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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堂與今文經學在廣東的興起1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撰、車行健譯

一、前言

學術與教育透過其學問體制來傳播之方式，是理解一個文化社群之持續恆久

面向的重要線索。儘管已有羅斯基（Evelyn Rawski）的拓荒之作：《清代中國的教

育與大眾文化》（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1979），2但仍在吾人

對清代研究中留下了相當大未開闢的領域。在下面的篇幅中，我的主要目標將聚

焦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廣東。在這段期間，阮元（1764-1849）所創設的學海堂開始

招生，並且迅速成為廣東最具優勢 (prestigious 最負盛名)的書院。3

既有的許多關於學海堂的文獻稱其為主流儒家的學問中心，瓊斯（Susan Mann

Jones） 和孔復禮 孔飛力（Philip Kuhn） 最近曾將它描述為「一群同時是詩人和

學者的軍事戰略家，在中國南疆的商業城市裡任教所在的地方 （它就如同一小

塊飛地，集中著一群任教于這個前沿商業城市中的同是詩人和學者的軍事戰略

家）」，4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則首次將廣東的學海堂與越華書院稱為廣

東高級官僚的智庫。5近來魏氏更把阮元與學海堂和廣東成為「公羊學的主要中

心」連繫在一起。6

＊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車行健，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1 此文的較長的版本曾於 1978 年 10 月 28 日在華盛頓特區所舉辦的the Mid-Atlantic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AAS 上發表。我要感謝「經學、歷史與政治：清代今文學」研究小組的成員，Dorothy Borei

教授與Richard Howard博士的評論和建議。實質的修改則吸收了賓州大學的Susan Naquin教授、W.

Allyn Rickett及Nathan Sivin在這段期間所給予的忠告與指導。此外，我也要感謝普林斯頓大學的

Peter Bol。這篇論文的大部分研究是在東京的東洋文庫完成的，我要向榎一雄教授與東洋文庫的

工作同仁所提供的協助致上謝意。（譯案：此文原刊載於Ch'ing-shih wen-t'i，4, no.2 (1979.12)，原題作“The Hsueh-hai T'ang and the Rise of New Text Scholarship in Canton＂。） 2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3 Tilemann Grim, “Academies and Urban Systems in Kwangtung,＂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G. Wm. Skinner（施堅雅）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77), pp. 489-90. （譯案：中譯

本為《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王旭等譯，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4 Jones & Kuhn,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PartⅠedited by John Fairban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8), p. 160. （譯案：中譯本見

《劍橋中國史》［張玉法主譯，臺北：南天書局，1987 年初版］，第 10 冊，《晚清篇上》，第 3 章，

頁 185。） 5 Wakeman（魏斐德）, Strangers at the Gate.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 182.

（譯案：中譯本為《大門口的陌生人》，王小荷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8。）

6 Wakeman（魏斐德）, History and Will.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 113. （譯案：中

譯本為《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鄭大華等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魏氏的敘述是有啟示性的，但論據則過於薄弱。魏氏錯誤地指稱學海堂在《皇清經解》中刊刻了

龔自珍的著作，其實魏氏所指的應是由王先謙（1842-1918）於光緒十二年（1886）至十四年（1888）

間編輯，且在江陰的南菁書院所刊刻的《皇清經解續編》，其中就收錄了龔自珍的一些著作。此

外，重要的是，一般對阮元的認識或想像（見頁 8），都不足以斷定他曾自覺地提倡公羊學。舉

例來說，林則徐長期被認為曾受惠於公羊學，但這種說法並沒有足夠的文獻證據支持。參見魏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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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廣東將成為包括鴉片戰爭以及後來風起雲湧的改革與革命風潮等諸

多事件的中心。然而，必須謹記在心的是，當十九世紀初學海堂創立時，廣東仍

是一個智識落後的地方。與富庶的長江下游江浙一帶相較，在鴉片戰爭前，廣東

的傑出人才與擁有進士資格者在數量上是遠遠落後的。7嘉慶二十五年（1820）學

海堂創設於臨時的處所，且在道光四年（1824）築堂於北城外的粵秀山後開始招

生，這在廣東產生了廣為人知的戲劇性的影響 （dramatic 巨大的影響）。8當阮元

在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被任命為兩廣總督時，他所帶來的一批江浙學者促進

了當地教育的重建。在若干辦學優異的書院的基礎上，學海堂成為教育體系中的

學術領導中心。9

二、學海堂的創設

出生於江蘇大運河邊上繁榮的文化商業中心的揚州，阮元在乾隆五十八年

（1793）首次被任命為山東學政時，即已接觸教育的事務。當漢學的潮流在蘇州

一帶的長江下游的教育中心達到高峰時，熱衷漢學的阮元襄助時任山東巡撫的畢

沅（1730-1797），畢沅本人也是一位突出的漢學尊奉者和贊助者。10阮元在山東的

任內重建了紀念東漢學者鄭玄（127-200）的祠墓。11

在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年僅三十二 三十一歲時，又被調任到浙江擔任

學政，他開啟了協助、推薦和拔舉學者的模式，而終其任職期間，這個模式一直

持續著。阮元選用超過四十位的浙江漢學家，在他的指導下纂修了一本題為《經

籍纂詁》的經學詞典，目的在恢復唐代以前儒家經典的注疏。12這本依循《爾雅》

傳統的詞典是最完備的同義字與古代詞彙的集成。阮元也對收集善本書的藏書樓

在《劍橋中國史‧第十冊‧晚清篇上》所寫的〈廣州貿易與鴉片戰爭〉章，頁 217-218。

7 Ping-ti Ho（何炳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N.Y. : Science Editions, 1964), pp. 96,

228。又參麓保孝：〈清末に於けろ嶺南の儒風〉，收在氏撰《宋元明清近世儒學變遷史論》（東京：

國書刊行會，1976），頁 211。

8 《廣州府志》（光緒五年刊本），卷 66，頁 19b。又參鈴木中正：〈清末攘外運動の起原〉，《史學

雜誌》，62 卷 10 期（1953 年 10 月），頁 12-13。 9 陳東原：〈清代書院風氣之變遷〉，《學風》，3 卷 5 期（1933 年 6 月），頁 17，安徽省立圖書館

