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教育看中国历史”国际学术会议

綜合講評分科報告

Ⅰ. 透过教育理念和制度考察中国传

统文化精神 —第一分科讨论情况

简要概述-

Ⅱ. “通过教育看中国历史”国际

学术会议总评(二)-第2分科-

Ⅲ. 第三分科综合讲评

Ⅰ. 透过教育理念和制度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第一分科讨论情况简要概述-

范 忠 信 (中國 杭州师范大学)

各位同道：感谢中国史学会、亚洲研究所的韩国同仁们(特别是任大熙教

授)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美好的讨论机会. 应邀出席这个关于中国教育史的国

际论坛, 在中国之外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学术同行们一起讨论中国历史和

文化, 实在是很幸运很开心的事. 现在受命代表第一分科(小组)的同仁们就

两天讨论情况的做一个小综述, 很荣幸, 也颇有感慨.

教育, 作为人类与其他动物分道扬镳的进化关键, 怎么估计其重要性也不

为过分. 人类社会的教育, 由低到高,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 起初的

教育, 我想, 肯定跟虎狼们教自己的崽子学习捕猎一样, 纯靠惯性本能的动

作声音来进行, 这大概是教育的第一阶段. 后来, 慢慢有了靠语言传达文化

信息进行的教育, 再后来有了靠文字传递文化信息进行的教育, 更后来有了

以学校、专职老师传递文化文明的方式的教育, 这是教育发展的高级阶段.

最后呢, 教育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最高级阶段, 人们召集学术研讨会讨论

中國史硏究 第68輯 (2010. 10)370教育的历史和规律, 所以呀, 我们现在在庆北大学举行的这个关于中国教育

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就是教育发达到最高阶段的标志(笑).

我们这个小组, 两天里, 先后经过了6个单元的讨论, 一共有34人次做了

发言. 其中17人做了主题发言, 17人次做了评论发言. 在主题发言的17人中,

韩国学者4人, 中国学者11人, 日本学者1人, 新加坡学者1人. 评论发言者17

人, 全为韩国学者. 其中虽有杜文忠(中国)和吴富尹(韩国)二人缺席, 但均

由别人代为宣读论文摘要, 并照原计划安排点评, 所以前述统计数字不受影

响.

参与本组讨论的17篇论文, 按照讨论主题不同, 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关于古代中国的官学及其学制、科举制的讨论. 中国学者南玉

泉、屈超立、范忠信, 韩国学者安京植、吴富尹等5人的论文, 以及相应的

点评者, 都是在进行这一方面的探讨.

第二类是关于古代中国各类专业教育的讨论, 包括古代经义教育、六艺

教育等等的讨论. 中国学者张少瑜、丁凌华、马小能、张天虹、杜文忠, 韩

国学者李庚子等6人的论文, 以及相应的点评者, 都是在进行这类主题的探

讨.

第三类是关于社会教育、风俗教育的讨论, 包括精神或价值观教育或道

德教育的研究讨论. 新加坡学者陈舜贞、日本学者永田拓植、韩国学者朴

永哲, 中国学者韩帅、马泓波、高楠等6人的论文, 以及相应的点评者, 都

是在进行这类主题的研究讨论.

以下谨分别就这三类主题的讨论情况做一个简要且可能不准确的概括介

绍. 因为时间关系, 因为翻译的困难, 我只能最简明扼要乃至片面地指出这

些文章(发言)特别让我感受深刻之处. 如果理解有误, 我个人负责, 希望无

损于原文即作者原意.

一、关于官办学校及其学制、科举制的讨论

这一方面的讨论, 几位学者的文章及发言给我们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首先是中国政法大学南玉泉教授提交的题为《周朝教育制度管窥》的论

“通过教育看中国历史”国际学术会议 分科報告 (范忠信·林乾·郑林) 371文, 以及在大会上做的相关发言. 他的论文和发言, 主要讨论了周代的学校

特别是官学的设置体系以及相关学制问题. 他特别强调, 周代学校教育的一

个显著特征, 即兵学合一特征, 也就是学士(学生)兼有兵士身份暨预备公务

员身份；周代的学生整体, 简直可以视为当时的预备役部队. 他认为, 周代

官学的这一特征, 直到春秋时代私学兴起以后才发生根本的改变. 他的这一

观点, 对我们理解中国早期的教育体制及属性有相当的启发.

