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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社會》學報第三卷第四期
二○一五年五月 頁 33-50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試分析章學誠與道學家及古文家文
論之異同 ∗
黃淑貞1 陳美惠2 1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2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臺灣
摘要
乾嘉時期的學者對於「義理、辭章、考據」各有偏執，此時尚且
名不經傳的章學誠卻提出三者皆重，並以人身之神智、肌膚、骸骨來
比喻。本文主要在探討章學誠與道學家及古文家在文論主張的異同，
先論及其文學視野，再分別討論其與道學家、古文家在義理、辭章、
考據的相異及相同之處，得出章學誠是以學術立場的大格局來詮釋文
學，這是其眼光卓越之處，與同時期學者相較亦是較為獨特的。
關鍵詞：章學誠、文史通義、文學理論、道學家、古文家。
∗投稿日期：2014.02.25；刊登日期：2014.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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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ttempt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Between Zhang,
Xuecheng And Paleographers’ Views On
Literary Works Huang, Shu-Chen1 Chen, Mei-Hui2
1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Asia. University
2Lecture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As for three bases of literary works, i.e. “Ideological contents,
Rhetoric, and Textual research”, scholars 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
Qilong and Jiaqing all had different emphasis and opinions. At this time,
Zhang, Xuecheng, the formerly obscure scholar, advocated to pay equal
attention to all three bases and analogized the three as human body’s spirits,
skin, and bones. This study aimed at discussing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Zhang, Xuecheng and other paleographers’ views on literary
focuses. It firstly illustrated Zhang, Xuecheng and other scholars’ literary
horizons and then separately compared Zhang, Xuecheng’s views with
other Taoists and paleographers’ views on the three literary bases, i.e.
ideological content, rhetoric, and textual research respectively. The study
results showed that Zhang, Xuecheng interpreted literary works with the
whole structure of academic position. And this just revealed his remarkable
insight. Comparing to other scholars in the same period, his ideas were also
quite unique.
KEY WORDS: Zhang, Xuecheng, The General Meaning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read as “Wen Shi Tong Yi”), Literary Theory,
Taoist, Paleographer
試分析章學誠與道學家及古文家文論之異同 35
壹、 前言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紀昀開始編纂《四庫全書》，分為經、
史、子、集四部共 44類，因此以經學為範疇的漢學便成了乾嘉時期官
方推崇的主流學術，聲勢如日中天；1與當時亦以經學為治學內容的宋
學派相互頡頏，2因二者治學方式大相逕庭，故引發了漢學與宋學的爭
論。漢學家反對宋儒只是空言義理，主張以訓詁考據的方法治經考史，
重返傳統的儒家原典，當時與漢學爭奪學壇盟主寶座的是以姚鼐為代
表的桐城派，3姚鼐建構其古文理論應融合「義理、考據、辭章」，雖然
也重視義理與考據，但其主要是古文家，所以更重視辭章。
