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泰始四年籍田礼看晋武帝的黄老思想

吴南泽(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州510630)

[摘要]晋武帝于泰始四年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推行了诸如务本俭用、约法省刑、因循任下等

一系列具有清静无为特点的政治举措。这是晋武帝有意模仿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之治，为缓和前朝所遗留的

政俗诸弊而采取的手段。这些举措确实起到充实西晋国力的作用，也为伐吴之役及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对这些政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司马氏标榜儒学名教之治的表面下，黄老思想实际上推动着晋初政

治的进程，并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晋武帝；籍田礼；清静无为；黄老思想

[中图分类号]K237 [文章编号]1002-3054 (2016) 10-0054-11

[文献标识码]A [ DOI] 10. 13262/j. bjsshkxy. bjshkx. 161007

西晋泰始四年（268 ) ,晋武帝举行了规模

宏大、仪式隆重的籍田礼。《宋书•礼志》记载

了这一典礼的缘起，当时有司奏耕籍及祭祀先

农，可令臣下行其事，皇帝不须亲为。武帝为此

下诏曰：

夫民之大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圣

王，躬耕帝藉，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

天下。近代以来，耕藉止于数步中，空有慕

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

之费。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

穑之艰难，以帅先天下。[I](P353)

治理百姓之大事，在于祭祀及劝农。古代圣

王行亲耕籍田之礼，一方面可供郊庙祭祀所需粢

盛，另一方面则具有训化天下的意义。然而汉魏

以来的籍田礼渐流于“慕古”的形式，既不能

供祭祀、训农桑，又靡费甚多。因此，晋武帝否

定了有司的奏请，于泰始四年（2 6 8 )正月丁亥

举行籍田之礼，率群臣躬耕。《文选》收录潘岳

《籍田赋》一篇,[2](Pn5_u9)翔实细致地描写了籍

田礼之始末，堪称规模盛大，对于古制的遵循亦

十分严谨。但 考 察 《晋书》卷 三 《武帝纪》及

卷一九《礼志》的记载，却不难发现晋武帝所

举行的其他几次籍田礼均无相关信息留存，其批

评前代耕籍“藩镇阙诸侯百亩之礼”。事实上终

晋武帝之世，亦全无藩镇王侯耕籍的记载，这可

能与西晋初宗室诸王并未就国有关。直至武帝末

年，方 有 “诸王临国，宜依修耕籍之义”的奏

议，但最终未能施行。[3](_ 换 言 之 ，除泰始四

年 （26 8 )籍田礼外，晋武帝与前代相比，其实

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地方，西晋并未因此建立起

一套完整的籍田制度。

籍田礼本是周天子亲耕之礼仪，相传为周公

所制。[4](P207)孟春之月，天子率王公诸侯亲耕籍

田，用所产供给天地、社稷、宗庙等，以示尊

[收稿日期]2016-05-17

[作者简介]吴南泽（1989-)，男，广东揭西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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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泰始四年籍田礼看晋武帝的黄老思想

敬，并借此劝导百姓积极从事农业生产，祈求丰

足的收成。西周厉、宣之际，籍田渐废，[4](PI5)

至西汉文帝二年（前 178)乃复兴此礼，当年正

月汉文帝有诏云： “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

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m(P423)两汉及曹魏

时期，皇帝虽时有举行耕籍之礼，但总体上只是

流于形式而已。

先秦至魏晋籍田礼的研究，前人成果已

丰,[6]对于籍田礼的制度特点、功能、性质、意

义均有充分详审之探讨。然多数研究的重点集中

于先秦及两汉籍田，对西晋籍田的认识尚有可深

人的空间，而具体到籍田礼与西晋初年政治文化

的关系，则尚未见专门研究涉及。晋武帝隆重举

行籍田礼，标 榜 其 “训农” “训示天下”的意

义，批评近世籍田徒有其表，并宣称自己绝非仅

为 “慕古”而已，其用意究竟何在？这一仪式

又透露出武帝哪些治国理政的理念？本文拟结合

武帝在位前期的举措及政论，尝试分析泰始四年

(268)籍田礼的意义及其背后的思想特质。

1 、籍田礼与西晋初年

清静无为的政策

《晋书•食货志》云：

魏明帝不恭，淫于宫禦，百僚编于手

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后关东遇水，民亡产

业，而兴师辽阳，坐甲江甸，皆以国乏经

用，胡可胜言。[3](P783)

史家认为魏明帝时是曹魏国势转衰的时期，

其大兴宫室、奢侈无度、法令严苛，加剧了东汉

以来诸如政治昏暗、民生凋敝、世风败坏之弊。

当时直臣如杨阜、高堂隆、张茂等皆提出劝谏，

但明帝终不能听。[7](PI04- _ 奢侈、自然灾害及战

争为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致使农作失时、帑藏

空竭。晋人对此多有批评，陈寿谓：“于时百姓

凋敝，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

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

乎 r [7](PII5)刘颂亦称“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骄

纵，倾殆之主也。然内盛台榭声色之娱，外当三

方英豪严敌，事成克举，少有愆违，其故何也?

