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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的知識份子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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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序論序論序論序論
第第第第一節一節一節一節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與目的與目的與目的與目的
一一一一
翻譯的功能到底是什麼？作為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譯者，又到底肩負
著怎樣的責任？譯者只是單純的具有雙語能力之文化掮客？一個知識獨占
者？抑或能以雙語能力的優勢作為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謂
的「知識份子」，而身負文化傳遞與更重大的責任？當譯者遇到外在的不可
抗力（政治、權勢、利益…等）時，又會產生什麼樣的質變？
1996 年英國廣播公司（BBC）邀請巴勒斯坦裔美國著名學者暨文化、
政治批評家薩依德為英國著名的 Reith Lecture 做系列演講，在該系列演講
中他以「知識分子」為總題，後來集結成《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一書，於 1997 年由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單德興先生譯成中
文出版。
根據薩依德的觀點，知識份子的形象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
『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
人。而且這個角色也有尖銳的一面，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
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輕
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
不顧的人們和議題。知識分子這麼做時根據的是普遍的原則：在涉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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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正義時，全人類都有權期望從世間權勢或國家中獲得正當的行為標準；
必須勇敢地指證、對抗任何有意或無意違犯這些標準的行為。1」
不只是專職譯者，許多學科的研究學者有時也會充當譯者，負起引進
他國學術思想與多元文化的責任。一本好的譯作，會帶來重大的影響，啟
迪民智、引發進步的動力。尤其在資訊封閉、言論自由受到箝制的社會，
譯者（有時候是出版社或總編輯）所扮演的角色更是關鍵，儘管許多譯者
或許沒有這樣的自覺，並未意識到自己身負如此重任。若依照薩依德的說
法，譯者毫無疑問同時具有知識份子的「潛在能力與責任」－－譯者其實
是文化傳遞與知識散播的一環；但是有時候，許多譯者成為被主流「馴化」
的一部份，沒有意識到翻譯作品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自身：
身為知識分子，我在觀眾或訴求對象之前提出我的關切，但這並
不止關係著我如何發表它們，也關係著自己作為嘗試促進自由、
正義的理念的人士所代表的。我把這些形諸言詞或筆墨，是因為
經過深自省思後這些是我所相信的，而且我也要說服別人接受這
個觀點。因此，這裡就出現了個人世界與公共世界之間很複雜的
混合──一方面是來自我的經驗的個人的歷史、價值、寫作、立場，
另一方面是如何進入社交世界，人們在其中辯論、決定有關戰爭、
自由、正義的事。一己的知識分子（a private intellectual）是不存
在的，因為一但形諸文字並且發表，就已經進入了公共世界。只
是公共的知識分子（a public intellectual）──個人只是做為某個理
念、運動或立場的傀儡、發言人或象徵──也是不存在的。總是存
在著個人的變化和一己的感性，而這些使得知識份子所說或所寫
1 見：單德興 譯，1997，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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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意義。2
簡單以一句話來描述，就是「我手寫我口，我口說我心，我心想我事」
的譯者（知識分子）之『自我再現』的過程。在此筆者必須強調的是，「知
識分子」一詞，並非一頂大帽子、更非唱高調；相反的，知識分子是一個
理想、一項責任，是身為具有知識的質與量之優勢的人，都應該努力追求
的境界。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薩依德口中理想的知識分子是個很難達成的目
標，誠如他本人所言：「政府依然明目張膽地欺壓人民，嚴重的審判不公
依然發生，權勢對於知識分子的收編與納入依然有效地將他們消音，而知
識分子偏離行規的情形依然屢見不鮮。3」譯者除了本身須具備知識分子的
自覺以外，也必須面對外在的壓力。這正是本篇論文所要探討的主題。
二二二二
另外，有鑒於翻譯者跟一般文字工作者，其職責在於文字的描寫和傳述，
而「文字」與「知識」的傳遞過程本身就會產生權力的運作，以及權力之
間的相互關係跟對抗；而政治正是權力運作中很明顯的一個觀察點，4因此
筆者想進一步探討譯者在將文字傳述的過程中，權力的運作跟譯者的交互
影響。
2 見：單德興 譯，1997，頁 49。
3 見：單德興 譯，1997，頁 57。
4 學者伊士頓（David Easton）提出，政治是「社會價值的權威配置（the 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s for a society）」，簡單來說，和孫中山先生所言「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可說是
很接近的概念。孫氏所稱的「眾人」，伊士頓稱為「社會」，孫氏的「管理」伊士頓稱作「權
威配置」，管理一詞著眼於權威指導的意味或許較強，而「權威配置」則另提到效果之面，
孫氏之「事」伊士頓名之「價值」（參：任德厚，1999，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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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Power）是政治學、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學的核心概念。在政治學與
國際關係研究中，「權力」至少有四種以上的定義：
一、「權力」作為個人或國家的追求目標（power as a goal）。
二、「權力」作為影響力（influences）的度量（measurement）尺度，即資
源的內容與多寡。
三、「權力」作為政治鬥爭的結果（results）。
四、「權力」作為一種宰制（domination）與被宰制關係的表述。5
法國哲學家傅科（Michel Foucault）1975 年出版的《規訓與懲罰－－
監獄的誕生》（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The Birth of Prison）中提到一種新
的「權力－知識」觀，他認為權力與知識並非完全互剋，知識並非自外於
權力存在，但也不像培根所言「知識就是權力」。事實上，知識與權力二者
如同陰陽相生：權力產生知識、知識幫助權力，權力利用知識達到目的、
知識透過權力來維繫。傅科指出：「若沒有一個溝通、紀錄、積累和轉移系
統，任何知識都不可能形成，這系統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形式，其存在與功
能和其他形式的權力緊密相連。反之，任何權力的行使，都離不開對知識
的汲取、佔有、分配和保留。6」
權力的確無所不在，在社會系統的每個環節、生活的每個層面，但筆
者關注的是，譯者是否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的知識分子角色，
而在譯者傳述文字與知識的同時，認知其中的「權力宰制關係」與主客體
之分。權力的轉換取決於個人的自我意識；當譯者沒有意識到身為知識分
5 Green, L.,1998.
6 見：劉北成 譯，1998，頁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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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責任，在權力的系統中，他充其量不過是個權力施加的客體或載體，
但是當他轉換念頭，具有深刻的自我意識，那麼譯者的所作所為，包括選
擇要翻譯哪些作品、如何翻譯作品，都是在行使其選擇與表述的權力，這
時他就是一個行使權力的主體。權力的主客體轉換就是這麼微妙，僅在一
念之間。
權力在生活上的運作和文字與知識的關係，其實是隨處可觀察到的。
舉個例子，在伊拉克戰爭中，大部分媒體（或可以說是美國媒體主宰的媒
體潮流、和美國利益相符的國家之媒體）普遍從美國觀點出發，因此應該
是客觀、中立的媒體，其所報導的戰爭真相與面貌即迥然不同於中東世界
所認知的伊戰。筆者記得有一次看到 CNN 的民意論壇節目片段，有許多來
自全世界各地的民眾投書或致電，發表關於伊拉克戰爭的看法，CNN 將具
有代表性的意見剪輯打字或播放出來。其中有一段話，讓筆者有很深刻的
印象：一位中東地區的民眾抗議：「為什麼新聞報導永遠是以美國觀點出
發，沒有來自中東人民的觀點？」
這呼應了美國新聞界目前的「福克斯現象 （Foxication）」7，新聞媒體
受到政府和權力影響，嚴重缺乏客觀報導的能力。何謂福克斯現象？「把
愛國主義淩駕於新聞原則之上，使用影射、暗示和渲染的新聞手法，說服
受眾接受某種政治立場——這就是福克斯現象；通過對政府的輿論支援，
謀求建立話語霸權，最終實現商業利益的最大化——這就是福克斯現象的
實質。」8
7 福克斯現象有時也稱為「布希現象(Bushification)」，表示該新聞網傾右、親布希的作法。
8 其實這段中東民眾的抗議電話能被播放出來也已經是很不容易了，CNN 由於在 911 事件
中 CNN 的報導較為公正客觀，因此後來收視率輸給「愛國（patriotic）媒體」福克斯新聞
網（Fox News），加上其總裁曾經發表同情巴勒斯坦的談話，受到美國鷹派與猶太團體抵
制；可見媒體有時候也必須服膺政府或利益團體的政策和偏好。（參：畢竟與范旭，2005；
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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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右派的福克斯新聞網是美國目前收視率最好的新聞頻道，但是
其新聞專業養最受美國新聞界批評，其報導中充滿「愛國主義」的感情色
彩，前線記者用「我們」代表美軍，把士兵稱作「英雄」，也明顯的大力宣
揚與支持戰爭和軍隊出兵。英國廣播公司（BBC）總經理戴克（Greg Dyke）
更指控美國許多媒體「毫不質疑」戰爭的性質，明目張膽宣揚愛國主義，
喪失新聞的客觀中立：「如果伊拉克戰爭證明了什麼，那就是 BBC 不能把
愛國主義和新聞專業相混淆。我到現在還很震撼見到福克斯新聞網如此偏
袒特定政治立場。」戴克還說，問題出在媒體的分散化，沒有一個電視網
有勇氣與政府抗衡，911 後情況尤其如此。許多美國廣播網躲在愛國主義的
保護傘下，怕被認為「不愛國。9」
當然這種情況不只發生在美國，全世界都可以找到這類的例子，不過
由此例可以看出，記者與媒體在傳遞資訊的層次上，和知識分子的角色可
以說是相同的，兩者同樣負載著傳遞真相、告知真相之責任；但若媒體（或
知識分子）被政府收編同化，成為「權力機制（Mechanik der Macht）10」
的一部份，那就不能稱之為知識分子，這時所謂記者或作者頂多是政府主
戰或政策文宣的傳聲筒（mouthpiece），並不具有主觀思考與表述能力。在
許多現實層面上，權力與知識、知識分子的關係，有時的確是非常微妙而
尷尬，又明顯的令人難堪。
薩依德另外一本專著所講述的主題與此也有有關－－《遮蔽的伊斯
蘭：西方媒體眼中的穆斯林世界》（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the
9 see: ABC News Online, ?
10 Foucault, Michel, 1976, p. 3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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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11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
教授蘇蘅指出，該書以「後設批判的立場」，探究西方世界，尤其美國對於
中東世界的報導與評論為何會出現根深柢固的偏頗，以及這樣的偏見怎樣
產製、傳播，進而加深西方對伊斯蘭世界的誤解，導致其忽略彼此間的互
補與共通處。薩依德指出，這種文化區別在美國而言，是媒體－官方－學
界三方共同形成「宰制集團」（本引號為筆者所加）的共識，文明衝突的原
因就是西方人以衝突心態來看文明之間的關係。12薩依德分析美國媒體所以
如此，主要在於這些媒體在「搜集外在世界訊息時，無可避免地落入由政
府政策主宰的框架」，甚至美國記者到國外工作，「其判斷力所倚賴的不僅
是他知道與學到的事物，也包括他身為美國媒體駐國外代表應該知道、學
到與表達的事物」。因此美國媒體對於外國的報導「不僅創造出自身，同時
也強化了『我們』在外國的既得利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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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見：閻紀宇 譯，2002。
12哈佛大學政治學者杭廷頓(see: Huntington, S. P., 1993, p. 22-49.)在冷戰結束後大膽預言，
在後冷戰時期宗教和文明的歧異會是人類衝突的最主要根源。由於 911 事件一般認定是伊
斯蘭激進份子反西方的作為，因此杭廷頓在 1993 年的理論被認為具有很強的解釋力，此
項文明的衝突有時被稱作「聖戰對麥克世界（Jihad vs. McWorld）」，麥克世界指全球化的
西方商業文明（MTV, Macintosh, Mc Donald’s）。不過，近期杭廷頓卻發表一套移民新論遭
受各界圍剿與抨擊。在其 2004 年新作《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書中，杭廷頓大肆譴責新移民（特別是以
墨西哥人為主的拉丁裔）不愛美國、不喜美國文化、不願講英語、拒絕融入美國社會、企
圖分裂美國。杭廷頓甚至說：「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來看，墨西哥移民正在鯨吞蠶食美國
西南部。他認為美國的「核心文化」涵蓋基督教、英文、新教價值、英國的法律與司法傳
統、政府的有限權力；歐洲的藝術、文字、哲學和音樂，再加上美國的自由與平等觀念、
個人主義、代議政府和私有財產權等。杭廷頓表示，美國的「核心文化」已被自由派思想
家、跨國公司和拉丁裔移民所危害。他說：「只有典型白人社會創造出的美國夢，沒有西
語裔（即拉丁裔）的美國夢。墨西哥裔美國人只有用英語作夢時，他們才會分享美國夢。」
杭氏又說，西語裔和白人之間的文化分裂將取代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種族分裂，而成為美國
社會最嚴重的裂痕。」由此足見，即便如杭廷頓如此學識豐富的學者，仍然會因為自身利
益與偏見，發表出令人驚異的種族歧視言論，落入偏狹與偏激的窠臼；更令人質疑其文明
衝突論的立論基礎，究竟真的是「文明衝突」，還是「美國霸權」主義作祟？由此證明，
對於權威學者與知名人物的言論，我們仍需仔細判讀其言行與著作的內在意涵，以免被引
導(誤導)而不自知，身為知識分子不可不慎。（參：林博文，2005。） 13 參：蘇蘅，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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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描述一個獨裁的極權社會，在這種體制下，人性被扭曲、自
由被剝奪、思想被限制、感情被摧殘，人民過著貧乏單調的生活，個人是
統治體制中的一個自動化機器，為求生存，人性是非不明，為達目的不擇
手段。主角溫斯頓是任職於權力核心外圍的真理部，負責控管新聞、娛樂、
教育和藝術，名為真理部，實為謊言部，溫斯頓每天的工作就是編造、修
改謊言、甚至修改與編造歷史，以及大眾的記憶──正像和平部其實是戰爭
部，友愛部其實是鎮壓部，富裕部實際上是匱乏部一樣。在這個是非顛倒
的世界裡，統治黨的口號是：「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在這樣一個處處受管制與監視的社會，溫斯頓卻懷抱追求自由的理想，寫
在他的日記上，最後仍然被黨發現，並施以非人的刑罰，等到漫長的監獄
生涯過去，溫斯頓的思想已經徹底改造，完完全全的成為一具行屍走肉。14
《一九八四》中描述的威權控制並未成為歷史，對思想的洗腦與自由的箝
制至今依舊存在於世界各地，書中描寫與現實社會有極多相合之處。《一九
八四》除了是一部反極權作品，更是一部深入探討政治箝制與思想控制的
書，因此不禁令人好奇：此書過去被譯介到台灣時，是在怎樣的時空背景
下？這本書在中國大陸的譯介情況如何？與兩岸的時空和政治背景有什麼
樣的關聯？因此筆者想要藉由這篇論文來探討譯者的角色──以喬治．歐威
爾的《一九八四》中文譯本為核心，佐以薩依德的《知識分子論》中對知
識分子的定義──來檢驗五○年代到八○年代兩岸譯者的角色與定位，以之分
析過去數十年來，兩岸譯者翻譯此書的內在目的與外在影響兩個因素，發
掘出譯者身處之政治背景對譯者的影響，並檢視其在權力運作過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也就是探討譯者是否必須服膺「政治正確」原則、為政府或權
勢作傳聲筒，亦或是敢於挑戰當權者鋪天蓋地的審查機制及事後制裁，善
盡譯者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成為薩依德口中真正的「知識分子」？
14 參：董樂山，1991，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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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翻譯研究學派翻譯研究學派翻譯研究學派翻譯研究學派流變流變流變流變
自然科學史學家孔恩（Thomas Kuhn）在其《科學革命之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中提到「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觀念，
他認為科學的演化是根據典範的轉移，因為科學知識並非一種持續累積的
過程，而是在一個共同信念基礎下（世界觀、基本假設、方法等）發展累
積，這種信念稱之為「典範（paradigm）」；當該典範遇到愈來愈多的異例
（anomalies）而無法解釋時，既有的理論架構沒有辦法解釋某些問題，便
會出現新的理論架構來取代舊的理論架構，這時候新的典範就會出現，孔
恩稱此種轉變過程為「典範轉移」。譬如牛頓力學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
是他書中提到的物理學的典範轉移。15這種情況不只發生在物理學界，其他
各種學科，包括翻譯學界也有相同的現象。
長期以來，翻譯界對於西方翻譯理論學派的劃分並不統一，奈達
（Eugene Nida）將翻譯理論分為四個流派：語文學派、語言學派、交際
學派和社會符號學派；譚載喜先生在《西方翻譯簡史》中將西方翻譯理
論分為布拉格學派、萊比錫學派、倫敦學派、美國結構學派、交際理論
派、前蘇聯文藝學派與語言學派。潘文國先生則將之分為多元系統學
派、描述（常規）學派、文化學派、綜合學派、解構學派（譯者中心派）、
後殖民主義學派（政治學派）。學說紛繁，區分的標準不一，不同時期、
不同學派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都有各自的闡釋，但是從宏觀的角度上來
區分，目前主要存在文化學派和語言學派兩大派別。16
15 參：高涌泉，2001，頁 580。
16 見：張麗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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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自從二戰以來，現代語言學理論的蓬勃發展為西方翻譯研
究注入許多活力，如結構主義學理論、比較語言學、系統語法、應用語
言學等等，語言學派獨領風騷近半世紀，幾無其他學派可匹敵；但其強
勁的發展態勢自 90 年代中期便逐漸式微，90 年代中後期開始便較少見
到重要的語言學派理論著作。反之從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文化
學（Cultural Studies）與翻譯學（Translation Studies）同時興起，兩股思
潮合併主導了翻譯學的「文化轉向」，形成轉向受語或譯入語（target
language）文化的文學翻譯理論，這時期興起的文化翻譯研究學派，不
僅僅探討譯文產生的文化背景，與譯文對於受語文化的影響，也探討翻
譯與歷史、政治、社會和經濟的關係。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荷蘭學者霍姆
斯（James Holmes）、英國學者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與美籍比利
時學者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等。
文化學派強調文化因素對翻譯的影響，同時認為翻譯也會進而對文
化產生積極的影響：翻譯的目的在於讓譯文在受語或譯入語（target
language）的文化中，引起原文在施語或譯出語（source language）文化
中相同的功用。基於這樣的出發點，該學派反對以往視翻譯為次流、支
流的認識，強調翻譯的意義與作用，認為翻譯是各種社會力量的運作，
有特定目的的操縱手段。因此教會鼓勵翻譯《聖經》、政府支持民族史
詩翻譯、學校講授經典翻譯作品、社會改革家對與社會現實問題有關的
翻譯感興趣等等，都是文化翻譯所研究的對象。17
對照以色列學者伊塔馬‧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提出的
「多元系統論」（polysystem theory）18概念：「傳統的學術研究把（單一）
17 潘文國，2002a；潘文國，2002b。
18 Even-Zohar, I.,1990, p.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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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完全等同於中心階層（即官方文化，主要體現於標準語言、經典化
文學和統治階級的行為模式），無視各個邊緣階層的存在，或將之視為
完全在系統之外。」正如學者 Lotman 與 Voegelin 所說，「文化中人」
（people-in-the-culture）經常掉入「當局者觀點」（inside view）的陷阱，
埃文-佐哈爾認為，對研究範圍內（例如語言或文學）發生的過程不感
興趣，而專注於產品實際構造（例如話語、文學文本）的研究者，其實
是忽略了其研究產品所屬的多元系統，以及多元系統中各種「制約」（括
弧為筆者所加）所發揮的作用；因為研究者不知道文本與模式（性質、
特徵）的產生過程中所做的決定，其實與文本所屬的整體結構中的位置
有關，因此往往只能局部解釋表面上的現象，而未能深究深層結構下的
產生原因，所以以往的翻譯研究，經常使用所謂的「錯誤」（mistakes）、
「誤解」（misunderstandings）、「效顰」（bad imitation）等粗淺的解釋方
式來解答翻譯現象。19
巴斯奈特認為，透過研究不同時地的譯著之前言，可以考察出不同
譯者所遵循的翻譯規範，同時了解其反映出的社會對翻譯的限制與態
度，因此翻譯學可說是人類學的一部分。20由於以往的翻譯理論多認為
譯者應該隱形，強調譯者只是個信差的角色，而不認為譯者具有主體
性，到了文化翻譯學派卻認為，由於翻譯本身就帶有權力操縱的痕跡，
因此該學派強調譯者的主體性與主觀判斷，也等於把翻譯的意義從詞、
片語、句子、語篇的語言學單位上，整個提升到文化層次，賦予了譯者
更多角色和權力。
19 參：張南峰 譯，2001，頁 23-24。
20 Bassnett, 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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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範圍範圍範圍範圍與限制與限制與限制與限制
筆者認為若翻譯僅僅在於語言學層面的研究，其實並無太大意義與
獨創性，無法給予翻譯研究更高的學術地位，而僅能視為是語言學的分
支，且壓縮了譯者的空間與翻譯的地位；反之若能從更宏觀的文化與社
會脈絡來看待翻譯的功能和運作，將翻譯研究與其他社會科學，如政治
學、社會學與統計學等相互串連研究，才是翻譯研究最令人著迷的部
份，也才能將翻譯研究引入更寬廣的研究領域，這也正是多元系統論和
文化學派最大的功效。
本文引用比利時翻譯學者勒菲弗爾的學說，他認為影響翻譯有三大
因子：贊助人（patronage）、文學觀（poetics）與意識形態（ideology），
社會是多個系統組成的集合體，文學系統或翻譯系統都是這個大系統中
的一個子系統，而每個系統彼此互動，在體系中彼此影響（有關其研究
理論請見論文第三章第一節）。在翻譯過程中，若遇到文學觀和意識形
態衝突，不論是在社會或個人層次上，只要涉及意識形態，通常是意識
形態勝出。意識形態對原文的干預的意思是：以教化為目的，在文化上、
宗教上、政治上或任何方面對原文的干預。其干預和原文文本無關，誘
因來自「作品之外」。21由於意識形態是社會和文化的產物，翻譯作為一
種跨語言和跨文化的交際行為，就是向譯入語社會輸入譯出語社會的社
會文化觀念。當譯者想要將一個充滿異域文化觀念的文本介紹給本土讀
者時，會很自然的用本土社會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和其個人的意識形態
去衡量源語文本中所包含的觀念，以決定翻譯時的具體策略。
文化學派的觀點正與傅科（Michel Foucault）對權力的論述遙相呼
21 Lefevere, A.,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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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傅科認為權力乃運行於各種社會習慣與文化環境中，若沒有「論述」