由此可以看出乾嘉學者對「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各有執著，
互不相讓，此時卻有一個名不經傳的學者章學誠，4提出「義理、辭章、
考據」三者在治學方法上均不能廢的主張。
章學誠（1738─1801年），字實齋，號少岩，原名文斅，浙江省紹
興府會稽縣人，是清代著名的史學家、思想家，集畢生精力完成《文
史通義》，然而晚年生活貧困，文稿雖完成卻無法傳世，直到死後 31
年—道光十二年（1832 年），其次子始在大梁（開封）刊行《文史通義》、
《校讎通義》，其餘著作直到 1921 年由吳興劉氏嘉業堂的負責人劉承
1 漢代立經學博士學官後，儒家經典成為漢儒研究中心。漢儒治學強調訓詁考據的方
法，與重視理氣心性之學的「宋學」不同，所以有「漢學」之稱。清乾嘉學派又稱
「樸學」，治學傾向漢學，注重訓詁考據之法，強調「凡古必真，凡漢必好」，文風
樸實簡潔，對於義理的闡發較少，此思潮鼎盛於乾隆、嘉慶年間，因此又稱「乾嘉
學派」。 2 當時有一派文人以研究宋代程頤（1033─1107 年）、朱熹（1130─1200 年）等人的
學術為主，為與漢學區別，因此稱為此學術思潮為「宋學派」。 3 中國文學史上清代著名的散文流派，由方苞（1668─1749 年）創始，劉大櫆
（1698─1779 年）承續，姚鼐（1731─1815 年）發揚光大，因三人皆安徽桐城人，
因此稱之為「桐城派」。 4 章學誠的理論並不迎合當時的社會風氣，自然不受當時的學者重視，雖然朱筠
（1729─1781 年）和畢沅（1730─1797 年）都很器重他，他也跟當時的名家邵晉涵
（1743─1796年）、戴震（1724─1777年）、錢大昕（1728─1804年）、王念孫（1744─1832年）有所往來，甚至寫文章痛罵袁枚（1716─1797年），袁枚卻視若無睹，可見他當
時名聲並不響亮，學術界知道他的人並不多，所提出的主張自然不被重視。嘉慶十
年（1805 年），唐仲冕（1753─1827 年）刻《經年經籍考》，道光初年（1820 年），
錢林（17??─18??年，嘉慶十三年（1808 年）戊辰科進士）作《文獻徵存錄》都誤
認章學誠姓「張」，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 年），其次子在開封刊印《文史通義》八
卷、《校讎通義》三卷，章學誠的名字才廣為人知。資料整理自黃錦鋐《章學誠和文
史通義》，臺北：內明出版社，1972 年，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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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5匯刊為《章氏遺書》及《外編》。
乾嘉時期以戴震為代表的「漢學」方興未艾，戴氏治學重視章句
訓詁與考據，較輕視文學的價值；主張「義理、考證、文章」同等重
要的章學誠和姚鼐，則分別以「史學」與「文學」主張和他相抗衡。
姚鼐將方苞所提出的義法：「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
充分發揚光大，6他結合了「宋儒理學（道學）」與「唐宋古文」之精華，
強調「義理、考據」的重要，卻更重視「文學」。而章學誠雖然強調「六
經皆史」的主張，但在其《文史通義》中對「文學」也非常重視，由
此看來章學誠在文學理論與當時的古文家是有共同點的，雖然章氏「以
史統文」的論點與桐城派在文學理論上產生了某些爭論，他的文學觀
點不同於道學家視文學為「玩物喪志」，但也不同於古文家的「溺於文
辭」，傾向較強烈的自娛色彩。因此本文旨在探討章學誠與道學家及古
文家文論之異同，何以後世評論章氏文學理論，皆認為章氏與同時期
學者相較是更為獨特的。7
貳、 章學誠的文學視野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首篇〈易教．上〉即開宗明義：「六經皆史
也。」8不僅批評過去的文學、史學，更提出編史的具體主張，所以後
世往往較重視他的史學成就，但深入思考何以章氏將書名定為「文史
通義」？在經學至上的乾嘉時期何不名之為《經史通義》，而且還將「文」
放在「史」之前？可見「文」的含義極重要，卻較少受到研究者關注。
章學誠生於乾嘉時期，對當時以考據為治學的主要內容很不以為
5 劉承幹（1881—1963 年），字翰怡，號貞一，浙江省吳興（今湖州）南潯鎮人，清
末民初著名藏書家。 6 王兆符《望溪文集．序》，收錄在《四部叢刊初編》，百家諸子，第 1738 冊，頁 8。參 考 中 國 哲 學 書 電 子 化 計 劃 ． 線 上 圖 書 館 ：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9095&page=8。 7 例如郭紹虞《中民國文學批評史》（台北：粹文堂，1974 年）；鄧傳龍〈章學誠「文
學」觀論析〉，（《船山學刊》4 期，2007 年）；錢志熙〈論章學誠在文學史學上的貢
獻〉，（《文學遺產》1 期，2011 年）；石明慶〈學統建構與文論之爭──章學誠與桐
城派古文理論之比較〉，（《浙江社會科學》2 期，2010 年）等。 8 章學誠〈易教．上〉，《章氏遺書》內篇卷 5（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 年），頁 90。愚按：「六經皆史」並非章學誠首先提出，其源頭可追溯到唐．王通（584─617年），
但論述比較明確為明．王守仁（1472－1529 年），其《傳習錄》言：「以事言謂之史，
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又言：「五經亦只是史，
史以明惡，示訓誡。」詳王守仁《傳習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177。