实赖前绪，以济勋业。然法物政刑，固已渐颓矣 ” [3] (PI295-I296)

西晋建立之后，天下百废待兴。诚如吕思勉

先生所论： “至于后汉以来，政治、风俗之积

弊，百端待理者，实皆萃乎武帝之初。此其艰

巨，较诸阴谋篡窃，殆百倍过之。，’[8](PII)晋武帝

继体守文，固与父祖的阴谋篡窃不同，但如何经

营好父祖的政治遗产，消解汉魏以来长久积压的

政俗诸弊，并使经济、民生得以复苏，成为武帝

亟须解决的问题。籍田礼正是在此种历史背景下

举行。《文馆词林》载武帝籍田礼毕所下《籍田

大赦诏》云：

古者象刑而人不犯，垂衣裳而天下化。

及醇朴既散，上失其道，虽制参夷辟，而奸

宄不胜，何德刑得失相去之远欤。承百王之

弊，宜道之以德，使人兴行。而繁刑密网，

以罗百姓之命，望庶类时和，品物得所，不

亦难乎。先帝深愍黎元，哀矜庶狱，乃命群

后，考正典刑。朕守遗业，托于亿兆之上，

永惟保乂鸿基，在予一人。思与万国，以无

为为先。方今阳春养物，东作始兴，亲帅王

公卿士，耕藉千亩，以劝农功。又律令既班

之天下，将以简法务本，惠育四海，宜宽见

罪，使得自新，大救天下。[9KP269)

上古时代设立象刑、刑宽政简，而民不犯

法、风化淳朴，后世法令愈繁、刑罚愈重而奸宄

反多。汉魏以来刑法深刻，所 谓 “律文烦广，

事比众多，离本依末，’，[3](P923)颇为时患。司马

懿、司马昭父子辅政时，已然有意以清静宽简为

治，[I°]但并未彻底扭转困境。武帝作为继体之

君，提 出 “思与万国以无为为先”，意即延续父

祖所推行的清静为政、养民务本、约法省刑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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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尽可能地消弭政务人事对百姓的烦扰。

这道诏书揭示了武帝举行籍田礼的用意，集

中地表达出其早年的治国理念。有学者注意到武

帝初年“端拱无为”的政治姿态也蕴含着平衡

各方势力的意义,[11]但若仔细考察武帝所推行的

一系列政策，不难发现其无为之治实具有更深的

内涵。以下试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务本俭用

晋武帝隆重举行籍田礼，亲率朝廷公卿耕

籍，劝导农功，欲以此宣示惠育四海之旨。除了

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武帝也推行了许多诸

如蠲免徭役、重农抑商、俭约节用的实际政策，

以实现“务本”的目的。

泰始二年（2 6 6 )诏曰： “今者省徭务本，

并力垦殖，欲令农功益登，耕者益劝，而犹或腾

踊，至于农人并伤。今宜通籴，以充俭乏。主者

平议，具为条制。，’[3KP7S6)武帝欲通过“省徭务

本”，引导百姓勤于耕种，以求五谷登熟。但晋

初谷贱而布帛贵，加之豪人富商从中“挟轻资，

蕴重积，以管其利”，伤民害农，因此武帝希望

朝廷利用以布帛购粮谷的方法，达到稳定物价、

充实粮储的目的。然而时议以为军费尚少，不应

以贵易贱，平籴法的设想只得暂时搁置。但值得

注意的是诏书中的“省徭务本” 一语，武帝同

时期的许多诏令皆本于此。如晋初武帝诏郡县长

官勤事务农， “使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竞农务

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

长吏乎”，又 “敕戒郡国计吏、诸郡国守相令长,

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3](P7S6)皆为其例。此

“本”指农功，所谓省徭务本、弃末返本即是通

过蠲复百姓所负担的徭役及税赋，并抑制游食商

贩等妨农之“末”，使百姓安于垦殖。潘 岳 《籍

田赋》中 有 “正其末者端其本，’之谓,[2](PII7)泰

始 四 年 （2 6 8 )所 颁 6 条诏书中亦有“敦本息

华，’ 一条,[I2](PM2)皆即此意。武帝甚至曾因力役

之重而省宗庙七庙之制，改为权立一庙七

室。[3](P602)可 见 “省徭务本，’的理念在西晋具有

至关重要的意义，当时人的许多言论及行事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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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关特点。

