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夕拾·连载·广告2020年 9? 17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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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中路400号，酝酿出电影《宝葫芦的秘密》郑 宪

在家里，杨小仲童心未泯

1899年出生于常州的杨小仲，今年 121周年诞辰。

1963年，杨小仲最小的儿子杨勉 9岁。 他当时看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父亲编导的电影《兰兰与冬冬》也看过，之后印象深的有《宝葫芦的秘密》。 其时全国少年儿童几乎都看过这部电影，为其中的电影特技着魔，一起做充满魔幻想象的宝葫芦美梦。 电影在哪看的记不清，不是在上影厂大礼堂，就是自己买票到电影院看。 父亲当年的特别待遇，是可以拿几张上影厂观影票回家，随后挈妇将雏去看一场自己拍的电影。

童年，父亲留给儿子的印象和电影有关又无关。 杨勉一年级时，在家里那间 30多平方米大屋子里，父亲或沉思，或昂首，踱起方步，在打蜡地板上走来走去，突然叉腰对儿子说，“我神气吗？ ”在沙发上的儿子仰脸看，父亲已花甲，不高的身材，玳瑁眼镜，还胖。 儿子不会恭维父亲，也不知父亲拍了 40年电影的“丰功伟绩”，口无遮拦冲出一句：“你这样胖，像电影里的鬼子小队长。 ”父亲一愣，笑起来，随后对儿子说自己 20 多岁时，真演过一个人：卓别林。

肥裤子，破礼帽，小胡子，大头鞋，还手握一根拐杖，嘴唇涂成黑色，走路迈着鸭子步。演出效果怎样？ 当时有几个不解风情的警察，冲进他演戏的咖啡店，要抓这个“疯子”。 所以他对儿子说：“说我鬼子小队长，不是的。疯子卓别林，

才是的。 ”然后他们一起笑哈哈。

父亲从来不打骂孩子。 不但不打骂，还和他们一起玩。当年父亲培养的女导演殷子，为讨论《宝葫芦的秘密》剧情，一次次上门。 来杨家，

她常看到：杨导和家中几个孩子趴在地上，玩五颜六色的游戏棒。赢了，笑如顽童；输了，也会脸赤。殷子知道他是在“体验生活”，也笑，蹲着看，

不打扰，让杨导童心挥洒。然后，他们关起门，碰撞宝葫芦的“奇奇怪怪的表现手法”。

平时杨小仲在家时间少。 一是他要拍电

影，二是他拍电影喜好实地实景，不喜欢摄影棚。实景常在外地，家里就少他身影。但他回家，要享受天伦之乐。最小的两个儿女杨勉和杨吉全，会缠父亲。父亲一人睡一张三尺半床，兄妹俩在床上为父亲敲背揉腿，得到的回报是教他们诵读毛泽东诗词。诗词在哪里？在家里抬头可见的墙壁上，悬挂的诗书卷轴，一首《沁园春·雪》，一首《清平乐·六盘山》。他们给父亲肩背敲一下，父亲就教他们一句，他们给父亲揉一下，父亲就纠正他们一句。 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画意诗情。

旧居围墙，原来是戗篱笆的

今天的乌鲁木齐中路 400号外，是两人多高的一长溜围墙，黄色。 萧瑟梧桐在黑色的铁门外伫立。 门紧闭。 紧闭的门里就是那幢白色墙、红瓦顶的法式洋房。 红瓦顶上还矗两根排烟的小烟囱，楼墙外，挂着一个个窗式空调外机。

杨勉和我， 就站在他们旧居的马路对面。 那堵院外的黄墙一直向南延伸，到淮海中路口，再向西拐去。 两条路的交叉口，说是现在上海网红拍照打卡地之一。 原因是此中心街区，有棵百多年巨樟，树干粗茁，树冠铺展四围几十米，浓荫遮天蔽日。 那棵百年巨樟，原是在他们家院子里的，现在路拓宽，巨樟被“贡献”到围墙外的马路上了。 再有那旧居的围墙，现在是砖墙，过去则是竹子编起来的戗篱笆，一色的黑。 一根根细长竹，编成厚厚的篱笆墙，遮蔽了院内，又留有想窥视却见不到的细丝空间，墨竹通幽径，体现雅致建筑的神秘情调。

