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712 一770 〉, 一生创作诗歌近三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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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杜甫诗歌风格的阐释

冯建国（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目录

引言

第一章杜诗风格的沉郁顿挫

第一节沉郁——思想内容的深广博大，情感的深沉厚重

一、思想内容的深广博大

二、情感的深沉厚重

第二节顿挫——结构的曲折开阖和音律的抑扬变化

一、章法结构的起伏转折、纵横开阖

二、音韵节奏的顿挫抑扬、奇正转换

第二章杜诗风格的多样性

第一节清新自然的风格

一、草堂诗：清新自然风格的代表

二、谢、陶：清新自然风格的渊源

第二节雄放俊逸的风格

一、浪漫不羁的杜甫：雄放俊逸风格的个性基础

二、波澜跌宕：雄放俊逸风格的结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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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鲍、庾：雄放俊逸风格的渊源

四、北方文化：雄放俊逸风格的地理文化特征

第三节险怪奇拔的风格

一、崇高感：险怪奇拔风格的诗心

二、修辞、意象的拗怪冷僻与拗体：险怪奇拔风格的表现形

式

三、杜甫与李贺：险怪奇拔风格的嗣响

第三章杜诗风格多样性的原因

第一节时代的风云变幻与人生际遇的跌宕起伏

一、开元盛世与读书游历


二、潜伏的危机与困守长安

三、安史之乱与短暂为官

四、社会动荡与漂泊西南

第二节思想的多元化与诗风的多样化

一、儒家思想与诗风

二、佛教思想与诗风

三、道家、道教思想与诗风

第三节诗歌史发展规律与杜甫的文学观及对前人的继承

一、诗歌史发展规律

二、杜甫的诗学观

三、杜甫诗歌对前人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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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沉郁顿挫”，一直被文学界视为杜甫诗歌的典型风格。本文认

为，“沉郁顿挫”的确是对杜甫部分诗歌风格、尤其是一批最能体现杜诗水平

的优秀诗歌风格的典型评价和概括，并分别从内容和形式的角度、以及形式和

内容的相互关系角度，进一步阐发了杜诗“沉郁”与“顿挫”之间的辩证关系：

“沉郁”这种风格，主要体现为杜诗思想内容的深广博大和情感的深沉厚重；

而结构的曲折开阖和音律的抑扬变化，则是杜诗“顿挫”风格的主要体现；深

广博大的思想和深沉厚重的情感最终还要靠适当的艺术表现形式反映出来，内

容的“沉郁”要求形式的“顿挫”，形式的“顿挫”也能加深内容的“沉郁”。

然而，身为一位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如果我们仅仅以“沉郁顿挫”

概括其全部诗风，又难免有挂一漏万、以蠡测海之失，因此，对杜诗风格作更

为细致、更为全面地揭示、阐述，就具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站在这个角度上，

本文又概括出杜诗风格的三种类型，即：清新自然，雄放俊逸，险怪奇拔。杜

甫清新自然的诗风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主要表现在他的草堂诗歌中，表现了

诗人高雅的情趣和细腻的审美，流露出诗人热爱现实人生的赤子之情和民胞物与的博大

胸怀；杜甫雄放俊逸的诗风上承鲍照、庾信，从中可以窥见杜甫性格中放旷不羁

的一面，说明了杜诗不惟是现实主义的，也是浪漫主义的；杜甫险怪奇拔的诗

风则是杜甫在史诗上的首创，他崇高博大的诗心和奇诡波澜的诗艺深深影响了

后辈诗人李贺，从而使“险怪派”卓然成为一家。通过对这三种类型诗风的分

析，我们发现，杜诗的“集大成”不仅可以指其诗歌的艺术成就达到了前人难

以企及的境界，更可以指其诗歌风格继承了前人的优秀传统，为前代诗歌作了

一次百川汇海式的总结，从某种程度上说，唐代初期所力图达到的南北融合的

文风，正是到了杜甫手中才真正完成的。不惟如此，杜诗既是对前代文风的总

结，更是后代文风的渊薮，为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深化，开拓了无数可能性。

站在诗史的高度上，杜甫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结点”。杜甫诗歌的风格是多

样的，造成杜诗风格多样性的原因亦是多样、复杂的。杜甫的一生，经历了唐

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朝，这一时间跨度，可以说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渡

期，亦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大转折。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诗歌是时代

和人生跳动的脉搏，杜甫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当他用如椽巨笔，将时代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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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嬗变、将人生的际遇无常纳入到诗歌的世界中去后，他的诗，也就成了那段

宏阔的历史的缩影；他的诗，也就必然因为时代的纷纭变幻和人生的丰富多彩

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特征。唐代，尤其是盛唐，是一个思想开放、文化多元

的时代，思想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儒为主，兼取百家。这在当时形成了儒、

释、道三家并存的局面，在唐代作家中，很少有单独或儒或佛或道一家影响的，

他们大多儒、释、道的思想都有。杜甫作为其中的一员，当然也是兼有三种思

想，思想的多元化有助于杜诗风格的多样化。诗至盛唐，诸种风格兼备，诸诗

人各有所长、各擅胜场，然而，盛唐之所以被称为中国诗史的高峰，不仅在于

其境界之高、风格之广，她还需要一位能够真正的汇集诸家所长、兼备古今之

体的“集大成”的诗人，只有有了这样一位诗人，盛唐诗的高峰才是完整的，

盛唐诗的成就才是当之无愧的，这是诗史的要求，亦是一种文学样式发展到成

熟、顶峰阶段的必然规律，杜甫正是这样一位应运而生的诗人，杜甫的诗风的

多样化，正是文学史赋予他的使命。与唐代初期及同时代其他诗人相比，杜甫

的诗学观念是最为通达开明的。正是由于他这种“转益多师”、“别裁伪体”

的诗学观和创作实践，才使得他能够吸收诗歌史上的一切宝贵经验和财富，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接受、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从而形成了自己“集

大成”的诗歌观念，进而形成了多样化的诗歌风格，将盛唐诗推向了高峰，完

成了自己在诗史上的使命。总之，时代的风云变换，人生遭际的跌宕起伏，社

会思潮的多元并存，既构成了杜诗风格多样化的外部原因，实际上也奠定了杜

诗风格多样化的心理基础；而文学史发展的规律则成为杜甫诗歌风格多样性的

内部原因和根本原因。由杜甫诗歌风格的多样性来揭示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正

是本文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杜甫风格沉郁顿挫多样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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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学的风格，是指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总体特点，是识别和

把握不同作家作品之间区别的标志，也是识别和把握某一作家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作品

之间区别的标志。

前人论杜诗风格者，多以“沉郁顿挫”称之。这的确是对杜甫部分诗歌风格、

尤其是一批最能体现杜诗水平的优秀诗歌风格的典型评价和概括。杜甫的这一部

分诗歌，论思想内容与情感则深广博大、深沉厚重，有“沉郁”之慨；论表现形

式则结构开阖、音律铿锵，有“顿挫”之致，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

然而，身为一位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如果我们仅仅以“沉郁顿

挫”概括其全部诗风，又难免有挂一漏万、以蠡测海之失，因此，对杜诗风格作

更为细致、更为全面地揭示、阐述，就具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站在这个角度上，

本文又概括出杜诗风格的三种类型，即：清新自然，雄放俊逸，险怪奇拔。通过

对这三种类型诗风的分析，我们发现，杜诗的“集大成”不仅可以指其诗歌的艺

术成就达到了前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更可以指其诗歌风格继承了前人的优秀传

统，为前代诗歌作了一次百川汇海式的总结，从某种程度上说，唐代初期所力图

达到的南北融合的文风，正是到了杜甫手中才真正完成的。不惟如此，杜诗既是

对前代文风的总结，更是后代文风的渊薮，为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深化，开拓了

无数可能性。站在诗史的高度上，杜甫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结点”。杜甫拥有

如此重要的地位，其诗风的多样性，正是我们得出这一结论的极为重要的依据。

了解了杜诗的风格是多样的，进而分析杜诗风格多样性的原因，就有利于我

们对杜诗的风格有更为立体的、系统的认识。时代的风云变换，人生遭际的跌宕

起伏，社会思潮的多元并存，既构成了杜诗风格多样化的外部原因，实际上也奠

定了杜诗风格多样化的心理基础，社会与人生，最终都要通过诗人的心灵，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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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文化——心理结构”，才能对文学起作用，所以，我们虽然是在对杜诗

风格多样化的外部原因进行条分缕析地探索，却并没有绕过诗人的心理与精神这

一中介。当然，杜诗风格的多样化，更为根本的还是文学史发展的规律，这可以

说是更为内在的深层原因，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离不开这一只隐藏在现象背后

的“手”。在文学史转关的重要环节上，有杜甫这样一位在思想、风格与艺术上

“集大成”并能承前启后的诗人出现，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其实，与其说是

巧合，毋宁说是文学史对杜甫的召唤，是文学发展规律赋予杜甫的使命。杜甫这

一个体的出现，或许只是历史的偶然，然而，他所代表的“集大成”、承前启后

的意义，却可以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信息，是文学史发展的必然。认识到这一

辨证关系，或许对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杜诗风格的多样性及其意义与价值，

会有莫大的帮助。

由此可见，对杜诗风格的再认识，绝不是老生常谈，如果我们站在文学史发

展的高度上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对杜诗风格的探讨，不仅仅涉及到对杜

甫本人的诠释和理解，更涉及到对文学史发展脉络及规律的诠释和理解，这就是

本文的深层意义之所在。

第一章杜诗风格的沉郁顿挫

唐代伟大的诗人杜甫（712 ——770），一生创作诗歌无数，留传下来的也

有一千四百余首。论及杜诗的风格，为历来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宋人严

羽曰：“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 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①清人方东树曰：

“沉郁顿挫，苍凉悲壮，随意下笔而皆具元气，读之而无不感动心脾者，杜公

也。”②陈廷焯亦云： “杜陵之诗，包括万有，空诸倚傍，纵横博大，千变万

化之中，却极沉郁顿挫，忠厚和平，此子美所以横绝古今，无与为敌也。” ③从

古至今，类似评语不一而足。其实，最早用“沉郁顿挫”来评价杜甫作品风格

的，正是杜甫本人，其《进雕赋表》曰：

自七岁所缀诗笔 , 向四十载矣 , 约千有余篇。„„则臣之述作 , 虽不能鼓吹六

①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年 5 月第 1 版。 ② 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9年 5 月第 1 版。 ③ [清]陈廷焯著，杜维沫校点《白雨斋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 10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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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先鸣诸子, 至于沉郁顿挫, 随时敏捷, 扬雄、枚皋之流 , 庶可及也。①

他首先把“沉郁顿挫” 作为自己作品的一种整体风格而标举，所以后人论杜诗，

也多把“沉郁顿挫”作为其最显著、最具代表性的风格来看待。

“沉郁顿挫”的确是对杜甫部分诗歌风格、尤其是一批最能体现杜诗水平的

优秀诗歌风格的典型评价和概括。站在理论的高度上，我们今天评价一位作家的

作品，不外乎从“内容”和“形式”这两个最基本的体系和范畴来着眼，而“沉

郁顿挫”，恰好暗合了这两个基本体系和范畴，是对杜甫这部分诗歌风格的典型

概括。在笔者看来，“沉郁”主要是就杜诗思想的深广博大和情感的深沉厚重而

言的，属于“内容”范畴；“顿挫”则主要是就杜诗结构的曲折开阖和音律的抑

扬变化而言的，属于“形式”范畴。当然，“内容”与“形式”是一对既相互矛

盾，又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体，二者相生相成，不可分割。“内容”需要与之相

适应的“形式”来表现；而“形式”则是“内容”最佳的体现，二者缺一不可。

同样的，“沉郁”与“顿挫”也是如此，内容的深广博大、深沉厚重需要有曲折

开阖、抑扬变化的形式作为载体；而形式的曲折开阖、抑扬变化又加深了内容的

深广博大、深沉厚重，这二者是紧密地统一在一起的。实际上，无论是“沉郁”

还是“顿挫”，都包含有“内容”与“形式”这两个范畴的内容，“沉郁”既指

思想内容的深广博大和情感的深沉厚重，又包含有艺术表现上的含蓄蕴藉的因

素，是“内容”中有“形式”；而“顿挫”既指结构的曲折开阖和音律的抑扬变

化，又包含有思想情感上的跌宕起伏，是“形式”中有“内容”。实际上，“内

容”与“形式”的划分，本来就不是可以简单地“一分为二”的。笔者之所以将

“沉郁顿挫”分为主要体现内容特点的“沉郁”和主要体现形式特点的“顿挫”，

一是因为二者确实分别有所侧重，二是因为这样划分，有利于我们更加详细、更

加深入地探讨杜甫这一部分诗歌的风格特征，而并不是做截然不同地分割，这一

点必须说明。

第一节沉郁——思想内容的深广博大，情感的深沉厚重

“沉郁”这种风格，主要体现为杜诗思想内容的深广博大和情感的深沉厚

重。

①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释《杜诗详注》，中华书局 1979年 10 月第 1 版。按，本文引用杜甫诗文皆出

自仇注《杜诗》，以下不再单独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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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内容的深广博大

杜诗之反映社会现实 ,全来自切身的生活感受，无论写景、叙事、议论、

抒情，均有感而发、有为而作，故而能够写就质实丰满、有血有肉的动人诗篇。

尤其是那些反映人民疾苦、同情关怀人民和忧患国事、心系国家命运的诗歌，

更是贯穿在诗人的整个创作历程中，深刻体现了杜诗思想内容的深广博大。

早在困居长安十年的一些作品里，杜甫就已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

“穷年忧黎元 ,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人民的不

幸而痛苦。甚至当他的幼子被饥饿夺去生命时，也并没有只沉浸在“所愧为人

父，无食至夭折”的个人悲痛之中，他想到的是自己“生常免租税”, 尚且“抚

迹犹酸辛”，而广大人民的生活，则更不堪设想了。由此，他发出“默思失业

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鸿洞不可掇”的无限感慨。这些诗篇，语多哀

怨，情多忧郁，思想深沉。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盛转衰，国家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人民更是灾

难深重。这一时期，诗人怀着对祖国前途、人民命运的万分忧虑，写出了许多

不朽的诗篇，如《悲陈陶》、《哀江头》、《羌村》、《北征》等，这些作品 ,

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渗透着诗人国破家亡的无比悲痛，诗的沉郁悲壮

的情调更为浓厚。《悲陈陶》开头概括战场上的惨况：“孟冬十郡良家子，血

作陈陶泽水中”，指出在战场上为国家英勇奋战，浴血牺牲的是良民、百姓，

他们全军覆没，血染陈陶泽，致使原野显得格外空旷，世界也仿佛变得格外寂

寥：“野旷天清无成声”，这种“野旷天清”的寂寥，不是因为和平宁静的生活，

而是因为“四万义军同日死”的惨烈结局。这首诗，在天地同悲的氛围里，再

现了唐王朝在平叛中遇到的重大挫折。全诗两句一转，沉郁曲折，蔚为凄恻，

动人心魄，表达了对战死的战士的悲悼和对国家命运的忧患。《哀江头》则是

从曲江景色移换写起，转入杨贵妃专宠骄奢以至缢死马嵬坡的历史悲剧。国破

家亡的悲痛是贯穿全诗的中心思想。诗的情节安排，从眼前景到回忆往事，又

从回忆往事转到现实生活，贯穿在诗中的感情，先是哀，触类伤情，事事堪哀，

后转乐，回忆李、杨豪奢生活的逸乐，再转而写哀，把亡国的哀痛推向高潮。

全诗哀乐交替，既突出了两者的因果关系，也更好地表达了诗人难以抑止的哀

愁，使全诗波折纡曲，意境深邈，体现出杜甫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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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发生后，诗人和人民一道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共同经历了战

乱的痛苦。这时候，他对人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人民的感情也更加密切了。

于是他写出了更多的反映人民疾苦的不朽之作，其沉郁的风格也表现得更为显

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三吏”、“三别”。这六首诗是继《羌村》、《北

征》之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所达到的又一高峰，也是最能表现其沉郁诗风的

作品。这六首诗思想内容相当复杂，诗人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残酷的不合理的

兵役制度，反映出人民的痛苦和不幸，另一方面又极力鼓舞人民抗敌的热情，

歌颂了人民忍受痛苦和牺牲，挺身赴国难的精神。在写作上，用笔深曲，变换

不凡，以质朴的语言，沉痛的感情，叙述事件的全过程。如《石壕吏》写官吏

夜晚捉人的情景，诗人以时间为顺序，由“暮”而“夜”而“天明”，把“夜

捉人”的整个过程都描述出来了。头二句先写傍晚诗人投宿石壕村，夜间就有

县吏来捉人，点出“捉人”的题旨。三、四句一写老翁，一写老妇，两人的行

动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接下去十六句就转入具体叙述了：先写县吏的咆哮如雷，

老妇哭泣啼叫，形成强烈的对照。次写老妇前致词，有三层意思：一是她的三

个儿子都被征调到邺城去，两个已战死；二是家中只有一个媳妇带着刚吃奶的

孙子，这样的母亲不应被征调；三是老妇表示自己“请从吏夜归”，“犹得备

晨饮”。最后四句，回应开头，涉及所有人物，写出事件的结局和诗人的感受。

全诗叙事层层深入，笔法变化多端，迂回婉曲，首尾呼应，悲怨之情，贯穿始

终。诗中老妇诉说战乱给她家带来的不幸，声声泪，句句血，感人至深。《垂

老别》里描绘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人“投杖”从戎的悲惨画面。《新婚别》

里刻画了结婚才一天的新婚夫妇，离别出征的辛酸场面等，也都是愁苦之言，

哀怨之声。就是在这些诗中有一些鼓舞和歌颂人民去战斗的诗句，也并不是慷

慨激昂的言词。如诗人在《新安吏》诗末写道：“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婚别》里的新娘，在恋恋不舍地哭诉之后，

又忍痛告慰新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与其说是勉励，毋宁说是诀别，

其沉郁之情仍流于笔端。对战争的矛盾态度正反映出杜甫思想的深沉博大处，

一方面，从国家命运着眼，确实需要这些无辜的百姓身赴国难，流血牺牲；而

另一方面，他又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为这些无辜百姓的悲惨命运深深哀叹，

痛斥战争的无情和残酷。两种心情纠结缠绕在一起，使得诗人无比痛苦，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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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诗，便自然有沉郁之慨、深沉之思。