泰始八年（2 7 2 )时，司徒石苞以为州郡农

桑无考课之制，奏请遣司徒掾屬巡行天下，根据

实际情况对各地的农桑进行黜陟赏罚。武帝采纳

石苞的建议，诏曰：

农殖者，为政之本，有国之大务也。虽

欲安时兴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无由。而

至今四海多事，军国用广，加承征伐之后，

屡有水旱之事，仓库不充，百姓无积。古者

稼穑树蓺，司徒掌之……其使司徒督察州郡

播殖，将委事任成，垂换仰办。若宜有所循

行者，其增置掾属十人，听取王官更练事

业者。[3](PI_

武帝明确指出农耕是“为政之本，有国之

大务”。在此前后，齐王攸也曾上奏云“先王之

教，莫 不 先 正 其 本 。务 农 重 本 ，国之大

纲，、[3](PII32)其时天下尚未统一，军事活动仍需

大量开支，加上时有自然灾害，西晋初年实际上

处于经济困境之中，如 时 人 所 谓 “军国未丰，

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3]阳324)要实

现乂安海内、训化天下之功，则必以富民为先,

因而派遣司徒掾屬巡行，督察各州郡耕殖的情

况、建立农桑考课黜陟的制度。

当时许多地方官为政也落实了这一方针。羊

祜督荆州时， “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

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

年，有十年之积，’。[3](PI0I5)尽管史书谓其“颇以

畋渔废政’，但羊祜正是以这种看似无所作为的

方式，推行省役节用、致力田垦，使伐吴所需军

备储用得以充实。汲郡太守王宏在郡勤恤百姓,

劝导农桑，督开荒田5000余顷，当时遭遇年饥

而汲郡独无匮乏，武帝以其劝教有方加以褒奖表

彰。[3](P786)扶风王骏镇关中，“善抚御，有威恩,

劝督农桑，与士卒分役，己及僚佐并将帅兵士等

人限田十亩”。这一举措表闻武帝后，武帝以为

劝农有方，故 “诏 遣 普 下 州 县 ，使各务农

从泰始四年籍田礼看晋武帝的黄老思想

事，’。[3价||25)晋初王濬为巴郡太守。巴郡近吴境，

民众苦于军役，生男多不能养。王 濬 “严其科

条，宽其徭课”，凡生育者即予以休养复役,

“所全活者数千人，’。[3价 _

与省徭务本互为表里的则是武帝的俭约节

欲。晋朝建立第三日，即泰始元年（2 6 5 )十二

月戊辰，武 帝 即 “下诏大弘俭约，出御府珠玉

玩好之物，颁赐王公以下各有差，’。[3价52)这是文

献记载中除禅仪与封赏等虚应故事外，武帝所颁

布的第一道诏令，甚至先于对逊帝陈留王的处

置。仅 7 日之后，武帝又诏“省郡国御调，禁

乐府靡丽百戏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3KP53)西晋

建立后十日之内，武帝即已两度下诏推行俭约，

省禁奢侈珠玩之物，可 见 “崇俭”在当时有非

同寻常的意义。武帝确曾身行节俭，如有司奏御

牛之青丝纼断，则诏以青麻替代;[l3KP3%7)太医司

马程据献雉头裘一领，武帝以为此物“非常衣

服，消费功用”，命于殿前烧之，并 敕 “外内有

造异服，依礼治罪，’；[l4KPll9l)还定下颇为严厉的

禁令，“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

“禁彫文绮组非法之物”。果有违反者，如御府

令萧谭依徐循《仪疏》作漆画、银盘、粉碗等,

武帝辄“诏杀之，V l3KP3365)

武帝频频施行崇俭的举措以及发布禁奢侈的

诏令，尽管落实与收效可能不如预期，当时世间

奢风仍炽，屡禁不止。[l5MM武帝俭约节用的姿态

在当时的情境下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它表明武

帝确实认识到与民休息、恢复经济生产的重要

性，其务本节用的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卓有成效

地缓和了曹魏时期百姓苦于徭役、不事农耕的固

有弊端，并使国力得以恢复。

2 . 约法省刑

籍田礼自先秦以来，一直是一项劝导农功、

宣示皇帝重视民生的礼仪，至武帝时，其内涵则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分析武帝《籍田大赦诏》，

不难发现其大半篇幅所阐述的实际上是约法省刑

的理念，在自古以来帝王籍田的诏书中实属罕

见，表明泰始四年（2 6 8 )籍田礼与西晋的律法

政刑之间存在着值得深究的联系。诏书表达了对

上古设象刑而民不犯、垂衣裳而治天下时代的向

往。百世而下，淳朴浇散，乃 有 “繁刑密网，

以罗百姓之命，。武帝则借籍田礼“阳春养物”

的契机，提 出 “简法务本’，以求缓解曹魏法律

严苛之弊。

魏初承用汉旧律，并有诸儒十余家章句，各

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须用者共26000余条、

770余万言，“律文烦广，事比众多’，后虽经数

度删省，仍未称善。[l6KP420l_4202)司马师辅政时，

毋丘俭伏诛，依照当时的法律，“犯大逆者诛及

已出之女’，其儿媳荀氏及所生女、女婿依罪皆

应坐死。荀氏向时任司隶校尉何曾乞恩，何曾乃

使主簿上议，改革诛已嫁之女的严刑。这粧案件

推动了彻底的法律改革，于是有诏改革律令，进

而有司马昭时新律的制定。[3KW26-W7)

西 晋 《泰始律》与汉魏旧律相比，有所谓

“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

之称，颁布之后，“海内同轨，人甚安之。条纲虽

设，称为简惠，仰昭天啳，下济民心，’。[3](™ 6)这

虽不无夸大的成分，但 《泰始律》不仅与旧律

相比篇幅大为简省，[l7]而且直至南朝宋、齐仍沿

用之，为六朝法律使用最久者,[l8](P225)可见其确

有宽简易用的特点。

据 《晋书•刑法志》，《泰始律》的制定始

于魏末，泰始三年（2 6 7 )制成奏进。另 据 《晋

书.武帝纪》，泰 始 四 年 （2 6 8 )正月丙戌，以

律令成封爵赐帛；次日丁亥，武帝行籍田礼；再

次日戊子，颁行新律于天下，下 《籍田大赦

诏》。这些记载表明，《泰始律》修成时并没有

立即颁布天下，武帝有意等到次年举行籍田礼后

方颁定新律。正 如 《籍田大赦诏》所陈，晋朝

“承百王之弊，宜道之以德，。新律的颁布与籍

田礼同时于“阳春养物”之际进行，正是武帝

借助象征“德”与 “养”的典礼，推行约法省

刑的政策，以德善化解前朝刑法繁苛之弊，使新

制定的《泰始律》具 备 “刑德相养”的色彩。

在这一背景下，武帝继位之后赦免了许多士

一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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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罪愆，如王凌、王经、邓艾、许允等，起嵇