黑色戗篱笆里发生的故事， 现在听来，

不神秘，反而很富“革命激情”。

1956年， 这幢法式洋房的杨小仲家，发生一件振奋人的事：杨勉的大哥杨纪高考考上了北工大，要去首都北京。

大哥临行前，父亲送他一本笔记本。 打开扉页，两页通栏上部，是工农兵劳作与扛枪保卫祖国的形象，下部空白处，父亲写下密密麻麻一段话， 竖行繁体字， 如诗如歌———

“给纪儿：十八年的抚育，今朝把你献给祖国。我为你庆幸，为你祝贺……从此你踏上祖国需要的岗位，给了你终生奋斗的方向。努力吧，做到三好，莫辜负了祖国对你的培养。不要想念家，不要忘记家。生活在光辉的毛泽东时代，不论年轻人，老年人，都同样感受到无穷的幸福……为了壮丽伟大的祖国，为了光荣灿烂的将来，把一切献给党，把一切献给人民。不容许有点滴的个人打算。我再向你说一声：‘前途珍重’。我期待你获得巨大的成就。”

为表达郑重，杨小仲在工农兵图像和文字间的右边，贴上自己一寸头像照；文字右下角，

端端正正，盖上自己的红印私章。

可以感受，杨小仲当年的信仰，热烈，激动，

感慨。他对孩子们不止一次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要学习，要改造。 尽管，他受教育的“学历”，仅小学三年级。 他在 22岁时，即编剧完成中国第一部长故事影片《阎瑞生》，并一炮走红。 年仅26岁时，他独立编导完成电影《醉乡遗恨》，连映爆棚，好评如潮，震撼中国电影界……

离开小家，方能行闯天下

现在回想，20世纪 60年代初，是杨小仲电影编导生涯的最后时日。 《宝葫芦的秘密》

（1963年）后，他不再有电影传世。 最辉煌的日子，也是落幕时光。

那天，我行走在他们旧居附近。 乌鲁木齐中路 400号，右拐即到淮海中路 1480号，还有两条交叉路口的大樟树。 淮海中路对面，现在是美国驻沪总领事馆。 这一带风景我熟稔。 50

年前，我和杨勉一起就读康平路上的中学———

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从他家走过去十分钟即到。这个地域还连接着复兴中路、吴兴路、武康路、安福路、五原路、常熟路。 我也曾居住在这附近，童年、少年和青年。

杨勉的童年、少年，除父亲的电影，还和父亲的人生经历相连，和家庭内一次次变故相连。

二哥杨浩的故事，在家里涌动波澜。

1963 年，杨小仲《宝葫芦的秘密》大功告成，名扬海内外，而在家里，杨浩高考时，突发高烧，落了榜。 一喜一忧，人生起伏。 这对杨浩是晴天霹雳。他一直功课上佳，人聪颖，动手能

力强，喜欢摄影录音，自己装配收音机、录音机。他喜欢电影，钟情电影新技术。父亲是不是将他视为“可能的接班人”？ 家里有此一说。 但那一天，当杨浩提出“复读一年再高考”时，他竟得到一个明示———父亲杨小仲、母亲郑莱对他说：有一个更好、更激动人心的选择，考虑吗？

是的，响应“国家号召”，很神圣：去新疆。

不单因为母亲是里弄干部，要上门动员其他知识青年去新疆建设，固然有这个原因———

打铁需要自身硬。更重要的，是国家需要。有国才有家，道理很简单。

去了。 杨家二儿子没继续争辩，办手续，行李打包，自觉自愿，走出乌鲁木齐路上的灯火楼房。或许，住在上海的乌鲁木齐路，去真的新疆乌鲁木齐，是“天命”。挥手自兹去，乘上几天几夜往西往北的绿皮火车，流过泪，但父亲说的“诗和远方”，一直在激励他。

很长时间， 杨家三兄弟住二楼内一小屋，

十平方米多，一张四尺半宽的床，三兄弟挤挤挨挨。 1963年深秋那晚，原来挤蹙的床一下宽松，只剩下三哥杨扬和杨勉“哥俩好”。少年不知愁滋味。 父亲进屋，讲一件令他难忘的事：1936

