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中国科学社 -...

【城市记忆】 编辑：毛雨森 美编：曹 珺校对：曹 云 组版：蒋培荣2017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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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说：“科学是一切事业之母”。张孝若对他父亲注重科学观念曾有一段叙述：“他的思想，他的计划，他的行为，没有一件不注重科学的原理， 采取科学的方法信用科学的人才。 ”事实确是如此，就拿张謇与中国科学社的关系来说，就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民国的首批官派留学生， 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 其成员多为原先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人， 或者是对辛亥革命有功人士的子弟，他们由临时稽勋局以“酬勋”的名义派遣出国留学， 这批留学生热心向学，多数成才，其中杨杏佛、宋子文、张竞生、任鸿隽、潭熙鸿、李四光等人更是咸成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在 70 多位留美学生中，有 14 人被分在康涅狄格州。 1914 年夏，他们怀抱着科学求国的理想， 首先在国外创办了一份于美国组稿、 到国内发行的向国人传播科学知识的科学杂志。 杂志的名称定为“科学”，其经费实行集资的办法，每人 5 元。 签名发起人有胡达（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杨杏佛）、任鸿隽。《科学》月刋的宗旨是“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 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刊物。 这份杂志也是最早实行横排，并使用新式标点的。

《科学》杂志发行不久，大家感到只发行一种杂志是不够的，应成立一个学会组织。 到了 1915年春，通过征求意见，草拟了章程，并于 10月表决通过，成立“中国科学社”。 这是中国第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自由集合体。 大家推举任鸿隽为社长，赵元任为书记（秘书），胡明复为会计，秉志、同仁为董事，杨杏佛为编辑部长，这几名均为发起人，并确定 1915年 10月 25日

为“中国科学社”成立纪念日。后来留美学生相继回国，《科学》

月刊也于 1917 年迁往上海， 在“五四” 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科学社” 则于 1918 年 10 月由美国迁回国内， 它是民国时期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科学社团。 科学社所倡导的“科学求国”“实业救国”，与张謇、梁启超等人的救国主张互为相通，三人先后成为科学社社员， 张謇还是科学社在国内唯一的名誉社员， 梁启超则为赞助社员，他们二人共同携手为科学社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时苦于没有会所、 办公室和实验室。 张謇十分重视该社的组织和科学社“科学与实业联姻”的宗旨及功能，热心地向江苏省当局反映做工作， 经向北京政府财政部申请， 由江苏省政府拨给南京市成贤街文德里一所官房作为社所。 先为借用， 后经张謇致函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建议将原定的“准予暂行借用，不收租金”改为“永久管业者”，借用遂定为专用。 不久，在科学社 5 万元基金募捐的活动中，张謇又大力捐助 3 千元， 帮助科学社渡过最困难的时期。1922 年 8 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立，张謇慷慨解囊，捐赠 1 万元予以支持。 当时正值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召开之际，原定广州因时局战乱，已无法按期举行。 张謇力邀科学社同仁前来南通，8 月 20 日第七次年会遂如期在通召开。 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亦曾赞助并参与科学社的活动。

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的会场设在桃坞路总商会大楼（现崇川区政府内）。梁启超、杨杏佛、马相伯、陶行知、

丁文江、竺可桢、茅以升等 38 名社员及中国文化、教育、科学各界的知名人士，军、政、工商各界来宾共三百余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是南通近代史上的一次盛会。 当时的《通海新报》对这次年会曾作过报道。

张謇在“开会辞”中，运用了当时的一些新名词，如“皇家学会”“培根”“欧美学者”“唯心唯物”等，表明了他的文化视野开阔， 对当时世界文化发展的境况很是了解。他对“秦汉而降，士尚拘虚，穷年矻矻，比迹书鱼”的陈腐之道深恶痛绝，对科学崇尚。他以经国济世为学问，以能够促进实业发展的科学为学问， 这种认识与封建士大夫完全不同。 他在“开会辞”里还主张“格物致知，相励以智，利用厚生，相程以事。假之时日，比集大成，东西一冶，同声同气。 ”说明了他能统观中西文化的长短，将各方之长熔于一炉，中西文化互相结合，以打造新的文化。这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化意识， 远非同时代的一般士人所能比及。 他在“开会辞”中高度评价“科学与地方事业关系之重要”，认为“科学愈进步，则事业愈发展”。欢迎诸位学者和来宾对南通的教育实业等各方面进行科学的指导。 梁启超则从“科学”的人改变对科学的态度，了解科学的意义和价值， 知道什么是“科学精神”。 他对中国学术界因缺乏科学精神而造成的五种不良之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大声疾呼中国两千年来由于无科学精神，思想界的内容极度贫乏，求学问的途径被严重阻塞，“长此下去， 何以图存？ ” 真诚地指出科学精神虽然来源于近代西方， 但科学不分国界， 也不分先后，只要我们不讳疾忌医，努力地追求科学， 科学同样会为中国文化添入新成分而使之大放异彩。