韩国釜山大学安京植教授关于《先秦时期小学制度研究》的论文, 也给

我们一些重要的启发. 在文章和相关发言中, 他质疑：小学与大学的分野,

在先秦时代是否真的存在, 先秦时代是否真的出现过“大学”概念或事实. 他

认为, 先秦时代的小学, 起初的主要功能是幼童教育或初级教育, 具体教育

内容是六艺或经艺. 因为原有官学的衰败, 才出现了民间蒙学教育机构或经

艺教育机构. 官学衰败, 是民间教育兴起的前提.

中国杭州师范大学范忠信教授的论文《兴学养士与古代中国教育法制精

神论纲——仅以官学为考察对象》, 宏观概括了古代中国官办教育的基本

宗旨和特征. 在文章和相关发言中, 他把古代中国的官办教育特征总结为五

个方面. 第一是学校定位为“学府”, 教师定位为“学官”, 充分体现了学校的

官衙本质. 第二是学校生员主要为官贵子弟(胄子), 少数时候也扩大到平民

子弟(俊秀), 生员一般具备官吏候补资格. 第三是学校的学业内容主要是礼

乐和经艺, 其实质是“治平术”, 所以官学教育本质是治民之技艺的教育进

修. 第四是学校的课业考核, 国家很注意把课业考核与选吏资格审定结合在

一起, 课业考核同时也是选吏的黜陟过程. 第五是官学生毕业后的就业, 基

本只有出仕一途, 只有治民这一种职岗. 他认为, 这五个方面的特征也贯穿

到了古代中国教育法制中, 决定了古代中国教育法制的内在精神.

中国政法大学屈超立教授的论文《科举制对传统教育的影响：唐宋与明

清的比较》及现场发言, 在两个重要的问题上给了我们以重要的启发. 屈教

授认为, 隋唐开始的科举制, 由于开创的功名多级制, 十分有利于民间劝学,

大大激励了民间重视教育之风气. 后来出现的南北卷制度、分省定额制度

等等, 也照顾了文化弱势地区的发展需要, 鼓励了边缘落后地区的教育事

业, 对实现教育公平有特别意义. 这些研究结论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科举制的

中國史硏究 第68輯 (2010. 10)372正面价值很有意义.

在这一组讨论里, 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的金正烈先生、庆北大学的朴均

燮先生、岭南大学的许增先生、釜山大学的李万炯先生等, 分别对上述四

篇论文和发言做了评论, 提出了非常有意义的补充或质疑.

二、关于古代中国各类专门教育的讨论

关于古代中国各类专门教育的讨论, 就本组的讨论情形看, 大致又可以分

为三方面. 一是关于经艺教育的讨论, 如丁凌华、马小能、李庚子等学者的

论文；二是关于礼乐教育的讨论, 如张少瑜兄的论文；三是关于军事教育

的讨论, 如张天虹君的论文；四是关于法律教育的讨论, 如杜文忠君的论

文, 等等.

首先是关于经艺教育方面的研究和讨论.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华东政法学院的丁凌华教授的论文《经学教

育对法律的影响》. 丁教授认为：经学教育对法律的影响, 在汉代主要体现

为经义决狱和法律章句的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主要体现为律学的发展,

特别是经义融入法律, 丧服之学融入法律, 律博士的设置和关于对各家注律

之说合理采用的“引证令”的出现, 等等；在唐代以后, 则体现为唐律“一准

乎礼”, 其典型标志是三礼丧服之学转化为唐律条文(唐律502条中, 涉及丧

服的有154条). 宋元明清以后, 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斗争直接推动了法制

进步. 到近代, 今、古文经学的斗争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康有为、章太炎

之间的立宪和革命之争, 这仍可以视为经学对法学的影响.

中国北京师范大学马小能女士的《周易与古代中国教育》文章及发言,

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可以视为关于古代中国经学教育研究的论文. 她的文章

和发言, 特别阐释了《周易》“蒙以养正”的核心教育思想. 她认为, “蒙以养

正”的要害是以教化教养培植正学、正气、正义, 而周易所谓“正”的要害就

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谦虚谨慎、诚实守信等等. 她认为, “蒙以养正”教

育思想的实质是品质教育、素质教育、人格教育. 这一解释是很有见地的.

韩国庆尚大学李庚子先生题为《古代中国的六艺教育》的大纲, 也可以

“通过教育看中国历史”国际学术会议 分科報告 (范忠信·林乾·郑林) 373算是这一类讨论的一部分.

其次是关于礼乐教育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

院法学研究所张少瑜研究员的论文《中国古代兵家论军礼教育》. 张少瑜

认为, 古代中国“五礼”中的军礼, 其核心精神是“别”上下, “序”尊卑, 辨等

明威, 是为了使千军万马动静进退如一人. 军礼的要害是为了强调士兵对官

长、下对上的绝对服从. 军礼的教育, 是通过平时养成, 通过军官对士兵的

感召而成, 通过恩威并济而成. 军礼教育, 也可以视为古代中国的法律教育

的一部分.

