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Korean town Communities” in Beijing

外国人聚居社区的语言景观考察 ——以北京“韩国城社区”为例

北京建筑大学聂平俊*1

［提要］通过统计 “韩国城社区 ”语言标识，本文总结了该社区语言景观中不同语

言的分布比例、特点及其主要模式；考察、对比官方语言标识和非官方语

言标识的特征及其异同；从语言景观构建原则和语言选择理论视角对这些

异同进行阐释。本研究认为官方语言标识以汉语处于显著位置为特征，首

先以单语群体为目标读者；非官方语言标识以突出韩语和英语等外语为特

征，以表明身份特征、彰显店铺特色或诉求认同为目的。两类语言标识构

成了该社区独特的语言景观，反映了该社区文化的多元和包容。

［关键词］语言景观；“韩国城社区”；构建原则；语言选择

1 引言

在全球化影响下，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趋频繁，人口流动

有增无减。世界各地标识上的语言相应出现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是不同语言接触、

交流乃至相互影响的佐证，引起了语言学者的关注。

Landry 和 Bourhis（1997 ：23）将“语言景观”视作“语言在一定区域被当作公

众和商业广告的能见度和显著程度”，并提出如下界定，“出现在公共路牌、广告牌、

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识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某个属地、

地区和城市群的语言景观”（1997 ：25）。也有学者提出了其他概念，如“环境印记

(environment print)”（Huebner, 2006 ：31），但Landry 和 Bourhis的定义因明确规定了

语言景观研究的对象是公共空间里书写语言的运用（Gorter, 2006），得到了学界广泛

引用。语言景观已成为社会语言学领域的研究热点。Gorter（2006）将语言景观视为

* 作者简介：聂平俊，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Email: [email protected]。通信地址：100044 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

本文得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首都国际化社区中语言景观研究”（15WYC061）的资助；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刘宏刚老师及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宝贵建议，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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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语言应用研究

研究多语现象的新路径；Spolsky（2009 ：37）认为语言景观研究“为考察公共空间语

言生态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一种好方法”。

Ben-Rafael等（2006）发现以色列境内语言景观并没有真正反映其语言的多样

性。在此基础上Ben-Rafael（2009）总结了语言景观的四条构建原则：（1）凸显自我

（presentation of self），其假设是特定情形下有特色的语言会出现在语言标识上，因为

在稠密的语言标牌中标新立异的标识更有机会获得路人关注；（2）充分理性（good-reasons），其假设是被公众积极评价的语言会得到运用，因为标识创设者会了解公众

的价值倾向及心理需求，进而借助语言迎合公众；（3）权势关系（power relations），其假设是主导族群的语言会比从属族群的语言更多地运用在语言标识上，因为主导

群体拥有资源对语言的使用加以规定；（4）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其假设

是少数族裔的语言会出现在语言景观上，因为创设者通过语言标识呈现其身份特征，

向特定群体展示忠诚，以获认同。Ben-Rafael（2009）认为具体设计语言标识时这四

条原则并不一定同等重要，对语言景观的考察应表明哪条原则比其他原则更重要。

Spolsky和Cooper (1991)、Spolsky（2009）从读写视角提出了语言选择理论，认

为标识上的语言选择通常考虑三个条件：（1）使用创设者熟知的语言；（2）使用预

期读者能读懂的语言；（3）使用自己的语言或者能表明自己身份的语言。

国内学者主要研究双语标识中英语的正确性和规范性（周庆生，2007 ；杨永

林，2008）。杨永林团队以通告标识、交通标识等为分类，对公共双语标识进行了研

究（杨永林等，2010，2011）。研究多以国外类似标识为参考，着重指出国内标识存

在的问题，以提出改进方案。不过总的来说，国内研究“几乎都是从翻译视角入手，

多属翻译学范畴”（李丽生 , 2015 ：5）。国外研究多从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包

括语言政策）视角展开，也有从社会学、符号学和城市地理等学科进行的（Gorter, 2013）。尚国文、赵守辉（2014a，2014b）的国外研究综述总结了语言景观概念提出