刊行。又參Tilemann Grim, “Academies and Urban Systems in Kwangtung,＂ p. 489；麓保孝：〈清末に

於けろ嶺南の儒風〉，頁 211-12。 10 漢學通常被視做反對宋明新儒學哲學的一種學術型態，強調回歸漢代經學詮釋的研究，因為漢

代經學較接近經書制成的年代，更能揭示經書所蘊含的本義。清代盛行的歸納的考證方法通常被

視做漢學的同義詞。基於我在下文所提出的理由（見頁 8-9），考證方法對我來說並不似乎是漢學

的專利，本文所使用的「漢學」不能和「考證學」自動互換。我認為後者是一個更為廣泛的論述

領域，通常也包括清代宋學。關於漢學意含的其他難題是東漢和西漢學術的界限，今古文之爭是

其中的關鍵。十八世紀所謂的「漢學」傾向關注東漢經學的注解，特別是鄭玄的經注。基於這個

理由，漢學通常被簡單地稱做「鄭學」。以下所使用的另一個漢學的意含，實際上指的是與回歸

「西漢學術」的今文經學相對立的「東漢學術」。 11 阮元：〈重修高密鄭公祠碑〉，《揅經室集》（臺北：世界書局，1967），四集，卷 2，頁 681-682。

12 孫星衍等：〈詁經精舍題名碑記〉，收在阮元所編《詁經精舍文集》，頁 2。此書可在《叢書集

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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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維持感到興趣，13嘉慶二年（1797）他命聞名的寧波天一閣藏書樓的主人范氏

弟子編錄其藏書目錄，14不久之後阮元也選擇在杭州的靈隱寺和位於長江口的焦

山寺來貯放珍稀圖書。15

阮元於嘉慶四年（1799）從北京返回浙江奉命署理浙江巡撫事務（嘉慶五年

實授浙江巡撫），他重新處理他學政任內沒完成的工作。嘉慶六年（1801），他

利用當初在杭州編纂《經籍簒詁》的房舍成立詁經精舍。阮元在山東任內時已經

表達了他對鄭玄的景仰，此時他創立詁經精舍是為了紀念鄭玄與以《說文解字》

聞名的東漢學者許慎（30-124）。16阮元使用「精舍」一詞是因為此為漢代生徒求

學時所居之名。

陳東原曾將阮元對詁經精舍的創建描述為「書院歷史劃分時代的一個可紀念

的年代」，17 （一個可紀念的日子，書院歷史上的分水嶺）以下簡短的離題將有

助於對陳東原此讚譽獲得更加鮮明的印象。下文擬略宕開一筆幫助進一步理解這

句讚譽。

由於害怕反滿主張的茲長，清初皇帝禁止那些有可能會效法晚明高度涉入政

治的新的私人書院成立。然而在經過大約九十年的中斷後，雍正皇帝在雍正十一

年（1733）倡導各省設立官立書院的政策，存 （徵收）公銀兩用於幫助建設新

的學舍以及寄居在書院中的學者與學生的膏火資，18起初在十八行省一共設立了

二十一所書院。

這項政策產生了三種志趣與導向各異的書院型態。19第一種是那些從明朝滅

亡以來仍然倖存的以宋明新儒學為宗的小型私人書院，這類書院很快地被縣、府

與省所設立的官立書院超越。這類第二種型態的書院迅速地被引入科舉考試的軌

道中。在社學、義學、府學與縣學的養士教育系統的頂端，20這類書院提供士子

13 A. Von Rosthorn, ＂The Erh-ya and Other Synonymicons,＂in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0, 3 (Oct. 1975 ): 140.

14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edited by Arthur Hummel（恒慕義）( Taipei: Ch'eng Wen Pub. Co.,

1972) , p. 400.（譯案：中譯本為《清代名人傳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傳略》翻

譯組譯，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 15 Cheuk-woon Taam（譚卓垣）,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Taipei: Chinese Material Center,1977), pp.74-75. （譯案：中譯本為《清代藏書樓發展史》，徐雁譯、譚華

軍校，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16 阮元：〈西湖詁經精舍記〉，《揅經室集》，二集，卷 7，頁 505。宋代書院的命名常是為了尊崇 宋代新儒學大師，而明代書院則常推尊王陽明，見譚卓垣上引書，頁 89。 17 陳東原：〈清代書院風氣之變遷〉，頁 17。 18 關於清代書院比較平衡的討論可參見林友春：〈清朝の書院教育〉，《學習院大學文學部研究年

