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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23 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閻鴻中 臺灣大學歷史系 本文的目的在探討東漢家庭倫理的發展脈絡,並考察其社會背景與思想 源流。從而獲知:在東漢時代,由於政治教化的影響,孝悌之倫在基層 民眾之間確有更進一步的內化。在士人階層裏出現了一些「動必循禮」、 並建立起各自家法和門風的表率人物,他們或仕或隱,家庭的禮法是其 人德行的實踐和延伸,家風並亦隨其人之性格而有別,大略可區分為「遇 妻子如君臣」和「室家相待如賓」兩類形態,而社會看重的尤在其德行 而不在法度。在另一方面,與儒家頡頏的道家,對於家庭的態度卻相當 分歧,有的極重親情且動必循禮,有的要求離家,也有人顯得自相矛盾; 道教一面嚴厲批判儒家,而同時又接受了儒家對於喪祭意義的若干重要 見解。總之,當時的家庭倫理一方面呈現出多樣的面貌,但不同學派之 間並非壁壘分明,乃是以儒家思想為主軸而交融遞進的。東漢時代的社 會與文化特色以及魏晉思想的淵源,可以由此得到更深一層的認識。 關鍵詞:家庭倫理 家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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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23

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閻鴻中

臺灣大學歷史系

提 要

本文的目的在探討東漢家庭倫理的發展脈絡,並考察其社會背景與思想

源流。從而獲知:在東漢時代,由於政治教化的影響,孝悌之倫在基層

民眾之間確有更進一步的內化。在士人階層裏出現了一些「動必循禮」、

並建立起各自家法和門風的表率人物,他們或仕或隱,家庭的禮法是其

人德行的實踐和延伸,家風並亦隨其人之性格而有別,大略可區分為「遇

妻子如君臣」和「室家相待如賓」兩類形態,而社會看重的尤在其德行

而不在法度。在另一方面,與儒家頡頏的道家,對於家庭的態度卻相當

分歧,有的極重親情且動必循禮,有的要求離家,也有人顯得自相矛盾;

道教一面嚴厲批判儒家,而同時又接受了儒家對於喪祭意義的若干重要

見解。總之,當時的家庭倫理一方面呈現出多樣的面貌,但不同學派之

間並非壁壘分明,乃是以儒家思想為主軸而交融遞進的。東漢時代的社

會與文化特色以及魏晉思想的淵源,可以由此得到更深一層的認識。

關鍵詞:家庭倫理 家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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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引言──從「聚星」故事談起

朱子畢生講學不倦,晚年卻被朝廷斥為「偽學」,甚至有人上書請求斬之。

當時朱子居於福建建陽考亭,仍然講誦如故,尤其出人意表的是,在他臨終前數

月,以高齡七十有一之身,竟親自為鄰人陳氏的一所舊離榭「聚星亭」設計「聚

星」故事的畫屏。他為此幾番與弟子通信商榷,最後並為畫屏作了序贊,還寫了

一篇贈序給畫工,時當朱子易簀前一個半月,為其可考的最後兩篇文章。這實在

是朱子畢生格物游藝的精神造次顛沛不離,而且至老不衰的一個異常鮮活的例

證。1和本文論旨有關的是,這則軼事中的陳氏離榭題名為「聚星」,它的典故出

自《世說新語》(以及劉孝標在〈注〉中所引的《續晉陽秋》),是東漢桓﹑靈間潁川名

士陳寔(字仲弓,曾任太丘縣長)與荀淑(字季和,曾補朗陵國相)兩人通家往來的一則

佳話。以歷史的眼光來看,這則故事也正反映出蘊含在當時士人的家禮中的若干

重要觀念,因此,不妨以它做為本文所要探討的課題的開端。

為方便說明,以下先抄錄《世說》的原文,並摘附劉〈注〉,其中人物名字

也隨文簡單註明: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劉〈注〉:《先賢行狀》曰:「陳

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雁成群,

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季方持杖後從(案,諶字季方)。長文尚小,載

箸車中(案,長文為陳群之字,乃紀之子﹑寔之孫)。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

行酒(案,淑第三子名靖,字叔慈,第六子名爽,字慈明),餘六龍下食。(劉〈注〉:

張璠《漢紀》曰:「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時人號曰八龍。」)

文若亦小,坐箸膝前(案,文若為淑之孫,名彧)。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

(劉〈注〉: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

『五百里賢人聚。』」)2

故事大要是說,陳寔與荀淑通家相訪,陳寔家境貧儉,由子弟擔任侍從僕役,荀

淑也僅命子弟執事來款待賓客,3而且兩人分別攜持弱孫也不嫌輕慢;由於兩家盡

1 事見錢賓四先生,《朱子新學案》(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錢賓四先生全集》本),第五冊,〈朱子格物游藝之學〉,頁412-413及423-425﹔唯其中提到朱子贈二畫工序在其易簀前「半月」,當係「月半」之誤植。並參清‧王懋竑,《朱子年譜》(粵雅堂叢書本),四下:5-8及17。朱子〈聚星亭畫屏贊〉收在《朱文公文集》(商務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本),八五:12-13。

2 《世說新語‧德行第一》,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台北:華正書局,1993),頁7。3 袁山松《後漢書》載:「荀淑與陳寔神交,及其棄朗陵而歸也,數命駕詣之。」(周天游

輯注,《八家後漢書輯注》,頁668引《太平御覽》卷四三二及七五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而范曄《後漢書‧荀淑傳》則說:「(淑)棄官歸,閒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2049。案,本文所引正史,皆以中華書局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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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名士,故有「德星聚」(一說「真人東行」)的天象相應。

近賢已經指出,上述故事中人物年歲與史書所載不盡相合,實有擬托之嫌;4

至於「德星聚」﹑「真人東行」的傳說附會就更不必深論了。處身亂世,故事中

所涉之人的際遇和立身之節其實大相逕庭,宜乎後人對此意有不愜。5但捨此不論,

有關荀、陳往來的傳聞在漢魏之際相當盛行,6即使部分情節出於標榜擬托,但潁

川士人對兩氏德行家風的欣羨仰慕之意不可盡誣。其中陳、荀家風的基本特質,

自有相當的客觀依據,還是值得認真看待的。

「德星聚」故事的兩方,尤以陳氏在漢魏之際盛受推慕稱道。李賢注引《先

本為主;引用其他版本始另注明。)然則兩人相晤時,荀淑應不致如陳寔般無僕役可使。《世說》只言陳寔「貧儉」,意即謂荀係遷就陳之家境,乃亦命子執事。此解陳啟雲曾指出,見〈潁川荀氏家族〉(收於其《漢晉六朝文化‧社會‧制度(中華中古前期史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頁79;又見其英文著作:Hsun Yueh (A.D.148-209) : The Lifeand Reflections of an Early Medieval Confucian (《荀悅與中世儒學》),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75, pp.25-26。但陳氏認為荀淑是「半知識份子豪族」,而陳寔則是「中央政治人物」,荀係仿效於陳,荀氏因此與中央勢力交結,始參與士人與宦官的對抗云云,則與史實書所載兩人行跡及史事先後等多項資料不符。荀淑對策亢直,史稱其「蒞事明理」,名臣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他盡朋友之道待陳寔,尤不宜誤解為表面的模仿。

4 見《世說新語箋疏》,頁10引程炎震說,及頁588所考。5 朱子雖為聚星亭作畫屏贊,然其論史,對荀、陳門風之遞嬗頗致不滿,贊中亦感慨言之而

不稍維護,王懋竑《朱子年譜》(據洪去蕪本《年譜》修)即曾指出贊語之要歸(見四下:17)。錢賓四先生《朱子新學案》第五冊〈朱子之史學〉,綜撮朱子《文集》、《語類》申明此義之言,見頁46-68。余嘉錫先生亦本朱子語論陳、荀事,見《世說新語箋疏》頁8-10。案,陳、荀兩門三代在漢魏間世代為名士,從家風特色到出處進退,都是士人心態轉變的具體例證。荀淑曾在對策時譏刺外戚梁冀,可謂志行皎然,其子荀靖也能終身不仕,事詳《後漢書》本傳。陳寔與漢靈帝十常侍中的張讓同為潁川人,張讓父喪歸葬潁川,名士鄙其為人皆不為弔,寔獨往,張讓深為感激;後黨錮禍起,張讓因寔之故而對鄉里名士多寬宥。(見《後漢書‧陳寔傳》,頁2065-2066)「辱其身以為人」是於明代孫奇逢對陳寔的評語,見《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語錄〉(商務《叢書集成簡編》本),頁474。范書載陳寔之子陳紀在黨錮後「四府並命,無所屈就」,後受董卓強迫出仕,位至九卿;然邯鄲淳作〈陳紀碑〉乃謂紀在此前一年為大將軍何進所舉,便已出仕。范書蓋誤,參施之勉,《後漢書集解補》(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頁991-993。荀爽在漢末曾舉至孝,拜郎中,他在對策後即棄官去,累受朝廷徵聘都堅拒不出,但董卓立獻帝後,他被迫出仕,僅九十五日便位列三公。范書雖言荀爽暗中參與王允等人反抗董卓的圖謀,未成事即病死(頁2050-2056);然而袁宏《後漢紀》載其贊董卓遷都關中之議,並謂君子譏其出處。(周天游校注《後漢紀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頁732-733、737;並可參王先謙《集解》六二:7引王補之辨。)荀氏「八龍」餘多碌碌,參《世說新語箋疏》頁9-10。而荀緄則自媚於宦官,荀彧、陳群依附曹操,見《三國志》彧、群二傳。錢賓四先生曾就陳、荀相會等佳話,闡明漢末以下士人將人生價值寄託在門第之中的共同心理,見〈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原刊於《新亞學報》5:2 (1963.8),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錢賓四先生全集》本),頁269-272。

6 此事本多異說,《太平御覽》卷三八四引《漢雜事》(據《世說新語箋疏》頁8轉引)、又卷四三二及七五七引袁山松《後漢書》(參同注3)各有不同記載,亦均有牴牾難信處,參同上注,此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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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行狀》說:「豫州百城皆圖畫寔、紀、諶形象焉。」7此事緣由在《後漢書‧陳

紀傳》說道: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廱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

