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文学研究

论《皇帝的孩子》中的青年身份建构

曾桂娥 江春媛

内容提要: 美国作家克莱尔·梅苏德的小说《皇帝的孩子》摆脱“9·11 小说”创

伤叙事的窠臼，描写纽约知识界文化精英的生活万象，探讨当代美国都市的人文景观

和青年人的身份建构，揭示了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困境。本文从布迪厄的

文化社会学视角审视年轻人的顺从与反抗，管窥都市社会文化与权力的博弈关系，并

借助身份认同理论讨论后 9·11 时代美国青年在消费文化中身份建构的路径，认为

该小说在重构人文价值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关键词: 梅苏德 《皇帝的孩子》 布迪厄 青年 身份认同

作者简介: 曾桂娥，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访问学者，主要研究美国文学和文化; 江春媛，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在

读，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美国 9·11 主题小说研究”( 10YJC752002) 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得“上海市一流学科”资助。

Title: Approaching the Construction of Youth Identity in The Emperor's ChildrenABSTRACT: Claire Messud's novel The Emperor's Children marks a different type of

authorship engaged with 9 /11 fiction by avoiding the pattern of trauma narratives． Withdelicate descriptions of the young New Yorkers' quest for identity，Messud portrays a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 contemporary metropolis and discusses the identity dilemma of A-merican youths． Adopting a Bourdieusian perspective，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ovel'sportrayal of the obedience and resistance of the“children”in New York City． It concludesthat it explores the game between culture and power and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an affirma-tive humanistic value system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by advocating an Emersonian spirit．

Keywords: Claire Messud，The Emperor's Children，Bourdieu，youth，identity·07·

Author: Zeng Gui'e ＜ fowlerz@ 126． com ＞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Foreign Language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China ( 200444 ) ，specializing in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iang Chunyuan ＜ earlysummer68@ 163．com ＞ is an MA student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China ( 200444) ． Her research area is American literature．

“9·11 事件”发生后，作家们纷纷从“恐怖”、“疗伤”、“记忆”等方面表征该事件对美国文

化和个体身份认同的冲击，揭示人物认同危机、讨论家庭和社会秩序重建是许多“9·11 小说”的共同主题。社会学家詹金斯( Richard Jenkins) 认为:“身份认同是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科学

的统一主题，目前尚无淡去的迹象”( 8) 。自 90 年代以来，身份认同一直是文化研究的焦点，

并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得到了拓展( 周宪 7 ) 。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探讨也在“9·11 小说”研究中逐渐出现，朴玉从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角度探讨了《地之国》中的多重记忆

书写，认为“文化记忆的目的在于论证当前现状的合理性，从而达到巩固集体的主体同一性，

即确定‘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 的身份认同问题”( 朴玉 91) ，但目前国内对

于“9·11 小说”中认同问题的集中探讨尚不多见。国外学者在论及“9·11 小说”中的跨国主义或“他者”时，也会从认同角度展开探讨。有

学者指出，许多“9·11 小说”大多出自白种男性作家之手，主要描写男性焦虑或者刻画刻板的

“他者”形象，而来自于不同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或者女性作家往往能够更

形象准确地阐释身份认同在“本质上的不稳定性”( Mishra 6 ) 。出生于美国、成长于加拿大和

澳大利亚，有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求学经历的克莱尔·梅苏德( Claire Messud) 正是一位具有

多种文化背景、能够深刻反思美国社会问题、对当代青年身份认同有着独特见解的女性作家。梅苏德丰富的人生阅历让她具备了开放多元的文化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因而能够在其作品

中以“闲言碎语”式笔法描绘纽约上流知识阶层的生活场景，让读者在充满机智、不乏嘲讽和

俏皮的沙龙式语言叙述中体味人生的痛感。其新作《皇帝的孩子》( The Emperor's Children，

2006，以下简称《皇》) 正是这一风格的代表作。与众多“9·11 小说”相比，该作品的最大不同

是它突破了诸多以“9·11 事件”为“背景”的反衬作用，而是把该事件看作“一个闹铃”或一通

“叫早电话”( Lampert 121) 。该小说着力再现纽约都市的人文景观和文学场域，试图借助对“9·11 事件”的反思来扭转当代纽约文化圈的虚伪之风。小说成功刻画了当代纽约青年知识分