試分析章學誠與道學家及古文家文論之異同 37
然，他認為治學的目的在「明道」，考據的作用在訂正材料，證實寫作
的論點，是做學問的工夫，不是目的。甚至與當時以戴震為首的考據
學派針鋒相對。如戴震主張：「夫聖人之道在六經，不於六經求之，則
無以得聖人所求之義理。」9章學誠卻主張：「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
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10可見兩人的見解南轅
北轍，可知章氏不可能將自己的著作命名為「經史通義」，此外他除了
不認同戴震的主張外，更擔心後人混淆。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
中稱讚他︰「不屑屑於考證之學，與正統派異。其言『六經皆史』，且
極尊劉歆《七略》，與今文家異。然其所著《文史通義》，實為乾嘉後
思想解放之源泉。……書中創見類此者不可悉數，實為晚清學者開拓
心胸，非直史家之傑而已。」11
「六經皆史」是後世對章學誠《文史通義》的認識，但《文史通
義》不僅是史學理論的名著，更是一本文學理論的大作。張少康、劉
三富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下》第四節〈章學誠和阮元的文
學觀〉提到章學誠的文學理論：「一方面代表了乾、嘉時期許多學者的
文學觀念，另一方面又表現了章氏不同于一般學者的精闢見識。」12蔣
振華也認為：「後世對他的研究，普遍注目于他的史學成就。其實他的
文學思想特別是他的文章觀對清末文壇有較深的影響，學界對此卻罕
有論及。」13章學誠在三篇〈經解〉反覆解釋「六經皆史」，雖然寫「史」，
但更離不開「文」。他在〈史德〉一文也說：「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
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14又在〈古文十弊〉強調：「余論古文
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為論著，又有《文德》、《文
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然
多論古人，鮮及近世。」15根據鄧傳龍的統計
16，《文史通義》內外 8卷
9 詳《四部叢刊初編》，百家諸子，第 1763 冊，頁 4，參考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線上圖書館：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79120&page=4。 10 章學誠〈易教．上〉，《章氏遺書》內篇卷 1（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 年），頁 1。 11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水牛出版社，1981 年），頁 113─114。 12 張少康、劉三富《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 461。
13 蔣振華：〈論章學誠「以立誠為本」的文章觀〉（《中國文學研究》1 期，2005 年），
頁 16。 14 章學誠〈史德〉，《章氏遺書》內篇卷 5，頁 90。 15 章學誠〈古文十弊〉，《章氏遺書》內篇卷 2，頁 42。 16 鄧傳龍〈章學誠「文學」觀論析〉（《船山學刊》4 期，2007 年），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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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使用「文」1893次，「文辭」116次，「文章」119處，與「文」有關
的詞彙「辭章」21處，「詞章」6處，而《章氏遺書》其他篇章中則更
多。其他如〈博約〉、〈文集〉、〈篇卷〉也從不同的角度來闡述他的文
學理論，我們從章氏以大量的文字來說明「文」的意義及內容，就「量」
而言，可見「文」在他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將「文」放置在
「史」之前。由此可證章學誠不只是史學家，更是一位文學家。
參、 章學誠與道學家、古文家對「義理、考據、
辭章」詮釋之異同
一、 「義理、考據、辭章」的涵義及三分法
章學誠的文學理論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者應融合，不可
偏廢，此三者涵義究竟為何？「義理」，指當時的理學（道學）思想，
主要來自宋學；「考據」，指文章要有實據，不可以穴泛，主要來自漢
學；「辭章」，指文章要有結構，重視文字、音韻上的文學之美。這三
者對當時及後世的文學理論影響深遠，即便在今日同樣有重要意義，
「義理」要求文章要有內容，有思想，「考據」要求立論要扎實，有說
服力，「辭章」要求字句通順，架構完整，甚至要有藝術性。
論及「義理、考據、辭章」的三分法可追溯至宋．程頤：「古之學
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
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17且《朱子語類》言：「道
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18
朱子指出「道」是一切學問的根本，「文」是彰顯「道」，程頤所言的
「儒者之學」就是「義理之學」。
二、 章學誠對「義理、考據、辭章」的三合一理論