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

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8

陳寔諸子以「孝養」和「廱和」為後進所推重,並且因孝行而成為豫州的楷模。

孝行在漢代備受官府和士人的重視,似乎無待詳論,但細加考究,則孝悌之行在

社會上地位之崇隆,是有其發展過程的;至於所謂「閨門廱和」,在漢晉之間常

用指兄弟、宗族同居的擴大家庭能和睦相處。9但其所謂「雍和」的實質關係為何,

也有待考究。以下就針對這兩方面,分別進行討論。

貳、漢代政教與崇尚孝悌之風的養成

首先我們當考察漢代崇尚孝悌之風的發展過程。

漢朝早在惠帝、呂后到文帝時期,就逐步設置了「孝弟」名目的鄉官。10這時

漢廷君臣崇尚的是黃老清靜無為之道,他們積極在鄉里社會中推重孝悌,可能是

民間社會秩序和傳統價值觀的反映。11不過,此種倫理價值,在與儒家思想結合、

7 《後漢書》卷六十二,頁2068。案,「百城」即全州之意。又,前錄《世說》劉孝標〈注〉中引《先賢行狀》稱:「每宰府辟召,羔雁成群,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與李賢所引可相參照。

8 《後漢書》卷六十二,頁2067。案,當時圖像三人,中有陳紀之弟諶,則喪父致哀者當亦包括陳諶在內。

9 如約在東漢明、章時,「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後漢書》卷二五〈魏霸傳〉,頁886)這與陳元方兄弟雍和情況略相似。其後東晉時,「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為世所稱。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己所生。」(《晉書》卷八五〈檀憑之傳〉,頁2217)又「(桑)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苻堅青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為榮。」(《晉書》卷八八〈孝友傳‧桑虞〉,頁2292)這時宗族聚居,能和睦乃尤可貴。又,甘懷真謂「閨門邕肅」之語常見於六朝隋唐的墓誌銘與傳記,見〈唐代京城社會與士大夫禮儀之研究〉(台大史研所博士論文,1993.12),第五章第二節「私生活的嚴肅性」,頁299。

10 《漢書‧惠帝紀》惠帝四年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頁90)〈高后紀〉呂后元年二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頁96)〈文帝紀〉文帝前十二年三月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頁124)詳參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0三版),第六章〈鄉官〉,頁245-251。

11 先秦諸子無論儒、墨、道家,都主張孝悌是人生根本且重要的德目;韓非雖對親情的可靠性多所質疑,但並不否認其在社會秩序上有某一程度的效用。《呂氏春秋》有〈孝行覽〉,以孝行為人倫的基石,其中隱含的「孝治」的觀念與《孝經》相近。並參拙作〈周秦漢時代家族倫理之變遷〉(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第三、四章,頁10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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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體現為政治和社會的制度以後,發生了更強大的力量。關鍵的階段是在武帝

一朝。

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博士弟子成為郎、吏的重要來源。這不僅

令官吏漸次濡染於經術,改革了官僚體系的素質,影響最為深遠的,還是因此而

培育出遍布各地的士人階層。此外,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同時,武帝開

始以察舉制度做為文官銓選的主要基礎;而最經常性的察舉科目就是「孝廉」。

地方小吏和一般士人要晉身中央、乃至進而出任地方長官,「舉孝廉」是最重要

的途徑。12在漢代的政府和儒生看來,家庭倫理是整個政治和社會倫理秩序的骨

幹,而儒家的典籍《孝經》,便是宣揚這種觀念的經典依據。13在這樣的背景下,

《孝經》與《論語》並列為儒學教育的基本典籍,上自皇室和諸侯王的子弟,下

至地方小吏,多有誦習。14

民間崇尚孝悌的基本態度原就與儒家倫理相接近,加之以朝廷功令、官吏推

動和士人身體力行地施行教化,到西漢晚期以後,孝悌的觀念益發深入人心。這

項作用出現在士人身上並不足為奇;一般民間究竟受到何種程度的影響,就社會

和文化史而言,是個意義更為深遠的問題。因為過去史書體例的限制,有關民間

社會的資料一向留存得較少,不易獲得確切詳密的評估,不過,由以下十餘則發

生在人吃人的動亂時代的實例,可以窺見漢代政教所發生的深刻影響。這些見諸

范曄《後漢書》的記載,都是孝悌之人感動盜賊的事蹟,發生在新莽末年到漢末

黃巾之亂期間,而類似的故事在《史》、《漢》中幾乎未曾出現過:

1.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更始時,天下亂,……與母

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亨之,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

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

此外,雲夢睡虎地秦簡出自秦始皇三十年以後的秦吏之墓,其中有《為吏之道》一篇,亦云:「君鬼(懷)臣忠,父茲(慈)子孝,政之本也。」(《睡虎地秦墓竹簡》,台北:里仁書局,1981,頁547)可見對於孝道的重視,實乃先秦至秦代社會的共識,只在程度上、解釋上有所輕重出入而已。關於漢初的政治文化與民間社會傳統人倫秩序的關係,拙作〈從崇尚長者的風氣看西漢前期政治〉(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第二、三章曾加以評估和分析,見頁39-134。

12 參勞榦,〈漢代察舉制度考〉,《史語所集刊》第十七本(1948),頁79-129;嚴耕望,〈秦漢郎吏制度考〉,《史語所集刊》第二十三本(1951),後收入《嚴耕望史學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頁329-384;邢義田,〈東漢察舉孝廉的年齡限制〉(原載《大陸雜誌》66:4,1983)及〈東漢孝廉的身分背景〉(原載《第二屆中國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1983),兩文後收入其所著《秦漢史論稿》(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頁121-144及145-214。

13 漢代政治和社會秩序與家庭倫理的關係,曾有相當多的學者提到,但似乎還缺乏較完整而深入的研究。拙作〈周秦漢時代家族倫理之變遷〉第六章第一節「《孝經》思想與漢代政治」,曾就《孝經》的思想特質與其在漢代政治上所發生的實際作用,來考察此一問題,唯亦僅屬一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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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

遂還詣賊。眾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

忍食子。」於是得全。(〈劉平傳〉)15

2.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及天下亂,

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

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

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亨。眾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趙孝傳〉)16

3.(承上)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

唯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為所哺,琳自縛,

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趙孝傳〉附)17

4.齊國兒萌子明、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

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趙孝傳〉附)18

5.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為盜

所亨,恭請代,得俱免。(〈淳于恭傳〉)19

6.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案,王莽時),

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

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

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江革傳〉)20

7.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案,約靈帝時)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

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

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慚歎,跪而辭曰:

「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

名。(〈趙咨傳〉)21

8.許荊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也。……荊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

者操兵攻之,荊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

在荊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令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

怨家扶荊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循吏列傳‧

14 同上注,頁253-256。15 《後漢書》卷三十九,頁1295-1296。16 《後漢書》卷三十九,頁1298-1299。17 《後漢書》卷三十九,頁1300。18 《後漢書》卷三十九,頁1300。案,謝承《後漢書》載車成事較詳,謂:「梁國車成字

子威,兄恩都為赤眉賊所得,欲臠之,成叩頭曰:『兄瘦我肥,欲得代之。』賊感其義,俱放之。」見《八家後漢書輯注》,頁53引《太平御覽》卷三七八。

19 《後漢書》卷三十九,頁1301。20 《後漢書》卷三十九,頁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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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荊〉)22

9.彭脩字子陽,毗陵人也。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與脩俱歸,道為

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

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獨行列傳‧彭

脩〉)23

10.姜肱字伯淮,彭城廣陵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

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

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姜肱傳〉)24

11.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

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

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儒

林列傳‧孫期〉)25

12.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

漢末寇賊從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徐稚傳〉附)26

這十二則(十三人)例子,北至河、淮,南到江、浙,分布各地。除了末兩例乃

是由盜賊自相約束,不願騷擾孝悌躬行之人以外,其他皆是當事人不惜身命孝養

父母、願代兄弟而死或兄弟爭死,因而感動了殺人的盜匪與吃人的餓賊。無論是

那些孝悌義行之人本身、或是受到感動的盜賊,都反映出了共通的道德理想,這

是無可置疑的事實;而這類故事若求之於《史記》、《漢書》的記載,卻如鳳毛

麟角,遠不能與東漢相提並論。

類似記載的有無,不盡然是作史者個人眼光不同所致。上舉的十二則故事裏,

前七則見於《後漢書》卷三十九,乃是為孝悌之人所立的類傳,其餘則因傳主有

特殊德行或功業,附帶傳述了此種事蹟。見於類傳的事例,或可說是作史者特意

蒐羅傳述的,未必反映出社會的變化,但見諸其他傳記的事例有相當的偶然性,

不純為作史者個人價值觀的呈現。《史》、《漢》中也不乏亂世孑遺之例,卻並

未見到類似的情況。因此,在《後漢書》裏出現的這類記事,確可說明兩漢社會

的倫理風氣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孝悌之教雖未能使天下長治久安,防止動亂之世

的盜匪殺人、餓賊食人,但至少在那樣的世界裏,仍時時令匪徒存天良於未泯,

保有對人倫情操的嚮往。這種人倫價值的內化、道德精神的養成,是文化史上意

21 《後漢書》卷三十九,頁1313。22 《後漢書》卷七十六,頁2472。23 《後漢書》卷八十一,頁2673。24 《後漢書》卷五十三,頁1749。案,此事范書僅略言之;李賢注引謝承《後漢書》,及

袁宏《後漢紀》卷二二桓帝五年下(《後漢紀校注》,頁601。),俱詳其事。25 《後漢書》卷七十九上,頁2554。26 《後漢書》卷五十三,頁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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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30

義深遠的進展,應該大書特書!

