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互聯網「事件年代」 ——新媒体事件集體記憶的受眾分析

告別互聯網「事件年代」——新媒体事件集體記憶的受眾分析 COMM6210 林琳/115505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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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互聯網「事件年代」

——新媒体事件集體記憶的受眾分析

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

全球傳播碩士

COMM6210 中國社會的傳播模式

指導老師：陳韜文

論文作者：林琳/115505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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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將首先對集體記憶、媒介事件和新媒体事件、媒介事件的集體回憶、

新媒体事件的集體記憶四個領域的學術文獻進行梳理和回顧，為關鍵概念確立

定義並且根據「文化傳統-記憶生產者-記憶消費者」這一從受衆出發的分析框

架，以此考察兩個問題（1）在新媒體時代，當大眾有機會同時成為記憶生產者

和記憶消費者的時候，其集體記憶的形成和再現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和差

異性；（2）這些一致性和差異性反映了新媒體事件集體記憶不同於傳統媒介事

件的總體特徵。通過對一組不同階層、年齡、性別的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並

且對該組受訪者在互聯網上所生產的歷史文本進行文本分析。本研究發現新媒

体事件的集體回憶，在不同階層、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社會群體中，具有一

致性。具體表現在於不同社會群體所記憶的單件新媒体事件雷同。但是，本研

究亦發現，不同社會群體在對同一件「印象深刻」的新媒体事件的參與程度、

具體解讀以及該事件對於個體的意義呈現多樣性。

關鍵詞：新媒體事件集體記憶受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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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arewell to the Era of Events:

An Audience Analysis on Collective Memory on New Media

Events

Lin L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oncepts of collective memory, media events and new media

eve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 order to summarize clear definitions of key

concepts. Based on Kansteiner’s framework, Culture formation-Memory Maker-

Memory Consumer, the research tries to answer below questions. First, the researcher

explores when the audience become both maker and consumer in new media era, the

consistency and difference in collective memory on new media events. Second, the

researcher would go further to discuss how collective memory works differently on

new media event from traditional media events. To answer such questions and by

providing an event calendar ranging from 1994 to 2011, the researcher conducts

semi-structure interviews with 20 interviewees from different social group and

content analysis on the content created by interviewees related to certain new media

events on their new media accounts. The result shows that consistency exists in

collective memory from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in terms of stratum, age and sex.

However, the level of involvement and a group’s interpretation of certain symbols

remain diverse.

Key words: new media events, collective memory, audienc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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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截止至 2014 年，中國已經有 6.49 億 PC 網民，5.57 億手機網民，3.61 億網

購人群，每天有 2 億左右的網民通過手機上網超過 4 小時。有趣的是，如今中

國網購人群已經超過英法德意四個國家人口的總和，至 2013 年底，中國超越美

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網絡零售市場。從 2006 年到 2013 年，網絡零售複合增長率

達到 90%。阿里巴巴，目前全球市值第二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其市場意義和社

會意義亦標誌著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已經開始邁入另一階段。

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已經進入第三個十年，從當年「翻越長城我們能夠到觸

及世界的每一個角落」（「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到今天「中國互聯網巨頭能取得成功的原因非防火牆莫屬」（「the

success of China’s biggest Internet giants could be credited to the firewall」）（Global

Times，2015），無論是作為一種產業，一種文化現象，還是一種公民政治參與

的工具/場域，還是作為國家管治和控制的場所，都經歷了巨變。這種變化是内

嵌在中國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的。

胡泳（2014）認為，20 世紀 90 年代，互聯網技術「空降」中國，「互联网

前期主要导向是发展，中国网民获得言论的自由度也比较高。后来，管理放到

了第一位，发展要为管理让路。」簡單來說，就是發展邏輯向管理邏輯的轉變。

在這種轉變之下，互聯網的生態必然發生進一步的變化。因此，社會科學範疇

的互聯網研究，應該關注社會情景的分析以及人的因素，技術決定論的面向注

定是沒有生命力的。

回過頭看，在中國前二十年的互聯網發展歷史裡面，技術變革改變的不僅

僅是人們的行為和溝通模式。人們的網絡參與更是創造了一個公共的空間，這

個空間的形成，與一件件新媒體事件的爆發、迭代、重複緊密相關。正是在一

件件新媒體事件的圍觀、參與裡面，中國網民構建了常人社會的網絡實踐。根

據鄭智斌（2012）的統計，互聯網 18 年發展中值得關注的公共事件高達 813 起。

這些事件的發生、發展和結束都曾經在網民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留下無法輕易抹

去的痕跡。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社會記憶」/「集體記憶」是很重要的一個面向。集

體記憶能夠連接過去、現在與未來。記憶不僅屬於人的個體官能，而且還存在

叫做社會記憶的現象（Connerton，2000）。社會記憶的形成和傳遞在不同的學

者看來有不同的維持社會功能，但是社會記憶不僅僅具有一致性以及穩定性的

特點，也存在著衝突。這種衝突的存在是社會衝突產生的根源之一。社會或者

有意識地一直和禁止某种記憶，或者有意識地提倡和張揚某种記憶，來為現存

秩序的合法化服務（鄭廣懷，2006）。似乎也可以認爲，記憶的過程恰恰是忘

卻的過程，而我們能記住什麽，會忘記什麽，背後存在一個權力運作的過程。

一方面，技術和互聯網成爲了集體回憶的的再現形式（representational forms）

載體，通過文字和圖片、影像等超文本的方式，為歷史提供了新的敍述形式，

甚至起到重新建構集體記憶的作用。具體的表現如楊國斌（2009）以「文革」

博物館和「文革研究網」舉例，提出「這些網絡記憶項目」能夠通過建立歷史

文件的電子檔案，揭示主流話語中不清晰的或被壓抑的過去。以往關於互聯網

和記憶的研究中，多集中在以文本為單位的研究「數位記憶」（ digital

memory），質問互聯網會否導致「記憶爆發」（memory boom）還是「數位失憶」

（digital amnesia）（Basaran, 2014），或者研究穀歌搜索或者紀念先人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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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al websites）探討技術如何改變記憶結構或者記憶形態。國内則有學者