杜甫还有一些诗，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亦反映出其思想内容的深广博大。

如前面提到的那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单就其内容的充实来说,其既

广且深的程度，亦可谓如地之所负，如海之所涵。把它看作长安十年的总结，

不够，它是诗人大半生的总结；把它看作一篇“心迹论”，不够，它除了诗人

的内心世界之外，还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写志愿怀抱，则千回百转而终于

不能改变初衷；论朝廷时政，则洞幽察微，预见到动乱的历史风暴；述坎坷遭

际，更不独风雪阻隔之苦、幼子夭折之痛，且推而广之，由己及人，将天下苍

生纳入自己的胸怀。单就思想内容的深广博大而论，除了屈原的《离骚》之外，

恐怕难以找到可以与它伦比的作品。

从某种程度上讲，杜甫诗风的“沉郁”正是其深广博大的思想在作品中的

反映。众所周知，杜甫是较早地在诗歌作品中反思“安史之乱”的诗人，更是

当时在作品中反映社会现实最多的诗人，故他的诗才有“诗史”之称。从思想

内容上讲，他的诗既不像以前盛唐诗人少年似的青春、天真、乐观，也不像后

来大历诗人老年似的事故、通达、无望，而是中年似的深沉、雄厚、博大。因

而，他的诗，也就既不是骨气端翔、光英朗练、兴象玲珑的情来、神来、气来，

也不是气骨顿衰、江河日下的凄冷衰飒、寂寥落寞，而是在雄壮中有愁郁、在

沉痛中有慷慨、在悲怨中有峭拔的沉郁。

杜诗深沉厚重的情感更能体现出“沉郁”的风格特征。

二、情感的深沉厚重

诗歌要有深厚的内容，首先就要求诗人有真情实感，释惠洪说：“吾是知文

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之诗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①

此说颇具眼力，正因为杜甫敦厚诚实，情感深沉厚重，发而为诗，以我手写我心

我情，杜诗才具有“沉郁”之风。

试看《春望》一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首诗作于唐肃宗至德二年三月，时安史叛军已陷长安。杜甫在逃难中为叛军所

① [宋]惠洪，陈新点校《冷斋夜话》,中华书局 1988 年 7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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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虏至长安，想逃却逃不掉，又正逢春天，春草深，春花发，春鸟鸣，景色一

片绚丽，可是国破家亡，一切在昔日看来美好悦人之景，今天看了却令人伤感心

惊。诗首言国破，足以生悲；复言山河在，草木深，其悲又深一层。感时因及思

家，思家因及恨别，国愁家恨，纵横交错，又深一层；忧国思家又无人诉，仅对

花鸟，则愁又加孤独，更深一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前句接“感时”，

后句接“恨别”，国土烽火硝烟，家乡亲人无音，双重忧愁不可解脱，只有白发

越搔越短，稀稀疏疏简直不能簪了。整首诗内容深厚，思想纠结不可解，感情悲

壮，结句非常含蓄，充分体现了杜诗沉郁的风格。诗中既叙述了个人遭遇，也反

映了时代悲剧。个人遭遇仅是战乱与诗人个人的冲突；时代悲剧则是叛乱以及整

个社会的矛盾。双重矛盾产生了诗中的双重感情，构成了诗歌的沉郁风格。

杜甫于大历元年旅居夔州时所作的组诗《秋兴八首》，更能体现出其情感的

深沉厚重和诗风的沉郁。

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至广德元年始告结束，而吐蕃、回纥乘虚而入，藩镇

拥兵割据，战乱时起，唐王朝已难以回复旧观。此时，严武去世，杜甫在成都生

活失去凭依，遂沿江东下，滞留夔州。诗人晚年多病，知交零落，壮志难酬，心

境是非常寂寞、抑郁的。《秋兴》这组诗，融注了夔州萧条的景色，清凄的秋声，

暮年多病的苦况，关心国家命运的深情，悲壮苍凉，意境深闳。

在这组诗中，诗人反复运用了循环往复的抒情方式，使情感曲折起伏，深沉

郁勃。组诗的纲目是由夔府望长安——“每依北斗望京华”。组诗的枢纽是“瞿

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从瞿塘峡口到曲江头，相去遥远，诗中以“接”

字，把蜀客望京，抚今追昔，忧邦国安危等种种复杂的感情交织成一个深厚壮阔

的艺术境界。第一首从眼前丛菊的开放联系到“故园”，追忆“故园”的沉思又

被白帝城黄昏的砧声所打断，回到现实。第二首，由夔府孤城按着北斗星的方位

遥望长安，听峡中猿啼，想到“画省香炉”。这是两次往复。联翩的回忆，又被

夔府古城的悲笳所唤醒。这是第三次往复。第三首虽然主要是在抒发抑郁不平。

第四、五首，一写长安十数年来的动乱，一写长安宫阙之盛况，都是先从追忆长

安开始，回到现实的夔州结束。第六首，从瞿塘峡口到曲江头，从目前的万里风

烟，想到过去的歌舞繁华。第七首怀想昆明池水，盛唐武功，回到目前“关塞极

天惟鸟道”的冷落。第八首，从长安的“昆吾„„”回到“白头吟望”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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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往复。诗人通过时间、空间的循环往复，其所要表达的，正是诗人内心激烈

情感的汹涌起伏，对国家的忧患，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对节气的感怀，最自己老

病的唏嘘，最昔日繁华的留恋，对目前黯淡的悲伤，对三峡波澜壮阔的景色的赞

叹„„这种种矛盾复杂的情感，都交织错综在了一起，随着时空的转化，层层深

入，真可以说是“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赠郑谏议十韵》），深厚沉郁之极。

这组诗，前人评论较多，其中以王嗣奭《杜臆》的意见最为妥切，他说：“秋

兴八首，以第一首起兴，而后七首俱发中怀，或承上，或启下，或互相发，或遥

相应，总是一篇文字。”①便是看到了联系这八首诗，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正是

杜甫深沉厚重的感情（“中怀”）。正是这深沉厚重的感情，使得杜诗呈现出“沉

郁”的诗风。

杜甫还有一些诗，情感的深沉厚重是与思想内容的深广博大联系在一起的，

更能体现出其“沉郁”诗风的可贵处。

如这首《垂老别》：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

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

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不必归，还闻劝加餐。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势异邺城

下，纵死时犹宽。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万国尽征戍，

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

摧肺肝。

诗中塑造的是一个老翁弃杖上战场的悲壮形象。至德二年，安庆绪杀死其父安禄

山以自立。乾元二年春，唐大将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率大军二十万困安庆绪于邺城，

乾坤扭转，国家中兴，指日可待。但是，由于唐统治者昏庸无策，只知围困邺城

而不分兵捣战巢穴，九节度使中又无一总统帅，终被史思明援军赶到，内外夹攻，

唐军大败，郭子仪折断河阳桥，以余众得保东京。唐王朝为了补足兵力，防止局

势进一步恶化，首先于洛阳潼关一带实行残酷的抓丁政策，无论男女，也不管老

少统统抓去服兵役。于是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更加尖锐。但由于“安史

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叛乱使国家分裂，人民沦为“异物”。于是维护

国家统一，防止分裂又成为人民的天职，人民大众与叛军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

① [明]王嗣奭著《杜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8 月新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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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人民与统治者的矛盾、人民与叛军的矛盾错杂纠结就构成了“三吏”、“三别”

的社会背景。《垂老别》中的老翁身上就交结着两种矛盾，诗中的老翁既愤恨残

酷的兵役制度，但又不因此而忘记自己捍卫国家统一的天职；既慷慨从戎，却又

不因此消除对统治者的愤懑；既毅然报效国家，却又难忍夫妻垂老离别；既伤心

夫妻垂老离别，却又不削弱上阵杀敌的斗志。复杂矛盾的心情实现了复杂矛盾的

人物形象，复杂矛盾的形象揭示了复杂矛盾的诗歌内容，复杂矛盾的诗歌内容体

现了杜甫深沉厚重的情感与深广博大的思想之间的冲突。从思想上讲，他当然认

识到战争给广大百姓带来的不幸和灾难，也当然认识到赴难趋敌是不得不为的国

家大义，然而，从情感上讲，他却始终难以平息内心深处对广大百姓的悲悯和同

情。情感与理智的矛盾深深地纠结在“三吏”、“三别”等诗篇中，在这些诗篇中，

思想的左右摇摆，情感的闪烁不定，不仅并没有削弱杜诗的伟大的思想和热烈的

情感，反而因特殊时代的特殊环境被赋予了现实意义，使得杜诗的思想更加伟大，

使得杜诗的情感更加热烈，使得杜诗的风格更加“沉郁”。

杜诗“沉郁”类诗歌的艺术魅力, 其根本就在这里。

第二节顿挫——结构的曲折开阖和音律的抑扬变化

深广博大的思想和深沉厚重的情感最终还要靠适当的艺术表现形式反映出

来，内容的“沉郁”要求形式的“顿挫”，形式的“顿挫”也能加深内容的“沉

郁”。结构的曲折开阖和音律的抑扬变化，正是杜诗“顿挫”风格的主要体现。

一、章法结构的起伏转折、纵横开阖

杜甫是十分讲究诗歌章法的诗人，他孜孜不倦地追求与内容相适应的诗歌

章法。他的诗的内容千汇万状，浑涵汪茫，极为丰富而深刻，而他的忧国忧民

的感情又是那样的深沉勃郁，表现这样的内容和感情，自然需要一种有着广阔

回旋余地的表达方式，需要一种纵横跌岩、波澜起伏的章法。所以，他十分重

视诗歌的波澜，曾多次说到这一点：“文章曹植波澜阔”（《追酬故高蜀州人

日见寄》），“波澜独老成”（《敬赠郑谏议十韵》）。另一方面，诗歌反映

生活和表达感情，比散文更集中、更概括、更凝炼，它不能象散文那样作详尽

的细节描写，它的抒情和叙事都必须留下更多的空间，具有更大的跳跃性和飞

动性。杜甫也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一点，如云：“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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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飞动摧霹雳”（《夜听

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平生飞动意”（《赠高式颜》），“神融摄飞动”,

（《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等等。正是从诗歌这种文体的独特性和他自

己思想内容的独特性出发，杜甫创造了那种波澜起伏、飞动开阖的“顿挫”的

章法结构。这种“顿挫”结构可以概括为三种形式：

一、迂回转折式。他的一些叙事诗，如《前出塞》、《后出塞》、《北征》、

“三吏”、“三别”都鲜明地表现这种特色。以《前出塞》为例：这组诗以一个

被征召入伍的士兵自述的方式，曲折地叙述了他的军戎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

从而展示出反对穷兵黩武的主题。一开始，他“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 心

头笼罩着疑云：“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他的情绪是低沉的。接着，作者

把笔锋轻轻一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熟悉军戎生活了，开始对豪壮的军旅

生活产生兴趣,“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捷下万仞岗，俯身试搴旗”，而且

勉励自己以身许国，甚至天真地梦想着“功名图麟麟”。到这里，他的情绪已转

为高昂奋发。然而，诗人紧紧地把握着全诗悲愤抑郁的基调，接着这些“自奋轻

生”之语的后面，又是“被驱迫而叹”；而戍边生活又比行军时更加艰苦了：“驱

马天雨雪”、“指落层冰间”。这就更加触动了他想念故乡和亲人的心情，悲叹

着“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接着，又是一个逆转：他毕竟还不能理解他所

投身的战争的性质，当他站在边疆上，面临着“单于寇我垒，百里风尘昏”的情

况，一种朴素的民族自尊心和忠于祖国的感情，鼓舞他奋勇迎敌，“虏其名王归，

系颈授辕门”。接下去，又一转：这个普通士兵虽然立下了战功，却未得到丝毫

的封赏，只落得“潜身备行列”的困穷的命运。这位士兵的命运，是在几番迂回、

“顿挫”中表现出来的，诗人是用一种抑扬交互、迁回曲折的章法叙述的。

这种迂回转折的结构特色，在他的抒情诗中，特别是象《奉赠韦左丞二十二

韵》、《赴奉先咏怀》、《述怀》、《风疾舟中书怀》等较长篇幅的抒情诗中，

也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些诗里，诗人的感情不是滚滚滔滔、一泻直下，而是百

转千回，一波三折地表达出来的。以《奉赠韦左丞》为例，起首二句：“纨绔不

饿死，儒冠多误身”，一肚子牢骚激愤，仿佛一下子就要全部爆发出来了！可是，

诗人抑制着自己的激愤，把它暂时放到一边，平静地转入对自己身世的追叙。在

经过这样一段意气洋洋的叙述之后。他又轻轻启开感情的闸门，让激愤之情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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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泄。“此意竟萧条”以下，又转入“误身”的叙述：“骑驴十三载，旅食京

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仿佛已经走到穷

途末路了。忽然间，又出现了一线希望，“主上顷见征，歘然欲求伸”，诗人被

玄宗召见了，似乎可以有所作为了。然而，这一线希望顷刻之间又化为泡影，“青

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虽被召见，却不见任用，“儒冠”终究逃脱不了穷厄

的命运，满腹牢骚激愤变成了深沉的叹息。在这之后，又一笔撇开，转叙自己与

韦济的交谊以及临别缱绻之惰，心情似乎又趋于平静了。然后，诗人感情的潮水

又猛然掀起一个高峰：“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显示出诗人不随流俗，

不向黑暗势力低头的性格。诗人引导我们达到这个感情高峰的方式，不是直线的，

而是迂回转折的。诗的章法是峰谷相间，波澜迭起的。仇兆鳖称此诗“转折层次，

不可增减，非汗漫铺陈者比”，王嗣爽则谓此诗“纵横转折，感愤悲壮之气溢于

行间”,都颇能抓住此诗的章法特色。

二、层层递进式。在这部分诗里，诗的主题和意境是层层展开的，诗人感

情的表达是层层递进的。这类诗，往往从写景或叙事开始，一般是平平而起，

在景物的渐次展现或事件的渐次展开中，步步深入地展示诗人的情怀。诗的结

束，往往就是诗的高潮。《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子规》等诗可以作为这种

章法的代表。

首先解析《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的开头叙述茅屋为秋风所破，比较平

实。接着写群童抱茅入竹去，诗人唇焦口燥呼不得。这一个插曲增添了事件的

悲剧气氛，比第一层深刻了。再接下去，写夜雨侵迫的景况，层层深入地展示

风吹屋破给诗人带来的痛苦。如写布衾，却分五层意思说出。写屋漏 , 又是分

四层意思说出。诗人就是这样层层递进地展示自己的凄苦境况和悲楚心情。还

不止此，诗人又从眼前的境况，联想到丧乱以来长期漂泊，贫病交加的生活。

这就扩大了诗的生活内容 , 深化了诗的主题。诗如果写到这里就结束，也是具

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诗人自身的生活遭遇，因而也就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凋蔽、民不聊生的现实情况。然而诗人却又开拓一层，

把他的诗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他从个人的不幸想到了因战争的浩劫而处于水

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士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

安如山！”诗人的感情一直升腾到“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顶点。诗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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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它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这时也在读者心头掀起了更大的波澜。这是另一种

形式的“顿挫”。它不是迂回曲折的，而是节节高起、层层推进的。

《子规》这首诗在杜集中并不算十分出色的作品，但在章法结构上却代表着

一个类型。诗是从写景开始的：“峡里云安县，江楼翼瓦齐。两边山木合，终

日子规啼。眇眇春风见，萧萧夜色凄。客愁那听此？故作傍人低”。全诗由远

及近：“峡中有县，县前有江，江上有楼，楼边拥以山木，而子规终日啼号”；

当此春风之际，子规时隐时现；山木萧萧，俨如夜色凄凉。最后，才出现满怀

愁绪的诗人。此刻，诗人正因殊方作客而犯愁，当他听到子规“不如归去”的

啼声，自然又加深了故国之思；何况这些鸟儿又有意地飞近人旁，低声叫唤，

逗挑着诗人。只一个愁字，写得如此曲折动人，如此波澜迭起，如此层层翻进。

从这里，我们可以又一次领略杜诗“顿挫”的艺术特色。

三、纵横开阖式。诗人以“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春日江村》）

观察世界，他往往从生活中对他触动最深、震动最强的一点出发，产生丰富的

联想，天上地下，古往今来，山水林泉，家园身世，故旧新交，世运时局，国

计民生，纵横驰骋，大开大阖。种种联想都围绕着一个主要事件，附丽于一个

主题，从而构成完整和谐而壮阔的意境。诗人的思绪从一个联想过渡到另一个

联想，从一个形象跳跃到另一个形象，既有明显的思想感情的脉络可寻，又有

很大的跨度，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这样在结构上就形成了飞动跳跃 , 纵横

开阖的特点。

试看他的《草堂》诗。宝应、广德年间。川西动乱不安，成都住不下去了，

杜甫奔走于梓、阆之间。七六四年春，严武再镇蜀，诗人领着妻儿子女回到成都

草堂。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诗人从今日归草堂，回溯到昔日离成都，进

而联想到当时西川动乱的局面，又进而联想到这些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一

国实三公，万人欲为鱼”，“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

呼。”然后，又回到个人身世，“贱子且奔走，三年望东吴。”乱事终终于平定

了，诗人终于回到草堂了，“入门四松在，步万竹疏”，邻里亲朋都热烈欢迎

诗人归来，他满可以在这里过比较平静的生活了。然而他并没有沉缅在个人生活

的圈子里，并没有把他的草堂当作世外桃源，他的思绪很快又进入一个更广阔的

领域，想到“天下尚未宁”，想到自己已到垂暮之年，不能为国尽力，“饮啄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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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生，食薇不敢余。”杨伦论此诗云：“以草堂去来为主，而叙西川一时寇乱情