報》，第 6 輯（1959），頁 177-197；小野和子：〈清初の思想統制をめぐつて〉，《東洋史研究》，

18 卷 3 期（1959 年 12 月），頁 99-123，聚焦於清初對長江下游書院的壓制，同樣可參看大久

保英子在她的《明清時代書院の研究》（東京：國書刋行會，1976）頁 13-14 中的討論。

19 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頁 154-157；較完整的討論請參林友

春：〈清朝の書院教育〉，頁 187-191。

20 kung-chuan Hsiao（蕭公權）,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 pp. 2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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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八股文（時文）寫作技巧的訓練，勝任於此可使其在科舉和仕途中獲得成功。

早先的時候，學生習慣於去閱讀與記誦書肆出版的時文選集，於是就有不少人擔

心這可能會造成摹擬 （剽窃）的風氣。許多人認為士子不再研經閱史，取而代

之的是他們學會如何將範文稍做改變而成為他們渴望通過舉業的 應試的文章。21

為了回應此種的教育危機，第三種型態的書院便在十九世紀初應運而生了。

這類書院致力於經書經文與注疏以及史傳本身，而非只為了準備舉業 （應試）。

阮元的詁經精舍為此類型的書院提供了典範與刺激。22阮元努力將經學教育與實

學的主張結合，而他同時也是業餘的科學贊助者，他要求詁經精舍的學生除了原

本的課業之外，也須通過天文學、算學與地理學的考試。23

阮元設立學海堂沿續著杭州詁經精舍相同的方針。為了扭轉當時仍盛行於廣

東的宋明儒學教旨的風氣，24阮元規定在學海堂的經學與史學的學習必須附加實

學的研究，包括天文學與算學。有學海堂與詁經精舍作為範例，以尊崇經學與實

學教育的書院開始在各處興盛起來。25

以科舉制度為導向的教育無法因應中國官員所面臨的實際問題，這樣的認知

早在西方壓力突顯之前的幾十年就有了。出於對清朝行政體系內部問題的關切，

阮元、陶澍（1779-1839）及賀長齡（1785-1848）以及其他省級官員已經警覺到教

育和官僚體制改革的需要。26

阮元打破一般書院的組織，替學海堂設立了八個「學長」，以取代通行的單

一「山長」的做法。阮元自己對此曾有所說明：「……此堂專勉實學，必須八學

長各用所長，協力啟導，庶望人才日起。」27

學生是從廣東各地精挑細選出來的，而且主要是從廣東其他書院招來的。這

些學生在成為學海堂的專課生或附課生之前，至少要有貢生資格，童生則不被接

受。28這意味著學海堂只接受通過科舉考試而 已經取得士紳資格的學生。雖然學

海堂並不給予考試的訓練，但學生們仍被期望藉由公職生涯所需的科舉考試來延

續他們的志業。 21 關於反對以舉業為導向的書院的討論請參Wolfgang Franke（傅吾康）：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60 ), pp. 19-27。 22 陳東原：〈清代書院風氣之變遷〉，頁 17。

23 孫星衍等：〈詁經精舍題名碑記〉，頁 2。大約在此時，阮元對天文學和算學產生了興趣，而其

成果就是其所撰的《疇人傳》於嘉慶四年（1799）刊行。Nathan Sivin 將其描述為「傳統與西

方天文學的實用的綜合，用意是藉由鼓勵後者的研究而促使前者進步。」參 Sivin，＂Copernicus

in China,＂ in Colloquia Copernica Ⅱ: Études sur L'Audience de la Théorie Héliocentrique (Warsaw:

Union Internationale d' Historie Et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1973) , p.99. 阮元的興趣標識著清代

知識群體正處於上升階段的最高峰，因而天文學與算學的價值再被確認為儒學教育的一環。

24 何佑森：〈阮元的經學及其治學方法〉，《故宮文獻》，2 卷 1 期（1970 年 12 月），頁 22。

25 陳東原：〈清代書院風氣之變遷〉，頁 17-18。

26 他們的注意力轉移到長江下游經由大運河至北京的漕運之崩潰、鹽政的改革、地方叛亂的平

定，以及邊防與海防，參 Kuhn & Jones, “Dynastic Decline and the Roots of Rebellio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PartⅠ, pp.107-44。

27 容肇祖：〈學海堂考〉，《嶺南學報》，3 卷 3 期（1934 年 6 月），頁 19。

28 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58），頁 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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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資助、商人捐資及田地租息的收入，使得學海堂的學生可以每月領取膏

火銀，此外也會針對表現傑出的學生與課卷發放獎銀。29優秀的課卷會跟八位學

長的詩文一起刊刻在書院的文集上。學生規定將每日所習填注於日程簿內，每個

月學生和學長也會在一起聚餐，並討論學習成果。30

學長每月授課兩次，並爲課程擬定題目。每歲分為四課，每課由兩學長 輪

流經管（，周而復始）。道光十四年（1834）之後，學生須對從經書、史書、詩

文集或《朱子大全集》中自擇一書進行深入研究。31

阮元曾在杭州建立詁經精舍以推尊鄭玄、許慎這二位東漢古文經學家，他延

續推尊後漢學者來興建書院這樣的模式，以東漢今文學家何休（129-182）「學海」

的稱號（因其博學）來替學海堂命名。32與何休同時且為其主要競爭對手的鄭玄

則有「經神」之稱。

不同於他那位大名鼎鼎的對手，何休是《公羊傳》以及由董仲舒（公元前

179?-93）創建，在西漢被視為正統儒學的今文經學的堅定捍衛者。除了撰著那部

深具影響力而為十八世紀常州學派所倚重的《公羊解詁》之外，33何休還寫了三

篇尖刻的文章來抨擊古文經學對《春秋》與孔子關係所持的立場。鄭玄也回擊以

同樣辛辣的文章來替古文經辯護。34和清代一樣，東漢的今古文之爭也集中在《公

羊傳》上。

徐榮（1792-1855）是學海堂初起時的八位學長中的一位，他於道光四年（1824）

為學海堂在粵秀山上新建堂舍的啟用作了一首詩，在這首詩中他掌握到阮元為學 29 見同上。學海堂的部分基金是來自當地的商人，包括了來自資深行商伍秉鑑（1769-1843，浩官