后相关研究的视角、方法、分析维度和理论构建，以期推动我国的研究。

本研究则以北京韩国人比较集中的“韩国城社区”语言景观为对象，考察其语

言分布比例和特点及其主要语言模式，结合语言景观构建原则和语言选择理论对相

应发现进行阐释。

2 研究设计

2.1 概念界定

本研究中的“语言景观”采纳Landry 和 Bourhis的界定：相关社区公共路牌、广

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机构标识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该区域的语

言景观。语言景观研究通常将标识按其属性分为官方标识和非官方标识（Landry & Bourhis，1997 ；Backhaus，2006 ；Ben-Rafael et al.，2006）。前者的创设者是执行中

央或地方政策的公共机构，主要体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语言政策及意识形态，因

其由公共事务机构设置以影响普通公民，亦称为自上而下标识；后者创设者为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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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韩国城社区”为例

或法人团体，反映相关倾向和利益需求，因其通常由公众设置，传递其本身信息，

亦称为自下而上标识（Ben-Rafael，2009 ；尚国文、赵守辉，2014a）。2.2 研究对象

在北京生活或工作的8万韩国人中， 3万多人居住在望京（苑苏文等，2014）。望

京街道下辖20个社区中，17个社区均有韩国人居住。其中，望京西园四区和望京园

社区韩国人最多。据估计，这两个小区的韩国人口占到望京地区韩国人总数的80%以上，而这两个小区的韩国人数占本小区总人数的 20%—30%（何波，2008）。本

文以韩国城所在的这两个小区及周围道路为语言景观调查区域，并把该区域简称为

“韩国城社区”。该区域有30多栋居民楼、沃尔玛大型超市、华联和凯德购物中心，

还有一所普通中学、一所重点小学和数所幼儿园。

2.3 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以“韩国城社区”语言景观为调查对象。具体而言，官方标识包括该社

区内银行、邮局、学校、路牌、街道名、公共厕所、治安岗、社区卫生服务站和停

车场等公共机构或设施上的语言标识。非官方标识包括该社区内饭店、餐馆、药店、

便利店、杂货店、酒吧、网吧、茶楼、商店、美发店、足疗店、理疗店、地产中介、

酒店、宾馆、私人诊所和各种培训机构等私营机构的语言标识。参照Cenoz 和 Gorter （2006）的方法，原则上每个机构的语言标识只算一次，无论大小（例如某足浴中心

的门、窗和建筑物上方都有语言标识，仅选取一个计算）。数码照相机拍摄语言标

识，存储照片；然后对标识的语言种类（汉、英、韩或其他语言）、语言模式（指标

识上呈现的语言种类数量，包括单语、双语和多语模式）、语言顺序（指在某一类语

言标识中，不同语言因其出现次数多少而形成的顺序）、标识的属性（官方或非官

方）和符号偏好（定义见下文）等信息进行统计；依据相应数据进行质性分析与讨

论。标识拍摄和统计于2015年3月至4月间完成。

2.4 研究问题

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

（1） “韩国城社区”语言景观的语言构成状况如何？

（2）语言景观上的语言模式有哪几种，所占比例如何？官方标识与非官方标识

的语言模式及其所反映的语言顺序有何异同？

（3）影响标识上语言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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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3.1 语言构成及其相关比例