子的群像，全面反映了当代美国年轻人的价值冲突，聚焦他们如何追求城市资本和文化资本，

借以实现建构认同、实现主体的同一性的过程。目前，国内外对该小说的研究并不多见。马丁·兰德尔( Martin Randall) 认为《皇》的现实

主义叙事特征不足以表征“9·11”这一极度视觉化的事件( 63—68 ) ; 还有评论家认为梅苏德

试图在这部小说中借“9·11 事件”审视网络一代( dotcom generation) 的自满以及恐怖事件带

给他们的困惑( Halliwell ＆ Morley 247) ，但鲜有研究者提及它对当代美国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意

蕴。在国内，《皇》的中译本于 2008 年问世，翻译家刘士聪在《译者前言》中概述了小说的主要

人物和写作特征，另有张绘等撰写的《论梅苏德的 9·11 文学》( 《求索》2003 年第 3 期) 侧重

分析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和社会现实，尚未谈及小说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度思考。《皇》的英文名“The Emperor's Children”是对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的戏仿，“皇帝”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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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是对话语霸权的一种暗喻，指在纽约新闻界享有盛名的“无冕之王”的默里·思韦特之

类的自由主义精英人物。而复数的“Children”既指其女儿玛丽娜，也包括另外三个年轻人: 玛

丽娜的好友丹尼尔、表弟布狄和男友卢多维克·西利。两代人的身份和权力对抗构成该小说

的核心内容，在代际冲突的张力中体现出作者对重构人文价值的呼唤。本文试从文化社会学

角度探讨小说中青年主人公寻求文化资本、建构身份认同的过程，分析“孩子们”的顺从与反

抗形式，探讨他们如何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真言，进而揭示当代青年身份认同的迷思，挖掘

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精神在美国当下消费社会中的意义。

一、“皇帝”的女儿: 顺从与反抗

身份认同的核心问题是自我身份认定的问题，即对于“我是谁”和“别人是谁”的反思。在

伯克( Peter Burke) 看来，身份是“决定一个人是社会中某个特定角色、某个集体的一分子或作

为具备某些特征的独特个体的一整套意义”( 3) 。《皇》浓墨重彩地塑造了“皇帝”的女儿玛丽

娜在父亲的羽翼下成长、探寻、反抗与自我救赎的过程，她对“皇帝”的态度从顺从向反抗的转

变体现了她对自我和他人的认识。美貌的玛丽娜家庭条件优越，天资聪颖，颇有其父之风。她

做过《时尚》杂志的实习生，是纽约引导时尚的性感女孩，靠着父亲的庇护和声望，一心要在写

作上出人头地。然而拥有优质文化资本的她却没有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大学毕业后没有固定

工作，一直依靠前男友和父母的支持生活。她渴望像父亲一样有所作为，但是，“她就这样像

仆人或狗似的围着别人生活的边缘转悠……他的孩子端着一杯牛奶，她就像个六岁孩子，而不

是三十岁的人”( 149) 。父亲的显赫声望对玛丽娜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她不自觉地按照父

亲的指示生活，逐渐迷失自我。这正如法国思想家朱莉娅·克里斯蒂瓦所论述的那样: 我们已

经离开“主体”时代，进入“遗产人”时代: “我”不是精神分析学断定的那个尝试自我救赎、甚至是拯救主体性的“主体”;“我”把自己的基因，或者说生理器官当成自己的遗产，“我”其实

只是这些遗产的所有者( 10) 。毫无疑问，《皇》中最典型的“遗产人”是“皇帝”的女儿、丧失了

主体性的玛丽娜。作为新闻界“皇帝”的女儿和布朗大学的高材生，玛丽娜遭到了被奉若神明

的父亲的唾弃。在默里看来，她空有漂亮的脸蛋和显赫的家世，不具备独立思想，即使在玛丽

娜写完《皇帝的孩子没穿衣裳》这部她自认为不错的作品之后，默里仍不赞成出版，认为“一切

都是不通，毫无意义”( 326) ;“这本书是一个包装讲究的礼品盒，盒上飘动着雅致的包装纸和

丝带，打开一看，里面是空的”( 330) 。按照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在现有社会框架下，一个家庭的地位和这一时期的社会习俗在