［Howqa］，譯案：浩官為西方人對伍家商人的稱呼。）的一筆相當大的捐資，參大久保英子：《明

清時代書院の研究》，頁 337。這件事實是指控阮元在廣東推行的反鴉片政策無法徹底實現的基

礎。事實上，這關聯到許乃濟在道光十六年（1836）所上的著名的奏折，其中建議將鴉片全面合

法化，除了官員、士子、兵丁等之外。此外，吳蘭修（學海堂在道光六年［1826］的學長）也曾

主張對鴉片貿易弛禁。熊景星（學海堂在道光六年［1826］的學長）和儀克中（學海堂在道光十

四年［1834］的學長）皆曾被引證做林則徐來到廣東之前的這段期間，行商對鴉片政策具有政治

上的影響力的證據。參濱口富士雄：〈方東樹の漢學批判について〉，《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30

期（1978 年 12 月），頁 174-176；又見Peter Fay, The Opium War (Chapel Hill: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5), pp. 47-48 and Wakeman, ＂The Canton Trade and the Opium War,＂ pp. 178-85. 此外也須注意伍

崇曜（1816-1863），在接下其父浩官的位置之後，對學海堂學者譚瑩（1800-1871，學海堂在道光

十八年［1838］的學長）的贊助。在譚瑩的指引下，伍氏家族的藏書被拿來刊刻了大量的典籍和

叢書，參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p. 867-68。從販售鴉片中所得到的收益似乎是伍氏家

族龐大的財富和藏書的主要根基，請參照杜維運：《學術與世變》（臺北：環宇出版社，1971），

頁 135。 30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世界書局，1972），第１冊，頁 13。［譯案：原

文作「每月朔學長學生會食，並出其日記以相質正。」］

31 容肇祖：〈學海堂考〉，頁 20。

32 阮元：《學海堂集‧序》，頁 1b-2a。 33 陸寶千：《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1978），頁 221-275。 34 何休這三篇文章是：〈左氏膏肓〉、〈榖梁癈疾〉、〈公羊墨守〉。鄭玄還擊的三篇文章是：〈箴膏 肓〉、〈起癈疾〉、〈發墨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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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堂命名的意涵：（詩中可見他捕捉到了……）

碧玉樓高不可尋，南園南望莽蕭森，

清泉精舍無遺址，寶月孤臺孰嗣音；

百代淵源前日事，千間廣廈古人心，

會將兩漢公羊學，直埽浮華見古今。35

除了贊助研究《公羊傳》的學者之外，阮元本人似乎也對《公羊傳》產生了

興趣。阮元在為孔廣森（1752-1786）的《春秋公羊通義》作的序（收錄在學海堂

刊刻的阮元文集）中回溯了公羊學的流傳，並且描述了其在清代復興之前的盛衰

興廢。他指出孔廣森對於公羊義例的詮釋有四處與何休的《公羊解詁》不同，而

在結論中阮元察覺到《公羊傳》在闡明孔子書於《春秋》中的微言大義上，比《左

傳》更為出色。36阮元這篇老生常談的序文並沒有傳達其他訊息，只是表現出他

對《公羊傳》的一般興趣。

三、學海堂的學術

一般人習慣把十九世紀初的改革運動與今文經學的興起聯繫在一起。近來學

界關於魏源（1794-1856）投身今文經學以及公羊理念在其經世主張所扮演角色的

研究，已將這種聯繫加以分析闡明了。37一般總會假定這樣一種傳承上的直接歷

史線索：即十八世紀常州公羊學派藉由魏源、龔自珍（1792-1841）以及十九世紀

初的「經世派」，而與廣東的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加以聯繫

起來。38

最近有人質疑根本就沒有「公羊經世學派」的存在。波拉契克（James Polachek）

注意到十九世紀初「經世派」的成員並不是學術運動的成員，而只是那些「主要

在官場與政治關係的網絡中運作，亦即其功能至少就部分而言，只是為了促進個

人與事業的利益所組成的一個鬆散的文人團體。」39從這個觀點來看，這個團體

中的某些成員對今文經學的志趣已經被誇大。

35 《學海堂集》，卷 16，頁 22a-23a。. 36 阮元：〈春秋公羊通義序〉，《揅經室集》，一集，卷 11，頁 222-224。身為孔子後裔的孔廣森有

一段時間曾受學於莊存與，參侯外廬：《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上海：生活書店，1947），第

2 冊，頁 599。

37 Peter Mitchell, “The Limits of Reformism: Wei Yuan's Reaction to Western Intrusion,＂ in Modern Asian Studies, 6, 2 (1972): 178.；大谷敏夫：〈魏源經世思想考〉，《史林》，54 卷 6 號（1971 年 11

月），頁 33-71。大谷在文章中的頁 34-36 討論了中國與日本對魏源的研究，又請另參

Wakeman, ＂The Canton Trade and the Opium War,＂ pp. 182-84. 38 Liang Ch'i-ch'ao（梁啟超）,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清代學術概論》，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59）, pp. 88-95. Translated by Immanuel Hsu. 39 James Polachek, “ Literati Groups and Group Politics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Univ. of Calif.,

Berkeley Ph.D. in History), pp. 2-3.