研究例如研究維基百科中當代中國歷史事件的再現結構（劉于思，2012）。

但是本研究認爲以上研究都過於重視技術的因素在個體記憶或者集體記憶

中的作用，而忽略了人的因素。本研究提出另一個面向是，互聯網本身也成爲

了集體記憶的一部分。經年累月發生在互聯網上的「事件」已經成為了社會歷

史的有機分析單位，傳播研究中對中國各種網絡事件的研究可見一斑。邱林川

等（2008）在討論「新媒体事件」的時候就談到，「有的事，本來雞毛蒜皮，

卻閙得沸沸揚揚；有的事，本應關係重大，卻被遺忘」。本研究從這句話出發，

企圖探討這些「新媒體」事件在經過時間的洗禮以後，哪些被記憶，哪些被遺

忘。互聯網在中國發展的這二十年裡面，是否形成了「新媒體事件」的集體記

憶？這些記憶背後，是否存在背後的文化、社會、政治動因？

正如邱林川（2009）提出的「我們需要直面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不同類

型的集體記憶形成過程。塑造共識固然重要，但在今日的網絡社會中，必須肯

定的是，共識不是單一的，事件不是純粹的。”他認為，在新語境下，我們既

需要回應經典命題，又要實現學術創新，在理論和方法上超越二十世紀傳統大

眾傳播的研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傳播學新天地的重要途徑之一。

本文將首先對集體記憶、媒介事件和新媒体事件、媒介事件的集體回憶、新

媒体事件的集體記憶四個領域的學術文獻進行梳理和回顧，為關鍵概念確立定

義並且根據「文化傳統-記憶生產者-記憶消費者」這一從受衆出發的分析框架，

以此考察兩個問題（1）在新媒體時代，當大眾有機會同時成為記憶生產者和記

憶消費者的時候，其集體記憶的形成和再現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和差異性；

（2）這些一致性和差異性反映了新媒體事件集體記憶不同於傳統媒介事件的總

體特徵。通過對一組不同階層、年齡、性別的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並且對該

組受訪者在互聯網上所生產的歷史文本進行文本分析。通過本研究，發現新媒

体事件的集體回憶，在不同階層、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社會群體中，具有一

致性。具體表現在於不同社會群體所記憶的單件新媒体事件雷同。但是，本研

究亦發現，不同社會群體在對同一件「印象深刻」的新媒体事件的具體解讀以

及該事件對於個體的意義呈現多樣性。

文獻探討

集体記憶（Collective Memory）/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

Durkheim 曾简单讨论过集体記憶的社会结构性，但是没有直接提出「集體

記憶”這個概念（Shahzad, 2012）。 Durkheim 的学生 Halbwachs（1952）继承了

他的思想，提出「集体記憶」這個概念并且指出集体記憶的形成不仅仅来自于

与我們自己参与記憶對象的經歷，而且来自于社會性建构或者通過組織来传递。

也就是說，个体记忆的形成离不开其所处于社会群体层面的影响。集体記憶是

一個特定社會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鄭廣懷（2007）指出，

Halbwachs 的集體記憶理論特別強調記憶的當下性，人們對於過去的構建和敘述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當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如此，我們很容易聯想到權

力結構對記憶的操縱和控制，然而卻可能忽略了人的能動性（agency）對集體

記憶在個人層面的再現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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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者 Connerton（2000）認為人們不再相信所謂的歷史主體，例如政黨、