在這樣的背景下,回頭再看陳寔一門的故事,由於陳紀等至孝,「豫州刺史

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可知陳寔父子除了在士人間享有

清望,並對黨錮名士的保全有若干貢獻之外,陳紀兄弟的孝悌之行也是令其一門

揚譽豫州的重要因素。我們瞭解了東漢時代的社會風氣之後,始可深切領會這在

一般人心中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其家風之為人豔稱,子孫孝悌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這和到了東漢中晚期已經名實不符的「孝廉」選舉應予分別看待。

參、家風與家禮

一 兩種家風

以上說明了孝悌之行在東漢社會裏具有的撼動人心的力量,這裡要接著探討

陳紀兄弟「閨門雍和」的說法。《世說新語‧德行》篇另有一則可以與此相參的

描述: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

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27

這則評語指出兩種不同的家庭氣氛:華歆與子弟相見時甚為莊重,即使在閒居之

處也「嚴若朝典」,充滿嚴肅謹飭的意味;而陳元方兄弟則「恣柔愛之道」,以

情意為重,瀰漫著愉悅親切而不拘束的氣息。儘管各自的相處方式大有不同,兩

個家庭卻都相當和睦(在此「雍熙」即與「廱和」義通)。

本來「遇子弟」與兄弟彼此間的關係是不宜一概而論的,但從《世說新語》

所載陳寔父子的故事看來,他們無論是父子或兄弟間,都在規矩之中帶有輕鬆愉

悅的氣氛: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

而竊聽。炊忘箸箄,飯落釜中。(案,古人蒸飯用甑盛米,置於釜上炊煮。甑底有

孔以通水汽,箄為其內襯底托米的器物。)太丘問:「炊何不餾?」(案,餾為飯

熟時香氣四溢之狀。)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

箄,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

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28

陳寔的妙語,固因子弟的聰慧而感到欣慰,同時也是幽默感的流露;兩兄弟在父

27 《世說新語箋疏》,頁12。28 《世說新語‧夙惠第十二》,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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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31

親面前搶著說話的情景,更生動顯露出輕鬆自在的氣氛。足見他們父子兄弟在平

時是容許活潑地表達情意和感受的。《世說新語‧德行》篇還有另一則故事:陳紀

和陳諶兩人之子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請祖父陳寔裁斷,陳寔的回答是:「元

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29看來兄弟在言辭上可以據理而爭,不必曲謹退讓,也是

陳氏家風之一端。《世說》裏就記載了好幾則陳氏子弟對賓客侃侃而談、甚至言詞不

讓的趣聞,30雖然未必全都可信,但其家風必給了當時人鮮明的印象。這與「嚴若朝

典」的氣氛明顯有所不同。

《世說》謂華、陳兩家皆「不失廱熙之軌」,但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

突顯其重情感而不拘禮法的特質;《三國志》說漢末的陳登也有相似的評論:

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絜,有禮有法,吾敬華

子魚。31

照他看來,陳氏兄弟與華歆的可敬之處,分別是他們的「德行」與「禮法」。禮

法是外在規範,德行是內在品質。前述陳、荀「聚星」故事中擬托的「德星」、

「五百里內賢人」之語,即是推尚德行的表示,而整個故事深層的意義,便在於

看重內在的品德和情意。由於人品崇高、情意真摯,故而賓主和家人之間,隨其

情境自有風流,外表極平常的行事也能蘊有醇厚的情味,引人嚮往。也就是說,

禮法是因人格而立基的。

不僅荀、陳,以「禮法」見重的華歆也是如此。陳登的評論先強調他「淵清

玉絜」,即其德行之一端,此外《世說新語》的〈德行〉篇也將他視為一重要人

物,有則趣聞說: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

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32

可證當時人認為在華歆家法的背後,仍有德行內在的一面。只不過與陳元方兄弟

相比時偏向不同罷了。

陳、華家風相提並論,當在華歆與陳群權位並盛的時期,約當曹操建國稱公乃

至曹丕篡漢以後,魏明帝太和年間以前(約 212-231A.D.), 33或可說是正始

29 《世說新語箋疏》,頁11。案,此即「難兄難弟」一語之出典。30 據《世說新語箋疏》所編的篇次/條目言,有下列諸條可為例證:1/7(表〈德行第一〉第八

條,以下類推)、2/6、3/3、5/1。如3/3,余嘉錫先生即辨其非為實事。又,李慈銘論曰:「漢末之五荀、五陳,實任達之濫觴,浮華之作俑。觀其父子兄弟,自相標榜,坐致虛聲,託名高節。」(《世說新語箋疏》頁506引)案,荀陳固多非名節之士,但與任達尚不同,惟言其自相標榜,坐致虛聲,誠屬不誣。

31 《三國志》卷二二〈魏書‧陳矯傳〉,頁642-643。32 《世說新語箋疏》,頁13。華歆事蹟見《三國志》卷十三〈華歆傳〉,頁401-406。《世

說新語》中亦多載其軼事。其人品實多可議,然與本文論指無關,亦分別而觀之可也,茲不贅論。

33 陳紀亡故於漢獻帝建安初年,而陳諶史言「早終」,其兄弟孝養雍和,當是桓、靈間事。(見《後漢書》卷六十二〈陳紀傳〉,頁2067-2069。)華歆則與陳紀之子陳群年歲略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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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32

(240-249A.D.)以下「名教」與「自然」之爭的先河;34但若就其人自身的思想內

涵與淵源論,則殊為不然。如陳寔父子,並無主張老莊自然之說的證據。史傳雖

說寔為官「修德清靜」,又「在鄉閭平心率物」,但考其行事,如《世說新語‧

政事》稱:

陳仲弓為太丘長,時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

考眾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眾

姦,豈復過此?」35

這種尊名分的立場絕非道家的見解。寔曾為太學生,其居家教子和賓客往來,自

有循禮不苟之處;袁宏《後漢紀》也說其二子元方季方「皆以儒業德禮稱」;36其

孫陳群在曹魏時更屢參禮議。37他們的門風家法的精神,主要還是儒學的背景。相

對地,華歆居家「嚴若朝典」,是否真是當時所共同認知的儒家倫理?以下將對

這一問題進一步考察。38

要解答這項問題,首先得釐清漢代士人家禮的內涵性質。漢代的家禮有一發

展的過程,一方面存在經濟條件和家庭結構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士人對於儒家倫

理也自覺地實踐。

二 大家庭的家法

自建安五年由東吳歸曹操後名位始漸盛,建安十八年當曹操建國為魏公時出任御史大夫,陳群亦同時任命為御史中丞,其後皆曾為三公,尊寵不衰,至魏明帝時二人先後歿於太和、青龍年間。(見《三國志》卷十三〈華歆傳〉、卷二十二〈陳群傳〉)故知華歆不得與陳紀兄弟並時同稱,蓋陳氏家風薰習,至陳群時猶存典型,兩家家風之相提並論,乃在曹魏建國乃至篡漢以後。

34 正始年間,玄學領袖何晏、王弼等以《易》、《老》為宗,提出老子「自然」與「無名」的觀念,但其基本立場皆是儒、玄合一的。稍後竹林七賢始破棄禮法,崇道蔑儒,兼重老莊。參錢賓四先生,〈記魏晉玄學三宗〉,《莊老通辨》(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錢賓四先生全集》本),頁431-448。就今日文獻所見,「名教」一詞始見於嵇康〈釋私論〉,謂:「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見《晉書》卷四十九〈嵇康傳〉,頁1369-1370)以自然為本心,名教為矜尚,兩者始正面相衝突。又,「名教」一詞的意義,自前代顧亭林、以至近人唐長孺等所理解多未盡恰切;詳確完整的考證與解釋,見張蓓蓓先生〈「名教」探義〉,載其《中古學術論略》(台北:大安出版社,1991),頁1-48。

35 《世說新語箋疏》,頁163。36 《後漢紀校注》卷二十三靈帝建寧二年,頁656。惟該文將陳諶之名誤作淑。37 參《三國志》卷二十二〈陳群傳〉,頁634-637;及嚴可均輯《全三國文》(《全上古三

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影印),卷二十六「陳群」下所引《通典》諸條。

38 《魏名臣奏》有華歆〈薦鄭小同表〉,中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跡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三國志》卷四〈三少帝紀〉裴松之〈注〉引,頁142)其重資性而尚自然,反倒略近正始清談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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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33

自西漢晚期以後,隨著孝悌之道的提倡和講究與儒學的普及,在家庭中,儒

家主張的父子、兄弟和夫婦間的禮法,也有了發展的條件。不過,在政治和學術

的影響之外,社會經濟方面的因素也不可忽視。有若干跡象顯示,大規模的擴大

家庭之形成,很可能有助於家中禮法的建立,而不必然與儒家的教育背景密切相

關。例如《後漢書‧樊宏傳》所描述的樊宏之父樊重的治家之法即為顯證:

樊宏,南陽湖陽人;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

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按,《後漢紀》云:「子孫進見如

吏。」)……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

給。39

樊氏是世代以農稼貨殖為業的富豪,家境富裕,三世共財;樊重治家,「子孫朝

夕禮敬」、「進見如吏」,家長有如君長,家務亦有如公務,並且有高度的經營

觀念。這與當時社會一般的數口之家,無論家庭形態或家人間的關係都大有不同。

富人一方面易於使子孫共治產業,另一方面,不論率子弟、理家財,也必須有某

種法度。類似的富豪治家之道早在西漢前期已見雛形,太史公〈貨殖列傳〉裏描

述的魯人曹邴氏和關中的任氏,就是明顯的例子,40只是各自處置的分寸有所不

同。不過,在西漢晚期,不僅農稼與貨殖能結合經營,豪富與儒術亦並非殊途,

史書未言樊重以上有何學術素養,但至少其子樊宏允文允武,確有相當的文教素

養。41樊重的治家之道雖有其為豪富大家的背景,但與儒家的人倫理想倒也不能截

然區分。

樊重是兩漢之間的南陽人,與其約略同時而年輩稍晚的李守,治家之道也有

類似處。李守生於另一個南陽的貨殖世家,但他「初事劉歆,好星歷讖記,為王

莽宗卿師」(《後漢書‧李通傳》),已經學問仕宦而成為士人,史載其治家之法曰: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

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李賢注引司馬彪《續漢書》曰:「守居家,與子孫尤謹,

閨門之內如官廷也。」)42

39 《後漢書》卷三十二〈樊宏傳〉,頁1119;樊重治家之事並可參見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九〈比水注〉引司馬彪《續漢書》,見楊守敬、熊會貞疏,《水經注疏》(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頁2485-2486;及袁宏《後漢紀》卷七〈光武紀‧建武十八年〉,見《後漢紀校注》,頁193。

40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遍郡國。」(頁3279)「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頁3280)

41 樊宏於王莽之末舉兵起事,後更始帝欲命以為將,他藉口「書生不習兵事」以辭拒;光武帝時,樊宏仕為光祿大夫。又,宏之子鯈,在光武時受讀《公羊嚴氏春秋》,明帝時參與定郊祠禮及以讖記正《五經》異說之事。俱見《後漢書》卷三十二〈樊宏傳〉,頁1120-1124。

42 《後漢書》卷十五,頁573。案,《後漢紀》卷一則曰:「守身長八尺,容貌絕異,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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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34