再次是关于军事教育方面的研究探讨. 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张天虹君的论

文《书剑双美：河北藩镇时期的从军风气、军事训练与军事教育——以763

‐914年为中心》, 为我们介绍了中晚唐至五代初的军事教育暨军人文化教

育体制. 据他介绍, 当时藩镇的军事教育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在军事

训练或教育方面, 最主要的特征是民间习武之风气大盛, 乡间几乎人人习

武. 在军人的文化教育方面, 其主要时代特征是文门世家子弟纷纷弃文从

武, 文武互转蔚然成风, 他们带动了军中的文化教育, 提高了军中的教育层

次.

最后是关于法律教育方面的研究探讨. 中国西南民族大学的杜文忠君的

论文《王官学与中国古代法学和法律教育》(由他人代为宣读), 给我们很多

启发. 他的文章提醒我们注意：所谓“王官学”, 从机构形式而言, 就是官办

学府学堂的教育形式；从内容而言, 就是官方意识形态和知识体系合而为

一. 他认为, 在古代中国的法律教育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以吏为师”和

“以学为师”的区别, 我们应该注意到汉魏间经学家和律学家身份的混合.

在这一群组讨论里, 几位韩国学者就这几篇论文及发言做出了很有启发

意义的评论. 点评者分别是：韩国亚洲大学的韩相敦教授、昌原大学的安

洵亨教授、圆光大学的金贵声教授、北京大学韩国留学生尹春根博士生、

岭南大学的李永哲教授、成均馆大学的金庆浩教授等.

三、关于社会教育、精神与风俗教育的讨论

中國史硏究 第68輯 (2010. 10)374关于这一方面教育的讨论, 也有多篇文章和发言.

中国北京师范大学的韩帅同学的论文《旌表与汉代的女德教育》, 为我

们展示了古代中国精神文明教育的一些基本模式. 她认为, 汉代通过描画图

像、树碑立庙、旌表门闾等等方式来表彰节烈妇女, 实际上就是在进行女

德教育. 这些形式都是社会道德教育特别是对妇女进行品德教育的形式. 这

些女德教育, 其主要内容, 就是母仪、贤明、孝道、贞顺、节义之类的道德

的教育. 在文章中, 她还特别就古代“合理行孝”与“自残愚孝”的界限进行了

辨析, 并引起了现场自由发言者的热烈讨论. 她特别提到, 从汉代以后, 国

家的旌表, 有一种特别的变化趋势, 即逐渐向普通百姓倾斜, 逐渐使旌表成

为“职官及科目出身者不与”的事情. 这一趋势可能说明, 随着旌表日益成为

仅有荣誉无关爵禄之事, 官僚贵族们就逐渐不屑于此, 于是逐渐沦为对底层

百姓进行愚化奴化教育的主要工具了.

日本阪南大学永田拓植先生的论文《在魏晋时期流行的人物传与教育》

也很有意思. 文章特别就汉魏晋时代盛行的耆旧传、先贤传编撰风气与社

会风俗及教育的关系做了初步探讨. 他认为, 耆旧传、先贤传的编撰, 常常

与忠臣传、列女传、孝子传并列, 绝不仅仅是个人或家族夸耀, 而有着影响

风俗或进行风俗教育的显著意图；这些传记所要传播的教育内容, 其实就

是他们所特别褒扬的耆旧先贤们的“清”、“忠”、“直”、“亮”的美德. 这是当

时社会教育的形式之一.

新加坡国立大学陈舜贞教授的论文《从“志”至“节”：逸民的精神教育》

从另外一个方面探讨了古代中国的社会教育. 她告诉我们, 儒家特别是孔子

对“逸民”精神的阐释, 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标准, 就是“志”和“节”. 所谓

“志”, 要害是强调内心的正义或价值, 内心的秉持或坚执之物. 所谓“节”,

就是为了践志而保守住外在的行为尺度, 决不逾越. 她认为, 儒家的“逸民”

精神中的“志”, 要害是强调不以官污、不以政治污, 不可因政治而丧失天

良, 要害是强调“志”和“节”的统一, 是强调不降志、不夺志、不辱节, 是强

调精神自由.