形，并带入天下，铺陈始终，畅极淋漓，岂非诗史？”①本来是一首以个人生活

为题材的诗，但由于诗人高尚的情怀，丰富的生活经历，驱使着他的联想，从而

表现出极为广阔的社会内容，于是成功为“诗史”，同时也形成了淋漓酣畅、纵

横顿挫的艺术风格。

杜甫不仅善于在篇幅较长的诗里驰骋他的诗思，而且往往在篇幅极有限的

短章如律诗里，在极普通的题材面前，展开无限广阔的艺术思维，由眼前而及

于天下，由山川草木而及于社会人生，由个人遭际而及于国家命运，这就使诗

的内容扩大了，丰富了，从而使诗的艺术结构也随之顿挫多姿起来。如《登岳

阳楼》诗，诗人面对汪洋浩渺的洞庭湖，始而感慨于祖国大自然的宏伟壮观，

继而联想起自己的寥落身世，以老病之躯，寄托于孤舟之上，亲朋故旧 ,音讯

皆绝。如此一开一阖，壮阔的境界适与寥落的人生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是杜甫

这一类登临诗的特别可贵之处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他从来不囿于个人遭际，而

总是把个人际遇同国家和人民连在一起。即如此处，他在叹息自身“老病有孤

舟”之后，随即又想到国家安危，想到“戎马关山北”的时局，而不禁涕泪横

流了！再如《登楼》、《旅夜书怀》、《阁夜》、《登岳阳楼》等名作，都会

另人惊异于诗人的这种本领。

应当指出，诗人的联想不是凭空产生的，纵横顿挫的章法也不是单凭诗人

的苦心构想出来的。正因为杜甫具有强烈的爱国爱民的崇高思想，终其一生，

“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壮游》）所以，生活中的许多极平凡的事物

都能够触发他的“穷年忧黎元”（《咏怀五百字》）“毫发裨社稷”（《客堂》）

的情怀，使他联想到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又因为他有着东游吴越，“放荡齐赵

间”（《壮游》），“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奉赠韦左丞》），“一

岁四行役”（《发同谷县》），“三年奔走空皮骨”（《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

作》），“老病客殊方”（《壮游》）的社会经历，并在这个历程中接近和熟

悉了人民，对整个社会生活有深刻的观察和理解，所以，他联想的天地是那样

宽广，联想的事物是那样丰富多采，并且都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更因为他深厚

的艺术素养，所以能得心应手地将诗歌的多种艺术表现手法迷离变化而用之，

① [唐]杜甫著，[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1980年 7 月新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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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虚或实，或正或奇，或顺或逆，或比或兴，或叙或议，或疏或密，或显或隐，

把联想的事物转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随手触处而生姿，同时，也就使诗的章

法灵动不羁，顿挫有致。

以上分析了杜诗章法结构的三种顿挫形式。应当说明的是这三种结构形式

不是孤立存在的，而常常是在一首诗中，几种结构形式交互为用，有主有从，

互相补充。有时，一首诗的基本结构是迂回转折的，而中间穿插着层递展开的

章法。如《秋兴八首》，如果把这组诗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的章法是回旋顿

挫的，诗人的感情是回旋往复地发展，是一次又一次地循环往复地抒发着故国

之思，是在反复咏叹中渐次加深着感情。但从其中的每一首来看，则大致是层

层递进的，是层层深入地表现着某一个生活片断。有的诗，以层层递进的章法

为主，而辅以迂回转折式；有的诗，以纵横开阖的章法为主，而辅以层层递进

式。诗人总是依据诗思想内容的“悲欢穷泰”的变化，而转换着诗的章法，“发

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

二、音韵节奏的顿挫抑扬、奇正转换

体现杜诗“顿挫”特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诗歌音律方面的奇正变化、徐

疾抑扬。杜甫是十分精通诗歌音律的诗人。一方面，他严格遵循既有的音律

规范，“遣词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在这个规范之内发挥他的艺术

才能，求得创作的自由。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格律精严的。这种“中律”的诗，

本身具有抑扬顿挫的音乐美。另一方面，他又不墨守既有的格律，而善于从稳

定中求突破，从整齐中求参差，从规律中求变化，这就使他的另一些作品在音

律方面形成一种新的“顿挫美”。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诗歌节奏方面的变化。诗歌的节奏是通过句式表现的。一般地说，

五言诗为“二、三”句式，七言诗为“二、二、三”句式。这种奇偶相配的句

式使诗歌表现出优美和谐的节奏感。但这种严格而固定的节奏也有缺陷。一是

千篇一“律”，会使人感到板滞、单调；二是有时会出现诗意与音节的矛盾，

妨碍内容的表达。杜甫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往往有意识地让诗意与音节的

矛盾在他的诗中出现。为了便于表达错综复杂的事理和曲折变化的感情，他常

常给予词语的字数以较大的灵活性，让它突破固有节奏的限制。因此，杜诗在

句法组成上有不少创造性的变化。杜诗中有一种可称为“一字头”的句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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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晴

二首之一》），“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沽”（《将赴成都草堂途中

有作》），等等。象第一例，按固有的节奏，应读作“青惜——峰峦过，黄知

——橘柚来”，但在语意上，“青”、“黄”是单独为义的，应读作“青，惜

峰峦过；黄，知橘柚来”。诗人放舟江上，见一片青葱，始觉峰峦匆匆闪过；

见点点金黄，方知是橘柚迎面扑来，但又来不及仔细观赏，觉得十分可惜。这

就把行船见到两岸景物的情态生动地描绘出来，同时，把诗人惊奇和怜爱的心

情也表现得十分真切。不仅如此，从诗的音乐性方面看，当人们诵读这联诗的

时候，会自然地受意念的影响，加重并拖长“青”、“黄”二字的读音，读成

“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造成一种异乎寻常的节奏上的顿挫感。这

种特殊节奏感又会反过来加深读者对诗意的领会。另两联诗句，也都有这样的

妙处。

杜诗的特殊句式再如五言诗的“四、一”句式：“飞星过水 -白，落月动

沙 -虚”（《中宵》），“一三一”句式：“星 -临万户-动，月 -傍九霄 -

多”（《春宿左省》）；七言诗的“上三下四”句式：“渔人网 -集澄潭下，

估客船 -随返晚来”（《野老》），等等。总之，这些特殊句式在吟诵中所造

成的特殊节奏，穿插在格律精严，节奏固定的律诗中，就使全诗在匀称中显出

了参差，严整中显出了灵动，表现出节奏上的疾徐顿挫。

其次，押前方面的变化。同韵的字按一定的规律在诗篇中反复出现，它们

之间便会产生互相呼应，交互鸣和的艺术效果。但是，如果同一韵脚的字太多

太密，又会显得重复、单调。所以押韵贵在变化。杜甫是深通此道的。他的一

些古诗，往往根据内容和章法的变化而变换不同的韵脚，最基本的形式是平声

韵和仄声韵交互运用。如《古柏行》，全诗二十四句，前八句咏夔州之柏，用

仄声韵；次八句忆成都之柏，转平声韵；结八句因柏寄慨，再换仄声韵。韵随

事转，韵随“章”转。又如《石壕吏》，诗人依照故事的发生，官吏的呼叱，

老妇的哀诉，人被捉走以后等情节的变化而分别采用平仄交替的韵脚。整首诗

的音韵回翔顿挫，就象一支与诗的内容十分谐和的乐曲。尤其是诗的最后一节：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所述情事十分凄惨，

而又配以发音逼促的入声韵，更使人读之喉舌哽咽，悲不成声。其他如《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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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丹青引》等诗，亦大抵如此。这种平仄交换押韵法，在表达上，可以

更好地显示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就诗的音乐性而言，可以造成音韵的抑扬顿

挫，使不流于单调板滞。

三是平仄方面的变化。最突出之点是诗人喜欢打破固定而匀整的平仄规范，

运用拗格写律诗，或者说，在律诗中插进一些失粘失对的古风式的句子（即拗

句），使整首诗具有一种古拗的风味。这些拗格律诗大都是写他的艰难苦恨，

抒发他的悲愤牢骚。这说明他是有意识地通过奇突拗涩的格律，表现他胸中的

突兀不平、与世不偕的拗情，发泄他的愤懑，使感情和格律得到统一。正因为

这个原因，他在晚期写的拗体律诗特别多，如《白帝城最高楼》、《白帝》、

《愁》、《昼梦》、《晓发公安》，等等。这些诗，从内容到音响，都会给人

以拗突顿挫之感 ,都能使人感触到诗人倔强执拗的性格。然而，他的拗体诗也

并非一味地“拗”，它也有“谐”的一面，因为他十分注意“拗救”。一首诗，

大凡前面该用平声的地方用了仄声，就在后面适当的地方补偿平声字。反之亦

然。这样就不致使诗中的平声字或仄声字过多过密，影响声调的抑扬摇曳，从

而使全诗的声调既是拗涩奇突的，又是和谐悠扬的。

总之，诗人杜甫既遵循着诗的既有格律，又有所突破，有所创造，正中有

变，奇正转换，大而能化，这样就使他的诗篇表现出节奏、音韵和声调平仄诸

方面的顿挫变化。

以上从“沉郁”的内容和“顿挫”的形式两个方面分别对杜诗的主要风格

作了剖析。其实，我们理解杜诗的风格，还是应当从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谐

调统一、紧密结合的整体观念出发。前人之论有曰：“诗中须有人在”。我们

读杜诗，对于这一点感受尤深。诗人杜甫的自我形象，他的道德人品、血肉性

情、音容笑貌，随时都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使我们感到真挚，感到亲切，千

载以下，如对故人，不免一唱三叹，荡气回肠。这也正是“沉郁顿挫”风格所

给予我们的整体观念。内容上幽愤深广，形式上波澜老成。杜甫作为一个伟大

的现实主义诗人，完全做到了，而且出色地做到了。尽管后来众多诗人欲步杜

诗后尘，但由于他们在思想上、生活上并没有杜甫历练的深度和广度，也没有

杜甫那样厚重挚烈的情感，所以他们的作品终难超越杜甫。正如苏东坡感叹：

“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得其皮也罢，得其骨也罢，后世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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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杜诗者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沉郁顿挫”这个美学原则奉为法度和标准，

而且这一原则千百年来一直巍然屹立。杜甫既为我国古代的现实主义诗歌确立

了一个美学原则，又为我国古代的文学评论开拓了一片新的领域，刘熙载用以

评《史记》，陈廷焯用以论词，都可以看到“沉郁顿挫”这一原则广泛而具体

的运用。

第二章杜诗风格的多样性

杜甫，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一部杜诗，堪称中国乃至世界文

学史上的璀璨明珠，其气象万千、美不胜收的艺术景象令后人无比尊敬和崇拜。

杜甫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顶峰，后人对其诗歌极力推崇、褒誉，并以最美好、

最精炼、最经典的词语去称扬和赞颂杜甫及其诗歌。在这些最美好、最精炼、最

经典的词语中，又有三种说法最为历代治诗、治史、治学者所接受，即：“诗圣”，

“诗史”，“集大成”。

后人赋予杜甫的这三顶桂冠各有侧重，各有其丰富的内涵，其中，“集大成”

的评价和说法应该是最早被提出来的。杜甫年代稍后的著名诗人元稹即在其《唐

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

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

体势, 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①这一段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集大成”之语, 然

确是“集大成”说法之先导，可以说是最早提出杜诗“集大成”观点的。其后，

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说：“苏子瞻云：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

集大成者也。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②可见，苏轼亦说过杜诗“集

大成”。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亦说：“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

其自得其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③

在笔者看来，所谓“集大成”，正是对杜甫诗歌风格多样性的经典性概括。

传统上一向称杜诗的风格为“沉郁顿挫”，乃是主要取其悲抑苍劲的意味和深沉

凝重的基调。的确，历代诗人，没有谁比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愤激之情更深了。“深

①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中华书局 1982 年 8 月第 1 版。 ② [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 1984年 4 月第 1 版。 ③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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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顿挫”在诗中无疑是极具有代表性的风格特征。然而，杜诗“集大成”的成就

及其对后世多方面的影响决非仅此即可概括。正如北宋秦观在《韩愈论》对杜诗

的评述: “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

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昭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

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

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

故耶?”①王安石《题杜甫画像》诗也说：“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②以元气

形容杜诗，说的是就杜诗的深广，浑然一气，包罗万象。明代李东阳则在其《麓

堂诗话》中，对杜诗这种风格多样的“集大成”特征作了更为详细的阐述，他说：

“清绝如‘胡骑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富贵如‘旌旗日暖龙蛇动，宫

殿风微燕雀高’，高古如‘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华丽如‘落花游

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斩绝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奇

怪如‘石出倒听枫叶下，橹摇背指菊花开’，浏亮如‘楚天不断四时雨，巫峡长

吹万里风’，委曲如‘更为後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後逸如‘短短桃花临

水岸，轻轻柳絮点人衣’，温润如‘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感慨如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激烈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

动摇’，萧散如‘信宿渔人还汎汎，清秋燕子故飞飞’，沉著如‘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精炼如‘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惨戚如‘三年

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忠厚如‘周定量汉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

神妙如‘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雄壮如‘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

元因造化功’，老辣如‘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执此以论，杜真可

谓集诗家之大成者矣。”③这真可谓对杜诗风格多样性的一次总结了。

古人的这些评论，都在提醒着我们，对于杜诗的风格，我们不能只强调一点，

或者仅抓住一面，而忽视其他重要的方面。杜诗诗风的“沉郁顿挫”，只不过是

他诗风的一个方面，至多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沉郁顿挫”之后，更应该

看到杜甫这位伟大的诗人其诗风多样性的一面，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更深

刻地理解杜甫的伟大处。

① [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② [宋]王安石撰，[宋]李壁注，李之充补笺《王荆公诗注补笺》，巴蜀书社 2002年 1 月第 1 版。 ③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 1983年 8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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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中至少突出地呈现出以下几种迥异的风格：清新自然、雄放俊逸、险怪

奇拔。

第一节清新自然的风格

杜甫在创作上非常重视清新诗风，在评论诗歌时，不论古人的诗和当时人的

诗，其以“清新”两字作评语的不少。

关于评古。他在《偶题》里说：“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对历代诗歌总

的方面，以“清规”概括之，其中也就包含清新诗风，肯定一个清字。具体到一

些诗篇，《解闷十二首》称“清词丽句必为邻”；《偶题》诗里称“永怀江左逸”；

对梁的代表作家庚信更以“清新”肯定之，称“清新庚开府”；对阴铿、何逊以

“清省”肯定之，称“阴何尚清省”（《秋日夔府咏怀》）。这些说明杜甫慧眼独具，

对古人清新诗风予以高度重视。

关于论时人，杜甫对同时代的第一流诗人李白、孟浩然、高适、岑参的诗都

以“清”字或“新”字称之：如把称庚信的“清新庚开府”之词，用来比美李白；

对孟浩然称“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寄诗高适、岑参亦说“更

得清新否？遥知属对忙”（《寄高适岑参》）；对严武，赞其“诗清立意新”（《奉和

严中丞西城晚眺》）；在《八哀诗》诗中对张九龄称“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

其他如《酬薛十二》称“清文动哀玉，见道发新硎”；《贻阮隐居》称“清诗近道

要，识子用心苦”。被杜甫评为清新诗的作者，无一不是当时诗坛巨子或著名诗

人。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杜甫，评古论今，自有分寸，不会信口雌

黄。“清新”二字，无疑是杜甫评诗的一条重要标准。

杜甫观察事物细致入微，毫发毕见，并善于抓住事物的突出特征进行传神描写。杜

诗虽不乏想象、夸张的诗句，但总的说来是偏重写实的。体物工细、摹写传神是杜诗的

一个显著特点。正如《杜诗说注·附编》引吴齐贤《论杜》曰：“同一咏月也，‘光细弦

欲上，影斜轮未安’，初间上半夜之月也。‘未缺空山静，高悬列宿稀’，望夕之月也。‘旧

挹金波爽’，十六夜之月也。‘秋月仍圆夜’，十七夜之月也。‘虾蟆动半轮’，望后之月

也。‘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将晦下半夜之月也”。杜诗笔法之细腻由此可见。又

如杜甫的写景名句“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其一），叶梦得《石林诗

话》评价云：“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雨细著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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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沤，鱼常上浮而；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唯微风乃受以

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①。可见诗人对自然的体察描摹，精微至此，着实令后人

叹服。再如《夜宴左氏庄》：“风林纤月落，衣露净琴张。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

诗中的“纤月”、“暗水”、“春星”等词都细腻生动勾画出了在此情此景物的主要特征，

使整个景物描写显得具体而优美，这与李白、王维相对概括的写景诗有很大的区别。

诗人杜甫对自然万物的一片深情，而这种对自然万物的情与诗人对国家、对百姓、

对亲友的情是连为一体，相互相通的。诗人对自然美景的敏锐感受，对自然生灵的呵护

珍惜与诗人对美好和平生活的向往，对劳苦大众命运的深深关切，对国家前途的日夜忧

虑紧紧交织在一起，而这一切都源自诗人那种常人难及的博大仁爱的胸怀，正是因为有

了这样一颗博大仁爱之心，才有了其诗中的那份对国家、对亲友、对他人，对自然美景

以及对宇宙间一切生命的浓浓的情。因此，诗人的这些洋溢着真情之美的诗篇之所以千

古流芳，不仅在于其艺术上的魅力，还在于其烙上了作者本人独有的人格魅力，难怪闻

一多先生在其文《杜甫》中给予了杜甫极高的文化上的评价，称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

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②

一、草堂诗：清新自然风格的代表

唐代是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儒、释、道三种思想流派都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

支持，思想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盛唐诗人受其影响而在思想上兼收并蓄、宏

通解放，强烈地追求精神自由个性解放。刘熙载评杜甫说：“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

③此论甚武断，他并没有深入了解杜甫的内心世界，因而忽略了诗人思想和性格的另一

面。深入研究杜甫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不难发现杜甫草堂自适诗正是唐代儒、释、道

等多元文化思想综合影响孕育的宁馨儿。

在古代诗人的作品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体现是有区别的：儒家入世，道家出

世；儒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道家讲彩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道家政治渺小艺术永恒；儒家讲究礼仪，尊孔孟之道；道家讲求修身养性，清静无为。

杜甫一生创作了 1450 多首诗歌，他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绘了“开元盛世”、“安

史之乱”的全过程，以及乱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的败落景象，其诗享有“诗史”

之誉。历来，人们认为，杜甫的思想是纯儒家思想，主要表现为忠君和忧国忧民两方面。

① [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 1984年 4 月第 1 版。 ② 闻一多著《唐诗杂论》，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 ③ [清]刘熙载著《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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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考察杜甫的全部作品，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杜甫的诗歌创作中也不时透露出

道家思想，在有些作品中，此种倾向还颇为明显（关于杜甫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的问

题，详见第三章）。

杜甫一生都怀有对大自然的崇尚和热爱，从 20岁起到35岁之前，共有3次南北漫

游，历时10年，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一段“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的

生活。在天宝三载（公元 744 年），诗人曾经与李白、高适一起痛饮高歌、论文赋诗、

求仙访道、走马射猎，生活得非常快意。“桑拓叶如雨，飞蕾共徘徊。清霜大泽东，禽

兽有馀哀”（《昔游》），诗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驰聘、游猎，闪现在我们脑海中的是一个

放旷的诗人形象。天宝十二年（公元 753 年），诗人所作的大型组诗《陪郑广文游何将

军山林十首》，把园林景致、奇花异草描绘得逼真鲜明，佳句迭出，如“名园依绿水，

野竹上青霄”，“鲜鲫银丝鲙，香芹碧涧羹”，“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但同时也

流露出诗人对官场和仕途的伏倦之意：“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祗应与朋友好，风

雨亦来过”，诗人只有在这幽美、纯朴的大自然里，去寻打精神的寄托。

弃官后，杜甫曾几次寻找他认为比较合适的住处，经秦州、同谷，后来辗转到了成

都。上元元年（760年），他在友人的帮助下，在成都西部浣花溪旁建成了一座草堂，定

居下来。杜甫经过长期的颠沛流离，现在终于有了一席栖身之地。于是，热爱自然的诗

人在浣花溪畔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纯朴风情的抚慰下，过起了“卜居”、“为农”的闲适生

