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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67 来者偶然,去者必然 ——专访中国前驻俄罗斯使馆公使 , 前驻格鲁吉亚、 乌兹别克斯坦大使李景贤 文 / 穆红艳 年 6 月 23 日,如今已大名鼎鼎的斯诺登,突然空降 到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中转区。这条新闻播出 不久,外交部退休干部、曾任驻俄罗斯使馆公使,现 年 74 岁的李景贤,就接到了很多朋友打来的电话,不约而同地 问他,为何斯诺登乘俄罗斯民航班机从香港到莫斯科,在俄罗 斯上空飞行了几千公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却轻描淡写地说 : “此人尚未进入俄罗斯境内。”曾经到这个机场一两百次,并三 次进入中转区处理公务的李景贤,给他们做了有根有据的解读。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及其中转区真容,他很 快就给外交笔会和北京青年报联合办的“历史亲历”栏目写了 一篇稿子,7 月 20 日,这篇稿子在该报登出后,很快就被诸多 网站、报刊转载、摘登,反响热烈。 近年来,海内外同胞对苏联、俄罗斯的兴趣更趋浓烈。不 久前,杨澜准备去日内瓦采访曾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请 李老给她参谋参谋。李老向这位华文媒体著名采访人扼要介绍 大的背景情况后,指出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在我们中国,对戈 尔巴乔夫褒贬不一,而且反差极大,有人赞其为“民主斗士”, 有人则斥他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劝杨澜对采访戈尔巴乔 夫事慎重处置。而提出这个建议,是出于李老对前苏联及俄罗 斯深刻了解的基础上的。 1949 年到 1959 年 :三天三夜才从广州到了北京 1939 年 2 月,李景贤出生于广东开平马冈横安村一个贫苦 家庭。1950 年春,在各界庆祝开平解放的大会上,只有 11 岁的 李景贤,在父亲的鼓励下,站在比他还高的八仙桌后,作为学 生代表讲话,这成为他记忆中第一件自豪的事。第二件就是上 初中之后,因为学习成绩好而获得30斤、初二时升为60斤的“奖 学米”。在忆及此事时,李景贤兴奋地说 :“几十年来,我母亲 李景贤接受本刊采访

李景贤接受本刊采访 来者偶然,去者必然cpdcea.com/uploads/201401171442334588.pdf68 æ ' 常对人说:儿子才读初中,从政府领来的米就够全家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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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者偶然,去者必然——专访中国前驻俄罗斯使馆公使 , 前驻格鲁吉亚、       乌兹别克斯坦大使李景贤文 / 穆红艳

今年 6 月 23 日,如今已大名鼎鼎的斯诺登,突然空降

到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中转区。这条新闻播出

不久,外交部退休干部、曾任驻俄罗斯使馆公使,现

年 74 岁的李景贤,就接到了很多朋友打来的电话,不约而同地

问他,为何斯诺登乘俄罗斯民航班机从香港到莫斯科,在俄罗

斯上空飞行了几千公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却轻描淡写地说 :

“此人尚未进入俄罗斯境内。”曾经到这个机场一两百次,并三

次进入中转区处理公务的李景贤,给他们做了有根有据的解读。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及其中转区真容,他很