个人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人生道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遗产以更隐蔽、更间接的方式传

递，甚至不需要一步步的努力和明显的行动”( 布尔迪约［布迪厄］等 22) 。但是在顺从和依附

状态下成长起来的玛丽娜只是拥有“基因”和“身体器官”的“遗产人”，虽近而立之年却一无

所成。无法从父亲身上得到肯定和支持的玛丽娜寄希望于爱情，试图在男友卢多维克·西利

的帮助下走出困境，以此来建构自我与社会的认同感。然而，“9·11 事件”爆发后，西利独自

一人去了英国，她则陷入迷茫之中。玛丽娜与西利的婚姻与其说出于爱情，不如说她找到了自

己心中设计的“自我”的样板，相信“爱情能成为一种唤醒自我、确定自我的方式，但也能成为

另一种不顾一切的自我抛射的模式”( 拉班 162) 。她在充满批判精神的西利身上找到了自己

的投射物，在西利的帮助下终于看清父亲的本质，开始认识到“皇帝”其实是个骗子，“是奥兹

巫师，一个躲在屏障后面高声咆哮的渺小的平庸之辈”( 129) ，并且他“根本不希望她的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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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334) 。当她得知在父亲眼里自己的一切奋斗都是徒劳，自己的作品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

“礼品盒”后，玛丽娜的信心如同帝国大厦的双子塔般轰然倒塌，终于鼓起反抗的勇气质问父

亲:“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没有价值的项目，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你有七年的时间”( 333) 。然而，在现实面前，她对父亲的反抗显得十分苍白，无法逃出父女亲情的人伦之困。“父

女关系”削弱了她的反抗程度，更多地呈现出顺从特征。玛丽娜从小视父亲为偶像，在父亲的

压力下生活，接受父亲的“圈养”。尽管她有反抗之意，却始终不敢像表弟布狄那样喊出“皇帝

没穿衣服”的真言。之所以如此，我们可以从心理分析中找到依据。波伏瓦认为，女孩在成长

过程中，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与父亲认同。这好似俄狄浦斯情结在她身上已显露出来，开始

有点爱上了自己的父亲……此时她已经习惯于淑静，她谦卑地爱着自己的父亲，把自己看得比

父亲低一等，甚至都不想设法做一个和他平等的人。她所想的就是做他的追随者，做他的影

子，也就是做和他相比起来非常不起眼的人”( 153) 。早年的玛丽娜确实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种

环境中，只有当她进入而立之年，在男朋友西利的影响下，在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才开始思考

“皇帝”与“孩子”的关系问题，踏上由顺从到反抗的征程。她的书稿《皇帝的孩子没穿衣裳》从社会文化角度揭示衣服的虚伪，认为父母与社会一起“把大量的行装塞给孩子，而这些行装

就是父母或社会所规划和建造的这一巨大而令人窒息的网络的最明显的标志……做一个体现

自我的人，寻找属于自己的风格，这些是处于青春期的人们和刚刚成年的青年们的追求”( 233) 。这使她对“皇帝”的反抗变得不堪一击，也使她的内心世界充满了挣扎: 一方面是对父

亲根深蒂固的顺从，另一方面是在社会中对自我独立身份的不断寻找。玛丽娜的书稿正是这

种矛盾的体现，表达了她不堪承受父亲塞给自己的“行装”之重，并试图摆脱父亲影响，做一个

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人”。作为玛丽娜的好友，丹尼尔算得上“皇帝”的另一个女儿。她能意识到玛丽娜的依附状

态，认为她的生活“很不正常，一种停留在或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的生活”( 48 ) ，甚至有“挽救”好友的冲动，但她最终向“皇帝”屈服，荒唐地与默里发生了近乎“乱伦”的恋情。丹尼尔的“顺

从”源自她对纽约文化大环境和“体制”的被迫性适应。在丹尼尔眼里，个体无法逃避或改变

制度环境，于是她拒绝思考制度和革命问题，而是主张“变成这个制度，变成人们想要做的那

种人”( 180—81) ，这是爱默生在《论自助》中极力反对的“从众”行为( conformity) 。虽然同为

布朗大学的毕业生，丹尼尔却无法过上理想的生活，因此无法抑制对家世优越和容颜娇美的玛

丽娜的强烈嫉妒。她虽然对默里的虚伪有所洞察，但仍将他视作偶像，并坦白说“如果我能成

为默里·思韦特，我自己会很高兴的”( 181) 。在丹尼尔身上，我们所体会到的是一种“傍名”和“从众”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丹尼尔代表了放弃反抗的大多数，是选择顺势而为的顺从