活，颇有一种庄子式的逍遥自在。“我生性放诞，雅俗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

泉”（《寄题江外草堂》），诗人或垂钓江头，或种药槛边，或江畔独步寻花，或溪里引妻

乘艇，或邀朋友访友，或饮酒诵诗，容止闲散，自然疏放，蔑弃礼法，任性不羁，与以

前奔命于功利仕途的杜甫判若两人。此时，诗人更加执著的把捉当下的生命时间，充分

地在日常杂居生活中品味生命的欢愉和烦恼，以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来观照自己，体验

瞬间的生命存在，陶冶情性，领悟生命的本真意义，并在此领悟观照中渐渐地开释生命

的烦忧。

蜀中山川，是处皆景。明媚险峻的蜀中自然风光，勤劳好各的蜀中劳动人民，陶冶

了诗人的情操，净化了诗人的心灵，激发了诗人的灵魂，构成了诗人创作的潜在动力，

从而创作了大量的自适诗。而草堂之诗，无论内容、形式和风格较之以前都发生了转变，

有所深入和发展，草堂诗作在题材上田园化，思想内容上恬淡化，风格上清新化。我们

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举凡山川草木，花鸟虫鱼等自然外物，以及与他人共在的日常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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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生活，都被诗人写入诗中，成为诗人观照、审美、诗化的对象。在这里，杜甫不自觉

地沉浸于对自然外物的观照玩味之中，而自然外物也就自然顺畅地进入了诗人的心灵体

验之域。自然外物好比一种触媒，促使、引发了诗人的某些内在情感体验，诗人又借助

对自然外物的吟咏摹写来言说自己心灵的体验，从而达到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互化的

境界。

草堂诗歌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诗征就是对于自然美的吟咏。这种美不是贵族园林中人

工雕琢的富艳精致之美，不是山林隐逸那里的云烟缭绕的清幽静寂之美，而是朴素的带

有世俗人情味和浓郁的泥土芳香之美。草堂背向成都城郭，临近百花潭，是一个极幽雅

的江村。春天的浣花溪畔“稠花乱蕊裹江滨”。诗人沿江春游，漫步到黄四娘家，但见

满园都是鸟语花香，“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

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诗人沉醉在姹紫嫣红的芳菲世界，希望春光长留人

间。夏天的浣花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但见“自来自去堂上燕，相

亲相近水中鸥。”在这世外桃源般的地方，鸟儿尚且相亲相近，何况历尽了磨难的诗人

全家呢？“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经过那么多年的痛苦磨难，饱尝了颠

沛流离之苦的老夫妻，也有闲情画纸下棋了。最高兴的是无忧无虑的儿女们，不知道战

乱纷飞，正在敲针钓鱼，嘻戏玩闹。多么令人陶醉的天伦乐趣！村居生活的安逸，老夫

妻感情的亲密，诗人沉醉在幸福中：“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

诗人杜甫享受着大自然的鸟语花香，达到了一种“无名”的境界。

这段时期杜甫写了许多意境优美、风格清丽的风景诗、田园诗。如：“隔户杨柳弱

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绝句漫兴九首》之九）、“野船明细火，宿鹭起园沙。云掩

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遣意三首》）、“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兴二首》）。

诗人笔下的纤草秾花，杨柳修竹，轻燕彩蝶，白鸥黄鹂，各具神态；苔径茅檐，汀烟冉

冉，日净晖晖，澄江小舟，野船渔火，宛如入画。诗人状形抒情，绘声绘色，精心刻划，

细腻传神。这些优美的抒情写景小诗，语调轻松，赋物工秀，排对自然，意境优美，构

成了一幅幅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采图，深刻表现了他对这种幽居生活的满足和对大自

然的欣赏与热爱。

杜甫以满腔的喜悦吟咏自然、歌唱田园，将农村生活描绘得安谧、宁静又充满了生

机。他以这种被主观变化的田园生活作为自己精神寄托的灵境，作为鄙视当时社会，批

判现实的立足点，并以此来肯定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从这方面来说，杜甫“为农”与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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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明“归田”在思想上十分接近。他们都把淳朴的农村与机巧的官场对立起来，在农村

寻求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在把农民与俗物对比之后，杜甫表达了鲜明的爱憎。《漫成

二首》其一：“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诗人对世俗的憎恶。

诗人在《奉酬严公寄题野事之作》中写出自己寄傲林泉的原因：“拾遗曾奏数行书，

懒性从来水竹居。奉引滥骑沙苑马，幽栖真多钓锦江鱼。”杜甫国任左拾遗，胸怀大志，

最终却弃官隐居，过着“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狎荡”的生活，由此诗可看出是由于政

治上“曾奏数行书”却不得志，只好放情山水，在自然界中寻找欢乐与安慰。诗人在仕

途上屡遭挫折，十年长安困守，生活十分贫苦，期间更是饱受战乱之苦，弃官后流落秦

州、同俗，历尽艰辛，辗转迁徒，最后在茂林修竹，花果满园的浣花溪草堂定居下来，

生活上又得到了高适、严武等人的接济。经历了这样一段坎坷不平的道路后，在此安定、

宁静、幽美的环境里，诗人崇尚自然，、幽闲自适的心情油然而生。

草堂的自然风光不同于泰岱，不同于关陇，这里气候温润，田野平衍，溪流纵横，

竹木蓊郁，风景本身就相当优美。杜甫一到成都，很快就被这里的自然风光吸引住了。

杜甫对自然美具有敏锐的感受和领悟能力，他能在极其平凡普通的景物中看到勃郁的生

机，看到美，而且能准确地把握自然风光的个性，并进行生动而形象的描画。草堂一带

的景色本来就美，一经诗人的渲染，那就更令人心醉了。如《春水》：

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朝来没沙尾，碧色动柴门。接缕垂芳饵，连筒灌小园。已添无数

鸟，争浴故相喧。

前四句写春江水涨，后四句言春江景事。首句“三月”点明时令，“桃花浪”是桃花盛

开时节的江讯，用此三字给人以春天的联想。浪必不大，水必不急，春水可能是一夜之

间发的，昨日还见沙尾（即江中小沙滩，《春水生二绝》有“门前小滩浑欲平”句可证），

今晨已被淹没。水是碧绿的，澄清的，岸边柴门的倒影在江流中荡漾。水深了，线必须

接长才能垂钓；岸边水车旋转，舀水灌园。水涨了，鸟儿也增多了，叽叽喳喳地争着在

水中洗浴。你看，景物是多么朴实，平凡而习见，几天一点奇特的地方，诗人似乎只是

随便地即兴地如实写下，甚至懒得作一点点艺术的修饰和加工，然而这确确实实是美，

是真实平凡而不可企及的美。

杜甫是一位情感情的生活诗人，他的创作最容易受环境影响。草堂四周秀丽的自然

风光极大地激发了诗人的诗情，他不断地从大自然中汲取生机，对大自然进行审美观照，

以自然之道来鼓励精神生命，复苏心灵。在这里，诗人通过极具童趣的诗文流泻出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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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万水千山真与善的挚恋，而平凡的草木虫鱼，日常生活细节都成了杜甫笔下的绝妙

诗料，同时，它们的审美价值在诗人的亲切观照中得以升华。

综上所述，杜甫栖息草堂时期，在儒、释、道等多元文化思想影响下，回归了自适

本性，走上了璞归真之道。诗人卜居清丽幽僻的浣花溪畔，于闲情逸致中创作了大量自

适诗，呈现出萧淡婉丽、细入无间的独特风格，表现了诗人此期高雅的情趣和细腻的审

美。杜甫在对自然外物和日常生活的诗意品味中，深刻体验着生命的本真意义，渐渐开

释了生命的烦忧。因此，草堂时期可谓“诗圣”诗意人生中的特有亮点，草堂自适诗作

为杜甫诗歌中的一枝奇葩而竞放不衰。

当然，由于杜甫始终没有放弃他的价值关怀取向，始终胸怀“致君尧舜”的政治抱

负和“穷年忧黎元”的民本思想，因此，他不可能彻底走上归隐之路。而草堂自适诗在

表现诗人逃脱功利世界的欢心愉悦的同时，又由衷地流露出诗人热爱现实人生的赤子之

情和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正因为如此，才使草堂自适诗与诗人那些色重情浓的忧世之

作有了相互沟通的连接点。

二、谢、陶：清新自然风格的渊源

杜甫的诗歌创作主张“转益多师”（《戏为六绝句》）。他在诗中讲述学诗的渊源，

曾深有感受地说：“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决十二首》）。他说

要尽其能事地学习谢灵运、谢脁、阴铿、何逊。灵运善为山水诗，能真实地反映

出山水的自然美，给人以清新之美。杜甫的山水诗从灵运脱胎而来。他不仅在章

法上学灵运，在造句炼意上有时亦变化灵运句意而纳入诗篇。杜甫的《渼陂西台》

一诗二十四句，朱鹤龄认为就有七句从灵运变化而来。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

云》称：“中间小谢又清发”，“清发”是李白对谢诗的评价。看来这个特点，正是杜甫

向谢学习的关键。杜甫赞美“阴何尚清省”可见杜学二谢与阴、何，实质上都在“清新”

两字上下功夫。

乾元二年（公元 759）底，杜甫入蜀后，他写的大量田园诗所显示的“平淡简易”、

“淡泊闲静”风格，则显然得力于向陶诗的学习。杜甫《偶题》云：“文章千古事，得

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馀波绮

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杜甫知道得很清楚，诗歌是发展变化的，各个时代

有各个时代的特色。在历史上，在影响的诗人除继承前辈外，还要有所发展。因此在样

式上，杜诗学陶而又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如把律诗写得象古诗一样自然流畅，是其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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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且看他的《可惜》：

花飞有底急，老去愿春迟。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

解，吾生后汝期。

《杜臆》在分析这首诗体载上的特点时指出：“通首逐句流对，似古诗，却是律体，

清俪逸宕。” （此据《杜诗详注》所引，中华书局 1983年8月新1版《杜臆》，论述与

此有出入。）规律森严的律诗，在杜甫手中，达到了同陶潜写古诗一样自由的境界，而

这种成就的取得，不能排除他学陶这一因素。

杜甫说：“陶谢不枝语，风骚共推激”（《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杜甫学习了

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的特点，同时又十分注意艺术技巧的运用。杜甫一生常

把农舍、村居、国家、风光、渔父、牧童、田翁、农妪等作为描写对象，写了不少田家

诗。杜甫的田家诗既师宗陶渊明、汲取其田园诗的艺术成就，又对其有所超越和发展，

尤其对陶诗的人文精神作了重要的发展。

杜甫极为推崇陶渊明的诗歌艺术。“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

水如海势聊短述》）、“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夜听许十损诵诗爱而有作》），这是

杜甫给陶诗的定位。杜甫在诗学史上第一次将陶渊明列于谢灵运之前，且以“风骚”类

比，认为陶诗合乎《诗》、《骚》的诗学精神和儒家诗学规范。这是杜甫对中国诗学理论

的巨大贡献，也充分说明了他对陶诗的诗学精神和艺术风格的全面体悟和肯定。杜甫这

一发现实际是一个文学信号，它清晰地反映了唐诗发展过程中的微妙变化，即唐人在诗

歌创作中对陶诗艺术有了更高的肯定、更多的汲取，因而唐诗风韵中自然、真率、清新、

高远、朴厚的文化因素大大增加了，陶诗在诗学精神与艺术审美的层面滋养了唐诗。作

为诗圣，杜甫对陶诗的定位，其客观效果是：陶诗的地位从此开始大大提升了。

第二节雄放俊逸的风格

一、浪漫不羁的杜甫：雄放俊逸风格的个性基础

潇洒浪漫，辞气豪迈。杜甫“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使杜甫深受儒家思想影

响，但作为一位生在盛唐而又是有个性的伟大诗人，杜甫性格中本就有着不受儒

家正统拘束的一面。他自己也曾表白：“我生性放诞”（《寄题江外草堂》）、“性豪

业嗜酒，嫉恶不怀刚肠”（《壮游》）。可见杜甫实际上颇具豪宕之气。“四十明朝

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杜位宅守岁》）、“饮酣视八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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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物都茫茫”（《壮游》），颇有李白式的跋扈意味。由于生性豪宕纵恣，又生逢盛

世，深受盛唐时代那种不为世情俗务拘束，憧憬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的影响，使

得以现实主义著称的杜甫又具有较浓的浪漫气质。这在《饮中八仙歌》中表现得

十分突出。全篇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塑造出八位嗜酒、豪放、旷达的“酒仙”形

象。情调幽默谐谑，色彩明丽，旋律轻快，情绪快乐。作者以赞赏喜爱的口吻生

动地传达出他们各具醉态的飘逸仙气，读之令人心驰神往。也可见出杜甫是将这

种笑傲礼法、浪漫不羁引为同调的。因此，他不仅讴歌“酒徒”，自己也不惮以

“赌徒”的面目在诗中出现：“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今夕行》），

这是杜甫在赌桌上神采飞扬的形象，粗犷豪迈、狂放不拘，真是“英雄有时亦如

此”。这样的思想性格和行为作风，使杜诗中不少作品呈现着潇洒旷逸，辞气豪

迈的风格，与“沉郁顿挫”相比，这类诗感情的基调不表现为那种深广的忧思，

沉重的慨叹，而是对以旷达豪宕的襟魄来排遣愁闷，超越痛苦，“衰飒事以壮语

扛之”。《醉时歌》就是悲慨与豪放兼而有之。诗歌描绘的是沉沉春夜，生机勃发，

万物复苏的时刻，而此时在窗前对饮的人，却是生路坎坷，潦倒不遇，此情此景

使人顿生悲慨，但诗人不是临窗唏嘘，唉声叹气，而是以痛饮高歌来蔑视穷愁困

顿：“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因而，整首诗的情调毫不低沉，而

有着豪横奔腾，不可一世的高昂气势。

杜甫其实从来就不讳言自己的“放旷”，对“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

游》）的生活，曾多所留恋，对在咸阳客舍“冯陵大叫呼五白”（《今夕行》）的行

径也从无检讨。杜甫的这一切，确有追求自然、保持天真的意味。在他晚年所写

的诗篇中也曾这样表露：“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

（《寄题江外草堂》）；“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暇

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勤耕牛兼书触目》）。标举自然与封建社会中的污浊黑暗相

对立，标举天真与封建世态的虚伪庸俗相对立。这也是嵇康、阮籍、陶渊明等诗

人的主要特点。杜甫对汉魏六朝的文学传统多所挹取，他所继承的自不限于表现

方法，也包括某些思想内容。我们读《饮中八仙歌》，总不免联想到竹林七贤，

大概就是这个道理。《饮中八仙歌》赞颂的是奇才异能之士，主要是诗人、艺术

家，这些人往往不拘时俗，不免有狂痴之称。他们某些惊世骇俗的行为，或者是

不肯苟同于庸俗的表示。杜甫对这些人是理解的、赞赏的，并且引为同道。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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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这首诗也突破了种种束缚，王奭发现此诗与李白诗一样超尘脱俗，流荡自然，

因称之“亦诗中之仙也”，这可说是对杜诗浪漫主义倾向的正确认识。

一般认为：李白诗采用神话素材；想象奇幻，故称之为浪漫主义。相比之下，

杜甫采用神话较少，奇幻的想象也不多，因而特别强调他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杜

诗中超现实的描写，论质论量都是高水平的。如早期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便

调动了神话传说来表现其主题：“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可说是从《离骚》

“就重华而陈辞”变化而来。诗中以虞舜暗指唐太宗，并非出于讳饰，而是用神

话形象以达到增强表现力的目的。诗人和屈原一样采用向前圣控诉的写法，是为

了表明对现实昏暗政治，实已无可告语。“叫虞舜”便含有政治对比的意思。

杜诗中也有用神话材料而写得非常绚丽的。如《渼陂行》中：“此时骊龙亦

吐珠，冯夷击鼓君龙趋。湘妃汉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无”，便充分显示了夸

张、想象的特点。又如《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通篇都写得豪放激

荡，其中关于宝刀的描写更具有奇幻的色彩：“壮士短衣头虎毛，凭轩抜鞘天为

高，翻风转日木怒号。冰翼雪澹伤哀猱，镌错碧甖鸊鹈膏，铓锷已莹虚秋涛.鬼

物撇捩辞抗壕，苍水使者扪赤绦，龙伯国人罢钓鳌。”这诚如王嗣奭所说，是炼

词特异的惊人之作。郝敬评此诗说：“奇奇怪怪，如礓石古松，从乐府铙歌等曲

化出。然温柔敦厚之意，和音淡雅之音，斩然尽矣。故土地证对子美而大成，亦

自子美而大变。”评语虽不满杜诗背弃了温柔敦厚的诗，但却从发展变化的角度

强调了杜诗的奇幻的特点和创造性。

韩愈形容李白、杜甫二人作诗说：“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

乾坤摆雷硠。”①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胸怀！王安石论杜甫也说：“吾观少陵

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对杜诗中的笔力与气势

十分惊佩。杜甫自己论诗时也十分重视气势，他称曹植是：“文章曹植波澜闊”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称庚信是：“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

称贾至是“雄笔映千古”（《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称李白是“笔落惊风

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称元结是“词气浩纵横”（《同元使君

舂陵行》），称苏涣是：“接对明日，忆其涌思雷出，书箧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

声”（《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纪异，有序》）。凡此种种，都极力推崇气势雄健、

① [唐]韩愈撰《韩昌黎全集》，中国书店 1991年 6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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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壮阔的风格。这种风格要求诗人不只是按照生活本来样子去表现生活，而是

要进一步以丰富的想象结合现实的描写，以表达作者主观的感受。也就是说，在

这种风格中，既包含了现实主义精神，也包含了浪漫主义精神。在《戏为六绝句》

中，杜甫写道：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这就说明鲸鱼碧海的比喻，是要求诗篇有海潮澎湃的气势和包罗万象的内容。而

杜甫的许多诗作都体现了掣鲸鱼于碧海的宏伟气魄。比如诗人写过多篇出色的咏

禽鸟、咏马的诗（包括图画中的形象）。他所赞美的是健鹘、苍鹰，他写来也是

那样刚劲、勇猛，他欣赏这种品质，故以“鄠杜秋天失雕鹗”来悼念亡友高适。

春秋时，郑国子产问然明治国之道，然明回答：“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

鹰鹯之逐鸟雀也。”①杜甫之以猛禽比人，显然是与这种传统的象征形象相联系的。

因此，诗人对猛禽的赞誉便含有歌颂勇敢正直，与邪恶势不两立之意。杜甫写马，

歌颂的是骁腾战马：“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讨好托死生”