快就给外交笔会和北京青年报联合办的“历史亲历”栏目写了

一篇稿子,7 月 20 日,这篇稿子在该报登出后,很快就被诸多

网站、报刊转载、摘登,反响热烈。

近年来,海内外同胞对苏联、俄罗斯的兴趣更趋浓烈。不

久前,杨澜准备去日内瓦采访曾任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请

李老给她参谋参谋。李老向这位华文媒体著名采访人扼要介绍

大的背景情况后,指出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在我们中国,对戈

尔巴乔夫褒贬不一,而且反差极大,有人赞其为“民主斗士”,

有人则斥他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劝杨澜对采访戈尔巴乔

夫事慎重处置。而提出这个建议,是出于李老对前苏联及俄罗

斯深刻了解的基础上的。

1949 年到 1959 年:三天三夜才从广州到了北京1939 年 2 月,李景贤出生于广东开平马冈横安村一个贫苦

家庭。1950 年春,在各界庆祝开平解放的大会上,只有 11 岁的

李景贤,在父亲的鼓励下,站在比他还高的八仙桌后,作为学

生代表讲话,这成为他记忆中第一件自豪的事。第二件就是上

初中之后,因为学习成绩好而获得 30 斤、初二时升为 60 斤的“奖

学米”。在忆及此事时,李景贤兴奋地说 :“几十年来,我母亲

李景贤接受本刊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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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常对人说 :儿子才读初中,从政府领来的米就够全家吃啦!”

1953 年冬,李景贤到台山县第一中学读高中,三年后考入北京俄语学院。

对他来说,选择俄语学院是很自然的事情。

1949 年 10 月 2 日,中国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10 月 6 日,毛泽东

主席任命王稼祥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并给斯大林写了一封

龙飞凤舞的亲笔信。1949 年 10 月 20 日,王稼祥手持国字第一号国书前往

莫斯科履新。他被认为是新中国“最牛”的大使。在毛泽东上述信中,他

的身份有三,甚为奇异 :他既是驻苏联大使,又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兼

管我国与东欧国家的具体事务,还是中共中央代表,与斯大林及苏共中央

联系。12 月 16 日,毛泽东主席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

并为斯大林 70 岁生日祝寿。中苏关系进入十年“亲热”时期。李景贤印象

最深的是对斯大林的悼念。1953 年 3 月初,正在上初三的李景贤,连续几

天从广播里听到斯大林的病情公告,其中还有医疗组的名单及各种身体状

况数据。3 月 5 日,斯大林辞世。3 月 9 日,全国举行追悼会。那天下午三

点钟,镇上响起了警报声,赶去会场的同学们在半

路就原地立定默哀三分钟。“1956 年夏,我高中毕业,

面临高考报名。当时苏联很吃香,‘向苏联老大哥学

习’、‘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等标语随处可见,

我好想去苏联留学,第一志愿便报了北京俄语学院俄

语系。第二个志愿是北大图书馆系,这个理由很简单,

是因为李大钊和毛泽东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结果他

让俄语学院录取了。省里为去北京院校学习的学生

们,订了三节列车硬座车厢。同学们困了,便轮流钻

到座位底下睡觉,三天三夜之后才从广州到了北京。

1957 年四五月份,伏罗希洛夫应毛泽东主席邀

请 , 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 国家元首 ) 身份 ,

对我国进行了长达 25 天的国事访问。这是间隔 7 年

后,对毛主席访苏的回访。4 月 15 日,伏罗希洛夫

在毛主席陪同下,乘敞篷车缓缓驶向中南海,沿途

受到了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李景贤和北京外国

语学院(此时俄语学院已与北京外语学院合并)的

同学们,有幸站在北京饭店前面欢迎中苏两国元首。

毛主席陪伏罗希洛夫坐敞篷车经过北京饭店时,他

看得真真切切。

好景不长。1958 年,赫鲁晓夫提出要与中国建

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泽东将赫此举视作要控

制中国之图谋,坚决加以抵制。此后,中苏两党关

系开始恶化。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决定召回

全部 1390 名在华专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一些重

要设备,停止向中国提供贷款。

这一年,李景贤即将毕业,却因为一次“事故”

给入党转正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困难时期,学校实

行粮食定量供应,男生每月 30 斤,女生 28 斤,很

少副食品,不少同学因为营养不良两脚浮肿。有的

同学实在饿得不行,便用酱油兑水喝以缓解饥饿感。

1949 年 10 月 16 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

王稼祥副部长(1949 年 10 月任命) 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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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2 月,毛泽东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出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图为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