（discourse）來幫助權力的運作，則權力無法施行，因此權力其實是與
論述相輔相成。由於人類對於事物的理解主要需藉由文字與論述，因此
如學者 Barry Allen 所言，擁有知識就是擁有向他人言述「似為真相」的
「話語」（statement）的特權，由於話語的特性是兩者互動、對話性的，
因此知識的傳播會有受體，以接受發話者所言的「真理」。22傅科同時強
調「論述」同時可以是權力的工具以及障礙，不僅能夠傳播、產生並加
強權力，也可以毀壞、揭露和阻礙權力。23因此，作為手上握有論述大
權的知識分子，等於是擁有一把雙面刃，可以利用知識來為權力服務，
或可使用知識這把大刀來抵抗權勢。
另根據霍姆斯的分類，翻譯學可分成純翻譯學與應用翻譯學兩大
類，其中純翻譯學又分為理論翻譯學（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or
TD）以及描述性翻譯學（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or DTS）。純翻譯
學的第一個分支是理論翻譯學，其利用描述性翻譯學的成果，結合相關
學科的訊息，來制定出對翻譯過程或作品的解釋原則；而所謂「描述性
翻譯學」則包括三方面：
一、翻譯產品研究（product-oriented DTS），側重譯作文本或同一
作品之不同譯作的文本研究與比較。
二、翻譯功能研究（function-oriented DTS），主要研究譯作在譯入
語文化中引發的作用，著重於翻譯的社會學。
三、是翻譯過程研究（process-oriented DTS），注重的是翻譯的過
程或翻譯行為本身，也就是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頭腦中的「黑
22 Allen, B., 1999.
23 Foucault, M.,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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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裡發生了什麼事，較朝向翻譯的心理學發展。24
本文欲討論的即屬於霍姆斯的描述性翻譯學中之第二、三類──譯
本的功能研究與翻譯過程研究──而非文本研究。翻譯作為知識傳播的
一環，不僅包含語言學的層面，其本身也隱含文化現象，除了受到文化
影響，更是影響文化的媒介，甚至可以說翻譯本身就是權力操縱的工
具。本論文主題不以小說內容或「文學觀」為主，而是側重作者或譯者
寫作與翻譯此書時各種內外在因素，探討原文在何種社會背景下產生，
以及翻譯與政治、歷史、經濟和社會制度間的關係，也就是書籍內容「以
外」的各種環境與影響因素（context），而非「文本」（text）。（請參見
圖一）誠如勒菲弗爾所言，所有的文學或翻譯都是種改寫，不論作者或
譯者意圖為何，其作品背後皆反映某種思想意識，因此「翻譯實際上也
是譯者對文本的擺佈，使文學以一定方式在特定社會中產生作用。」
之所以不從文本上來探討《一九八四》、不探討其文風、翻譯方式、
或內容增減之有無，而探討譯本的文化功能和譯者翻譯的過程，主因在
於《一九八四》是屬於政治預言小說，本身就帶有濃厚的政治意涵，此
書存在的事實本身就具有某種意識形態與政治上的意義；書中的內容、
章節編排、文筆並非這本書的重點，《一九八四》屬於記敘性的小說，
為了反映出共產社會的貧乏與苦悶，歐威爾使用平淡的描寫方式，文筆
並無特出之處。但其成就在於為大眾帶來政治意識上的反省與震撼，此
乃《一九八四》作為政治預言小說的特色。
因此，譯者若想翻譯此書，只有「翻與不翻」的選擇，而沒有「如
何翻譯」的問題，譯者「選擇」、「決定」翻譯該書本身就帶有意義。甚
24 參：馬士奎，2004，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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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以說，一旦選擇翻譯此書，就是選擇一種政治意識，一旦決定翻譯
該書，根本無從刪改起，這也就是本文之所以不分析其「文本」與「譯
文文本」、不討論其「文學觀」，而是由《一九八四》的創作與翻譯的「內
外在影響因素」談起的原因（請參見圖二）。
筆者認為翻譯學說流派繁雜，使用文化翻譯的框架進行研究，固然
能發現另一塊新大陸，但也可能忽略其他學說的洞見，產生研究盲點。
但是任何研究都無法自稱全面無誤、包羅萬象，本篇論文旨在呈現多元
視界與文化中的其中一個角度，但求能引發另外一種討論。
研究必須有個出發點，因此本文希望從勒菲弗爾的翻譯操縱觀點出
發，佐以傅科與薩依德兩位學者對於權力與知識份子的論述，來探討文
本以外的外在環境與內在因素對《一九八四》翻譯的影響，希望能在繁
複的學術網絡中，找出一點點新意。也希望翻譯工作者在進行翻譯時，
心中能有權力觀與知識份子的主體意識，了解譯者的工作不僅僅是翻譯
匠，同時也在進行解讀與操縱，從這點認知出發，尋求更多解套與平衡。
更希望所有非譯者的讀者，可以認識到，看似平凡的翻譯作品背後的權
力運作，進而能慎思明辨，了解作品背後的目的，維持超然的閱讀態度，
進行讀者的主觀判斷。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章節安排章節安排章節安排章節安排
本文共分為六章。除了序論與結論之外，第二章介紹作品與作者創
作背景，第三章介紹本文引用的理論學說，第四、五章分別討論台灣和
中國大陸的譯況、譯者翻譯過程與背景，間佐以理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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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為序論，總共分為四節，分別討論研究動機與目的，翻譯研
究學派的流變，研究的框架、範圍和限制，以及章節安排之說明。
第二章探討作品與作者背景。介紹作者歐威爾之生平、《一九八四》
的內容大要、創作時代背景、作品本身的政治意涵，以及文本內容特出
之處與其時代意義。
第三章介紹本文所引用的學說理論。第一節介紹勒菲弗爾的翻譯操
縱說，第二節介紹傅科對權力與知識的論述，第三節介紹薩依德對知識
份子和權力的論述。
第四章討論台灣譯況。第一、二節為事實描述，第三節以理論分析
之；第一節介紹台灣的譯文版本，第二節研究譯者背景，第三節討論當
時反共文學的時代背景。另於第四節佐以理論分析翻譯與權力的關係、
當時的台灣藝文界與知識份子的角色。
第五章討論中國大陸的譯況。第一、二節為事實描述，第一節介紹
中國大陸的譯文版本，第二節探討譯者背景，第三節討論中國大陸當時
的時代背景，第四節進一步佐以理論分析中國大陸譯者的知識份子角
色。
第六章結論則比較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譯況，間以其他事例來舉證政
治對翻譯的影響，論述譯者身為知識分子的責任與該有的認知。大體來
說，台灣的《一九八四》譯者多半服膺政治正確，為政治與權勢服務；
中國大陸的譯者則有反權勢的傾向，藉由翻譯來為民喉舌、為真理發
聲。最後筆者將前文提及之概念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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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
文本
（TEXT）
文本之外文本之外文本之外文本之外
內在 & 外在影響因素
（CONTEXT）
圖一：研究框架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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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研究文本簡介研究文本簡介研究文本簡介研究文本簡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一九八四一九八四一九八四一九八四》》》》作者介紹作者介紹作者介紹作者介紹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原名艾力克‧亞瑟‧布萊
爾（Eric Arthur Blair），一九零三年生於印度孟加拉省一個英國中下階文官
的家庭，父親是蘇格蘭裔英國人，曾任總督府鴉片局副代理人；母親梅培
爾‧李莫桑是緬甸木材商之女，具英法兩國血統。
家世不顯赫的歐威爾八歲就被送進了英國南岸專收上流社會貴胄閥閱子弟
的伊頓預備學校，該校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悠久校史，可說是進入私立伊頓
公學及哈洛學校的先修班。把自己定位為中產階級的歐威爾擠身其中，有
種被排斥的落寞，他進入該校主要由於父母的虛榮心，當時英國中產階級
的家庭，有許多這類父母，竭盡全力負擔昂貴的學費，也要讓子女進入貴
族學校，將來能擠身上流社會，學校為了吸收優秀學生，也網開一面，用
減免學費或獎助方式讓中產階級以下的學生就讀。在這樣的情形下入學，
原本就害羞內向、多愁善感的歐威爾，自然感受到上流子弟優越的心態所
散發的輕視感，加上學校當局對特權階級禮遇有加，卻冷眼對待宣傳樣版
的窮人子弟，那種屈辱和苦惱不言自明。這也是歐威爾初識社會上的階級
制度矛盾，他厭惡、排斥學校的住宿寢室、粗劣食物、奇怪的入浴方式、
對學生寫作交談的束縛、以及各種體育競賽的氣氛，這些感覺都寫在《這，
這就是喜悅》（Such, Such Were the Joys）這本成長告白之書裡。連英國首
相邱吉爾以貴族子弟之尊入學，最後也無法適應而中途退學，也難怪歐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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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這樣出身的小孩會大感格格不入。25
中學時他靠獎學金在知名的伊頓公學就讀，從十四歲到到十八歲，他
在這所享盡特權、盡是權貴子弟的學校又度過四年的時光，成為徹頭徹尾
由伊頓教育出來的學生。這些教育不全然是負面的，因為經濟狀況不佳受
到排擠的歐威爾在學校也結交了不少朋友、耽讀喜愛的書籍、學習古文、
拓展學問視野、寫劇本與小說、創辦校刊、擔任編輯，並受到社會主義思
想的洗禮──當時俄國剛發生革命不久，以貴族子弟為主的伊頓學生受到影
響者不少，平民子弟出身的歐威爾也在其中。不過後來他所信奉的並非集
團式的社會主義，而是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跟蘇聯的極權社會
主義大相逕庭。在伊頓學校歐威爾習得解決複雜問題的見識與知性能力的
自信心，並非全無斬獲。
不過深受階級特權下的歧視與校方獨裁管理，在校受壓迫的經驗，使
他疏離感與自卑感加深，並萌發對組織化、獨裁的深惡痛絕，早年坎坷漂
泊的生活，也塑造烙印了他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對西方帝國主義產生原
罪感。畢業後，赴緬甸擔任印度帝國警官長達五年，目睹大英帝國對被殖
民者的彈壓與暴虐，身為帝國主義的高壓工具，深感矛盾與痛苦，〈射象〉
( Shooting An Elephant)、〈絞首刑〉( A Hanging)等作品正是當時其內心掙扎
的寫照。歐威爾最後終於辭職回國，對荒謬的世局感慨萬千，於是開始以
贖罪的意識走入低層社會，體驗與受壓迫者同在的赤貧生活。在伊頓公學
遭到貴族富家子弟的冷落、在緬甸目睹英國殖民統治的種種弊端、以及在
大蕭條下在英國體會到下層生活的困苦，使他在一九二七年回國從事寫作
後信奉了社會主義。此後十年他以喬治‧歐威爾的筆名發表了三部以英國
下層社會生活為背景的小說，但並未出名。
25 新潮文庫編輯室，1991，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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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法西斯派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將軍領
軍對抗民主選舉出的共和政府，西班牙內戰正式明朗化，這場戰爭遂成為
一場意識形態之戰，歐洲的政治情勢動盪不已，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只是
時間問題，這次內戰迫使歐洲的知識份子採取明確態度與行動。26自由主義
國家的知識份子與工人為了維持自由與文化，稟承「文明世界的良心」，紛
紛支持西班牙共和國參加義勇軍，誓與納粹德意志與法西斯義大利所支持
的佛朗哥將軍勢力戰鬥到底。這場內戰中英國有將近四千人加入義勇軍，
參加「國際軍團」的兩千人中約有五百人戰死，五百重傷。戰死的人員中
許多是頗有前途的詩人與批評家。27
當時新婚的歐威爾像當時的許多左翼作家一樣，到西班牙志願投效共
和政府，抵禦佛朗哥的叛軍進攻。他認為自由與民主是共生的，沒有民主
不可能有自由，唯有在民主與自由主義的社會中，藝術家與文人才能享有
創作自由；儘管資本文明令人墮落，但選擇法西斯主義卻帶來天大的災難。
28與他長期合作的 New English Weekly編輯 Philip Mairet 回憶歐威爾曾說：
「這些法西斯，總得有人阻止！（This fascism, somebody’s got to stop it.）」。
29但是，在志願軍的國際縱隊裡，左派的派系卻忙於內鬥，甚至發展到武裝
內鬨的程度，令他覺得自己成為「兩種政治理論之間的大規範鬥爭中的一
個走卒」，這場名為正義之戰的戰役，由於左翼共和政府內部分裂，最後失
敗了。沒有死於法西斯槍彈下的歐威爾，竟差一點喪身在共和政府內部黨
派之爭的傾軋中，令他十分感慨，在失望之餘他便趁頸部中彈回國治療之
機，退出這場「內戰中的內戰」。30
26 Meyers, J., 2000, p. 139.
27 參：董樂山，1991，頁 1-4。
28 參：董樂山，1991，頁 1-4。
29 see: Meyers, J., 2000. p. 142.
30 參：董樂山，1991，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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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這場內戰讓歐威爾對政治十分灰心，對人類前途感到黯淡，當
時英國許多左派份子對於共產主義十分傾心，希望相信共產主義與納粹的
極權主義不同，可以作為反納粹的解藥；但是歐威爾清楚認知：共產主義
的理想與現實俄國的階級革命是兩回事，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實際上產生
更大的階級鴻溝。他曾說道：「這些左派的知識份子自 1933 年以後所犯的
錯誤，就是希望反法西斯、卻忘了反極權。」31這次西班牙的戰役經驗對歐
威爾的一生影響巨大，他得以看清政治運作：國際上假各種主義之名、行
極權主義之實的政治勢力，本質上與法西斯主義或納粹主義並無二致。
豐富的經歷讓歐威爾具有非同一般的洞察力，他對極權主義的危害也
有清醒的認識。英國著名評論家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在書評
指出，《一九八四》本質上是部關於權力與腐敗的作品，作者歐威爾關注的
主題是抽象的思想與價值觀，而非實際的人際關係。歐威爾本人曾說過「如
果極權主義成為我們普遍的生活方式，那麼所有其他的人類價值，像自由、
博愛、正義、對文學的喜好、對平等的對話、文理清晰的寫作的喜好、肯
定人人皆有道德情操的信念、對大自然的愛、對獨特的個人化行徑的賞悅，
以及愛國心都將歸於消滅。」他在《我為何寫作》（Why I Write）書中曾說
過一段很有名的話：「我 1936 年後寫的每部嚴肅作品裡，每一行字都直接
或間接地反對極權主義，並支持民主的社會主義…過去這十年我努力想讓
政治寫作成為一種藝術。我的出發點是我的政治意識，希望弭平不公不義
之事。」32這個思想出發點，一直影響到他後期的兩部名作《動物農莊》
（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的創作。
31 筆者翻譯。
32 see: Meyers, J., 2000, p. 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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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一九八四一九八四一九八四一九八四》》》》文本文本文本文本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一九八四》是一部反共產主義的作品，然而從更廣大的層面來
看，應該說是一部反極權主義的小說。書中的主角溫斯頓‧史密斯（Winston
Smith），活在西元 1984 年，當時全世界分為三大部分：大洋國、歐亞國、
東亞國三國鼎立，這三國交戰頻繁，敵友時常易位。大洋國是個獨裁國家，
黨的權威至高無上，運用極權體制、愚民教育、政治神話、無處不在的秘
密警察，以及操之在國的資訊系統，壟斷一切傳播視聽，嚴格監控人民的
行動、言談、生活與思想。溫斯頓生於 1940 年中期，雙親與姐妹都在 1950
年代的清黨活動中過世。小說開頭描寫溫斯頓質疑社會的本質，他試圖找
出真實的歷史與過去卻不可得，卻突顯自己（或所有大洋國國民）絕望的
處境，整本小說就以此脈絡發展下去。
大洋國的統治階層是內黨（inner party），黨的領袖是「老大哥」。
老大哥從不露面，沒人知道他是誰、沒人親眼見過他，不過老大哥的大幅
照片卻到處都是，他炯炯有神的雙眼隨時緊盯全民。政府除了真理部以外
還有三大部：「和平部」、「仁愛部」、「富裕部」。溫斯頓僅屬於非權
力核心的外黨，他跟所有同志一樣，身穿清一色的藍色工作制服。他在大
洋國的真理部工作，該部掌管新聞、娛樂、教育和藝術，名為真理部，實
為謊言部。他的工作是修改歷史和篡改資料以配合黨的需要。最令人感到
害怕的建築物是「仁愛部」，該建築一扇窗戶也沒有，外圍是迷宮般的帶
刺鐵絲網、鐵門跟隱密的機關槍陣，到處都有警衛持著警棍巡邏，外人除
非有公務，不得進入。四大機構各佔據一座 300 米高的金字塔式建築。建
築外寫著黨的三大原則：「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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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33
溫斯頓是記錄科的科員，負責修改各種資料──從檔案、期刊、老大哥
的演講稿到舊報紙，全部根據指示改得一蹋糊塗。舉例來說，假若老大哥
在 3 月 17 日的前一天演講時預測南印度前線不會有動靜，但是歐亞軍會在
北非發動攻擊，隔天卻是歐亞軍的統帥在南印度發動攻擊，北非卻沒有戰
事，溫斯頓就必須把前一天報紙上刊載的演講稿內容改寫，這樣老大哥的
「預測」才會正確無誤。每當他改完，就把所有資料入檔，原本的資料則
丟到「記憶洞」銷毀，而所有當天的報紙會全部回收銷毀重印，檔案裡頭
只會留下更改過後的報紙版本，書籍也是如此一次次的遭到改寫重印，任
何與目前需要相牴觸的資料都不容許留在文獻或各種紀錄中。事實上他的
工作連「偽造」都談不上，只不過把一個謊言改成另一個謊言，大部分經
手的資料和真實世界根本毫無關聯，原始版本的統計數字或資料只是個幻
想，校正過的版本也是個幻想。假如豐裕部預測這一季的鞋子產量為一億
四千五百萬雙，宣佈的實際產量是六千兩百萬雙，那麼溫斯頓重寫預測時，
得把原始估計數字改為五千七百萬雙，才能讓產量超出配額的慣有說法成
立──但是很有可能連一雙鞋子都沒有生產出來，也沒人知道生產了多少
雙，也許大洋國根本有半數國民都光著腳ㄚ子，但一切紀錄都消失於虛幻
中，連日期也無法確定。
就好像溫斯頓清楚記得大洋國對東亞國開戰、與歐亞國結盟，不過才
是四年前的事情，但是這僅是他個人擁有的片斷私人知識，因為他的記憶
並不為他人控制，實際上卻並沒有任何公開或私下的言論，承認過這三大
勢力曾經形成不同陣線──根據官方說法是大洋國從來不曾換過結盟夥伴
──大洋國目前正在和歐亞國打仗，因此大洋國一直都是在和歐亞國打仗，
33 以下第二節有關《一九八四》的內容介紹，均參見林淑華 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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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敵人總是絕對的邪惡象徵，因此不論過去或未來，都不可能和他的
說法一致；黨說大洋國從來不曾和歐亞國結盟，但是溫斯頓卻確實知道大
洋國曾經與歐亞國結盟，且不過是四年前的事情，但是這知識不過存在他
的意識裡，不久以後，他的意識也會隨著他的死亡消逝無蹤。若是所有人
都接受黨的謊言，所有的紀錄都說著同樣的故事，謊言就會成為歷史，歷
史就會成為真理。這就是黨的口號：「控制過去者，便控制未來；控制現
在者，便控制過去。」溫斯頓若想要記住真實，就必須不斷戰勝自己的記
憶力，新語的說法稱之為「雙重思想（doublethink）」。溫斯頓身為外黨
的知識份子，一方面是被這種黨國體制所宰制的對象；但一方面他又是該
體制的一份子，他所做的篡改工作，也正是宰制其他人的機制的一部份。34
溫斯頓就活在這種矛盾又衝突的社會關係中，日復一日做著無聊的篡改工
作。
平時所有黨員都需要參加「仇恨週」、「兩分鐘仇恨」這類集會，「仇
恨」的內容是所有人一起坐在大廳觀看黨所播放的「人民公敵」艾曼紐‧
高斯登（Emmanuel Goldstein）的節目，兩分鐘仇恨的節目內容每日更換，沒
有一次不是以高斯登為主角，發出的吵鬧聲音嘎吱嘎吱，令人毛骨悚然。
高斯登很久以前曾經是黨的領導人物之一，幾乎和老大哥平起平坐，不過
後來因從事反革命活動被判處死刑，後來脫逃以後繼續策劃陰謀叛亂，因
此所有人一看到高斯登的臉，就發出噓聲和憤怒叫喊，在椅子上又叫又跳，
聲嘶力竭。高斯登作為仇恨的對象，比歐亞國或東亞國還久，因為國與國
之間經常互結同盟對抗另一國，因此有時候大洋國會與其他兩國中的一國
維持和平，但高斯登卻永遠是黨的大敵。（筆者註：當然高斯登也是黨所
捏造出來的敵人，目的是確保全國人民有個共同敵人）兩分鐘仇恨的可怕
之處，並非在於人人都得參與、一起「恨」，而是你根本無法克制自己跟
34 Meyers, J., 2000, p. 2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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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瘋狂叫吼，不到 30 秒的時間你連裝都不必裝，內心升起一股違背個人意
志的殺戮慾望與仇恨快感，仇恨是種盲目抽象的情緒，毫無理由地胡亂掃
射全場。當仇恨無法抑制之時，就會聽到有人反覆吟唱：「老──大──！
老──大──！」。一種極其緩慢的吟誦聲，加上拍打與跺腳聲，常讓溫斯
頓戰慄不已。儘管他無法克制不和大家一起瘋狂仇恨，可是每當聽到這種
禽獸低沉的吟誦聲，他卻不由得感到輕蔑、憎恨與唾棄，不過他會刻意掩
飾自己這種情緒，控制表情跟著大家一起行動。
他的房間與所有私人居室一樣，有個無孔不入的現代化設備，叫做「電
視幕（telescreen）」。每個房間牆上都有一面長方形的金屬鏡子，可以視
聽兩用，也可以發號施令，室內任何聲音只要稍高於低聲細語，都會被電
視幕接收，在金屬板視野內的所有行動都無所遁形。平時無事，電視幕就
沒完沒了的播送大軍進行曲、政治運動的口號、「第九個三年計劃」進度
超前的消息、或令人耳朵長繭的統計數字（生鐵產量增加、嬰兒死亡率下
降、生活水準提升、疾病減少、教育水平更高、犯罪率下降、快樂指數增
加等等）。這些噪音由中央樞紐控制，只能調整音量，個人無法關掉。在
如此極度監控的空間裡，毫無無個人隱私與尊嚴可言，更別說反抗，一切
與「內黨」不一致的言行都可能帶來牢獄之災，隨便懲處個 25 年的強迫勞
動營，甚至判處死刑；逮捕行動總是在夜裡，你猛然被搖醒，粗暴的手抓
住你肩膀，刺眼的燈光照著你眼睛，一張張冷酷無情的臉圍繞在你床邊，
許多案子根本不進行審判，也無人報案，活生生的人就這麼消失無蹤，就
在夜裡。你的名字從此就從名冊中移除，所有關於你的紀錄一一刪除，你
的存在痕跡被抹的一乾二淨，然後被世人遺忘，大洋國的語言稱之為「蒸
發」。因此溫斯頓已經習慣，只要轉身面對電視幕，就裝出一副溫和樂觀
的臉孔，這是面對電視幕最適當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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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溫斯頓惟一能夠精神遁逃的方法，就是「寫日記」，但其實寫日
記也是危險的活動，溫斯頓必須在房間裡尋找好的角度，想辦法背對著電
視幕，盡量往後靠，避開電視幕的管控範圍寫日記，以免被黨發現。於是
他白天做著改寫歷史、竄改資料的乏味工作，晚上便遁入自己的世界寫日
記回憶過去舊時的日子，這種雙面的生活迫使他犯了黨所謂的「雙重思想
罪」，他知道自己遲早有一天會被黨抓去思想改造（reeducation），但內心
深處他又希望相信自己可以躲得過黨的監視；然而，這種希望當然是妄想。
一開始寫日記時，溫斯頓納悶過：在這樣一個資料遭竄改、歷史被掩
埋的時代，寫日記的意義何在？為誰而寫？為了後代？為了未來？如果沒
有現在、或未來，沒有讀者、沒有聽眾，那有什麼理由需要寫日記？難道
這個社會有可能改變？難道會有思想自由的一天來到？如果這一切都不可
得，那麼他寫日記的意義與目的又是什麼？更可笑的是，在溫斯頓頭一天
寫日記時，他連今年是西元哪一年都無法確定，他確定自己是 39 歲，也確
定他出生於 1944 年或 1955 年，但是在這個時代不可能確定日期，總會有
個一、兩年的誤差。
最後他了解到，寫作本身就是種英雄作為，讓自己保持清醒，得以將
人類精神遺產流傳下去，不管有沒有人會看，於是他在日記中寫下開頭：
「致未來或過去，敬思想自由的那天到來。」35在日記中溫斯頓試著藉由回
憶過去來贖罪，原本失去的記憶，因為寫作而重新復活在他筆下。他隱約
知道那時候母親犧牲了自己，他才得以存活，這是他的過去、他的歷史，
35 參：董樂山，1991；Meyers, J., 2000. p.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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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地他找出過去那段人生的歷史價值了，他接受了自己的原罪，並回憶