年冬，他为拍一部影片，到北平（北京），再往北几百公里，到内蒙古，那地方叫绥远。 又远，又冷。零下 20多度，山路崎岖，晚上宿营在草原城堡。彻夜闻枪炮声，白天看到为抗日而牺牲的血肉之躯……父亲说：“人， 总要经历许多事。 行闯天下，是这个世界为男人准备的正餐。 ”

当年听了父亲这些话，明白吗？ 有点模糊，

但激荡起了内心憧憬。

前不久， 杨勉和太太李家丽到上海图书馆， 细细查阅父亲的 “过往足迹”， 赫然见其1936年的那次“远征”：实拍中国军队在绥远的抗战大捷：百灵庙大捷。那部著名影片的名称：

《绥远前线新闻》。此片“历艰困险境，摄实地实战实景，撼动人心。后在上海等地连映，激起爱国热潮”。

岁月有痕，寒冬过后有春色

有人说， 中国最早引入电影蒙太奇的，是杨小仲。有人说，中国最早拍科幻电影的，是杨

小仲。 20世纪 30年代， 他的 《六十年后上海滩》，特技光效，想象丰沛，“笑翻上海人”。而其20世纪 60年代初居住于乌鲁木齐中路 400号这段时间，是他一生“黄金期”：充满电影前沿技术和想象力的《宝葫芦的秘密》，成为其压轴之作，大放异彩而出。

而今，在乌鲁木齐中路旧居门外，我想象著名电影导演杨小仲人生最后十余年在这里进出：辉煌后的奕奕神采，胖的身躯，但挺胸，若有所思，步履坚实。而到 1966年后的“文革”，他一下缄默。 缄默，是已退休的他，在上海一次万人集会上，被“上面人”点名，要打倒。 然后专案组成立，上门抄家，大字报贴在戗篱笆门外。 一个夜晚，家里几块玻璃窗，“哗啦啦”被人砸碎。

即便在这样晦暗的日子， 杨小仲也不绝望。 因长时间导演工作需要亲力亲为的劳作，

年逾古稀的他疾病上身，甚至，连自己手写交代材料的能力也丧失———手指关节严重骨刺，无法捏牢笔。 于是，读高中的女儿和读初中的儿子，将父亲口述下来的“交代”一一笔录。 当年院子外的那堵戗篱笆围墙，成为杨勉和三哥杨扬无比憎恶之地。 戗篱笆上，鞭挞父亲的大字报， 成为这个家族的耻辱。 风吹不去，雨打不落。 便在沉沉暗夜，兄弟二人，从内而外，抡起砖块泥巴，扔向戗篱笆，想把外面的大字报震下来，却未果。

杨小仲自有定力。 他的定力表现在即便日子煎熬，依然对毕业分配的儿女们未来前程有清晰考量。67届初中毕业的杨扬，尽管比 68届高中毕业的姐姐杨齐小两岁，但先行分配。 按政策， 杨扬之上的三个哥哥姐姐均已在外地（姐姐杨薇 1961 年考入南京航空学院）， 他留上海属“硬档”。但杨扬想到比他晚一年毕业的姐姐杨齐。 这个家庭男人要站出来，保护家中弱女子。于是，杨扬和父亲杨小仲，在这旧居小屋，有了如下对话———

“爸爸，我去外地农村，姐姐明年就可以留上海。”“我本来就想跟你这样说。男人闯荡天下

怕什么。”“我不怕。这个世界我谁都不怕。”“但不许你为我，再和别人打架了。”“可我怕我走了，没人帮你写‘交代材料’。”“别担心，你姐姐还在。”父亲给杨扬一支烟，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

人的敬烟。 杨扬会抽烟，拜父亲所赐：写“交代材料”至夜，杨扬困极，头如鸡啄米，可交代书天亮要上交，无奈，父亲递上了烟。

这是杨扬和父亲杨小仲最后一次 “父与子”的交流。

杨扬离沪赴淮北第二年，1969年头，寒冬，

骤然病重的杨小仲离世，时年 70岁整。

当灿烂的春天重新归来， 已是十年后的1979年。 杨小仲获平反，电影《宝葫芦的秘密》

重见天日。

1979年的春天， 杨小仲的 11个子女重归此家，探望“老家”：乌鲁木齐中路 400号，电影《宝葫芦的秘密》编创地。 大姐杨俭，二姐杨芳菁，三姐王淑珍，四姐杨琪，大哥杨纪……老幺，是 1956年出生的女儿杨吉全。 杨吉全的取名， 也算幽默风趣的杨小仲在电影外的 “杰作”。 那后面俩字， 拆开读：“十一口人为王”

