西会馆建筑群，被录入《中华瑰宝》和《中国旅游大典》，堪称云南清代古建筑之精华。

乌蒙山区地跨川、滇、黔三省 38个县（市、区）。明代四川状元杨慎被谪戍云南期间，曾多次经此往返于川滇之间，他在《云南山川志》中，专门写有“乌蒙山”条目。

杨慎的《乌蒙山》诗，收录于清代《武定府志》《禄劝县志》等。此外，1988 年《云南文史丛刊》，《杨慎戍滇诗集》（秦栋编注，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2 年出版）等，也收录有此诗。这是作者辞旧我的别词、迎新我的颂歌，也是杨慎对实现自我精神逍遥、超凡脱俗、身心得以解脱的一种心态写照，反映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变化。全诗熔铸了郦道元、谢灵运的山水诗以及陶渊明的桃源诗。加之，杨慎出于对李白的顶礼膜拜，刻意模仿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折射出求道访仙的一种洒脱和狂放，一气呵成，清新自然，笔触明丽，意境开阔，形成了“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光”的风格，神韵天成，自是名篇。

全诗开篇即景，突兀而起，出语不凡：“此山奇绝不可比，郁郁苍苍孰能纪。晦明幻化神器潜，让帝艰难不到此。”横空出世，磅礴文气扑面而来，采取大白描写意，健笔挥洒。“让帝”指唐代李宪。李宪因其弟李隆基有平韦氏之功，恳让储位于李隆基，后谥“让皇帝”（见《旧唐书·让皇帝宪传》）。杜甫《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诗：“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此处用典，别有深意。紧接着，颇类似工笔描摹，细致入微地捕捉眼前景象。先写远景，“山鬼啾啾木客号，古藤絙索垂猿猱。山禽百韵隔云木，落日熊罴呼其曹。”以山鬼木客的声音、古藤上垂吊着的猿猱、山林中百鸟的鸣唱、黄昏时熊罴的呼朋引伴等一系列描写，衬托深山莽林中的神秘情景。再写近景：“路断吊桥悬怪石，宛若晴虹高万尺。悬钟度索越他山，飒飒天风吹羽翮。”以断路、

吊桥、怪石、悬钟、度索等物象，表现乌蒙山的人迹罕至、路途艰难，而飒飒天风，却让人有羽化成仙之感。

紧接着，笔锋陡转，引出桃源仙境。“烟霞不隔仙源深，仙境渺茫何处寻。”生出对桃源仙境的热情向往。接下去，极写桃源仙境。近景，桃源“人似避秦鸡犬近，松根履足蛩然音。洞门深 锁 桃 千 树 ，山 灵 谢 指 桃 源路。”远景，“翠观岭青紫柏图，鬼 工 凿 处 心 惊 怖 。”缘景而入境，“上有惠嫋清且漪，天女常来沐浴此。”句中的“惠嫋”，指乌蒙山的“惠嫋湖”，《禄劝县志》载：此湖为仙女沐浴之所，常有飞鸟衔拾水面落叶，使湖水洁净。

仙女湖畔再引出另一境：“双头孔雀有千年，白鹿麀麀独角长。仙人酤我长春醉，一饮双襟无边所。”在孔雀与白鹿的陪伴中，与仙人对饮，敞开衣襟，无穷快哉。这种以浪漫的幻想，不写人间，反写桃源仙境，是杨慎刻意模仿李白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用桃源仙境反衬人间，却是作者的巧思。

最后，“仙词浏亮涤尘烦，自信 仙 缘 吾 与 汝 ”，仙人一番话语，使人心胸敞亮，洗涤了旅途尘埃和劳烦，深感与仙人有缘。表达作者积极、乐观而自信的态度，是作者思想获得解脱后逍遥自在的具体表现。

杨慎的人生坎坷曲折，他的心中也并非是消弭了一切矛盾的静穆世界。但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面对现实社会的各种纠缠牵绊，他懂得排遣，知道寄托，满怀对生活的期待和愿景。作者“自信仙缘吾与汝”的这一慨叹，含意颇多，包含着对亲情、友情、冤情、未来等方面的期盼，坚信有缘的“仙人”出现，从而“仙词浏亮涤尘烦”，化解人生之旅的一切愁烦。的确，不论路途多么坎坷艰难，心中的希望一定要有。