者。当自身知识资本无法帮她获得社会认可时，身体便成为她的利器。庆幸的是，“9·11 事

件”如同一记棒喝，终止了她与默里的关系，让她重新思考当下与未来。

二、“皇帝”的儿子:“弑父”式反抗

“寻父”是一种隐在的意向要素，呈现出文学主题动态式的复制方式。“弑父”是“父与

子”母题趋向“叛父”的某个质变点的极端形式。“弑父”主题在“父与子”母题中的运用仍沿

袭了宗教神学的文化传统( 傅勇 62，68 ) 。在《皇》中，19 岁的弗雷德里克·塔布( FrederickTubb，昵称布狄) 在建构认同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纽约寻父”和象征性的“弑父”反抗过程。布

狄年幼丧父，大学辍学后离开家乡沃特敦，奔赴纽约投靠舅舅默里。默里毕业于哈佛大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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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时以抗议越南战争和支持人权运动闻名，曾公开批评克林顿政府伪善行为和布什政府的专

制独裁，“从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直到伊朗反对派和沙漠风暴行动，从教育政策到工人的权利

和福利，到堕胎政策再到死刑问题，默里·思韦特都发表了重要意见。我们相信他，而且信仰

他”( 292) 。著述颇丰的终身教授默里就像一位“典型的美国文化评论员，是《纽约客》或者

《纽约书评》撰稿人的原型”( Keeble 367) 。这样一个在社会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人物在

家族中也是权威和父权的代表，是追求文化资本的年轻一代崇拜的对象。正是出于对“父亲”的崇拜和对获取文化资本的渴望，布狄选择奔赴纽约、做舅舅的学徒。

布狄对纽约都市的选择表明了他对城市文化资本的清醒认识。根据布迪厄的理论，每种

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各自的“场”。一座城市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场，经济是资本，政治、文化也能转化为资本，而拥有这些“分场域”的城市就拥有了城市资本。“城市要生存和可持续

发展，就必须有独特的城市文化作为支撑，……于是城市的文化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中的或然

……城市文化化发展的结果，就是形成许多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 许德金 136) 。拥有约 350份周报和 26 份外文日报以及多家国际知名出版社的纽约被称作“媒体之都”大概并不为过。对很多人而言，纽约就像一座文化麦加，以其文化资本吸引着朝圣者的足迹，尤其是试图通过

获取文化资本改变自身命运的年轻人。布狄选择了这里作为奋斗之所就是因为他认为“最重

要的是要在城市里，从城市中学习”( 217) 。身处纽约、追随在偶像左右，年轻的布狄似乎具备了天时、地利与人和。但是，他发现“皇

帝”的真面目是: 其工作就是“与人频繁约会，出席频繁的活动，坐着汽车去电视台，去吃饭喝

酒，更别提预先安排的到外地的公费旅游，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会堂里的讲演。”布狄认为这些应酬与“潜心研究或逻辑推理的精神背道而驰”( 222 ) 。不仅如此，他还发现默

里“推掉了为青年计划安排的晚宴去会见巴基斯坦的要员们”( 250 ) 。更让他鄙睨的是，默里

在一份手稿中竟然把“含有重要内容的大段文字”从已经发表的文章中“移植到新文章里”( 248) 。他对这样的抄袭行为深恶痛绝，但默里却大言不惭地狡辩:“那都是我写的”，是“循环

利用”( 249) ，还告诫道:“你真的认为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词总能保持新鲜吗? 年轻人对于新奇

的东西估计得过高了”( 249) 。除了思想层面的丑陋外，默里的婚外情也败露在布狄眼前。学

术不端和道德沦丧让这位“精神领袖”和“光彩照人的巨人”形象轰然坍塌，布狄看见了“这个

赤裸裸的人，看见了这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他对他的需要和欲望以及他赤裸裸的身形感到厌