康之子嵇绍为秘书丞，用许允之子许奇为太常

丞、尚书祠部郎，唐 太 宗 称 之 “嵇绍、许奇,

虽仇雠不弃，’ 此外，武帝曾多次亲临听讼

观平决狱讼，囚 徒 “多所原遣”，正如时人所谓

“用才因宜，法宽有由，’。[3](1>12%)这些举措不仅是

缓和曹马矛盾、为新朝廷吸纳人才的手段，也是

武帝对约法省刑这一原则的实践。

《泰始律》之所以能一改旧律的繁杂，并不

单纯因为删削了旧律条文。其原文今虽已不存，

但从当时人的议论中仍然可以探究其制定特点。

参与制律的杜预为《泰始律》作注解，并奏

之曰：

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

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

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

于刑措。刑之本在于简直，故必审名分。审

名分者，必忍小理……今所注皆网罗法意，

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

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3](請26)

两汉以来《春秋》决狱、事求曲当之风盛

行，即 在 “原情定罪”这一前提下，司法者不

依法典断案，而依据所谓情理牵文就义、临时议

处，造成法出多门、狱讼滋烦等弊。杜预认为法

律 “非穷理尽性之书”，即明确反对此风，他认

为良好的法律应做到“文约例直、听省禁简”，

由此实现“几于刑措”的目标。“名分”则是其

中的关键。如其自陈，名分、名例是法律的纲

目，唯有确立纲目，制法方能做到宽简而周备，

《泰始律》二十篇以《刑名》 《法例》为首，也

正因此故；注律者“格以名分”，所以能网罗法

意，无所遗漏；执法者循名例而知悉取舍，既能

“伸绳墨之直”，断狱公正严明，亦 能 “去析薪

之理”，避免牵文就义、因小失大之过。学者多

从 魏 晋 法 律 “儒 家 化 ” 的 命 题 探 究 《泰始

律》， 主要是就法律的内容展开。但晋初制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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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只有儒家的影响，为政者改革汉魏以来法

律的繁苛杂芜，尽力减少刑法为民众带来的负

担，使之与晋初刑宽政简的理念相符合，其中所

蕴含的循名究理的刑名学方法也十分值得注意。

3 . 因循任下

晋武帝在《籍田大赦诏》 中，提 出 了 “思

与万国以无为为先”的理念。“无为”当然不是

无所作为，而是说天下至大、事务众多，君主一

人之力不足周全，故宜选贤任能，因任外物各有

所长的才性而不加以干预，使之各得其所、尽为

我用，人主自然无为而收其全功。潘 岳 《籍田

赋》谓籍田礼毕，百 姓 “靡谁督而常勤，莫之

课而自厉。躬先劳以说使兮，岂严刑而猛制之 哉，’，[2]〇>"7)描绘了万民劝悦，不因政刑驱使而

自发尽力垦殖的景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

君主因任民力的写照。而笔者推测，籍田礼天子

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然后由庶人完

成剩余耕种的仪式制度，本身即隐喻了人君执其

要、群下终其事这种因循任下的政治理念。

“无为为先”可以说是西晋初最为重要的政

治原则，武帝早年常展现出清静省事、因循无为

的姿态。其任羊祜为尚书仆射诏云：

夫总齐机衡，允厘六职，朝政之本也。

祜执德清劭，忠亮纯茂，经纬文武，謇謇正

直，虽处腹心之任，而不总枢机之重，非垂

换无为委任责成之意也。[3](pi〇i4)

羊祜在晋初政局中举足轻重，早在司马昭相

国府中时已与荀勖“共掌机密”，又 担 任 “悉统

宿卫”的中领军， “执兵之要，事兼内外”，成

为禅代之际司马氏集团的核心人物。[3KPI0I4)然就

政治立场而言，羊祜与同为司马氏腹心的贾充、

荀勖等每相抗衡，于伐吴一事也存在巨大分歧。

武帝欲任羊祜以尚书仆射的枢机之职，正在贾充

替代裴秀为尚书令之后不久，这也意味着武帝所

谓 “垂拱无为委任责成”，难免有令羊祜、贾充

相互制衡，自己则作为居中的平衡者之意。

考察同时期的记载，不难发现武帝类似的表

述并不鲜见。例如武帝就地方行政发布诏令，敦

促各郡国守相劝课农桑、进贤黜愚、宣风喻教、

修礼理狱，作为皇帝的代表贯彻朝廷的政治思

想，有 诏 “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此朕所以垂

拱总纲，责成于良二千石也，’。[3KP57)又如前揭建

立州郡农桑考课之制的诏书所谓“其使司徒督

察州郡播殖，将委任责成，垂拱仰办”，石苞在

司徒之任上，“称为忠勤，帝每委任焉，’。[3KPI003)

又如山涛掌选举十余年，甄拔选用，史 谓 “知

材”，平吴之后武帝不许其告退，亦 诏 “朕犹侧

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3价|226)