起過去享有的正常人際關係。36歐威爾在小說中故意使用與赫伯‧喬治‧威
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相反的情節模式：讓溫斯頓活在未來的世界，
他試著精神遁逃入過去的氛圍，卻被現實殘忍扭曲的帶回來。37
他當然不可能逃離黨的監視，他的思想犯罪還是被發現了，在思想清洗活
動中，思想警察大頭目歐布來恩（O’Brien）對溫斯頓說：
你首先要了解，這裡沒有殉道這種事。你讀過歷史上的宗教迫
害吧，中世紀時，有宗教審判，那是一場失敗。它的目的是剷
除異端，結果卻使異端永垂不朽。每燒死一個異教徒，便有幾
千個異教徒起而後繼。為什麼呢？因為宗教審判公然處死敵
人，在敵人尚冥頑不靈時就處死他們；事實上，正是因為他們
冥頑不靈才處死他們。這些人因為不願背棄自己真正的信仰而
喪失生命。很自然的，所有的光榮歸之於殉道者，而所有的羞
恥歸之於燒死他們的審判者。稍後，到了二十世紀，出現了所
謂的極權主義，有德國的納粹主義和俄國的共產主義。俄共迫
害異端比宗教法庭的所作所為更加殘酷，他們以為自己已經從
過去的錯誤中學到了教訓。不過他們至少知道，絕對不能夠製
造殉道者。他們在把受害者推出公開審判之前，就已經著手蓄
意摧毀他們的尊嚴，以嚴刑拷打和單獨禁閉瓦解他們，直到他
們成了可鄙畏縮的傢伙，要他們招認什麼就招認什麼，惡言惡
語羞辱自己，互相指控只求自保，匍匐在地嗚咽求饒。但是，
過了幾年，同樣的戲碼再度上演。死去的人成了殉道者，所有
36 Meyers, J., 2000, p.283.
37 Meyers, J., 2000, p.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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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名譽已遭遺忘。重蹈覆轍，為什麼呢？首先，他們的供詞
顯然是給逼出來的，是虛假的。我們可不會犯那種錯，在這哩，
所有的供詞都是真實的，我們要它變成真實的。最重要的是，
我們不容許死去的人起來反抗我們。溫斯頓，你必須停止想像
後世會證明你是正確的，後世永遠不會知道有你這麼一個人，
你會自歷史之流徹底廢除，我們會把你變成氣體倒入同溫層，
你會消逝得無影無蹤：沒有任何一筆記錄有你的名字，沒有任
何一個活著的腦袋會記得你。你將遭到滅絕，不管在未來還是
過去；你從來不曾存在過。38
溫斯頓曾經以為意志是人唯一可以擁有的最後財產，但是他錯了，
他的意志最後還是瓦解了，能出賣的他都出賣了，包括自己的意志、良
知、尊嚴、愛、女友、信念，他已經成為一具行屍走肉，蒼老得連他自
己都認不出鏡中人。當然，最後那一顆子彈來臨前，他心裡充滿的只是
對老大哥由衷的感激和愛，他愛老大哥。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一九八四一九八四一九八四一九八四》》》》時代背景及政治意涵時代背景及政治意涵時代背景及政治意涵時代背景及政治意涵
《一九八四》寫於一九四○年末期，當時二戰剛剛結束，史達林
（Joseph Vissarrionovich Stalin）的大清洗也已經接近尾聲，中國的一場思
想改造運動則剛要拉開序幕，小說出版的時間是 1949 年六月八日，時值冷
戰時期。歐威爾將德國納粹與俄國史達林的恐怖統治移植到 1940 年代的倫
敦，當時戰後的英國剛選舉出新的勞工黨政府，食糧與物資嚴重缺乏，就
38 參：林淑華 譯，2001，頁 26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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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書中描繪的大洋國，很難找到梳子、鞋油等等物資，住屋環境極差、物
價高昂，歐威爾便將 1940 年代的英國現實生活，通通放進《一九八四》的
場景中。39
《一九八四》是歐威爾生前最後一部作品，也是他最有野心的一部
作品，書中處處透露出了對極權主義的厭惡；總共被翻譯成 62 種語言，時
代（Time）雜誌將其遴選為 1923 年至今「百大英文好書」；40書中詞語廣為
流傳，後代每當討論到隱私權和國家安全議題，經常使用書中提到的術語、
片語和描述，如「老大哥正在看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思想
犯罪（thought crime）」與「雙重思想（double think）」經常用來形容侵犯隱
私權的監視行為，和極權政府為了控制思想強加的罪名。書中所使用的意
象也曾經出現在許多詩中，例如美國詩人佛斯特（Robert Frost）曾使用歐
威爾的矛盾修辭──「自由即奴役」來警告世人不要落入掌權者的奴役陷阱。
《一九八四》文筆犀利、洞察人性、描寫深刻、想像力豐富細膩，對
獨裁政治和恐怖的極權主義，以及人類未來的前途，展現了大膽而精彩的
剖析，與俄國薩米亞丁（Zamyatin）的《我們》（We）、英國赫胥黎的《美
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並稱「反面烏托邦（dystopia）三部曲」41，
此乃與資本主義萌芽期間出現的「烏托邦三部曲」──托瑪斯‧莫爾（Thomas
More）的《烏托邦》（Utopia）、康帕內拉（Campanella）的《太陽城》（The
39 Meyers, J., 2000, p.281.
40 參：時代雜誌網站 http://www.time.com/time/2005/100books/the_complete_list.html
41「反面烏托邦」一字指的是相對於烏托邦的虛擬社會，通常充滿社會控制與壓迫。1868
年 John Stuart Mill 在英國國會發表了一篇演說，首次使用該字：「或許稱其為『烏托邦』
是過獎了，應該稱之為『反面烏托邦』，或『糟糕烏托邦（caco-topians）』；『烏托邦』表示
好到不可能是真的，但是這些糟得不像真的。」（see：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ttp://www.o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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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City）、安德里亞（Johann Valentin Andreae）的《基督大都會》
（Christianopolis, an Ideal State）中的樂觀憧憬相對。反烏托邦三部曲對於
人類社會前途作了悲觀預測與描繪。尤其是《一九八四》採用夢魘般的筆
法，描寫黑暗高壓的極權主義統治刻畫入微，令人有種不寒而慄的感覺。42
歷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說：「《一九八四》以雷霆萬鈞
之筆力描繪出強大極權政體的恐怖，西方世界應該深自警惕，極權政體會
以各種型態出現，不僅限於蘇聯共產政權」。43該小說描寫和預見的許多場
景，到現在依舊讓許多讀者毛骨悚然，特別是對那些今天依然生活在極權
專制國家裡的人們，閱讀《一九八四》能讓人更了解自由和民主的可貴，
更清醒認識極權對人與人性的迫害，促使大眾對至今依然存在的專制體制
說「不」。由於該書探討極權主義之危險，對政治思想深具啟發與煽動力，
在許多國家（特別是極權主義國家）都列為禁書；美國佛州、波蘭、俄國
等都對該書列入管制，其中當然也包括意識形態相近的中國大陸；波蘭的
管制一直維持到 1989 年共產主義解體後，俄國與中國則是到 1980 年代改
革與開放後方才解禁。44
也有人批評歐威爾的作品過於消極灰暗，將人類未來描寫得過於悲
觀，毫無希望。歐威爾曾經如此評論過英國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他書中到處可以看出，作者意識到英國社會的問題其實從
根源就出了錯，可是卻看不到作者對如何解決問題有任何積極的建議」。45
42 董樂山，2006，頁 2-3。
43 新潮文庫編輯室，1991，頁 5-7。
44 參：愛爾蘭人權中心網站資料 http://www.nuigalway.ie/human_rights/banned_books.html
45 筆者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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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威爾的小說也有類似的問題，《一九八四》整本書讀來令人灰心，結尾
連一點曙光都看不到，小說中到最後每個人都背叛了彼此：歐布來恩背叛
溫斯頓，溫斯頓背叛茱莉亞，茱莉亞背叛溫斯頓……英國歷史學家史蒂芬‧
倫西曼（Steven Runciman）便認為：「歐威爾對全人類的境況富有同情心，
卻對個別的個人毫無憐憫」。46歐威爾對全人類的前途的確十分悲觀，即便
主角溫斯頓在飽受折磨的悲慘時刻，也曾經希望事情能出現一絲曙光，但
是歐威爾最後仍然選擇讓讀者大失所望，做了最黯淡無望的結尾，讀來不
勝唏噓。47
《一九八四》可以說是一部非常成功的政治寓言（預言）小說，直到
今日仍然讓許多讀者震撼感動，不難發覺歐威爾對歷史的敏銳和對人類的
同情心。蘇聯政權的瓦解，以及遲至後來方為大眾發現的極權政體種種惡
行，在在證明了歐威爾敏銳的歷史洞見，和清醒的智性判斷。有人曾評論
歐威爾的卓越成就在於：「他並非僅僅用文學作品來影射個別的人與事，而
是將筆鋒直指語言本身，直言不諱地揭露語言的墮落。在奧威爾（中國大
陸譯名）眼中，語言是掩飾真相的幕布，是粉飾現實的工具，是蠱惑民心
的藝術。他堅信，在一個語言墮落的時代，作家必須保持自身的獨立性，
永遠是一個不屈不撓的暴力抵抗者，是民眾疾苦的關注者與申訴表達者。」
48
46 筆者翻譯。
47 Meyers, J., 2000, p. 287.
48 參：郭妍儷 譯，2006，頁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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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學說介紹學說介紹學說介紹學說介紹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傅科的權力與知識論述傅科的權力與知識論述傅科的權力與知識論述傅科的權力與知識論述
自亞里斯多德以來，與權力有關的各種議題就是政治哲學和社會理論
中的核心；但在絕大多數學者筆下，權力往往被當作一個不言自明的概念
討論，沒有明確的界定、解釋與充分討論，權力的相關術語很少有人加以
深入研究，皆僅滿足於一般性的直覺概念。49而法國著名思想家傅科（Michel
Foucault，1926-1984），詳細考證人類文化的歷史，深入探討了「論述」與
「文字」這兩種概念背後運作的力量－也就是權力，以及知識與權力互相
建構的機制。他視權力為非人格化（impersonal）之力量，以不同的管道在
不同的場域運作，並透過所謂牧園（pastoral）機制對「主體」進行控管，
最後使之淪為社會系統中權力的「客體」。50
儘管傅科本人從未針對後殖民文學有過任何著述，但他的理論常被後
殖民文學理論用來作為學說根據──由於近代許多學者對於當時流行的新
批評理論學派（New Criticism）的分析方法感到不滿足，認為該派理論僅
針對「文本內容」評析，批判力不足，無法深入問題的骨髓，更容易流於
見樹不見林；而傅科的理論工具恰好可以補足新批評理論學派之缺點，從
「文本之外」的外在結構（社會、政治、經濟等）來評析作品。包括哲學
家米歇爾‧塞瑞斯（Michel Serres）以及第二節要介紹的後殖民論述學者愛
德華‧薩依德都坦承，傅科的理論是他們的思考與靈感來源。51
49 Dahl, R., 1968, p. 405-417.
50 Moore-Gilbert, B., 1997.
51 傅科和解構主義大師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之間的爭論也經常被許多文章和
書籍用來作為引言開頭。傅科有時被歸類為結構主義者、後結構主義者或解構主義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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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對於知識與權力的相關論述主要有兩種傳統：一為尼采傳統，另
一為馬克思主義傳統，兩個傳統都對後現代主義的知識論發展產生深刻的
影響；而傅科承襲了尼采傳統。
馬克思主義分析知識－權力關係，主要以意識形態和經濟生產關係為
切入點：他認為意識型態是上層建築虛擬出的遮蔽物，掩蓋了存在於資產
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以及作為一種社會存在的個人價值；
因此揭露這種「虛假意識的知識」只是一種策略，目的在於打破生產關係
中的不平等關係。
尼采則認為，並沒有所謂客觀真理存在，因為不同的個體有不同的視
角，不同的視角會產生不同的詮釋；然而這些不同詮釋的來源並非透過理
性的科學方法獲得，也不是馬克思主義所指出的歷史和階級意識，其根本
驅力來自於個體想占有權力網絡中最有利位置的「意志」。尼采將這種權力
意志置於一切認識活動的中心。
尼采以權力關係為基底的「反本質」主義觸發了傅科以不同方式闡述
其知識觀。尼采傳統與馬克思傳統不同，後者將權力視為上層建築植入意
識型態的工具，是種壓抑與破壞的力量，並將權力關係置於政治理論的範
疇內；而根據傅科對尼采的闡釋，權力關係是知識的生產動力，知識本身
就是經由權力的鬥爭活動產出，這種權力活動不僅限於政治範疇，而是「貫
徹文明整體的生命機制」。52
不論是何者，他和德希達，以及法國精神科醫生雅各‧拉岡（Jacques Lacan）等人都是影
響後現代文學批評的重要人物。(see: Chris Murray et al., 1999, p. 394-395.) 52 見：李偉俠，2005，頁 9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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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傅科前期的著作《癲狂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與《臨床
醫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中，他考證了社會所定義的精神病患
的發展歷史，探討心理與智能不正常的人，如何被同為人類的同儕歸類為
異類，他將這種社會認知用「權力的宰制關係」來概念化，認為精神病院
等機構是用來控制與壓迫的工具，目的是隔離住院者，讓他們無法參與社
會運作。
另外他除了將「語言」視為「階級統治工具」以外，傅科更進一步討
論「語言運用的策略」，在《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一書中
他歸納出，「權力」其實是一套「組織人類知識的技術」，53「知識」與「真
相」是經由不同領域、學科和機構間的「權力鬥爭」而產生，用來賦予權
力運作某種「權威」和「合法性」。舉例來講，當一個人被歸類為不正常，
可能只是因為社會科學劃歸了一個新的類別－如同性戀54－因此自古以來
即存在的同性戀現象，因為被獨立成一新群體，使得大眾開始對同性戀投
以異樣的眼光。
藉由分析監獄、醫院、學校等「微觀政治」的機構，傅科證明了權力
運作如何塑造出理性的主體和知識，並將尼采描述的抽象權力網絡具體
化，成為社會中無所不在的制度和各種物質力量。55根據傅科的說法：「力
量即正義」、「知識即權力」，這裡的力量和權力無異，都是有勢力的一小幫
人，運用身體或心靈的力量，將他們對於正義與真理的想法，強加於大多
數人身上。
他寫道：「不能說權力產生了知識，我想證明的是，某種同一類型的權
53 Chris Murray et al., 1999, p. 395.
54 Danaher, G., Schirato, T. & Webb J., 2000, p. 64.
55 見：李偉俠，2005，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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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形式，如何產生了類型（對象、結構）不同的知識。」56例如人文與社會
學科，是由少數一群人決定什麼是真理、人性如何定義，並進而影響一般
人的想法──只要能夠讓更多人相信他們「建構的真理」，這些真理就會比
那些沒沒無聞的真理「顯得」更加重要。這些「決定什麼是知識」的人（有
時也是聲稱自己最博學多聞的人），變得比我們更了解我們自己，他們可以
告訴我們人性是什麼、我們應該如何接受與看待自己。57
此外，一直以來，權力總是與「合法性」連結在一起，而傅科的基本
思路是，統治的施予總是包含了某種類型的合法性，他認為對合法性提出
疑問就是落入了合法性的圈套；反之我們應該質問：這種權力關係是如何
合法化的？他認為對已經合法的事物提出是否合法的疑問，是合法性策略
的一部份，他要探討的是一開始為什麼會合法化。58在權力問題上，傅科是
反司法主義（antijuridism）59、反對國家中心論的，他特別強調，分析權力
時要擺脫司法模式的限制，超越只關注國家、法律和政治領域的侷限，著
眼於權力發揮作用的各個局部場所，如家庭、監獄，才能研究出權力多變
的面目。60
傅科所探討的是一種權力的「微觀物理學」，這裡的權力指的是「權力
關係」，並非實際的權力，也不是大眾通常討論的權力，而是無所不在、各
式各樣的流動權力關係，其存在於家庭、社會、行政機關、統治者與被統
治者之間等。61以往的傳統觀念認為，權力關係是單向的、有層級性、有一
個固定來源的，這個來源可能是政府、組織、社會制度、或是獨裁強人，
56 見：楊大春，1995，頁 117。
57 見：王志弘，張淑玫 譯，1995，頁 7-12。
58 見：楊大春，1995，頁 110-111。
59 Ferry, L. and Renaut, A., 1994, p. 54-62.
60 見：李猛，2005，頁 132。
61 參：楊大春，1995，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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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推翻這個權力來源，就能享有一個沒有權力關係的自由環境。但是傅