（《房兵曹胡马》）。其马是那样的矫健，那样的忠诚。《唐宋诗举要》引赵子常曰：

“词词矫健豪纵，飞行万里之势如在目前，区区摹写体贴以为咏物者，何足语此。”

说明了杜甫咏马诗的特色。这种战马是将士的亲密伙伴：“此马临阵久无敌，与

人一心成大功”（《高都护骢马行》）。它们即使老了病了，也不甘庸碌地了此一生：

“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川杂诗》），对战斗的生活依然无比留恋，这种

精神当然也是杜甫自身写照。他在晚年还写下了“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

南未可料，变化有鹍鹏”（《泊岳阳城下》）、“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江汉》）、

“遥拱北辰缠寇盗，欲倾东海洗乾坤”（《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等诗句。从

这些诗句里，们看到诗人在异常困顿的情况下，仍时时表现出浪漫的性格，豪迈

的精神，广阔的胸怀和报国的宏愿，仍然迸发出济世为用的理想的光辉，谁还能

说杜甫不是一个浪漫的杜甫？谁还能说杜诗不是雄放俊逸的杜诗？

二、波澜跌宕：雄放俊逸风格的结构特点

胡小石《杜甫<北征>诗小笺》云：“盛唐诗人力破齐梁以来宫体之桎梏„„

较前此幽闭宫闺低回思怨者，有如出永巷而骋康庄。至杜甫兹篇，则结合时事，

加入议论，撤去旧来藩篱，通诗与散文而一之，波澜壮阔，前所未见，亦当时诸

①《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 8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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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不及，为后来古文运动家以‘笔’代‘文’者开其先声。”①这一特点在这一

时期很多诗中都得到体现，咏怀诗还如《述怀》、《喜达行在所三首》、《羌村三首》

等，而叙事诗亦有《哀王孙》、《悲陈陶》、《悲坂》、“三吏三别”等。用新题歌行

反映时事的诗，质朴不可句摘，却将笔触深入到内心深处，带上了强烈的主观抒

情色彩，同样也是极尽波折。《无家别》可以作为其代表，“近行止一身，远去终

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前两句还以服役本州自幸，觉得近行到底比

远去漂泊要好，而后两句又翻进一层，转为自伤。在本州和外县不也一样吗？因

为横竖是个无家的漂泊者。这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矛盾具是刻画入微。

赋化的结构为杜诗的波澜提供了依托，然而如果说，杜甫的诗只因其擎天拔

地的气势，一气流注而又跌宕起伏的结构来造成波澜的话，又未免流于偏颇。探

讨收蓄与崇高这一对美学范畴在杜诗中所达到的融合是我们分析其风格成因的

关键。古琴奏法中有一种按音，右手挑弦时用左手轻按琴弦，琴音竟变得呜咽含

蕴。杜诗也有此种妙处，他的诗纵有激情万丈，却不像李白诗那样超时空地大幅

跳跃，唯受情思所驱，而是有所约束，将宏大的情思，精深的用意汇集笔端，然

后化为古朴自然之笔，其效果不是冲淡，却是加强，如滚滚波涛受阻于巨石接触

时产生了极大力度。这也是为什么读杜诗产生的不是惊颤之感而是暗涌之波澜的

原因了。

如果说雄阔苍劲、厚重沉实更多地体现了杜诗雄放之美的话，那么迭宕回旋

更多地体现了俊逸之美，即在俊逸中显出雄放。杜诗如九曲黄河，奔腾汹涌之中

不断地回旋往复，迭宕起伏。杜诗在章法上纵横开阖，前后穿插，千变万化，使

沉郁的情感呈现出回旋激荡的特点。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可分为三

大部分，既相对独立又浑然一体。全诗以纪行为经，以咏怀为纬，三大部分又分

别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思失业徒，因

念远戍卒”三联诗穿插照应，峰断云连，意断词属，一唱三叹，迭宕回旋。杜甫

另一首长诗《北征》也十分注重感情节奏的顿挫起伏。该诗的主题是忧虑时政，

具有很强的政论性，却插入了一大段回家后与妻小团聚的情景：“床前两小女，

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

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

①《杜甫研究论文集》第 3 辑，中华书局 1963年 2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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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挽须，谁能即嗔喝？”这看似唠家常似的闲来之笔，实际上是以家国对照，以

乐写悲，借团骤时的片刻欣慰来淡化对时世的一腔辛酸。即“新归且慰意，生理

焉得说！”因而读来抑扬顿挫，荡气回肠。再如《三吏》、《三别》均采用主客问

答的方法，但各有变化。或藏于答，或藏答于问，或直抒胸臆，或客观叙写。所

以李东阳《麓堂诗话》说得十分中肯：“长篇中须有节奏，有操有纵，有正有变，

若平铺隐布，虽多无益。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

可骇可愕，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

三、鲍、庾：雄放俊逸风格的渊源

鲍照诗的风格多样，杜甫的承继也是多方面的。秦观在《韩愈论》中评杜杜

诗集大成：“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

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庚信之诗长于藻丽。于

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而之态，

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认为杜甫之

成功在于集大成，而他从鲍诗中所获得的就是“峻洁”一格；方东树评鲍照《拟

古诗》八首之六“束薪幽篁里”曰：“诗之警妙，皆杜、韩所取则，亦开柳州”①、

“李杜皆推服明远，称曰‘俊逸’，盖取其有气，以洗茂先、林弈、二陆、三张

之靡弱。今以士衡所拟乐府古诗与明远相比，可见”，是推其“警妙”、“俊逸”；

叶燮则指出：“鲍照之才，迥出侪偶，而杜甫称其‘俊逸’；夫‘俊逸’则非建安

本色矣。千载后无击节此两人之诗者，正以其不袭建安也。”②杜甫受鲍照的影响，

他的《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徒步归行》，以及他入川以后的作品《楠

树为风雨所拔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石笋行》、《石犀行》、《杜鹃行》、《百

忧集行》、《徐卿二子歌》、《戏作花卿歌》等，风格都呈现出警妙俊逸的特点。

杜甫亦受到庾信的影响。“健笔凌云”说，正是他对庚信入北朝后诗赋的审

美特征进行概括，提出的颇有建树的诗学观点。

庚信是一位将南北文化融于一身的典范人物，在梁时为文坛领袖，其诗赋声

韵弥谐，意趣逾俗。由梁归北周后，吸取了北方文化的丰富营养，融南北文化于

一炉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成为南北朝集大成者。杜甫称道庚信和鲍照

曰：“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并说：“庚信平生最萧瑟，暮

① [清]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 10 月第 1 版。 ② [清]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 7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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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诗赋动江关。”特别是对庚信后期诗赋，不只许以“动江关”，还盛赞“庚信文

章老更成”（《戏为六绝句》其一），即指庚信入北朝后的诗赋，融南北诗风，兼

具柔媚和刚健之美的艺术特征。明代杨慎曾说：“庚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

先鞭。史评其诗曰绮绝，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绝，清新，人皆知之，

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清人沈德潜也说：“北朝诗人，时流清响，庚子山

才华富有，悲切之篇常见风骨，是时徐（陵）、庚并名，恐孝穆华词，瞠于其后

矣。”①

杜甫标举“健笔凌云”的主张，表明他对南北诗歌互相融合、共同构筑诗歌

美学体系的确认，这一识见带有对儒家诗学传统突破的色彩。因为庚信后期诗赋

呈现抒发自我情感与强化艺术表现相统一的审美、特征，淡化甚至基本不顾及儒

家的诗学思想和诗歌传统，而杜甫赞赏庚信，尤其肯定他的艺术成就，这不能不

说杜甫是对自己长期积淀的儒家美学思想的较大突破。

郭绍虞先生说：“杜老诗风，即在能兼清新、老成二者，故其推崇庚信，亦

即在此。”②其实，杜甫还和庚信一样，兼有绮丽，且是由此入手的。从个人禀赋

方面看，现实主义大师杜甫具有一种最客观的素质：对人、对祖国河山的最深沉

的爱，经常使他“物化”于所在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之中，“一重一掩吾肺腑，山

鸟山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他无时不与周遭山川风物的精神气韵进

行内在的交流，杜诗纷繁多彩的风格形态，实际上折射出诗人所经之处地理风土

的种种特色，这种风格与环境融贯一体的程度是其它诗人难以企及的，也是杜诗

之能集大成的原因之一。

四、北方文化：雄放俊逸风格的地理文化特征

现存一千四百多首杜诗，入蜀后所作近千首。晚年杜诗由叙事转向抒情，在

“琐事成咏”的日常生活感触中，体现出高峻的人格境界、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平

淡而山高水深”的艺术功力，从而含蓄深婉地折射出他那一时代的层层光影，这

一切，都非常符合北宋以后知识分子阶层普遍的审美心理和生活情趣；另一方面，

北方时期的杜诗又充分继承了以早期儒家为代表的古代中原文化那种富于理性、

尚实致用（具体化为质朴的艺术形式和忠君忧民的思想内容）的传统精神，这是

一条深植于黄土高原之上而永不可斩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即使是南方文化

① [清]沈德潜选注《唐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1月第 1 版。 ② 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12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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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南方时期的杜诗，也仍然是在这条根上生长、开花、结果的。宋诗之以生新瘦

硬、字敲句琢而臻于平淡，固然属于南方文化风格的范畴，但宋诗之议论化、散

文化，大概又是北方文化的理性精神在后期封建社会诗坛上的流播与发扬。杜甫

的诗歌，正是最深厚的积淀着中国北方和南方多样而统一的传统文化精神，所以

呈现出千姿百态、芸萃古今的“集大成”之美，因此也只有杜甫，才有资格戴上

“诗圣”这一崇高的桂冠。

当然，北方时期杜诗在上述风格的主旋律中，随着境遇不同，也有着音色各

异的变调。如早年的《画鹰》、《房兵曹胡马》、《今夕行》等，都是一派激扬豪迈

之声；《望岳》一首，“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起笔气象之宏放，几令人不

知以下何以为继，然而“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竟是步步升高，目空环宇；《饮中八仙歌》，纵恣不

羁，前后《出塞》，慷慨激扬。总之，安史乱前的杜诗，虽或不免号穷干求之声，

但仍然充分体现出中原盛唐王朝的“阳刚之美”，其惯性一直作用到后来的“国

破山河在”（《春望》）等诗篇。乾元二年（公元 759 年）夏秋间，杜甫越关陇、

客秦州，“云气接昆仑，驿道出流沙”、“萧萧古塞冷，漠漠秋云低”、“警急烽常

报，传闻檄屡飞”（《秦州杂诗二十首》），这一系列意象组合，给沉浸在世乱日亟

的悲愁中的杜诗，抹上了塞上风云之色。“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

塞，不夜月临关。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秦

州杂诗》之七），“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

忆舍弟》），这一派“莽莽”的“边秋”之景与弃乡飘零的“衰飒”之情，交融成

秦州诗风特有的苍莽悲凉。所有这些，都鲜明体现出北方文学传统风格的一系列

基本特征。

北方文学是在黄河流域粗放朴健的水土风沙中回孕育、成长起来的，它质实

雄浑而不务奇情幻彩。在古代文学史上，也许没有哪一位诗人更能如杜甫似的“穷

年忧黎元，吸息肠内热”了，因而也没有谁更能如杜甫似的将整个身心灵魂都融

入这一片养育着千百万黎元大众的黄土地了。北方时期杜诗的那些标志着古典现

实主义顶峰的作品，可以说字字句句都散发着黄土高原上泥土的气息。我们仿佛

能从中看到诗人在关中古道旁，在黄河断崖边，在陕北陇西的荒坡古岭上踽踽独

行的身影，感受到诗人心灵律动中充满深重忧患意识的震颤。征服千古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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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这些诗篇清词丽句的熠熠文采，而是那一股无比浑厚苍郁的“贞刚之气”。

《旧唐书·文苑传》称杜甫：“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又说：

“甫性褊躁，无器度„„尝凭醉登（严）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

①《新唐书》所记略同，亦累称杜甫“性褊躁傲诞”、“放旷不自检”。②当然这些

都是以封建道德来衡量杜甫所得出的歪曲的结论。然而这却正可以说明杜甫并不

象宋代的一些评论家所认为是一个满脑子忠君思想的迂夫子。我们透过表面现象

看到的是一位性情豪放，不失天真的诗人。他在晚年所写的《壮游》诗中，回忆

往昔说：“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东下姑苏

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何等壮阔的胸怀，何等豪迈的

情感！《新唐书》本传说他：“尝从（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

怀古，人莫测也。”几位诗人都不愿过平庸的生活，他们怀抱建功立业的愿望，

都具有豪爽的性格。然而，这是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相矛盾的，于是他们愤

世嫉俗，慷慨悲歌，向往古寻找自己的诗情！

第三节险怪奇拔的风格

如果说以上这种奔放恣肆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杜甫对楚骚以来乃至

盛唐时期浪漫主义传统的继承，那么杜诗中奇崛险奥、幽冷诡怪一格就完全由杜

甫首创。杜集中不乏一些诡谲怪异之作。如“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

（《戏作花卿歌》）充溢着血腥味的强烈刺激，十分恐怖惊心。“白摧朽骨龙虎死，

黑入太阴雷雨垂。”（《戏为双松图歌》）形容松树根梢的奇形怪状，奇异而幽森。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白帝最高楼》）笔势险绝，被称为“晚

唐人险句之祖”。杜诗中这类“异调”对元和“尚怪”之风有开启的作用。韩孟

的狠重险怪和李贺的幽幻奇诡都能在杜甫处找到源头。杜甫首先把恐怖、险恶、

丑引入诗歌的表现领域，突破了传统诗歌的审美情趣。这在他由秦入蜀的大量纪

行山水诗中表现得较为集中。杜甫“自秦州至成都诸诗，奥险清削，雄奇荒幻，

无所不备。”其笔下的山岭，重岩叠峰，云水迷茫，乱石嶙峋，铺天塞地：“突兀

犹趁人，及兹叹冥漠。石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青阳峡》奇险得如此惊主动

①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5年 5 月第 1 版。 ②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 2 月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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魄。《铁堂峡》着力描绘出铁堂峡险峻的景色：“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硖形

藏堂隍，壁色立精铁。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修纤地垠竹，嵌空太始雪。威

迟哀壑底，徒旅惨不悦。水寒长冰横，我马骨正折。”通过急迫短促的韵脚，古

奥生涩的用词，形成了一种威压幽险之势。《万丈潭》刻画出一个与外界隔绝的

封闭环境，着力渲染出其险怪、幽僻、阴森兼而有之的气氛。杜甫这种风格，突

破了以往山水单纯的审美。这咱表现“不美之美”的审美情趣，大异于盛唐时期

普遍追求的和谐浑融之美，而对中唐韩孟一派的审美取向有着直接的启示与影

响。

一、崇高感：险怪奇拔风格的诗心

诗才需要与诗心兼备才能成就一个伟大的诗人。前面已提到了杜诗因其立意

之奇，布局之严密曲折，笔法之收蓄沉稳而带来的波澜老成之感，这主要是就诗

才而言。而我们发现，尤其在读诗人陷贼及为官时期的作品时，这波澜跌宕还建

立在一种更为深厚的基础之上，那就是诗人的崇高感。这一时期，杜甫卷入战乱

的旋涡，经历坎坷的仕途，他长期伦落下层，其遭遇已与普通百姓无异。他的诗

作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突出的是对个人渺小的承认。如作于此时的《三川观

水涨二十韵》：

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北上唯土山，连山走穷谷。火云无时出，飞电常在目。

自多穷岫雨，行潦相豗蹙。蓊匌川气黄，群流会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谓阴崖踣。恐泥

窜蛟龙，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树，礧磈共充塞。声吹鬼神下，势阅人代速。不有万穴

归，何以尊四渎。及观泉源涨，反惧江海覆。漂沙坼岸去。漱壑松柏秃。乘陵破山门，

回斡裂地轴。交洛赴洪河，及关岂信宿。应沈数州没，如听万室哭。秽浊殊未清，风涛

怒犹蓄。何时通舟车，阴气不黪黩。浮生有荡汩，吾道正羁束。人寰难容身，石壁滑侧

足。云雷此不已，艰险路更跼。普天无川梁，欲济愿水缩。因悲中林士，未脱众鱼腹。

举头向苍天，安得骑鸿鹄。

此诗描绘的涨水是一派惊心动魄，翻天覆地的恐怖场面。诗中的动词，“卷”“充

塞”“涨”“覆”，“坼”，“裂”，下得狠重。“蓊匌川气黄”，“阴气不黪黩”，色调

昏暗渗淡，阴气葱茏。诗人此时仕途失意，为国事家事而忧心忡忡，却又逢大自

然的威逼恐吓，自然更显无助与沉痛了。诗多用拙笔，“我经华原来，连天走穹

谷”，十分朴拙的句子透露出一种平凡感。诗人只是一个普通人，在大自然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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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办法。“火云出无时，飞电常在目”，虽是写景，却渗透着心理体验，勾勒出

其惊恐模样。而“连天走穹谷”“石壁滑侧足”，道路之艰险漫长衬托出诗人的渺

小平凡，正因如此，才有了“举头向苍天，安得骑鸿鹄”的呼喊。然而此时，诗

人并不是消沉无力的，而是坚定执着的。他在自己的苦难中依旧心怀国运苍生，

有“欲济愿水缩”的强烈愿望，并且他对苦难保持着清醒的深刻的认识，写山川

水涨，竟写到“声吹鬼神下，势阅人代速”的地步。王嗣奭曰：“此诗之佳，在

摹写深刻，如声吹势阅二句，无人通道，然终与唐人分道而驰。比之画马，他人

皆画肉，而公则画骨，此其超出唐人者，肉易识，骨不易识也。”①对于杜甫而言，

“盛世赋予他的远大理想和时代责任感在乱世中得到了深化”②他承认自己的渺

小，却因其执着与坚持得超越，渺小却有着一份奇伟阔大的心胸，这种张力带来

一咱崇高美。因为他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我们读他的诗会不自觉将自己和他

对照，又因为他在苦难面前释放出的超越自我的能量，我们觉得他不是个普通人，

人让我们肃然起敬，读其读总能为其崇高感所震慑。李白也有描写自然艰险的《蜀

道难》，却由于其自身定位本来就高于凡人，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关照人

的渺小，我们能为其狂放不羁的气势所折服，为其自信自在的精神所激励，却产

生不了那肃穆，深沉的崇敬之情。能达此境者，惟有老杜。这也是其诗“波澜独

老成”深层原因吧。

二、修辞、意象的拗怪冷僻与拗体：险怪奇拔风格的表现形式

杜甫诗中险怪奇拔的艺术风格，在表现手法上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在词语的选用上，选用偏冷偏暗色调的词语，如“魂来枫林青，魂返