中国西北大学马泓波君的论文《宋代家庭中的法律教育》也有一定的启

发意义. 文章认为, 在宋代的家庭中, 家训家教实际上也兼负着社会法律教

“通过教育看中国历史”国际学术会议 分科報告 (范忠信·林乾·郑林) 375育的职责. 他认为, 广义的家训, 包括吕祖谦的《家范》, 范仲淹的《义庄

规矩》, 袁采的《袁氏世范》之类, 其实都是父祖对子孙进行教育的形式,

是对子孙进行从为人处世到为官从政之技巧的教育, 包括法律教育. 在这些

教育中, 主要内容就是进德、修身、廉政、公正、正义、息讼、守法、处

世等等, 这些教育其实也是当时的法律教育, 特别是法律精神教育或守法教

育. 但是, 文章把讼师秘本视为讼师法律常识读本或讼师据以了解法律的途

径, 把家训视为“家庭法律书籍”, 显然略有不妥.

中国河北经贸大学的高楠女士的论文《墓志铭中的宋代家训》, 也从一

个非常特殊的角度探讨了古代中国的社会教育. 文章认为, 通过墓志铭方式

表达的家训, 大致可以分为官员的家训和平民的家训两类. 这些家训的要害

是如何保持家族兴旺, 因而官员们特别注意家族的教育事业, 特别强调读

书、修身、科举出仕等, 实际上是强调通过保持教育来保持家族的兴旺. 在

宋代, 将先人与财产无关的遗嘱亦即对子孙的家训也呈交官府备案认可, 以

借助官府赋予家训以强制执行力, 或赋予其类似官方规范的效力, 以威慑不

肖子孙, 是当时的一大特色.

韩国群山大学朴永哲先生的论文《宋代法书之禁与粉壁的法条——宋代

王法主义一考》, 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古代中国社会法律教育的特别

视角. 该文特别探讨了宋代的法律文本传抄之禁, 探讨了在禁止民间传抄传

印法律文本的同时普遍盛行的以粉壁方式传播法律禁令的形式. 在文章中,

作者特别提醒我们注意, 国家一方面禁止民间印卖法律书籍, 只许官府印制

和出售, 另一方面通过遍布城乡的粉壁零星地公布国家法令或政令的简要

内容. 他认为, 这种体制特别强调的就是“王法主义”——法为王者之言, 当

然要禁止民间乱抄乱印, 以防止以讹传讹或恶意歪曲. 法是王者之法, 被治

者只有遵守, 没有任何发言权. 在这种理念之下, 法律越简单越好, 人民越

无知越好.

在这一类主题的讨论中, 韩国东义大学的高惠莲教授、釜山大学的许明

华教授、高丽大学的金珍佑教授、高丽大学的陆贞任教授、外国语大学的

曹福铉教授、釜山大学的徐银美教授等5位韩国学者, 分别对上述论文及发

言做出了点评, 开拓了大家的视野.

中國史硏究 第68輯 (2010. 10)376

* * *

以上是我的匆匆归纳. 肯定很不准确. 如果大家说很好, 那是因为论文作

者、发言者本来就写得好、说得好；如果大家不满意, 那就是我理解错了,

或者是我表达时词不达意了. 总之一切责任在我！

希望这样的讨论继续进行下去. 谢谢各位！

Ⅱ. “通过教育看中国历史”国际学术会议总评(二)-第2分科-

林 乾 (中国政法大学)

2010年9月9日-12日, 由韩国中国史学会主办、韩国庆北大学亚洲研究所

承办, 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大邱市政府、庆北大学协办的《通过教育看

中国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韩国国立庆北大学举行, 来自韩国、中国、

日本、新加坡等国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共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会

议共收到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韩国中国史学会会长全淳东教授致开幕词, 庆北大学校长咸印硕致祝词.

庆北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任大熙教授致闭幕词.

会议进行精心准备, 讨论热烈、交流充分, 富有成效.

会议除开幕式后三位报告人的主旨演讲外, 分三组进行讨论. 受会议主办

方之托, 现将本人所在的第二组讨论的情况向大会报告.

本组共有14位报告人进行论文报告, 14位评论人予以评论, 6位教授主持

了该讨论. 从时间跨度上, 涵盖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 就内容而言, 从帝王

教育到传统士大夫的精英教育, 从教育的载体、教育内容的拓展, 到教育对

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等, 都有很好的阐释.

“通过教育看中国历史”国际学术会议 分科報告 (范忠信·林乾·郑林) 377早在二千多年前的荀子就说过：“国将兴, 必贵师而重傅”, 反之, “国将

衰, 必贱师而轻傅”. (《荀子·大略》)阐述了教育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

无论就中国历史演进中教育的地位、作用而言, 还是教育本身的发展和实

践, 特别是科举取士制度的确立在长时段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而言, 教育与历

史的关系, 恐怕像中国这样紧密纠结在一起, 互相影响, 密不可分, 在世界

范围内, 似乎很难找到. 因此会议的主题切中中国历史演进的关键要素, 得

到与会者的广泛讨论和响应.