科認為權力並非層級性、由上而下的，而是地域性、局部性地散佈於每個
地方，就好像總統無法干涉或指揮家庭的價值與功能（儘管有人試圖這麼
做）；反之，建立於家庭裡的權力模式，和整個社會體制的權力模式是互動
的。62
在傅科眼中，權力不是個人或團體所擁有的東西，也不是個人意志的
展現，而是複雜的流動力量，在不同團體和社會區域中的一種關係。63權力
不僅是壓制，而且與生產相關；同時權力體現為一種關係，人們無法獲得
擺脫權力的自由，人的自由恰恰只能在權力之網中實現。64
傅科的權力觀導致批評者認為：若是權力無所不在、又無法消除，那
麼個人永遠沒有自由，沒有抵抗的可能，那提出權力理論又有何實益？針
對這點傅科答辯道：「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抵抗；但是，這個抵抗從來不
在於權力關係之外」。65他認為只要存在權力關係，就永遠有抵制的可能性，
66權力不只是負面的壓制與控制力量，也連帶會產生反面的對抗力。儘管權
力必須要藉由抵抗的支點建立起來，表面上看，抵抗似乎與權力針鋒相對，
但實際上，抵抗是權力的另外一面，是權力關係不可消除的對立點。67凡是
新的自由就會導致新的壓制，我們只能局部研究權力，找出局部改善的方
法，但不要企求會有立即全面的解決方案。68
另外必須注意一點，權力關係的前提在於關係中的各方都是自由的個
62 參：王志弘、張淑玫 譯，1995，頁 140-143。
63 Danaher, G., Schirato T., and Webb J., 2000. p. xiv.
64 參：楊大春，1995，頁 117-118。
65 見：舒奎翰，2006。
66 參：楊大春，1995，頁 114。
67 見：舒奎翰，2006。
68 見：楊大春，1995，頁 1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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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如果一個人完全處於他人掌控之中，便不存在任何權力關係，因為沒
有反抗的可能性，就不可能有權力關係。69要了解這點，可以想想現代被關
在精神病院的病患，這些病患受到十分嚴密的控制，權力系統將他們定義
為不正常。他們可以反抗、抗議（你有什麼權力可以說我是瘋子，而你不
是？！），但是他們的反抗在醫生與護士的眼中並非「政治反抗」，而是一
種「不合作的行為」，因而正當化了醫生將病患鎖起來的權威；只有這些人
接受權力系統的條件和限制之後，才可以被界定為正常，得以釋放。70
然而傅科認為，儘管知識與權力經常和實質的力量結合，例如體罰、
規訓，但是主要還是藉由「語言」來運作。當一個小孩開始學說話，他同
時也在習得文化中的基本知識與經驗規則，71舉例來說：台灣從前的小學國
語課本，教導小朋友學習國語的同時，也建構了家庭中的兩性關係藍圖－
「媽媽早起忙打掃、爸爸早起看書報」。72而一些專門的學科（例如人類學、
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語言學，甚至是醫學）看似客觀地描述人類時，
其實就是在主觀地決定人類是什麼，這些力量和許多「機構」（例如醫院、
監獄、工廠、學校與法院）一起作用，對人類有重大的影響。73
此處需要強調的是，傅科重視的是「語言」的本質，而非「文學」的
本質；他不像其他的文學批評家，把文學和非文學分開，抬高前者的地位，
而是扭轉傳統觀念，直接探討語言的本質。他將文學視為語言的表象，而
非本質；74他強調語言作為一種知識傳遞的工具，而文學也僅是語言的其中
一種形式，只不過多了一層美學色彩的包裝。由於知識的傳遞需要語言及
69 參：李猛，2005，頁 140。
70 參：王志弘、張淑玫 譯，1995，頁 146。
71 參：王志弘、張淑玫 譯，1995，頁 7-12。
72 〈第三課：誰起得早〉，《國語》課本第一冊，（台北：國立編譯館，1989 年），頁 11-12。
73 參：王志弘、張淑玫 譯，1995，頁 12。
74 Murray C. et al., 1999, p.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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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也就是傅科所說的「論述（discourse）」，而他認為論述和權力是種
彼此建構的關係。所謂「論述」並非單純意指針對某個主題發表的言論，
而是指更廣泛的言論產製與傳播的整個範圍；論述是用來說服的修辭語
言，除了包含所說與所寫的事物，也涵蓋了語言生成的背後規則與結構。
儘管論述產生的背後過程具有一定的規則，但該規則並非由特定團體
或個人所制定，75而是偶然間組合的陳述，靠著「散佈的規律性」（regularity
of dispersion）而聯結，本質上不具有結構化原則。此處的主要議題是「超
論述」（extra-discursive）的概念。對傅科而言，超論述是論述的制度與基
礎，社會真實深受社會實踐論述的影響。76只有當我們開始思考論述的概
念，「針對『論述』加以論述」，才能打破語言的表象，直指語言的深層結
構；藉由論述「論述」何以形成，以及「論述」背後的運作力量，才能撥
開論述的迷霧與面紗，直指超論述的核心，了解社會整體如何建構真實與
權威，權力如何藉由知識與文字引導眾人以其設定的方式思考。
由於以往學者都相信，真理或知識與權力是水火不容且互相對立的，
真理就像帶來光明的火把，為大眾揭示權力的奧秘，展現社會支配的真理，
給予受支配者反抗的信心、勇氣與重建的方向；但傅科強調的是，現代社
會中「權力運作與真理體制的建立、發展之間存有密切的聯繫」，真理或知
識與權力絕非簡單的敵對關係，亦即權力運作需伴隨知識的灌輸，知識生
產需要權力作為運作工具；真理體制（regime of truth）是權力運作的重要
產物與前提，任何一種權力關係的運作都離不開論述或真理體制的介入，
權力的運作與知識的積累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77
75 Murray C. et al., 1999, pp. 316.
76 Laclau, E., 1993.
77 參：李猛，2005，頁 135-136；李偉俠，2005，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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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識的考掘》（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中他明白指出，分
析論述的重點在於：為什麼一段話語要這樣說，而不是那樣說？為什麼以
這種方式呈現，而非另一種方式？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他
更直言，任何領域的知識他都希望能「發掘出說話者從何種觀點和角度出
發，以及其背後促使、儲存與傳播知識的機構」。78此處「限制」的概念很
重要。我們經常以為，既然理論上我們要說什麼都可以，自然可以上天下
地、毫無邊際地漫談，但事實上大眾的言論經常限制在一個狹窄的範圍內，
針對特定的主題、使用固定的辭彙。傅科指出在特定的文化與時空下，每
個人討論事情的方式會類似，這種傾向代表論述的本質涵蓋了限制。79
他認為某個論述之所以被認定為真，是因為其背後有一個機制在運作
維持該論述的傳播，並且將認定為真理的論述與非真理的論述加以分別，
這也就是「真理遊戲（games of truth）」。80非真理的論述就是背後沒有某個
特定機制或機構支持和傳播的論述；屬於真理的論述就是受到某種權力運
作，被不斷加以重製與散播，並且得到權威評論的論述。舉例而言：「理性」
的概念受到尊崇，是因為社會規定對「瘋狂」或不尋常的言行會加以處罰，
我們難以斷定某個人尊崇理性究竟是因為發自內心的尊崇與贊同，或是懼
於外界的眼光與違反社會通則隨之而來的規訓。因此傅科希望廢除傳統的
「真理」概念，他認為沒有任何話語或文本，在本質上就是真理或絕對正
確的，我們應該進一步探討認定話語或文本為真的機制為何，以及社會是
怎樣形成這樣的機制。81
根據傅科的權力與知識論述，筆者想藉由這篇論文探討一本具有高度
78 Murray C. et al., 1999, p. 395-396.
79 Murray C. et al., 1999, p. 316-317.
80 Danahe G., Schirato T., and Webb J., 2000, p. 40.
81 Murray C. et al., 1999, p. 31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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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爭議性的英語書籍，在不同政治體制與意識型態的國家的翻譯狀況，
其譯者或當權者背後有怎樣的政治動機，以及其如何受到權力運作的影
響，希望藉由本文揭露翻譯（知識傳遞的一種）與權力互動的過程。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薩依德的知識份子觀薩依德的知識份子觀薩依德的知識份子觀薩依德的知識份子觀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1935 年出生於耶路撒冷，在英國佔
領期間就讀巴勒斯坦和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接受英國式教育，1950 年代
赴美就讀，獲普林斯頓大學學士、哈佛大學碩士、博士，1963 年任教哥倫
比亞大學，講授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2003 年卒於白血病。82薩依德是聞
名國際的文學學者暨文化、政治批評家，也是西方學術界卓然特立的知識
分子典型，兼具學者、美學家、音樂家、媒體與國際政治觀察家、政治異
議份子等多重角色。他以知識份子的身分投入巴勒斯坦政治活動，被稱為
「巴勒斯坦之音」。
薩依德是早期少數體認到歐陸理論的重要並率先將之引進美國學界的
文化學者，其中包括現象學、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以及後殖
民論述等等，也曾專文討論過包括傅科在內的理論家與批評家。他在從事
人文科學的「科際整合」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在文學與文化研究上的突
出表現，與其「結合文學/文化理論及文本分析」的批評理念與策略密切相
關。83
對這位自幼離開故鄉，定居紐約並任教於美國一流大學的知識分子而
82 參：衛報網站：http://www.guardian.co.uk/israel/Story/0,2763,1049793,00.html（accessed
May 9, 2007） 83 參：單德興，1997，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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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流亡」不僅是時代背景下特殊的生活經驗，更是塑造他個人批評生涯、
學術創作、文化立場與理論偏好的存有性基礎。在某次受訪中，薩依德談
到自己「非常分裂的身世」：一方面，他是一個文學家、批評家，在學院中
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一方面，他又過著與這種職業生涯完全不同的生活
－他有著完全的中東背景，經常訪問中東地區，積極介入現實政治。他具
有多重身份與生活經驗，這點與一般的文學家和批評家完全不同。84
第三世界的背景使他對於研究對象有著異乎英美學術主流的角度及關
懷。例如他的第一部著作《康拉德與自傳小說》（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討論波蘭裔英國作家康拉德的小說，表面上看似與主流
研究方式相似（研究其生平、書信、小說），但薩依德關注的除了作品的美
學特色之外，康拉德同屬被殖民地區的背景（波蘭當時被俄國沙皇統治）、
作品中對於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描寫、以及殖民者/被殖民者的再現
（representations），更是薩依德感興趣的書寫主題。85
由於他並不侷限於所謂的「純」學術探討，也反對任何形式的偶像崇
拜（不論學術、宗教或政治上），因此薩依德在第二本專書《開始：意圖與
方法》（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深入探討「源始」（origin）之不
可能及「開始」的意義：他主張沒有神話/神化、特權、單一的「源始」，
而是世俗、人為、不斷重新檢驗、複數的「開始」，這些開始不僅因應不同
情境的需求而產生，而且是產生意義的第一步。簡而言之，他反對任何形
式、獨一無二的威權與崇拜，著重在不同歷史情境、社會背景、文化環境、
政治脈絡下所開展的新意。86
84 參：宋國誠，？。
85 參：單德興，1997，頁 11-12。
86 參：單德興，1997，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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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世界‧文本‧批評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中，
薩依德提出了「世俗批評」（secular criticism）的概念，強調批判意識的重
要－批評必須「為了提升生命，本質上反對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
批評的社會目標是為了促進人類自由而產生的非強制性的知識。」87。在此
書中，「世俗批評」涵蓋了批評寫作、批評位置、批評方法，是一種試圖將
「文本」與「世界」進行聯結和反思的批評策略，努力將過去一種黏附於
學院、體制、權威的「隨扈型批評」拖拉出來，重新進入這個「無處不是
政治」的世界，重建一種不向主流低頭、勇於向權力說真話的批評論述。88
這種批判意識強調「對立」、「對抗」、「對位」等觀念，而知識份子的特色
就是「批評」與「批判」。89
薩依德所謂的「世俗批評」與「學院批評」、「宗教批評」相對立－由
於學院批評自居象牙高塔，漠視現實傲然獨立，而宗教批評則以善惡的二
元論為立場，採非黑即白的樹敵對立態度，因此這兩者皆不取。在薩依德
看來，文本生產是「世界化」的過程，不食煙火的出世文本並不存在，文
本一旦產出就構成了「文本世界」。文本「供應世界、占領空間、隨著讀者
對它的謄寫和閱讀而坐大」。只有聯繫文本與世界的「世俗批評」，著眼於
文本背後政治權力的生產以及知識霸權的再現（representation），通過誰的
再現、如何再現和再現什麼的檢視，才能解析出文本在現實世界中的作用。
90
幾乎所有的思想家都曾對「知識分子」加以詮釋，但是觀點不同、標
準各異。急性的傅科乾脆說他「從來沒有遇到過任何知識分子」91；也有悲
87 參：單德興 譯，1997，頁 29。
88 參：宋國誠，2005。
89 參：單德興，1997，頁 13。
90 參：宋國誠，2005。
91 “The word intellectual strikes me as odd. Personally, I've never met any intellectuals. I've met
people who write novels, others who treat the sick. People who work in economics and others
who write electronic music. I've met people who teach, people who paint, and people of who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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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如詹森（Paul Johnson）般氣急敗壞的發言：「隨便在街頭挑十個人，他
們對於道德和政治事務所能提供的合理見解，至少不亞於知識階層的代表
性人物」92。但薩依德卻毫不浮躁含糊且斬釘截鐵地道出：知識分子就是「對
權勢說真話的人」，93其公共角色是「局外人、『業餘者』、攪擾現狀的人」
（outsider, “amateur,” and disturber of the status quo）；「不管個別知識分子的
政黨隸屬、國家背景、主要效忠對象為何，都要固守有關人類苦難和迫害
的真理標準」，但是對權勢說真話並非理想主義，而是小心衡量不同的選
擇，選取正確的方式表達己見，以確保能實現最大的善、引發正確的改變。
94
他認為身為知識份子最困難的部份在於，如何純粹作為自身信念的代
言人，並且持續不斷的懷疑與自省，避免涉入某種體制或機制、僵化為系
統的一部分；95薩氏也認為「扭曲知識分子公開表現的莫過於修飾整扮、噤
若寒蟬、愛國情緒以及事後自圓其說的變節」。他指出，對政府而言，把知
識分子充作僕役是鞏固政權的重要方式－把知識分子召來並非為了領導大
眾，而是為了鞏固政府的政策，發布文宣來打擊官方的敵人。96因此他反對
一些專業人士、權威，往往塑造輿論使大眾順服，或是鼓勵大眾依賴一小
撮高高在上、全知的掌權者（只是為了促進局內人特殊的利益）；相反地，
知識分子應該質疑愛國的國家主義與集體思考，超脫階級、種族或性別的
特權意識。97
此處應強調的是，薩依德並不同意雙重標準的知識份子，他認為在外
have never really understood what they do... But intellectuals? Never.” (see: Foucault, M., 1988,
p. 324.) 92 Johnson, P., 1988, p. 342.
93 見：單德興 譯，1997，頁 34。
94 見：單德興 譯，1997，頁 44。
95 見：單德興 譯，1997，頁 159。
96 見：單德興 譯，1997，頁 140。
97 見：單德興 譯，1997，頁 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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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與社會政策這類事務應該盡量尋求單一標準，也就是全人類共通的行為
標準。如果我們譴責敵人無故侵略之舉，那麼當自己的政府入侵其他弱國
時，同樣應該給予譴責，務求不被壓力馴化、被系統收編，做個獨立思考
的知識份子，而不應服膺於國家、語言、傳統、歷史情境等身處的體制和
環境。
薩氏讚揚傅科所謂的「『不屈不撓的博學』（a relentless erudition），鼓
勵知識分子搜尋埋藏的文件，喚醒被遺忘或放棄的各類歷史，善用一己罕
有的發言機會，博取觀者的注意，」98並且要知道如何善用「語言」、知道
何時以語言介入，所有活動的目的應該是為了增進人類的「自由」和「知
識」。99
薩依德更認為語言其實具有超級市場背景音樂的效用，可以沖洗人的
意識，誘使人被動接受未經驗證的觀念和情緒，使心靈變的麻木與被動。100
但凡謊言說個一百次也會變成真的，曾子殺人的故事也是如此，多說幾次
連其母都會信以為真。他更舉出歐威爾的話為例：陳腔濫調與懶惰的書寫，
都是「語言墮落」（the decay of language）的事例，101許多人習於接受語言
的習慣，說話時不加考慮，未曾深思語言的意義，話語毫無靈魂與深度。
因此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更應該關切語言的使用方式，與貌似真相的
各種現象背後的本質。由於每個知識份子都誕生於某個語言中，大多一輩
子使用該語言，活在該語言環境中，因此該語言也成為他終身知識活動的
主要媒介；而語言一向就具有國族性，語言的存在暗示著國族的自我認同。
但是他認為知識分子的職責就是昭示群體並非天然或天賦的實體，而是受
98 見：單德興 譯，1997，頁 32-70。
99 見：單德興 譯，1997，頁 55-57。
100 見：單德興 譯，1997，頁 65。
101 Orwell, G.,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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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建構、製造、有時甚至是捏造的客體，因此每個知識份子在使用該語言
時，都必須意識到特定語言的特定腔調，不要受到語言習慣的宰制，而應
該呈現超越的價值，也就是普世性與多元文化。102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勒菲弗爾的翻譯理論勒菲弗爾的翻譯理論勒菲弗爾的翻譯理論勒菲弗爾的翻譯理論
本文除了引用傅科與薩依德的理論，也應用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對翻譯的觀點。103筆者認為在勒菲弗爾的論述中，可以明顯看到
有傅科權力論述的影子，儘管並沒有證據顯示他的研究受到傅科的影響。
以下將就勒菲弗爾對翻譯的論點簡單介紹。
勒菲弗爾出生於比利時根特（Ghent），1984 年移居美國，在美國奧斯
丁市德克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日耳曼語與比較文學系
任教，於 1996 年因白血病逝世。他是翻譯學操縱學派的主要大家之一，其
主要的論述乃是將翻譯視為一種改寫（rewriting），其中帶有操縱
（manipulation）的痕跡。
勒菲弗爾認為社會乃多元系統的集合體，文學系統與其他系統互動，
也屬於社會多元系統的一部份。而翻譯自屬於文學系統，必定受到譯者或
當權者的意識形態與文學觀的支配，無法真確反映原文的面貌，因此他把
翻譯、編輯、文集編纂、文學史和工具書的編寫等等，一律稱為「改寫」，
而改寫就是「操縱」，是為權力服務的有效手段。104而其中他認為影響翻譯
的三大因素為「贊助力量」（patronage）、「文學觀」（poetics）與「意識形
102 見：單德興 譯，1997，頁 63-80。
103 見：傅勇林、朱志渝，2002，頁 93-97。
104 見：張南峰，2000，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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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ideology）：
一、贊助力量
他認為控制文學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在文學系統之內，就是文學的
專業人士，包括評論家、教師、譯者等；另一是在文學系統之外，也就是
所謂「贊助力量」。勒菲弗爾將贊助力量定義為可以「推動創作傳播、或是
妨礙壓抑，甚至摧毀文學作品的力量」，這裡指的贊助「力量」可能是人，
也可能是社群、政黨、某個社會階層、出版社，甚至是大眾傳播媒體等權
力機構。而贊助者在意的多半是意識形態問題，這方面才是他們關注與規
範的重點；至於文學觀的部份，贊助者則會下放決定權給專業人士。贊助
人可以決定譯文發表與否，甚至是譯者的生涯發展，而專業人士僅能在贊
助人有限的允許範圍內，裁量話語及文學技巧，完成其文藝追求。105
二、文學觀
文學觀是指文學創作的法則，是制約翻譯的主因之一，主要包含兩個
因素：一是文學的構成要素，如各種文字、文法、風格、主題、典型人物、
情境與符號等等；二是文學在社會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的概念，此概念會
影響該作品是否受到社會大眾歡迎或注意，這種「功能性」概念通常與意
識形態有關，受到所處的文學系統中的意識形態所影響。106譯者為翻譯作
品樹立的形象，主要取決於兩個要素：其一是文學觀，本文所要討論的範
圍並不包括文學觀（原因詳見第一章第三節）；而另一個取決因素則是意識
形態，這個意識形態可能是譯者自身所認同，或贊助力量強加於他身上的。
105 Lefevere, A., 1992, p.14-17.
106 Lefevere, A., 1992, 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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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則有很多不同的種類，包括社會、政治觀或世界觀。學者泰
瑞‧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認為，意識形態可以是象徵某種特定社會
團體或階級的狀況和生活經驗的一套觀念與信仰，構成社會的上層建築，
表現在政治、法律、道德、哲學、藝術與宗教等形式，一定的社會意識形
態是一定的社會存在的反映，每個社會都有意識形態，作為形成大眾想法
或共識的基礎，而社會中大多數的人通常都沒有意識到其存在；同時意識
形態也可能是在群體性的利益衝突中，用來促進特定群體自身利益的一套
及體觀念與信仰，表現為「行動取向」的話語；有時候意識形態有助於促
進統治階級利益，但卻是透過歪曲與掩蓋來達到其目的。108
同時伊格爾頓歸納出意識型態的六大特徵：統一性、行動取向、合理
化、合法化、普遍化與自然化。「統一性」是指意識形態化解某個巨大團體
或階級內部的歧異，使該團體產生協調與一致性，成為高度聚合的集體；「行
動取向性」是指意識形態並非純粹思辨的理論系統，而是具有實踐性並以
行為為導向；「合理化」代表意識型態不僅促進社會利益，也將社會利益合
理化，以堂而皇之的理由正當化某個群體或階級之利益（而該利益多半是
不正當的）；「合法化」與合理化相關，指的是意識形態乃為統治階級通過
贏得被統治者最低限度的默許，從而贏得統治權威的一種手段，換句話說，
意識型態是賦予統治合法性的必要手段；「普遍化」指的是統治階級往往將
自身局部利益說成是所有階級普遍的利益；「自然化」是指意識形態將歷史
107 Lefevere, A., 1992, p.41.
108 Eagleton, T.,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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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成「第二自然」，讓歷史表現得像是自發、永恆不可改變的。這六大特徵