这些标榜“垂拱无为”的言论，并不只是

为了制衡或宽纵各方势力，当时朝廷群僚的政论

可以印证此点。杜预受诏为黜陟考课之法，他认

为曹魏的考课虽条文繁密，但劳而少功，主张建

立简单易行的考课制度，称 “臣闻上古之政，

因循自然，虚己委诚，而信顺之道应，神感心

通，而天下之理得，’；[3KPIQ26)刘颂为淮南相时，

在郡上疏论政事得失，谏 武 帝 “圣王之化，执

要而已，委务于下而不以事自婴也。分职既定，

无所与焉，非惮日昃之勤，而牵于逸豫之虞，诚

以政体自然，事势致之也，’。[3KPI3Q2)这些政论体

现出一种共同的思想内涵，即君主不须事必躬

亲，而应当垂拱任下、委任责成，治国理政采取

因循自然的方针，政事即可自然治理。相反的例

子是杨骏辅政， “为政严碎，愎谏自用’，因而

颇失人望。当时京兆多盗窃，杨骏欲更设重法极

刑以止之，参军羊亮谏称“昔楚江乙母失布，

以为盗由令尹。公若无欲，盗宜自止，何重法

为，’，其谏言正表现出清静无为的特点。[3KPI_

这些具有黄老色彩的政论流行于晋初的朝廷，表

明当时人普遍认同这种自然清静之政，反之，为

政 “严碎”或 “重法”则会受到排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晋武帝通过籍田礼

及 《籍田大赦诏》所表达的无为为政的理念并

非故作姿态，而是源自当时人对政治与历史的共

识。基于此，武帝及群臣在经济、法制、政治等

从泰始四年籍田礼看晋武帝的黄老思想

方面推行了许多具有实际意义的政策。这也表

明，晋武帝郑重经营籍田礼的本意并非恢复籍田

的宗周旧制，亦非建立垂范后世的籍田制度，而

是欲通过这一仪式，宣扬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的主张，并颁布新制定的《泰始律》，推行宽刑

简政的政治理念，进而使新王朝的政治秩序、经

济状况、社会风气等从汉魏政俗诸弊中得以恢

复。这种种追求清省的政治现象之间表面上看似

没有太多直接关联，但背后却有着一以贯之的思

想内涵，这种思想内涵与传统儒学的观念明显不

同，而更倾向于黄老道家。

二、晋武帝对汉文帝的效仿

及西晋政治的黄老倾向

晋 武 帝 《籍田大赦诏》开篇有所谓“垂衣

裳而天下化’，即指黄帝垂衣而治。这也揭示出

西晋初年武帝的种种举措及其思想特质，无疑与

黄老之学一脉相承。读史者不难发现，晋武帝之

举行籍田礼，以及借由籍田礼所表达的务本、省

刑、清静无为等主张与相关政策，同西汉文帝的

黄老政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事实上，晋武帝正

有效法汉文帝之意。《晋书•刘毅传》云：

帝尝南郊，礼毕，喟然问毅曰：“卿以

朕方汉何帝也？”对曰： “可方桓灵。”帝

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

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其已甚乎！”

对曰： “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

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

曰：“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有直臣，故

不同也。”散骑常侍邹湛进曰： “世谈以陛

下比汉文帝，人心犹不多同。昔冯唐答文

帝，云不能用颇牧而文帝怒，今刘毅言犯顺

而 陛 下 欢 。然 以 此 相 校 ，圣 德 乃 过之 矣 ，，[3](PI272)

武帝晚年自认为有克己为政之德，又有一统

一 59 —

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海内之功，揣 摩 “卿以朕方汉何帝”一语，其

心中已显有明确答案。刘毅却借机直言批评武帝

卖官鬻爵，失政可方汉末桓、灵二帝，甚至以为

不如，如此直谏令武帝始料未及。邹湛为尴尬的

局面打了圆场，虽 以 “世谈”为说，但其比武

帝为汉文，又 称 “圣德乃过之”，正中武帝下

怀，迎合了武帝内心自比汉文帝的想法。刘颂为

淮南相时，在郡上书论事，同样假托“世之私

议”，将武帝与汉文帝相比。认为武帝有开创晋朝

之勋，既能厉行孝俭，又能做到法度得宜，兼已

建统一天下之功，堪比汉文之贤，若能采纳建议

建立诸侯分封、考课等制度，使政治得以进一步

完善，则可超越汉文，“实与汤武比隆，’。[3KPI3〇7)

群臣之所以每每以晋武比汉文，一方面固然是投

武帝之所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晋初武帝在治

国理政方面对汉文帝的模仿。

众所周知，汉文帝以黄老清静为治，其在位

2 3年，“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

刑措，\[20KPI35)西汉黄老政治的意义，在于继承

秦朝官僚帝国体制的同时，以清静无为之术恢复

经济生产，缓和官僚体制对社会的压力，也为秦

的法治主义与汉武独尊儒术建立起不可或缺的桥

梁。[2I]晋初政治中诸如务本俭用、约法省刑、因

循无为等现象，与汉初颇为相似，也具有黄老思

想的倾向。晋武帝对汉文帝的模仿并不止于仰慕

古贤或自矜功德，他其实认识到汉晋二朝的政治

经济等状况、自身与汉文帝的历史地位皆十分地

相似，因而希望借助汉初黄老政治所提供的历史

经验，以类似的手法解决晋初的现实问题。

黄老之学的核心是天道环周的思想，它以循

环不息的天道推演自然和人事的规律，主张君主

通过把握天道循环的法度与规律去治理天

下。[22](P30S-3II)黄老帛书《经 法 ■道法》[23]云：

称以权衡，参以天当，天下有事，必有

巧验。事如直木，多如仓粟。斗、石已具，

尺寸已陈，则无所逃其神。故曰：“度量已

具，则治而制之矣。”……故 唯 执 〔道〕者

— 60 —

能上明于天之反，而中达君臣之半，富密察

于万物之所终始，而弗为主。故能至素至

精，梏 （浩）弥 无 （刑）形，然后可以为

天下正。[24](P43)