从论题的视角出发, 就内容而言, 本组的讨论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

面.

一. 政治结构逐渐失衡下, 教育主体和内容的拓展.

按照传统中国史学的历史分期, 宋元明清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后期, 是传

统社会充满挑战, 儒家文化逐渐走人困境并力图突破的一千年. 一方面, 影

响、作用甚至左右教育发展方向的政治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宋代开始,

突出的表现为皇权的加强, 而明代则颠覆了这种结构, 主要表现为延续近二

千年的丞相制被废除. 其结果是君权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而传统政治结

构中的制衡因素逐渐减弱. 这就是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篇》提出的

“有明之无善政, 自高皇帝(朱元璋)罢丞相始也”. 另一方面, 在皇权畸形发

展的态势下, 人们把教育的主体至少一部分转移到皇帝本身上来, 这就是有

关君德的教育. 官僚士大夫试图把解决迷题转移到君主本身上来. 中国台湾

逢甲大学雷家圣、北京师范大学申慧青、香港大学梁思乐等提交研讨的论

文都属于这方面的内容.

雷家圣的《北宋教育家孙复及其尊王思想》一文, 从孙复在通过其所著

《春秋尊王发微》等书, 阐释儒家经典过程中, 认为君主的绝对权威不可动

摇, 即便是君住无道, 也应维系这一法统不受挑战. 针对该文, 评论人韩国

庆尚大学裴淑姬教授提出孙复得思想在当时是否是儒学思想的主流？与现

时政治有何关联等六点意见. 从而将讨论引向深入.

申慧青提交的《论范祖禹帝学与宋代的帝王教育》一文, 和梁思乐的

中國史硏究 第68輯 (2010. 10)378《范祖禹对唐太宗形象的重塑 -宋代帝王历史教育一例》一文, 尽管阐释

主体不同, 但都注意到范祖禹《帝学》在当时出现的时代意义. 申文提出,

受二程的影响, 这位曾担任侍讲官的思想家, 在《帝学》一书中, 构筑了以

“治心”为核心的思想内容, 试图将膨胀的君权纳入某种无法明言的秩序轨

道之中, 从而使其不像脱缰之马, 无所羁绊. 其书对后代影响尤大. 梁文通

过范祖禹对唐太宗自身缺点的解析, 特别是从善如流, 广纳谏言, 从而在很

大程度上弥补了自身的局限, 吸收了更多统治层的建议, 从而将中国推到了

一个辉煌的盛世. 韩国外大洪承兑、忠北大秋教顺二位先生先后就以上二

文, 予以评论, 提出无论是臣僚还是后世的史学家, 最难对帝王的君德进行

评价, 而范祖禹通过《帝学》等书的编纂, 目的是引起帝王本人对其能力、

素养的关注, 进而提供更有效的治理经验.

这一时期, 儒家思想作为支配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和思想, 演进为宋明理

学, 这种思想着眼于人内在的反省, 格物的核心是格心, 心性之学对外部世

界的变化殊少关照, 更多的是关照人的精神世界. 当朱元璋将四书朱注作为

科举考试的唯一钦定教材时, 科举制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涵义. 自清初到清

中叶, 一直存在科举存废之争,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教育核心体系行将

步入历史博物馆的趋向. 在内忧外患急遽累积, 国破种亡日愈一日的近代,

终于得到彻底埋葬它的时机. 北京师范大学张昭军的《晚晴时期程朱理学

与科举制度的内在紧张》一文, 以独特的视角, 辨析并纠正了传统认为程朱

理学与科举制度并行不悖, 前者并成为后者重要支撑的观点, 提出到了晚

清, 理学人物中的一部分, 与科举制是背离的, 而废除科举制后, 理学失去

了重要阵地, 其式微也就成为不争之事实了.

中国政法大学林乾提交的《近代中国的国民教育》一文, 通过以往为研

究者所忽略的国民教育这一议题, 在近代中国从破茧而出到付诸实施的过

程的解析, 认为无论是从教育的普及性还是教育的内容、形式, 都是对传统

教育的终结, 是开启新时代新教育的主体. 尤其是以普及义务教育为核心的

国民教育, 在塑造国民性格上其意义堪与科举制创立相比美. 釜庆大金文

基、仁川大学朴章培二位教授先后对张文、林文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评论.