恶”( 250) 。意识到“皇帝”的虚伪后，布狄心中的偶像瞬间崩塌。此后，布狄采取了激烈的“弑父”式

反抗。他撰写文章揭露默里的真实面貌，以文字形式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真相。布狄清醒

地认识到:“承担这项工作是个壮举，而且，也许会有牺牲……但他受到使命的召唤，道德的召

唤”( 251) 。这种反抗试图从神坛上拉下权威，并树立自己的权威，是一种形式上的“弑父”行

为。“弑父行为是人类文明的源头”，重现反抗，其实就是重现打败父亲的胜利( 克里斯蒂瓦

18，20) 。然而，父亲( 皇帝) 的权威并不会轻易撼动，布狄的文章不仅未获发表，还遭到舅舅的

攻击: 他“眼神里充满了恶意”，骂布狄是“狗屎”、“垃圾”( 347，348 ) 。布狄被扫地出门，被迫

蜗居纽约街头破屋，靠打工维持生计。布狄的完败证明他的“弑父”式反抗的彻底溃败，但作

为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样的反抗是年轻人融入社会、构建社会角色，让自我日臻成熟

的必经阶段。作为“皇帝”女婿的西利的反抗也具有“弑父”特征。他是移民到纽约的澳大利亚人、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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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勃勃、以批判纽约文化和“充满谎言”的美国为己任的杂志出版商。与布狄的正面对抗不

同，西利的反抗颇具策略。他借助创办文化批评杂志《箴言》( The Monitor) ①来揭露像默里一

样的纽约文化人的虚假面目:“通过一个工具来大声疾呼，告诉人们，皇帝身上没穿衣服，大臣

身上没穿衣服，而且，皇后也是一丝不挂，来揭露这些雇佣文人，让他们现出原形……揭露这帮

家伙的真相”( 128) 。他自信《箴言》杂志的“文化暴露”栏目可以起到抨击当代社会名人，揭

露表面光鲜的文化圈的赤裸本质的作用，也可以借此震撼纽约文化艺术界，从而掀起一场革

命。然而，突如其来的“9·11 事件”粉碎了他的“革命”梦想，他随着《箴言》杂志的流产远走

他乡。西利的反抗是其野心的体现。对他而言，纽约既是一个繁茂的“文学场”，也是一处充满

斗争的“丛林”。他想籍此获得最大的文化资本，得到像默里一样的声望和名誉，即文化资本

带来的象征资本。他到处宣传自己的观点，努力使自己成为纽约文艺沙龙的一名精英，并影响

玛丽娜，带动她一起看清“皇帝”的真面目、摆脱束缚。不仅如此，西利还利用“婚姻”作为反抗

“皇帝”的“再生产策略”，“每一次婚姻都必须被理解为‘一个策略的结果 '，都可以被定义为

‘在一系列物质的和象征性交换中的一个时刻 '……”( 包亚明 57) 。在他眼里，与玛丽娜的婚

姻是能够让他迅速融入纽约文化圈和上流社会的关键因素。正如布迪厄所言，“行动者必须

负载一定量的特殊资本，……携带自身的资本( 有意或无意) 参与到场域的游戏中，为占据一

定的位置或维持、提高资本总量而与其他位置上的行动者争斗，从而形成独特的社会轨迹”( 转引自张意 73) 。事实证明，西利的“婚姻策略”让这位澳洲的新来者迅速变成拥有大量文

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纽约人，若非“9·11 事件”突发，西利借助联姻进行反抗的策略有望成功

“弑父”、实现其身份建构目标。西利与布狄这两个“儿子”都试图推翻“皇帝”，两人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文化上的反抗策

略，不同的是布狄的行为是一对一的单打独斗，而西利的文化反抗策略更具集体特征，因此更

显得野心勃勃。作者借助这一系列青年人，尤其是西利与布狄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意在展

示身处表面繁荣的美国大都市的青年人该如何适应社会、在纷乱的俗世中强化自我角色、建构

身份、获得社会认同。从作者描绘的这些人物形象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美国超验主义者爱