西方，但是不代表這些宏大支配話語的小事，反而意味著這些話語作用在我們

當今形勢下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形成了無意識的集體記憶（2000:1-2）。

例如，暗杀和弑君恰恰成为王国脉络得以延绵的方式。。因此在 Connerton 的著

作中，他強調的是記憶的慣性（inertial）。其總的觀點是記憶作用于兩個特殊

的社會活动领域的方式：纪念仪式和身体习惯。社會記憶存在於紀念儀式當中，

而紀念儀式「只有在他們是操演的時候，它們才能被證明是紀念性的」（頁

5）。也就是說身體自動化形成了習慣，才能發揮操演的作用。他對儀式的定義

借鑒了盧克斯的「守規則支配的象徵性活動，是參加者注意他們認為有特殊意

義的思想和感情對象」。另外，在研究身体实践在记忆的积淀或者积累的过程

中的影响时，他提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实践。第一类行为是体化

（incorporating）實踐。微笑、握手、都是傳達人通過自己現在的身體舉動來傳

達的信息，只有他們親身在場參與這個具體活動，信息才得以傳達；第二類行

為是刻寫（inscribing）實踐。當人類生物體停止發送信息之後，我們需要做些

什麼來捕捉和保存信息，解決辦法就是用來存儲和檢索信息的現代手段，包括

印刷、百科全書、索引、照片、錄音機、計算機等等。也稱作記錄。Connerton

的觀點，開始將集體記憶的形成和人類的傳播活動連接起來。

在新的研究中，不少學者繼承了「社會記憶」這個概念，為更好地處理記

憶研究中的這對對立關係——結構對記憶的控制性建構和個人對記憶的主動性

解構，Kansteiner（2002）在其《在記憶中尋找意義：集體記憶研究方法批評》

一文中，主張集體記憶研究應該強調不同行動主體間的協商、共謀和建構過程，

通過使用傳播和媒體研究方法，特別是考慮到媒體的受眾。他認為，集體記憶

是一個文化生產和消費的複雜過程，要同時考慮到文化傳統的持續性、記憶生

產者的靈活性和記憶消費者（受眾）的顛覆性。者三個歷史主體的協商和妥協，

接力了記憶政治的遊戲規則，對這些協商和妥協過程的關注，能夠把大部分失

敗的集體記憶的建構和極少數成功的案例區別開來。

圖一：Kansteiner’s 的集體記憶解釋框架

注：根據 Kansteiner（2002）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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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事件与集体记忆

近年来，传播学界兴起了对媒体在构建集体记忆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周

海燕（2014）贊成 Kansteiner 的觀點，認為傳播學取向能夠對集體記憶的研究帶

來新的機會。傳播學能夠使過往豐富而趨於細節化的記憶研究與特定的社會群

體及其歷史有機地聯繫起來。Shahzad （2012）的理论认为集体记忆是通过物品、

图像和再现产生的。Zelizer（1995）通過研究集體記憶和新聞、記者的關係，系

統性地整理出集體記憶的特性：（1）集體記憶的形成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processual），會經歷不斷的演變和轉換；（2）集體記憶是不可預測的

（unpredictable）；（3）集體記憶是有偏向的（partial）; （4）集體記憶是有用

的（useful）, 能夠把不同時空的任何事關聯到我們自己的當下；（5）集體記憶

既是特殊的優勢普遍的（particular and universal），相同的集體記憶在不同的群

體間有不同的意義；（6）集體記憶需要通過媒介（語言、意識等）在日常生活

中得以表現。Kligler-Vilenchik 等依托「議程設置”理論設計了一個「記憶議程”

的研究，運用定量方法來檢驗「媒體記憶議程”和「公共記憶議程”的相關性，

以此探索媒介在形塑關於過去的集體認知上的影像。他們的數據發現兩者有非

常強的相關性。 Bourdon 和 Kligler-Vilenchik（2011）在 2004 年至 2006 年間通過

採訪 40 位猶太裔以色列人的電視觀眾的生命故事（life-histories），得出了三個

主要的觀點：（1）記憶的形成與電視觀看緊密相連，無論是在個人層面還是在

家庭、國家這樣的集體層面。闡述分析了電視回憶的類型學包括牆紙記憶、閃

光燈記憶、媒介事件和近距離接觸記憶，；（2）肯定了在以色列，國家保持著

解釋集體記憶的主要框架，儘管如此，記憶碎片仍然存在：移民、種族、傳播

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作用；（3）在方法論上提出了始於研究集體記憶的方法。

通過考察受眾的認知，以及聚焦與記憶文本的分析，發現在電視商業化、碎片

化的年代，猶太裔以色列觀眾仍然共享這深刻的共同記憶和集體過去。

新媒体事件

著名的網絡社會思想家、「信息時代三部曲」的作者 Castells（2011）闡述

的「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其認為，網絡社會是由 20 世紀 90 年代信

息技術革命對社會的方方面面進行重組、再結構化後的產物。在這個社會中，

個人可以利用博客、手機、進行「自組織”（self-organization）,成爲向公衆發佈

訊息的信息源，進一步打破了大衆傳媒與人際交流之間的界限，形成一種可稱

爲「大衆自傳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的新的傳播形態。師承 Castells，

邱林川（2009）對互聯網這一新的傳播模式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尤其關注

新媒體事件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意義。其對新媒體事件定義如下：

「所謂新媒體事件因此既包括建立在網絡媒體之上的「新媒體」事件，也包括

展現出以上種種新特點的「媒體事件」。它所標誌的不僅是媒體形態的變化，

不僅是媒介生態系統的擴展，而且更是媒體內容、話語權、主體性的變遷，是

網絡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和轉型。”

另外，在邱林川、陳韜文和 Dayan 的對談（2009）中，曾經討論到傳播模

式的變化對於媒體事件的影響，以及應該採用哪些理論及方法學的工具，以分

析虛擬世界裏的歷史時刻和集體記憶。Dayan 以薩達姆之死的民間創作為例，

認爲自媒体（博客、論壇等）的發展模糊了「中央”和「邊緣”的界限。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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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邊緣的博客作者能夠打亂中央電視對集體的想想，用於挑戰官方壟斷的形