（作者单位：武定县文联）

传说，《爨宝子碑》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云南曲靖出土后，被一乡民用作压豆腐的石板。咸丰二年（1852年），云南曲靖知府邓尔恒在豆腐上发现有字迹，派人寻访，遂将此碑运回府署保管。

邓尔恒出生于诗书官宦人家，其父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两广总督邓廷桢，曾与钦差大臣林则徐共同禁烟而成为民族英雄。邓廷桢精通书法，是晚清著名书法大家。邓尔恒自幼耳濡目染，饱受熏陶，在书法艺术上颇有眼界。《爨宝子碑》让他惊为天书，此碑文字太奇特——笔画上，说是楷书不为其过；字形上，说是隶书名副其实；通篇笔意和布局近金文大篆，碑字明显正书，一笔一划写出刻出；正书下笔能像草书那样洒脱、灵动，正书造型能像行书那样随性、大胆………，这些都让邓尔恒久久震撼。

《爨宝子碑》与《好大王碑》

《爨宝子碑》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艺术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文学艺术爆发式、井喷式大发展，产生了许多有独特创见的思想家和流传千古的艺术精品。仅以书法为例，书圣王羲之正是活跃于这一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字刻石通称魏碑，但此时期的碑刻中，唯独有两个碑独立于魏碑之外，学术界没有将其划归在魏碑之内，这就是《爨宝子碑》和《好大王碑》。《爨宝子碑》全名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碑》，碑文记叙建宁太守爨宝子生平，立于公元 405 年。《好大王碑》全称《高丽好大王碑》，又称《广开土王境平安好大王碑》，为东晋时期高句丽第十九代王谈德（374—413）的记功碑，立于公元 414年，比《爨宝子碑》晚 9年，今立吉林省集安市太王乡。

《爨宝子碑》和《好大王碑》应该成为“姊妹碑”。两碑不仅产生时代一致，而且两碑所存之地从前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一在西南边陲，一在东北边境。《爨宝子碑》特点：生动、自然，单纯、方正，结构大胆、随性，笔法奇异、天真。《好大王碑》特点：安静、自然、方正、沉稳，笔法古朴、结体简单。共同点：字体方正、自然。此处“自然”的含义是，两碑字体都没有当时南北书风中的派别背景、宗教背景，没有皇权旨意，

没有任何世俗强压在书者身上沉重的包袱，而是天马行空，信手拈来，清水芙蓉，一尘不染，别具一格。因此，没有任何时期的碑与之相似，可谓空前绝后。这也正是其可贵、可佩、可尊之处。长期以来，这两块同时代的碑，受到人们广泛赞誉，并成为书家临写的重要碑帖。现代很多书家都在这两个不同凡响、个性极强、绝无仅有的碑中寻求归宿。

道合自然的书法之美

《爨宝子碑》产生在魏晋时期，发现于清朝晚期，这是历史必然。这两个时期，都是书法发展史中最为重要的时期。这两个时期，人们都在深刻探讨书法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人们都没有在原有书法理念、书法水平、书法实践上故步自封、唯我独尊、洋洋自得，而是寻古访今，争奇斗艳，百舸争流。变革、探索是这两个时期光彩夺目的主流。

晚清，是中国书法史极为重要的蓬勃发展时期。此时，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李瑞清、傅山、包世臣、沈曾植为代表的一批书法大家，一改帖学盛行书风，大力提倡汉魏碑学，特别注重对魏晋南北朝造像、碑文、敦煌经书研究。在此背景下，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从中药材中发现甲骨文，极大地推动了书坛风气回归本源的运动。《爨宝子碑》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人们发现，被人们重视，被此后历代文人墨客瞻仰。