研究共收集到536例语言标识，其属性分类见表1。

表1 语言标识总体情况

属性种类数量（例）比例（%）

非官方

标识

餐馆 /饭店 /小吃类 131 24.44

药店 /便利店 /烟酒 /杂货店类 25 4.66

美发 /美甲 /美容 /足疗 /理疗 /针灸 /减肥类 49 9.14

教育培训类（英语、跆拳道、音乐等） 44 8.21

中介类（地产、家政、机票等） 45 8.40

酒店 /宾馆 /医院 /诊所类 21 3.92

咖啡店、酒吧、网吧、蛋糕店类 13 2.43

服务类（电脑修理、修鞋、复印等） 49 9.14

娱乐类（高尔夫、卡拉OK、棋牌等） 13 2.43

广告类（招聘、招生、促销等） 34 6.34

其他（彩票站、广告公司等） 13 2.34

官方

标识

银行、邮局类 25 4.66

路标、道路指示、楼宇牌、社区通知类 54 10.07

公共机构类（学校、幼儿园、治安岗等） 10 1.87

其他（卫生服务站、公共厕所等） 10 1.87

合计 536 100

该社区语言景观中出现最多的语言是汉语，在所有536例语言标识中出现比率高

达96.08% ；其次是韩语和英语（表2）。

表2 语言景观的语言构成及其比例

语言景观上的语言汉语韩语英语法语德语总数（例 /%）

数量（例） 515 202 173 2 1 536

比例（%） 96.08 37.69 32.28 0.37 0.19 100

3.2 语言模式及其相关比例

本研究中，语言模式包括单语、双语和多语模式。单语标识语言可能是汉语、

韩语、英语或法语乃至德语；双语标识语言可能是汉英、汉韩或韩英模式；多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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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语言是汉语、英语和韩语模式。536例标识中，单语、双语和多语标识的比率分别

为41.6%、50.19%和8.21%（表3）。单语和双语标识的构成情况见表4和表5。

表3 语言模式及其相应比例

语言模式单语标识双语标识多语标识总计

数量（例） 223 269 44 536

比例（%） 41.60 50.19 8.21 100

表4 单语标识组成情况

单语标识汉语韩语英语其他总计

数量（例） 206 4 11 2 223

比例（%） 92.38 1.79 4.93 0.90 100

表5 双语标识组成情况

双语标识汉韩汉英汉法韩英总计

数量（例） 150 114 1 4 269

比例（%） 55.76 42.38 0.37 1.49 100

多语标识44例，其语言构成均为汉语、英语和韩语模式；单语标识中的汉语

标识为 206例，占所有 536例标识的 38.43% ；换言之，在“韩国城社区”人们有

61.57%的概率看到含有外文的语言标识。综合表2、3、4和5，有韩语的标识为202例，占37.69%，其中单语标识中的韩语标识4例、汉韩标识150例、韩英标识4例以

及多语标识汉、英和韩语44例；含有英语的语言标识为173例，占32.28%，其中单

语标识中的英语标识11例、汉英标识114例、韩英标识4例以及多语标识44例。这

表明韩语和英语是该社区语言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看到的概率分别为37.69%和

32.28%。

3.3 官方标识与非官方标识

官方标识 99例，非官方标识437例；后者数量几乎是前者的4.4倍。如表6所

示，官方标识的语言，按比例由高到低依次是汉语（97.98%）、英语（59.60%）和

韩语（17.17%）。而非官方标识的语言有汉语（95.87%）、韩语（42.33%）、英语

（26.32%）、法语（0.46%）和德语（0.23%）。法语和德语的比例尽管很低，但也可

以佐证此前研究（Backhaus，2006）的发现，即非官方标识的语言多样性大于官方

标识的语言多样性；官方语言（此处为汉语）在官方标识出现的比率（97.98%），高

于其在非官方标识中出现的比率（95.87%）。总的来说，汉语几乎存在于所有标识

中，没有汉语的语言标识十分罕见；作为官方语言，汉语的地位十分强大。这点也

可从前文表3和表4中得到佐证，单语标识中汉语标识比例高达92.38%，双语标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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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汉语的标识（汉韩、汉英和汉法三类）比例高达98.51%，多语标识中含有汉语