「義理、考據、辭章」是乾嘉時期學術研究的熱點，然道學家、
考據家和古文家各以自己的專長，作為立論的中心，闡述對文學創作
的看法，意見紛紜，爭論不已。章學誠不滿其各執己見，態度鮮明表
17 陳榮捷〈為學大要（為學）〉，《近思錄詳註集評》卷 2（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頁 123。 18 同前註，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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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三者應該融合為一，互相為用。他在《文史通義．詩話附錄》有這
樣的比喻：
學問成家，則發揮而為文辭，證實而為考據。比如人身，學問，
其神智也；文辭，其肌膚也；考據，其骸骨也，三者備，而後
謂之著述，著述可隨學問而各自名家，則無所謂考據家與著述
家也。19
章氏雖然力主「著述可隨學問而各自名家」，但就像人身一樣，必須「神
智、肌膚、骸骨」完美結合，缺一不可，同理「義理、辭章、考據」
三者都不能偏廢。「義理」是獨到的見解，著述的靈魂，就像人的「神
智」；「考據」是發掘搜集資料，鑑別事實真相，提供寫作真實可靠的
材料，但不能代替文章的理論思維，所以只是人的「骸骨」；「辭章」
則是著述的外在形式，借由語言文字表達，像人的「肌膚」。「靈魂」
不能脫離「骸骨」與「肌膚」存在，否則將飄浮不定，無所依歸；「骸
骨」沒有「靈魂」則少了生氣，沒了「肌膚」就徒具空架；至於「肌
膚」沒有「骸骨」將無所依附，沒有「靈魂」也只是表皮。三者缺一
不可。
如何使三者結合而不偏呢？章學誠說：
義理必須探索，名數必須考訂，文辭必須閑習，皆學也。皆求道
之資，而非可執一端謂盡道也。20
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
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遙溯之功，或可庶幾耳。21
章氏認為「義理、考據、辭章」是「明道」22必須具備的條件，都應該
受到重視，不可偏廢。其實這三者有各有其弊也有所長，若偏執一方
19 章學誠〈詩話附錄〉，《章氏遺書》內篇卷 5，頁 110。 20 章學誠〈與朱少白書〉《章氏遺書》卷 29，頁 751。 21 章學誠〈原道．下〉，《章氏遺書》，頁 27。 22 中國學術史上，歷代學者對「道」不斷賦予新的含義，使其具備非常豐富的內涵，
例如：先秦諸子「各道其所道」、唐宋古文家「文以載道」、宋明理學家「義理明道」，
清代樸學家「訓詁明道」、章學誠「以史明道」。
40《人文與社會》學報第三卷第四期
則有缺陷：
訓詁名物，將以求古聖之跡也，而侈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
選述文辭，欲以闡古聖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
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而其弊也，
則欲使人舍器言道。……學博者長於考索，侈其富於山海，豈非
道中之實積，而騖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殉之，不知博之何
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矜其豔於雲霞。豈非道體之發揮，
而擅擅於文者 ，終身苦心焦思以搆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
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
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23
如果學問、文辭、義理三者被割裂，那麼學問淵博者不知「何所取」，
文辭敏捷者不知「何所用」，談義理不知「所以然」，終而陷於空而無
當、牽強附會的境地，為此，章學誠提出「義理、博學、文章」三者
統一的標準：
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於一，庶
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24
章氏的見解與姚鼐「義理、考據、辭章」的說法頗為相似，但章氏的
理論內容實則更為充實。章氏認為三者當為本末關係，彼此雖有區別，
但又不可分割：
考訂主於學，辭章主於才，義理主於識，人當自辨其所長矣。
記性積而成學，作性擴而成才，悟性達而為識，雖童蒙可與入
德，又知斯道之不遠人矣。……主義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
主考訂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辭者，著述之立言者也。『言
之無文，行而不遠』‥‥德不虛立，即在功言之中，亦猶理不
23 章學誠〈原道．下〉，《章氏遺書》內篇卷 5，頁 27─29。 24 同前註，頁 27。
試分析章學誠與道學家及古文家文論之異同 41
虛立，即在學文二者之中也。25
「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國人文思想的重要價值，章學誠的文學理
論主張「義理、考據、辭章」與這三不朽結合起來，可見其治學的目
的。又，章氏認為開創風氣時，容易出現偏執一方的言論，但知識份
子不能隨波逐流，應該端正風氣，補救偏失的部份：
夫風氣所趨，偏而不備，而天質之良，亦曲而不全。專其一則
必緩其二，事相等也。然必欲求天質之良而深戒以趨風氣者，
固謂良知良能，其道易入，且亦趨風氣者未有不相率而入於偽