象，「表明大眾可以是表演者，也可以是自己形象的創始人」。在其《超出媒

體事件》一文中，更是圍繞北京奧運提出了媒介事件的新的特定組織和接受形

式：幻想破滅、脫軌、衝突（Disenchantment, Derailment, Disruption）,用於區別

「媒介事件」。

更進一步地，Media Events in Global Age 一書彰顯了媒介事件的去邊界化

（deterritorialized），媒體事件的社會性和受衆能動性得到了充分的討論。媒介

事件因為技術的發展邁向了全球化，強調應該把「媒介事件」這一概念置於我

們將其具體情境、文本和技術進行理論化的中心地位。

至於華人學者對於新媒體事件的研究，吳世文（2014）在其綜述中總結了

華人學者在研究新媒體事件上集中的議題：新媒體事件的概念、類型、性質、

特徵，新媒體事件的生成和傳播機制、新媒體時間的傳播效果與社會影響、新

媒體事件的治理等。

例如，邱林川、陳韜文（2011）對新媒体的分類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可以

從事件組織者和操守議題上分類，也可以從事件内容看，認爲至少包括以下四

個類型（types）：（1）民族主義事件，涉及身份政治中「我們」和「他者」的

區別；（2）權益抗爭事件，強調的是社會弱勢群體在強權政治中捍衛和爭取權

益的過程，例如楊佳襲警案；（3）道德隱私事件，挑戰公域與私域的界限，例

如「豔照門」；（4）公權濫用事件，涉及公權力腐敗的曝光。另亦有鄭恩等

（2011）通過話語分析和基於公共治理視角，將新媒体事件按照話語生產類型

和敍事模式進行劃分。對新媒体事件的類型化顯然有助於分析單位的建構，但

是在這個衆生喧嘩的年代，這樣的分類又能否得到受衆的認可，換句話來説，

在受衆的印象或者記憶中這些事件所代表的意義是否能夠呼應這樣的類型學劃

分呢？

更重要的是，以上的研究面向但是還不足以形成一套有效的理论解释话语，

繼而阻礙了理论创新。新媒体事件的研究往往關注單個事件的進程和機制。个

案研究活跃，局限于解釋性，但歷時性的、超越個案的、具有理论创新意義的

整体性研究還比較缺乏難以觸及理論高度的尷尬，受到一些學者的批評（周海

燕，2014；胡百精，2014）。

新媒体事件的集體記憶

不少學者對新媒體傳播環境下的集體記憶的穩定性提出了擔憂和質疑。例

如，鑑於處於對新媒體環境下集體記憶面臨的五大風險：失存、「替代式消

亡」、價值消解、失真、碎片化，馬林青（2014）提出檔案是建構集體記憶的

重要媒介。倡議新媒體時代，檔案工作者應當擔當新媒體檔案記憶塑造者的職

責，提出建立一個中國新媒體檔案記憶平台。馬林青的觀點體現了物質載體在

集體記憶建構過程中的重要性。

胡百精（2014）認為互聯網從「當下」出發重寫了集體記憶，一方面是因

為互聯網改變了我們的時間和空間的觀念，另一方面是因為互聯網使普通人成

為集體記憶的生產者，以往研究中認為壟斷集體記憶的精英作用已經被弱化。

可惜的是，要證明上述的論點，目前國內這方面經驗性的研究比較罕見。周葆

華和陳振華（2013）通過對上海地區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發現有關「新媒体事

件」的集體記憶存在于大學生群體内，而且記憶深刻程度與記憶普遍程度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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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正相關，同時受到事件重要性和受訪者自身捲入程度的影響。進入記憶的

「新媒体事件」所發生的時閒具有明顯的「最近效應」。按照周的分類，主要

以「道德隱私」和「公權濫用」爲主。在這些研究發現的基礎上，周提出有必

要進一步探討那些因素影響了集體記憶的主體能動性，以及集體記憶的群體屬

性在新媒體事件集體記憶中的反映。再進一步，本研究亦希望追問，大眾書寫

和權力關係調整，是否必然改變集體記憶的形態、載體、建構機制和消費方式

呢？普通人是如何參與集體記憶的生產的？生產的内容又是什麽？内容的呈現

方式是怎麽樣的？如果按照 Connerton 所說的集體記憶必須經過身體實踐和紀念

儀式的操練才能得以傳播和延續，那麼在互聯網上我們的身體實踐如何得以發

生？我們進行的操練又是什麼？又或者說操演的時間和空間發生的變化會導致

什麼樣的影響？總的來說，本文希望在前文所述的「文化傳統-記憶生產者-記憶

消費者”這一框架內探討（1）在新媒體時代，當大眾有機會同時成為記憶生產

者和記憶消費者的時候，其集體記憶的形成和再現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和

差異性；（2）這些一致性和差異性反映了新媒體事件集體記憶不同於傳統媒介

事件的總體特徵，以期結合實證調查對下表進行解釋。

表一：媒介事件集體記憶和新媒體事件集體記憶特點對比

媒介事件集體記憶新媒體事件集體記憶

記憶生產者/議

程設置者

國家、精英主導大眾主導

文化傳統慣習、思維方式、原型、

範式、傳統

慣習、思維方式、原型、範式、

傳統

記憶消費者被動接受具有顛覆性

運行平台（主

要來源）

報紙、電視互聯網（BBS、博客、微博）

特徵代際化、利益相關性、群

體性

分化、非整合、失存、「替代式

消亡」、價值消解、失真、碎片

化

注：根據 Dayan （2009）； Kansteiner（2002）；Schuman&Scott, 1989；周葆華和

陳振華（2013）；馬林青（2014）整理

研究方法

本文參照 Schman 和 Scott（1989）和周葆華和陳振華（2013）的研究，從受

眾的角度展開對於新媒體事件的研究。採用滾雪球的方法尋找受訪者（詳見附

錄一），選擇標準按照不同年齡（年紀跨度從約 20 歲到 60 歲）、不同性別、

不同階層（包括大學生、工人、企業政府職工以及其他）進行非隨機抽樣。對

每位被訪者進行了大約 45 分鐘的訪談，方式包括面對面訪談和網絡通話。訪問

的問題包括：個人的互聯網使用歷史、使用習慣及其變化、印象最深刻的 3 件

新媒體事件、對所報告的新媒體事件進行回憶和敘述、所報告的新媒體事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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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的意義等等。為了避免在周葆華和陳振華（2013）的研究中出現的最近