“通过教育看中国历史”国际学术会议 分科報告 (范忠信·林乾·郑林) 379

二. 区域研究和个案视野下教育内涵的拓展.

区域史研究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长足发展. 同传统宏大叙事的研究

不同, 区域史研究可以纳入中观史学的范畴, 它对于解读传统中国各地区发

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 提供了非常恰当的研究方法. 厦门大学已故著名历

史学家傅衣陵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就早已为世人所瞩目. 本组的多篇论

文也反映了教育史在区域研究中的新成果.

日本早稻田大学饭山知保的《蒙元统治下华北社会与“士人”教育的变

迁》一文认为, 在元朝统治下的华北地区, 由于科举录取名额非常少, 加之

统治者重视实际能力, 儒学素养不被看重, 因而科举并不是人们向往的入仕

途径, 导致了自宋以来北方科举考试(及录取)在全国所占比例偏少状况在明

代的延续和加重, 使得南北政治力量的不均衡趋势得到加强.

上海交通大学陈业新的《此消彼长: 明清时期皖北文武举士变化与社会

变迁》一文, 则以皖北为范围, 对明清时期这一区域文武举士数量和结构的

变化, 及其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 特别是通过多视角的大量的数据分

析, 提出该区域出现了文举数额减少与文事渐衰、武举数额渐增与武事日

盛的趋向, 从而对该区域社会结构、风尚等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尚武、

好斗风习的蔓延即是其主要表现.

聊城大学吴欣的《区域视野下教育资源的分配与社会结构 -以明清山东

运河区域的书院为中心》一文认为, 明初山东运河区域, 由于官府的强力控

制, 使得教育资源的分配以官学为主, 私学书院处于弱势地位, 但因官学制

度自身的弊病, 以及运河区域经济的发展, 这一状况在明中叶发生重要变

化, 地方士绅越来越多地介入其中, 使得教育资源的分配主体出现多元化和

下移的趋向.

中央民族大学丁慧倩的《从明末清初的经学教育看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变

迁》一文认为, 以传授伊斯兰教经典教义为宗旨的经学教育的出现, 打破了

宗教知识家内传承的传统, 为外地经师与本地清真寺的结合创造了条件, 而

伴随着乡老集团的崛起, 掌教的宗教权威受到挑战, 经学与清真寺结合形成

了教长制和经堂教育, 使得清真寺的管理方式发生变化, 穆斯林社会的权力

中國史硏究 第68輯 (2010. 10)380结构也随之改变.

与区域视角研究相近的, 还有二篇个案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陈瑶《清代湘

潭县昭潭书院学田研究》一文, 从社会经济史和地方史的角度, 通过对方志

等大量材料的梳理, 探析清代各不同历史时期湘潭县昭潭书院田产的来源

和管理, 在书院确立和完善的清前期, 地方官员在倡捐和找回义田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而进入乾嘉以后, 因地方官与士绅的矛盾态度, 使学田数额

相对没有得到发展. 显示出在学田发展过程中, 地方官员和地方社会的互动

关系至关重要.

日本学习院大学村松弘一的《清末西安的教育与日本教习 -以足立喜六

为例》一文, 通过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应清朝官府之邀, 在西安担任陕西高等学堂教习的十年间, 教授课程科目、时间的研究, 对西北教育的影响, 特别

是对西安史迹的考察, 撰写的《长安史迹考》, 在中日两国学者中引起重要

反响.

三. 新材料视野下教育资源的研究.

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过：一代之学术, 必有一代之新材料与新问题.

新材料的挖掘和利用是史学这个古老而常新的学科涌动不竭的源泉. 新史

学的开山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挖掘碑刻等资料的倡议, 但相对于文

献史料, 搜罗工作繁难而不易见功, 故学者往往望而却步. 近年来, 史学工

作者通过对以往研究所忽略的碑刻史料、判例判牍等的爬梳整理, 对于验

证文献史料, 拓展研究视域, 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李雪梅多年来

不辞辛劳, 致力于此, 其《碑刻法律史料考》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堪称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 也是作者积十数年研究的结晶. 此次

她的《学田碑与宋元学田制度化构建之努力》一文, 通过宋代“公堂石刻”

与地方学田规制创建的解析, 特别是对元代学田碑“大书深刻”意涵的剖析,

为我们揭示了宋元时期为保护学田产权这一重要教育资源, 地方官府在法

律上所取得的成就, 认为这是古代学田历经数百年发展和经验积累的结果.