的标识比例为100%（仅有汉语、韩语和英语一类）。

官方标识中，含有英语的标识占 59.60%，排在第二位，韩语以 17.17%位居

第三，而在非官方标识中，排在第二位的是韩语，占 42.33%，英语位居第三，占

26.32%。

表6 官方和非官方标识的语言分布情况

景观上的语言汉语韩语英语法语德语总数

官方标识数量（例）

百分比（%）

9797.98

1717.17

5959.60

00

00

99100

非官方标识数量（例）

百分比（%）

41895.87

18542.33

11526.32

20.46

10.23

437100

3.3.1 官方标识的语言顺序

99例官方标识中，单语标识36例，占36.36%，其中汉语标识35例；双语标识

51例，占51.52%，其中汉英双语45例，汉韩双语6例；汉英韩多语标识11例，占

11.11%（表7）。换言之，官方标识中，如是单语标识，汉语占绝对多数，英语仅有1例，韩语则没有。如是双语标识，汉英双语占绝大多数，汉韩仅有6例。如是多语，

则是以汉英韩的顺序出现。就语言顺序而言，以官方视角来看，第一位是汉语，第

二位是英语，第三位是韩语。英语在官方标识中处于仅次于汉语的地位，这与此前

Huebner（2006）的结论一致：曼谷的官方标识中，英语的比重仅次于泰语。很明显，

这点与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地位有关。当然，这也许与英语在我国教育体系和整

个社会中的地位密切相关。就全国而言，英语是绝大多数中学和大学的必修课程；

就北京而言，2006年北京市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及实施指

南。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北京市政府成立“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织委员会”，开

展市民讲外语活动。

3.3.2 非官方标识的语言顺序

437例非官方标识中，单语标识187例，占42.8%，其中汉语标识172例，韩语标

识4例，英语标识9例，其他语种为2例；而双语标识217例，占49.67%，其中汉韩

标识144例，汉英68例，韩英6例，汉法1例；汉英韩多语标识33例，占7.55%（表

7）。换言之，非官方标识中，如是单语标识，汉语占绝对多数，这点与官方标识情

况类似；英语标识和韩语标识仅为个位数（9例和4例）。如是双语标识，汉韩双语

144例，汉英双语为68例，这点与官方语言标识情况相反；另外，韩英和韩法语言

标识分别为6例和1例。总体而言，非官方标识中，单语标识的语言顺序和双语、多

语语言标识的语言顺序不一致。然而，结合表6，就语言在非官方语言标识中出现的

次数而言，其语言顺序为汉语第一位，韩语第二位，英语第三位，其他语言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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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官方和非官方标识语言模式分布情况

模式

类型

单语双语多语总

汉语韩语英语其他汉英汉韩汉法韩英汉英韩数

官方（例）

百分比（%）

3535.35

00

11.01

00

4646.46

66.06

00

00

1111.11

99100

非官方（例）

百分比（%）

17239.36

40.92

92.06

20.46

6815.56

14432.95

10.23

40.92

337.55

437100

3.4 符号偏好

Backhaus（2006）认为多语标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包含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

相互翻译，包括部分或全部翻译；这种标识，阅读者只要会其中一种语言就能明白

其意思，如图1（汉英双语标识）；另一种不包含相互翻译，两种或多种语言表达的

意思相互补充；如在“谁的key丢了”中，中文与英文信息相互补充，会双语的人

方能明白。如前文所示，官方标识中双语标识或多语标识多是银行招牌、道路指示

牌、治安岗标识等；这些标识的英语和韩语完全是汉语的翻译，如图2（汉英韩多语

标识）。这说明，这些标识的设立首先是以不同语种的单语群体为目标读者。本研究

收集的语言标识中没有Backhaus提及的第二种情况，非官方标识中多语言标识也是

以部分或全部翻译形式出现，但在有的非官方标识中，某种语言文字需要借助另一

种语言或文化的帮助才能表达其真正的意思；换言之，要理解这个标识中某种语言

信息需要读者会双语或至少对两种相应文化比较熟悉。以图3为例，“包装马车”“流

忙村”是指韩国非常流行的一种小吃；多数不会韩语或不熟悉韩国文化的人看了会

不知所云；懂得韩语或熟悉韩国文化的读者才会明白。汉语在此类标识中应用可以

说是出于符号装饰目的而非传递具体信息。

图2 官方标识中的汉英韩多语标识

图3 私人标识中的韩汉双语标识

图1 官方标识中的汉英双语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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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多语言标识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Scollon和Scollon-Wong（2003 ：