1949 年 12 月,毛泽东主席访苏时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一起。

李景贤班上有位同学用毛笔和写大字报的红绿纸描饭票,混了

几次饭吃,但纸包不住火,有一天被收饭票的同学识破,他当

场瘫倒在地。在年级党支部会上,许多党员要求清除这位同学

出党。还是预备党员的李景贤却发表了不同意见,他举出《悲

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的例子,说他之所以被判十几年苦役,

是因为偷了个面包 ;他之所以偷面包,是因为他的侄女饿……

话还没说完,便受到许多党员严厉的批驳,但李景贤不服,硬

硬地回了这么一句 :“这位同学如果不是饿极,他绝不会描饭票

的。”结果,那位同学未被开除,而是留党察看,但却成了李景

贤入党转正的一大问题,一再被“帮助”,检查三次之后才终于

得以转正。

1960 年秋,李景贤毕业。此前,外交部派人去学校选人作

为俄语翻译班第三期学员,他被选上,由学校代培,为期四年。

中苏十年“冷战”:各部门不再储备俄语干部从 1960 年到 1968 年,在将近 10 年时间里,中苏两党两国

关系渐渐变冷。对于当初选择学习俄语的学生来说,这无疑是

个巨大的“打击”。

在北京外语学院培训期间,李景贤赶上了中苏“真假马列

大论战”。毛泽东指示要发表十篇文章,名为“批修”,实则要

“整垮”赫鲁晓夫。当文章发表时,先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在早晨六点半开始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中播出,由著名播音

员夏青或齐越朗读,一读就是三四十分钟,有时甚至一个多小

时。他们读得铿锵有力,“反修”味道特别浓。同学们坐在大教

室里一起收听,感到特别“扬眉吐气”。李景贤反观当时的“大

论战”,另有一番滋味袭上心头。“在 1962、1963 年,我们这些

学生,还感觉不到中苏关系有大的异样。”

1963 年 9 月,李景贤到外交部翻译处实习,但算参加工作。

从那时起,中苏高层来往几乎中断,省部和司局两级交往也很少。

其他部委那时已不配备俄语翻译,需要时,便向翻译处俄语组

借口译人员,但这种机会也不多,每年两三起而已。领导为了

培养李景贤,便给他“开小灶”,出差当口译的任务,几乎全让

他给包了。

1964 年 2 月至 8 月份,李景贤作为翻译组的成员,参加了

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名为‘边界’谈判,实则是‘务虚’性

质的政治谈判,而且各讲各的,往往是你批我驳的,逆向而行,

把‘大论战’搬到桌面。我方团长有一次念发言稿,从上午十

点读到下午两点,批判的火力很猛。”这半年的历练给李景贤日

后的成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64 年 9 月底,苏联作曲家图里科夫来访,李景贤被对外

文委借去当翻译。“周总理会见了苏方客人。会见前,总理问我

在哪里学的俄语,为何给对外文委当翻译?我告诉总理,现在

中苏间人员往来少了,每年才几次,各部门也就不再储备俄语

干部了,一旦需要,就向我们外交部翻译处借翻译。周总理说

这个办法好。”李景贤十分自豪地回忆起这次目睹伟人的风采。

十月一日,李景贤陪同这位苏联客人参加国庆观礼和焰火晚会。

晚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外宾一一握手,苏联客人

先对他说了句“您好!”毛主席也给他回了句“你好!”这是

李景贤头一回站在毛主席身边,一来一回虽只为他老人家翻译

了同一个(中、俄文)词,却成了终身的美好回忆。

1964 年 10 月 14 日,毛主席批发的“批修”文章发表了九篇,

赫鲁晓夫就被赶下台了。有人诙谐地说,此公是让毛主席给“批”

下去的。“批修”文章于是便有了一个“历史定位”,叫“九评”。

1963 年至 1966 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

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

织和清经济”。运动期间,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广大农民参与

其中。1964 年冬天,李景贤去了江苏南通一农村“搞四清”。那

里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泥墙四面透风,睡觉需要戴着棉帽,

吃的东西谁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杂面糊糊掺杂着一些青菜。打

着手电走夜路,一只脚高一只脚低的,还常会遇上野狗。刚去

时参加劳动,最怕踩水车,两三分钟就累得不行,后来才慢慢

适应。”李老回忆起这段“苦”经历时,沉重地说,“后来才知道,

这是‘文革’的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