效應，本研究在參考邱林川和陳韜文（2009）、鄭智斌（2012）基礎上，整理

了從 1994 到 2011 年的新媒體事件（如表一）。一方面，事件概覽能夠幫助受

訪者進行回憶；另一方面，事件概覽能夠在最大限度網羅曾經發生的新媒體事

件的基礎上，提高資料收集的潛在一致性，更好地尋找規律。本研究把事件定

義為「印象最深刻”，而不是「最重要」，原因在於前者可以過得更為準確和

相對客觀的記憶經驗，更便於通過受訪者回憶的細節，來考察個人是如何再現

新媒體事件記憶的。

表二：1994-2011 互聯網事件概覽

注：根據鄭智斌（2012）和陳韜文、邱林川（2009）總結得出。

研究發現

構成網民集體記憶的新媒体事件

本研究的訪談結果發現，在 20 位受訪者中，將「郭美美炫富曝紅十字會醜

聞」列於印象最深刻的 3 件新媒體事件之一的有 9 位，溫州動車事件其次，有 8

位，小悅悅事件則有 5 位提及。其餘的是「我爸是李剛」案和艷照門事件，各

有 4 位提及。從中可見，儘管本研究的樣本數量不大，給出的新媒体事件樣本

框覆蓋時間跨度長、話題涵蓋範圍大，但是受訪者報告的「印象最深刻的」三

件新媒体事件卻呈現集中的趨勢。根據這一結果，下面將根據鄭智斌（2012）

的整理，對「郭美美案」、「溫州動車事件」和「小悅悅事件」進行一定的事

件速寫和回顧，建立事實基礎。

「郭美美炫富曝紅十字會醜聞」：2011年 6月 21日，新浪微博用戶、個人

身份信息被公開認證為「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郭美美 baby」發布炫富的

帖子並被揭發，兩小時後就引起輿論反映。當晚，郭美美住大別墅、開豪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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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個人電子相冊、整容經歷等幕後信息被曝光。郭美美則回應稱，自己所在公

司與中國紅十字會有廣告業務合作關係，簡稱「紅十字商會」。此後，事件持

續發酵，包括紅十字會向公安機關報案、網站評論文章被刪除、郭美美本人被

警方帶走、高度媒體曝光、進入娛樂圈等等。

溫州動車事件：2011年 7月，當晚新浪微博上出現一條帖子：「動車到了

永嘉站竟然停滯不前了，列車員說因天氣打雷原因，暫停一下，以保安全」。

追尾前七分鐘，傢住離現場不遠的網民發出一條圖文微博：「暴雨后的動車這

是怎麽了？爬得比蝸牛還蠻……可別出啥事兒啊。」當晚數小時内，出事列車

D3115上的乘客以及當地一些網民不斷通過網絡即時發佈現場的動態、獲救過

程、現場救援、安置等信息。

小悅悅事件：2011年 10月，兩歲女童小悅悅在佛山市某五金城相機被兩

車碾壓，18名路人經過卻無異響就，最後一位拾荒者施以援手，小悅悅仍然不

治身亡，路人行為引發全國熱議。

文化傳統的的連續性遭到破壞

「當然震驚了，我們一向以為高鐵的安全係數是非常高的嘛，報紙上不都

是這樣說嗎，誰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雖然我都知道政府不會幹什麼好事，但是發生了這麼大事情，網上還爆

出來他們想掩蓋現場，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雖然以前也不怎麼相信紅十字會，但是大家都沒想到事情會那麼離譜

吧。」

「郭美美這種死不認錯還高調曝光的行為，讓我感覺非常噁心。」

在 Kansteiner（2002）那裡，文化傳統指的是在國家、民族、族群的歷史

中所形成的慣習、思維方式、原型、範式、傳統，涵義非常廣闊。本研究發現，

新媒體事件的集體回憶形成，恰恰是在文化傳統的連續性遭到破環的情況下發

生的。也就是說，能夠進入集體記憶的新媒體事件，總是帶著深刻的歷史、文

化特徵，哪怕是與之相反的，對受眾本已經內化的、連續的文化傳統造成了衝

擊和破壞。這種衝擊和破壞，並非沒有生命力，而是進而形成了一種類似「新

的文化傳統」，例如「官民對立」的思維方式、「草根文化」的形成、「人肉

搜索」的行爲實踐、公私領域的模糊、戲虐與狂歡的互聯網實踐等等。

其中一個受訪者對這幾起被提及次數最多的新媒體事件有這樣的表述：

「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公民，看新聞時每天必備的功課。所以對郭美美、李

剛門、動車事件非常深刻。歸納起來，這些事件都是發生在道德倫理和一切與

錢權威中心的社會大背景的集中體現。郭美美、李剛都是官二代、富二代，坑

爹坑官的典型和中國社會的縮影。在一個以金錢為中心的社會，毫無制約權力

的制度之下，民眾只好無奈、無術。至於動車，也是在極端權力、瘋狂貪腐出

現和處置手法的一個典型事件。罔顧國民知情權、為官帽為自己的所謂穩定。

迅速掩蓋真相的一個民眾極度不滿的時間處理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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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新媒體事件的記憶生產者？