7

下面關於此課題的兩個面向將對所謂的今文（或公羊）經學在清代興起的重

要因素做番檢視。 （爭論的雙方都忽視了今文經學派在清代興起的一個重要因

素。）（爭論的一方從相對孤立的角度出發，認爲）→第一個面向從並時的立場來

討論：像今文經學這樣「強而有力」的新思潮在十九世紀大受歡迎是因為它合法

化對時政的批評，而且也使對現有體制的改革得以可能。 （爭論的另一方則由

於否認這種相對孤立的思想體系的存在，從而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另一個

面向則是否認存在這樣一種觀念的並時結構，這種觀念忽略如下的根本事實，即

今文經學是兩世紀以來清代學者辛勤研究所累積出的樸學成果（philological

evidence）的產物。不瞭解再現於十八、十九世紀的今文經學所仰賴的技術的、

樸學的因素，就會倒因為果地誤解公羊學進入晚清社會和政治理論領域的方式。40墨子刻（Thomas Metzger）近來宣稱「外在宇宙的信仰 （對外來世界的信重與

倚賴 （外來決定論））」，這種觀點認爲，如果沒有西方技術的到來，今文經學派

就不可能生根發展。頗便於檢視十八、十九世紀關於漢代今古文之爭的構造，這

種說法將今文經學與「若沒有西方技術的到來就難以紮根」的論點聯繫了起來。41 （這種觀點輕易地忽略了 18，19 世紀為今、古文學派重建所囊括的樸學積累

而來的本質特徵。）

當 （在）我們將清代今文經學肯定為「改革主義」，或將其否定的一文不值

之前，有必要先對清代樸學與考證領域的轉變狀況加以分析，42這方面需要更多

的研究。

以學海堂作為參照的框架，可以清楚的描繪出某些以今文經學為根柢所累積

的學術動態。舉例來說，任教於學海堂的學者們從長江下游的書院傳授給學生的

經典教育中，吸取了最新研究趨勢。因為缺乏廣泛的清代經學著作的集成來讓學

海堂的學子學習，43經過四年的收羅與編輯，《皇清經解》（也稱為《學海堂經解》）

終於在道光九年（1829）刊刻出版了，並且立即受到廣東及其他地區的士子們高

度贊賞。44

40 在這個論點上我深受孔恩（Thomas Kuhn）科學史著作的助益，請參見他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0) ，又另參孔恩最近出版的 The

Essential Tension. Selected Studies in Scientific Tradition and Change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7) 。樸學當然不是自然科學，但從客觀的、經驗的研究方法的觀點來看，樸學（語文學）

及其歷史在中國的發展是可以從科學史的視角來加以充份地研究。 41 Thomas Metzger（墨子刻）,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77), p. 218. （譯案：中譯本見《擺脫困境：新儒學與

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顏世安、高華、黃東蘭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頁 208。） 42 清代樸學的研究包含了幾個運用考證學方法的研究領域，這些輔助的學門包括文字學

（epigraphy）、音韻學、辨偽學（authenticity）、校勘學（collation）、目錄學（bibliography）、歷

史地理學、歷史語言學等。對清代樸學（語文學）領域及方法的討論可參見胡適：〈清代學者

的治學方法〉，《胡適文存》（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68），第 1 集，頁 383-412。我現在埋首

研究的學位論文正是這個課題。 43 《皇清經解‧序》，頁 1b。 44 林伯桐等：《學海堂志》（香港：亞東學社，1964），頁 28b。在刻刊之後，這套書迅速的傳到