关塞黑”（梦李白二首），“风悲浮云去，黄叶坠我前”（《遣兴三首》），“天寒翠袖

薄，日暮倚修竹”（《佳人》），“山晚黄云合，归时恐路迷。涧寒人欲到，林黑鸟

应栖，野客茅茨小，田家树木稀”（《佐还山后寄三首》），这些诗句中，“青”、“黑”、

“黄”等词语的命名用令全诗初露险绝瘦硬、凄清苍凉貌。

其次，句法的奇异多变在句式上呈现出折拗怪特特点。根据黄白山《杜诗说》，

（清黄生著，徐定祥点校《杜诗说》，黄山书社 1994 年版。）杜甫奇异多变的句

法有以下表现：明暗句：“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秦州杂诗》之一，两截

句：“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同上），硬押句：“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

① [明]王嗣奭著《杜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8 月新 1 版。 ② 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9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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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足上句：“马寒防失道，雪没锦鞍鞯”（《送人从军》，不对面对：“暮景

数枝叶，天风吹汝寒”）（《废畦》），层折句：“雨荒深院菊，霜倒光池莲”（《宿赞

公房》），对起句、折腰句：“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空囊》），缩脉句、分

装对：“久客得无泪？故妻难及晨”（《促织》）等等①，不一而足，句法的拗怪奇

峭强化了诗风的恢怪奇拔的特点。

另外，折拗怪特的风格还表现在意象选择上，杜甫的诗歌意象除了细小柔弱

和悲婉凄凉之外，还有一类鬼魂等超现实的意象，如“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

（《梦李白二首》）；又如“魑魅喜人过，文章憎命达，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天末怀李白》）；再如《梦李白二首》中，将枫青、塞黑、浪阔、波深等梦境

中的意象与落月、屋梁等实境中的意象连成一体，传达出朦胧恍惚的景象，是魂

是人，是梦是睹，都觉恍惚无定，淋漓尽致地表现情感的纠结。

诗人在用字、句法、意象选择上向求新、求奇的方向发展，而这一点在他后

期的诗歌，特别是夔州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情感上更加忧郁，色彩上

更加灰暗乃至阴冷，体悟上更加细密和微观，把握上更加准确和神肖。这个时期

的四百七十多首诗作中，《黄草》、《老病》、《暮春》、《苦寒》之类描述和表达衰

飒之景和人生愁叹的占了很大和篇幅，而且呈现出灰暗阴冷的色调。另一方面，

音韵上由抑扬起伏进而转化为折拗，结构上由跳荡转折进而序违常，句法上由顿

宕变化进而更加散化怪异，情感由外露进而转向内敛。

此外，杜甫晚期有意为拗体诗，也是他发泄内心不平的产物。王嗣奭评论说：

“胸有抑制不平之气，而以拗体发之，公之拗体诗，大都如是。”当然，发胸中

不平之气不一定非要用拗体诗的形式，杜诗中很多不平之作都注意到了格律和谐

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恰到好处地运用拗体诗的形式确实能丰富诗人

的表现手段和诗歌的表达效果。这正如在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之处补充以通俗唱

法，尤其是补充以通俗唱法中的摇滚乐一样，在给人耳目一新感觉的同时，艺术

感染力上也收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七五九年），杜甫怀着深沉的政治失望，永远离开了

疮痍满目的关辅地区，开始了他为期十年“飘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

之一）的晚期生命历程。杜甫晚期的作品，创作手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

① [清]黄生著，徐定祥点校《杜诗说》，黄山书社 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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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之一就是诗人大胆突破近体诗的正统格律，开始有意为拗体诗。这一时期的

拗体诗，既包括绝句（如《夔州歌十绝句》之五），也包括律诗，但以律诗尤其

是七律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集中。

如《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

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赵翼在《瓯北诗话》卷二中评价此诗说：“冥心刻骨，奇险至十二三分者。”①之所以能

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除了诗人在字法、句法、章法上的惨淡经营外，刻意运用拗体亦

是重要原因。对照七律的正规平仄格律，除了第三句，其他七句没有一句完全合律，特

别是第二、四、六句，结尾都用了三平调，犯了律诗的大忌（但这恰恰又是古风的重要

标志）。然而，它于拗中又有见律处，如第六句“随”字处应仄，此处却为平声，以救

第五句“断”字之拗（此处应为平声）；第六句用三平声收尾，以应第五句用三仄声作

结。全诗一扫正规平仄格律可能带来的滑熟圆润之风，气势挺拔，格调高远，很好地达

到了作者发忧世之悲情、消自身之垒块的目的。

三、杜甫与李贺：险怪奇拔风格的嗣响

杜甫瑰怪诡奇诗风对李贺诗风有着深刻的影响。杜甫诗中有一些瑰怪诡奇的

诗作，向来不为评论家们所注意，但韩愈、李贺等人则从中搜寻而出，推而广之，

扩而大之，将其发展成自己奇险怪异的主导诗风，并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

吴汝纶所说的“昌谷诗上继杜韩”为我们探寻李贺诗与杜甫的承继渊源关系

提供了线索。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三云：“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

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经，惟少陵奇险处尚有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

道，自成一家。”②也就是说，面对由李、杜构建的极盛而难继的盛唐艺术高峰，

力图新变的韩、孟诗派通过对李、杜诗中所蕴含的奇险因素的发掘与扩展，而构

成自身诗歌的主导性特征，正是一种顺乎自然的心理指向与艺术规律的表现。李、

杜诗歌本身具有多方面艺术造诣与风格表现，不同的接受主体亦自有其不同的着

眼点，而李贺则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发展创新，取得了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效果。

可以说，杜诗集中一些的奇诡特色的诗篇是李贺荒诞诗风的先导。换言之，李贺

诗受杜甫诗风的影响甚深。试将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与李贺《李凭

① [清]赵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 3 月第 1 版。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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箜篌引》二诗作一比较。杜诗是：“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

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如异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

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临颖美人在白帝，妙舞此

曲神扬扬„„”李贺诗此处从略。从题材来说，杜诗是写公孙大娘善舞剑器舞的

精采舞艺，贺诗是李凭演奏箜篌的绝妙技艺；从人物来说，公孙大娘是“先帝侍

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的举世无双的佼佼者，李凭则是“驰凤阙，拜鸾殿，

天子一日一回见（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汉王欲助人间乐，从遣新声坠九天

（杨巨源《听李凭弹箜篌》）”的名闻朝野、堪称天下第一的箜篌演奏高手；从写

作重点来说，都是为了突出其剑器舞和箜篌演奏的神奇效果；从写作方法说，都

是驰聘艺术想象，驱遣远古神话、历史传说于笔端，且竭尽艺术夸张之能事，给

读者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二诗不仅在立意、构思、手法等方面表现出惊人的

一致，而且在奇诡诗风方面也有着鲜明的渊源、承传关系。

杜甫对李贺诗的深刻影响还表现在对荒诞奇之意象，尤其是鬼魂意象和创造

的艺术表现上。提到李贺的诗，因其笔下多鬼和鬼魂的形象，宋祁则称其为“鬼

才”①严羽《沧浪诗话》则言其诗“长吉鬼仙之词也”。体弱多病的身体现状、

忧病畏死的恐惧心理、对黑暗现实社会生活的曲折反映、奉礼郎祭祀鬼神的职业

生涯，以及当时祭神驱鬼的社会风尚等等，这虽都是李贺写作神鬼诗的重要原因。

此外，诗人在艺术上对前人尤其是杜诗的继承和发展，亦是十分重要的一点。实

际上，杜甫的一些咏鬼的意象和诗篇已肇李贺写鬼诗之先河，其诗中中出现了许

多栩栩如生的鬼和鬼魂形象，使其这一类诗歌表现出一种缥缈诞幻的艺术格调，

显然对李贺鬼诗的写作和奇诡凄艳诗风的形成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杜甫诗

中，绘写鬼和鬼魂的诗名和诗篇比比皆是：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兵车行》）；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赠卫八处士》）；

反思前夜风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奉先刘少府画山水障歌》）；

声吹鬼神下，势阅人代雄（《三川观水涨二十韵》）；

谁能叫帝阍，需用行速如鬼（《塞芦子》）；

阴房鬼火青，坏道哀湍泻（《玉华宫》）；

战场冤魂每夜哭，空令野营猛士悲（《去秋行》）； ① 吴企明《李贺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94年 10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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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草堂）；

卧病识山鬼，为农知地行（《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

但添新战骨，不返旧征魂（《东楼》）；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天末怀李白》）；

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山馆》

„„

显然，不论是从杜甫和李贺的表叔侄关系来说，还是从杜甫这位“诗圣”在诗坛

上的崇高声望和地位来说，都自然地会对李贺的诗歌创作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

响。然而在这一点上，李贺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相比较而言，李贺笔下的

鬼、鬼魂形象不仅要比杜诗中的鬼、鬼魂形象更为生动、具体、精妙，具有一种

虚无缥缈、若有若无的鬼、鬼魂形象的特点，而且还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感情，

且同人有着诸多亲密的联系和关系，其既可以随时应人之邀，招之而来，也可以

主动前来对人表示安慰，甚至为诗人的不幸遭遇而伤悲，甚至以唱歌、吟诗的方

式来消解人的郁结情怀，从而使其笔下的鬼和鬼魂与人形成一种难得的知音，知

巳、挚友这样一种境界。而这是杜甫笔下所没有的。

杜甫的集大成，包括了诗歌创作的方方面面，其诗风亦如此。在杜甫沉郁顿挫的诗

作风格之外，除上述的清新自然、雄放俊逸、险怪奇拔的三种风格，杜甫还有一些诗风

值得注意。如雍容华贵的风格。这种诗风主要表现在左拾遗任上的殿堂台省荣遇诗中，

如《奉和贾至舍人早期大明宫》、《紫宸殿退韩口号》、《春宿左省》。《晚出左掖》等诗。

内容多为纪朝会之盛，荣遇之喜及居官生活，显得典雅从容，高华伟丽。过些都是诗人

兴致颇高、充满乐观心情的表露。表现出杜甫对时代、前途颇感乐观的心情，似有初唐

宫廷诗之势，这在杜甫以沉著浑雄著称的五律中很有特色。但他这种高昂的兴致并非仅

止于身为近臣受到荣宠的沾沾自喜，更多的是经历了战乱之痛后，重睹京城恢复，朝仪

依旧，内心那种欣慰和抑制不住的激动。《春宿左省》描写的是身为左拾遗的杜甫上封

事前在门下省值夜的情形。“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生动传神地描绘出星月映照下

宫殿巍峨清朗的夜景，并寓含着帝居高远的颂圣意味，显得端庄而开阔宏大。后天联都

是写作者值夜的心情，“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深切

地表现了诗人勤于国事，唯恐次晨耽误上朝的心情。可见，踌躇满志，高唱赞歌是基于

杜甫缅怀盛世，渴望中兴的一片赤诚与执着，而非粉饰太平，夸美邀宠。也正因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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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这类诗才显得既典丽精工，风华秀美又雄亮灵动，兼有气骨，不流于一般应制诗的

浮华板滞，铺陈繁缛。

再如，幽默恢谐的风格。杜诗中随处可见笔调夸张轻快，幽默风趣的诗句。如“杜

酒偏劳动，张梨不外求。”（《题张氏隐居二首》之二）“醉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空

囊》）写穷况而恢谐潇洒，可谓苦中作乐。这种谐趣与杜甫一贯的热爱生活，紧张乐观

的思想性格是一致的。杜甫困居长安时，生活潦倒艰难，常落到饿饭地步，全靠朋友们

的周济度日。即使处于这种究愁苦恨的逆境，杜甫仍能维持精神上的平衡，而不丧失对

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情美的敏感，并不是陷入终日愁苦中了无生趣。如《逼仄行赠毕曜》，

以诗当简，招朋友来喝酒。以速写的笔触，真实具体地勾勒出日常生活中的有趣画面，

体现出艰难度日中朋友间淳朴真挚的情谊。“晓来急雨春风颠，睡美不闻钟鼓传。东家

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

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洒脱写来，真率有味，颇具幽默感。晚年的杜甫仍十分倔强而

风趣，“庭前把烛嗔两炬，峡口惊猿闻一个。白头老罢舞复歌，杖藜不睡谁能那？”（《夜

归》）常有聊发少狂的顽兴，然而毕竟年老体衰，力不能胜，《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

就以幽默夸张的口吻，记叙了一次酒后落马受伤的经历。极言醉合忘险，乘兴驰马之状。

从山城上落下八千尺竞能生还，“诸公”“携酒相看”竟然又渲染出一场宾朋如云，酒食

如山，丝竹大作的热闹宴会。根本不像是来慰问伤病，倒如同庆贺喜事一般，不免滑稽。

诗人自己显然也不以坠伤为碍，与诸公尽兴同乐。这正是诗人坚强刚毅的性格使然。《江

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因“江上被花恼不彻，无所告诉只颠狂”而独自寻花，呈现了“可

歌可舞，使老人复少”（杨伦《杜诗镜铨》卷八引刘须溪语）的“颠狂”之态。《绝句漫

兴九首》在一片“无赖春色”中斥花责莺，信笔挥洒，恢谐有趣。是诗人浪漫不拘的潇

洒性格在安定时期的自然体现。杜诗中的幽默谐趣有着名士风流的潇洒率真，体现为对

魏晋风度的认同与向往，又是一种自我心理的调节与平衡，是杜甫积极入世，乐观与世

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而既符合传统的审美标准，又是对礼教意识和等级观念的冲击。

杜诗“沉郁顿挫”之外的多样风格并非是对他人风格的单纯摹仿而有着杜甫的个性

化特征，不得混同他人。如被推崇为近似李白、王昌龄的绝句《赠花卿》，风华流丽，

含蓄不露，但似谀似讥，实为讽刺，另具顿挫抑扬之致；《江南逢李龟年》神韵独绝而

深沉低回，富含感慨。又如《玄都坛歌》“子规夜帝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的险奥

幽诡之境被评为“大似长吉”（《杜诗详注》引申涵光语），但用语之奇健豪宕，显是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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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之风。杜诗中那些格调情趣酷似陶渊明之作，如《雨晴》、《赤谷西崦人家》等，“其

气力沉雄，骨力苍劲处，本色自不可掩”①，仍是杜甫式的遒劲风骨。杜甫那些雍容华

贵似近于初唐体的台阁容遇诗也在秾丽隽永中呈现出同一般的气势，如《题省中院壁》

等，呈现着一种独特的“雄丽”风格。《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快诗”一气流注，其

疾如飞，然而又有深灏流转，沉著激昂之意味，与轻滑流利者有别。所谓“深入无浅语”

②。可见，杜诗在“沉郁顿挫”之外的各种风格之间并非互不相干，各行其道，而是统

一于杜甫特有的深厚统一于其个性化特征之下的。因而，杜诗的风格的多样性就不是各

种风格类型的杂烩，而是和谐统一于杜诗的整体艺术风貌中的。

第三章杜诗风格多样性的原因

杜甫诗歌的风格是多样的，造成杜诗风格多样性的原因亦是多样、复杂的。

我们前文已经论述了杜诗多样性的特点，接下来，本文拟对杜诗多样性的原因进

行探讨分析，以期对杜甫诗歌的风格及其成因作更为深刻的阐述和揭示。

第一节时代的风云变幻与人生际遇的跌宕起伏

杜甫的一生，经历了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朝，这一时间跨度，可以

说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渡期，亦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大转折。文学是社会

生活的反映，诗歌是时代和人生跳动的脉搏，杜甫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当他用

如椽巨笔，将时代的风云嬗变、将人生的际遇无常纳入到诗歌的世界中去后，他

的诗，也就成了那段宏阔的历史的缩影；他的诗，也就必然因为时代的纷纭变幻

和人生的丰富多彩而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特征。


杜甫是和开元盛世一同成长起来的诗人。从先天元年（公元 712）到天宝五

年（公元 746），是大唐帝国最昌盛的时期，亦是杜甫一生中最为潇洒快意的读

书游历时期。

据杜甫《壮游》诗回忆，他七岁时就开始了文学创作：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① [清]黄生著，徐定祥点校《杜诗说》，黄山书社 1994 年版。 ② [清]赵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 3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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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青少年时代，阅读了大量书籍。他曾经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又言：“群书万卷常暗诵”（《可叹》），可见他读书

之多、之广，这是杜甫诗歌能够达到多样性风格特点的基础。

开元十九年（公元 731），这是开元全盛时期，杜甫二十岁，此年他离开了

书斋，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漫游、游历生活。在此期间，他曾南下吴越，东至齐

赵，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名胜古迹。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盛，国力的强大，

这些盛世的繁荣景象增长了他的见识，开阔了他的胸襟，培养了他的乐观自信精

神。与李白、高适的梁宋漫游，大概是他以后最难以忘怀的漫游经历了。这次梁

宋之行，三位伟大的诗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尤其是杜甫，经常写诗怀念李白，

还在《遣怀》诗中写道：“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肤腴。

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以纪念当年三人裘马清狂、登高怀古、饮酒论文的

生活。其时杜甫的诗歌创作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而李白则成名已久，高适亦

是深谙文学之道，与两位前辈的交往对杜诗风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

二、潜伏的危机与困守长安

从天宝五年（公元 746）到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是大唐盛世由盛转衰，危机

四伏的转折时期，亦是一、开元盛世与读书游历

杜甫困守长安、落拓不遇的求仕时期。

唐代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在统一、繁荣与强盛的基础上，盛唐文化不仅

兼容南北，而且贯通中外，音乐不断地吸取胡乐，绘画则有意识地吸取印度画法，

杂技也由中亚、南亚传入。这些文化作为新的养料在唐文化的整体内得以吸收、

滋生、消化，使得整个盛唐文化，显得更加博大恢宏，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文化

体系。在此期间，杜甫接触到了当时第一流的艺术和艺术家，如李邕、张旭、王

维等，使得诗人的艺术素养和艺术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杜甫本人就有许多题

画诗和探讨书法艺术的诗。在这样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中，艺术家们切磋砥砺，博

采众长，这对杜诗风格多样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正是在这样开放的、

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杜甫才确立了自己专益多师、兼收并蓄的文学观念，而这种

文学观正是杜甫诗歌风格多样化的理论基础。

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唐朝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唐玄宗晚年之后，