並非意識形態所必備要件，但卻是意識形態的重大特徵。109
翻譯研究從語言學到轉向為文化後，其研究重點即包括意識型態對翻
譯的影響。意識形態是一隻看不見的手，無形中操弄文本與翻譯。從作品
輸入開始，到選材、刪改，莫一不受到意識形態的制約。透過改寫與操縱，
改寫者將作品、某段歷史、文類、甚至是文學本身塑造及「重現」為某種
形象；但重現（representations）並不等於真實，卻由於許多讀者多半不曾
細查，導致有時候改寫者「創作」、「建構」出來的形象往往比真實更為大
眾接受與信以為真。110不過，勒菲弗爾認為這些「改寫者」並非故意或惡
意出賣或背叛原文，他們的動機往往是出自於文學觀或意識形態的驅動，
而將原文調整成適合當時的時空與意識形態，而這種情形在極權國家極為
明顯，但是在較開放的國家也同樣存在。111
依照勒菲弗爾的觀點，由於贊助力量多半關注意識形態，同時譯者的
書寫也會受制於自身的意識形態，翻譯主要取決於兩股力量──譯者本身與
贊助力量施加的意識形態，因此除卻文學觀以外，影響翻譯的最終力量來
源乃是意識形態，所以進行翻譯研究時必須把翻譯作品放在所處的時代背
景中，描寫、解釋各種社會關係，並研究在目的的支配下，譯文發揮了哪
些作用和功能，又是如何達到這些作用，方能挖掘出有系統的考察結果。
109 Eagleton, T., 1991.
110 Lefevere, A., 1992, p.5.
111 Lefevere, A., 1992,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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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一九八四一九八四一九八四一九八四》》》》在在在在台灣台灣台灣台灣譯介情況譯介情況譯介情況譯介情況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譯文版本介紹譯文版本介紹譯文版本介紹譯文版本介紹
《一九八四》在台灣的譯本眾多，不過內容多半互相抄襲，差異性並
不大。最早出現的譯本是 1950 年（民國 39 年）出版的節譯本，譯者為王
鶴儀，由華國出版社編印，內容轉譯自《一九八四》英文版出版當年《美
國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所刊登的《一九八四》第一部之摘要，因
此華國的版本可說是率先譯介該書給台灣讀者的「搶鮮」版；隔了三年後
則出現了鈕先鍾翻譯的譯本，本為中國廣播公司廣播用的編譯稿，後來鈕
先鍾將原稿刪節，由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其出版目的乃是為了「增強人
民反共抗俄的決心」112；1967 年有萬象文庫出版，由萬仞所譯的版本；其
後 1974 年有黎明文化出版，邦楨翻譯的版本；1974 年譯者邱素慧的譯本由
桂冠出版；1981年邱素慧的譯本由另一家遠景出版社再出版；緊接著是1982
年文言出版社所出版，譯者谷郁的版本，內容也大同小異；1984 年則出現
了皇冠出版、香港譯者劉紹銘翻譯的全譯本，這本是當時台灣首部全譯本；
1991 年志文出版社出版了董樂山譯本；而 2000 年後則共有兩個譯本，分別
是 2001 年林淑華翻譯、小知堂文化出版，以及 2006 年華文網出版、由王
憶琳翻譯的譯本。從 1990 到 1993 年當中，譯者邱素慧與劉紹銘的譯本，
陸陸續續分別由不同出版社出版多次，由於內容並無變更，在此就不贅述
（詳細出版年表請參考表一。）
此處特別要註明的是，經筆者細究發現萬仞乃鈕先鍾之筆名，所以萬
象出版的版本與大中國圖書出版的其實是同一譯本。而嚴格來說，劉紹銘、
112
見：鈕先鍾，1953，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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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樂山與王憶琳並非台灣譯者，只是其譯本在台灣出版，不能將他歸類為
台灣譯者，因此這三位譯者均不列入此處討論，其背景將在第五章討論中
國大陸譯況時介紹。
因此總結來說，台灣的譯本共有王鶴儀（第一部之摘要節縮）、鈕先鍾、
邦楨、邱素慧、谷郁與林淑華六個版本，而其中除了王鶴儀首度引介的譯
本與 2000 年後重新翻譯的兩個譯本外，其他譯文多為彼此參考，稍作修改
而已，內容並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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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一九八四》台灣譯本（依年代排序）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譯者背景譯者背景譯者背景譯者背景
首位譯者王鶴儀，另譯有《戰爭或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簡史》、《中
國韻文史》，乃是王雲五的女兒。王雲五113祖籍廣東香山（今中山）。1912
年王雲五先任南京臨時大總統府秘書，後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事。1913 年
113
參：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
譯者 出版社 出版年份 特點
王鶴儀 華國 1950[民 39] 節譯本
鈕先鍾 大中國圖書 1953[民 42] 曾虛白封面題字、序言
萬仞 萬象文庫 1967[民 56]
邦楨 黎明文化 1974[民 63]
邱素慧 桂冠圖書 1974[民 63] 納入殷海光評介
邱素慧 遠景 1981[民 70] 陳之藩導讀
谷郁 文言 1982[民 71]
劉紹銘 皇冠 1984[民 73] 首部全譯本(包含附錄：大洋邦新語)
邱素慧 書華 1990[民 79]
劉紹銘 東大 1991[民 80]
董樂山 志文 1991[民 80]
邱素慧 萬象圖書 1993[民 82]
林淑華 小知堂文化 2001[民 90]
王憶琳 華文網 2006[民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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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辭教育部職，任中國公學大學部教授，講授英文、英國文學等課程。1917
年起，在上海從事編譯工作，並創辦公民書局，開始出版商生涯。1919 年
五四運動以後，上海商務印書館亟謀適應時代潮流，編譯所邀胡適任所長，
胡改薦王雲五出任總經理。1921 年秋，王就任後以「教育普及」、「學術獨
立」為方針，組織編譯了一批介紹中外古籍名著的叢書，頗受社會重視。
1925 年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和編出《王雲五大詞典》等書，在學術界獲得
一定聲名。
中日戰爭爆發後，王雲五開始投身政界，連任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政協代表。1946 年辭去商務印書館的職務，出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制
憲國大代表。次年 4 月任行政院副院長，積極支持反共內戰政策。1948 年
5 月，王雲五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財政部部長，為挽救瀕於崩潰的經濟，
在蔣介石授意下，提出幣制改革方案，以金圓券代替法幣來限制物價，並
獲通過實行；但不久即告失敗而被彈劾下台。1949 年 4 月避逃台灣，先後
任台灣當局行政院設計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考試院副院長、行政院副
院長等職。1979 年 8 月 14 日在台北病逝。此處特別要強調的是，王雲五後
來在臺之初，曾自辦華國出版社114，經常出版各種反共抗俄與中國文學類
圖書。
第二位譯者鈕先鍾的版本，在王鶴儀的譯介三年後由大中國圖書公司
所出版。115稍微敏銳的讀者都不難觀察到，出版社之名「大中國」所隱含
的意識形態。鈕先鍾，筆名萬仞，1913 年 7 月 19 日生於江西九江，2004
年 2 月 7 日去世。在 1950 到 1960 年代時，曾在總統府任職，與時任國防
114
參：徐有守，2004 年。 115
王鶴儀的譯作《一九八四》只有短短 74 頁，僅擷取了《一九八四》的第一部份，內容
採自美國讀者文摘，目的僅是譯介該書予國人，在英文版《一九八四》出版當年就譯介此
書，動作不可謂不迅速，也因此隔了三年後才見到較完整的鈕先鍾譯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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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部長的俞大維為少數不具國民黨籍，卻受到蔣介石總統器重的人士；直
至周至柔擔任參謀總長時找鈕先鍾辦軍事方面的雜誌，而與軍事結下不解
之緣，同時蔣介石曾多次找鈕先鍾翻譯國外的軍事書籍，從而建構他在戰
略研究的地位，並於 1993 年獲頒干城獎章。116曾擔任《掃蕩報》編譯、軍
事委員會外事局翻譯官、國防計畫局編譯室主任、《台灣新生報》總編輯、
軍事譯粹社發行人、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榮譽
教授、三軍大學榮譽講座教授等職。
到了民國 63 年，也就是西元 1974 年，詩人邦楨的譯本出版。邦楨全
名彭邦楨，湖北省黃陂縣人，畢業於陸軍黃埔官校，曾任國防部新聞局少
校參謀、軍中電台廣播科長、高雄台台長、左營台台長、台北台研究發展
室主任等職，並獲得巴基斯坦自由大學榮譽文學博士。1991 年 6 月邀集方
思、尹玲、宋穎豪、陳寧貴等人，創辦《詩象》詩刊，共出版五期。晚年
旅居美國，因心臟衰竭於紐約辭世，享年 84 歲。117
同年另有邱素慧的桂冠譯本，以及多年後谷郁的文言譯本與香港譯者
劉紹銘的皇冠譯本。邱素慧與谷郁兩位譯者皆無歷史資料可考察。邱素慧
的版本流傳最多，共有桂冠、遠景、書華跟萬象等四家出版社出版，經筆
者訪問資深出版人蘇正隆先生，他表示：「當時台灣出版界由於財務、經營
等因素，有將版權轉讓，充抵債務，或換取資金的習慣，而最容易被賣出
或變現的作品，往往都是出版社自己擁有版權的譯本。因此他推測邱素慧
的譯本可能是出版社根據某一譯本加工的產品，而譯者的名字是杜撰出來
的。因為在戒嚴時期台灣出版社很少自己翻譯外國文學名著，多半是使用
民國初年中國大陸的翻譯，但因兩岸的政治敏感，所有中國大陸的作者譯
116
見：www.geopoliticain.org（accessed July 1, 2007）。 117
見：http://hakka.bravehost.com/peng/peng.htm（accessed July 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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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視為附匪文人，作品不得出版，因此台灣出版社通常將作者以化名出版，
找不到譯者的原因也可能在此118。」值得注意的是，鈕先鍾的大中國圖書
譯本有曾虛白的序言，而邱素慧的桂冠譯本則收錄殷海光對英文原著的評
介，這部份留待第四節加以探討。至於林淑華的譯本，由於出版於 2001 年，
早已解嚴近 20 年，是百家爭鳴的自由時代，其譯作受到政治力的影響可說
相對較小，因此本文不將該版本列入討論。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反共文學反共文學反共文學反共文學」」」」論述的建構與時代背景論述的建構與時代背景論述的建構與時代背景論述的建構與時代背景
要解釋文學或翻譯作品，不能離開作家或譯者生活其中的社會進行考
察，在台灣產出的作品應該放在臺灣社會系統內部加以分析。許多學者嗜
談文本（text），而避談脈絡（context）的問題，若以文學詮釋的角度來看
未嘗不可，但是「台灣文學既然是從殖民地社會孕育出來，則有關它的解
釋，就不能全然擺脫殖民地經驗的歷史脈絡」119；而「冷戰／殖民問題不
能只從國族國家的內部來思考，綁在國族主義自我中心的自戀邏輯中其實
看不清楚問題，必須透過比較研究才能身化與超越。」120不論該文學是翻
譯文學或原創文學，這正是「多元系統」論一貫的理念。本節將從《一九
八四》主要譯本橫跨的兩個年代介紹起。由於八 O 年代後多為重新出版的
舊版本，譯者本身在文壇也較無特出成就，而 2000 年後出版的版本隨著民
主時代的開啟，受政治力或其他因素的影響相對較少，因此本文討論的僅
涵蓋那段政治上充滿禁忌的年代－五 O 到七 O 年代。
「由於 1949 年到 1987 年國府戒嚴時期的中國中心文化政策與思想教
118
訪問資深出版人蘇正隆先生談早期文學名著的譯本。 119
見：陳芳明，1998，頁 8。 120
陳光興，2001，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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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刻意抹煞台灣多重複雜的殖民歷史…而另方面，在中國國共內戰中失
敗來台的國府政權，又是靠著被納入冷戰反共結構、再美國的扶持下而建
立其代表中國正統的合法性。」121國民黨政府來台初期為了鞏固政權，以
強制手段清除日本遺留的殖民地思想與左派思想，122五 O 年代前期，更有
白色恐怖，許多知識份子在這些「清共」、「肅清」活動中被監禁、殺害，
嚴重打擊知識份子的言論自由；少數存活的台灣知識份子，則因語言由台
語被強迫置換成北京話，而造成「集體失語」現象，以致形成台灣文學典
型之斷裂。123按台灣史學者陳芳明的理論，相對於前面的「日帝」與接下
來的「美帝」時期，中間這段「承先啟後」的五 O 年代正是「中帝」時期；
撇開 1947 年二二八的血腥鎮壓不談，光是語言的強制轉換，即顯示臺灣作
家再度被殖民的證據。因此探討台灣歷史與文學不能忽略了台灣被殖民的
經驗。如同傅科所說：「若沒有一個溝通、紀錄、積累和轉移系統，任何知
識都不可能形成，這系統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形式，其存在與功能和其他形
式的權力緊密相連。反之，任何權力的行使，都離不開對知識的汲取、佔
有、分配和保留」。124從國民黨來台初期的文化政策，正可以看出以上現象，
國民黨政府使用的知識系統則是以反共為號召之戰鬥史觀，試圖以戰鬥文
學。
121
參：劉亮雅，2006，頁 61-83。 122
陳芳明，1998，頁 8。 123
失語症是心理醫學上的專有名詞，在殖民時期，大部份殖民者的語言異於被殖民者，
殖民關係的建立中同時包括語言位階的分劃，亦即殖民者帶來的語言成了「官方語言」，
其合法性、社會強制性乃至美學價值都被律定為高於被殖民者的舊母語。集體失語現象的
原因可以在改朝換代的「暴力震撼」中找到。改朝換代不只是統治位置的更換，經常也伴
隨價值是非的顛倒，價值是非的顛倒如果是用兩套意識形態修辭來表達，中間還牽涉到實
質血腥暴力的整肅、報復，可想而知對於在舊意識和舊修辭底下長大的人造成多大的衝
擊；而當舊修辭中的語彙必須面對被置於新意識形態、新修辭裡去閱讀、評價時，一不小
心，舊語言被讀出的新意義可能就帶來國家暴力直接的人身侵犯，造成說話者焦慮不安、
戰戰兢兢，語言、說話變成一個搜索「正確」字眼，卻無法肯定找到的緊張過程。戰後台
灣作家遭受到的「失語震撼」，造成台灣文學典型的「斷裂」，且是多重的斷裂、惡化的斷
裂；而隨國府來台的外省籍人文圈，則經歷另一種斷裂與遺忘，他們必須忘掉內戰中的血
腥是非，必須與三○年代以前的新文學傳統徹底決裂。戰後台灣文學因此呈現無穗無花無
根的荒槁面目，產生文學史的斷層現象（參：楊照，1998。） 124
參：劉北成 譯，1998，頁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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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文學」一詞最早出現於 1949 年《民族晚報》副刊創刊號；125孫
陵是當時《民族晚報》主編，他並在該報提出戰鬥文藝的口號：「展開戰鬥，
打擊敵人」，隨後所有的報紙《中華日報》、《全民日報》、《掃蕩報》、《台灣
新生報》也立即響應「戰鬥文藝活動」。1949 年到 1950 年是國民黨建立文
化霸權論述的關鍵時期，「建基在二二八事件後的震懾，以及隨後而來的『懲
治叛亂條例』之恫赫，國民政府迅速完成了一套相當完備的檢查制度。代
表黨的國民黨文工會，代表政的教育部、新聞局，代表軍的國防部，代表
特務的警備總部與保安司令部，都握有權力對社會的各種文化活動採取干
涉的政策。」由於國民黨這種霸權論述的建立背後有武裝的戒嚴令支持，
因此順利開展。126
此外，「冷戰」所造成的歷史效應也是台灣反共文學運動背後的主要驅
動力。美國的冷戰戰略規劃建立了一條圍堵線，對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共
產陣營進行圍堵，將世界分為美蘇兩大陣營，彼此分隔與對立；「冷戰」這
條歷史結構性的軸線，在二次大戰後對世界各地造成許多衝突與矛盾，使
得國家內部、地區、乃至於家庭內部產生分化，儘管現實上冷戰已被宣告
結束，然而冷戰效應已內化在社會文化的體現上。如同陳光興教授所言：「我
們的世界觀、政治與機構的形式、老百姓的知識體系與分類──還別說用
社會科學的分析訓練來理解我們自己的社會──其實都是冷戰效應的主要
環節。過去五十年人與之師的流通與互動的方向，都是在冷戰的二元切割
下進行的，因此，所積累的歷史效應需要被批判性地進行分析，才可能走
出冷戰所架構出來的知識體系。」也可以說，「我們過去其實活在半個不完
125
參：鄭印君，？。 126
見：陳芳明，2001，頁 14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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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世界，」127美蘇兩大陣營的對立，也使得台灣和中國一直處於對立的
狀態，無暇去反思台灣內部的威權體制是否符合民主價值。同時，「在冷戰
的結構下，為了鞏固政權與繼續國族主義的現代化發展計畫，南韓、台灣
與日本的右翼政權與美國緊密結盟，『堅守民主陣營』與萬惡的共匪搏鬥。
召喚反共的恐懼感，有效地關閉了所有對美國『大哥』提出新帝國主義／
『後殖民主義』，質疑的論述立場與空間，同時也更難在國族主義現代化發
展方案的大旗下，提出親美與認同美國的問題意識。也就是說，經濟主義
掛帥的現代化方案，借用了反共來正當化國家主義的威權主義統治（為了
效率）與發展主義（為了經濟持續成長）。這些政權的性質，坦白說，是第
三世界國族主義內部奪權，後殖民帝國主義及冷戰結構三邊結盟的後果；
將想像的它者／敵人外化來遮蓋內在的慾望與動力，甚至壓制異質性與階
序的真實存在。」
再者，當時的「國共『內戰』，決不只是簡單的派系奪權鬥爭，或是全
球性意識型態的一個環節，它同時也是競爭如何使『國家得以邁向現代化
道路』的路線之爭，這也正是國民黨戰敗撤守台灣、之所以認為這是「理
所當然」地在此建設復興基地、反攻大陸、才能安然回家鄉的感情基礎，
所以從不自視為外來者，也從不認為會在此久留。這種反共復國的夢，是
在全球冷戰結構下支撐起來的，特別是受到美國軍事及經濟的援助。」128因
此討論台灣的反共文學背景與政治背景，的確不能不提到當時全球的冷戰
結構，殖民主義與冷戰結構的情緒效應落實在我們每個人身上，不只在台
灣與中國大陸，而是全球姓的效應，這點是討論台灣與中國大陸問題時不
能不謹記在心的。
127
陳光興，2001，頁 47-48。 128
陳光興，2001，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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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戒嚴令等武裝實質力量的運用，國民黨政府雙管齊下，利用強大
的贊助力量來影響作家的思考能力。當時在張道藩（時任立法委員，後曾
任中廣董事長、立法院院長、國民黨中常委）的策劃之下，於 1950 年成立
「中國文藝協會」與「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由於上述兩個機構掌握龐大
的文化資源，許多作家必須仰賴其資助，以中華文藝獎金為例，每年定期
在 5 月 4 日文藝節頒發的小說獎金中，短篇小說是三千元，中篇八千元，
長篇則為一萬兩千元，對照五 O 年代公務員薪資平均百元的標準來看，該
獎金的鼓勵作用可見一斑。但「透過官方獎助的辦法，不僅反共文學的作
品獲得正面鼓勵，同時作家的文學思考也受到支配」129，這並非多元文化
的現代民主觀點所樂見的。勒菲弗爾的翻譯操縱說在台灣五 O 年代的文壇
充分得到印證，所謂的贊助力量不僅決定了作家與譯者選擇作品的方向，
更進而影響意識型態的散播，直接或間接造成了思想箝制以及弱化知識份
子的批判力。
當時蔣經國擔任總政治部主任，並於隔年發表了〈敬告文藝界人士
書〉，號召「文藝到軍中去」。蔣介石更於 1953 年發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
補述》：「…中國古代的教育，以六藝為本，六藝就是禮、樂、射、御、書、
數，文藝與武藝都包括在內。」這項關於「文藝與武藝」的指示讓國民黨
更加重視軍中文藝的發展，使反共的寫手大幅增加，並彰顯了文學為政治
服務的論點，130同時形成軍中文藝和社會文藝同時並行。
張道藩曾於《文化先鋒》創刊號發表〈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一文，
主張「拿文藝作為建國的推動力」，他認為文藝本身雖是生活（社會）意識
的表現，但卻能透過其「再現」的美感效果，引發讀者的行動。依此他認
129
見：陳芳明，2001，頁 148-160。 130
見：陳芳明，2001，頁 14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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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具體的文藝政策應有「六不」：一、不專寫社會黑暗，二、不挑撥階級仇
恨，三、不帶悲觀的色彩，四、不表現浪漫情調，五、不寫無意義的作品，
六、不表現不正確的意識；與「五要」：一、要創造我們的民族文藝，二、
要為最痛苦的平民而作，三、要以民族的立場寫作，四、要從理智裡產作
品，五、要用現實的形式。131其文藝理論影響蔣氏父子的文藝政策，強勢
支配了五、六○年代的台灣文壇。張道藩將文藝視為實用的政治工具，負有
喚起民眾、組織民眾的積極責任，「不是有閒階級的唯美主義者們在貧乏的
內容上玩文字的東西」，他認為各種文藝理論流派及西洋文藝發展的內容皆
不足取法。這種對西方藝術文化的排斥，與配合三民主義的治國理念，形
成一種變相的思想管制。132
文藝中的政治化現象與文藝政策體制的形成，與政治中的文藝實踐密
切相關。國民黨使用三民主義建構其政治與文藝論述的正當性來源，加上
許多自視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者以個體言說之姿，口吐社會性動員的主義
話語，形成意識形態的政治權力操作。當時「以主義話語作為政治真理的
信仰，普遍作為國民黨文藝知識分子反共信念的正當性基礎，並透過黨國
機器的運作，成為台灣五○年代政治社會的官方意識形態」。133此乃蔣政府
欲以知識論述來維繫台灣社會秩序，以及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權的一種政
治力操作。藉由武裝實質力量如戒嚴令，以及強大的贊助力量如文藝獎金
等雙重力量交叉運用，來推展其官方意識形態，並由官方論述來建立其統
治的正當性，由此可看的出傅柯所謂的知識-權力互相建構的機制運作過
程。134
131
見：王志健，1984。 132
見：潘薇綺，？。 133
見：陳康芬，2006，頁 89-113。 134
見：司徒衛，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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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五 O 年代的台灣文壇多出產歷史小說，內容千篇一律描寫
抗日及國共爭戰時的生活狀態，藝術表現公式化；當然其中也有許多優質
的反共愛國作品，如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姜貴的《旋風》，潘
人木的《如夢記》、《蓮漪表妹》，潘壘的《紅河三部曲》、《狹谷》、《血渡》、
《黑色的地平線》、《第二者》等。儘管這些「來台作家」（張愛玲僅作品來
台）背景不同、作品藝術價值各異，但內容均在控訴共產主義，有學者稱
其為外來移民的懷鄉與傷痕文學，或意識型態導向的政治文學；135而國民
黨政府所制定的文藝政策，更深深影響戰後四十年來的文藝發展。此處可
以觀察到：戰後的「中國想像」均以「國民黨篩選後合乎中國民族主義反
共史觀」者為基本參考座標。136
五 O 年代在反共文藝政策的壓抑之下，臺灣文壇經歷一場文化清洗活
動。中國文藝協會在 1954 年發動「文化清潔運動」，大力批判「赤色的毒」、
「黃色的害」、「黑色的罪」等，並配合密告與檢舉，當時約有十份雜誌遭
到停刊處分，十萬餘冊武俠小說被查禁－文學為政治服務，作家為政治吶
喊成為當時文壇的一大特色。137在如此風聲鶴唳的年代，也出現過文藝雜
誌《自由中國》的左翼份子之反對聲音。
《自由中國》乃是 1950 年代台灣在野言論及追求民主自由的代表，創
刊於 1949 年 11 月，到 1960 年 9 月為止，總共發行 260 期。138雜誌創辦原
意，是國共內戰當時欲發動「自由中國運動」，並以自由主義為旗號召反共，
但後來國民黨避共遷台，於是《自由中國》便於 1949 年 11 月 20 日在台創
135
見：陳凌，？。 136
陳光興，2001，頁 59。 137
見：陳芳明，2001，頁 148-160。 138
見：小山三郎，2003，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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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139然而後來該雜誌卻因為宣揚自由主義思想，主張民主政治、言論自