116-128）所称的“符号偏好”（code preference）。标识上各种字符不可能占有同样

大小空间，这一事实难免会造成一种视觉等级。人们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处于显著

位置的语言字符是原有信息，而处于非显著位置的语言字符是翻译信息（Backhaus，2006）。本研究中，符号偏好是通过语言字符的顺序和大小来确定的。如果两种或

多种语言字符大小不一，字符较大的视为原有信息，字符较小者视为翻译信息，如图3的韩语为原有信息，汉语为翻译信息。如果语言字符大小一致，则凭借顺序判

断：横行排列的，居上者为原有信息；竖行排列的，居右者为原有信息；原有信息

字符为该标识的偏好符号（Scollon & Scollon-Wong，2003）。以图2为例，汉语信息

视为原有信息，英语和韩语信息视为翻译信息，符号偏好为汉语字符。

如表8所示， 63例双语、多语官方标识中，62例标识的原有信息为汉语，即其符

号偏好为汉语字符。250例双语、多语非官方标识中，原有信息为汉语的标识为197例，占所有非官方标识的78.80%，即其符号偏好为汉语字符；而原有信息不是汉语

的标识为53例，占所有非官方标识的21.20%，这些语言标识的符号偏好为外语字

符：具体而言，53例标识中有39例的原有信息为韩语，14例的原有信息为英语。相

比较而言，非官方语言标识的符号偏好比较多元，而官方语言标识的符号偏好单一，

二者差异明显。

表8 官方与非官方双语和多语标识上的符号偏好

符号偏好汉语其他语言总数

官方标识 62 1 63

98.41% 1.59% 100%

非官方标识 197 53 250

78.80% 21.20% 100%

总数 259 54 313

82.70% 17.30% 100%

3.5 语言景观构建与语言选择

汉语无论在官方标识还是非官方标识上都占据主导地位（97.98%，95.87%）。权

势关系原则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占主导地位族群的语言自然在语言景观中占

据主导地位。的确，无论国家法律还是北京的地方条例对此都有规定。①1 这也与Ben-

Rafael et al（2006）的发现类似，他们发现希伯来语无论在犹太人社区还是以色列巴

勒斯坦人社区的景观中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汉语的主导地位或许也反映了语言选择

理论的第一和第二个条件：使用创设者熟知的语言和预期读者能读懂的语言。一方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第十四条和“北京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若干条例”（2002年）第1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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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无论官方标识还是非官方标识，汉语应该都是其创设者熟知的语言；另一方面，

尽管在该社区有多达20%—30%的韩国人或朝鲜族人，但大多数居民的母语还是汉

语；故而即使对非官方标识而言，其预期读者能读懂的语言也应包括汉语。从语言

模式的维度来看，包含汉语的标识在单语标识、双语标识和多语标识中所占比例很

高（为92.38%、98.51%和100%，见前文），也可以说是反映了这两个条件。

官方标识中除汉语之外，出现最多的是英语。如前文提及，英语在官方标识中

的地位与其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身份有关，即反映了选择理论的第二个条件，即使用