暮气深重，宠幸杨贵妃，不理朝政。对内是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两个奸臣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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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小人，贬黜忠良；对外则是好大喜功，屡开边患。盛世在表面的浮华背后已

经埋下了衰落的先兆。

杜甫是较早地敏感地捕捉到了危机四伏的诗人。这时期他所创作的《兵车

行》、《丽人行》、《前出塞九首》等，都带有儒家传统的讽谏诗风格特点，透辟犀

利，锋锐辛辣，带有浓郁的忧患意识。

在此期间，由于统治者的昏庸腐朽，杜甫试而不第。他怀着“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崇高理想，开始向达官显贵们投诗，

以期得到赏识汲引，如《赠韦左丞丈》、《赠翰林张学士》、《赠起居田舍人澄》、

《投赠哥舒开府》、《赠鲜于京兆》、《上韦左相》等，但几乎每次都令杜甫失望，

他没有得到公卿们的“一字书”。天宝十载和十三载，他又两次向最高统治者—

—唐玄宗献赋，结果虽得到玄宗的赏识，却依然没有得到重用。

由于长期困顿长安，杜甫连生活都出现了困难，他在诗中屡次提到自己的

窘境：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丈丞二十二韵》）

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

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咸华两县诸子》）

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

这段旅食京华、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得诗人备尝了人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丰

富了杜甫的人生经历，发而为诗，自然就包罗人生百态、喜怒哀乐，风格当然也

就变化多样，不一而足了。

三、安史之乱与短暂为官

从天宝十五年（公元 756）到乾元二年（公元 759），是唐朝爆发安史之乱

时期，亦是杜甫短暂为官的时期。

天宝十五年（公元 756），唐帝国早已潜伏的危机终于爆发了，安禄山于范

阳起兵，率众南下，直逼长安。盛世的繁华霎时间灰飞烟灭，随之而来的，是战

火的惨烈和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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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由长安逃到了四川，杜甫经过一度逃难，当他听说太子李亨（唐肃

宗）在灵宝即位后，立即只身赴难，投奔灵宝。不料中途为胡兵所俘，被押解到

长安。在这里，杜甫亲身经历了亡国的痛苦。他在《哀江头》里说：“杜陵野老

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欲哭而不敢哭，心情沉痛到了极点。尽管处境危险，

杜甫所关心的，并不是个人的生死，而是朝廷的光复大业和人民百姓的安危。七

五六年十月，房琯惨败于陈陶斜和青坂，杜甫写了《悲陈陶》和《悲青坂》两首

诗，对于战死的将士致以沉痛的哀悼：“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战死”、“ 山

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在这种极端的忧虑和悲愤下，杜甫竟至“况

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北征》）、“遭乱尽白发”（《同元使君舂陵行》），连头

发也全白了。

七五七年四月，杜甫冒险从小路逃出长安，投奔到了肃宗朝廷所在地——

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这是杜甫当时的真实写照。也许

是为了表彰杜甫的忠诚，朝廷授予他左拾遗一职，这是一个品级虽低却十分重要

的官职，作为谏官，他可以直接将自己意见达于宸听。杜甫本人对这个职务是非

常满意的，他以为自己渴望已久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

二十二韵》）的政治抱负终于要实现了。在担任左拾遗期间，杜甫“避人焚谏草，

骑马欲鸡栖”（《晚出左掖》）、“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春宿左省》），可谓

尽职尽责，披肝沥胆。然而，这一切却并没有为他带来好运，相反，他因为自己

的刚直秉性而触怒了肃宗，有一次连性命都差点丢掉。

七五八年六月，肃宗将杜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的政治生涯仅仅度过了

短暂的一年便结束了。七五九年七月，杜甫辞官不做，带着家小由华州往秦州，

又由秦州赴同谷，最后由同谷奔成都。在此期间，杜甫不仅自己一家生活贫困，

举步维艰，更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民间百姓的饥馁疾苦、朝夕不保。

这段时期时间虽短，却是一段时代风云变幻、人生际遇无常的非常时期。

帝国盛世的突然崩塌、战争之火的惨烈洗劫、生命的脆弱无依、命运的凄凉无奈、

现实的无可抗拒„„这一切一切，带给人们的，绝不仅仅是生活的改变而已，而

是从生活到心态、从精神到气质、从观念到思想的巨大反差和剧变。时代与人生

的嬗变丰富了杜诗的题材，锤炼了杜甫的诗艺，也多样化了杜诗的风格。同样是

经历了时代与人生的转折，有的诗人沉溺在盛世的梦幻，竭力地去追忆逝去的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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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有的诗人则沉沦于乱世的惨淡，无奈地哀叹现实的凄凉。杜甫则不同，他的

诗歌，在沉痛中有希望，在愁郁中有昂扬，在悲伤中有开朗，在顿挫中有酣畅，

既直面现实，又憧憬未来。正因如此，杜甫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集大成”的诗

人，一位当之无愧的伟大的诗人。

四、社会动荡与漂泊西南

从乾元三年（公元 760）到大历五年（公元 770），这十年间，安史之乱虽

然被平定了，但混乱的局势已经形成，大唐帝国的颓败之势是无可挽回的了。

七五九年冬，杜甫由同州到了成都，第二年春，在成都西郭盖了一座草堂，

开始了一段较为安定闲适的生活。他的大量风趣清悠、含蓄深婉的诗作都是在此

一时期创作的，如《绝句漫兴九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春夜喜雨》等。

然而，安定的生活并没有消解杜甫对国事、天下事的关心与忧虑，他也创作了许

多沉郁愁闷、萧瑟深沉的诗歌，如《遣愁》、《散愁二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等。其风格依然是多姿多彩的。

在这十年间，杜甫有时安定，有时漂泊。他曾经到过嘉州、戎州、渝州、

忠州、云安、夔州、江陵、公安、岳阳等地，这段时期的漂泊，从心态上讲虽不

能和当年走马漫游时相提并论，但西南地区的美好河山依然给于了杜甫莫大的精

神愉悦。这时创作的诗歌，有明丽如“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蜀

相》）者；有雄浑如“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者；有

老淡如“孤石隐如马，高萝垂饮猿”（《长江二首》）者；有萧瑟如“怅望千秋一

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咏怀古迹五首》）者；有奇崛如“香稻啄馀鹦鹉粒，

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者„„其风格真可谓林林总总、千汇万状。在

安定的时候，杜甫还亲自务农，他的许多田园诗，都写得亲切有味，自然朴实。

大历五年（公元 770）冬天，杜甫逝于由潭州到岳阳的途中，其所余惟一条

扁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贫困潦倒的诗人，为我们留下了无比宝贵的文学遗产

和精神财富。

通过以上对杜甫所处的时代及其人生经历的简单勾勒，我们可以发现：杜

诗产生的社会背景正是历史发生剧变的大转折时期；杜诗所反映的人生是在风云

变幻中的丰富、多彩、曲折、生动、饱满、跌宕的人生。时代与人生浓缩、凝练

在杜诗中，就使得他的诗风既有盛世的昂扬、繁华、富丽、丰赡、积极、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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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朗、豪迈，又有乱世的动荡、阴沉、忧郁、凄凉、彷徨、低回、消极、痛苦；

既有年轻人的潇洒、放荡、清狂、逍遥、不羁，又有中年人的沉郁、雄浑、刚健、

忧患、厚实，又有老年人的萧散、苍劲、自然、质朴、清悠、落寞、拗峭„„总

之，杜甫的时代是风云变幻的时代，杜甫的人生是跌宕起伏的人生，杜甫的诗歌

是丰富多彩、风格多样的诗歌。

第二节思想的多元化与诗风的多样化

唐代，尤其是盛唐，是一个思想开放、文化多元的时代，思想取兼容并包

的态度，以儒为主，兼取百家。这在当时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并存的局面。

在政权运作如法律依据、社会结构、社会伦理等方面，在人才选拔与使用

方面，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唐朝统治者封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为他们立

庙于国子学，四时祭祀。后又尊孔子为宣父，赠太师，封他的后代为褒圣侯，使

颜师古考五经章句，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令天下人传习，用以参加科举考试。

佛教在唐代有很大的发展，天台、三论、法相、华严、禅宗等流派，在佛

教中国化方面，都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佛教思想已经深深契入了中国文化

之中。唐代文人中，礼佛参禅者大有人在，如王绩、沈佺期、宋之问、张说、孟

浩然、王维、岑参、常建等人的作品中，都有佛教影响的印记。

道教和道家思想在唐代也很受重视。唐王朝以道家的首创者——李耳作为

始祖，对他顶礼膜拜，为他立庙祭祀，奉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曾亲注《老子》，

并颁义疏于天下。这样推崇老子，宣传道教、道家思想，于是风靡一时。流风所

及，如炼丹烧汞之术，也影响到当时士子。

在唐代作家中，很少有单独或儒或佛或道一家影响的，他们大多儒、释、

道的思想都有。杜甫作为其中的一员，当然也是兼有三种思想。思想的多元化有

助于杜诗风格的多样化。

一、儒家思想与诗风

出身于“奉儒守官”（《进雕赋表》）家庭的杜甫，一生服膺儒家，奉儒家经

典为圭臬，其立身处世、待人接物莫不以儒家思想为规范。

在政治思想方面，杜甫坚决主张儒家思想的“仁政”。 “仁政”是儒家思

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达了儒家所倡导的政治理念和施政纲领，是儒家治



51

人之道的根本。早在孔子时就提出了“仁政” 思想的脉络，他主张德治、礼治：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孟

子则在孔子的基础上把“仁政”的思想明确化、具体化、系统化了。他认为：“不

仁而得国者，有人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尽心下》）②、“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离娄上》）。这就要

求治人者将“民”，即广大黎民百姓放在首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

心下》）、“制民之产，必使养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

于死亡”（《梁惠王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

杜甫是继孔、孟之后最虔诚、最全面地接受了这套以“仁政”思想的诗人。

首先，他强烈反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孟子曾曰：“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

薄税敛„„”（《梁惠王上》）杜甫则以他身处民间的深刻感受，用悲悯激愤的笔

调反映了统治者横征暴敛下黎民百姓悲惨的生活：“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

（《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

乱纷嗷嗷”（《遣遇》）、“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 （《送韦讽上阆州录

事参军》）。在重重压榨下，他们只能卖儿鬻女，以供租税：“况闻处处鬻男女，

割慈忍爱还租庸”（《岁宴行》），真是生不如死。其次，他还坚决反对那些给广大

黎民百姓带来巨大伤害的不义战争：“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

车行》）、“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九首》其一，卷二，页 118。）、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前出塞九首》）。杜

甫还尖锐地指出这种不义之战带来的恶劣后果：“赞普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止

烟尘。朝廷忽用哥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

在待人方面，杜甫坚持做到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是

儒家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最高原则。《论语·颜渊》中记载孔子的弟子樊迟向老师

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回答他：“爱人”。孟子也多次强调“爱人”的重要性，

他曾经明确地提出：“仁者爱人”（《离娄上》）、“爱人不亲，反其仁”（《离

娄上》）、“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尽

心上》）、“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

①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年 12 月第 2 版。 ②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 1960年 1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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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全面地继承和发扬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传统，其最崇高与最伟

大之处就表现在他对普天下的黎民百姓的爱。天宝十三年秋，霖雨六十余日，对

农作物造成了巨大伤害，杜甫寄信岑参，伤禾黍不得，民生疾苦，中有“吁嗟乎

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九日寄岑参》）的愁闷之言，

为遭遇天灾的黎民百姓忧愁不止。安史之乱爆发，杜甫目睹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

种种苦难，写下了“三吏”、“三别”等不朽诗篇，这些诗篇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

面貌，揭示了在战乱年代里人们所遭受的种种浩劫，充分展现了“仁者”杜甫心

中的巨大伤痛，而这种伤痛，正源于杜甫对普天下百姓的拳拳之爱。

儒家思想的深厚，使杜甫的诗蕴涵着深沉厚重的道德伦理情感，这就使杜

甫的诗风呈现出温柔敦厚、沉郁顿挫的儒家风格特征。他的讽谏诗所表现出来的

大无畏精神和“怨而不怒”的儒者风范，他的遣怀诗所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和忠

君爱国思想，他的爱民诗所表现出来的心怀天下、穷忧黎元的仁者胸怀，都是以

儒家思想为背景的。

二、佛教思想与诗风

在学界,人们普遍认为杜甫在诗歌创作中是贯彻儒家“诗教”的典型,而忽

视了他在创作中多方面地受到佛教滋养的实际。事实上，杜甫一生与佛教特别是

禅宗有很深的交涉,其给杜甫的思想和创作增添了新鲜内容,为他的艺术思维方

式和美学趣味带来了重要影响。

中唐诗人杨巨源《赠从弟茂卿》诗说:

叩寂由来在渊思,搜奇本自通禅智。王维证时符水月,杜甫狂处遗天地。①

这里说的是诗、禅一致的道理,而用王维、杜甫作例证。王维被称为“诗佛”，

是唐代诗人中信仰佛教、接受佛教影响的典型代表。杨巨源的诗表明,在唐代某

些人看来,杜甫的创作与禅也有密切关联。

从杜甫的交游看，其周围的朋友就有许多是好佛者,如李邕、房管、王维等

人。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赞颂了佯狂傲世、以酒浇心中磊块的八个人。其中有

崔宗之,即所谓“潇洒美少年”, 他的父亲崔日用以翌戴玄宗功封齐国公,宗之袭

封，《神会和尚语录》里问道的有崔齐公,就是指崔日用。又苏缙,所谓“苏缙长

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神会和尚语录》里记载他也是向神会问道者之

①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扬州诗局刻本，1986 年 10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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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如张垍,张垍是张说之子,与其弟张均都信仰禅宗。杜甫的《赠翰林张四学

士垍》中说“傥忆山阳会,悲歌在一听”,“山阳会”用嵇康、吕安灌园于山阳典

故,可见二人间交谊之密切。前面已经提到过，文人士大夫好佛习禅是当时的社

会风气，而杜甫的友人中又不乏佛教的信徒，则佛教思想对杜甫产生影响就是必

然的了。

杜甫还结交了许多佛教的僧人。杜甫在乾元元年(公元758) 所作《因许八

奉寄江宁旻上人》诗说:“不见曰文公三十年,封书寄与泪潺湲。棋局动随幽涧竹,

袈裟忆上泛湖船”。这里写的是他开元十九年(公元731) 游吴越时事。他当时已

和旻上人结交,直到三十年后的“安史之乱”中二人间仍保持着联系。杜甫在长

安结交大云寺赞公。他在至德二年(公元757) 身陷安史叛军占领的长安,作《大

云寺赞公房四首》诗,称赞赞公“道林才不世,惠远德过人”,把赞公比拟为支遁

和慧远；又说“把臂有多日,开怀无愧辞。汤休起我病,微笑索题诗”,更把赞公

比拟为南朝善诗僧人汤惠休。诗里也透露出他们之间相契无间、诗文唱和的情形。

后来到乾元二年(公元759),杜甫弃官流落秦州,就是投奔在那里的赞公。

杜诗本身就能够证明其与佛教相关。《巳上人茅斋》诗一般系于开元二十

四年(公元736) 求举落第、浪游齐赵时期,结句说“空忝许询辈,难酬支遁词”,

用的是《世说新语·文学》篇支遁在山阴讲《维摩经》、许询为都讲的典故,表

明巳上人曾与杜甫一起研讨佛理。从诗人表面上自谦的话里,可以觉察他对自己

佛学水平的自得之意。避乱成都时期，处身患难中的杜甫对佛教表现出更高的热

情。他在写给时为彭州刺史的友人高适的《酬高使君相赠》诗中说：“双树容听

法,三车肯载书”,娑罗双树是释迦入灭处,“三车”用《法华经》牛车、羊车、

鹿车典,比喻三乘佛法。他在《赠蜀僧闾丘师兄》诗里又说：“穷秋一挥泪,相遇

即诸昆。飘然薄游倦,始与道侣亲。漠漠世界黑,驱驱争夺繁。惟有摩尼珠,可照

浊水源”。诗里直接表明遭受离乱后,更需要到佛教中求取安慰。杜甫晚年在夔

州作《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诗说到：“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

禅”。“双峰”、“七祖”具体所指,因为涉及南、北宗法统之争,历史上有不同

看法。但不论怎样解释,这两句诗表明杜甫家庭的禅宗信仰则是明确的。后面又

写到：“晚闻多妙教,卒践塞前愆。勇猛为心极,清羸任体孱”,则更进一步表示

晚年热衷习佛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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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思想对杜甫的艺术思维方式和美学趣味方面的影响是明显的。如这首

《江亭》:

坦腹江亭卧,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 欣欣物

自私。故林归未得, 排闷强裁诗。

这里结句仍流露出故园之思,表明不能忘情世事,但全篇抒写的是暂避战乱的闲

适情怀，“水流”一联更表现出物我一如的超旷意境。这类诗里当然没有蹈励风

发的奋斗意志,但那种处患难不惧不馁,保持心灵的平静和谐的精神正是通于禅

的。把涵泳心性的体验转化为美感诗情,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就会创造出独特的艺

术风格。如果说杜甫那些讽世刺时之作以其沉郁顿挫、温柔敦厚的风格令人感动,

那么，这些抒写人情物理,表达内心隐微变化的小诗就是以情致深婉和含蓄蕴藉

的风格来打动人心。杜甫这类风格的诗，无疑是来自佛家的一点灵心。

三、道家、道教思想与诗风

如果说儒家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来确立自我价值，那么道家和道教则

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来寻求人生的意义。因此与建立功业、大济苍生的儒家思

想不同，道家和道教一般采取回归自然、摆脱束缚、恢复本性的生活方式。表现

在审美文化上，儒家重视社会美，道家和道教则重视自然美。

杜甫在他48岁时，弃官远行：“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 (《发同谷县》) 。

生活上的变动使他的思想也随之变化很大。具体表现在道家思想的萌生：“山中

儒生旧相识，但话夙昔伤怀抱”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天下尚

未宁，健儿胜腐儒”(《草堂》) 。他的《遣兴五首》其三：“漆有用而割，膏

以明日煎。兰摧白露下，桂折秋风前”，明显地化用了与庄子的“山木自寇也，

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有用，故割之”①。他在从同谷到成都的路上

写的“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三皇五帝前，鸡犬各相放”(《剑门》)，这

和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思想是一致的。另外，杜甫在草堂时表现出的“但有故

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 也正与老子所谓的“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可以常久”②思想不谋而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道家思想的明显