东北师范大学齐畅的《从碑刻资料看明代宦官的教育与地位升迁》一文,

“通过教育看中国历史”国际学术会议 分科報告 (范忠信·林乾·郑林) 381通过对140通处于上层的明朝宦官墓志铭资料的整理分析, 对附著于皇权之

上而在明代历史上有独特表现的宦官群体的教育方式、宦官知识化对提升

其社会地位的影响等以往不为人重视或似是而非的问题、结论的重新考量,

发现上层宦官经过良好的教育, 而内书堂出身的更被视为“正途”, 这对于提

高其作为群体而非个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能力, 作用实在不可小

觑.

中国政法大学郭瑞卿《从判例判牍看清代女性教育的方式》一文, 通过

对大量案牍材料的解析, 认为清代女性教育由国家、社会和家庭所构成, 因

其在各自结构中的职能不同, 其教育内容也各有侧重和差别, 从而构成了相

互补充和协调的教育结构和手段, 推动了女性教育的发展.

在讨论过程中, 由于庆东大学李润和教授、庆北大学洪性鸠教授等六位

先生的成功主持, 由于评论人(恕不一一列举, 敬请谅解)的专业而精到的评

论, 使得讨论充分而深入, 热烈而富有收获. 与会者一致认为, 正是会议主

办方细致而精心的准备工作, 日程安排有序而高效, 特别是在安排分组报告

时, 充分考虑报告人论题的相近性, 更能引起与会者的讨论与共鸣. 因此认

为, 这是一次成功的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谨此对会议的主办、主管、参办单位表示敬意和感谢.

Ⅲ. 第三分科综合讲评

郑 林 (北京师范大学)

尊敬的全淳东会长, 任大熙所长, 各位专家：

很荣幸由我代表第3分科汇报本分科会议讨论的情况. 首先, 我代表第3分

科的与会学者对韩国中国史学会、庆北大学亚洲研究所为我们提供这么好

的学术交流机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次大会准备得非常周到, 从中我们深深

感受到韩国学者对待学术会议严肃认真的态度. 下面从四个方面汇报我们

中國史硏究 第68輯 (2010. 10)382的论文研讨情况.

一、论文发表概述

第3分科共有中日韩等国的11名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论文, 从不同视角探讨

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论文的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近代中国的教育思想. 主要论文有：金庆惠「郑观应与晚清教育改革

论」, 汤山トミ子「近代中国儿童教育观念中“儿童的发现”——梁启超、

蔡元培、鲁迅的儿童教育观念的异同」.

2．教育立法. 主要论文有：胡仁智「論南京國民政府1927-1937年教育

立法的歷史動因」, 陳金全「右江革命根據地教育法制初探」.

3．法学教育. 主要论文有：劉玉華「法學教育與近代中國‐‐以北洋大

學法科爲例」, 曾加「陝西法政學堂與近代中國西部的法學高等教育」, 张

仁善「论南京国民政府后期改进大学法律教育构想、成效及现实借鉴」.

4．宗教教育. 主要论文有：姜仁圭「英华书院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5．农业教育. 主要论文有：鄭林「民國時期的高等農業教育研究 -以南

京金陵大學農學院爲例」.

6．教师、学生与教材. 主要论文有：張義植「淸末民初北京大學敎職員

结构的變化」, 金钟健「最近中国历史教科书对韩国历史内容叙述的變

化」.

二、论文特点

纵观各位专家发表的论文, 具有以下特点：

1．重视个案研究, 以点带面, 以小见大. 例如, 劉玉華「法學教育與近代

中國‐‐以北洋大學法科爲例」, 通过北洋大學法科的历史变迁说明法学

教育和近代中国的关系. 曾加「陝西法政學堂與近代中國西部的法學高等

教育」, 以陝西法政學堂为例向我们描绘近代中國西部的法學高等教育发

展情况. 陳金全「右江革命根據地法制教育初探」, 以根据地腹心地带东兰

“通过教育看中国历史”国际学术会议 分科報告 (范忠信·林乾·郑林) 383县教育法制实践为例, 向我们展示了当时根据地法制教育的状况. 鄭林「民

國時期的高等農業教育研究‐‐以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爲例」, 透过南京

金陵大學農學院考察近代中国农业教育的发展. 上述论文都是利用具体的

案例来说明教育史上某一类具有共性的现象, 既有具体生动的史实, 又有分

析说明, 能引发人们的兴趣和思考.

