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6专题

201 7. 06. 18

星期日

责任编辑

刘忆斯

伍岭

视觉

蒋南松

校对

王建交

传统音乐的魅力让香港学生震撼

晶报：据我了解，您在香港推行传

统文化教育之初也遇到了不少阻力。

郑培凯：是的。我们当时开设的是必修的通识课程，无论理工科还是商科都必须修满6个学分。此前香港是没有必修课的，更何况是中国文化课程，所以有的老师是反对的，尤其是理工科和法学院。他们觉得文化没有意义，没有实用价值。所以我需要不断地和他们沟通。刚去的两年的确有不少阻碍，到第三学年，学生开始慢慢喜欢这类课程。

这也和我在美国的经验相关。美国的大学都会要求学生修一些博雅通识的课程，让他们全面地自由接触，到了大二才让他们选择自己的专业。我们的教育不同，考进大学那一天，我们的专业就确定了。尤其是香港在当时采取英国的“精英制度”，中学五年，高中两年，大学三年。这里的高中两年学习的不是大学的内容，而是考试，根本没有开拓学生的视野。而进了大学以后，学生就开始学习社会工作的知识，这样一来他们的视野非常狭小。这是很有问题的。美国就好一点，中学轻松，大学严格，而香港反之，大学毕业率高达99%。这个本身就不太合理。

晶报：为了推行传统文化教育，您

做了什么尝试？

郑培凯：在课程设计上，我强调多元理解，教学上相互刺激，联系现代思维，批判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发展观，所以我开始构思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新教学架构。到了香港后，我开始联系台湾、大陆的朋友安排学术讲座，

邀请最出色的学者或艺术家来给学生讲课，比如白先勇、李泽厚、余光中、叶嘉莹等人，包含昆曲、书法等文化课程，以及各式各样的教学讲座和户外实践，试图改变他们的学习模式。

晶报：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学生

的接受度怎么样？是否有一些令您印

象深刻的事？

郑培凯：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音乐、戏曲、表演艺术的部分。有一年，我请了一位上海著名的笛子演奏家，人称“魔笛”的俞逊发先生给学生表演。俞逊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接触到西方音乐，并对爵士乐产生兴趣，因而常与一些爵士乐团合作，那天他的表演就是这种创新的形式。表演结束后，我收到了一封很长的电邮，是一名学生说自己看完表演后的感慨。他说，他在香港长大，钢琴、小提琴都是 8 级，对西洋音乐也十分了解，他从来都看不起中国古典音乐，认为这些音乐就和街上要饭的人的表演一样，是很低级的东西。这次的讲座给了他非常大的刺激，没想到中国的竹笛会如此震撼。

这件事也让我非常触动，我们传递中国文化，不是说让每个人都要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优秀学者，而是至少让他们先接触到中国文化。你不喜欢它、批判它，都没关系，但是你至少要见到过它（笑）。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应如此，因为年轻人没有无知的权利。

自己并不是一个有艺术才能的人

晶报：您是经过西方严格的历史

研究学术训练的，理应在历史方面有

所深耕。但从您的文章和您研究的项

目来看，您更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研究与文化审美的探讨，比如书画、陶

瓷、茶、园林等等，涉及的领域十分宽

广。

郑培凯：我想这与我对审美和美育对于中国未来文化的重要性的重视有关，我更倾向于在实践方面做一些努力。我对知识的兴趣比较浓，有点儿像传统文人。我觉得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对文化审美的认识一直是不足的，因而我的努力就是去弥补这些空白。

我在美国读书时，有一段时间受到法国年鉴派布罗代尔的影响，开始研究经济史，后来我发现，要讨论欧洲全面的历史发展，不只是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涉及到。所以我涉及的领域越来越杂，表面看起来很杂，但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还是很清楚的，我要搞清楚它们在历史上的表现是怎样的，与现在有什么联系。只有了解历史的环境、人物以及这些思维的脉络，才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生活的历史环境，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中有一些具体的文化关怀，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联系起来的。

晶报：历史文化对艺术审美也有

很重要的推进作用吗？

郑培凯：我在纽约生活时，基本上都是听歌剧的，因为我没有机会听中国戏曲，为了听歌剧我还学了意大利文。然而，许多人说喜欢歌剧，却未必真正懂它。虽然有法文、德文，但大多数歌剧是意大利文，西方大多数人都不懂这门语言。这些往往都只是一种风尚，别人说这个比较高雅，那么我也去高雅一下吧。后来我就和我的师兄白先勇做青春版《牡丹亭》，这也就成

为一种风尚了（笑）。所以我们现在要走的路，就应该在文学、艺术、审美、品味上多吸收一些历史文化的东西。它们是从历史来，而且比较多元，眼界更广阔。这样你就能从一个欣赏、娱乐的角度进入一个文化的角度。

晶报：您在传统文化的推广上似

乎更倾向于与大众接触的这一方面，

是否也会注重学术方面的研究？

郑培凯：有一些更倾向于与大众接触的，有一些则不是。比如像茶，要捋清楚这些，要用到许多以前不太用的材料，这与历史研究的主流也有关：以前是政治史，后来是社会经济史，而现在我们提倡文化史、物质文化史。这就是为什么我和考古的、博物馆的人联系很多，他们的新发现可以补充文献的不足。包括我对于陶瓷的研究也是这样。陶瓷在文献上没有太多的记载，那么就要从考古资料中去探索。

我个人并不是一个有艺术才能的人，我只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只会写字（笑）。当然，书法也是一种艺术，我也提倡。可是在音乐、戏曲上，我可以提倡，但没办法投入。中国还有很多有才能的人，如果他们都能把这些文化很好地传承下去，那这也是对人类文化很大的帮助。人类文化是需要多元的，可是有很多文化慢慢地失落了、式微了，就是因为没人去做这个了。

把写诗的感觉转化到文章里

晶报：提到写文章，我发现您继承

了香港一些作家的风格，特别以散文、

随笔见长，而文字里也有诗意。是不

是有意识地继承了这样的风格？

郑培凯：倒也不是。我其实是写诗出身的。现在因为和教学有关，想传递一些知识和观点，所以就写这些散文来传递信息。我在书写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感觉，就把写诗的感觉转化到文章里了（笑）。

晶报：本以为您会从事严肃的史

学研究，但您的文笔却不像是一个从

事历史研究的人写的，像是一个文学

作家，有点诗人的色彩，让我想到了李

欧梵教授。

郑培凯：李欧梵也是学历史的。换句话说，就是我对于文字始终没有办法忘情。我写历史，很多人以为我在写文学或文化评论。有人说我写的论文，文字很顺畅，那是因为我想过文章要怎么写，文字怎么表达。现在学术界存在的大问题是，文字不通不要紧，干巴巴的不要紧，只要堆砌材料，把学问放上去就行。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们现在的文史哲研究，不重视文辞表述，是近半个世纪的怪现象。古人非常讲究文章写作，连清代都强调，义理考据文章并重，“五四”一代新文化健将的文字也都各有风采。当代著名的西方哲学家、史学家都是文采与学殖并重，我认识的几个耶鲁历史系的老师都如此，而且都著作等身，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实例。

晶报：您现在还有写诗吗？

郑培凯：还有。最近写得多一点。教学研究很繁重的时候实在没有兴趣写诗。写诗要在时间富余的时候才行。现在好一点了，我可以在飞机上写诗（笑）。

（上接A04-A05版）

郑培凯:年轻人没有无知的权利

○晶报记者 罗婉/文、图

记者与郑培凯畅谈后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