影响。总之，在这时杜甫复杂的思想中, 道家文化观念在不断滋长着。接下来杜

甫开始了他五年卜居草堂的“隐逸”生活，草堂的地僻人稀使杜甫有了幽栖僻野

① [清]郭庆藩辑《庄子集释》，中华书局 1961年 7 月第 1 版。 ② [清]朱谦之撰《老子校释》，中华书局 1984年 11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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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感，正是这种环境给诗人道家思想的滋长提供了可能性。杜甫在浣花溪畔营造

草堂过程中，从选址、营建及堂成之后布局来看，他确实有意为自己构筑一个环

境幽静的退隐居所，经过十余载颠沛流离的生活，加上仕途上的屡败，肉体上的

衰老多疾，精神上的疲惫不堪，此时此地恰好契合了忘物遗世、隐居田园的心愿。

在此期间，诗人的心境经常处于追求闲适恬淡的道家思想状态之中。如《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 长夏江村事事幽”；《江亭》：“水流心不竞, 云在意俱迟”„„

浣花溪边的自然美景再次复苏了诗人的忧伤心灵，在这里，我们分不出何者是我，

何者是物，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正如庄子《齐物论》所说：“不知周之梦

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①这就是杜甫在道教文化影响下所力求的天人合

一境界。

道家思想使杜甫的诗风具有了自然美，他的那些萧散闲适、朴素自然的诗

歌，正是由于道家思想使得诗人能够暂时抛开尘世的喧嚣，与道合一，去感悟和

体会自然的那分宁静与愉悦。

道教思想对杜甫也有影响。在杜甫的创作中，有不少表现神仙题材的作品。

如《昔游》、《忆昔行》、《幽人》、《寄韩谏议注》等。这些诗或写对寻仙访

道的回忆，或借神仙抒己之情，或设想一个仙境，但共同的特点是道教味十足，

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道教对杜诗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这种浪漫主义气息了。

如这首《幽人》：

孤云亦群游, 神物有所归。灵凤在赤霄, 何当一来仪。往与惠询辈, 中年

沧洲期。天高无消息, 弃我忽若遗。内惧非道流, 幽人见瑕疵。洪涛隐笑语, 鼓

枾蓬莱池。崔嵬扶桑日,照以珊瑚枝。风帆倚翠盖, 暮把东皇衣。咽漱元和律, 所

思烟霞微。知名未足称, 局促商山芝。五湖复浩荡, 岁暮有余悲。

杜甫在这首诗中寄托幽人以抒发自己抑郁的思绪。诗开篇写幽人想与天云神物同

去共归；接着写幽人游仙之乐，涉洪涛、泛蓬莱、至扶桑、把仙衣；然后又写由

于不能与之为伴而被知名所误，因此望商山而显局促。最后于游仙诗中骤抒苦情。

全诗想象奇特，如天马行空，驰骋天外，没有道教浓重的丹药味却暗合道教文化。

此外，他的作品中也常使用“采药”、“晒药”、“药裹”、“药圃”、“药栏”、

“药物”等词语，还有葛洪、王子乔、八仙、玉皇、王母、蓬莱、王屋、峨媚、

① [清]郭庆藩辑《庄子集释》，中华书局 1961年 7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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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昆仑、崆峒、黄鹄、青鸟、瑶池、天柱等神仙意象，使得杜诗颇有傥恍

迷离、恍如仙境之妙。

道教思想极大地丰富了杜甫诗歌的想象力，使其风格更具有浪漫色彩。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杜甫思想的多元化也是杜甫诗风多样化

的一个重要原因。杜甫的诗风，既有儒家的温柔敦厚、沉郁顿挫，又有佛家的清

悠空灵、含蓄蕴藉，又有道家的纯朴自然、萧散闲适，还有道教的神奇浪漫、驰

骋不羁，确可谓之兼收并蓄、无所不包。这也是杜甫何以被称为一位“集大成”

的诗人。

第三节史歌诗发展规律与杜甫的文学观及对前人的继承

一、史歌诗发展规律

唐朝初期一切制度多承隋制，文学也是这样，诗坛仍然沉浸在梁、陈萎靡

浮艳的风气中，虞世南、杨师道、李义府、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等均是诗风

婉媚绮丽，缺少气骨。直至“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出现，

才为诗史的发展带来了新气象。

唐太宗贞观后期以至武后当政期间，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齐

名，号称“四杰”。他们的社会地位都比较低下，政治上都不得意，生活遭遇也

很不幸。在诗歌创作的内容上，他们所反映的生活比较广阔，现实意义显然加强

了；在诗歌创作的形式上，他们继承了六朝以来语言的精美工致、色彩的艳丽鲜

明、音律的调协和婉，而基本上扫除了纤巧堆砌的恶习，新的风格隐约出现了。

当然，“四杰”在初唐诗坛上的诗歌革新并不彻底，但给诗坛带来的新气象功不

可没。他们的作品从无聊的宫庭生活转向广阔的社会，从无病呻吟转向抒怀言志，

从纤弱转向壮大。正像明代胡应麟在《初唐书骆侍御传》里所说：“先是唐起梁

陈衰运后，诗文纤弱萎靡，体日益下。宾王首与勃等一振之，虽未能骤革六朝余

习，而诗律精严，文辞雄放，滔滔混混，横绝无前。唐三百年风雅之盛，以四人

者为之前导也。”

唐诗革新的完成者是陈子昂。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并发展了“四杰”

的主张，他的主张比“四杰”的主张更明确更具体更具有号召力。他在著名的《修

竹篇序》里曾经明确提出诗歌革新的主张。他以复古为革新，明确地反对“彩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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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繁，而兴寄都绝”①的齐梁文风，主张直接继承建安风骨、正始之音。他提倡

“兴寄”,就是提倡作诗要有感而发而不要无病呻吟，要有所寄托而不要空洞无

物。他指出《咏孤桐篇》的优点，就勾画了他所追求的理想诗歌的风貌，那就是：

思想内容劲健刚直，感情浓烈昂扬，音节抑扬顿挫。这篇序文，反映了陈子昂在

文学革新运动中的自觉性和主动精神。因此，这可以说是唐代诗界走上革新道路

的檄文.陈子昂的诗歌创作，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他的《感遇》三

十八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和《登幽州台歌》，均是气骨兼备，慷

慨激扬。陈子昂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为“盛唐气象”的出现做了理论上和实

践上的准备。

接下来，诗史的发展迎来了最为辉煌、最为宏阔、最为壮丽的盛唐时代。

诗至盛唐，达到了中国古代诗史的最顶峰。这种“顶峰”，不仅指盛唐诗歌的气

象与境界是后代诗人所无法企及的，亦指各种诗歌风格在盛唐诗中都有完美的体

现。山水诗由孟浩然领先，孟浩然描写山川景色、田园生活，抒发羁旅愁思、孤

高情绪，其诗意境清远，生动真挚，多自然超妙之趣；王维诗具有不同风格和

情调，其边塞诗慷慨激昂、豪迈大气，田园山水诗宁静安详，空灵清澈，和中见

真，诗作景象鲜明、色彩明丽，以凝练含蓄、生动形象之语言描绘出绝妙意境。

边塞诗则以高适、岑参为殿军。高适傲岸自负，其诗慷慨豪放，昂扬奋发，时带

悲壮；岑参诗则奇峭俊丽，描绘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瑰奇壮丽之边塞风光。王

昌龄擅写绝句，其诗清刚劲健，疏宕俊爽，风骨凛然。李白是盛唐诗的典型代表，

其诗既有大气磅礴、雄奇浪漫的壮美，又有自然明快、潇洒飘逸的优美，达到了

盛唐诗歌的高峰。此外，还有如祖咏之朴素、常建之空明、王翰之不羁、李颀之

瑰丽„„真可谓风格多样，各领风骚。正如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所总结

的，盛唐诗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

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②

我们看到了，诗至盛唐，确实是诸种风格兼备，诸诗人各有所长、各擅胜

场。然而，盛唐之所以被称为中国诗史的高峰，不仅在于其境界之高、风格之广，

她还需要一位能够真正的汇集诸家所长、兼备古今之体的“集大成”的诗人，只

有有了这样一位诗人，盛唐诗的高峰才是完整的，盛唐诗的成就才是当之无愧的。

① 张少康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8 月第 1 版。 ② [明]高棅撰《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汪宗尼本，1982 年 8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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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诗史的要求，亦是一种文学样式发展到成熟、顶峰阶段的必然规律。杜甫，

正是这样一位应运而生的诗人。从这个角度上讲，杜甫的诗风的多样化，正是文

学史赋予他的使命。

二、杜甫的诗学观

在诗学史上，杜甫集大成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对前代文学传统和艺术的兼

收并蓄，顺应了诗史的发展规律。

在杜甫同时代的诗人、文人中，对待前代诗歌传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一种是倡导复古，批判齐、梁乃至屈、宋以来怨靡绮丽的诗风；另一种是肯定齐、

梁诗，特别是其中绮艳的诗风。前一种的代表人物是陈子昂、李白、颜真卿、李

华、元结等人，如李白《古风》其一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

草，战国多荆棘。„„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

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①；李华《赠礼部尚书清河

孝公崔沔集序》中说：“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②；

元结在《箧中集序》中指出：“风雅不兴，已近千年，„„近世作者，更相沿袭，

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③。这一派批判前代诗风的

主要目的是要改变当时创作中“哀怨”、“绮丽”、“柔靡”的风气，标榜六经，

崇尚经典。在当时来说，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却不免矫枉过正。

另一派的代表如李康成，他编选的《玉台后集》就反映了他的诗学主张。

在序言中，他明确提出选取宫体诗，并且以宫体诗的代表作家徐陵、庾信为宗主。

这表明绮丽、明艳的齐、梁诗在当时还有许多推崇好尚者。

毋庸置疑地是，无论是推尊风雅、鄙薄齐梁的复古诗学主张，还是崇尚绮

丽、追求声色的时新诗学主张，都不可能担当起总结诗坛、融汇古今的历史任务。

让我们再来看杜甫的诗学主张。杜甫的诗学主张主要表现在他晚年创作的

《戏为六绝句》中。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这两句诗有

两重含义。“别裁伪体亲风雅”，就是要以风雅为标准和原则，充分吸收自《诗

经》以来所确立的诗歌传统，这和当时复古派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杜甫的不

① [唐]李白撰，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 7 月第 1 版。 ② [唐]李华撰《李遐叔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四库全书》本，1993 年 6 月第 1 版。 ③ 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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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处在于他并不泥于一种标准和规范，而是心胸更加广阔地提出“转益多师是

汝师”，这句诗一下子就把杜甫以前的整个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都纳入

到了杜甫的诗学视域之中，具有了“集大成”的品质。

复古派的诗人批判屈、宋，而杜甫则说：“窃攀屈宋宜方驾”（《戏为六

绝句》），表达了对“楚骚”传统的重视，他在《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称元结

《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二诗是“不意复见此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辞”。

所谓“比兴体制”、“微婉顿挫”，正是楚辞的风格特征。他还在《咏怀古迹》

其二中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诗”，则更明确地提出了以宋玉为

师。

对六朝诗歌，杜甫既不盲从，也不彻底否定，而是有选择地吸收。这有别

于当时的任何一家片面的诗学理论。《戏为六绝句》其五云：“不薄今人爱古人，

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杜甫学习和接受的是六

朝的“清词丽句”，但并不能停留在这一层面，而要以风骚、汉魏诗歌的精神来

提高诗歌的品质。对于六朝诗人，杜甫也多有赞赏，如陶渊明、谢灵运、鲍照、

谢朓、庾信、江淹、阴铿等。但是杜甫又十分注意把握分寸。以庾信为例，杜甫

赞赏的是他那“清新”的诗风和他老年沉郁的诗风，如“清新庾开府”（《春日

忆李白》）、“庾信文章老更成”（《戏为六绝句》）、“庾信生平最萧瑟，暮

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等。可见杜甫对六朝诗人的接受是通过“别

裁伪体”的选择的。

对于本朝诗人，杜甫也分别给予了客观评价。如评“四杰”云：“杨王卢

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

句》），当时有轻薄之人讥讽“四杰”的诗歌，杜甫认为要结合“四杰”创作的

时代背景来看，不能一叶障目。这种开明的文学观有重要意义。对陈子昂，杜甫

说他“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陈拾遗故宅》），亦是站在文学史的高度

对其进行的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在同时代诗人中，杜甫赞扬岑参“谢朓每篇堪

传诵”（《寄岑嘉州》）；称赞高适、岑参“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寄

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称赞王维“最传秀句寰区

满”（《解闷十二首》）；称赞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十二首》）；

称赞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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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总之，杜

甫对时人的评价总能抓住其特点，而又不脱离时代特征。

与唐代初期及同时代其他诗人相比，杜甫的诗学观念是最为通达开明的。

正是由于他这种“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诗学观，才使得他能够吸收诗歌

史上的一切宝贵经验和财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接受、继承的基础上发展、

创新，从而形成了自己“集大成”的诗歌观念，进而形成了多样化的诗歌风格，

将盛唐诗推向了高峰，完成了自己在诗史上的使命。

三、杜甫诗歌对前人的继承

杜甫不仅在理论上提倡“转益多师”，其在创作实践中也是这样去做的，

我们前面所引的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云“至于子美,盖所

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

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 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①，说得就是杜诗的“转益

多师”。

杜甫的诗歌首先受到《诗经》、《楚辞》的影响。杜诗与《诗经》的关系，

前人已大量论及，如明人宋濂说：“杜子美诗，实取法三百篇，有类国风者，有

类雅颂者，虽长篇短韵，变化不齐，体段之分明，脉络之联属，诚有不可紊者。”。

《楚辞》对杜甫亦产生了很大影响。屈原忠君爱国：“谒忠诚以事君”②（《九

章·惜诵》）、“恐皇舆之败绩”（《离骚》）；杜甫“时危思报主”（《江上》）、

“恋阙丹心破”（《散愁二首》）。屈原忧国忧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

之多艰”（《离骚》）；杜甫更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

县咏怀五百字》）。屈原指责统治者：“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夫求索” （《离

骚》）；杜甫揭露朝廷：“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不难看出两位伟大诗人心灵的共振，意脉的

融通。杜甫谙熟屈赋楚辞，在创作实践中经常得心应手援引楚辞的诗句或词语。

不过，作为一位伟大诗人，他不屑蹈袭前人，往往以点化之功，得其神理，而不

露因陈的痕迹。如屈骚有“惟草木之零落兮”、“制芰荷以为衣”、“历吉日乎

吾将行” （《离骚》）。杜甫则有：“零落依草木”（《佳人》）、“不妨游

子芰荷衣”（《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远行不劳吉日出”

①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中华书局 1982 年 8 月第 1 版。 ② 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校注《屈原集校注》，中华书局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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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昔二首》）。楚辞《卜居》中有“宁诛锄草茅，以刀耕乎”，杜甫化而用

之：“茅草无径欲教锄” （《奉酬严公寄题草堂之作》）、“傍此烟霞茅可诛”

（《岳麓道村二寺行》）。《九歌·少司命》中有“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

生别离”,杜甫有“诸生颇尽新知乐” (《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呜呼生

别离”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九歌·湘夫人》中有“袅袅兮秋风”，

杜诗则有“秋风袅袅吹江汉” (《戏作寄上汉中王》。)、“秋风袅袅动高旌” (《奉

和严郑公军城早秋》)。诸如此类，多不胜举。

对于汉魏晋诗人，杜甫也多所取法。如他的五言古诗，叙事条达，大出大

入，实在是一种散文化的诗。这种散文化诗的来源，是和班固的《咏史》诗有着

联系的，而更多地则是学习蔡琰的《悲愤诗》。蔡琰的《悲愤诗》写于汉末之乱，

广大百姓遭遇疾苦，她本人更是被掳匈奴，历经忧患，然后有抛弃儿女，重返中

原。这种动乱的生活，忧愤的感情，和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遭遇，极其相似。我

们比较一下杜甫的《北征》和蔡琰的《悲愤诗》，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建安文学对杜甫亦有很大影响，建安时代的梗概多气、豪迈悲壮对杜甫产生了强

大的精神感召。如杜甫有《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这些诗篇各成一组，

我们如果推求他的渊源，则是从王粲的《从军诗》变化而来，王粲的《从军诗》

便是五首，前一后四，各自成体。杜甫有一些写小儿女亲情的诗，写得生动活泼，

温情脉脉，令人感动，这类诗正是借鉴于左思的《娇女》和陶渊明的《责子》等。

杜甫写山水旅行的诗多取法于谢灵运。我们看他的《渼陂行》、《渼陂西

南台》等诗，与谢灵运的《过始宁墅》、《七里濑》、《游南亭》等诗相比较，

就觉得杜甫的山水诗亦充分地汲取了谢灵运诗的妙处。对于阴铿、何逊，杜甫亦

极为推重，多所学习，如他的“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宿江边阁》），

就是化用何逊的“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①（《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诗》）；

杜甫的“轻燕受风斜”（《春归》），是变换了何逊的“轻燕逐风花”（《赠王

左丞》）；而“云逐度溪风”（《秦州杂诗》），则是出自阴铿的“花逐下山风”

（《开善寺》）。杜甫的学习阴、何，主要是取法他们的手法，脱胎换骨，着重

诗眼，创造出一种新的警句。

对于本朝诗人，杜甫亦能兼收并蓄。他的《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

① 刘畅、刘国珺注《何逊集注·阴铿集注》，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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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游园歌》、《醉时歌》、《渼陂行》等，这些诗篇是效法初唐七古的，

其意象的构成，感人生的飘忽，夹以玄理，杂以瑰丽，明显地渊源于李峤的《汾

阴行》、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杜甫还有一些诗

如《郑驸马宅宴洞中》、《赠田九判官梁邱》等，对仗工稳，辞藻缤纷，音调铿

锵，章法谨严，这和沈佺期的《古意呈补阙乔知之》、宋之问的《奉和春初幸太

平公主南庄应制》，就题材风格方面来讲，实在非常相似。

我们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杜甫学习借鉴前人的冰山一角，实际上，从某

种程度上说，杜甫的诗歌能够表现出多样化的诗风，是吸收了前人一切优秀成果

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杜甫的诗歌是诗史上的“集大成”的诗歌。

杜诗的风格是多样化的，这种多样化风格的形成，来自于时代的风云变幻

和杜甫人生经历的跌宕起伏，来自于儒家、佛家、道家思想的相互浸润、相互影

响，来自于诗歌史的成熟赋予杜甫的历史使命，来自于杜甫“转益多师”、兼收

并蓄的文学观念，来自于杜甫继承前人、发展前人的创作实践。总之，造成杜诗

风格多样化的原因也是多样而复杂的。理清这些原因，会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

杜诗，了解杜甫，从而对这位伟大的“集大成”的诗人及其作品更加尊重与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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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712 一770 〉, 一生创作诗歌近三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