《道法》一章是黄老帛书《经法》的总纲，

系统地阐述了黄老刑名之学的基本观点。帛书中

“权衡”“斗石”皆是法度规范的譬喻，《礼 记 •

深衣》中 有 “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

矩、绳、权、衡”。魏启鹏考证认为，此即黄帝

垂衣裳以化天下之象，规、矩、绳、权、衡五法

正 是 黄 老 帛 书 中 用 以 喻 代 礼 法 数 度 的 “五

正，’。[25]《道法》“称以权衡，参以天当，’，即谓

法度规范由天道推演，世间的秩序应从天道探

寻。因此帛书常常以“执道者”称理想的君主。

只有掌握和遵循天道的君主，才能在上明了天道

环周的规律，在中通晓君臣的关系，在下观察万

事万物自始至终的发展，因而能做到极朴素亦极

精微，既无为无形亦广大深远。为政倘能如此,

即便天下之事多如林木仓粟亦皆能自然治理。

“因循”是黄老学派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从

天道到自然，再到人事，因循则其事易治，反之

则易乱，是以作为执道者的君主不应事必躬亲、

乾纲独断，而应因循守静、拱默无为。此点古今

学者多已阐发，毋庸赘言。黄老学以天道推演人

事的思想方法可以应用于现实中的各方各面。如

刑法方面，黄老帛书《十六经.成法》[26]云黄

帝恐猾民将生，问力黑以正民之“天下成法”，

力黑答曰：“然。昔天地既成，正若有名，合若

有 刑 （形），□以守一名。上栓之天，下施之四

海。吾闻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

复一，民无乱纪。，’[24KP72)法律的制定如果合乎

天道、准于刑名，则可以做到宽简易行而民不犯

法。又如农政方面，《十六经•观》云：“毋乱

民功，毋 逆 天 时 ，然 则 五 谷 稜 熟 ，民乃蕃 滋。，’[ 2 4 ] 主张农作因循自然规律，不以政务

人事扰乱农时。又如军事方面， 《十六经•兵

容》云：“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

从泰始四年籍田礼看晋武帝的黄老思想

其乱。天固有夺有予，有详□□口□□弗受,[27]

反 隋 （随）以 央 （殃）。三遂绝从，兵无成功。

三遂绝从，兵有成功，□ 不 乡 （向）其功，环

(还）受 其 央 （殃）。，’[24价7|)主张用兵者当明察

“三遂”，即天时、地势、人情，当机立断，唯

如此用兵方能获得成功，否则将反受其殃。可

见，黄老推天道、重因循的思想发展出了一套渊

综广博的学术体系，足以应用于现实政治的各方

各面。

司马氏虽称“传礼来久”的诸生家，但其

行事言论则与两汉纯儒相去甚远，乃注重实际利

益、兼用经术文法。[28]王晓毅研究汉魏之际的思

想特征，认为经学衰落与玄学兴起之间的时期，

主导当时思想变革的“名法”思潮应当视为黄

老的复兴，而经历了汉魏变革的司马懿则受到黄

老的深刻影响，思想特点也向黄老名法转变。[29]

这一观察相当准确，司马懿父子三人骨子里正是

具有以黄老道术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特征，其

行事用兵均呈现出道家的显著影响。魏源曾论老

子之学道：“老子主柔宾刚，而取牝取雌取母，

取水之善下，其体用皆出于阴，阴之道虽柔，而

其机则杀，故学之而善者，则清净慈祥，不善者

则深刻坚忍，而兵谋权术宗之，虽非其本真，而

亦势所必至也。，’[則(P7-S)黄老学说是一套复杂广

博的思想体系，学黄老之术善与不善者往往呈现

不同特点，擅黄老术之人在面对不同的情境也会

审时度势地采取相应的策略。司马懿父子三人，

皆长于兵法诡计，在魏末平乱的战斗及篡魏建晋

的进程中往往以权谋取胜，“深刻坚忍”亦正是

其性格特点的准确写照。司马氏针对曹魏的奢侈

与法度无恒之弊，以宽缓、节用、俭约、务本诸

法矫之，则又体现出老子之学所谓“清净慈祥”