李通也曾出仕,他與從弟李軼鼓動劉秀,共謀舉兵反王莽,事洩,「(李)守家

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43他們的宗族具有相當的規

模。李守言行不苟、約束子孫有方、「閨門之內如官廷」,固然源自其人的氣質

和學養,但也很可能與大家庭的格局法度有關。

樊重就是光武的外祖父,李守之子李通則是促使光武起事的關鍵人物,並進

而成為中興名臣。樊重和李守的事蹟之所以能載於史傳,主因不在於個人的德行

或事功,大半是「蔭及先人」的結果。當時規模相近的家庭和宗族並不罕見,他

們兩人的立身持家之法,應該不純然是特例。

此外,東漢開國名臣鄧禹也是南陽人,傳稱其「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

安」。44《後漢紀》稱禹「功成之後,閉門自守,事寡姊盡禮敬」,45《後漢書‧

鄧禹傳》則說:

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

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46

鄧禹的家庭規模雖然也不小,但家風和禮法較之樊、李又顯然不同,有儒者洵洵

之風。史稱鄧禹的第六子鄧訓,「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47似乎他個

性強烈,與儒者的氣質不類,不符合父親的期望而常受責備。然而鄧訓後來立功

邊塞,深得吏民和羌胡的愛戴,其長子鄧騭的傳記說:「自祖父禹教訓子孫,皆

遵法度,深戒竇氏(注:章帝竇皇后),檢敕宗族,闔門靜居。」48他們嚴謹的家法

規範世代相傳。史書對鄧訓的家庭關係有比較詳細的描繪:

訓雖寬中容眾,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

溫色。49

鄧訓待家人嚴正不苟,對子女尤其威嚴並保持距離,《東觀記》說:「訓謙恕下

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朴之教。」50對朋友

之子視如己子,乃是推心置腹之誠;而「有過加鞭朴之教」,自屬他「閨門甚嚴」

的治家之法了。但他在兄弟間是比較極端的例子。史載鄧氏叔姪也時或閒談,並

會說及先人訓誨與修身之節,51可知鄧氏家風雖然嚴謹,卻並不缺乏人情。即使鄧

與子孫如官府。」(《後漢紀校注》頁3)43 同上注,頁575。44 《後漢書》卷十六〈鄧禹傳〉,頁599。45 《後漢紀校注》卷十四〈和帝‧永元十四年〉,頁410。46 《後漢書》卷十六〈鄧禹傳〉,頁605。47 《後漢書》卷十六〈鄧訓傳〉,頁607。48 《後漢書》卷十六〈鄧騭傳〉,頁616。49 《後漢書》卷十六〈鄧訓傳〉,頁611。50 《後漢書》卷十六〈鄧訓傳〉李賢注引,頁608。51 《後漢紀》卷十四〈和帝‧永元十四年〉,有云:「訓閨庭甚嚴,諸子進見,未嘗賜席,

至於后,事無大小,每輒咨之。弟邠曰:『平生不與諸男語,今豈年衰邪?』訓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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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35

訓本人,在家中也有溫馨的一面,史稱他對次女鄧綏就另眼相看,格外地親近栽

培。52

上面舉出的樊、李、鄧氏,大致在西漢末、東漢初之間,或為富豪、或為公

卿,他們的家庭規模都較社會一般常態為大,為富豪的樊、李兩家尤其明顯。其

家中都有嚴格的法度。史書強調其父子之禮特嚴,換言之,也就是家長的權威較

同時的一般家庭為尤高。這其中當有家庭形態的影響,可視為大家庭人倫關係的

一種典型。

我們知道,從秦代到漢代,一般家庭在父母亡故後,兄弟分籍異財乃是常態,

甚至父母尚在而諸子先行分異也並不罕見。53以現代社會學的語彙來說,核心家

庭、主幹家庭和三代以內的共祖家庭雖同時並存,但前兩者佔絕大多數。(若父母

早亡,弟妹由兄長養育,或孤兒由宗族代撫,也是社會上普遍的現象。)不過,在私有財產制

趨於成熟的社會背景下,兩漢的家庭形態也在持續變化中,以每戶平均口數來說,

東漢時代各郡國間的差距比西漢拉大了許多。家庭形態的歧異分化、大家庭數目

的增加,以及宗族關係的擴大與綿密,有明顯的發展趨勢。54在這一背景下,家庭

禮法的發展有其社會結構的需求,而且這一需求是越來越強的。

三 士人的家禮

自西漢中葉以後,經由政治教化和經學教育的影響,養成了日益眾多的士人

階層;雖然西漢一代並未完成儒者理想中的制禮作樂事業,55但士人習經受學之

後,也自然地依經義修身齊家,儒家所傳的禮法不但深受重視,有部分並且大規

模地復興起來。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久已罕見實行的喪服制度:56,儒家所傳的喪

服,其等差的原則本是象徵周代的宗法社會結構的,與漢代社會現況存在明顯的

差距,可是隨著儒術地位的提高,它卻愈來愈為士人嚴格地奉行。譬如,為父母

不衰,是女也雖小,諸兒無及者,必有益於我家,是以奇之。』」又言鄧后幼時「與叔父邠及諸兄語,常問祖父禹為布衣佐命時事,邠為說」云云,俱見《後漢紀校注》,頁410-411。

52 《後漢紀校注》,頁410。鄧綏即後來的和帝鄧皇后,他主持安帝一朝政事,對東漢歷史有重大影響。

53 參牧野巽,〈漢代家族大 〉與〈漢代家族形態〉,《中國家族研究(上)》(東京:御茶水書房,1979),頁119-142及143-250;許倬雲,〈漢代家庭的大小〉,《求古篇》(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515-542;杜正勝,〈傳統家族結構的典型〉,《古代社會與國家》(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頁780-800及826-836。

54 參牧野巽,上引書,頁153-154的第一表與第二表。及拙作,〈周秦漢時代家族倫理之變遷〉,第五章第一節「家庭形態的一些考察」,頁202-211。

55 如班固在《漢書‧禮樂志》中便歷數自漢興到東漢明帝間禮樂不作的歷史,文末極表不滿地說:「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嘆也。」(頁1075)

56 參拙著,〈周秦漢時代家族倫理之變遷〉第二章第一節「喪服和喪禮」,頁10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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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36

行三年之喪的事例在西漢中晚期還相當希罕,東漢以後則很常見,並且居喪之禮

也頗講究,守喪時的廬寢、毀瘠等禮法皆受重視;同時,不少人對次一等的期年

之喪亦遵照古禮行服;進而為君、師和朋友行喪者,也往往有之。57這套喪服制度

遂從此成為士人階層、甚至整個社會普遍認同的規範。

但喪禮只不過是生命儀式之一,除此以外,儒家的循禮之教尤貴乎落實在日

常的庸言庸行之中,而士大夫經由外在的舉止儀容來彰顯身分和德行的意識,更

加強了這一發展的動力。約略從西漢晚期起,史書裏開始有人物被冠上「矜嚴」、

「威儀」之類的形容詞,雖然其中部分偏重於外貌的表現,但若干人確為「克己

復禮」精神的典型。58對後者而言,朝廷、官府與鄉黨固然為視瞻所集,但家庭更

是他們謹微慎獨、躬行實踐的主要生活空間,尤其對東漢時代為數非鮮而聲譽崇

隆的隱士來講更是如此。《後漢書》裏記載了不少這樣的人物典型,一方面,修

德踐履的精神深刻影響了他們的家庭倫理和家庭生活,使得家庭禮法的講求可以

在前述家庭結構的需求之外自有其發展生命;另一方面,這些士人的個人風格、

以及其家中的人際關係也存在著不同的形態。約略而言,史書常以兩套不同的概

念來描述,一是「遇妻子如君臣」,另一則是夫婦甚至家人「相待如賓」。以下

將這兩類的例子分別列舉。

(一)「遇妻子如君臣」

前舉樊重和李守居家如治官府,家長地位崇高,似即有此類性質;但下舉三

例則尤為著重在他們自身動必循禮的一面。其中兩人為高官,一人為隱士:

1.扶風張湛:在西漢成、哀間已為二千石,王莽時仕為太守、都尉,漢光武帝時先

後任左馮翊、光祿勳、太子太傅等職,史稱其為人:

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

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司馬彪《續漢書》謂:「性矜嚴,非禮不動,

遇妻子若嚴君,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

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59

張湛隨處以禮自持,其「居處幽室,必自修整」,可說是力行儒者謹微慎獨之教

的典範。(范書「遇妻子若嚴君」之言語意未晰,可據司馬彪書解其旨趣。)「嚴君」語出

57 見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考》(1933初版;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台一版),頁237-273。58 以「矜嚴」或「威儀」來形容人物,《史記》中未見其例;《漢書》僅有馮參(頁3306)、

薛宣(頁3391)兩人;而《後漢書》則有銚期(頁731)、張湛(頁928)、侯霸(頁901)、馮魴(頁1149)、沛獻王劉輔(頁1427)、孫穆(頁1463)、朱暉(頁1457)、徐防(頁1500)、魏朗(頁2201)等多例。此亦風俗變遷之一端。甘懷真對晉唐間士人視威儀整飭、動循禮法為教養成就的研究並可參考,見〈唐代京城社會與士大夫禮儀之研究〉,第五章第二節「私生活的嚴肅性」,頁290-298。

59 《後漢書》卷二十七〈張湛傳〉,頁928。司馬彪《續漢書》文據《八家後漢書輯注》,輯自《太平御覽》及《北堂書鈔》,見頁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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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37

於《周易‧家人卦》〈彖傳〉,原文說:「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60「嚴」

是威嚴義,「嚴君」乃是形容此一家之主具有像君主般的威嚴;61同時〈家人卦〉

的爻辭又說:「閑有家,悔亡。」(案,閑為防閑,立法防範義。)「婦子嘻嘻,終

吝。」62這又意味其家中法度謹肅,無褻玩之習。因此,案司馬彪、范曄之意,

當是指張湛自身動止有則,不苟言笑,治家守禮,其風範有如《易》卦所說率家

人謹守規矩而不輕戲謔的家長一般。63

張湛在朝廷也循禮不苟,且責君(光武帝)臣以禮,事蹟具詳本傳,64此不贅

述。另據〈鮑永傳〉所述,鮑永原為更始帝的大將,更始死後始歸附光武帝,後

受命出疆,親往拜故主更始之墓,光武大為不快,賴張湛極力表彰鮑永既仁且忠,

才解開光武的心結。65凡此可知張湛內外如一,大節不苟,並非小廉曲謹之士。

2.南陽馮良:事蹟附《後漢書‧周燮傳》,稱其出於孤微,學於犍為杜撫,十餘年

後才還鄉;為人「志行高整,非禮不動(惠棟曰:袁宏《紀》:「良雖處幽闇,必自整

頓。」),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安帝時,與周燮同受天子徵聘,均

終身不仕。66

馮良的家庭不能與累世富豪者相比,他的「遇妻子如君臣」,強化了夫婦、

父子間的上下尊卑之別,可能與張湛修己治家的風格相似,而非如樊重、李守般

以官府的方式治家。其師杜撫,傳《韓詩》,居鄉里教授,傳言其為人「沈靜樂

道,舉動必以禮」;67馮良的志行蓋有師傳。

60 《周易注疏》(清嘉慶二十年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四:16上。案,此已為李賢注指出。