默生所倡导的“思考者”和“改革者”的影子。

三、建构认同: 呼唤爱默生

作者塑造这群能够代表美国未来的文化精英的真正目的，是否就是对爱默生所倡导的文

化独立精神的呼唤? 在小说中，“爱默生”的名字多次出现，成为该小说重构人文价值观的重

要导向。小说的第 8 章直接用爱默生的演讲题目《一个美国学者》作为章节名，清晰体现了主

人公的精神诉求，堪称布狄的“精神独立宣言”。布狄经常以爱默生作品中的句子作为精神指

南，希望“像一个哲学家那样生活，如同爱默生所说，寂寞的隐匿的柏拉图只以他的著作和他

伟大的思想为世人所知。为了这个，他必须到纽约去，到他的迄今为止还没有意识到的导师那

里去”( 108) 。布狄曾经被哈佛大学录取，但由于担心高昂的学费和“将来需要偿还的积累起

来比山还高的债务”( 63) ，他并没有告诉母亲这一消息，而是选择自学，成为爱默生式的独立

思考者。按照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学校和教育制度保证文化资本的获得，进而得到文化

特权。然而，年轻的布狄“不在乎证书文凭、考试成绩或者学校担保之类的东西”( 64 ) ，认为

“教育制度是一个闹剧”( 213) 。表面看来，布狄放弃哈佛大学以及后来从另一所大学辍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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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是对获得文化特权的机会的放弃，但他放弃的是手段，而非目的，他从来没有放弃对文化

资本的追求，因此才会选择进入纽约大都市、靠近偶像，实现“脱胎换骨，像蛇脱皮一样”的自

我成就之路( 64) 。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美国和美国人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消费文化的

腐蚀性力量让已近而立之年的年轻人茫然无措。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美国学者科奈

尔·维斯特( Cornel West) 在《美国对哲学的逃离》( The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 中将美

国的知识思想传统追溯到爱默生。他认为虽然重新建立“创造性民主的爱默生文化”可能只

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但是这种文化应该“激励我们在公共哲学危在旦夕之时重新发现道

德价值和社会价值”( qtd． in Halliwell and Morley 123) 。爱默生所倡导的文化独立精神对于当

代美国青年来说，无异于一座灯塔，爱默生成为《皇》中年轻人的精神偶像也不足为怪。不过，

“脱胎换骨”的过程必然与痛苦相伴，这也是布狄等年轻人成长的必经之路。当以默里为代表

的社会权威遭遇年轻人的质疑和否定时，“弑父式”反抗必然以一种激进革命的姿态呈现出

来。西利创办文化批评杂志的初衷就是掀起一场革命，同样具有革命思想的布狄在与朋友唐

纳德谈起“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或者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时眼睛“亮晶晶地充满了热

情”( 106) 。这种改革精神与爱默生在演讲辞《人即改革者》中倡导的如出一辙，充分体现了爱

默生的“改革”概念与“求新”相关，与“思想”和“希望”的相关性( 隋刚 106) 。社会学家一般从人的身份的社会结构和个体的内在认知两个层面来探讨身份认同问题。

最早提出身份认同理论( identity theory) 的是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而该理论研究的集大

成者彼得·伯克将身份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加以整合，将认同的社会层面和个体因素融合起

来，认为个人在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包含输入、认同标准、比较者和输出四个要素。其中，

“认同标准”决定着角色行动的目标和运作方式，“输入”是角色对于环境的认知，“比较者”则

将与认同相关的意义的认知输入与认同标准进行比较并发出“错误信号”，行为主体根据该信

号进行调节，然后在具体情境中做出相应的行为( 输出) ( 62—66) 。依照上述理论，《皇》中的

玛丽娜、丹尼尔、布狄和西利等“孩子”将拥有大量文化资本的“皇帝”默里当作认同标准，努力

赢得客观认同，并由此逐步修正自己的主观认同。但是，当他们发现自己的认同标准出现了偏

差、“皇帝”不具备偶像资格时，需要找到新的精神偶像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输出就变得迫在眉

睫。孩子们应当如何调节? 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美国的未来何在?