也，其所以入於偽者，毀譽重而名心亟也。故為學之要，先戒
名心；為學之方，求端於道。苟知求端於道，則專其一，緩期
二，乃是忖己之長未能兼有，必不入主而出奴也；擴而充之，
又可因此以及彼。風氣縱有迴圈，而君子之所以自樹，則固毀
譽不能傾，而盛衰之運不足為榮瘁矣，豈不卓歟！26
這是章學誠堅持「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必須合而為一的理由。
三、 章學誠文論與道學家之異同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黃宗羲（1610─1695年）、顧炎武（1613─1682
年）、王夫之（1619─1692 年），批評「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
人之實學」27的理學末流，倡導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雖然沒有在當時
激起強烈回響，卻影響了後來的章學誠。
章學誠生逢乾嘉考據盛行時期，但反對訓詁考據的脫離現實，也
不滿宋儒道學的空疏，秉持學問應該作為「所貴君子之學術，為能持
世而救偏」28的經世致用，批評「宋儒之學，自是三代以後講求誠、正、
25 章學誠〈答沈楓墀論學〉《章氏遺書》外篇卷 9，頁 190─191。 26 同前註，頁 190。 27 顧炎武〈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日知錄》卷 7，（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56 年），
頁 32。 28 章學誠〈原學．下〉，《章氏遺書》內篇卷 2，頁 29。
42《人文與社會》學報第三卷第四期
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則於學問文章、經濟事功之外，別見有所謂
道耳。以道名學，而外輕經濟事功，內輕學問文章，則守陋自是，枵
腹空談性天，無怪通儒恥言宋學矣。」29他一針見血指出道家學的弊端
捨棄「學問文章」（考據、辭章）只是空談性命（義理），不免陷於學
術末流。章學誠在〈原道．下〉曾抨擊道學家：
異端曲學，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為斯道之得失也。……
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
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
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學於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曾
子教人辭遠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夫宋儒之言，
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
見疾在臟腑，遂欲并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
章，何以異乎？……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
之，三者合於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30
在〈文理〉一文，提出更嚴峻的批判：
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
記誦為玩物喪誌，雖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
則持其誌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欲求
其達，孔、曾皆為不聞道矣。31
以「玩物喪志」及「工文害道」、「忘本逐末」如此嚴厲的字眼評論宋
儒，可見章學誠認為道學家只空談「義理」，不僅無法「明道」，更缺
乏經世致用的功能。在〈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亦言：
蓋學問之事，非以爲名，經經史緯，出入百家，途轍不同，同
29 章學誠〈家書．五〉，《章氏遺書》外篇卷 9，頁 208。 30 同註 28，頁 27。 31 章學誠〈文理〉，《章氏遺書》內篇卷 2，頁 39。
試分析章學誠與道學家及古文家文論之異同 43
期於明道也。道非必襲天人、性命、誠正、治平，如宋人之別
以道學爲名，始謂之道；文章學問，毋論偏全平奇，爲所當然
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學術無有大小，皆期於道；
若區學術於道外，而別以道學爲名，始謂之道，則是有道而無
器矣。32
認為不論是由經入手，或由史入手，目標都是要明道；道也非別立於
學術之外，批評道學家這種「以道名學」是「有道而無器」。章學誠所
謂的「道」並非道學家所謂的「道」，〈原道．上〉：
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33
郭紹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評論這段話：「『所以然』是先起的，是
出於眾人不知其然而然的。『當然』是後起的，是出於聖人有所見而不
得不然的。他以三人居室為喻：分工合作即是道，聖人見其然從而名
之，指出他當然的關係，那已是後起的事。至於再從這些當然的關係，
從而敘述之，說明之，那更是後起的事。而這些述說的話，還不能說
是託於空言；至於再從這些可以指名的道，從而闡說之，發揮之，完