61 參同上注,孔穎達〈正義〉。又《孝經‧聖治章》說「孝莫大於嚴父」,又說「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孝經注疏》五:1上及4下,嘉慶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此「嚴」字的意義都與〈彖傳〉相通,乃尊敬之意,非謂嚴厲。〈彖傳〉接著說:「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其意謂從一家之主到家庭的每一成員都各盡其本分,便是合宜的家庭倫理關係。(本王肅說。見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4,頁350。)

62 《周易注疏》,四:17上、下。63 「嚴君」一辭並已成為慣用語,不再用指君主,只形容極有威嚴的家長或父母,或具有

類似身分的人。例如《梁書》卷三十〈裴子野傳〉:「子野……唯以教誨為本,子姪祗畏,若奉嚴君。」(頁444)《魏書》卷九十四〈閹官列傳‧王琚〉:「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婦孫百口,奉之肅若嚴君,家內以治。」(頁2015-2016)

64 《後漢書》卷二十七〈張湛傳〉,頁929。並參《八家後漢書輯注》頁369所輯司馬彪《續漢書》。

65 《後漢書》卷二十九,頁1020。66 《後漢書》卷五十三〈周燮傳〉附,頁1743;惠氏說見《後漢書集解》,四三:4上。(台

北:藝文印書館影長沙王氏刊本)唯在此以外,傳言其少時擔任小吏,年三十時逃職棄家,求學於犍為杜撫,十餘年後才還鄉云云,與〈儒林列傳〉記載的趙曄事蹟幾乎完全相同,何焯曰:「〈周燮傳〉載南陽馮良事,與此相類,而所從皆杜撫,必一事而傳者互異耳。」(據《集解》,七九下:5下轉引)馮良曾否棄職逃家,尚未能必,志疑於此以俟考定。

67 《後漢書》卷七十九下〈儒林列傳下‧杜撫〉,頁2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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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38

3.河內司馬防:漢末時人,歷官洛陽令、京兆尹、騎都尉。司馬彪〈序傳〉稱其:

性質直公方,雖閒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

萬言。……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

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68

這種父子間的嚴肅規矩,可提供我們了解「遇妻子如君臣」的部分情況。

總之,自身循禮而行、治家有如嚴君,是東漢儒者修身齊家的一種類型。這

一觀念上承《易‧家人卦》,在魏晉以下也並不罕見。

(二)「相敬如賓」

「相敬如賓」一語也出自先秦文獻。《左‧僖三十三年傳》載晉國事:「初,

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

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69相待如賓乃是夫婦(或家人)相互敬重。就目前所

知道的資料看來,這類例子到東漢才見諸史籍,其數量也較前類為多,以下前四

個例子是史書直接以「相待(敬)如賓」之語來描述的,後面三人則據其行事而

歸類:

1.汝南周燮:「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

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

宗族希得見者。」可知他修身為學俱根植於儒術,廉潔自好。他先世宗族多高宦,

然而他隱居不仕,安帝時公車徵聘,仍辭疾以歸,清介之操尤為難能。李賢〈注〉

引謝承《後漢書》說:

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其

教。70

不僅他自己平時以禮自處,家人也都以禮相敬;71連父子間亦然,頗為難得。其

感化鄉里的效果亦深。張湛矜嚴好禮,治家如嚴君,於鄉黨詳言正色;周燮則居

家清處,家人間相待如賓,而鄉黨宗族希得見:兩人恪守禮法則同,然而鐘鼎山

林,風規殊異。

2.酇人李昺:謝承《後漢書》說:「昺字子然,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

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72在安帝時也曾受公

68 《三國志‧魏書》卷十五〈司馬朗傳〉裴松之注引,頁466。案,司馬防即朗父,朗弟懿。司馬彪乃其後人,此〈序傳〉當即彪《續漢書》之序,其中述祖德處或有溢美,然筆者未見其他可參證的史料,茲仍照錄存參。

69 《左氏會箋》,七:66。70 《後漢書》卷五十三〈周燮傳〉,頁1741-1742。71 在此「室家」與「兄弟」、「父子」並提,顯然指的是夫婦兩方。家、室自古可做夫、

妻的別稱。如《左傳‧桓公十八年》:「女有家,男有室。」竹添光鴻曰:「古者妻謂夫為家,夫謂妻為室。孟子曰:『男子生願為之有室,女子生願為之有家。』〈曲禮〉曰:『三十壯,有室。』鄭注:『室猶妻也。』是也。」(《左氏會箋》,二:86)

72 范曄《後漢書》卷八十二上〈方術列傳〉李賢注引,頁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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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39

車徵聘而不應,73其學行與治家禮法均與周燮相類。

3.襄陽龐德公:漢末時人,著有清望而終身不仕,「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

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曾往訪,見其夫婦共耕於壟上,由此可知龐公夫婦

隱士之清操。74而《襄陽記》載有他與諸葛亮、司馬徽(字德操)的軼聞云:

孔明每至其家,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

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

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

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75

諸葛亮以晚生後進執禮敬,龐公泰然處之而不客套辭謝,可謂以禮自處且愛人以

德,76這與其夫妻偕隱共耕、相敬如賓,俱表露出剛正直方的性情;但另一方面,

他與司馬德操為友卻莫逆無猜,可以升堂入室、驅使妻子,不拘形跡有如此。其

襟懷坦蕩而通達禮意,可謂迥出常情。77

4.河內常林:《魏略》曰:「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

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78常林

後為魏名臣,有嚴峻不屈之概,事具本傳。

5.扶風梁鴻:約為新莽至章帝時人。他「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

而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可見其從事於為己之學而不求榮達的

節操。娶婦孟光,史言孟光初嫁時故意衣綺傅粉以試探梁鴻,鴻七日不答,等到

孟光以女紅操作的隱居裝朿出現,他才欣然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

夫婦共同隱居,以耕織為業。後梁鴻過京師時,慨歎黎民勞苦而作《五噫之歌》,79復隱姓埋名居於齊魯之間,後至吳,史稱其:

73 《後漢書》卷八十二上〈方術列傳‧樊英〉,頁2722。74 《後漢書》卷八十三〈逸民列傳〉,頁2776。75 《三國志‧蜀書》卷三十七〈龐統傳〉裴松之注引,頁954。76 前引鄧訓視朋友之子如己子,有過加鞭朴之教,其與龐德公雖剛柔嚴寬不同,但居心誠

樸則類似。北宋呂本中作《童蒙訓》以訓誨子弟,有云:「滎陽公(即本中之祖希哲)嘗言:少時與叔祖同見歐陽文忠公,至客次,與叔祖商議見歐陽公序契分、求納拜之語。及見,歐陽公既敘契分,即端立受拜,如當子姪之禮。公退而謂叔祖曰:『觀歐陽公禮數,乃知吾輩不如前輩遠矣。』」(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上,頁20下)案,希哲父公著為歐陽修故屬,交誼甚篤(事亦見《童蒙訓》同卷),故希哲欲於見面敘明關係後,請求歐陽修接受其執晚輩之禮拜;不料歐陽修一知是故人子弟,逕如當子姪之拜而毫不客氣,此舉令呂希哲這名世家子弟大為欽服。此與龐德公行事情味正相近。

77 龐公之友司馬德操也是在潁川躬耕不仕的隱士。《世說新語‧言語第二》劉孝標注引〈司馬徽別傳〉,記其躬自鋤園。(《世說新語箋疏》頁67)又,史載德公的族子龐統往見德操,「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三國志》卷三十七〈龐統傳〉,頁953)其待故交後輩之自然態度,與龐公可相映照。

78 《三國志‧魏書》卷二十三〈常林傳〉裴松之注引,頁659。79 案,今范書本傳接云「肅宗(章帝)聞而非之,求鴻不得」;惠棟據《太平御覽》及郭

茂倩《樂府詩集》引《三輔決錄》,證「非」實「悲」字之誤。見《集解》,八三:9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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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40

遂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

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

人也。」80

梁鴻本以高才節概為尚,非刻意修整禮則之人,81而孟光卻能敬事其夫,安貧守

賤而不惰禮容;其夫婦同心一體,亦可謂具有「相待如賓」的部分精神。西漢晚

期以來隱逸之士極多,但恪守禮法而見諸史傳者,以梁鴻夫婦為最先。

6.南陽樊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其傳稱:

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譴婢拜問,英下床答拜。寔怪而問之,英

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82

夫婦間有禮必答,此當即「相待如賓」的具體表現;但樊英施及婢女,未免鄰於

矯異怪誕,故亦頗遭物議。他原本不仕,順帝時應詔命而至朝廷,士眾期望甚切,

不料他並無興革建樹,遂大受譏評。83

7.陳留仇覽:一名香。「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始任亭長,因能以

德化民而著有聲聞。後入太學(靈帝時),絲毫不染游談交結之習,學畢歸鄉里,

終身隱居不仕。史言其居家:

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

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84

其人終身存乎淳默之質,喜怒不形,訶譴不施,純然是自身循禮、以德感人的典

型。

以上所述的十人之中,至少張湛、馮良、周燮、李昺、常林、梁鴻、樊英和

仇覽,是具備相當的經學素養的。不過,同樣在儒家的影響下,他們家人間的關

係卻並不一致。張湛、馮良的「遇妻子如君臣」,在循禮之中強化父子、夫婦間

上下尊卑的差別,突出了家長的威嚴;而周燮、李昺、常林與龐德公的「室家相

敬如賓」,乃至如樊英拜婢和仇覽純任感化,則顯露出與家人之間互敬互重的態

度。這兩種類型各有傳統的根據。可惜史文簡約,關於他們與家人相處的實際狀

況,我們所知甚淺。85

此尤足徵梁鴻隱居之堅志。80 《後漢書》卷八十三〈逸民列傳‧梁鴻〉,頁2765-2768。81 如鴻本傳載其〈適吳詩〉(同上註),詩中言及三位古人:除云「纘仲尼兮周流」,以