由及創設在野黨，不斷對國民黨政府的專制極權統治發出「諍言」，後因蔣
介石三選總統的問題與當局產生摩擦，創辦人雷震參與中國民主黨的籌組
工作而發生「雷震案」，1960 年 9 月 4 日創辦人雷震、主編傅正遭國民黨政
府逮捕入獄，雜誌也被迫停刊。140當時的台灣「…在以反攻大陸為目標、
一黨獨大、一言堂的戒嚴時代…政治是右翼主導，自由主義則是主要批判
的力量，然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承擔的風險極大，連雷震都因《自由中國》
而繫獄。在這樣的氛圍下，左翼則更不消說受到鉅大打擊。」141
《自由中國》橫跨整個五 O 年代，由聶華苓擔任主編，聚集當時一批
具自由主義傾向的大陸來台作家，頗具在野色彩。創辦人雷震畢業於日本
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院政治系，1920 年加入國民黨，歷任國民黨政府重要職
位，內戰期間也曾代表蔣介石參加國共和談，與當時各黨派政治人物關係
良好，若非堅持理想對當權者直言進諫，本可平步青雲位居高官。其他編
輯部的組成份子，前後約十人左右，包括傅正、聶華苓、台大中文系教授
毛子水，也有國民黨官僚，如曾任教育部長的杭立武，與任教台大哲學系
的殷海光等重要人物。142
《自由中國》自創刊號起，每期皆於醒目位置刊出四條「宗旨」，其中
包括：「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的
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抵抗共產黨鐵幕
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143
139
參：應鳳凰，1998，頁 236-269。 140
見：薛化元、李福鐘、潘光哲 編，1998，頁 265-266。 141
見：劉亮雅，2006，頁 61-83。 142
見：應鳳凰，1998，頁 236-269。 143
這四條宣言乃出自胡適的手筆，他在 1949 年在搭往美國的船上寫好寄給上海的雷震
（見：應鳳凰，1998，頁 23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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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自由中國》是一份意識形態十分強烈，「反共」意識極為明顯的
刊物。144
根據成大台灣文學系副教授應鳳凰的分類，《自由中國》十年的文學歷
程可分為「前中後」三期：「前期」是 1949-1952 年，當時台灣情勢危急，
國民黨心存改革，《自由中國》也大力配合宣揚反共，文學作品幾全是清一
色的反共小說，缺少藝術技巧與價值，但這時期該雜誌與國民黨關係良好，
是利害與共的蜜月期，也有政府的經費補助；「中期」是 1953-1957 年，適
逢韓戰爆發，美國第七鑑隊負責維護台灣安全，國民黨高枕無憂，統治也
愈趨專制，1954 年台北爆發「除三害」的「文化清潔運動」145，雜誌漸由
支持轉為「批判」，此時期雜誌內容著重內政改革，尤其是憲政改革，文學
的質與量達到高峰期；「後期」是 1958-1960 年，由於 1957 年台灣地方選
舉賄選嚴重，引起民眾不滿，雜誌從批判轉為「反對」的立場，發行人雷
震積極結合本省政治精英，參與實際社會運動，導致入獄、雜誌關門，這
時期有大量的美國來稿，文學進入「西化」期。
《自由中國》對於國民黨政府的批判可從 1951 年（民國 40 年）6 月所
刊登的〈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看出來，該雜誌對於台灣當時政府（特
別是軍情部門）不當的經濟管制措施，明白採取反對的態度。而《自由中
國》自第 9 卷第 5 期起開始刊載殷海光所譯的海耶克（F. A. Hayek）的《到
144
見：應鳳凰，1998，頁 236-269。 145
1954 年展開的文化清潔運動，由當時最大的作家團體中國文藝協會策動及執行。名義
上是為響應蔣介石總統發表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一書中「務須剷除赤色的毒與黃
色的害」的號召，真正目的卻是要消滅一些所謂「黑色的內幕雜誌」。7 月 26 日中國文藝
協會常務理事陳紀瀅以「某文化人士」的名義，在黨營的《中央日報》等，發表一篇題為
「文化界某人士談文化清潔運動，籲請各界人士一致奮起撲滅赤色黃色黑色三害」的新
聞。此一厲行「除三害」宣言：以清除「赤色的毒，黃色的害，黑色的罪」為口號的運動，
即長達兩年的「文化清潔運動」。一時文化、教育、新聞、文藝、青年、婦女等團體，紛
紛響應號召，聲勢浩大。儘管各界充斥效忠態度，仍有少許異質的聲音，如當時《自由中
國》（1954 年 11 卷 4 期）即發表社論認為，以文藝政策為理由對出版品進行搜索與查禁是
違法的，也是違憲的。（參：應鳳凰，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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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文中明白指出：「沒有經濟自由，那末
在過去便也不會有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但是，現在，我們卻一步一步地
放棄了經濟自由。……我們忘記了社會主義與奴役制度是有關聯的」。殷海
光也同時在按語中批評管制計劃：「壓制機構如從事計劃，其主要著眼點是
以統治便利為前提，而最後的歸趨不外求政權之鞏固」。146
同時《自由中國》知識份子的批判精神除了與當時台灣的政治環境息
息相關，也呈現在他們對中國大陸文壇的觀察中。從中國大陸 1949 年以降
的蕭軍事件、胡風批判運動、雙百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中國大陸
知識分子動向到反右派鬥爭等，該雜誌論述所包含的層面既多且廣，中共
政權一連串對文學藝術的高壓手段，對身處台灣的《自由中國》知識份子
產生很大的衝擊。這段期間國民黨政權也開始走向「極權體制」，致使這些
作家在觀察中國大陸的同時，也開始認真思考文學的本質與「文藝政策」
的問題。147例如李經曾指出：「以學校考試及高考強制讀經，無異以孔孟的
經代馬列的『經』」。148方思則認為批評家的任務在於「解釋作家的獨有的
世界」，也就是認為批評家應具有獨立的批判與思考能力，這正是薩伊德一
再呼籲的知識份子應有的修為。149
更特別的是李僉的〈我們需要一個文藝政策嗎？〉150一文明確指出文
藝政策潛伏的危險，並認為這個問題也可能發生在台灣。他直陳：「只有以
表揚反共抗俄與三民主義為思想中心，作現實之寫實的描寫，才是最高的
寫作標準，從而制定政策，抹殺其他，似尚待探討」。更一針見血地說出：
「在一個極權國家，或一個民主而不徹底及有著『近乎宗教的政治信仰』
146
見：薛化元，？。 147
小山三郎，2003，頁 180-182。 148
李經，1953，頁 27。 149
方思，1954，頁 28。 150
李僉，1954，頁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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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人民只能享有限度的自由或毫無自由時，藝術創作的態度和範圍
便發生問題了」。因此他認為倡導文藝政策無異於「政府剝削人民應享的思
想言論和出版的自由」。151
此處需注意的是，儘管三民主義與反共文學主導了台灣戰後時期的文
藝發展，但五 O 年代文學不該用「反共文學」一語概括。如《自由中國》
這類的雜誌，並不全然是官方文藝政策的產物，只是心存自由主義思想，
發而為反共意識形態的自發作品；在這個情況下，「反共」意味著「反極權」，
《自由中國》的文藝作品並非在政府強制文藝政策下產生，而是延續五四
文學傳統的創作。152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翻譯在政治背景下的權力運作翻譯在政治背景下的權力運作翻譯在政治背景下的權力運作翻譯在政治背景下的權力運作
操縱學派認為，翻譯是各種社會力量的運作，一種特定目的的操縱手
段；勒菲弗爾強調翻譯背後的贊助力量多半關注意識形態，同時譯者的書
寫也會受制於自身的意識形態，因此影響翻譯的最終力量來源乃是意識形
態，進行翻譯研究時必須把翻譯作品放在所處的時代背景中考察，並研究
在目的的支配下，譯文發揮了哪些作用和功能，又是如何達到這些作用，
才能看見研究的全貌。傅柯則提出知識與權力的運作除了會與實質的力量
如體罰與監獄等結合，但是主要還是藉由「語言」來運作；語言中會包含
某種特定的觀念，讓使用語言的人潛移默化，因此唯有打破論述的表象、
了解論述建構的本質，才能了解社會整體是如何被所謂的真實與權威所建
構、大眾是如何透過特定的文字話語被引導以既定的方式思考。
151
李僉，1954，頁 10-13。 152
見：應鳳凰，1998，頁 23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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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操縱學派與傅柯的觀點來看，翻譯作為知識傳遞的過程，是一種
建構知識的媒介與方法，其中必然牽涉到權力－知識互相建構的過程。作
為一名譯者，其責任不僅在於引介知識，同時也必須了解權力關係中自身
的定位與堅持。譯者選擇翻譯何種作品的動機，正是確立其是否足稱為知
識份子的檢驗標準之一。此處將從譯者生平與背景（可看出其意識型態）、
譯序或評介（是否敢於抒發己見，盡知識份子責任）、與出版社（贊助力量
/政治背景），來探討這些譯者是否服膺權力、是否身處於權力宰制下而不
自知，或是能勇敢跳出當局的霸權論述，做出不同於官方文化的主體思考。
首位翻譯《一九八四》的譯者係王雲五之女王鶴儀。其實由第二節介
紹的王雲五生平就可以看出他與中國國民黨淵源之深，為國民黨來台初期
政學界的重要人士。而王雲五不僅官派色彩濃厚，從他所創辦的「華國」
出版社之名，也可窺見「中華民國」四字盡藏其中，誠可謂十分「政治正
確」的出版社名稱；王鶴儀翻譯的《一九八四》又是由華國出版社於 1950
年所出版。她之所以會翻譯此書，詳細原因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
是，其翻譯與華國出版社一貫的出版宗旨符合，係為了推行反共意識；其
書封底並有出版社加印之「反共抗俄」字眼，可見該書出版目的係以批判
共產中國為主。此外由於王鶴儀本人並沒有任何原創著作與發表意見，筆
者無法認定王鶴儀的翻譯是否是在有意識之下所做的選擇，或僅為服膺當
局推行之意識型態之翻譯作品，僅能判定該書符合當時的政治正確，較缺
乏對於現有體制的批判與反省。
而第二、三位譯者鈕先鍾與邦楨的譯作分別於 1953 年與 1974 年出版。
他們的個人經歷也皆充滿官方色彩，兩位皆為軍事背景起家，並在國民黨
政府擔任要職，正是典型國民黨所培育出的軍中文藝寫手。五 O 年代官方
論述的鞏固乃是靠政治動員與軍中系統操盤，即便到了七 O 年代仍可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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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知識論述具有高度規範性與他律、自律道德檢視系統的約束傾向，這
些現象的歷史線索可以在五 O 年代國家文藝體制中找到制約痕跡。153誠如
上節所述，當時反共文藝政策的執行採雙管齊下，除了倚靠如肅清活動等
「實質力量」來達到嚇阻效果，也採用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贊助力量」
來推行其三民主義與反共意識形態，從眾多軍中寫手即可約略看出端倪，
國民黨官方結合了政治力量、武裝力量與贊助力量，黨政軍三體系可說完
全融為一體，因此其官方霸權論述得以迅速建立。這正是傅柯所認為權力
建構論述，論述鞏固權力的過程。
鈕先鍾曾擔任《掃蕩報》編譯、軍事委員會外事局翻譯官、國防計畫
局編譯室主任、《台灣新生報》總編輯、軍事譯粹社發行人，也曾在總統府
任職，與官方的關係十分良好，本身的軍事長才極受蔣介石倚重。尤其是
他翻譯的《一九八四》版本還有曾虛白為其作序，曾虛白乃當時中國廣播
公司副總經理，歷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中央通訊社社長、國立
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評
議委員以及總統府國策顧問，為國民黨重要的政治傳聲筒；當時正是曾虛
白推薦鈕先鍾翻譯《一九八四》作為中國廣播公司的廣播稿，目的是增強
大眾反共抗俄的信心並提醒民眾對共產主義提高警覺。154
中國廣播公司在當時是國民黨一黨壟斷的官方媒體，其挾帶的資源龐
大，「贊助力量」不可小覷，而曾虛白更是一路由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做到
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以及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官方色彩毋
庸置疑；由曾虛白推薦鈕先鍾翻譯《一九八四》，加上官方媒體背書支持，
交由「大中國」出版社出版，更顯現出這本書做為「反共教材」的目的。
153
見：陳康芬，2006，頁 89-113。 154
曾虛白，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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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本人也很清楚地在譯序中強調，其翻譯目的即在於「加強大家反共抗
俄的決心」。因此從各種層面來看，鈕先鍾翻譯這部作品的出發點就是基於
「反共」立場，他本身的軍事背景與翻譯能力正好作為國民黨政權推動「軍
中文藝」與「反共復國文學」的結合點與施力處。而紐先鍾本人是否意識
到《一九八四》其實是一把雙面刃──劈向了中國共產制度，也劈向了當時
的國民黨極權政府我們不得而知，但從該譯序焦點全部集中在「反共抗俄」
來看，答案應是否定的。
很快到了七 O 年代，這段時期《一九八四》共出版了兩個譯本，一為
邱素慧的桂冠譯本，另一為邦楨的譯本。當時由於六 O 年代末期東、西方
世界同時爆發的動盪和反抗，提供了強大的刺激啟發；島內統治集團的世
襲換代，也觸動了一定程度的變革氣氛。根據楊澤主編的《七 O 年代理想
繼續燃燒》一書，七 O 年代台灣發生許多大事，包括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
成立、彭明敏逃亡、台獨聯盟成立、蔣經國紐約遇刺、台南美新處爆炸案、
釣魚台事件、退出聯合國、現代詩論戰、台大哲學系事件、雲門舞集首度
公演、蔣介石逝世、台灣政論創刊、夏潮創刊、洪通畫展、長老教會發表
〈人權宣言〉、中壢事件、開放觀光、美「中」建交、中正機場啟用、美麗
島創刊、美麗島大審、新竹工業園區揭幕，一直到 1981 年的陳文成命案，
155這些洋洋灑灑的事件年表，讓我們看到那個年代的風雨飄搖、掙扎著萌
芽的民主意識，由於威權的鬆動與國際現實的衝擊，台灣看見新的曙光，
為開啟百家爭鳴的九 O 年代作準備。
過了七 O 年代後出現的譯本，反共意識形態已經削減，書中譯序或背
頁也較少出現「反共抗俄」此類字眼，而多能客觀從作者歐威爾本人的寫
書目的著眼來介紹該書。
155
楊澤，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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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1974 年出版的邱素慧譯本特別之處，就是它轉載了殷海光對《一
九八四》的評介，這篇評介曾經刊登在 1951 年（民國 40 年）《自由中國》
第 5 卷第 2 期，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發表該文的時間，正當該雜誌對國
民黨政府轉為批判態度之初。殷海光156是台灣五○年代到六○年代期間非
常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但最後卻被逼離開任教的台灣大學，成為當年最
轟動、最受海內外矚目的學術迫害事件。他長期為《自由中國》撰稿，被
譽為該刊之台柱，其文字清新犀利，影響當時許多政論家與政治人物。這
篇殷海光的評介之所以能夠刊登在《一九八四》的譯本中，應是由於當時
已經是 1974 年，政治管制相對於國民黨政府遷台初期已經鬆綁許多，也有
可能是當時的編輯或出版社意識型態已經漸漸開放，能夠容許像殷海光這
類自由派人士的文章出現於出版物。
因為 1960 年英國倫敦出版的《中國季刊》推崇殷海光為台灣自由主義
思想的領袖，導致蔣氏政權身邊的御用學者發動圍剿，殷海光一開始便「意
識到這是一個學術思想其名而政治其實的事件」。圍剿行動將他貶抑為「偽
自由主義者」、「文字賣國者」與「知識詐欺者」，並指責他「從事煽動顛覆」。
殷海光形容當時情況：「人的名譽毫無保障，甚至人的尊嚴和安全都被逼到
剃刀邊緣」。他自己也認為他受到迫害的原因，是他的思想乃「藉『反共』
和『反攻』來維持殘餘權勢的集團所不能容忍的」。
1966 年初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國會聽證會中作證
支持中共，蔣政權欲發動台灣的「御用」學人連署批駁聲明，殷海光拒絕
連署，事隔三天警備總司令部即約談殷海光。後來並出動三名高級特務進
行問話，強迫殷海光接受教育部聘書，殷海光當時很清楚「這是調虎離山，
156
參：邱國禎，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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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我在台灣大學待下去」。1967 年國民黨終於成功將殷海光逼離台大，並
於事後再派兩位高級特務到他家軟硬兼施要他接受教育部聘書，殷海光本
人形容這種情形「像惡霸一樣，強暴了女人，又要受害人自己代他們掩飾」，
結果這兩位黨幹被他狠狠罵出家門。後來國際知名學者海耶克教授來台訪
問，殷海光與其聚會一次後，即遭蔣政權特務警告不得再與海耶克見面，
如此形同軟禁的監視總共持續達兩年之久。殷海光終於不堪身心折磨而罹
患胃癌，兩年後病逝時享年只有 50 歲。
作為一個學者和文人，必須對得起自己的學術良知。殷海光因為深受
西方民主哲學思想的影響，所以他會堅持理想、堅持正義。因此我們在殷
海光的《一九八四》評介中可以觀察到，殷海光作為一位自由主義者，引
介《一九八四》的目的是想要啟發民智、反對極權主義，而非單純的引介
「反共」文學；儘管在文中他提到了「馬列主義」、「共黨」等反共字眼，
但更常出現的是「極權主義」、「極權統制」、「極權國家」、「自由」、「自由
文明」等反對極權的詞彙。此外其中一段：
為了對抗「知識即力量」，彼等實行「愚昧即力量」。一切大小極
權統制者無不厭惡真正有思想有頭腦的人。如果你底知識太豐
富，思想太靈活，見解太高超，他便嫌你「頭腦複雜」。古往今來，
多少聰明才智之士，就因「頭腦複雜」而被「反淘汰」者，不知
凡幾！極權統制專家，也未嘗不用「人才」。但是，這種所謂人才
也者，絕對不是原則性的，而必須是技術性的。這也就是說，在
他們所既定的原則或目標之下，來物色技術人才，依據其既定原
則或目標，作技術性的設計，以求實現此原則或目標。除此以外
的人才，一概都是敵人。在極權統制之下，絕對不能有根本原則
性或根本目標之改變。如其有之，不是發生政變，便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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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變或革命，發生一定隨之有「清黨」，「整肅」等等事件發
生。這些事件發生之日，即是成千成萬生命被犧牲之時。……思
想這樣大不一致，那裏要得？那麼，怎麼辦呢？焚書坑儒那一套
既然不好實行，於是要想一個新愚民術，這稱新愚民術就是使得
大家只有一個信仰，而且只依據一個前題並且循著一種方式來
想。於是乎，唯物史觀來了，唯物辯證來了，馬列主義來了，這
個「主義」那個「主義」來了。人，當著被催眠的時候，他底一
舉一動是受催眠者擺佈的。人，當著醉酒之時，往往亂說話亂打
人。總而言之，在類此的情況之中，理性是失去作用了。所謂這
個史觀，那個主義也者，不過高等催眠劑而已，不過高等烈酒而
已。
從這裡可以很清楚看出他寫這篇評介不僅在於「反共」，其實是反對所
有「假主義之名行極權之實」的政體。日本學者小山三郎指出，當中國大
陸的批判肅清活動越演越烈時，《自由中國》的知識分子同樣面臨來自國民
黨「極權政治」的威脅，讓他們的文學活動產生質變，必須轉而與原本站
在同一陣線的政府相對抗；由於這種「極權政治」正是他們一貫反對，甚
至避居來台的理由，因此「當他們談論中國大陸的文學現象之際，字裡行
間所流露出的批判性文學精神也開始適用於對國民黨政治的批判，從而帶
有雙重的意味」。157
誠如殷海光自己在〈我為什麼反共？〉一文中所言：「我反共的理由，
簡單地說，只有這一句話：『反對極權政治』」。所謂的知識份子典型在此，
殷海光並非昧於良心地服從黨國專制、作為官方論述傳聲筒的寫手，他到
死前都沒有對國民黨的壓迫低頭。儘管他一開始與國民黨站在生命共同體
157
見：小山三郎，2003，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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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場共同反共，但他的目的明確──是為了「反極權」。雖然曾沐浴在權
力體制的浸潤之下，他並沒有忘卻身為知識份子的任務，因此後來當國民
黨逐漸走向極權、走向專制之時，他看清自己原本支持的政府正以與共產
主義同樣的方式壓迫人民以遂行其志時，便大聲疾呼，更以行動表示對專
制政府的抗議，即便聰明如他絕對知道抗爭隨之而來的後果。殷海光並沒
有被權力收編，他的言行並未被政府的反共霸權論述所宰制，他建立起一
套自己的知識觀，利用《自由中國》的園地來發聲，他對《一九八四》的
評介正是要告訴人們不要被表面的論述所欺，而要時時刻刻觀察你所支持
的主義或政府是否言行合一。
由於政府的霸權論述形成龐大的「宰制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的譯者必
須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的知識分子角色，在傳述文字與知識的
同時，認知其中的「權力宰制關係」與主客體之分。權力的轉換取決於個
人的自我意識：若譯者沒有意識到身為知識分子的責任，則他充其量不過
是個權力施加的客體或載體；但是當他轉換念頭，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時，
那麼他的所作所為，包括選擇要翻譯哪些作品、如何翻譯作品，都是在行
使其選擇與表述的權力，這時他就是一個行使權力的主體。行使權力的形
式很多，包括選擇在譯序中抒發己見，或選擇翻譯具有特定意義的作品，
都能有形或無形地表達意見，讓自己的聲音傳出去。
反觀王鶴儀、鈕先鍾與邦楨，如果他們不想淪落到雷震與殷海光的下
場，就必須服膺「領袖話語」與「主義話語」這套文學框架，因此從這幾
位譯者的譯序中可以看到，他們翻譯引介《一九八四》的目的，和殷海光
引介此書的目的大有不同。
邦楨畢業於陸軍黃埔官校，曾任國防部新聞局少校參謀、軍中電台廣
播科長、高雄台台長、左營台台長、台北台研究發展室主任等，他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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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阮美慧所說：「…彭邦楨、鄭愁予等人，多為大陸來台與國民黨、政、軍
關係密切者，且為中國文藝協會的成員或幹部…」158，也是屬於軍中文藝
體系的一部分。這些權力體系的一份子，所翻譯的作品也多為單一目的，
多半是替官方論述搖旗吶喊，或者以「懷鄉文學」為主軸創作，其中沒有
任何薩伊德所說的知識份子主體性的「再現」或個人思考與批判，只有官
方話語的再現。例如邦楨經常在發表詩作的《新詩週刊》發刊詞是：「詩是
藝術，也是武器。……一面戰鬥，一面創造。」在這樣的刊物所發表的作
品，自然不會有什麼違逆當局的言論出現。
邦楨的書中序言同樣明確表示，譯介《一九八四》的目的是為了「提
醒全世界人士，不要對共產主義存有任何希望與幻想」；另外很有趣的一
點，根據嘉義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的網頁，這本書還被列為「共黨問題研
究叢書」，如此著重反共的訴求，正是五 O 年代反共文藝的影響。從王鶴儀、
鈕先鍾到邦楨橫跨五 O 至七 O 年代，正好清楚展現了一連串承襲反共文藝
的軌跡。然而必須澄清的是，邦楨儘管在書中表達對於反共的訴求，但是
1975 年後他沒有任何反共的文藝作品或翻譯，而僅創作浪漫派詩作，全力
投入貢獻給台灣詩壇，筆者認為這是隨著政治鬆綁而產生的自然現象，六
O 年代台灣政治狀態屬於「威權強人政治」159，對於黨國的謳歌與政治的
號召，背後根基於一個強大的「權力論述系統」，然而隨著八 O 年代末期政
治鬆綁，反對運動已成功建黨，開展了多元文化空間，過往的反共文學自
會逐漸式微，作家自然回歸「人性」真善美的文學創作。
結合文化操縱學派與薩伊德的世俗批評觀點，任何對於作品的了解都
應該放在多元系統中考察，將文本與現實世界連結，而且偶爾必須超脫系
158
見：阮美慧，2002。 159
見：劉亮雅，2006，頁 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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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之外，著眼於文本背後政治權力的產生以及知識霸權的再現
（representation），才能解析出文本在現實世界中的作用。160我們可以了解，
發表文章對於文人是必須的，但是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文人如果要發表
文章必須是政治正確的文章，即使是翻譯也是一樣，必須翻譯政治正確的
文章進來。不管是過去或今天的中國大陸，「人民日報」的社論也都是一樣
的意義。儘管它是一份報紙，但是因為它具有「半官方」的性質，所以它