全成為形上的傾向，那更是後起的事。實齋之所謂道，即是從這三人
居室上體會來的。用現代的話，實在即是所謂的文化。以文化為道，
所以以集大成者為周公，而不是孔子。以文化為道，所以以為六皆史，
而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他對於孔子所述的六經，猶且以為皆先王之
政典，則當然與宋儒以六經載道之書，而發揮義理不同。」34漢唐諸儒
求「道」必於《六經》，唐宋以後，理學興起，學者探究《六經》的義
理和孔子的微言大義，卻離開具體的歷史事實，企圖以超越特定時代
和具體事物而永恆存在的「道」來詮釋「道」。其實，孔子並沒有脫離
事實來談論空泛的「道」，因此章學誠指出：
32 章學誠〈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章氏遺書》外篇卷 9，頁 187─188。 33 章學誠〈原道．上〉，《章氏遺書》內篇卷 2，頁 23。 34 郭紹虞《中民國文學批評史》（臺北：粹文堂，1974 年），頁 481─482。
44《人文與社會》學報第三卷第四期
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
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而儒家者流，
守其六籍，以為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
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
不可與言夫道矣。35
宋明理學僅將《六經》視為載道之書，以為上古聖人之「道」超然於
人類社會而獨立存在，是求「道」的自我局限，終不免陷於困境。
又，章學誠〈與邵二雲論學〉談論宋儒不認同韓愈所提倡的「因
文見道」與「文以載道」的謬見：
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誦法聖人之言，以謂聖
人別有一道，在我輩日用事為之外耳。故宋人譏韓昌黎氏，以
謂因文見道，不知韓子未至於孔、孟者，義方敬直之功，存心
養性之學，不能無間然耳。若以因文見道為韓子之弊，是離學
問文章以言道，恐韓子所不屑也。36
在章學誠看來，韓愈提倡的「因文見道」或「文以載道」在學理上能
否成立並非重點，關鍵在「因文見道或載道」能否明「道」。他在〈言
公．中〉一文中說：
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欲其良也。弓矢
可以禦寇，亦可以為寇，非關弓矢之良與不良也。文可以明道，
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然則徒善文辭，而無
當於道，譬彼舟車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適燕與粵，未可知也。
文章既然可以使「道」彰顯，也可以讓「道」隱晦，全在於作者如何
運用。由此可見，章學誠批評宋儒不探究「文可以明道，亦可以隱道」
的問題，反而從學理反對韓愈「因文見道」、「文以載道」的觀念，非
35 章學誠〈原道．中〉《章氏遺書》，頁 24─25。 36 章學誠〈文理〉，《章氏遺書》外篇卷 9，頁 180。
試分析章學誠與道學家及古文家文論之異同 45
但無法指出韓愈的錯誤，反而暴露自己貧乏的內容。
章學誠極力反對道學家「義理明道」的空泛觀念分割「道器合一」
的關係，離開具體的事物而言「道」，只是抽象空洞的「道」，對學術
與社會價值不大，不僅沒有實用價值，也無法達到對「道」的正確認
識。其實章氏並不反對「天人性命之學」，但認為不能「空言義理」，
而是應該將性命之學與現實人事結合起來，不是談論一些毫無邊際的
空泛言論。
章學誠雖然反對道學家，但並沒有一味駁其內容，他肯定：「宋儒
之學，自是三代以後講求誠、正、治、平正路」，雖然「宋學流弊，誠
如前人所譏；今日之患，又坐宋學太不講也。」但仍然告誡諸子：「爾
輩此時講求文辭，亦不宜略去宋學。但不可墮入理障，蹈前人之流弊
耳。《五子遺書》、諸家《語錄》，其中精言名理，可以補經傳之缺，而
意義亦警如周、秦諸子者，往往有之。」37可見，他要講的宋學應是去
其流弊之後的誠意正心之學。章氏能以客觀公允的態度面對不同主張
的學術，誠屬可貴。
四、 章學誠文論與古文家之異同
《文史通義．史釋》：「道不可以空詮，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
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為著作，
而文為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38正因為章學誠反對空理，所以文
學理論與當時的漢學、宋學不同，也因為他不贊成空言，所以與當時
古文家的觀點也不同，他將論文分為「著述之文」與「文人之文」二
者，他是站在這種觀點使「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合一。
章氏要求文章必須以「明道」為目的，以「學問」為基礎，〈答問〉
將天下文章分為「著述之文」與「文人之文」：
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
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玉佩，彼
行禮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
37 章學誠〈家書．五〉，《章氏遺書》外篇卷 9，頁 208。 38 章學誠〈史釋〉，《章氏遺書》內篇卷 5，頁 91─92。
46《人文與社會》學報第三卷第四期
禮，惟藉制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為己制，則人皆以為