8

這是一部由 70 餘位作者所著，包含了 180 種著作，共計超過 360 卷、1400

多頁的龐大叢書，《學海堂經解》代表十七、十八世紀漢學學者研究的一個重大

貢獻。45它有意承續長久以來備受尊崇且涵括宋代之前學術成果的《十三經注

疏》，並且針對清初由徐乾學（1631-1694）所輯錄的另一部同樣大部頭的《通志

堂經解》加以回應，該書被視為較偏尚宋明新儒學的經學。46

由考證大師顧炎武（1613-1682）、閻若璩（1636-1704）的著作伊始，《皇清經

解》收錄了許多與漢學運動有關的著名學者的著作，如惠棟（1697-1758）、盧文

弨（1717-1796）、戴震（1724-1777）、錢大昕（1728-1804）、段玉裁（1735-1815）

和孫星衍（1753-1818）等，而這僅為其中的一部分而已。47以上提及的這些人皆

與尊崇鄭玄、許慎等人的清代古文（東漢）經學學派有所瓜葛。48

然而，致力於何休和西漢學術的常州今文學派的學者所撰著的一些著作也被

收錄在這部經解中，如莊存與（1719-1788）的《春秋正辭》、孔廣森的三部著作

（包括《春秋公羊通義》）、劉逢祿（1776-1829）的七部著作（包括《公羊何氏釋

例》和著名的《左氏春秋考證》），以及凌曙（1775-1825）的兩部著作（包括《公

羊禮說》）。49

阮元本人也與常州學派的許多學者們保有私人的交誼，雖然他們這些關係的

意涵仍然不十分清楚。劉逢祿曾敦促阮元刊刻《十三經注疏》與《皇清經解》。50

凌曙曾是劉逢祿公羊學的追隨者，後來他擔任阮元的幕僚兼其子的老師。51阮元

的密友程恩澤（1785-1837）除了是一位著名的考證學者之外，同時也是今文經學

理論家的老師。52 (孔復禮)孔飛力（Philip Kuhn）（Philip Kuhn）和瓊斯（Susan Mann

Jones） 指出，程恩澤在北京的學人圈中包括劉逢祿、魏源和龔自珍。53我們上面

朝鮮和日本，參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頁 395-398。

國會圖書館收藏中國圖書始於 1869 年（同治八年）六月，當時滿清政府捐贈超過九百餘冊的

圖書給美國政府，以回應美國所倡議的學術交流的要求。美國官員原來所要求的是關於人口

調查與稅收等方面的資料，但遺憾的是，中國政府送來的卻大多是儒家經典與禮儀的書，而

《皇清經解》正是其中的核心，參 Ping-kuen Yu（余秉權）所編：Chinese collection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1974, 3vols.), Ⅰ/Ⅶ-Ⅸan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 401.

45 濱口富士雄：〈方東樹の漢學商兌を繞つて〉，《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第 15 冊，頁 73-89。

46 Cheuk-woon Taam（譚卓垣）,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pp.73-74.《十三經注疏》也是由學海堂所再刊行的，目的在消解宋明經學的影響。 47 參《皇清經解》目錄。. 48 參橋本成文：《清朝尚書學》，收在《漢文學講座》，第 5 冊（1933），頁 10-27。

49 參《皇清經解》目錄。 50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 519. 51 Ibid. , p.535，凌曙也曾替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做過注解，該書是今文經學的主要典籍。 52 Hellmut Wilhelm（衛德明）, ＂Chinese Confucianism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Encounter,＂ in Changing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Modernization, edited by Marius Jans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65), p.307. 53 Kuhn & Jones, pp. 155-56.

9

也曾經提及阮元對孔廣森的讚美。

雖然上述對漢學與今文學關係的觀察是初步且瑣碎的，但這卻建議我們必須

開拓對清代樸學的理解，並且準備將常州公羊學者視做考證學運動的一部分。54處

於漢學與宋學的分界線，公羊學發皇於以常州莊氏家族為中心的學者小團體，而

他們學問的根柢就在於使用考證學方法來從事精密的典籍研究。55若沒有運用經

驗的方法，常州學派的學者所得到的研究結果並不會被嚴肅的看待，而將其置放

在《皇清經解》其他漢學家的大作之旁。

考證學的方法在十八世紀廣泛使用，其時 被認同的學術論述的形式已經轉

換了 被改變。不再有不符合學術成規所要求的以系統方法來論證的著作 （缺乏

系統論證的著作不復獲得學術尊重）。這點對於漢學和反漢學的著作都是千真萬

確的，如方東樹（1772-1851）於道光四年（1824）獻給阮元的《漢學商兌》就是

如此。考證不是某一學派的專利。56

經學研究對於經書辨偽（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lassics）的問題，至今還沒有

很明確的一致看法。最初學者們將其研究範圍聚焦在明確的課題上，然而到了學

海堂建立的時候，一個清楚的學術方向開始顯現出來了。為了要恢復與重建古代

經師透過典籍研究所得到的原始教義，在十七、十八世紀時，採取回歸東漢注釋

傳統的作法。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的學者延續這樣的努力，開始擴充其知識

領域，並且集中於西漢的學術 （將他們的知識前沿和關注點推回到西漢），視其

為經學研究的更好的源頭。57

魏源就是此種學術轉變的很好的例子，身為劉逢祿的弟子，魏源為了迄今仍

不清楚的理由，背離他的老師推尊何休《公羊解詁》的作法，取而代之的是轉向

董仲舒對《春秋》「更完善」的著作，這引導他直接回到西漢的今文經學。58漢學

研究的一致性至此結束。阮元以何休「學海」的稱號為學海堂命名，就是當時學

術逐漸從東漢鄭玄及古文經學派撤退的象徵。

關於辨偽問題所累積的大量著作，提供了學術圈日益尊重今文經學的基礎。

閻若璩和惠棟戲劇性 地證明了《尚書》的古文經篇章為後出的偽作 （證明了……

的重大貢獻），詁經精舍及學海堂都接受了這樣的看法。59朱次琦（1807-1882）承

認：「《書》偽古文，亂經也。」60魏源在他的《書古微》中更進一步提出懷疑，

54 Wilhelm, p.307. 55 Ibid. Cf. Kuhn & Jones, pp. 156. 莊述祖（1751-1816）是莊存與的姪子，也是常州學派的成員，曾 寫了《毛詩考證》一書，後來被收進《皇清經解續編》。莊述祖與常州學派的關係參見內藤虎

次郎：〈支那學問の近狀〉，收在《內藤湖南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9-74），第 6 冊，頁

51-52。 56 Kuhn & Jones指出，在魏源的時代，今文經學「仍與重視典籍研究的漢學主流相近，而與後來 康有為所倡導的烏托邦、彌賽亞式的今文經學支流相距較遠。」見：＂Dynastic Decline and

Rebellion,＂, pp. 151. （中譯本見《劍橋中國史》，第 10 冊，《晚清篇上》，頁 178。） 57 周予同：《經今古文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頁 28-29。這個學術方向在結構上類似近