從記憶生產者的角度來看，雖然在新媒體的話語場域中，代表「中央」的

國家和權力及其喉舌傳統媒體已經失去了陣地，但是不能忽略，有一些非傳統

意義上的「精英」在事件中所發揮的定向、定性、定點的作用。李承鵬、姚晨、

薛蠻子……這些曾經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不僅活躍在現實生活中，在互聯網

社交媒體上也發揮著類似「議程設置」的作用。他們對新媒體事件的關注和討

論會在受眾當中產生「漣漪效應」。他們對事件的定性，例如把溫州動車事件

指向政府不作為、把郭美美事件指向紅會的貪腐而不是停留在其個人的醜聞上

等等，也影響著受眾對於新媒體事件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受眾會以這些精英作

為他們定位自己新媒體事件記憶的「指南針」。

「我記得當時好像李承鵬有帶著一幫人去了動車現場那裡做救援還是報導

什麼的，印象還挺深刻的。」

「當時是這樣的，一開始開微博的時候，不是會自動推送很多那種意見領

袖嘛，任志強、李承鵬、薛蠻子什麼的，我也自動關注了。後來出了這件事

（小悅悅事件）以後，這些人都在說這個事情，才引起了我的注意。」

不過，即使受訪者在回憶其認為最深刻的新媒體事件的時候，也可能將一

宗新媒體事件的情節或者關鍵人物與另一宗新媒體事件混淆。例如把韓寒並沒

有因為在「溫州動車事件」表達自己立場而被禁言，但是有受訪者把李承鵬誤

以為是韓寒，替代到了事件中。

還有一點不能忽略的是大眾媒體在新媒體事件當中的作用，首先傳統大眾

媒體並非百分之一百缺位的。但是也不一定像 Dayan（2009）所說，「舊媒體展

現事件，新媒體作回應。兩者分工並不一定如此，反而可能是倒過來。

「前段時間郭美美不是被抓進去了嘛，央視還有播放呢，所以也還記得這號

人物。」

「我記得當時比較喜歡看一些深入的媒體報導吧，就是對紅十字會的運作

方式、還有這件事情對國內基金會的影響等等。看得比較多，反而郭美美炒作

的那些新聞我不怎麼愛看。」

與在傳統媒介的集體記憶不同，像 Lorenzo-Dus 和 Bryan（2011）研究的是

在倫敦 77 爆炸案一周年時媒體報導，像郭美美案、李剛案這類型的「公權濫用」

型新媒體事件，還有「溫州動車案」這類型雖然是災難，但是也涉及政府不作

為的新媒體事件，不僅由於其涉及的話題性質敏感，而且由於其事件時間線的

模糊性和發散性，不可能以「紀念「的形式進入媒介集體記憶的議程設置

（media memory agenda-setting），而像溫州動車事故這樣的經由新媒體傳播發酵

的現實性災難事件，又由於政治原因而很少或者不會獲得二次報導。新媒體事

件的邊界因此變得無窮無盡，「後來好像……不知道……沒有下文」是受訪者

最常見的結束語。再例如在動車這個事件上，受訪者唯一能夠回憶起來的紀念

性報導就是騰訊「活著」圖片頻道的《没有爸爸的这一年》。「爸爸消失于 723

动车事故。妈妈告诉糖糖，爸爸坐飞机去了很远的地方做生意，挣钱给宝宝买


12

玩具和漂亮衣服……糖糖抱着自己的储钱罐递给王惠，说：「妈妈买飞机接爸

爸回家。」

在其中一位受訪者的微博上有這樣的轉發：

「被遗忘的 7·23 动车事故。据温州当地报社表示，并没有打算制作回顾事故一

周年特集的计划。该报社领导说：‘虽然我们想写，但是当地政府和铁道部门

并不希望事故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央视的记者也表示：‘现在

正是即将迎来（中央领导交替的）秋季党大会的敏感时期，很难对事故进行后

续报道。」

「（錢云會）那個事情過了一年之後，我記得微博上只有少數人講起，都是當

時那班說要去實地考察的人，那是十二月底吧，聖誕節之前，微博上有人為錢

云會舉行週年祭，好像有點蠟燭的照片什麼的，也有重發當時的新聞圖片。」

大眾媒體這種後發的「議程設置令集體記憶無法通過「紀念儀式」來進行

傳承，輕易造成集體記憶的斷層，這也是為什麼新媒體事件稍縱即逝，難以形

成統化的集體記憶的原因。

記憶消費者的顛覆性

I．感官和情感記憶

感官和情感記憶是構成新媒體事件集體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感官記憶，指的

是在事件中出現的圖像和視頻對於受眾的刺激。由於記憶生產者的靈活性以及

網絡平台發布的特點，很多內容並未經過精加工，而粗加工的內容反而容易刺

激受眾的眼睛或者心理。尤其是像溫州動車事件中的「慘烈”的現場照片或者

是小悅悅事件中的「讓人揪心”的視頻，都在受訪者的敘述中被多次提及。情

感記憶，指的是受眾對事件的情感反應。通常，在傳統媒介事件中，情感總是

能夠被控制，例如對國家盛事的歡騰，或者對歷史災難的哀悼。但是在新媒體

事件中，受眾的情感是較難操控的，例如同樣是郭美美事件：

「没什么感觉。因为本来就不是很信任红十字会啊。」

「覺得很搞笑，郭美美像一個小丑。」

「當時還挺憤怒的，因為你想像我們這種打工的，多少年都賺不夠一輛豪

車的輪子……紅會竟然是這樣腐敗，覺得應該取締。」

又例如對於溫州動車事件，受訪者普遍反映的情緒是

「恐惧和害怕，担心动车的安全性。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国产的运输系统

很不放心。」

II．受眾的雙重身份

互聯網時代，精英已經不再是集體記憶的生產者、構建者和講述者。大眾

書寫成為可能。然而本研究發現，大眾書寫過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事件參與，

然而事件參與程度似乎並不影響集體記憶的形成。例如在郭美美事件上，大多