孔子周遊列國自況外,餘則曰「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季札能讓國,魯仲連義不帝秦,兩人皆是以高義介操為尚者。由所上友之古人,蓋亦可窺見其人之志節。

82 俱見《後漢書》卷八十二上〈方術列傳‧樊英〉,頁2721-2724。83 范曄在〈樊英傳〉末論樊英等人說:「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聲價,非所能通物方、

弘時務也。」又說:「(樊)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同上注,頁2724-2725)

84 《後漢書》卷七十六〈仇覽傳〉,頁2479-2481。85 史書對家人相敬如賓的情況多未具體描述,如西晉何曾夫婦(《晉書》卷三十三頁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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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41

上述諸人在當時多被視為表率人物,或云「三輔以為儀表」、「鄉黨以為儀

表」,其餘也多以學行見重而受到薦舉徵召,這反映出當時社會的價值取向。尤

值注意的是,其中多數人堅持隱逸不仕,僅僅盡自己修身齊家的本分,並非為獲

舉薦才砥行礪名;相對地,家庭也正是他們可以透過自我修養的努力而實現人生

理想的小天地。值得細心體會的是,史傳講到他們居家的情狀,多不正面描述其

家中的禮法,著重的反倒是他們約之於禮的實踐精神和感化的功效。這反映出當

時人對於德行和禮法兩者本末輕重的根本看法。在這樣的背景下再省視漢魏間人

所稱美的荀、陳家風,以及所謂華、陳的兩種家法,則其中以德行為禮法之本的

心態,可說是躍然紙上。這與正始時名教、自然之辨的意義有相當大的不同。

總之,上述士人的家庭禮法無論為何種類型,都是本於德行,並寄託了對人

倫的理想而建立的,與富豪或較大家庭基於家庭結構性的需要而建立起法度,其

內含的精神大不相同。《後漢書》裏記載的居家守禮之人,隱逸者尚較仕宦者為

多,正足以說明推動這一新理想的力量,主要來自浸淫於儒學教養的一般士人,

而非上層政治的號召。

肆、道家的不同態度

東漢士人的家禮家風,主要在儒學的傳統中繼承並發展出上述兩種不同的類

型;那麼,經常與儒家崇仁尚禮之教相對立的道家之學,在漢代是否如先秦或魏

晉時期般,提出了重要的不同觀點呢?其中又有何時代的特殊性?這是有待考察

的。不過,有關漢代道家的直接資料相當稀少,以下所論只是補綴遺緒,稍存梗

概而已。

一 史書所載道家人物

亙兩漢之世,道家之學一直保有重要的影響。漢初道家的基本主張,可以用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所說的「無為自化,清靜自正」來表示;武帝獨尊儒術,

當時《淮南子》和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便反映出配合社會和政治的新處境來吸

納運用其他學派長處的意圖。86到了宣、元以後,儒術已經盛行,道家政治主張的

北魏蕭寶夤夫婦(《魏書》卷五十九頁1315)、房景伯景先兄弟(《魏書》卷四十三頁998)等事例,或可參考。茲不贅述。

86 1973年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四篇,其中〈十大經〉雖也託稱「黃帝」,但整體內容偏重在刑名之學,且為戰國爭戰背景下的產物,不宜據以推論漢初黃老之學,參拙著,〈試析《黃老帛書》的理論體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15(1990.12),頁1-20;及〈從崇尚長者的風氣看西漢前期政治〉,第三章第三節,頁9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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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42

重要性大不如前,但是慕老莊之道以修己、養生,或進而求長生神仙之術的,則

代不乏人。西漢晚期有兩位相當著名的道家人物,史稱:「谷口有鄭子真、蜀有

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87揚雄少時曾從嚴君平遊學,

顯名京師後猶盛推其德;88一時的博學之士如劉向、劉歆和桓譚,雖均以儒為宗,

也都頗涉道家之學。89

東漢初年君臣風流儒雅,然而民間志在山林者也不乏其例,觀其行事,多有

具道家意味之人。如《後漢書‧逸民列傳》所載,嚴光對光武說:「昔唐堯著德,

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90而北海人逢萌及其友徐房、李子雲、王君

公等,「並曉陰陽,懷德穢行」;91又如梁鴻的友人京兆人高恢,「少好《老子》,

隱於華陰山中。」92似均漸染老、莊氣息,與梁鴻、周燮等隱逸的儒生風格有別。

此下受道家影響者更不乏其人。可惜,就蒐羅所得,留有關涉到家庭生活資料的,

只有以下三例,有趣的是,這三人對家庭的態度各各不同:

1.河內向長:「隱居不仕,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

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

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

但未知死何如生耳。』」93他淡薄自甘,學術在道儒之間,論死生頗有莊子的意

趣而遠離養生神仙之談。史言其「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

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94這種

行事作風,在漢代頗出乎常情。

2.北海淳于恭:也是一名東漢初年的道家學者,傳言其「善說《老子》,清靜不慕

榮名」。95在新莽之亂時,淳于恭與其兄崇兩人爭死而俱免於盜,事蹟已見前引,

其傳又稱:

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

慚而改過。

87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頁3056。88 同上註,頁3056-3057。89 桓譚謂:「劉子駿(按,歆字子駿)信方士虛言,謂神仙可學。」(見孫馮翼輯《桓子

新論》(四部備要本)17下,輯自《藝文類聚》卷八十八〈木部〉、《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六〈木部〉。)劉歆之父劉向信神仙及煉金術(見《漢書‧劉向傳》,頁1928),歆蓋受有家風影響。桓譚雖不信神仙術,亦稱「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新論》14下,輯自《文選》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

90 《後漢書‧逸民列傳》,頁2763。91 同上註,頁2760。92 同上註,頁2768。93 《後漢書》卷八十三〈逸民列傳‧向長〉,頁2758。94 同上註。向長之友北海禽慶,《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曾提及,說他是「儒生,去官不

仕於莽」。(頁3096)兩人出處相同。95 俱見《後漢書》卷三十九〈淳于恭傳〉,頁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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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43

他為兄撫孤,教誨曲盡心力,慈愛誠篤,與仇覽以自責感化妻子作風相似,而用

心尤苦。史又言:

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恭曰:『縱我

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山

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

其隱居山澤而動必循禮與周燮相同,而博愛寬仁、樂天知命的涵養境界,似更超

出常情。傳又稱其隱居數十年,章帝時徵為議郎,「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其

學術修養無疑深深得力於《老子》;但是他在隱居山澤時尚且「舉動周旋,必由

禮度」,以儒學標準言,也確乎為一躬行純粹的君子。

3.扶風矯慎:傳言矯慎「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稱,然

皆推先於慎」96,此見其人才德兼備。又謂:

少好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年七十餘,

竟不肯娶。

是棄家求仙的道家人物,史又言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可知他

所學確有相當造詣,甚至也有人以其為神仙的。

在這三個例子裏,向長先盡其家庭責任,然後離家遊山以終;淳于恭對親人

懇摯慈愛,又遵循禮度;矯慎終身不婚,隱遯獨居,慕道學仙,將死始返家。由

此看來,東漢道家之士對家庭的態度相當歧異,有極為重視的,也有在生命的不

同階段尋求脫離的;出人意表的是,其中也有動必循禮之人。史傳所載東漢士人

兼採儒、道之學者不勝枚舉,而能在德性深微處凝成一體者,淳于恭當可為一代

表人物。因此,在家庭倫理上,其實並不易在儒道之間劃定明確的界線。若想用

表面的特徵為漢代士人的思想流別做簡單的歸類,是斷乎不可行的。

史書所載桓、靈間輕視禮法的名士,以汝南人戴良最著,而他並非一般所謂

的道家人物。戴良大約是地方的豪者,97「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傳載其在家庭

家庭生活中的三件事,皆為不循常軌之舉:

1.良少誕節,母熹驢鳴,良嘗學之以娛樂焉。

2.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

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

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

口,食之可也。……」

3.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

96 事蹟具見《後漢書》卷八十三〈逸民列傳‧矯慎〉,頁2771-2772。97 惠棟引〈海內先賢行狀〉云:「良高才磥硌,英聲遠播。少者懷之,老者慕之。鄉里縉

紳、下至黎庶,莫敢有紛爭之家。」(《集解》,八三:13上引)傳稱其先世戴遵字子高,人稱「關東大豪戴子高」。(《後漢書》卷八十三〈逸民列傳‧戴良〉,頁2772-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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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44

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98

戴良對女兒教訓有方,家雖富而不厚贈其嫁,反教之勤勞家務,確屬隱士家風,

但「每有求姻,輒便許嫁」,便似有玩世之意。余嘉錫先生嘗謂戴良「情苟不佚,

何禮之論」之言或出於《莊子‧大宗師》,其居喪蓋開魏、晉風氣;99然而,戴良

嘗自況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與其說他

崇信老莊之學,不如視之為雄豪之士。桓靈間的名士,一方面自我意識高張,常

有矯激傲世之意;100另一方面,則俗士多藉孝廉辭讓邀譽於眾的流習,也正開啟了

另一些人輕視禮法、崇尚自然的心理:戴良即是合此兩種風氣的性格突出的人物。

然而,這種心理傾向雖不必源於老莊,但卻定可從老、莊之學取得共鳴。

二 嚴遵與王充

今存漢代道家著作,主要有《老子河上公章句》和嚴遵《道德真經指歸》(上

卷缺)兩種,其中的思想都以治國和養生為主要目標。101但前者涉及家庭倫理處極

少,作者和時代也未能確定,可存而不論;《道德指歸》雖有相當豐富的資料,

然而也只是西漢晚期的作品。早在《隋書‧經籍志》,道家類中就僅有虞翻《老

子注》(二卷)一種是東漢人的著作,當時已云亡佚。102在別無可據資料的情況下,

嚴遵及其《道德指歸》與東漢時世最近,而王充則自言主道家自然之說,故而在

此一併附帶討論,以供參證。

嚴遵字君平,以卜筮之業終其生,《漢書》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又

說: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

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103

嚴遵教人因勢利導,深有合於老子因循無為之旨,且民間卜筮之道本近於此,宜

可不必深論;唯今傳《道德真經指歸》也頗有強調用智的意味,如云:

98 《後漢書》卷八十三〈逸民列傳‧戴良〉,頁2772-2773。99 詳參《世說新語箋疏》,頁20-21。100余英時先生視此為漢末士人「個體自覺」的表現,見其〈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249-252。101自唐劉知幾以來多有疑之者,參張心澂《偽書通考》(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台一版),

頁743-745。但今人詳考其內容,實可信為漢代之著作,如王明〈《老子河上公章句》考〉(收入其《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認為作於東漢中晚期,見頁293-323。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箋》箋證六〈想爾注與河上公注〉,證明張道陵《想爾注》承襲《河上公注》,而加以改造之功,見頁87-92。嚴遵的《道德真經指歸》又名《道德指歸論》,《漢志》亦未著錄,《四庫提要》疑其偽,然所辨皆未是,參嚴靈峰,〈辨嚴遵《道德指歸錄》非偽書(偽上卷輯佚)〉,收入《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之《道德指歸論註》書首。

102《隋書》卷三十四,頁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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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之便,屈伸之利,……不知此而用之,則閨門之內、骨肉之間,皆賊

也。故子之與弟,時為虎狼;仇之與讎,時為父兄;然中有否,否中有然。104

儒者多以為不仁無禮則父子或將相殘;《指歸》則謂任何對象皆需善處,若不明

「反者道之用」之理,則骨肉之親也可能成為大害。「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

之謂之智」,對於人情事理,兩者各有所見。

雖然《道德指歸》中有些順應一般心理的說詞,似乎和道家恬淡寡欲的精神

不盡相符,如其注「修之於家,其德有餘」時,以人和財阜為理想家庭的表徵:

治之於家,則夫信婦貞,父慈子孝,兄順弟悌,九族和親,耕桑時得,畜

積殷殷,六畜蕃殖,事業修治,常有餘財,鄉邑願之。105

但由嚴遵的行事風格來看,這並不關乎大體;不過,對於奉道事親、戒絕聲名利

祿,他相當堅持:

1.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奉主之法,順天之命,內慈父母,外絕名利。106

2.趨翔進退,升降跪集,治閨門之禮,偶時俗之際,……獲尊蒙寵,流俗

是則,此下士之所履,而中士之所棄。107

其責備「治閨門之禮,偶時俗之際」的言談,固然上承《老子》「絕仁棄義」之

教,顯然也是針對漢代崇儒術、舉孝廉所造成的偏差風氣而發,表現出道家崇尚

純樸、反對禮文的一貫立場;這與嚴遵安貧樂道、淡薄自甘的行誼也正相吻合。

不過,《指歸》在另一些地方卻又將孝悌等家庭倫理貶為第二義。先秦道家

崇尚自然,但莊子說:「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人間世〉)其意謂父

子親情在人生中也出於自然。《老子》主張「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十九章),

實質的孝慈應是合乎道德之指的。可以說,老莊基本上對家人情感抱持肯定的態

度。108然而,《指歸》看重事親之道,卻又明白表示家庭親情即使是人文中最近於

自然者,但與自然尚隔一間。如其注「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之

義,謂:

塞民耳目,……知母識父,不睹宗族。……男女不相好,父子不相戀。109

如果真以上古之世為淳樸之至,則當時不僅不存在宗族,即使父母子女和夫婦之

間,也不具有膠漆綢繆之情;這種唯古是崇,以「男女不相好、父子不相戀」為

103《漢書》卷七十二〈王貢兩龔鮑傳〉,頁3056。104嚴靈峰輯自李霖《道德真經取善集》,《無求備齋老子集成》、《道德指歸論》前輯上卷

佚文,頁19-20,台北:藝文印書館。105《道德真經指歸》(明刊正統道藏本),九:24。106《道德真經指歸》,九:9。107《道德真經指歸》,七:15。108參拙著,〈周秦漢時代家族倫理之變遷〉第四章第二節「道家」,頁176-192。109《道德真經指歸》,十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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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46

至德的意見,恐已逸出《老子》原文「將以愚之」之意,而反映出嚴遵自己的思

想。他又說:

其次,疾不知孝,病不知弟,既不睹仁,又不識義,無有典禮,守其貞幹。110

老子輕視仁義和典禮,嚴遵則進而對於孝、悌等家庭倫理,也認為僅屬於「其次」

之第二義。

嚴遵的思想在當時有何影響,文獻不足,已難討論。可是其後王充的若干表

現,隱約存有此種思維的跡象。王充在宇宙論方面以道家自然之說為宗,111有謂:

「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

知天地不故生人也。」112他也曾贊同老子所說「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的激烈

意見。113不過最為特別的是他對父祖先人的心態,他在《論衡‧自敘》篇裏敘其先

世時說:

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橫道殺傷,怨讎眾多。……祖父……

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

誦在錢唐勇勢凌人。114

他對於曾祖父在凶歲曾做盜賊殺人,祖父、伯父與父親欺凌鄉里,在著作中坦然

記載,直承不諱,實在有如《論語》證父攘羊的故事,與社會一般觀念大相逕庭。

尤有甚者,有人譏笑他祖先無德可稱,他解嘲的方式竟是說:

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牓奇人(牓讀為妨);鯀惡禹聖,叟頑

舜神。……115

無異是藉著菲薄先祖來標榜自己,無怪乎歷代多有非議。116又其〈自紀篇〉多方自

譽,嘗言「父未嘗笞,母未嘗非」,117似乎幼時頗受父母寵愛,可是他對事父母卻

未有一語言及。王充書中論及孝行處皆致贊美,118可知王充並不認為人不應孝父

110《道德真經指歸》,十二:9,「不知病病」注文。111《論衡‧自然》篇,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1990)頁775-785。112《論衡‧物勢》篇,《論衡校釋》頁144。王充此論對漢末魏晉時人的影響,請參錢賓四先

生,《國學概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錢賓四先生全集》本),第五章,頁144-159;及余英時先生,〈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頁338-340。

113《論衡‧自然》篇,《論衡校釋》頁783。114《論衡校釋》,頁1187。115《論衡校釋》,頁1206。116王充受「不孝」之名的抨擊,並不見於漢魏時代著作,謝承及范曄的《後漢書》且稱其「鄉

里稱孝」(見范書頁1629,《論衡校釋》頁1325)。自唐劉知幾《史通‧序傳篇》始稱其「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名教之罪人也」,此後多有持同一批評者。參《論衡校釋》附編三。

117本傳言王充「少孤」,或是其稍長即遭父母之喪。118如〈別通〉(《論衡校釋》頁599)、〈薄葬〉(頁964)、〈四諱〉(頁971)、〈祭意〉

(頁1065)等皆贊美孝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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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但他對父祖的態度該如何解釋呢?其論學駁斥是古非今之論,與君平之說不

合,119但上古之世「男女不相好、父子不相戀」的論述,對信從道家的士人是否曾

發生從根本上動搖親情的影響,應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史傳中記載的道家人物,對家庭倫理的態度存在相當大的歧異,而嚴遵、王

充的思想言論,似乎也有著不易解答的矛盾。前面說明過,華、陳家風兩相對比

的意義不宜據以後的觀念來理解;但在漢代道家的內部,卻又顯露出未來名教與

自然裂痕的跡象。思想的動態和曲折,往往不是從表面看起來的樣子。

伍、道教的家庭倫理主張

《老子河上公章句》和嚴遵的《道德指歸》大體都是承襲《老》、《莊》思

想,而展衍其中養生的一面;東漢《太平經》則假託神人、制定戒律,雖未必已

意圖建立有組織的宗教,但確有推廣揚播的具體構想:120這兩者原非密切相關。到

漢末張道陵,始將道教教義與《老子》綰合。道教在東漢社會具有極廣泛的影響

力,它對家庭倫理的看法,以及其與儒家思想的關連和異同,乃是東漢以及整個

中古文化史上一項關係重大而亟待分疏的課題。今就僅存的東漢時代的道教經典

《太平經》與張道陵《老子想爾注》兩書,對此做一初步的探討。

一 《太平經》

《太平經》對孝道特別地注重。有天佑孝子之說;121又稱天道好生,重視繼嗣,

反對棄家求道;122此外還有類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周

易‧坤卦‧文言》)觀念的「積功」和「承負」之說,它的一項積極意義是,唯有修

道行善,才能解除承負、澤被子孫。123

值得注意的是,《孝經》藉由孝道來推展社會其他的人倫德目,《太平經》

119《論衡‧齊世》篇,《論衡校釋》,頁803-814。120參林富士,〈試論《太平經》的主旨與性質〉,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9本第二分(1998.6),頁205-243。121如《太平經合校》(王明編,北京:中華書局1960初版,1985三刷)卷一百十四有〈孝行

神所敬訣〉、〈不孝不可久生誡〉、〈為父母不易訣〉,書中其他處亦屢屢言之。122參《太平經合校》,卷一百十七,〈天咎四人辱道誡〉第二百八,頁665。其中反對「乞丐」、

「棄家」及絕嗣,湯用彤先生認為均是針對佛教而發。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台北:駱駝出版社,1987影印),第一分第五章〈佛道〉,頁104-105。

123《太平經合校》,卷十八至三十四,〈解承負訣〉,頁22、23。並參湯用彤,〈讀《太平經》書所見〉,原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5:11(1935.3),收入《往日雜稿》(台北:彙文堂出版社,1987影印),頁53-88;王平,《〈太平經〉研究》(1992年北大博士論文,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頁15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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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意憑藉孝心來推銷道術:

上善第一孝子者,念其父母且老去也,獨居閒處念思之;(常疾下也)於

何得不死之術,……思弦歌(哀曲)以樂其親,風化其意,使入道。124

一方面孝子應為父母而努力求道,另一方面他也需誘導父母學道。儒者說人子當

「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大戴禮‧曾子大孝》),《太平經》所講的「上善孝子」

與之神似。它對人倫情感的根本的看法,與儒義若合符契。同時《太平經》又說

事君、事師皆同此理,125故其篇名為〈上善臣子弟子為君父師得仙方訣〉,這也和

「資於事父以事君」(《孝經‧士章》)同一思路,只不過其所謂大道與儒者異,重在

長生不死之術。

《太平經》對於喪葬祭祀的主張,也與通俗的看法不同。漢代社會厚葬成習,

引起許多反對的聲音。就史料所見,東漢中晚期主張薄葬的尤多,主要本於生死

達觀的態度和惜物的心情,126與先秦時代墨家從經濟利害的考量、莊子從達觀生死

的立場來主張薄葬的觀點無大不同。《太平經》求長生,又重鬼神,與上述見解

本來南轅北轍,然而卻也反對厚葬,其理論根據特別值得注意:

上古聖人治喪,心至而已。……故其時人多吉而無病也,皆得竟其天年。

中古送死治喪小失法度,不能專其心至而已,……流就浮華,以厭生人,

心財半至其死者耳。死人鬼半來食,……不知何鬼神物來共食共祭,因留

止祟人,故人小小多病也。下古……不心至其親而已,反欲大厭生人,……

不能感動天、致其死者,鬼不得長來食也。反多能興其祭祀,……不知何

鬼神物悉來集食。127

《太平經》從人心與鬼神感應的觀點來反對厚葬,這與當時流行的天人感應的世

界觀,別有契合之處。然就其側重人心之誠來發明禮意言,實亦與儒家的核心精

神同一意趣。

除喪葬外,針對祭祀,《太平經》主張事死不過生,祭祀不求福,如云:

家中先死者,魂神尚不樂愁苦也。食而不求吉福,但言:「努力自愛於地

下,可毋自苦念主者也。」是名為太古上皇最善孝子之行。128

其中對地下世界、死後生活的信念,仍具漢代民間信仰的特色;129可是「食而不求

124《太平經合校》,卷四十七,〈上善臣子弟子師得先方訣〉,頁134。125《太平經合校》,卷四十七,〈上善臣子弟子師得先方訣〉,頁135-136。126據蒲慕洲先生,《墓葬與生死:中國古代宗教之省思》(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

第八章〈漢代之厚葬風氣及其批評〉,頁227-268。127《太平經合校》,卷三十六,〈事死不得過生法〉,頁51-52。128《太平經合校》,卷四十七,〈上善臣子弟子師得先方訣〉,頁134。129對漢代死後地下世界的生活,近年研究者頗多。吳榮曾,〈鎮墓文中所見到的東漢道巫關

係〉(載於其《先秦兩漢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362-378)一文,對於東漢道教與巫覡對死後世界持有相近的觀念,也擔負同樣的禳祓巫術功能,有深入的論證。另參余英時先生〈中國古代死後世界觀的演變〉,收入其《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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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49

吉福」,事先人神靈如其生時,便與民間信仰中久以流行的「人神互惠」的心態

迥然不同,130反而和儒家由周代禮樂中提煉出的觀念極相近似。131漢代儒家思想對

民間文化微妙而深入的影響,這也是一項很好的例證。

至於夫婦一倫,《太平經》認為男女在德行上並無本質的優劣,但卻又申言

男女的尊卑貴賤源於體質,而有其宇宙論的根據,卷九十三〈陽尊陰卑訣〉云:

男所以受命者,盈滿而有餘,其下左右上各有一實。……陰為女,所以卑

而賤者,其所受命處,戶空而虛,……故見卑且賤也。……念女之頭目面

耳支體,俱與男等耳;其好善尚乃或好於男子,而反卑賤者,此也。132

《太平經》接受了漢代流行的男尊女卑之成見。133不過,對於殺女之風,《太平經》

極表反對,除了以上天好生的宗教理由勸說之外,還進一步在經濟方面謀求解決,

例如主張讓子女及早成家獨立,自食其力,可使父母有餘財來養活女兒。134這番用

心可堪同情。

《太平經》與儒家價值觀和思惟方式的若干闇合之處,雖是思想必受其時代

影響的自然現象,但將此勾勒和澄清以後,就不難理解黃巾賊禮敬鄭玄、孫期、

徐胤等名儒,135其背後的思想因素了。

二 《老子想爾注》

東漢晚期另一個道教系統「五斗米道」的創始人張道陵,在其著作《老子想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123-143;蒲慕洲先生,《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5),第七章〈神靈與死後世界〉,頁195-228。

130參蒲慕洲先生,《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第三章〈春秋戰國時代之民間信仰〉,頁87-89。

131如《禮記‧祭統》曰:「祭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鄭玄注:為,謂福祐為己之報。)」又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禮記注疏》,四九:1下-2上。)戴君仁先生〈書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後〉一文(原載《孔孟學報》14期,收於《梅園論學集》,臺北市:臺灣開明書店,1970),其中對於先秦儒家對禮意轉變之貢獻,有切要的論說,頗值參考。(《梅園論學集》頁75-77)

132《太平經合校》,頁386-387。133莊子認為身分之殊雖是社會常態,但學道者當泯除差別心,故〈應帝王〉有列子學道,「為

其妻爨」的寓言。《太平經》與老、莊罕有關涉,莊子對男女地位差別的猶疑態度,在今存經文裏毫無影響。唯先秦道家見解本不一致,界於黃老、刑名間的馬王堆《黃老帛書》,其〈稱〉篇即云:「凡論,必以陰陽□大義。天陽地陰,春陽秋陰,……主陽臣陰,上陽下陰,男陽〔女陰〕,〔父〕陽〔子〕陰,兄陽弟陰。……諸陽者法天,天貴正,……諸陰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善予不爭。」(見《帛書老子》,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頁231)便是主張依陰陽之義定男女之節,已開董仲舒以陰陽說三綱的先河。

134《太平經合校》,卷三十五,〈分別貧富法〉,頁34。135孫、徐事蹟己見前引。《後漢書》卷三十五〈鄭玄傳〉曰:「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

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頁1209)其獲禮敬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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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50

爾注》中,卻對孔子以外的儒家施以正面抨擊。136該書涉及家庭倫理處不多,不過,

他主張人倫善行應該用來獲取上天的福祐,而非世間的功名:

道用時,臣忠子孝,國則易治。時臣子不畏君父也,乃畏天神。……既為

忠孝,不欲令君父知,自嘿而行,欲蒙天報。設君父知之,必賞以高官,

報以意氣,如此功盡,天福不至。……今之臣子雖忠孝,皆欲以買君父、

求功名,過時不顯異之,便屏恕(怒?)之,言無所知;此類外是內非,

無至誠感天之行,故令國難治。137

這種以忠孝之行換取上天福報的想法,在對孝子真誠情意的體會上還不如《太平

經》,但是,它對藉著忠孝來「買君父、求功名」的不滿,倒與嚴遵的看法同出

一轍。這提醒我們:漢代政治教化雖有深遠的影響,可是虛偽務名的流弊醞釀出

的反彈能量,也相當巨大。

陸、結 語

本文的討論主要得到以下的幾點認識:

1.西漢晚期以來,儒家思想對社會已有了深入的影響,當時不論士庶,普遍對孝悌

之行抱有由衷的敬意。

2.漢代的家庭以核心和主幹家庭為一般型態,較嚴整的治家之法原先多是因應富豪

或較大的家庭結構而存在的。同樣約略從西漢晚期開始,士人階層有了新的變

化。不論是出仕或隱居的士人均出現若干典範人物,以動必循禮的躬行實踐,使

自己的家庭建立起禮法。有的人並且成為地方效法的對象。在東漢時代,不僅出

仕者守禮,隱逸之士重禮法者更多;也不僅儒生守禮,道家之流亦有動必循禮之

人。換言之,東漢社會的家禮是由整個士人階層共同推動的。

3.士人的家庭禮法大約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家長「遇妻子如君臣」,另一則為家

人或夫婦間「相敬如賓」。兩者間有著強調家長的威嚴、或者家人相互寬容尊重

之不同。就所獲得的案例言,後者明顯多於前者。但細查史籍敘述的重點,當時

人認為家風禮法以人物的德行為其內涵,重在德,而不在法。士人克己復禮要從

自身做起、由己以及人,在此過程中,家庭生活因為是個人德行的實踐空間而注

入了新的意義。正因為以德行為本、視禮法為末,所以不同的家風同可欣賞,正

136如注「智慧出,有大偽」云:「真道藏,邪文出。…何謂邪文?其《五經》半入邪,其《五經》以外,眾書傳記、尸人所作,悉邪耳。」注「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云:「道甚大,教孔丘為知;後世不信道文,但上孔書,以為無上,道故明之告後賢。」皆揚道教而貶儒學。此據饒宗頤先生,《老子想爾注校箋》,頁81-82,「孔德」條。

137《老子想爾注校箋》,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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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代家庭倫理的思想淵源 51

如不同的德行風範同受尊重。

4.漢代的「道家」其實有著複雜的性質,道家人物對於家庭與其倫理的態度也相當

歧異,雖然大多肯定孝悌,有時又想擺脫家庭。除了嫌惡假孝悌禮義之行求取功

名的風氣外,比較缺乏根本上的共識。甚至在同一人身上可能就有矛盾之處。不

過,當時士人往往儒道兼採,如淳于恭篤信老子之學,卻對家人情感深為注重,

並且謹遵禮度。

5.道教寄託神道以設教,反對虛偽的忠孝之行,可是《太平經》在孝道、祭祀上深

受儒家言禮所特別強調的自盡己誠的觀念之影響,同時並以一種人神感應的理論

反對厚葬,沖淡了民間信仰原有的人神互惠的自利性質。這說明道教自始即與儒

家的基本信念有不少相合之處。

回到本文開始所提到的兩則軼事,可知漢魏間人之傾慕荀、陳故事和並列華、

陳家風,其以德行為禮法之本的意態,便是植根於東漢士人、主要是儒家的傳統。

雖然東漢士人的家法有時也偏於嚴厲而缺少寬和的意味,但這種家庭禮法繫於個

人德行的觀念,卻包含了若干發展個性的空間。錢賓四先生曾指出,如陳寔詣荀

淑的故事會傳誦不輟,正反映出魏晉南北朝時代士人的人生理想與精神嚮往,此

即一人的賢德可以超越治亂而自有其完成,可以寄託於門庭之內,藉由門第的存

在而獲得安置。138這一種精神固然是魏晉以下的時代特質,但確實醞釀淵源於漢代。

由家庭倫理的角度,可以幫助我們深入地了解漢代社會建立人生共通價值的

歷程和部分的得失。道教對於禮法的形式有所挑戰,但人心內在真誠情意有其難

以抗拒的力量,文化的展演積蘊可以由此見其軌跡。從而可知,此下的魏晉南北

朝,可以憑藉士族門第和宗教信仰來維繫整個文化傳統,決不純然是一時事勢所

致。若非植根於深厚的傳統,認同於人心的真誠情意,家庭與信仰能否發生那樣

旋乾轉坤的作用,是值得疑問的。關心文化的人士或許能從這一歷史經驗得到若

干借鏡之處。

徵 引 書 目

一、史料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

138見〈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頁26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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