代歐洲的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之回歸古典拉丁與希臘作家的運動。

58 魏源：〈董子春秋序〉，《古微堂內外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外集，卷 1，頁 63b-64a。 59 對閻若璩的讚美可參見《學海堂集》，一集，卷 6，頁 3a-4b。惠棟的《古文尚書考》被收進《皇

清經解》，亦參《詁經精舍文集》，頁 313-32。

60 《清儒學案》，卷 171，頁 7b。（譯案：原文誤植為頁 9b，今據原書改之。）雖然朱次琦於道

10

認為不只閻若璩和惠棟所指認的東晉（317-420）古文經篇章為偽作，甚至連東漢

古文經學家鄭玄等人所看到的較早的版本也屬偽作。61

劉逢祿沿續其外祖父莊存與的研究，並且斷定《左傳》原來並非孔子《春秋》

的傳注。劉逢祿指控劉歆（公元前 45-公元 23）將《左傳》從《國語》中抽取割

裂出來，並且肆無忌憚地使它為《春秋》的正統傳注，企圖驅逐盛行於西漢的今

文經學。62根據劉逢祿的說法，劉歆用這樣的方式將《公羊傳》從太學中移除開，

而代之以偽造的古文經傳。

這樣的論辨在儒學書院中引起了極大的波瀾，陳澧（1810-1882，道光二十年

［1840］的學海堂學長）在對這個問題的辨析中，針對劉逢祿的《左傳》批評及

其過份依賴何休解說的作法加以回擊。然而，從陳澧的反擊中卻可以看到劉逢祿

的論旨是受到重視的，而且在廣東重要到必須要加以反駁。63陳澧在學海堂的學

生桂文燦（1823-1884）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著作中走的更遠，企圖藉由將惠棟聯

繫到今文學，而將戴震聯繫到古文學的方式來區分漢學運動。64

龔自珍也曾同魏源一起受學於劉逢祿。對《周禮》的懷疑始於宋代，但卻復

興於清代，65龔自珍繼續爭辨《周禮》並非西周初期的文本，也不能直接關聯到

周公。根據龔自珍的觀點，直到劉歆的陰謀在王莽的短期統治（9-23）中獲得獎

勵以前，《周禮》都不被視為經書。66

邵懿辰（1810-1861）步武同樣論辨的線索而寫了《禮經通論》一書，其中他

強調劉歆曾假造了《逸禮》三十九篇。67而在他對《書經》的研究中，邵懿辰論

證劉歆也偽造了被像鄭玄這類的東漢古文學者視做《逸書》的古文篇章。68

回歸西漢的源頭也再次點燃了關於《毛詩》與今古文《孝經》的爭辨。曾被

阮元邀請到詁經精舍講學的陳壽祺（1771-1834），除了企圖回復《今文尚書》外，

也開始研究西漢的《三家詩》，而這最後由其子陳喬樅（1809-1869）所完成。陳

喬樅研究的結論指責鄭玄對《毛傳》的任意改動，因而有必要恢復較早的《三家

詩》。十九世紀中葉，魏源完成了他的《詩古微》，在此書中他發起了對《毛傳》

和《大小詩序》的直接攻擊。魏源嘗試證明後者皆為後出的偽作，並且在可靠性

光十四年（1834）進入學海堂，並於咸豐九年（1859）獲聘擔任學長，但他排拒由阮元在那

裏所建立而盛行一時的漢學方向，另參〈學海堂考〉，頁 46。

61 周予同：《經今古文學》，頁 32。 62 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皇清經解》，卷 1294，頁 1a；卷 1295，頁 4b-5a。最好的討論仍是

Henri Maspero 的＂La composition et la date du Tso tchouan,＂in Me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Brussels),Ⅰ(1932): 137-215 but especially 139-54.

63《清儒學案》，卷 174，頁 29b-32a。

64《清儒學案》，卷 175，頁 34b-35a。（譯案：原文是「國朝經學遠邁千載，治經者有墨守之學

，有宏通之學。為墨守之學者如定宇惠氏是也，漢之今文家似之；為宏通之學者，如東原戴

氏是也，漢之兼通古今家似之。」）

65 宇野精一：〈周禮劉歆偽作說〉，《東亞論叢》，第 5 輯（1941 年 10 月），頁 250-54。

66 《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頁 37。 67 侯外廬：《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第 2 冊，頁 597。另參周予同：《經今古文學》，頁 32。 68 皮錫瑞：《經學歷史》（香港：中華書局，1961），頁 320。