预期读者能读懂的语言，因为来自不同国家的读者大都会一些英语。充分理性原则

也可以对此予以解释：英语在中国被想当然地视为世界的沟通方式，融入世界的最

终方案（Johnson, 2009）；以建设世界城市为目标的北京，其官方机构创设的语言标

识自然会包括英语。

非官方标识中除汉语之外，出现最多的是韩语；其中汉韩双语标识多出现在

“韩国城社区”的店铺标识上，这些店铺主要有小饭店、小餐馆、美发店和足疗店

等。笔者随机采访了12家餐馆和3家美发店，其中有7家餐馆的老板及经营者都是韩

国人，1家餐馆老板是韩国人，经营者是我国朝鲜族人，其余两家老板及经营者是汉

族人，但以韩餐为主，其顾客主要是韩国人和喜欢韩餐的人士；而3家美发店，有

两家的老板及经营者是韩国人，1家是汉族人，但都以韩国时尚为卖点，店中张贴韩

国明星的发型图案。借助标识上的韩语，这些店铺可能迎合喜欢韩国时尚或钟爱韩

餐者的消费心理，体现充分理性原则；有时也可能表明身份特征，强调其与韩国人、

朝鲜族人的相似性，体现集体身份原则。尽管凸显自我和集体身份原则都涉及身份，

但前者旨在强调创设者或店铺的独特性（uniqueness），而后者则突出创设者与民众

的相似性（likeness）（Ben-Rafael, 2009）。本社区店铺上的韩语标识似乎更能体现集

体身份原则而非凸显自我原则。此外，选择理论的第二和第三个条件也有助于我们

的理解。在该社区韩国人、朝鲜族人口众多，使用预期读者能读懂的母语能为他们

提供更多便利；而有的业主因自己是韩国人或朝鲜族裔，自然使用自己的语言或能

表明自己身份的语言书写。

非官方标识中继汉语、韩语之后的是英语，以中英双语或中英韩多语模式出现。

中英双语多出现在培训中心（英语、音乐等）、酒吧、服饰店的标识上。尽管该社区

鲜有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群，英语在这些标识上的运用似乎更多体现了充分理性原则，

因为除了在国际交流中充当通用语外，英语通常会使人们联想到如下积极特征：现

代、创新、有魅力和高品质（Kelly-Homes，2000）。这一点也可以从“韩国城”社

区凯德购物中心②1 的店铺标识可以得到佐证。从星巴克咖啡到哈根达斯，从优衣库到

ZARA，其标识都以英文字符出现；而该楼层的指示用中英文清楚注明：摩登精品

（modern & vogue）。权势关系原则和语言选择理论的第一、二个条件可较好地解释汉语在官方和非

② 店铺标识因在建筑物内部，不符合本文语言景观的定义，故未予统计；此处佐证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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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标识中的主导地位；英语在官方和非官方标识中的广泛运用似乎体现了充分理

性原则和选择理论的第二个条件；而对于韩语在非官方标识中的大量存在，集体身

份原则 /充分理性原则和选择理论的第三个条件很有解释力，而集体身份原则和第三

个条件都涉及创设者身份；表明身份可以说是该社区韩语标识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

“一个愈是称得上文化多元的环境（即对社会文化差异及其制度化愈是包容），其语

言景观愈有空间表达特定身份”（Ben-Rafael, 2009 ：47）。韩语标识在该社区语言景

观中的大量存在反映了该社区文化的多元和包容。

4 结语

本研究调查了北京韩国人聚居区的语言景观。通过对构成语言景观的单语、双

语和多语语言标识分类统计，考察了官方标识与非官方标识之间差异；用语言景观

构建原则和语言选择理论解读了这些差异。研究发现该社区的官方标识以官方语言

汉语处于显著位置为特征，首先以不同语种的单语群体为目标读者；非官方标识以

广泛运用韩语和英语等外语为特征，以表明身份特征、彰显店铺特色和 /或诉求认

同为目的；官方的双语、多语标识符号偏好单一，而非官方的双语、多语标识符号

偏好相对多元。尽管两类标识彼此差异明显，但它们都反映了该社区文化的多元与

包容。由于难以获得标识创设者意图一手资料，本研究的阐释难免缺乏决定性证据

支持，这也是“语言景观研究的一大缺陷”（尚国文、赵守辉，2014a ：221）。正如

Shohamy 和 Gorter（2009 ：9）所言“该领域研究者普遍感觉研究刚刚开始”，后续研

究可从语言景观对族群语言活力、文化认同等更深层次展开。

文献参考

文献

Backhaus, P. 2006. Multilingualism in Tokyo: A look into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3(1): 52-66.

Ben-Rafael, E., Shohamy, E., Amara, M. H., & Trumper-Hecht, N. 2006. Linguistic landscape as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pace: The case of Israel. In D. Gorter (ed.), Linguistic Landscape: A New Approach to Multilingualism.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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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Korean Town Communities” in Beiji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Korean town communities” in Beijing, which was composed of official and non-official language signs. It was found that the two types of signs exhibited striking differences with regard to the languages contained and their arrangement. These differences were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n-Rafael’s structuration principles and Spolsky’s conditions for language choices. While official signs were characterized by highlighting the official language, non-official signs were characterized by foreign languages. Both of them did their share in mirroring the multi-culture of the communities.

Key words: linguist landscape; “Korean town communities”; structuration principles; conditions for language choice

（责任编辑：高一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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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Korean town Communities” in Bei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