那么，我们怎么来认识《爨宝子碑》的书法之美？秦代丞相李斯为统一文字作出过重要贡献，其对书法也有独到见解，他说：“夫书功微妙，道合自然。”书法微妙之处在于符合自然，李斯这一美学观点契合老子《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这也是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美学思想，天底下最大的美，无尚的美，就是天地之间自然的万物。淳朴与自然，正是《爨宝子碑》最闪亮、耀眼之处。《爨宝子碑》别具一格，别开生面，绝无仅有，举世无双。为什么如此？因为，《爨宝子碑》揭示了艺术的真实性，即作品的个性。“个性越强烈，作品的认知度越高。”没有个性的作品，永远成不了真正的、杰出的艺术品，这就是《爨宝子碑》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所有文学艺术包括书法，其美感，相通、相同、相似。所有文学艺术都是自然界中（包括人和物）

真实情感最细微处的表达。文学用语言去表述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痛苦与欢乐，书法用线条去体现人类语言无法形容的细微感觉，把文学的、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思维活动物化，从听觉变成视觉，把每一种物体、每一个人的痛苦与欢乐都表现于外在的、或深或浅、分辨不清的纹理之中，把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状态，转换成看得见的图画。好的书法作品，它把作者的心态、品味、神貌表现得活灵活现，内涵博大，超过了视觉所看到的线条。

所有艺术，都是人们心灵、情感——自然、真实、天真、偶然突发、稍纵即逝的表现。只有“掏心窝子”的话，才能打动人，只有不能自已的艺术冲动，才能感染别人。艺术排斥虚伪、做作、卖弄、假装、修饰、处理等一切外在因素，否则，只能属于技术、技能、技巧、手艺、活计。如果说，艺术是情感的表达，那就必须是自然生发、“人生若只如初见”般的真实情感。所有艺术灵感，都是在“无我”“忘我”境界下，在没有任何利益纠葛状态下，倾泻迸发。

当书法中的唐楷——楷书，楷模之书，在唐朝初期出现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崇拜王羲之，举唐初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为重臣，把书法带上了皇家铁帽，成为人们不可逾越、人为设置的精神障碍。至此，书法格式化、模式化、皇权化、贵族化，扼杀了书法的创造性，扼杀了书法的自然属性。书法的艺术性大打折扣，甚至一段时间，发展成馆阁体，把书法公式化了。

书法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进步而进步。书法也是有生命的艺术。如果说书法的生命停止了，那书法也就不成其艺术，只能成为供人们瞻仰的贡品。在某种条件下，书法艺术可能停滞，可能倒退，但书法艺术中自身存在的客观发展规律不可阻挡。

清末书法大家康有为对《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推崇备至，在其《广艺舟双楫》中说：“南碑今所见者，《二爨》出于滇蛮，造像发于川蜀。若高丽故城之刻，新罗巡猎之碑。启自远夷，来从外国，然其高美，已冠古今。……笔札奇丽，当复何如。缅思风流，真有五云楼阁想象虚无之致，不可企已！”康有为赞叹：“《爨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可见其评价之高。（作者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

爨宝子碑

好大王碑拓片

好大王碑集联：知人安民其宁惟永 家和国治以道为归

爨宝子碑集联：文字振金石响 咏歌晋清平辞

20102010 年 中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康有为社出版的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广艺舟双楫》》

会泽江西会馆正殿

会泽江西会馆戏台

“小云南”研究的深入开展，给人启示：它是云南、山东、辽宁三省多地（胶东、辽东、云南大理、曲靖、红河，以及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天津、北京等省市有关地区“小云南”后裔）的寻根之桥、友谊之桥、交往之桥，共谋发展之桥。“小云南”研究应本着“尊重事实，求同存异，互相包容，求真揭秘”的态度，助推地名学、方志学、历史学、人口迁移学等多学科的发展；要发扬“小云南”人“一闯胶东、二闯关东、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精神，助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贯彻，促进山东、辽宁和相关省区经济振兴和云南的跨越式发展。

深度发掘“小云南”研究在对外开放中的价值

伟大航海家郑和离开云南之时，也是大批“小云南”人北迁山东抗倭之时。“小云南”的研究揭示：云南不仅有陆上“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云南交阯道”，这对贯彻

“一带一路”建设和“三大定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元江——红河，历史上就是云南的重要通道，其航运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期，就有“蜀安南道”之称，由河口出入，内接巴蜀、外联交阯（今越南北部）；到隋唐时期发展为“马援古道”“莲花滩古道”；至明清时期，更是盛极一时。