11

上不能與齊、魯、韓《三家詩》相提並論。69

學海堂的成員也涉及鄭玄《孝經注》的爭論，70爭論的重點在於西漢的古文

經版本是否優於鄭玄的後漢今文經的版本，但二者其實都被懷疑是偽作的。71呼

應唐代的《孝經》爭論，學海堂學者反對將西漢的版本與偽《古文尚書》關聯起

來。72

《古文尚書》的辨偽關聯到長久以來對王肅（195-256）係《孔子家語》的作

偽者的懷疑。73這是因為《尚書偽孔傳》的觀念相類似於王肅的理論，使得某些

學者，如丁晏（1794-1875）在他的《尚書餘論》中便直指王肅就是《尚書偽孔傳》

的作偽根源。因為《孔子家語》清楚地反映王肅的理論以及他對鄭玄的反對。丁

晏總結王肅必定是《古文尚書》與《孔傳》，甚至是《孔子家語》的造偽者。74根

據這種論證的線索，王肅在《孔子家語》中充斥著排拒視孔子為素王的不足憑信

的看法，因為他發現把孔子當做半神的想法並不能在他當時理性主義高張的時代

風尚中被接受 （他（自己）理性主義的前提）。75

回顧上面所討論的種種發展演變，嚴格來說並不是哲學性或理論性的，而是

樸學的， 與考證學緊密相關的 →限定在典籍文獻研究的範圍內。76即使在與今

文經學相關的學術範圍之內，也還是沒有清楚的一致意見。莊存與仍舊接受《古

文尚書》的文獻價值。77劉逢祿以何休為其公羊學的基礎，而正因為孔廣森的某

些論點與何休不同，劉逢祿便對孔廣森的公羊學加以批評。78魏源也背離了何休

的《公羊解詁》，且龔自珍亦心滿意足地視《左傳》為《春秋》的可靠傳注。79在

康有為之前，我們沒有證據看到經學曾以今文學或公羊學之名被廣泛接受的這樣

一種系統而連貫的經學觀。80

目前研究的層面確切顯露給我們的，卻是被稱為「今文經學」的樸學資料連

69 湯志鈞：〈清代常州經今文學派與戊戌變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論集》（香港：崇文書

店，1971），第 2 冊，頁 71。

70 《學海堂集》，二集，卷 7，15a-22a；四集，卷 11，頁 10a-14b。 71 關於今古文《孝經》的討論請參William Hung（洪業）, “A Bibliographical Controversy at the T' ang

Court A.D. 719,＂ in Ha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 1 & 2(June 1957): 74-83. 72 參侯康（1798-1837）：〈孝經古義考〉，《學海堂集》，二集，卷 7，頁 15a-22a。 73 R.P. Karamers, K' ung-tzu chia-yü. The School Sayings of Confucius ( Leiden : E. J. Brill, 1950), pp.

15-36. 74 Ibid., pp. 33, 164, 192-95. 75 Ibid., pp. 169, 194-97. 327.

76 Liang Ch'i-ch'ao（梁啟超）,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清代學術概論》）, p. 91. 77 侯外廬：《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第 2 冊，頁 599：另參湯志鈞：〈清代常州經今文學派與戊

戌變法〉，頁 69。

78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p. 519.

79 《龔自珍全集》，頁 234。 80 這種重建是不可能的，但在能展示並時結構之前，這種努力需要一種理想的歷史研究，關於清

代公羊學所存在的若干差異，請參福家弘：〈清朝公羊學に就て二題〉，《漢文學會會報》，第 4

輯（1936 年 3 月），頁 134-58。在一件事情的基礎上認為常州學派成員與之具有結構上的相似

性，但卻忽視了其所顯現出的實質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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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型態的大綱（the outlines of a coherent body of philological data），81那正是廖平

（1852-1932）與康有為想要刻劃的這種知識型態 （知識集合）（body of

knowledge）。今文經學並非因應西化衝擊所產生的合理化產物。82今文經學在關聯

到改革問題之前，最初只是興起於學海堂之類的主流學術中心，而被視為值得尊

崇的某種儒學研究；且在成為激進回應西化的組成部分之前，其種種面向就已與

傳統儒學的改革有所牽連了。83

這些樸學的議題與學海堂所提供的教育密不可分。除了訓練地理學家與軍事

戰略家之外，學海堂也是一個經學的論壇。學海堂是一個多元的教育機構，在那

裡宋學與漢學的課題被討論，而且今文經學也被研讀與重視。84當出身詁經精舍

的浙江學者朱一新（1846-1894）來到廣東就任張之洞（1837-1909）於光緒十六年

（1890）新設立的廣雅書院的山長時，他對早已出現在廣東而使廣東成為清代經

學最前線的根本轉變發出了讚美。85

81 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燕京學報》，39 期（1950 年 12 月），頁 177-226，該文提示了政 治上的今文學與學術上的今文學的區分。 82 Joseph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 Univ. of Calif. Press,1968), Ⅰ/79-94.（譯案：中譯本為《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大華、任菁譯，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83 See David Nivison（倪德衛）,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 (1738-1801) (Stanford :

Stanford Univ. Press, 1966.),pp.148, 283.（譯案：中譯本為《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楊立華譯、邵

東方校訂，臺北：唐山出版社，2003。） 84 麓保孝：〈清末に於けろ嶺南の儒風〉，頁 210-11。學海堂本身及整個廣東已變成眾所皆知的， 將漢學的研究方法和宋學在政治和道德上的關懷加以調和的中心。《學海堂集》中充斥著討論

漢宋思潮的文章，例如林伯桐（1775-1845）對大多數古代經書何以不言性之尖銳的討論。（見

《學海堂集》，一集，卷 2，頁 6a-10b。）阮元對宋學興趣的討論請參何佑森：〈阮元的經學及

其治學方法〉，頁 19-20。林伯桐企圖調和漢學和宋學的差異，但他也贊賞像錢大昕之類的漢

學家在音韻學和古韻方面的貢獻，參《學海堂集》，一集，卷 6，頁 28a-29b。林伯桐在學海堂

最著名的學生陳澧也沿續著其師折衷調和的治學進路。另參 Ying-shih Yu（余英時）,＂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in Tsing-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1 (Dec. 1975): 113. 85 麓保孝：〈清末に於けろ嶺南の儒風〉，頁 219-20；亦參Hao Chan（張灝）,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 Harvard Univ. Press, 1971), pp. 18-21.（譯案： 中譯本為《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