个体在建构认同的过程中，必然与社会产生互动、渴望他人的认可。积极的身份建构过程

包含个体在社会结构中审视自我、并采取积极行动进行调整的能动性和可塑性。这种能动性

和可塑性正是身份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大元素。《皇》中的年轻人在选择道路、承受失败

并开始反思自我时，体现出爱默生倡导的“人既是改革者又是被改革者”的双重特征。布狄在

撰写揭露舅舅真实面目的文章后，母亲、表姐玛丽娜和默里本人都不承认其文章的真实性。也

就是说，布狄在文化上的“绝境求生”的“突围”行为没有得到社会认可。突如其来的“9·11事件”让亲人们以为他已经丧生，并且更为讽刺的是，默里在接受媒体访谈时对布狄之死轻描

淡写，无比冷静地说这“属于家庭问题”，认为对该事件“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而不是盲目的仇

恨”; 随后记者们对此大加褒奖，“看见了他始终如一的正直的品格。”默里因此自得，意识到

“布狄的死赋予他更高尚的品质……表示他面对厄运的利箭毫不动摇”( 475) 。面对默里的冷

漠无情和幸灾乐祸，布狄等年轻人及时调整了自己的认同标准，开始重新认识他人、认识自我。至此，另外一个问题浮出水面: 一次恐怖主义事件到底能够从多大程度上震撼社会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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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阶层，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转折点? 当下，一些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开始用“前 9·11”和

“后 9·11”来进行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讨论，但是在社会文化和身份建构方面，该事件可

能无力充当分水岭或者翻页器，无法使“身份建构”这一连续、复杂的议题在一夜之间变得清

晰。C． S． 刘易斯曾经说:“看穿一件事的全部意义在于通过这件事看到某些东西，而不是一

无所获”( qtd． in Iannone 73) 。从这个角度来看，“9·11 事件”的确为年轻的纽约人提供了一

个契机，让他们反思纽约文化圈和所谓的“文化资本”，在文学场的虚伪和内心的追求之间进

行权衡，并调整认同标准，开始新的追求。布狄目睹了灾难之后“突然有了很多想法，仿佛几

个星期以来他头脑中的怒吼声第一次平息下来”; 认为“虚假的偶像已经终结”( 450，451) 。布

狄认为在“9·11”之前，人们不赞成任何事情，反对一切。但是在该事件之后，人们似乎需要

一个新的核心。布狄一直在读的穆齐尔小说《没有个性的人》，这折射出他对当代美国人的观

察: 当下的美国充满书中描绘的“缺乏个性的人”，这些人不再把人，而是把物质看作现代现实

的中心。布狄借助该书反思现实的本质以及灵魂等问题，表达了对新世纪的美国文化和公共

生活的批评。在《皇》结尾处，布狄把穆齐尔的书“放在床头桌上留给别人去发现，并对封面上

那个困惑的、朦胧的面孔默默告别”( 494) 。布狄不仅想将这一信息和警告传达下去，也想与

以前的自己道别，做一个“有个性的人”和“正在行动的人”。布狄觉得“9·11”是改变自己生

命轨迹的重要机会，“他的命运给了他宝贵的机会重新生存，不像过去那样;”“他会成为他自

己的偶像，一个迄今为止他还没有找到的偶像”( 452，455) 。这样的思考建立在爱默生倡导的

自由精神和批判精神之上，因此布狄才会借助“9·11”事件让自己“置于死地而后生”，远离他

乡并改名换姓，调整自己的认同标准，重新踏上寻找资本和建构认同的道路。小说中的其他孩子也借助“9·11 事件”开始追求一种新的“严肃”。在恐怖袭击的第二

天，看到街上到处张贴着寻人启事后西利希望在某期《箴言》的封面上“表现在这个国家里大

家如何想要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到了不诚实的程度，好像贴了这些启事就能把已经发生的事恢

复过来，修复或改变”( 433) 。正像一位评论家所言，“恐怖袭击引发的不是美国人对他者身份

的思考，而是对自我的思考，对美国这个国家的思考”( Halliwell and Morley 247 ) 。西利对美

国的批评态度在“9·11 事件”之后更加尖锐，他认为“这是一个该死的充满谎言的国度”( 433) 。该事件让“激进的文化评论界的杂志”《箴言》流产，终止了西利“在纽约大干一场的

梦想，革命终结”( 463) 。他选择离开玛丽娜和纽约的文化场，独自到英国去开拓事业。表面

看来，这是一种弑父未果的“逃离”行为，削弱了小说文化批判的锋芒。但逃离本身是一种强

烈的批判态度，与 17 世纪由于政治、经济、宗教等原因逃离英国、奔赴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的革