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送别宴会上，张謇语重心长地说：“吾人提倡科学，当注重实效，以科学方法应用实业经济之研究与社会心理之分析。 迨成效显著，人求之不遑。 执此道以提倡科学，未有不发达者。 此为吾数十年经验之结论，愿诸君由此以兴科学。 ”他认为科学故可用来制造精美昂贵之物，更可应用在大众普及方面，因为这在近代中国经济萎缩的背景环境下更为切实可行。 在张謇、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此次年会修改了科学社总章， 进行了第二次改组，调整了组织机构、方针策略，将科学研究与普及宣传结合在一起，并把通俗科学演讲作为学术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 此次年会也给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带来历史性的转机。

中国科学社为表达感激之情，以新建生物研究所作为张謇七十寿辰的贺礼，献给张謇，并致辞张謇：“本社名誉社长张季直先生，耆年硕德，利用厚生，科学昌明，群贤先导。 同仁敬献生物研究所，以志纪念。中国科学社同仁敬立。”张謇被选为董事会董事， 并被推为中国矿学会会长，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

1928 年，中国科学社定址于上海，并在全国设有分社或支会。 以后，中国科学社日益成为民间科学院， 是直至 20 世纪40 年代末中国最有影响的科学团体，为中国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科学社的社员多为科学、教育、工程及医务界人士。 除学术活动外，办有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刋》 等杂志及《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译丛》《科学史丛书》等，是出版界、尤其是科学出版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科学社的活动直至1959 年秋方告结束。

李霞，字赤中，一字静之，李方膺之子，岁贡生。生卒时间不详，大约生活在清雍正至乾隆年间。 他生得黑而丑，性格坦荡率真，“无纤芥萦怀”,为人不修边幅。李方膺在外做官，他也随父到任所。他头戴下人的帽子，身着粗布烂衫，脚下常不穿鞋袜，终日蓬头垢面。衣服像是有半年没有洗了，污秽不堪。有时要出席宴会， 家里人强行让他换上干净的新衣服，但还不到一天，身上的衣服早已满是肉汁酒渍，狼藉一片了。 看他这副尊容，人们怎么也不能相信他就是本地长官的儿子。

李霞自幼酷爱读书， 乾隆二年考中秀才并入庠。 他的学业出类拔萃，每次考试总能夺冠，因此在学堂里颇有声望。 他虽相貌黑丑，衣冠不整，但写起文章来却文思泉涌，下笔千言，持论平允，所发皆真知灼见，令人无不称奇。 他的诗风格近宋代邵雍的《伊川击壤集》。 他曾经到金陵的随园去拜谒父亲的好友袁枚。 袁枚拿出乃父晴江公画赠自己的梅花手卷请他在上面题诗。 只见李霞提起笔来，凝思片刻，一挥而就。 题诗中有一句“记得先君交两友，一子才子一梅花”，令袁枚击节称赏，深为好友李方膺后继有人而感到欣慰。 他与一班同道结成五山吟社，常在一起诗酒酬和。 某日，诗友们又相聚五山吟社，大家约定随意抽题，联手作诗。 结果拈到项羽本纪这个题目，并限用贤字韵，由李霞首唱。 只见他沉吟片刻，吟道：“百战难逃刘季厄，重瞳不识范增贤。 ”既切题，又对仗极工整，满座为之倾倒。 大家为避狗尾续貂之讥，只好搁笔了。 李霞的诗才超逸不群，久为同辈所称赏。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主管地方学政的学使仰慕李霞的文名，有意选拔他充任选贡生。 学使知道李霞很有诗才，拿出自己的诗稿请他点评。 本以为李霞会进谀辞，说些溜须拍马的奉承话，不想此公与乃父晴江公一样不肯媚事权贵，当面直截了当地对学使说： 明公的诗虽然是学苏东坡的诗风，但只得苏诗的皮毛而已，不足为观。 令学使尴尬无比，深感不快，后来果然没有让他通过拔萃科考试。

李霞出生官宦之家，祖父李玉鋐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官至正三品的福建按察使，即“臬台大人”，是主管一省司法监察邮驿的大官；父亲李方膺虽仕途坎坷，却也曾任过乐安县令、兰山县令、潜山县令、代理滁州知州、合肥县令等职，宦海浮沉二十年。 但到了李霞却无心仕途，也不事家里的生产。父亲死后，他回到北山，村舍里尚有父亲遗留下来的二百亩薄田。 他很快把田卖掉了，所得的银两拿来周济穷困的亲友。 于是，他清贫度日，箪瓢屡空，人以为忧，他却安之若素。 为了生计，他设帐授徒于乡里。 他曾自书一副楹联云：舍官即馆，分贝而贫。