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
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39
「著述之文」與「文人之文」之所以「不可同日語」，就是因為前者是
「有所得而發於辭」，後者則是沒有真正了解，只是「不得以發於辭」，
明顯地貶斥「文人之人」。章氏身為史學家，確實有「揚史抑文」的意
味，反對只追求文章形式之美，卻不重視內容。〈文理〉強調：「夫立
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為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為炳炳
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40「言之有物」是指文章要有內
涵，而不是只有詞句的美而已。
「言之有物」與方苞提倡的「言之與物」與「言之有序」相似，〈答
沈楓墀論學〉：「今之宜急務者古文辭也。」41與古文家一樣急於提倡古
文辭。〈文理〉：「求自得於學問，固為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為
學之發揮。」42因此可知章學誠的文學理論和古文家相近。但對於古文
的態度，有不同的見解，他認為：「古者稱字為文，稱文為辭。辭之美
者可加以文，言語成章，亦謂之辭。口耳竹帛，初無殊別。」文章本
來沒有「古文」這種體裁，名稱也是後來才有的。所以「凡著述當稱
文辭，不當稱古文，然以時文相形，不妨因時稱之。」43章氏認為著述
應當稱為「文辭」，不是「古文」，之所以稱為「古文」是因為和當時
的文章相較。又說：
文緣質而得名，古以時而殊號。自六代以前，辭有華樸，體有
奇偶，統命為文，無分今古。自制有科目之別，士有應舉之文，
制必隨時，體須合格，……自後文無定品，俳偶即是從時，學
有專長，單行遂名為古。古文之目，異於古所云矣。44
39 章學誠〈答問〉，《章氏遺書》內篇卷 6，頁 111。 40 章學誠〈文理〉，《章氏遺書》內篇卷 2，頁 39。 41 章學誠〈答沈楓墀論學〉，《章氏遺書》外篇卷 9，頁 191。 42 同註 41，頁 46。 43 章學誠〈雜說．下〉，《章氏遺書》內篇卷 9，頁 212。 44 同前註，頁 212。
試分析章學誠與道學家及古文家文論之異同 47
這種說法有「駢散合一」的傾向，其實從《文史通義》一書看來，不
僅文辭夾雜駢麗，而且喜歡寫長排，章氏認為寫作文章應該不拘形貌，
先去掉一種執而不化的古文體裁認知，然後才能明白真正的古文辭，
對他而言，後世所稱的古文之所以不能稱為古文，因為不是「古文」
的真意義。
古文運動的始祖韓愈（768─824 年）最重要的文學主張就是提倡
古文，反對駢文。韓愈是因為愛好古道而提倡古文，他所謂的古道指
的是儒家傳統之道，所謂的古文就是先秦兩漢通行的散體文，如〈答
陳生書〉：「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送陳秀才彤序〉：「學
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答李秀才書〉：「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
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題歐陽生哀辭後〉：「愈之為古文，豈
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
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韓愈大力提倡古文，反對駢文，對當
時的文風，具有重大的意義；其在「學道」與「好文」之間，著重點
在於「文」，後來的古文家歐陽修（1007─1072 年）、蘇軾（1037─1101
年）等人都採取和他大致相同的態度。
以歐陽修〈答吳充秀才書〉為例：
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
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
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
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聖
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自至也。故孟子皇皇
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
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
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
「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說明了「道」與「文」的關係，此「道」
指的是文章的「內容」，「文」指的是文章的「形式」，歐陽修輕視那些
以文士自居，自滿足於華麗辭藻，卻言不及義，只是追求形式的文學
家，章學誠的文學則主張駢散夾雜，和古文家主張樸實的文風有著明
48《人文與社會》學報第三卷第四期
顯的不同。
肆、 結論
章學誠生於乾嘉考據學盛行的時代，一般的學者均埋首於繁瑣的
章句訓詁，他不以為然，認為文章應該以「經世致用」為目標，〈說林〉
一文說：
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如醫師之藥石偏枯，亦視世之寡有者而