《明史·食货志》载：明永乐三年“置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

寻置交阯云南市舶司。”《台湾文献丛刊·明史选辑（三）志》载：“永乐初，西洋、剌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互市……寻设交阯云南市舶提举司，接西南诸国朝贡者。”大量历史记载说明，明永乐年间，官方曾设

“交阯云南市舶司”的海上交通贸易机构，这是兼有海关、对外贸易和管理海上交通职能的机关。这一官方机构的设置，对云南海上交通的发展起了助推器的作用。

通过对云南“小云南”课题的研究，使人受到重要启迪：云南历史上不仅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还有海上交通大道。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区东南部红河北岸蛮耗镇古渡口，为历史上云南重要对外交通、商贸的重镇，由此沿红河南下 90余公里可经河口抵越南，南下 600余公里可由越南南进入北部湾，地理位置重要，历为西方国家洋货入滇的捷径，也是云南大锡等矿产品出口之要道。2016年 11月 2日“河口外宣”《话说河口——红河航运》载：元江——红河“红河航运开通迄今已有 1267 年悠久历史，是中越古道的要津和到越南老街、海防的必经之路。蛮耗是红河航道的起始码头，在滇越铁路开通前，是云南与外界最重要的通商口岸，而河口是红河航道通往东南亚各国的第一道关口。”“从河口至海防港，航程 486 千米，是距云南最近的海港，航运自然条件好，通过能力大。”一旦元江——红河疏浚通

航项目启动，将助推云南乃至大西南的对外开放。

深度发掘“小云南”研究的历史意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通过对“小云南”的研究和实地考察，让人看到了七彩云南的另一番精彩。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云南人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多种文化的萌芽都作出了特有的贡献。尤中著《中华民族发展史》载：“明朝初年以来，部分日本人即流动劫掠于从东北到南方的沿海地带，‘杀掠居民，劫夺货财，沿海之地皆患之’，被称为‘倭寇’。”明万历版《即墨县志》记载：鳌山设卫后，一次性自云南迁来就达 7万余人，占当时即墨总人口的60%。前有“小云南”人同山东人民一道卫国抗倭的历史，后有抗日战争时期滇军与山东当地军民台儿庄英勇抗日的历史，具有重大史学价值，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研究好、使用好这段历史，有利于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推动山东、云南有关地区的发展。

深度发掘“小云南”的文化、旅游意义

发掘“小云南”的文化意义，有利于增强云南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加快民族文化强省建设的步伐。“小云南”人的迁徙跨越明、清和民国时期，“一闯山东，二闯关东”，足迹遍布半个中国，时间

之长，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是云南人历史上争生存、求发展、艰苦悲歌、气势恢宏的远征。一部《闯关东》电视剧塑造了充满血性、一诺千金、舍生取义的英雄气度、英雄形象，展示了中华民族同生死、共命运、不屈不挠的巨大的凝聚力和求发展的巨大潜力。“小云南”本身就是云、鲁、辽三省的文学、诗歌、影视作品的好素材，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聚集力量，深入发掘，必定能产生许多充满正能量的、推动时代发展的好作品。

据《春城晚报》2016年 5月 30日的报道，记者来到青岛市红岛经济开发区，听到最多的就是这样一句话：“我祖先是从云南来的，我也是云南人！”这让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的云南考察者百感交集，“村里的很多村碑上都刻有祖先来自云南的碑文，几乎每一个遇到的村民都会热情招呼：老家来人了！”，“栖霞三成居民祖先来自云南”，“青岛市民家传木刻印证 200多户人家祖籍大理”，“青岛老人（肖继祥）修宗谱牵出云南长达 600年的族源，他最大的梦想是有 生 之 年 想 回 云 南 老 家 看看。”……这些“小云南”人后裔对云南祖籍地的眷念十分感人，这也是非常巨大的旅游资源、旅游潜力。身居辽东、山东、台湾等多省区和海外的“小云南”后裔，他们都在关注云南，梦回云南。云南旅游如能顺时而上，趁势而谋，应该大有可为。（作者地址：云南省人大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