的發言就代表了政府的政策走向。這其實就是用媒體、文字來拘束大家的
言論自由。戰後台灣五 O 年代有些文人代表政府出來發聲，以三民主義文
學為中心主軸，他們是用文學家的身分在發言，等於是政府的發言人，當
張道藩與王集叢登高一呼，呼籲文學必須訴諸「主義話語」與「領袖話語」，
其他文人就只能在這個框架中打轉；反觀「自由中國」的作家文人就不是
服膺這套「領袖話語」與「主義話語」的規範，而是崇尚自由主義以及民
主主義。受到這種論述權力宰制的譯者，自然「落入由政府政策主宰的框
架」，161無法看出反共的矛盾之處，進而意識到《一九八四》的批判也適用
於當權者。
此處筆者要澄清的是，反抗共產主義並非不該，若共產主義帶有極權
色彩，反抗乃必要之舉，但是只專注於對外反共，而忽略了國家內部的極
權專制，就是一種雙重標準、道德矛盾。《一九八四》的作者歐威爾曾說過，
他寫作的目的是為了反極權，並且想提醒世人不要被假各種主義之名、行
極權之實的政治號召所矇蔽。任何一個專業的譯者若稍微研究過歐威爾生
平，便可以了解他寫作的目的。能夠善用「語言」、知道何時以語言介入，
以譯序、譯評、評介或其他譯作來表達己見，並時時以增進人類的「自由」
160
參：宋國誠，2005。 161
見：蘇蘅，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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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識」為目標，這正是薩伊德一貫主張的知識份子責任。162但是上述
這些譯者真的聽到作者的呼喚了嗎？以反共與三民主義話語為號召、使用
密告與檢舉制度、利用「清共」的名義來剷除異議份子、壓迫知識分子與
人民的國民黨政府，與利用共產主義行極權專制之實的中國大陸政府其實
有太多相似之處，《一九八四》並非只是針對共產制度而寫，然而譯者是否
看到了這其中的矛盾、弔詭與雙重標準？
《一九八四》在五 O 到七 O 年代的象徵意義往往被單一化成反共作
品，在傅柯所謂「真理遊戲」中受到政權操縱為「反共」文學，並將這種
反共象徵當作真理加以論述傳播，每位以黨政軍背景起家的譯者，都是建
構該等論述的一塊磚，他們不約而同地表示翻譯該作品是為了提醒世人共
產主義之可怕，要激起國民反共抗俄的決心；然而當權者視為非真理的部
份──「反極權」的內涵則被忽略了，除了殷海光較有意識地提到作者歐威
爾本人的寫作目的──極權政治會以各種主義之名來欺騙世人，其餘譯者普
遍流於片面與斷章取義，只服膺其三民主義的反共意識形態，而忘卻台灣
人民當時也正同樣受到國民黨極權統治的事實。在反共、恐共的陰影下，
當時幾乎所有作家都盲目相信政治領導人的口號，並遵照指令來創作，早
已分辨不出文學創作與政治創作的界線，對於權力的屈服，使作家完全失
去批判的能力。他們信奉的真理都是領袖話語，作家因而喪失了自主思考
的主體性。163筆者在前面曾提到，若知識分子被政府收編成為「權力機制
（Mechanik der Macht）164」的一部份，就不再能稱其為知識分子，頂多是
政府主戰或政策文宣的傳聲筒（mouthpiece），不具有主觀思考與表述能力。
既然譯者可以選擇翻譯哪部作品，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呈現該部作品，
162
見：單德興 譯，1997，頁 55-57。 163
見：陳芳明，2001，頁 154。 164
Foucault, M., 1976, p.3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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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反抗霸權論述、看清兩套標準，不應因國家、族
群、主義或個人意識型態不同，而影響判斷標準。以五○到七○年代當時
的教育水準而言，能夠從事翻譯多少是種特權與優勢，筆桿子正是知識分
子最大的對抗工具，為乏人代表的弱勢團體發聲，不應因為意識型態或效
忠政黨之不同，而更改其人性與道德標準。誠如薩依德所說：「不管個別知
識分子的政黨隸屬、國家背景、主要效忠對象為何，都要固守有關人類苦
難和迫害的真理標準。」165
殷海光不畏冒犯當局的危險，在《自由中國》中撰寫了多篇時政評議、
翻譯了與當時政治正確相違的《到奴役之路》、更專文介紹本質上表達反極
權的《一九八四》等書，在他選擇翻譯與撰寫的文章系列中，可以看出他
的一貫思路與理念。這正是薩伊德所指的「知識份子再現的過程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166：今日我所說、所寫、表達與選擇
的一切都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自身，都是經過深自省思後我所相信的事
物，而我也要說服別人接受這個觀點，我的行為與話語就是自我的再現，
沒有所謂公眾身分與真實自我的分野。
「知識份子是以代表藝術（the art of representing）為業的個人，不論
那是演說、寫作、教學或上電視」。而那個行業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廣受
大眾認可，也是因其中涉及了「奉獻與冒險，勇敢與可能受到傷害」，因此
當他人閱讀沙特或殷海光的作品同時，也對他們個人特殊的風範與聲音留
下深刻的印象，因為知識分子是為自己的信念發言，讀者或聽眾不會把他
「誤認為藉藉無名的公務員或小心翼翼的官僚」。167而殷海光此等甘冒大不
諱的行為，與其他在白色恐怖時期因為追求自由民主而入獄者，可謂為那
165
見：單德興 譯，1997，頁 31。 166
見：單德興 譯，1997，頁 31。 167
見：單德興 譯，1997，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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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儘管這種代表並不會使知識份子成為權貴的朋友或
贏得官方頭銜，確實是種高處不勝寒的寂寞處境，但總是優於「集體容忍
事物的現狀」。168
168
見：單德興 譯，1997，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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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譯譯譯譯介情介情介情介情況與分析況與分析況與分析況與分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中中中中國大陸國大陸國大陸國大陸譯文版本譯文版本譯文版本譯文版本
由於《一九八四》不僅是一部反共作品，也是部反極權、批判立場極
為鮮明的政治預言，它在中國大陸的譯介情形可想而知。最早出現的《一
九八四》譯本是董樂山所譯，也是中國大陸八○年代前後唯一出現的譯本，
其中當然自有政治因素，留待第三節再討論。董樂山七○年代後期即著手翻
譯《一九八四》，當時礙於政治因素，只有「內部發行」供中共高幹閱讀，
1985 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還是「內部發行版」，直到 1988 年才有了「公
開發行版」，1991 年台灣的志文出版社又出了正體字版。
另外有 1984 年香港譯者劉紹銘由台灣皇冠出版社出版的譯本，這個版
本於後來 1991 年再由東大重新出版。由於當時香港是英國殖民地，雖然劉
紹銘的兩個譯本均是在台灣出版，但並不算台灣的譯本，嚴格來說更不屬
於中國大陸譯本；儘管其譯本地位曖昧模糊，但因其出版時代背景同樣參
雜了一些政治因素，經筆者權衡之下，就將劉紹銘的譯本放在第五章與中
國大陸的譯況一起討論。
除卻上述兩個譯本，真正算是中國大陸出版的《一九八四》譯本還是
有不少，但全都出現於八○年代之後，背後的政治因素在第三、四節會有更
深入的介紹。最近幾年出現的版本有 2001 年由劉子剛、許卉艷翻譯，中國
致公出版的譯本；同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張曉輝譯本；另有 2002 年藤棋與
金騰譯合譯，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版本；以及同年譯林出版社的孫仲
旭版本。由於本文是要比較五○年代到七、八○年代兩岸譯況，分析政治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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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對知識分子與譯者的影響，故 2000 年後出版的《一九八四》由於時代差
異便不列入討論。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譯者介紹譯者介紹譯者介紹譯者介紹
董樂山169生於 1924 年，逝世於 1999 年，是中國大陸首位將《一九八
四》翻譯成中文的譯者。1946 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英文系，於大學期間受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
影響，對「社會主義革命」充滿憧憬。「解放」後他進入新華社國際部從事
翻譯工作，頗受重用，但 1957 年落入毛澤東的「陽謀」，被戴上「右派」
的標籤，打入了「賤民」階級；後又不幸趕上「十年浩劫」，再被中共當局
批臭鬥臭、押送農村勞改。後來在勞動中摔斷了手，才奉命回京教英語。
董樂山於 1960 年被遣送回家後無意間發現《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
國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的英
文原著，久經劫難後重新閱讀這部納粹極權主義滅絕人性的罪惡史，加深
了他痛定思痛的反思，於是他夜以繼日秘密修訂這部近代史巨著；「文革」
過後他的譯稿終於付印，但僅限「內部發行」供高層幹部參考。八○年代初，
這部翻譯巨著終於公開發行，對於浩劫餘生的中國大陸，這本書給了一個
似曾相識的慘痛教訓。
接著，他出了《西行漫記》的新譯本，這本當年名噪一時的書曾使他
對社會主義心嚮往之，現在卻與自己三、四十年來的親身經歷成了一種觸
目驚心的強烈對照，也為他的譯事提供新動力。他連續譯了匈牙利作家亞
169
參：巫寧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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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庫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揭露史達林恐怖統治的《正午的黑暗》
（Darkness at Noon），和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政治預言小說《一九八四》
與《奧威爾文集》。從斯諾到奧威爾，從《西行漫記》到《一九八四》，不
是一個翻譯家無所謂的選擇，而是勾畫了一個始終關心國家人民與人類命
運的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
《一九八四》的另一位譯者劉紹銘，是廣東惠陽人，出生於香港。1960
年畢業於台大外文系，就讀大學期間與白先勇、葉維廉、李歐梵等台大同
學共同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對當時的文藝有舉足輕重的影響。1966 年
取得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國立
新加坡大學及夏威夷大學，為香港嶺南大學榮譽教授。
劉紹銘學貫中西，中英文著譯頗豐，在中國文學、比較文學及翻譯研
究等範疇都有不少著作，尤以小說體之「二殘遊記」名聞一時。中文著作
有「二殘遊記」、「傳香火」、「涕淚飄零的現代中國文學」和「唐人街的小
說世界」等；英文著作有「曹禺論」、「1960 至 1970 年台灣短篇小說」。曾
協助旅美學人夏志清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並擔任部份翻譯工
作。他曾發表許多討論「自我翻譯」（self-translation，作者翻譯自己的作品）
的文章，在翻譯界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五五五五 O 到七到七到七到七 O 年代的年代的年代的年代的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歷史與文學歷史與文學歷史與文學歷史與文學
從文化翻譯學派的觀點來看，文學創作與翻譯從來就不是作者與譯者
一個人的事情，也無法離群索居、自言自語地閉門造車；每件作品都反映
當代背景的特殊性，必須被放到當時的文化脈絡中檢視，始能探察出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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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的實質意義，或是與既有的作品、資訊做比較對照，才能得知特定作
品對於人類文化的貢獻。日本學者小三山郎認為：「在現代中國，談論文學
即意味著談論政治」。原因不僅是因為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文學精神內含於文
學中，也是由於歷史事實均顯示這些知識分子的批判多著眼於反對極權政
治。170
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差異點在於，國民黨政府儘管在戰後的威權體制
下，對於文學理念與創作採取一元化與政治控管，但相較於中國大陸建國
後的文藝鬥爭還是小巫見大巫。戰後台灣文學發展並不全然是反共文學，
若有助於國府「中國化」政策的各式歷史小說、演藝傳奇、瑣碎的家庭細
節描述與純文藝創作等皆可出版；171然而中共於 1949 年成立以後對知識份
子及作家進行一連串的批判肅清運動，將傳統中國文化連根拔起。「八億人
口，不鬥行嗎？」這是毛澤東在臨死前不久向全國發佈的一條「最高指示」。
在他統治的 27 年裡，掀起了一場又一場血腥清洗，整個社會處於永無休止
的鬥爭迴圈，中國人民被拖入了一次一次的災難之中。首當其衝被當作鬥
爭物件的，總是中國的知識份子。172階級鬥爭、批判運動和血腥鎮壓不計
其數，中共政權對於知識分子的殘害比國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大陸
的知識份子處境更加艱難。中國的現代化不僅嘎然而止，甚至倒退一大步。
在受共產黨統治前，中國原本是由國民黨統治，共產黨崛起的原因主
要是由於國民黨本身的問題：政治腐敗、軍紀渙散、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
物價飛漲、經濟崩潰而失去民心，給予共產黨趁機崛起的大好機會：「共產
黨還向窮人發放救濟糧、鹽和煤炭。在老百姓的記憶中，國民黨從沒做過
這樣的事，所以都說共產黨好。此外共產黨得民心的原因是其士兵紀律嚴
170
見：小山三郎，2003，頁 192。 171
參：陳康芬，2006，頁 89-113。 172
參：丁抒，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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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不搶不姦」。173於是人民為了自己的利益選邊站，最後 1949 年共產黨
逼退國民黨，建立中國大陸。然而 1949 年中共執政以後的一連串的改革，
從「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公私合營」、「肅反」
到「社會主義改造」，其中在土地改革之下許多地主都遭到批鬥、甚至鬥死，
後來在鎮壓反革命中，許多被認為有異常思想的人都莫名奇妙被抓走，加
以勞改、判刑；地、富、反、壞等諸多「階級敵人」有「千百萬人頭落地」。
於是 1956 年中共開始釋放寬鬆的訊號，制定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的「雙百方針」，呼籲有識之士幫助共產黨整肅風氣、謀求國家發展。這場
曇花一現的「北京之春」，乃是執政的共產黨以「言者無罪」為幌子，企圖
「引蛇出洞」，把知識份子中所謂的反黨分子誘騙出來的伎倆。鳴放運動最
後由於觸犯毛澤東的容忍底線，在一夕間驟變為全民反右運動，使得百萬
人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於是這些從前的知識份子成
了「新社會」中的「賤民」階層。據官方統計，在 1957 年的「反右運動」
和 1958 年的「反右補課」中，共抓出 55 萬名右派份子，這些人分別受到
降級降薪、勞改勞教、發配農村邊疆、留職停薪、開除公職、只發生活費、
關押監獄等處罰，絕大多數人皆客死他鄉。174直到 1979 年，在時任中共中
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的胡耀邦力促下，中共才決定將除了 96 名「大右派」
以外的所有右派全部予以「改正」；等到右派平反時，活著的右派僅有十多
萬人。175
這場毛澤東自稱為「陽謀」的知識份子清洗運動，在人類現代史上可
說絕無僅有，更徹底摧毀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獨立思想和自由意志。176著名
173
參：丁抒，1993，頁 75。 174
參：《加拿大星島日報》，2007。 175
見：丁望，2007，頁 19。 176
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的社論發表《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提出他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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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史學家余英時曾表示：「反右運動是中國知識份子第一次開始正式地受
到迫害…因為他們有知識，就不會相信共產黨，就不會完全去作政府的工
具」（本段為筆者聽打摘錄）。177對照中共的知識份子清洗運動與歐威爾筆
下的《一九八四》所創造的黨呼：「愚昧即力量」，可以看出這部作品如何
犀利地透視了極權主義的愚民教育。
這場運動讓毛澤東獲得中國歷代統治者以來空前的自由，沒有了異議
份子，他得以放手按照其意志改造中國，套句他的話，他可以在中國這「一
張白紙」上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了。「反右」之後，毛澤東再送給中國人
民兩件「大禮」：第一件禮物是造成兩千多萬人死於饑餓，經濟瀕臨崩潰的
「大躍進（The Great Leap Forward）」；第二件禮物是號稱「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十年浩劫。反右派鬥爭、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接
連運動不斷的結果，不是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反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悲劇。
文化大革命試圖以暴力的方式繼承「五四」反傳統的精神，以打破封
建、舊思想、傳統權威禮教與宗族本位思想為其運動之訴求，肇生了各種
慘絕人寰的罪行。178所謂的文化，應該是關懷人的文化，但是在專制體制
之下，任何的文化運動都沒有意義──一切文化的反省與改造一定會抵觸專
制統治者的利益，所以中共極權政體之下的所謂文化大革命，只能徒具虛
名。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奪權之爭，同時對知識份子的迫害使許多知
識份子身心嚴重受創，也造成了中國各種「沈默、缺乏批判意識、反智與
「陽謀」論：「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
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見：
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 177
余英時接受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記者何山採訪時發表的談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nyCbr49UHU（accessed June 26, 2007）。 178
見：劉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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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科學的現象」。17919 世紀中期，中國農業與農村文明原本逐漸邁向初期工
業化與城市文明，但是文化大革命卻使中國再度返回農業與農村的文明。
文革時的「上山下鄉」政策將大量的知識份子與城市人口遷移至農村，影
響了中國知識與學科研究的正常發展與創造。180
在那個時空下的文學翻譯家自然有志難伸。許多有志之士原本可以留
在海外任教，但是當時基於愛國心回到中國的下場，卻是換來半生的滄桑、
甚至丟掉性命。在 1957 年的百花齊放中，文學翻譯家紛紛掉入毛澤東精心
策劃的「陽謀」陷阱：頗負盛名的法國文學翻譯家傅雷，成了「反黨、反
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蕭乾「大鳴大放」期間奉命組織文藝
界座談，犯了「搧風點火」罪，理所當然戴上了「右派」帽子；而年輕的
董樂山則被下放勞動監督。西方文學名著也隨之遭殃，許多經典小說均被
列為腐蝕青年思想的「大毒草」，眾多「毒草」從圖書館書架和新華書店貨
架上消失，外國文學翻譯事業日漸蕭條。181五四運動以來文學翻譯家大量
引進西方思想，但在中共執政後，反智運動取而代之，不僅無數文學翻譯
家受到鬥爭，連文學翻譯作品也難以倖免於難，各種文學流通與文化活動
都成了禁忌。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政治政治政治政治、、、、權力與知識份子權力與知識份子權力與知識份子權力與知識份子
「文革」後二十多年來，漢譯西方文學作品在中國大陸擁有相當
廣大的市場，其中包括老一代的翻譯家的經典譯著。千千萬萬的
讀者從長期文化禁錮中解放出來，如饑似渴地從禁果中吸取養
179
見：劉宗正，？。 180
見：劉宗正，？。 181
有關中國於五 O 年代之後的文學翻譯界，請參考巫寧坤，〈紅色中國文學翻譯家的命
運〉：http://www.boxun.com/hero/wunk/38_1.shtml（accessed May 2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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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但是有多少人會想到，在這些一部部精湛的譯著後面，掩藏
著多少譯著者本人可歌可泣的故事。
──巫寧坤
勒菲弗爾認為，一本譯作的命運是被大力引進或嚴格查禁，除了看它
可否彌補譯入語文化中所缺乏的部份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它與當權者的意
識形態是否若合符節；傅科提出「權力」是一套「組織人類知識的技術」，
182「知識」以及「真相」乃是由不同領域、學科和機構間的「權力鬥爭」
而產生，進而賦予權力一種「權威」和「合法性」。183由以上的論述來看，
翻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受到整個系統與文化脈絡的影響，也受到系統內
外的政治權力（意識型態）等影響，因此我們不可能撇開這些脈絡獨立討
論翻譯。傅科說，最後被視為真理的論述往往是具有合法性的論述；在五○
到七○年代中國大陸在無數鬥爭中，也都是以共產黨話語作為最高合法論述
作結。而《一九八四》這部與合法論述相反的著作譯況如何？翻譯這本書
的譯者動機又是如何？
《一九八四》在台灣、中國與香港的譯況，正顯示了從五○年代至今兩
岸三地的政治發展。相較於台灣的譯者，中國大陸與香港譯者顯現出較多
的自主意識與政治批判力，但是這樣的批判力出現在較晚的八○年代，原
因可能是當時的政治情勢相對緩和。譯者劉紹銘在台灣總共出版兩個版
本，1984 年的皇冠版與 1991 年的東大版。董樂山的譯本「公開」於中國大
陸出版的時間是在毛澤東死後、相對開放的八○年代──1984 年出版的；後
來也於 1991 年在台灣志文出版社出版。
劉紹銘在兩個譯本都有序言，分別是皇冠譯序〈日漸伸長的影子：歐
182
Murray, C. et al., 1999, p. 395. 183
Danaher, G., Schirato, T., and Webb J., 2000,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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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與《一九八四》〉以及〈東大版《一九八四》譯本前言〉。由於當時香
港屬於英國殖民地，劉紹銘不需畏懼中國政治力的影響，因此可以大膽在
譯序中表達己見，說出該書在中國被禁的事實，並用極長的篇幅敘述歐威
爾的寫作目的。
他在 1984 年皇冠版譯序〈日漸伸長的影子：歐威爾與《一九八四》〉184
中，說明了歐威爾本人如何受到西班牙內戰的影響，進而了解「報紙上所
報導的，全是『歷史創作』。那兒根本沒有放過一槍一彈的地方，報章上卻
說『戰況慘烈』；那兒死人無數的，卻又隻字不提，我親眼看到的英勇作戰
的軍隊，被貶為懦夫、叛國者；那些根本沒聞過槍聲的人，卻被捧為『光
榮戰役』的英雄」；並提到歐威爾如何從中反思社會主義革命的意義，了解
極權主義與愚民教育的本質。該序中更指出當時的中國大陸找不到任何一
本《一九八四》譯本，《一九八四》被禁的理由十分「明顯」。後來在 1991
年東大版的譯序185中，劉紹銘又說，他是以「誠惶誠恐的『使命感』」翻譯