已矣。以學問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猶既飽而進粱肉，既煖而增
狐貉也。45
他將寫作文章比喻為「求世藥石」，這和「怡情養性」的純文學觀點當
然不合，也背離當時的文壇主流，作品自然不被青睞，他仍然堅持己
見，不隨波逐流。在〈題壬癸尺牘〉中承認自己「性好持論，貴識大
體，不欲求工於文字語言，以為末務」46又言自身的學問「逆於時趨」，
思想不為時人稱許，但在逆境中仍然做自己，即使去世後相當長的一
段時間沒沒無聞，直到日本內藤湖南出版《章實齋先生年譜》後，胡
適也出版《章實齋年譜》，加以梁啟超高度評價章學誠在史學與方志學
的成就，才漸漸被後世學者關注。
章學誠的文論主張較趨近古文家，但較傾向「駢散合一」的表現
形式；雖反對道學家義理明道的空泛，卻也肯定宋儒誠意正心之學。「義
理、考據、辭章」對於寫作文章的重要性，以今日眼光來看，確實缺
一不可，如同在〈詩話附錄〉所言：「學問成家，則發揮而為文辭，證
實而為考據。比如人身，學問，其神智也；文辭，其肌膚也；考據，
其骸骨也，三者備，而後謂之著述。」47二百多年前即有這種眼光識見，
誠屬創新卓越，因此錢穆說：「講歷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處，他不站在
史學立場來講史學，而是站在整個的學術史立場來講史學，這是我們
應該特別注意的。也等於章實齋講文學，他也並不是站在文學立場來
45 章學誠〈說林〉，《章氏遺書》內篇卷 4，頁 77。 46 章學誠〈題壬癸尺牘〉，《章氏遺書》外篇卷 29，頁 727。 47 章學誠〈詩話附錄〉，《章氏遺書》內篇卷 5，頁 110。
試分析章學誠與道學家及古文家文論之異同 49
講文學，而是站在一個更大的學術立場來講文學。這是章實齋之眼光
卓特處。」48吾輩亦如此認為。
伍、 徵引資料
一、 專書部分（依姓氏筆劃排列）
1. 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1993
年。
2. 朱敬武《章學誠的歷史文化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
3.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
4. 胡楚生《清代學術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局，1993年。
5.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水牛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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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臺北：水牛出版社，2005年。
8. 張少康、劉三富《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下），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1995年。
9. 張健《明清文學批評》，臺北：國家出版社，1983年。
10. 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
11. 章學誠《章氏遺書》，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年。
12. 黃保真、成復旺、蔡鍾翔《中國文學理論史》，臺北：洪葉文化出
版社，1994年。
13. 黃錦鋐《章學誠和文史通義》，臺北：內明出版社，1972年
14.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粹文堂，1974年。
15. 葉楚傖《中國文學批評論文集》，臺北：正中書局，1991年。
16.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臺北：三民書局，2002年。
17. 顧炎武《日知錄》，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56年。
二、 期刊論文（依姓氏筆劃排列）
1. 王敏〈文以載道──淺析《文史通義》之文〉，《安徽文學》11期，
48〈從黃全兩學案講到章實齋文史通義〉，台北：三民書局，2002 年，頁 279。
50《人文與社會》學報第三卷第四期
2009年。
2. 石明慶〈學統建構與文論之爭─章學誠與桐誠派古文理論之比較〉，
《浙江社會科學》2期，2010年。
3. 何寄澎〈朱子對北宋古文六家的批評〉，《幼獅學誌》18卷 3期，
1985年。
4. 呂霈霞〈章學誠的文學觀〉，《修平人文社會學報》3期，2004年。
5. 胡賢林〈論乾嘉漢學與文學的同構〉，《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
科學版）10卷 5期，2011年 10月。
6. 張春田、孔健〈關于章學誠的古文創作理念──兼論章學誠對袁
枚的批評〉，《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1期，2011年 3月。
7. 張春田、孔健〈章學誠的著述之文與學問秩序〉，《船山學刊》3期，
2011年。
8. 鄧傳龍〈章學誠「文學」觀論析〉，《船山學刊》4期，2007年。
9. 錢志熙〈論章學誠在文學史學上的貢獻〉，《文學遺產》1期，2011
年。
10. 蔣振華〈論章學誠「以立誠為本」的文章觀〉，《中國文學研究》1
期，2005年。
三、 電子資料
1.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zh。