———全了，圆满。 而这 11人中的 8个，当年都已是“闯荡天下的人”，分处北京、青海、安徽、

云南、重庆、湖南、香港及上海。

难以忘怀那一天：他们聚一起，一起告慰，

一起走，走在父亲走过的乌鲁木齐中路上。

（本版照片由杨小仲家人提供）

这是一张被损坏的黑白照：1963 年，

中国第二届电影百花奖获奖者和中央领导的合影。 中央领导是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 共二十人，前面坐一排，后面站两排。 周总理坐哪里？ 前左二位置。 陈毅副总理则在右一座位（已被撕）。 前排中间坐者为谁？ 一微胖戴眼镜穿深色中山装的笑颜长者。 此照第二天在报上刊出，

众人惊疑：总理坐边上，这中间的“重量级领导”是谁？

不是“领导”，是“双百导演”杨小仲。

“双百”指：一生编导百部电影，恰逢当年喜获百花奖。

那天， 电影界各路英豪要周总理居中坐，总理说：“今天主角是你们。 中间位置我不坐。 ”遂有了这张因导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获最佳戏曲片奖的杨小仲坐中的“群英照”。

这张放大的旧照，当年杨小仲从北京带回上海， 一直压在居所的写字台玻璃板下，后抄家时被撕去一部分。 杨小仲当年居所：乌鲁木齐中路 400号，一幢顶层斜坡红瓦、细条玻璃长窗、外墙白色的法式洋房。

▲ 百花奖获奖者和中央领导的合影（局部），前左二是周恩来总理，前左四戴眼镜者就是杨小仲。

▲杨小仲荩杨小仲指导小演员拍戏。

荨

杨小仲和家人在一起。

敦煌就是敦煌

1944年的元旦来临时， 国立敦煌研究所终于去掉“筹委会”这三个字，正式宣告成立。

财政部的那笔拨款总算到手了，常书鸿松了一口气。

敦煌县长陈西谷， 在常书鸿送了那幅《莫高窟风景》后的若干时日，忽然差人来请常先生，说是有要事相商。常书鸿手头忙着事，不想动身。

来人大概颇知底细， 又使眼色又暗示：陈县长是想对他“意思意思”，好像是要帮他们解决点交通问题。

常书鸿撞了“大运”———到县府他才明白： 县法院近日正好处理了一宗鸦片走私案，收缴了一匹枣红马。陈县长做顺水人情， 这匹马现在以县长和县府的名义，作为一件礼物送给研究所。

常书鸿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高兴之下，他也不顾自己是否骑过马，是否会骑马，县府的当差一牵过马，他就一跃上了马背。 这匹驯良的枣红马仿佛和常书鸿极投缘，立刻就稳稳地载着他回到了莫高窟。

全研究所的人像看新娘似的来看这匹枣红马。

这一来， 研究所的牲口家当就像模像样了：连同他们原来买的两头驴子、一头黄牛，研究所一下子有了四头牲口了！

饲养牲口， 首先要有关养它们的地方， 中寺后面的那所小土地庙是最合适的地方。

小土地庙里有几尊清朝末年制成的乱七八糟的泥塑：山神、牛王、马王、药王。常书鸿检视过这些制作得很差的泥塑， 认为没什么价值， 于是决定把泥塑移到河对面的塔中。窦占彪接受了搬迁塑像的任务。

谁知，那日去忙了半天的窦占彪，急

匆匆回来告诉他：拆搬时发现了异常，泥塑里边有经文，请所长去定夺。说这些话时，

窦占彪的嘴唇都哆嗦了。

常书鸿一见他的神色， 知道一定非同寻常，立即赶往现场查看。

原来， 这几座泥塑的中心支柱在基座下埋得很深，很牢固，老窦挖了半天也没法挖出来，只好拆开塑像。一拆开，又发现泥塑的中心支柱是桃木的！ 桃木支架就不简单了。拆开支柱时，又发现包桃木支架的材料也不是麦草和芦苇， 而是写着经文的残片！于是，就赶紧来报告他。