2．注意发挥历史的借鉴功能. 以史为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功能之一, 张

仁善「论南京国民政府后期改进大学法律教育构想、成效及现实借鉴」在

这方面表现特别突出. 作者在研究民国时期法律教育的时候, 发现当时存在

的一些问题与我们现在非常相似. 国民政府提出的一些法律教育改革主张

虽然因政权的瓦解未能实施, 但是其中的某些建议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借鉴

价值. 姜仁圭「英华书院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也专门提到当时英华书

院的宗教教育策略对今天宗教教育的借鉴作用. 这些论文让我们切身感受

到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3．运用比较法、计量法, 揭示历史现象的本质特征. 汤山トミ子「近代

中国儿童教育观念中“儿童的发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的儿童教育

观念的异同」, 比较了近代中国几位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儿童教育

观念. 这是一种横向的比较, 比较同一历史时期不同人物的儿童教育观. 通

过比较让我们更加准确、清晰地认识了每一位历史人物的思想. 金钟健

「最近中国历史教科书对韩国历史内容叙述的變化」, 则是纵向比较. 通过

不同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对韩国历史内容叙述的比较, 可以考察历史教育

目标的变化. 張義植「淸末民初北京大學敎職員構造的變化」, 则利用统计

数字来分析淸末民初北京大學敎職員结构的变化, 提出的一些观点也引起

专家学者的注意.

总之, 参会的各个专家来自不同领域, 他们发表的论文涉及教育思想、教

育立法、法学教育、宗教教育、农业教育等等, 所用研究方法各具特色, 开

拓了与会专家学者的视野, 给与会者诸多启发.

三、讨论特点

中國史硏究 第68輯 (2010. 10)384在每一篇论文发表之后, 讨论者都对论文作了评议, 与会专家也结合自己

的专业对论文提出中肯的意见. 在第3分科, 我们感受到本次学术会议的讨

论具有以下特点：

1．准备认真充分. 本次大会的讨论者作了充分的准备. 从讨论者对论文

的评议来看, 他们对论文内容都非常熟悉, 提出的问题有较强的针对性, 有

些甚至超越了论文本身. 例如, 林相范对张仁善论文的评议, 除了探讨本次

大会的论文外, 还探讨了张教授其他的著作, 表明韩国学者对中国学者的研

究动态了解得非常清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大会承办方将讨论者对论文的

评议也印制成书面文字, 而且做得非常精美, 在会议前分发给每一位专家学

者. 从这里可以看出韩国中国史学会和庆北大学亚洲研究所对会议的认真

程度, 这一细节令我们中国学者非常感动, 也值得我们学习.

2．讨论诚恳热烈. 在讨论环节, 与会专家也积极发表对论文的看法, 提

出意见和建议. 有些意见很有价值, 对论文作者进一步改进论文有很大的帮

助. 例如, 張義植「淸末民初北京大學敎職員構造的變化」提到1918年北大

教员浙江人比例很大, 作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浙江出生的蔡元培的影响. 与

会专家中张昭军教授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 运用他所掌握的史料论证那个

时候北大浙江人比例大, 主要是因为章太炎的影响, 与蔡元培关系并不大.

从这我们深深感受到史料的重要性, 由于史料掌握程度的不同, 对一些历史

现象会做出截然不同的推断. 开诚布公的讨论令与会者受益匪浅.

四、对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几点看法

综合各位专家学者的论文以及讨论, 特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供同仁们参

考：

1．近代中国的教育是在国家面临民族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 深受政治的

影响. 为救亡图存而引进西方的教育, 兴办近代学校, 进行得很仓促. 建学

校具体要做什么用, 还没有充分考虑清楚. 因此, 近代中国的学校建了不少,

效果如何值得研究.

2．教育确实能够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产生作用, 作用发挥的大小取决于大

“通过教育看中国历史”国际学术会议 分科報告 (范忠信·林乾·郑林) 385的社会背景. 如果社会环境没有改变, 单靠教育无法改变现状. 在考察教育

史的时候, 我们不能期望教育承担它承担不了的作用, 试图用教育解决应该

由政治变革来解决的问题. 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过教育救国的口号, 但是在那

个时代, 单凭教育救不了国. 教育承担不起那么大的责任.

3．教育本身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 教育又不可能独

立发展. 教育和政府、社会具有互动关系. 在研究教育史的时候, 应该注重

考察教育和政府、社会的相互关系, 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公正地评价教育

的作用, 使得对教育历史的研究更具有现实的借鉴价值.

以上是我对第3分科会议学术讨论情况的汇报, 不当之处还请各位同仁批

评指正.

주제어: 교육, 중국사, 국제학술회의

關鍵詞: 教育, 中国历史, 国际学术会议

Keywords: Education, Chinese Histor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원고접수: 2010년 9월 25일, 심사완료 및 게재 확정: 10월 23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