命梦想并无二致。玛丽娜在“9·11 事件”后收获的“严肃”是开始独立思考。《箴言》的流产让她同时失去

工作和丈夫，但值得欣慰的是她的新书已经出版，在撰稿过程中既看清父亲也认清自己，开始

思考“如果你不能成为赢家，你可以创造一个赢家; 如果你所创造的不是你所要的，那么，你最

终是个什么人呢?”( 233) 虽然她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认为自己“看透了父亲的虚张声势、虚伪做作”( 185) ;“没有一件事情是她看不透的”( 242) 。在小说名为“七月四日”的章节中，玛

丽娜“第一次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318) ，这预示着她的精神“独立”。另一个获得独立的女性

是丹尼尔。“9·11”事件终结了她与默里的不伦恋情，虽然一度陷于抑郁并接受心理治疗，但

最终在母亲的帮助下获得新生: 她“似乎成了新生儿，赤裸裸的，此前的一切都一笔抹消”( 485) 。

·77·

论《皇帝的孩子》中的青年身份建构

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和未完成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和建构性( 周宪 11) 。在小说中，

“皇帝”的四个“孩子”以不同方式揭示“皇帝没穿衣服”的真相，并最终获得不同程度的独立

和“新生”，虽然读者并不确定他们的未来如何，但这种“动态”的“未完成的过程”为青年人在

未来成长道路上追求新的精神自由和身份认同提供了思想基础，也进一步印证了身份认同的

开放性和建构性，从一定程度上说，梅苏德也引发了小说人物和读者从传统的“我们是谁”演

变成“我们会成为谁”的哲学思考( 邹威华 44) 。

结 语

克里斯蒂瓦曾预言:“文化是一种反抗”和“艺术是一种反抗”的观念已经受到了威胁，我

们在娱乐文化、业绩文化、做秀文化中迷失了方向( 10 ) 。梅苏德的小说批判纽约精英知识分

子的虚伪，特写纽约青年在文化场中的“反抗”，“可信但又令人不安地生动刻画了在抱负、权利和骄傲的蚕茧中挣扎的各类人群”( Beck 117) 。与此同时，她让“9·11 事件”成为“激进变

革的催化剂”( Randall 65) 。梅苏德在小说中“艺术地”、象征性地为美国青年找回了迷失的自

我。然而，梅苏德对美国社会的变革以及年轻人在变革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持有一种盲目的乐

观，“似乎这些青年人的存在本身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让世界更美好”( Mishra 5) ，因而或多或少

削弱了文化批判的锋芒，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福柯在为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英译本撰

写的序言中问道:“反俄狄浦斯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维和生活之道。人们如何避免

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甚至( 尤其是) 当你相信自己是一个革命战士的时候?”( xv) 作为读者，我

们可能也要思考: 小说中的“孩子们”在发起反抗、努力建构身份的时候又该如何避免成为“皇

帝”那样的人物? 如何避免成为他们所憎恨的体制的翻版? 梅苏德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即

便如此，《皇》不失公允地展示了当代美国文化的过去和现在的结构性延续以及这些延续如何

受到挑战、瓦解和重构的过程。小说对于爱默生所倡导的关于“思考、自助、改革”等理念的呼

唤，或许能为当代美国走出恐怖主义阴影、重建文化新秩序提供启示。

注解【Notes】① 梅苏德在小说中明确指出，《箴言》杂志“除了具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弦外之音，还正巧是拿破仑报

纸的名字”( 201) ，西利创办该杂志的革命目的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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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舒程

)

《圣路易斯雷大桥》〔美国〕桑顿·怀尔德 著

但汉松 译

1714 年 7 月 20 日，南美秘鲁的圣路易斯雷大桥断裂。五位旅者坠入深谷，为什么偏偏是这五个人? 是巧合还是因果，抑或这是“上帝的旨意和行动”吗?

朱尼帕修士———灾难现场的目击者之一，用了六年时间探访调查。书中记录着五位殉葬者的生平与故事，而他们之间有着或近或远的牵扯。五位卑微蝼蚁的爱之困局，以爱之名义施予，以爱之名义伤害。作者桑顿·怀尔德是美国唯一一位能以戏剧和小说双双荣膺普利策奖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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