常书鸿到现场一看， 包裹这些中心支柱的，果然是写经。而且，由于没用泥和水，

这些保持干燥的写经保存得非常好， 轻轻剥开一看，这些写经的纸，纸质又细又薄，

墨色焦黑，书法严正，遒劲有力！

霎时，常书鸿呆若木鸡。

天哪，他几乎叫出来！出现在他眼前的将是一些有什么样价值的瑰宝哇！经文中明晰的有关“北魏”“六朝”的记载，是不可忽视的年代标示。直觉更告诉他：这将是敦煌和莫高窟的又一个空前的震惊世界的发现！

常书鸿定下心来后，当即决定：为鉴定准确，以昭郑重，他特地邀请当时正在敦煌

佛爷庙发掘晋墓的中央研究院的考古专家夏鼐、向达、阎文儒等人来进一步鉴定。

接着， 他又请当时本所的精兵良将董希文、李浴、陈延儒、张琳英、苏莹辉、邵芳等各方面的技术专家，一起参加验收工作。

次日， 窦占彪又夹着一卷经卷交给他，

这也是他和泥工在泥塑旁的土砖中发现的。

这两次发现所得，计有佛家经、咒、疏等79件，另有写卷碎片 32件，价值无法计算。

一时间， 千佛洞的上寺中寺人来人往，

北魏六朝写经被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

嗣后，兰州的《西北日报》“西北文化”

第 23期“敦煌艺术特辑”的第一期上，这条消息又被宣传得轰轰烈烈。

人们无法不轰轰烈烈看待这件事，虽然这些写经数量不多且多有残损，但是，因为它明白无误地标示着年代， 这些北魏六朝的写经就成了无可估价的文物之宝。

“这些写经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样的问话， 历来是文物工作者们最感兴趣的；这样的问话，在常书鸿的一生中，也每每使他兴味盎然；这样的问话，更是一个鼓槌式的巨大感叹号， 或说是感叹号式的鼓槌，常常震响在他的耳边，催赶他为心中的敦煌做更多更多的事。

枣红马成了研究所的交通至宝。当枣红马蹄声“嘚嘚”行走在皇庆寺和莫高窟的走道上时，女人和孩子们的笑声也飞扬起来。

男人学会骑马好像很容易， 但勇敢的沙娜比所里的许多男子汉学得更快， 她跟着父亲骑了没几天， 就敢自己骑着马来回奔跑在宕泉河边了。

常书鸿所长有板有眼地全面铺开了工作： 莫高窟的保护工作自然是当务之急———他让窦占彪带着民工继续清除洞窟积沙， 让主要的创作人员绘制莫高窟全景图，其余的人则开始临摹壁画。他自己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考察洞窟、 逐窟逐窟地做记录上。他知道这是份看不见实绩，却是为大家今后的研究铺平道路的工作， 他也明白年轻人不喜欢做这件琐碎而默默无闻的事。那好，那就自己来！

不过在大部分时光被琐碎的事务占据的空隙中， 他见缝插针地临摹了第 257窟的《鹿王本生》，第 285窟的《作战图》、供养人，第 249窟的《狩猎图》、供养人和动物，

还画了油画 《莫高窟下寺滑冰》《葡萄》《小鸟》《野鸡》《咯哒鸡》《古瓜州之瓜》 ……莫高窟的题材再次勾起他的炽热情绪， 他无法不日夜沉醉在创造的热情中。

使常书鸿高兴的是，芝秀情绪终于趋向稳定，临摹进展也很顺利。她在 319窟的临摹接近尾声，按照前议，她和乌密风、张琳英“交换场地”———由她们两人去临窟顶那个“藻井图案”，她自己则转入 427窟去临那九尊高大的彩塑。她一再对书鸿说，等这个窟的临摹也完成后， 再动手做好那件飞天雕塑，向世人展示“敦煌的维纳斯”……

“为什么非要说敦煌的维纳斯呢？ 敦煌就是敦煌，敦煌有着和维纳斯一样美的飞天！

敦煌的盛唐坐佛和你将要临摹的这九尊彩塑就是敦煌的一绝！我看她一点也不比维纳斯逊色！” 常书鸿语气激越地说。 （二十五） 连 载

生只为

叶文玲著

常书鸿传

此守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