的一面。

当时成为司马氏腹心肱股的许多士人，也具有

相似的特点。如羊祜，伐吴前出督荆州，吴国石城

守每为边害，羊祜乃“以诡计令吴罢守”，但当其

需要增修德信、怀柔降者时，则 “不为掩袭之计，

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辄饮以醇酒，使不得言”。

前后看似相反的策略其实并不矛盾，正是羊祜善度

时势的表现。观其屡陈伐吴之策而不见纳的感叹

“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固有当断不断。天与

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其实深具黄老天

道观的特点。[3](_ - _又 如 杜 预 ，其一方面主张

为政应“因循自然，虚己委诚”，另一方面代羊

祜督荆州时，亦颇善以计谋胜敌。[3](P|Q26-_ ) 再

如荀勖上疏建议“省官不如省吏，省吏不如省

事，省事不如清心，’，[3](P||54-||55)主张简省文牍、

委事责成，具有因循为政的特点，但荀勖极善权

术亦为人所共知。这些士人的行事特点与司马氏

父子类似，既能以清静之术抚御下情，又擅用权

谋诡计，不同于汉代传统儒学的天命论与道德理

想主义，也与崇尚严刑峻法的典型法家不同。无

论儒术、法术或道术，皆为治术之一种，依据现

实利益的需要选择使用，说明黄老之术为当时人

提供了丰富的政治智慧。

要而言之，晋武帝举行籍田礼，正是借鉴了

汉文帝的做法，并从汉初政治汲取经验。尽管并

未明确地显示出学宗黄老，但事实上继承了父祖

因势利导的政治方略。仔细考察武帝模仿汉文帝

所推行的诸多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政策及当时

人的相关政论，不难发现黄老思想正是西晋政治

至为重要的内在推动力。

三、余 论 ：

晋初黄老之治的历史意义

晋武帝建晋称帝，主要是继承了父祖的基

业，伐吴之前，尚无值得称道的功绩。与父祖相

比甚至与其弟齐王攸相比，武帝在威望和统治能

力方面，并未显示出明显的优势。西晋建立后，

既面临着汉魏时期所遗留的政俗诸弊，也负担着

统一天下的使命，应对这种复杂的局面需要相当

高明的政治手腕。黄老之学作为一种“君人南

面之术”，正能以其“因循无为”的治术为君主

提供治国理政的实际方案。武帝用晋初十余年的

时间，以黄老之术在现实政治中建立起一套简易

— 61 —

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可行的行政体系，消弭政治上的矛盾冲突，使西

晋的政治进程趋于平稳，同时休养生息、恢复生

产，使经济得以充实，并且改革律法，使之宽缓

易行而不失于严明周备。这些举措达到使新王朝

恢复元气的目的，也为伐吴之役打下基础。

应当说明，本文着重分析晋初政治中的黄老

倾向，并不意味着将黄老视为西晋的意识形态或

最高政治准则，当时的黄老政治更应视作一种随

时制宜的治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发挥其作

用。太 康 （280-289)伐吴前夕，武帝所下《伐

吴诏》中有云：

自古及今，咸皆勤戎远戍，先劳后逸,

未有得修无为于有事之时也。自宣皇帝以来,

每以吴蜀为忧，边事为念。今孙皓犯境，夷

虏扰边，此乃祖考之遗虑，朕身之大耻也。

故缮甲修兵，大兴戎政，内外劳心，上下戮

力，以南夷勾吴，北威戎狄，然后乃得休牛

放马，与天下共飨无为之福耳。[9](P22I)

武帝在这道诏书中两度提及对无为之治的憧

憬，认为西晋王朝经营十余年，天下之所以仍然

劳而未安，未能行无为之治，是因为东吴未平、

四海未一，故平天下之要正在于伐吴。在武帝的

理想图景中，吴平之后天下无虞，即可休牛放

马，享无为之福。与西汉政治进程相似，武帝应

当是意欲先以黄老之术拨乱反正，至天下太平之

后方推行儒家礼乐教化。史籍记载也表明，平定

孙吴这一功业对于武帝而言，正是转变国策的契

注释：

[ 1 ] (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按

此诏又见于《晋书》卷一九《礼志》上，《晋书》

“民之大事”作 “国之大事”、 “近代”作 “近

世”，皆避唐讳改，《宋书》所引当更近于原本。

[ 2 ] (晋）潘岳 .籍田赋 [C] //.(南朝梁）萧统编，

(唐）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

— 62 —

机。所 谓 “太康平吴，九州共一，礼经咸至,

乐器同归，于是齐鲁诸生各携缃素。武皇帝亦初

平寇乱，意先仪范，\[3](P580)黄老无为之术的历

史任务已然达成，天下统一则可以说是制礼作乐

的开始，标志性的事件是太康初挚虞对晋朝礼典

的讨论增损。[3](P581-582)尽管直至武帝去世，改定

礼典一事仍未竟其功，但可以推断在武帝心中，

“休牛放马” “与天下共飨无为之福”的太平之

世已然到来。

黄老之学在汉初作为经国治世之方曾兴盛一

时，后因儒术之独尊而失去其显学的地位，作为

政术的黄老思想似乎已经逐渐淡出史书记载。但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黄

老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它往往不需要体现为系

统的著述或有所标榜的学派，但其天道、名法等

观念及思想方法实际上对当时人影响极为深远。

与黄老思想在魏晋南北朝的广泛性与重要性相

比，不仅史书记载语焉不详，当今对于其在当时

政治实践中应用的研究亦尚显不足。正如所谓

“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具有黄老倾向的政治

举措或论述，不能仅依靠文献记载的字面判断，

而应从具体行事与思想内涵的深层探赜发微。本

文从泰始四年（2 6 8 )籍田礼展开，分析西晋前

期十余年间的政治特点，探赜其中的黄老思想以

及当时人如何在政治中实际运用黄老道术。然

而，要全面把握中古时期黄老思想流行的情况,

仍有赖系统深人的研究。

[ 3 ]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 4 ] 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5 ]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胭集解，（唐）司马

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

华书局，1959.

从泰始四年籍田礼看晋武帝的黄老思想

[ 6 ] 参 见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

局，2008，页 284 - 2 8 9 ;杨宽. “籍礼 ”新探

[C] //.古史新探.北京：中华书局，1965;杨燕

民.中国古代籍田礼仪种种[J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0 (6);王健.汉代祈农与籍田仪式及其重农精

神 [J ].中国农史，2007 (2);高二旺.魏晋南北朝

时期耕籍（藉）礼的特征与功能初探[J ].农业考

古，2008 (3);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页 218-

230;刘凯.从“南耕”到 “东耕”： “宗周旧制”

与 “汉家故事”窥管—— 以周唐间天子/皇帝楮田

方位变化为视角[J ].中国史研究，2014 (3).海

外学者的研究，可参见（日）谷口義介.籍田禮儀

O 復 活 [C] //.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京都：朋友

書店，1988;(日）新城理恵.中國〇藉田儀禮!..二O [J ].史境，2000 (41).