李霞年幼时，父亲命他焚香祭祖。 只见他来来回回、进进出出香堂好几次，父亲不解其故，过去一看， 原来他把一束香一根一根从香堂里拿去点燃，然后再返回来插进香炉里。 他曾经有一次行走于街市上，忽然内急，举目四顾却找不到茅厕，身上也没有带手纸，没奈何竟然将屎尿屙了一裤子。 到了女儿家，女儿见老父落得如此窘境，心疼地说：爹呀，你当时为何不找个僻静的地方脱了裤子解手呢？ 他老人家一脸无奈地说：没有带擦屁股的纸呀。 女儿说：虽然如此，但总比屙在裤子里强吧。 这本是五岁小儿都明白的道理。 不料此公闻言后却哈哈大笑道：女儿呀，可惜你不是男儿身，不然有如此智慧，早登科名了。 足见他除诗书而外，对世事人情茫然无所知。

李霞还是个“吃货”，善豪饮，酒量惊人，但对于食物的粗精倒也没什么讲究。 有李方膺在场时，当着严父的面他有所忌惮， 吃起东西来斯斯文文，不敢放量。 盘中一寸长的葱要分作两口吃，每口只食其一半。 待严父退席后，他便放浪形骸，现出本来的吃相———“盈尺之鱼，一口啖之”。 有关此公的“吃货”故事，流传有以下几则趣闻：

趣闻一：一次，他将赴考场参加科考，临行前家里人为他预备了干粮———近百个炊饼，用绳子穿起来挂在脖子上，像是一串佛珠。 一路上他边走边吃，到了考场在门外徘徊等待时也不停地吃，还没等到考官报到他的名字，那近百个炊饼已经全吃光了。

趣闻二：还有一次，他与一群学子乘船到金陵赴省试，同去的人中有人带了不少盐海蜇头放在船舱里，等到第二天早晨准备拿出来食用时，却发现已经不见了。 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此公于头一天晚上睡在船舱里闲来无事，嚼吧嚼吧已经全下肚了。

趣闻三：某年，他到寺庙里礼佛进香，见庙前的庭院里晾晒着许多蜜食。 寺庙里的方丈认得他是县太爷的公子，就领着庙里的僧人热情相迎。 方丈指着院子里晾晒的蜜食说：这是我庙里的和尚自制的蜜食，公子要是不嫌粗劣何不品尝品尝呢。 等到僧人们走后，他肚子里的馋虫就作祟起来，于是，像蚕食桑叶一样一个接一个不停地往嘴里送，不一会儿的工夫就将蜜食全部一扫光了。

趣闻四：某年要过节了，夫人把供奉祖宗神位祭祀用的鸡故意不煮熟并藏起来，怕他贪吃。 不想此公患上了疟疾，卧病在床打起了半日子。 夫人看着心疼，为了给他滋补身体，于是把鸡煮熟了端进他的卧室里，笑着对他说：现在鸡煮熟了，夫君可以慢慢进补加餐了。 夫人只离开了片刻的功夫，等再回来时鸡已不见了踪影。 询问他鸡呢，此公扭捏从被子里用脚踢出一具鸡骨架，说：夫人，鸡在此也。

卷边桥镇因桥得名， 位于南通市级中心镇海门市悦来镇所辖三阳镇的廿匡河南端，该河为南北流向，老卷边桥横跨该镇普新村东西两岸，宽约 4 米，长 20多米。 说起这座桥，已有 280 余年历史。桥名因何而来，鲜为人知，因而令不少人慕名而来，一探究竟。

卷边桥始建于清乾隆未年的 1736年， 由地方乡绅和两岸百姓集资建造，时为木结构，桥下的廿匡河，是条黄金水道，其南出口为长江口的大有港，往北 4公里许是启海地区商业重镇三阳镇。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商贸物资大都依靠水路运输，经大有港往返于苏州、无锡、江西、杭

州等地的船舶往住连成长龙，卷边桥落成后， 两岸附近建起了木行、 油坊、染坊、陶瓷器店、酒坊、茶馆等，南来北往船只时有停靠，船上人员便上岸购物饮酒，因而使卷边桥一时成了热闹的乡村市镇。 当地清末官府见卷边桥如此热闹，便在卷边桥设卡收捐(税)，凡过往船只，一律交纳捐税方可通行。时间一长，过往船商无奈地说，要从大有港北桥下过，必定要在银元上卷（捐）掉一个边。捐卷音近，此桥当时无名，众人便说，这条桥就叫卷边桥吧。 久而久之，因十分贴切，卷边桥由此得名，先有桥后形成了镇， 人们习惯称卷边桥镇为卷边桥，