數受訪者的的參與程度並不高。


13

「我倒沒有上網轉發或評論。我自己比較傾向於法那種受關注度不夠的消息，

參與推動其成為新媒體事件，但是對於已經很轟動的新媒體是件，我覺得已經

沒有必要去評論什麼，已經有那麼多人在關注了，我又不是供職，就沒有必要

了。」

「我围观了互联网上关于此事的报道，跟同学讨论过。」

相反，在溫州動車事件和小悅悅的事件上，激發受眾發表自己意見、評論

的比率更高。「此外印象深刻的還有溫州動車事件。記得是那天晚上吧，在微博上看到

的，不再是隔空對罵，很方便找到組織，而且互動性比較強。動車那件事對於

我來說就是一個事故吧，當時我關注的人都在轉發，還有圖片什麽的，我記得

我當時情緒很激動，看見每一條都搜、評論、轉發。我有個習慣是每年回顧一

次當年發過的微博，看見很多原帖都被刪了。我覺得評論或者自己寫的一些東

西也就是給當時的自己有一种滿足的感覺吧。」

由此可見，大眾在新媒體事件中的參與程度有深淺之分，但是僅本研究結

果未發現事件參與度與集體記憶深刻程度存在因果性的聯繫。

III．相同符號的不同釋義

儘管受訪者所記憶的具體事件有集中、相似的趨勢，但是他們對事件的理解

和闡述仍然呈現了其所屬某個群體的特徵。例如來自工人階層的受訪者對同一

件新媒體事件的側重點往往呈現出其對事件中的「草根」符號的意義建構和情

感共鳴，階級主體性略有體現。

「我記得（小悅悅事件）是 11 年發生的吧，广东佛山南海广佛五金城，两

岁小女孩悦悦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和碾轧。两名路人先后路过，均对倒地的悦悦

不理睬，接着悦悦被一辆车再次碾压。之后 5 分钟往来的十余个路人无一伸援

手，直到一位拾荒阿姨陈贤妹看到后，并主动救起小悦悦。我當時主要是关注

小悦悦健康，治疗经过的进展，每天观看事件的进展，查看网络上网名对拾荒

阿姨陈贤妹赞美声音。……就是对路人行为情绪非常愤怒，对拾荒阿姨陈贤妹

非常敬佩。」

一位工人（紅別民工）針對李剛門所撰寫的散文是這樣的：

「我老爸不是龙，我老妈不是凤，他们就是老鼠，一窝一窝，繁殖了我们

兄妹四个：老黄牛、小白兔，细青蛇，胖猪仔。老黄牛小白兔长大了，辍学了，

也像老爸老妈一样在黄土地上打了几天的洞，然后我们背起铺盖，四处逃窜，

八方作案，觅食寻活路，时刻被监控在农村户口、暂住证上。我们左脸刻欠薪，

右脸刻春运，这似乎就是我们老鼠家族的印，让我们一辈子都难翻身了。

我们如果有个叫李刚的爸呢？

……

有个叫李刚的爸，我们可以去查别人暂住证，没有暂住证就给铐起来一顿毒打。

有个叫李刚的爸，我们可以在大街上拉着自己的对象飙车撞死人后大喊：我爸

是李刚。……

在中国，有李刚这个爸多好，就是有个叫李刚的干爹也行啊！

可是，我们没有，我们求着有。


14

我们这是怎么了，怎么堕落下贱无耻到这种地步了？我们不知道，也许是被查

暂住证查成精神病了，也许是被春运挤扁脑袋了，也许是被跳楼跳断良心了。

我何时有个叫李刚的爸，下辈子吗？」

「暫住證」、「春運」、「跳樓」，折射的是外來務工人這一社會群體的

集體記憶。再例如，周老虎事件只在受訪者的敘述中出現過一次，然而，與對

該事件的主流解讀（如側重於追查照片的真假）不一樣，一位工人是這樣評價

的：

「当时觉得周正龙作为一个农民很无辜，一切都在被人操控中……但是有

什么办法呢？

（我认为这件事对社会的意义）在于关注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天天的歌舞升

平掩盖不了生活的艰辛。對於我自己來說，就是開始更加的关注平常老百姓，

期待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期望媒体能站在小人物的方面说话。」

一位從事 NGO 行業的受訪者是這樣描述她郭美美事件對她的意義的：

「（通過這件事情）推动官方信息公开，官办慈善组织的透明化。这方面

至今做得还是不够，但也在改进，毕竟公众舆论压力太大了；新媒体事件是危

机也是契机，红十字会被打了，慈善会就发展起来了，民间公益组织比如壹基

金就更有机会了。」

可見，群體屬性所隱含的利益相關性會影響集體記憶在個人層面的理解重

點。討論

本文開篇提出當今中國互聯網儘管經歷了短短二十年的發展，已經邁入了

新的階段。新的發展形態似乎尚未明朗，但是正所謂「以铜为鉴，可正衣冠，

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互

聯網發展的歷史階段值得我們深入地總結和分析。過去二十年裏，尤其引起公

衆和學界同時關注的，非層出不窮的新媒體事件莫屬。以“事件”為單位，對

互聯網前二十年發展進行回顧，或許是最方便的切入點。

利用“文化傳統-記憶生產者-記憶消費者”這一集體記憶形成的運作機制

對新媒體事件集體回憶進行分析，能夠更全面、更深入地挖掘新媒体環境下集

體記憶的特點。基於分析本研究收集的數據，聚焦與集體記憶比較深刻的幾件

新媒体事件，我們可以發現新媒体事件發生在對文化傳統的衝擊基礎上，然而

受衆通過旁觀、轉發、評論或者其他形式的再創作，目睹或者親身參與了新媒

体事件的過程。新媒体事件的數量隨著時間不斷增長，為受衆參與提供了越來

越多的「操演」機會，久而久之內化成新的話語和實踐，形成了「事件時代」

特有的文化內涵。

新媒體事件的記憶生產者包括了大眾、網絡公共知識分子和傳統媒體，這

些不同的角色在新媒體事件發展的不同階段扮演著不同的覺得，直接或者間接

地決定了我們的記憶與遺忘。集體記憶的權力政治從來沒有消失殆盡，反而以

更加細微和后發的方式，在影響人們對於互聯網和新媒体事件的回憶。這一點，