[ 7 ]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8 ]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 1983.

[ 9 ] 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北京：中华书

局，2001.

[10] 如 《晋书》卷 一 《宣帝纪》载，魏太和中孟达既

诛，蜀将姚静等降魏，魏朝欲对边境新附之民户

加以检核，司马懿则以为“贼以密网束下，故下

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乃以简易示

之。又魏青龙景初间，经年征战与大兴土木导致

国用空虚、百姓饥疲，司马懿于征公孙渊前谏曰

“自河以北，百姓穷困，外内有役，势不并兴，宜

假绝内务，以救时急”，其自辽东还后，“役者犹

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齐王芳正始时，

“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晋书》卷

二 《文帝纪》则记载，司马昭正始初为洛阳典农

中郎将时，有 “值魏明奢侈之后，帝蠲除苛碎，

不夺农时，百姓大悦”之举。

[11] 参考徐高阮.山涛论[C]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编辑委员会.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刊第四十一本第一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1969;王晓毅.司马炎与西晋前期玄、

儒的升降[J ].史学月刊，1997 (3);仇鹿鸣.魏晋

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M].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2.

[ 1 2 ]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M].北京：中国书店，

1989.按 《北堂书钞》卷一O 三 《艺文部.诏》引

王隐 《晋书》载此六条诏书为：“一曰正身，二曰

亲民，三曰恤孤，四曰敦本息华，五曰去人事，

六曰正本无一节。”唐 修 《晋书•武帝纪》引此作

“五条诏书”，文 曰 “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

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显具唐

人修改润色痕迹，恐非原文。又 《书钞》所引王

隐 《晋书》第六条“正本无一节”令人费解，孔

广陶以为当有讹脱，唐人或因此删为五条。

[13 ]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

局, 1960.

[ 1 4 ]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5] 如 《晋书》卷 三 《武帝纪》载泰始二年武帝营太

庙，即 “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

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未尝不尽奢

侈；何 曾 “车服穷极绮丽”、“食日万钱犹曰无下

箸处”，其子何劭承其奢侈之风，“每食必尽四方

珍馔”，而任恺竟“乃踰之，一食万钱，犹云无可

下筋处”，见 《晋书》卷三三《何曾传》、卷四五

《任恺传》；更有石崇、王恺斗富之事，武帝非但

不能止之，反 而 “每助恺”，助长此奢靡向尚之

风，见 《晋书》卷三三《石苞传附石崇传》。

[16 ]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M].北京：中

华书局，1988.

[17] 据 《晋书•刑法志》记载，曹魏所承用汉旧律，

包括律、例、事类及诸家章句，凡断罪所须用者，

一度多达700余万言，而泰始制律，律仅27000余

言，通计律令及故事，亦不过12万余言，确可谓

大为简省。

[18] 程树德.九朝律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9] 可参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

华书局，1981;祝总斌.略论晋律之“儒家化”

[J ].中国史研究，1985 (2);楼劲.“法律儒家化”

与魏晋以来的“制定法运动” [J ].南京师大学报，

2014 (6).

[ 2 0 ]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62.

[21] 可参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

— 63 —

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京大学出版社，2015,页237-264;罗新.从萧曹为

相看所谓汉承秦制[J ].北京大学学报，1996 (5).

[22] 魏启鹏.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 证 [M].北

京：中华书局，2004.

[23] 按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原无

书名，学界一般认为此即失传的《黄帝四经》或

《黄帝书》，也存在一定争议，但其为先秦黄老学

文献则基本无疑议，故谨慎起见暂称之为“黄老

帛书”。

[24]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

•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25] 魏启鹏.帛书黄帝五正考释[C] //.四川联合大

学历史系编.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成都:

巴蜀书社，1998.

[26] 按本篇篇题有“十六经”与 “十大经”之争议，

然与本文无关，暂从帛书整理小组之隶定，不作

深人探讨。

[27] 按魏启鹏认为，“有详□□口□□弗受”，可补为

“有 详 〔而福至，殆而〕弗受”，又下一处“三遂

绝从”应 作 “三遂俱从”， “ □不乡（向）其功”

阙文疑为“倘”字，其说可参。见氏著：《马王堆

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154页。

[28] 景蜀慧.魏晋官僚大族的重实之风及当时政治中的

实用主义[J ].中国文化月刊，1994 (9).

[29] 王晓毅.黄老复兴与魏晋玄学的诞生[J ].东岳论

丛，1994 (5);王晓毅.司马懿与曹魏政治[J ].文

史哲，1998 (6);王晓毅.“因循”与建安至景初

之际曹魏官方政治哲学[J ].南京大学学报，2004

(6).

[ 3 0 ] (清）魏源.老子本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9.

The Ji-Tian Ceremony at the Fourth Year of Tai-Shi and the Huang-Lao Politics in Early Period of

Emperor Wu of Jin DynastyWU Nan-ze

( History Depart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Abstract ： Emperor Wu ol Jin Dynasty held the Ji-Tian ceremony at the fourth year ol Tai-Shi. The

government ol Jin meanwhile began to carry out the policies ol agriculture first， loose law and noninterference. Emperor Wu of Jin intended to imitate the Huang-Lao (Yellow Emperor and Lao-Tzu) politics of Emperor Wen of Han Dynasty， so as to relieve the distress left by the past dynasties.

Keywords ： Emperor Wu of Jin Dynasty; Ji-Tian ceremony； Policies of Noninterference; Theory of Huang-Lao ( Yellow Emperor and Lao-T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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