《一九八四》，他更以「雷鋒」186這號中共為了鞏固政權而創造出來的象徵
英雄，諷刺六四天安門的暴行，希望所有國人讀過《一九八四》以後能對
極權政治心懷警惕。
劉紹銘當時的心態和台灣的譯者頗相近，都是以反對中共政權的心態
寫的，然而他並非著重於反對共產制度，而是較強調對極權的批判。他和
台灣的譯者不同處在於，劉紹銘並不是服膺國民黨反共文藝政策而翻譯此
書，而是出於自由意志的選擇、出自反對中共極權政治的信念，以及後來
184
參：劉紹銘，1984，頁 14-17。 185
參：劉紹銘，1991 年），頁 2。 186
雷鋒是五○年代中共宣傳的樣版：他是一個好戰士，聽毛主席的話、讀毛主席的書等等，
一天到晚全心為人，不為自己。他其實是中共塑造出來的一個神格化人物，由於他死後日
記中被發現多次提及要效忠毛主席的話語，因此共產黨用雷鋒來象徵全心全意為共產黨服
務，忠於毛主席的忠貞黨員。（參：〈中共「榜樣」錄－雷鋒〉：
http://www.epochtimes.com/b5/7/4/23/n16879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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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六四天安門事件衝擊，出自一種對維護人權的使命感，因此他的譯序
不至流於教條式的口號。從這點來看，他的翻譯行為是從他個人的意識形
態出發，基於他身為翻譯家與文化人的責任。
另一位譯者董樂山就沒這麼幸運了。董樂山年輕時就對文學創作有濃
厚的興趣，但五○年代開始，他一步一步遠離了文學，最後成了職業翻譯家，
乃基於政治現實的無奈選擇。不過「不管處在何種狀態何種環境，他最終
都能找到一種寄寓思想和才華的方式」。187細數董樂山的經歷，在 1949 年
原本有機會去香港工作，但他決定留下來，為「百廢待興」的「新中國」
發揮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然而由於在美國新聞處工作過，他求職屢屢受挫，
後來不得不改變初衷，北上新華社國際部擔任新聞翻譯。但獨立思考和講
真話的習慣令他在 1957 年慘被劃為「右派」，下放「監督勞動」，淪為賤民。
在當時一旦被列為「右派」的文學翻譯家，不但從專業工作崗位上被放逐，
而且不得發表譯著或任何其它作品。188
直到 1960 年「摘帽」後董樂山回到新華社工作，「已經身處逆境的董
樂山，在圖書館無意中看到了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的
巨著《第三帝國的興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的英文原著。
作者對希特勒納粹帝國形成與滅亡的全景式描述，以及在描述中的嚴謹歷
史態度和生動文筆，使董樂山馬上意識到這是值得翻譯過來向國人介紹的
巨著。於是，他忘記自己仍是帶罪之身，立即向世界知識出版社推薦出版，
隨後他和李慎之、鄭德芳等人開始了翻譯，並由他三次通校全書」。1891963
年由世界知識出版社作為「內部讀物」發行，只供黨內高層參考，不僅沒
187
見：李輝，2001。 188
參：巫寧坤，？；龐暘，？。 189
見：李輝，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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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稿酬（贊助力量），而且譯者也不得署名。190「《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
的翻譯，有助於當時尚處於封閉狀態下的人們全面瞭解納粹獨裁政權的歷
史和對人類文明造成的危害。這本書先是內部發行，在私下流傳甚廣，以
後又多次再版，發行達數十萬冊，在中國知識界影響很大。可以說，這次
帶有啟蒙色彩的譯事是董樂山翻譯生涯有意為之的選擇，也奠定了他後來
一系列譯著的人文主義基礎」。191
五 O 年代開始，中國大陸籠罩在暴政專制下，所有的論述權都被中央
極權主宰，在六 O 年代至八 O 年代初，為了配合「反帝、反修」這類意識
型態劇烈鬥爭的政治需要，中國大陸的官方出版社以內部名義，陸續翻譯
出版了一批外國文學、社會學與政治著作，作為反面（即共產黨言論中的
反動）教材，目的是為高層領導機關的批鬥提供資料。這些書裝訂設計簡
單，封面只有書名、作者名，都印上「供批判用」、「供內部參考」、「內部
發行」等字。「內部書」是專賣品，不對外公開發行和宣傳。192勒菲弗爾曾
提及極權國家著重意識型態與思想的監控，從中共的許多政策看來，當時
的出版社（贊助力量）的確是官方所壟斷，「內部書」的盛行更提醒我們現
代人言論與出版自由的可貴。
當時知識分子除了受到身體上的迫害、被剝奪基本的論述能力外，中
共更徹底奪走知識分子的經濟來源（另一種贊助力量），一律貶為賤民，不
准他們繼續從事原本的工作。另外強力地以黨國話語「清洗」大眾的「意
識形態」，人手一本紅寶書、口吐毛語錄，於是謊言說一百次逐漸成為人民
信以為真的真理（如同中共塑造出來的象徵人物「雷鋒同志」）。董樂山當
時翻譯了批判納粹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用意很明確，他明知道這本書翻
190
見：巫寧坤，？。 191
見：龐暘，？。 192
參：王曉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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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出來，不會被「公開發行」流傳，但是他秉持理念翻譯出這本萬言巨著，
就是想把握每個可以發聲的機會。儘管他在接下來的文革中再度受到批
鬥，還是繼續翻了許多本反極權的名作，其勇氣與毅力實在令人震撼。
董樂山曾在〈奧威爾和他的《一九八四》〉一文中寫道：「奧威爾不是
一般概念中的所謂反共作家，《一九四八》也不是簡單的所謂反蘇作品。…
奧威爾首先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其次是一個反極權主義者，而他的反極權
主義鬥爭是他的社會主義信念的必然結果。他相信，只有擊敗極權主義，
社會主義才有可能勝利。《一九四八》與其說是一部影射蘇聯的反共小說，
毋寧更透徹地說，是反極權主義的預言。但是無論信奉社會主義或者反對
極權主義，奧威爾都是在他生涯較晚的時候才走到這一步的」。193
董樂山本人和歐威爾的覺醒有異曲同工之處。歐威爾是在 1936 年參加
西班牙內戰時，看見即使大敵當前，打著社會主義口號的極權主義者卻忙
於鬥爭、消滅獨立思考的異議份子；儘管失望，但歐威爾卻「堅定了他對
社會主義的信念，而且明確了是哪一種社會主義，那就是主張政治民主和
社會公正的社會主義，反對一切變種形式的社會主義」。194相較之下，董樂
山的覺醒比起歐威爾更是痛徹心扉，經過「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六
四天安門事件」等無止盡的身心折磨後，董樂山於風燭殘年時寫下了他的
政治遺囑：「二十世紀是個政治恐怖的世紀。二十世紀快要結束了。但政治
恐怖仍然陰魂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價值。是否可以說，對
我們來說，只有徹底否定了諸如「文化大革命」這類恐怖的極權主義，才
給我們這些多年為社會主義奮鬥的人，帶來了真正值得嚮往的社會主義」。
193
參：董樂山，2001，頁 17。 194
參：董樂山，2001，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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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作者歐威爾與譯者董樂山之所以寫/譯出如此名著名譯，其原因都是受
到外在文化與社會（context）的影響：歐威爾是因從小受到上流社會的歧
視與壓迫，加上懷著社會主義的理想參加西班牙內戰，卻發現自己只是兩
個政治理論鬥爭下的走卒，引發了他的寫作動機，來揭露極權主義的真面
目；董樂山一開始同樣受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感召，當時受到蘇聯革命的影
響，社會主義席捲全世界知識界，董樂山對社會主義傾心也屬正常，因此
他翻譯了《西行漫記》這部讚頌中國共產黨的作品，然而經過「五七反右」
以及「文革」的血腥洗禮之後，他沉痛地領悟了極權主義的本質，進而發
憤譯出多部刻劃極權主義入微的譯作。（請參見圖二）
仔細檢驗他翻譯的作品，有最初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
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描述納粹德國的《第三帝國的興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到匈牙利作家亞瑟‧庫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揭露史達林恐怖統
治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以及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政治預言小說《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與《奧威爾
文集》等。一般人看到《西行漫記》與《一九八四》，會認為這兩本書根本
是天差地遠：前者是描寫中共政權的成長，後者是敘述極權主義的恐怖；
前本作者後來成了文革中極少數獲得毛澤東青睞、隨行身邊的高鼻子文
人，另一個作者則是終身以寫作來反抗專制極權主義。董樂山怎麼會譯出
如此對立的兩本書呢？
筆者認為董樂山始終相信社會主義的理想，但是他極力反對極權主義
195
參：巫寧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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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社會主義之名來迫害人民。《西行漫記》的寫作背景是在左派思潮席捲全
世界之時，當時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感動了無數知識分子，因此許多知識
份子起而參加西班牙內戰，原意就是為了以行動表示對社會主義的支持；
所以不管是《西行漫記》、《第三帝國的興亡》還是《一九八四》，都可以看
出董樂山的價值觀始終如一、有一個客觀標準──追求人類共同的正義、自
由、平等和真善美的理想，反對一切黑暗專制、泯滅人性的作為。這也正
是薩依德不斷大聲疾呼的知識份子理想典型──絕不屈服權勢、能獨立思
考、更以人類苦難為念的知識份子。
進一步用薩依德的的觀點來解析董樂山之所以選擇翻譯《一九八四》
的原因，不僅是出於切身之痛，更是對泯滅人性的極權主義提出的批判。
一連串振聾發聵的譯作顯示出他具有自由知識分子的主體思考，每部譯作
都是有目標的特定選擇，期能讓讀者更深刻了解什麼是人文精神、社會主
義與極權政治；翻譯作為他的職業絕非純粹賺取稿費的謀生工具，這也正
是作為翻譯家和翻譯匠的區別。在當局嚴密的思想監控之下，董樂山利用
譯作「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以一枝譯筆說出自己想說的話」。196正
如《董樂山文集》編者李輝所言：
董樂山對讀者的衝擊不只是限於在翻譯的信達雅方面所達到的程
度，更在於他把翻譯的選擇，作為履行一個知識份子歷史責任的
方式。歲月的磨礪，早早地讓他變得成熟而深沉。他不是那種逆
來順受的弱者──雖然他許多年裏一直是弱者，他也不是思想淺薄
隨遇而安的庸碌之輩。他知道智慧與知識對一個知識份子所具備
的意義，他更知道如何在有限的空間裏，放飛無限的思想和情感。
他並不是隨意地走在翻譯的路上，漫不經心地順手拿起一本書就
196
見：巫寧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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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翻譯，僅僅把這作為打發時光消磨生命的一個過程。恰恰相
反，他把翻譯的選擇，與對命運的感觸、對歷史的關照緊密聯繫
在一起。他找到了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他可以在裡面自由呼
吸。…可以說，當董樂山最初決定動手翻譯《第三帝國的興亡》
時，這種翻譯與人生的關係便開始形成。從那時起，一直到他生
前最後出版幾本譯著《西方人文主義傳統》《奧威爾文集》《蘇格
拉底的審判》，他所翻譯的各種不同的史著、回憶錄、小說、理論
著作，與他的所有書評和雜文，構成了一個整體，將他作為一個
知識份子在當代中國所發揮的獨特作用表現得美麗無比。他的思
想在發出自己的聲音，從而，他的文章和他的譯著便具備了持久
的生命力，而且不會因他去世而為人淡忘。相反，人們在閱讀他
的文集和譯文集時，會時時聽到他的聲音，還是那麼親切，那麼
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197
197
見：李輝，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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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董樂山這樣的翻譯家啟發了無數人。政論家曹長青曾說：「在中國所
有的翻譯家中，董樂山是最令我敬佩和感動的，因為他翻譯了威廉．夏伊
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庫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奧威爾的《一九八四》、
《動物農場》和《奧威爾散文集》等這些深刻揭示極權社會黑暗的作品。
只有對極權社會徹骨痛恨的人，才有可能用心血翻譯這些作品。在他那一
代中國知識人中，有翻譯能力的大有人在，但明顯地是，能清楚地意識到
這些作品價值的人屈指可數，否則怎麼這僅有的幾本關於極權專制的書，
外在因素外在因素外在因素外在因素
西班牙內戰 &
英國殖民經驗
寫作寫作寫作寫作 動力動力動力動力
譯者與譯文 作者與文本
外在因素外在因素外在因素外在因素
政治、社會環境
內在因素內在因素內在因素內在因素
譯者自我要求
與堅持
權力運作
宰制/
促使
抵抗/
順應
翻譯翻譯翻譯翻譯：：：：英英英英↓↓↓↓中中中中 知
識傳遞的過程
知識傳遞的過程
知識傳遞的過程
知識傳遞的過程
圖二：Orwell & 《1984》
內在因素內在因素內在因素內在因素
作者受到權力
宰制之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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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都是董樂山先生翻譯的！」198
董樂山的譯作影響之所以深遠，就是因為他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觀，對
政治哲學有自己的立場，而不是人云亦云、服膺政權底下的應聲蟲，這也
正是他與其他台灣的《一九八四》眾譯者不同之處──套句薩依德的話，沒
有人會把董樂山誤認成無名小卒。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文壇有如此多人懷念
董樂山的原因，他死後許多中國的翻譯家與知識分子，如藍英年、郝一匡、
梅紹武、龐暘與薛涌等，都紛紛撰文懷念這位翻譯大家，有人稱其為「戴
著鐐銬跳舞的思想者」199、「偷運軍火的人（意指他像「普羅米修斯盜火」
般，將許多禁忌的政治文化作品譯介到中國）」200，足見他對於中國翻譯與
知識界的影響之深遠。他在翻譯的卓越成就，堪稱當代翻譯家典範。
198
見：曹長青，？。 199
見：巫寧坤，？。 200
見：潘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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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文化翻譯與翻譯政治文化翻譯與翻譯政治文化翻譯與翻譯政治文化翻譯與翻譯政治
傳統的翻譯觀視翻譯活動為客觀的語言轉換，是接受外來資訊的客觀
管道；然而以文化的觀點來看，從原語文本的選擇、譯者的選擇、譯者對
翻譯策略的選擇、收錄評介的選擇到譯文在譯入語文化系統中的影響，都
不是客觀的語言轉換所能決定的。以往的翻譯研究大多討論文本，強調譯
者的隱形（invisible）角色，很少關注於譯者腦中的「黑盒子」運作過程，
直到文化翻譯學派興起，譯者的主體性才受到關注。或許有人會批評譯者
何來主體性之有，然而這麼說是錯估、更是低估了譯者的角色。正如歐威
爾本人所言：「沒有一本書是完全不帶一點政治傾向的。認為藝術與政治
無關的觀點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態度」。所以在討論翻譯作品時，怎能不討
論到意識形態與政治？
翻譯影響了近代中國的發展──五四新文學運動大量引進西書翻譯，例
如周氏兄弟（魯迅與周作人）的文學生涯就是從翻譯開始，他們認為翻譯
能「改良思想」，引導國人進步，201這就是翻譯的「非語言」角色，也就
是「文化」角色。不論從東漢時期的佛經翻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五
四運動時的人文社會科學翻譯，或是五○年代共產中國的俄國作品翻譯，202
歷史事實均顯示翻譯絕非僅為語言的轉換，而常帶有引領社會變革與進步
的角色，所以當我們談論近代中國的翻譯，不能不討論政治背景與意識型
態對翻譯的影響，否則就是見樹不見林。
201 參：何紹斌，2005，頁 122。
202 see: Kenan, L., 2002, p.16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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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勒菲弗爾，意識形態包含了多重涵義，最主要的兩個是贊助力量
背後的意識形態，以及譯者本身的意識形態。這兩股力量相互拉扯，若是
譯者經過抵抗後，對於理念的堅持超越了外在力量的壓制，那我們就可以
看到知識分子的主體思考與批判；若是霸權的壓制勝出，那就是所謂譯者
的沉默無聲與隱形化的現象。換句話說，當譯者翻譯的書籍是為政治服務
時，他/她的臉孔其實是模糊的，讀者對譯者無法留下任何印象，知識分子
獨特的聲音在這裡便缺席了。
薩依德和文化翻譯學派一樣，強調知識分子的「主觀」與「個人意識」
的重要性。203當譯者主體性勝出，那麼其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的獨特形象即
躍然紙上，反之則只能「隱形」於官方的論述系統中。近代中國知識分子
的批判性精神實乃內含於文學之中，歷史事實更顯示知識分子的批判多著
眼於反對極權政治，204可以說現代中國文學與政治是不可分的，因此本文
在討論兩岸的翻譯現象時，特別強調政治對翻譯的影響，以及知識分子與
官方霸權的角力與拔河。
薩依德認為每位知識分子的職責就是「宣揚」與「代表」特定的看法、
觀念與意識形態，並期望能在社會產生影響力。若知識分子宣稱其發言或
寫作只是純粹做學問、不帶個人主觀，這樣的話「不但不能相信，而且『一
定不可以』相信」。他以法國著名作家惹內（Jean Genet ）的話證明，「在社
會發表文章的那一刻就已經進入了政治生活；所以如果不要涉及政治，那
就不要寫文章或發表意見」。205任何一種行為都有目的，翻譯既然是種文化
行為，就帶有某種文化目的：譯者作為兩種文化間的掮客，其角色並非中
立客觀，其文化取向與意識形態會藉由翻譯的選擇「再現」，例如透過翻譯
203 參：單德興 譯，1997，頁 93。
204 見：小山三郎，2003，頁 192。
205 參：單德興 譯，1997，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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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意識形態，或透過翻譯批判現存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試圖達到啟蒙
與變革的目的。206董樂山的《一九八四》譯作與殷海光的評介正是如此。
由於近代中國的局勢動盪，尤其是中共政權與國民黨政權於五○年代
開始不約而同採用極權統治，直到八○年代才逐漸鬆綁，因此在討論《一
九八四》譯況時，若不細查背後的政治背景，很容易忽略許多值得注意的
現象。在極權主義下，官方意識形態與霸權論述會壟斷所有論述系統；但
也有人說其實「極權國家沒有意識形態的問題，極權主義只是為了追求極
大權力，權力不是方法或工具，而是目的，權力的主題就是權力」。207然
而不論如何，傅科對權力與論述的觀點可以作為我們檢視各種論述與文學
現象的一個參考。在上述各章可以看到，反共文藝論述成為台灣當時的「真
理」話語，剝奪了知識份子的創作權，也弱化其批判思考能力，因此譯介
《一九八四》多是從官方反共論述為出發點，翻譯《一九八四》的譯者也
多為國民黨政軍系統出身，背後有官方的「贊助力量」支持。
同樣地，五○到八○年代的中國，經歷一段又一段的知識份子清洗運
動之後，有效地把知識分子封口，使之變得消極、缺乏主體思考能力。除
了無數文學翻譯家受到鬥爭，連文學翻譯作品也遭殃，各種文化活動都成
了毒草，「知識」成為特定階級的專屬品，這點從「內部書籍」的盛行可以
印證──只有屬於官方讚許的意識型態才能出版流通，其餘的書籍就只能作
為「反動」教材。在這樣的權力宰制之下，知識分子的抵抗能否超越官方
強大壓力的馴化，正是檢視譯者主體性之關鍵，在譯者董樂山的身上，即
充分展現了譯者的主體性與知識份子的自覺。
206 見：夏貴清，2004。
207 see: Osborne, J. and Creighton, A., 1958,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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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譯者的知識分子角色譯者的知識分子角色譯者的知識分子角色譯者的知識分子角色
When the Nazis came for the communists, I remained silent; I was not
a communist. When they locked up the social democrats, I did not
speak out; I was not a social democrat. W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I did not speak out; 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 When they
came for me,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out.
當納粹來抓共產黨人時，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當
他們把社會民主黨人關起來，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
黨員。當他們來抓勞動工會的人時，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工
會份子。當他們來對付我時，已經沒有人幫我說話了。
－－Pastor Martin Niemöller (1892-1984)
傅科認為權力會透過所謂牧園機制對「主體」進行控管與馴化，最後
使之淪為社會系統中權力的「客體」。208從而薩依德主張知識份子必須超脫
「牧園機制」的馴化，不被系統收編、不做專業人士或御用學人、永遠保
持清醒並「對權勢說真話」：209代表窮人、下層社會、沒有聲音的人、沒有
代表的人、無權無勢的人發言。210薩依德這樣的主張除了呼應現代民主與
人權潮流，也是基於現實的觀點，若沒有知識分子不斷地批判與懷疑，誰
能擔保主掌權力者不會剛愎自用，而能始終設身處地為被統治者設想？翻
譯既為知識傳遞的一環，譯者便具有知識分子的身分，必須知道如何突破
208 see: Moore-Gilbert, B., 1997.
209 參：單德興 譯，1997，頁 34。
210 參：單德興 譯，1997，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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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宰制系統的限制發出諍言，更要知道何時善用語言介入，不論是以演
講、翻譯，或寫作的方式。
以往的翻譯研究視譯者為忠實傳達原文的傳聲筒，忽略譯者也有自己
的意識型態、是個活生生的個體，不僅受到社會的影響，也試著憑一己之
力影響社會。事實上譯者選擇自己喜愛的作品翻譯，本身就實踐了一種選
擇權；而從譯者「選題」的傾向來觀察，董樂山是一位很有自己想法的人。
從他的譯序與文集，看得出他一貫堅持的自由、正義與反極權的價值觀；
即使迫於政治現實的無奈只能將文學熱情寄託於翻譯，但是他卻能轉換譯
者原本不被重視的角色，展現出譯者的主體性與操控權。他的例子明白地
告訴我們，譯者也可以是個有聲音的知識份子。
《一九八四》在台灣的譯者臉孔是模糊不清的，因為讀者聽不到屬於
他們的獨特聲音，隨著時代變遷與民主思潮崛起，國民黨反共霸權論述崩
解，這些譯者也逐漸隱沒於歷史洪流。然而這個世界上沒有聲音、沒有臉
孔的「隱形」譯者已經夠多了，我們需要的是更多能時時保持警覺、不讓
約定成俗或似是而非的觀念牽引的知識分子；這世界需要的並非「諾諾之
人」（yes-sayers），而是「諤諤之人」（nay-sayers），211這同時是一個社會與
文化保持活力的條件。眾多的歷史教訓顯示，異言堂永遠優於一言堂，多
元文化總是勝過單一文化，唯願譯者能更深刻體會身為文化人的責任，更
看重自己的知識份子角色，發出令人動容的獨特聲音。
211 參：單德興 譯，1997，頁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