對於當下中國互聯網甚至全球新媒体發展的現狀有歷史性的啓示。本研究認爲，

在擔憂互聯網帶來的群體分化和價值消解等問題的同時，我們不能忽略隨著世

界各國越來越將互聯網這一虛擬空間視爲國家主權的一部分，利用法律或者強

制性手段進行監管和控制，不能過於樂觀地認爲互聯網永遠不會陷入傳統媒體

的境地。這些問題，都值得通過進一步的分析和設計進行深入探討。


15

受眾作為新媒體事件的記憶消費者，通過他們個人層面對出現在集體記憶中

的新媒体事件進行敍述，能夠更深入了解相關集體記憶是如何形成的，其運作

機制是怎樣的。新媒体時代，受衆儘管越來越擁有雙重身份，但不代表大衆已

經完全掌握公共領域的話語權。大眾書寫過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事件參與，

然而事件參與程度似乎並不影響集體記憶的形成。受眾多樣而深刻的感官和情

感記憶，是構成新媒體事件集體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集體記憶中的群體屬性

在階層方面最為突出，利益立場影響集體記憶的解讀，體現了利益相關性的特

點。從這一點看來，新媒体的集體記憶所呈現出來的特點，並沒有完全相異與

以往針對媒介集體記憶的研究所得出的結果。

綜上所述，回歸集體記憶的經典理論，能夠更爲系統地理解新媒體事件以

及中國互聯網，值得引起學界尤其是傳播學界的持續關注。

結論

本文根據「文化傳統-記憶生產者-記憶消費者」這一從受衆出發的分析框

架，以此考察當大眾在新媒體時代有機會同時成為記憶生產者和記憶消費者的

時候，其集體記憶的形成和再現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和差異性；以及這些

一致性和差異性反映了新媒體事件集體記憶不同於傳統媒介事件的總體特徵。

通過對一組不同階層、年齡、性別的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並且對該組受訪者

在互聯網上所生產的歷史文本進行文本分析。本研究發現新媒体事件的集體回

憶，在不同階層、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社會群體中，具有一致性。表現在於

不同社會群體所記憶的單件新媒体事件趨同。但是，本研究亦發現，不同社會

群體在對同一件「印象深刻」的新媒体事件的在參與程度、具體解讀以及該事

件對於個體的意義呈現多樣性。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限於研究者的時閒和資源有限，非隨即抽樣收集的實證

數據以及用於輔助分析得文本之數量和質量恐未能達至理想，對研究問題的回

答之信度和傚度尚待提高。另外，希望未來有更多追蹤性、多角度的研究，能

夠在新媒体事件發生的過程中予以捕捉和觀察，結合受衆在新媒体事件中的互

動記錄，經歷時間的沉澱后再回顧分析所形成的記憶，相信能夠在新媒体事件

的集體記憶研究中提煉新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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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受訪者基本情況列表

編

號

姓名性

別

年

齡

職業事件

1 阿弦男 22 大學生小悅悅事件、唐駿學歷門、2014 掃黃打非淨

網事件

2 盧楠女 26 研究生溫州動車、韓白之爭、艾未未

3 林擧

永

男 57 退休干

部

高曉松醉駕、郭美美事件、艷照門

4 程文

燦

男 30 外企員

工

饅頭血案、小悅悅事件、艷照門

5 陳安

娜

女 26 NGO 從

業者

郭美美事件、溫州動車、朱令案

6 陳岳

鵬

男 38 社會工

作者

溫州動車、汶川地震、王立軍叛逃

7 魏了

了

男 28 國企職

工

三鹿奶粉、周老虎事件、唐駿學歷門

8 翟瑞男 26 電子行

業工人

小悅悅、溫州動車、郭美美

9 葉祖

藝

男 30 自由職

業者

郭美美、芙蓉姐姐、錢云會案

10 李鵬男 29 模具行

業工人

华南虎照片事件、5.8 美国战机轰炸中国驻贝

尔格莱德大使馆、李剛案

11 邱榕

蓉

女 27 博士生溫州動車、復旦黃洋案、穹頂之下

12 翁雪女 26 博士生郭美美、溫州動車、李剛案

13 梁建

忠

男 48 自由職

業

郭美美、溫州動車、李剛案


18

14 呂延

武

男 30 工人李剛、山西黑塼窯、楊佳襲警

15 林東男 29 NGO 從

業者

郭美美事件、李剛、廈門 PX

16 謝淑

英

女 32 工人小悅悅事件、廈門 PX、三鹿奶粉

17 肖茹女 44 事業單

位職工

艷照門、小悅悅事件、微博打拐

18 黃聰女 24 程序員 Google 推出中國、3Q 大戰、郭美美

19 瑪姬

君

女 22 大學生錢云會案、艷照門、微博實名制

20 林建

強

男 42 企業職

工

郭美美、溫州動車、李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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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互聯網「事件年代」 ——新媒体事件集體記憶的受眾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