并一直沿用至今。民国年间， 随着公路运输业的逐渐

兴起，水上运输不再一枝独秀，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爆发，商业衰落，大有港也因长江堤岸时常倒坍而关闭， 廿匡河失去了昔日的热闹。

1957 年，廿匡河因疏浚开宽，加上木桥年久失修，部分桥板腐烂，遂由政府将此桥改建为水泥板桥， 原址现仍有木桥断桩遗留在水中。同样，卷边桥作为一个乡村小镇，其部分店铺直至上世纪 70年代仍然存在。 1976 年，因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 卷边桥从原地北移 500米，原有店铺因而拆除。1982 年，卷边桥

又重新施工，成为拱形水泥桥，桥上设有栏杆，以保护行人安全，桥上刻有卷边桥字样，后因其成为危桥而拆除。 2000 年左右再次重建，仍冠名为卷边桥，以让人们记住卷边桥的历史。

卷边桥的出名， 同所处的普新村有关，这里是原山东大学副校长陆侃如的出生地。 他与夫人冯沅君的骨灰葬于家乡三阳境内，并由有关方面建造了陵墓。 其父陆措宜，是爱国开明绅士，曾任海门、启东两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长，其于抗日战争胜利不久病逝后，陈毅同志亲笔为其书写了墓碑。 父子二代，均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积极贡献。

不拘小节的李霞□孙海雄

卷边桥镇□陈启祥

在电视柜的最底层，摆放着四五十盒卡式磁带，绝大部分是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买的。 这些年无数次搬家，失散过很多东西，但它们一直被我带在身边。

我喜欢这些磁带，一盒磁带，五颗螺丝、两大两小四个轮盘精致地镶嵌其中，一根长长的深咖色带子， 环绕在轮盘之间，玲珑而神奇。 这长方形的声音匣子，好似一本小书，可随意地拿来拿去。

那是我读初中， 手里有了一点可以自己支配的钱， 于是常到新华书店买心仪已久的磁带，一盒磁带九块八，打开那层塑料包装，轻轻揭开底封，磁带和歌词本安静地躺在里面。

我清晰地记得买的第一盘音乐磁带

是台湾歌星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在店里听着王杰的歌声，喜欢得无法自拔， 于是毫不犹豫地买回家。王杰成了我的偶像，他的专辑我都有，从《安妮》到《回家》，从《英雄泪》到《向太阳怒吼》……前些年，我的学生到我家玩， 看见这些老磁带， 不由自主地说，“没想到老师也追星。 ”是啊，我喜欢的歌星可多了，张学友、罗大佑、姜育恒、 梅艳芳、 叶倩文……还有理查德·克莱德曼，他的钢琴曲绝对是高大上的音乐，既流行又不流俗。

在这些老磁带里面， 还有一盘是自己录制的。 那是师范毕业的前夜，几个好友聚在一起，几盘空白磁带，一

个录音机，每人唱几首喜欢的歌，并录下来，然后再翻录，每人一盒，虽然是清唱，而且有很多杂音，但每当拿起来倾听，总激动万千。

最难忘的是“狸猫换太子”。 读初中时，买了录音机，说是读背英语，结果单词没记几个，歌词背得滚瓜烂熟。父母在家， 录音机里放英语磁带， 一旦父母离开，就换上流行歌曲。 后来，干脆旋开磁带盒上的螺丝， 然后把歌星带子装进英语磁带盒里，戴上耳机，拿着英语书，有模有样地“学习”。

听歌时，轧带是常发生情况，这就要拿出少有的耐心， 将乱成一团的磁带整理，抚平，归位。 发现断了就用透明胶把

断的部分连起来， 放在收录机里再听时，每当听到断裂处，歌声就中断一会，不过不影响欣赏。 作废的磁带，常常被我甩出里面的带子迎风飞舞，像是在放风筝。

一盒装帧精美的磁带， 从封面到歌纸，每一行文字，每一抹色彩，每一张照片，都与歌星的情感息息相关，都与歌曲的意境相得益彰。 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再次欣赏，依旧心潮澎湃。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卡式磁带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 更多的人听 MP3 或者更先进的音乐播放形式。但无论世事如何变化， 那些被卡式磁带渲染过的年华，那些最温馨的记忆，依然在我们生命里流转吟唱。

卡式磁带□杜健华

张謇与中国科学社□王士明

张謇像

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会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